1949年，正当全国人民陶醉于被解放的喜悦中时，父亲失业了。他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禄米仓被服厂，变卖了自行车等家当，带着一家四口回到了京东老家，成为第一批工转农的先驱者。
父亲从14岁到北京学徒，到了快五十岁的时候，对农活早已生疏。虽然村西有几亩自家的田地，可是他用赊账的办法买了500斤粪肥。没想到粪是假的。于是除了颗粒无收，还背了一身债。一家人陷入了贫困与饥饿的危机。大我几岁的姐姐和快到五岁的我天天吃糠咽菜，骨瘦如柴，品尝了第一次人生的洗礼。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这时父亲的右膝生疮，疮口圆形，直径约一厘米，露出了鲜红的血骨。于是他只能天天坐在炕头，闷闷不乐。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我算过命，命里注定，61岁是我的槛儿。”我那时已经知道，所谓槛儿就是大人遭遇大难甚至死亡的年头。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担忧。父亲到了61岁，我可怎么办呢？当我学会了简单的心算后，还推断出我那时刚刚19岁，还未成人。
长大了上学读书， 忙于作业，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再加上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对父亲槛儿年的担忧慢慢地淡化了。
历史进程表明，61岁不是父亲的槛儿年。不过在他接近61岁的时候，得了一种饿病。每天食不果腹，饿得难受。要是有钱把牙齿换成金刚石的话，连砖头瓦片都想啃上几口，哪儿还顾得上肠胃的后处理工艺流程。但这还算不上他老人家的槛儿，因为全国六亿人口，除了官宦人家，都在挨饿。父亲62岁的时候，我上了大学，才深深地吐了一口长气。父亲的槛儿总算迈过去了。他还会继续跟我们生活奋斗在一起。尽管日子贫寒，经济拮据，一家四口在一起生活，相互关照。那就是穷人所能追求的最大的幸福和温暖了。
父亲后来患上半身不遂，但在母亲的照料下，又继续活了10年，直到76岁。他不但熬到我大学毕业，还看到这个老生的儿子娶妻生子，一家人红红火火，乐在其中。跟三年饥饿时期相比，也算过上了饱暖的日子。
时光荏苒。没想到我走进了70岁以后，槛儿年的概念又浮上我的心头，这回轮到我自己了。那就是人们常说的，73和84 是老年人难于通过的槛儿。唯物主义的我到了槛儿年临近的时候，却又变成了唯心。
于是我忧心忡忡地迈进了2017年。开始的时候还好。三月里，我还花了几天的时间，把房子夹道上的小棚子重建加固。那年早春雨水多，把小棚子右边的两根立柱冲歪了。这是我按工民建专业水准设计制造的凉棚。竣工快两年了，它依旧像富丽堂皇的人大会堂那样，巍然屹立。
那年热浪来的也早，4月中，酷热的天气就通知我们：“Hi，folks, 该开空调了！”没想到空调成了通风，有风无冷。我预感到空调出问题了。找了一家修理店，经过仔细检查。他发现热交换器坏了，佛利昂已经漏光。业内人士把它叫做COIL。
他很快送来了估价，2200$。我原以为换个电阻或者焊一根导线，花几百块钱了事。没想到要价超过了我们一个月的社会保险收入。这个不小的打击让我感到惊愕。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首先考虑到warrantee。房子建了不到五年，或许建筑公司还有担保。公司说，他们担保建筑问题10年，其余一年。但空调机公司会有5年的零件的更换，不包括人工。技术员又建议干脆放弃零件的替换，直接买个新的。这样又会有新的5年担保。
看来这2200块钱全得自己掏腰包了。这下子我急出了一股心火，心火又触发了晕眩。即身体稍微移动，或者走路时头一偏，就会感到一阵dizzy。这加利福尼亚可真厉害，除了墨西哥店的菜蔬，什么都贵。想当初，在弗吉尼亚，我们换整个一套空调系统才花了2000挂零。可是沙漠地区的百度炎夏又警告我们，您可不能没有空调哇。于是我和老伴跺着脚，咬着牙，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这2200块钱咱们花了。
我从网上得知，晕眩可能是histamin 导致。于是每天服用一片含有antihistamin的OTC药物meclizen。几天后，晕眩稍有减缓，但又引发了insomnia，即失眠。我只好去看家庭医生，讨要我原先在弗吉尼亚大学用过的zolpidem。大夫拒绝，他只给我开了替代品trazodone。我使用了几天，对睡眠帮助不大，反倒让我每天昏昏沉沉。
我只好换个大夫，继续争取zolpidem。也遭到这个大夫的反对。她还说，凯瑟•泼曼嫩提公司不允许65岁以上的病人使用zolpidem。她给我开了mirtazapine (remeron)的药方。试了几天，睡眠有所好转。白天也不那么昏沉了。
忽然一阵无情棒的袭击让我开始预感到槛儿年的厉害，它会让你即使不死，也要难受好些日子。接着，我的后脖梗又长了一个脓疮。我每天用酒精擦拭，希冀自愈。可脓疮继续长大。我不得不停止游泳，怕万一被感染。
如果脓疮长在其他部位，我就将就了。忍上十天半月，兴许就好了。老伴说：“你长的这叫砍头疮，还是去瞧瞧吧。”
大夫为我动了手术，把脓包剪开，放出脓水，还打了麻药。他说三天后到医院换药一次，大约需要一周才能痊愈。痊愈以前，不能下水。没想到由于糖尿病的原因，伤口耗时四周才开始愈合。我每周都要去医院检查两次。这是护士换药时为我留下的脓疮小照。那时已经接近痊愈。
脓疮愈合不久，右膝开始疼痛，一痛就是几天。每隔两周，就要发作一次。疼得厉害时，上炕下炕都很困难。每天早晨的散步和下午的游泳都得暂停。考虑到十一回国度假时，我不能每天都呆在旅馆。于是又去求助于大夫。他让我做完X光照相后，告诉我这是轻度关节炎。他在膝盖上打了一针，大概就是国内常说的封闭。针剂很有效，我又开始了散步和游泳。槛儿年又一次考验我生存的意志，又度过了一关。
在槛儿年添乱的还有即将过期的执照。尽管我开车小心，没得过ticket，但由于年龄关系，我必须到DMV通过笔试和视力检查。槛儿年竞技状态的不佳警告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准备。于是我提前一个多月，把搜集到的考驾照的例题和小册子读了多次。把通不过的题目反复练习。考试前一天的晚上， 还特地吃了一片mirtazapine。怕万一失眠。
加州移民多，来DMV的办事的队伍老长老长。我为了保持体力，让老伴排队，我在旁边歇着。等了半个小时，还不见希望。于是我赶到队头，跟服务员说：“同志，我有点晕，能不能进去休息”服务员很随和，说：“我把你当成handicap处理，可以优先申请。”我又到队尾叫回老伴，按中国话说，加了个塞儿。但经过了官方的许可。
在DMV等待时，还晕了两三次。还好视力和笔试都通过了。18道题只错了一道。考官允许错三道。我估计是那道题答错了。即车子在高速公路出了毛病，停在路边。你要在车里等候，还是到车外边。我喜欢自在，选择了外边。以往考完试，可以把试卷留下。加州新政策不许把考卷带回家。走出DMV，已经11点多，我轻松地吐了口气。按说，下了那么大的功夫，18道题理应全对。但加州的考题悠忽变换，常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好几个题都不在复习材料上。
睡觉问题解决了，膝盖不疼了，驾照也更换了。下一步就是准备回国探亲了。还好在启程前，我的健康状况又被调试到良好的级别。我满以为槛儿年的磨难就此别过，我可以轻松地拥抱新的生活了。没想到，事与愿违。在北京的两周里，头晕越发严重。按小学操行评语的优良中差劣五等，我从良一下子退回到劣。
原因很简单，我对自己的健康过于乐观，参加的活动太多，成天处于兴奋状态，积劳成疾。其间，我拜访和看望了四位朋友。最远的在燕郊，最高的要走上西直门大街的行人桥。此外， 参加了高能所同学的聚会，参加了两次高中同学的聚会，参加了三次清华老炮群的聚会。加在一起，就是十次活动。算上跟家人在一起的餐会，几乎每天活动一次。
不到一个星期，头晕又来困扰我。身子稍稍一动，目光轻轻一转，就感到一股泔水似的液体上冲到头部，顿感晕厥。严重时，在淋浴的几分钟里，就要发作几回。每次持续一两分钟。可是后期的活动都已安排好，隔几年才回来一次，我舍不得放弃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朋友久别重逢的机会。聚会坚持了，但头晕也严重了。
一位高中同学告诉我，这可能是耳石症。我上网查了一下，英语叫otolith。有时会不治自愈，有时需要理疗。我当然寄希望于前者。返回美国的时候，脉冲式的耳石症几乎变成连续型。不停地骚扰我。以至于在海关或飞机上糊里糊涂地把一个钱包丢了。
从北京回来后，我发现槛儿年还没结束。耳石症继续作怪。到了2019年后，还迟迟不去。于是我从家庭医生转到耳科，又从耳科转到理疗。理疗师经过测试，发现我的耳石症已经不那么严重。不需要搬动头部的强力矫正。只需做几套她教给我的体操。
我坚持做了几个月的颈部和头部体操，耳石症终于离去。到了2018年5月，健康恢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当然与十年前相比，还是弱了许多。毕竟年龄不饶人，总的趋势恐怕很难扭转了。
困扰我一年多的槛儿年过去了，生活也轻松多了。两年前的唯心又回到了唯物。我不认为前一年身体的不适是因为槛儿年造成的。那乃是我机体自身问题的爆发。这种爆发和73岁不过是一种巧合，或说偶然符合。如果槛儿年因果论是真的，为什么别人不会有这样的遭遇。他们很轻松愉快地度过了73岁那年。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少人没到槛儿年就匆忙离去。因此槛儿年的说法值得怀疑。
相声泰斗马三立老师教导我们说，人们看重73和84，那是因为孔圣人活了73年，亚圣孟子活了84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们以圣人为榜样，学习他们的高风亮节，也把他们的年龄当成了标度。加之古代医疗条件落后，没有有效降压、降血糖、降脂肪的药物，也没有CT、核磁共振、正电子湮灭等诊断设备。人活到70岁已经为数不多。故而有“人生70古来稀”之说。
如今，90岁甚至100岁的老人比比皆是，他们把73和84 的槛儿远远地抛到身后。所以，奉劝那些年轻的朋友不必担心槛儿年，因而造成人为的心里障碍。我底子不好，一因先天基因差，二因三年饥饿。迈过了73的槛儿对我来说已是侥幸，不敢奢望下一个槛儿了。
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尽管一步步向那个方向逼近，我们还是要保持内心的平静。过好现有的每一天，远离忧虑。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健康的心态。或许，这样的人生才更有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