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一次dilemma
1988年毕业后，本来我打算回国就业。此时导师申请到一笔SDI的课题经费，通过重离子聚变释放的光子来探讨伽玛射线激光的可能。他和罗切斯特大学的高夫教授是这一课题的共同PI，主要研究员。罗切斯特大学有个核结构实验室，内有一台名为皇帝（Emperor）的重离子加速器，MP Tandem。每次试验，我都从湾区飞到罗切斯特，停留大约两周。通过这个项目，我在毕业论文中核子散射的基础上，又学到了有关重离子的实验知识。
骑马挎枪走天下，不管到哪里去做试验，总要解决吃和住的问题。虽然当时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七八年，但我的饮食习惯尚未改变。每到一个新地方，我的第一选择还是找个中餐馆。罗切斯特地方不大，说得过去的华人餐馆有五六家，比如北京园、杨氏饭馆、华兴和香港酒家等。吃了一遭以后，经过比较鉴别，觉得香港酒家更适合我的口味，价钱也相差不多。
有一天我去香港酒家去吃晚饭，认识了一位姓张的上海青年，大约30岁左右，个头不高，肤色稍黑，身体健壮。他在饭馆作服务员，waiter。一双黑色的眼珠盯着我这位东方的来客，他好奇地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北京。虽然一京一沪，一北一南，攀不上老乡，但是利用上菜的片刻，也三言两语亲热地交谈起来。我说：“我是1981年经过李政道先生的大船来学物理的，不久前刚刚毕业。需要经常来这里做实验。”
小张说他在这个大学就读音乐系，黑管专业。这个科目不像物理，拿不到助教（TA）或助研（RA）的津贴，必须在晚上打工，才能交付学费并养活自己。听罢，一种对没有资助的自费生的尊重和同情在我心中油然产生。他们白天上课，晚上打工，依靠微薄的工钱和小费去完成几年的学业。这是一条多么艰辛的求学之路呀。
又有一天，我去香港酒家去吃晚饭。在指定的桌旁就坐后，一位年轻纤弱的姑娘，也在30岁左右，走过来给我送上菜谱（menu）。几分钟后我开始点菜。她问我是不是姓王，来自北京。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她说：“他是吹黑管的那位小张的妻子，在这里学商科。”我说：“小张呢？”她说：“他今天到北京园打工去了。我们两个在这里轮换。”
张夫人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炯炯有神。从她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大上海人的精明干练。那天晚上托盘子的时候，她的身形稍微有摇曳之状。她似乎猜出了我脑中闪现的问题，轻轻一笑，对我说：“这两天拉肚子，体力不支。”闹肚子也不请病假，轻伤不下火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如果在自己的祖国，她一定会评上劳模，起码也是三八红旗手。出于对同胞的同情与敬重，虽然我也不富裕，每次饭后我都会把小费增加几个百分点。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到香港酒家，我都会遇到小张或他的夫人。直到一天晚上，张夫人在给我上菜的时候，顺手带来一瓶荷兰啤酒汉尼肯。她把啤酒倒在杯子里，我还以为她听错了我点的东西。然而一瓶啤酒价值两块多钱，我还付得起，故而也没介意。饭后我拿着帐单到柜台付款时发现了问题，单据上没有啤酒这一项。小时候常听父亲讲颜回的故事，外财不付命穷人，于是无形中养成不无端接受别人钱财的习惯。未假思索，指着账单，我对正在柜台值班的经理随口说：“还有一瓶啤酒没算。”经理马上叫来小张的妻子，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她一时有点支支吾吾，于仓惶间搪塞了一句：“我还以为他从酒吧带过来的。”
后面的事我就不得而知了。出门开车上路，我开始觉得后悔，隐约感到一种出卖朋友的内疚。如果经理因为这件小事给她个留店察看或者把她辞退，那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结局。他们夫妻两个太需要这个工作了。我开始觉得对不住她。于是默默地祷告，但愿这件事不会影响她的打工生涯。然而，我再也没有勇气去香港酒家用膳了，无论她留了下来还是转到了别处。
美国有个单词，叫dilemma，意思是进退维谷。我那天碰到的这件小事算得上是dilemma 了。我要是不提啤酒的事，沾了饭店的便宜，心理不平衡；我要是报了这瓶啤酒，那位女青年兴许会受到伤害。多年来每想到此事，我总觉着左右为难。直到后来电视剧看多了，才领会了一句成语的真谛，“两害权衡取其轻。”一瓶啤酒对一个饭馆来说微不足道，我即使占了一次便宜，以后多来几次也能找到弥补的机会。然而如果我要愚顽不化坚持要付酒钱，很可能会伤害到那位辛勤打工对我友善相待的同胞。
时光荏苒，转瞬这件小事过去２８年了，也许小张正在某个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单簧管，他的夫人可能在某大公司做了营销总监，然而我心中一直放不下这一永久的遗憾。处事呆板欠周全，思想简单，不能经过权衡利弊缜密思考后再作决断，这是我的固有（Intrinsic）缺点。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处事老练左右逢源对一个理工科训练出的呆子来说，比解微分方程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