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外实习的日子
1973年8月底，在北安河劳动锻炼结束后，我们按照军代表惠宪均的要求，在清华的一个建筑工地当了一个月的小工，每天都要跟和泥运砖打交道。10月份我回到工物系的210教研组。不久支部书记刘桂林向我转达了516专案组对我的结论，属一般错误，不入档案。从此我失去了一个背了两年多的政治包袱，但是精神上已被彻底摧毁，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
70年夏季入学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毕业设计的阶段，教研组派我和学生一起到原子能研究所（401 ）。参加毕业实践的有20几个人，分布于 2室、7室、13室、16室 和技安室。大部分时间我都在2室的中子组，参与用锰浴法测量中子通量的工作。中子组组长勾成是共产党员，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参加这个项目的有两个学生，农民学员黄成才和海军学员王金林。
401所隶属二机部和科学院，建于20世纪50年代，属于保密单位。地处北京西郊房山县，在阎村和良乡之间。职工们周末集体进城回家，有班车接送，集合地点在前门20路车站附近。历任所长有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等，他们都是核物理学界德高望重的元老。401所分厂区和生活区两部分，相距20几分钟的路程，上下班需要步行或骑脚踏车。厂区大门有解放军站岗，检查证件。
401所分为三个部门，物理部、化学部和技术部，下分10几个研究室。101 室有座1 万千瓦重水核反应堆，承担着科研、同位素活化和种子改良等任务。堆芯热中子通量约10万亿中子每秒每平方厘米。401所有台回旋加速器和一个范德格拉夫加速器，可以提供几兆电子伏（MeV）的带电粒子供实验研究。技术安全室侧重致电离辐射的监测与防护，室主任潘自强先生在该领域享有盛名。13室搞核电子学，2室和7室从事核物理实验。16室搞放射性处理及微弱放射性的测量。
在401所的几个月里，我和黄成才、王金林一起获取锰浴法测量中子通量的实验数据。由于我是教师，故而有机会到其它各室走走看看，还可以到图书馆阅读技术刊物。故而学到不少在清华大学得不到的东西，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
我对中子活化分析很感兴趣。基本原理很简单，把一个核质量是A的稳定同位素放到反应堆的孔道里接受热中子的照射，原子核会俘获一个热中子，成为质量是A+1 的同位素核。这个原子核因为多了一个中子，从而变得不稳定。它会通过贝塔衰变到原子序数为Z+1的核素，子核在退激时又会释放伽马射线。测量衰变中的伽玛射线能谱就能标识这个质量为A的核素的存在以及数量。
这个技术叫热中子活化分析，它对于工业、农业、医学及考古都有重要的应用。比如从小孩子的指甲取样，经过活化分析，根据钠含量的多少，可以用来判断胆囊炎。活化分析发现了马王堆古尸的头发中汞含量偏高，于是可以推论，她在死前服用过含有水银的仙丹妙药。测量伽马射线的能谱需要能量分辨率极高的Ge（Li）半导体探测器和多道脉冲幅度分析仪。当时这都是贵重的设备，清华还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条件。
在16室做低本底测量的海军战士小蒋，个头不高，在部队时是个文书。他需要把上百块老铅砖，一块一块地清洗干净，堆砌成一个屏蔽室，从而实现低本底放射性测量。小蒋双手累酸，叫苦不迭。我从16室学到了闪烁探测器和光电倍增管的使用。我还参观了操作强放射性物质的铅玻璃屏蔽室和机械手。同位素处是个制作放射源的半商业部门，用途广的便是钴60。自然界里稳定的钴59 同位素在接受热中子的照射后会生成钴60，它是一种常用的伽马放射源。后来，清华大学研制料位计时买了许多放射性钴针。我还为工物系买过一个 氢3（氚）软贝塔放射源。
到401所毕业实习的带队人是林琴茹老师。林老师虽然体质不强，但吃苦耐劳，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当时，计算机语言是门新技术，她下了很大功夫去学习基本语言（BASIC）。由于心气不高，我没有求学上进的乐趣，对当前工作不需要的就不想费力去学。没想到后来程序设计成了我每天不离手的工作，从实验设计、数据提取（Online）和数据分析（Offline），没有一样离得开计算机语言。但我后来常用的是Fortran和C语言。林老师对蒙提卡洛的数学模拟也感兴趣。在后来的工作中我经常借助蒙提卡洛方法建立随机数学模型，模拟实验结果。
在210教研组，除了范天民老师，林老师是我认识的另一位好人。我的孩子犯了咳嗽病，长时间不见好，她给我一大块稀罕物，冰糖，让我回家熬梨汤给孩子喝。很快他就不咳了。还有一次，教研组有一张自行车票，轮到我和她抓阄儿。她主动放弃，让给我了。她说我家在校外，更需要一辆车子。可见其风格之高尚。后来，教研组里所有的人都出国访问过了，林老师却还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听说，她曾打算自己出钱学英语，争取出去一回。不知道她后来是否实现了这个愿望。2010年回国时，林老师因患肺癌离开人世。和范老师一样，天意也好，人为也罢，好人未必高寿。
401所的业务骨干大多来自清华、北大，少量来自哈工大、兰大等地方院校，还有不少从苏联回来的副博士。他们基础扎实，业务精湛。有人曾经问工农兵学员，学过量子力学没有。学员没听说过量子力学是啥玩艺儿，就说不知道。这些研究员十分惊讶，“不懂量子力学，怎么学原子核物理？”学生那时的任务是“上、管、改大学”，兴无灭资。对这种类似讥笑的问题，大为不满，更觉得应当对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真批判。不过，当时学制只有三年，学生基础又参差不齐，很难把量子力学纳入教程。
与工农兵学员接触的这些日子，听到了一些在学校里没有的故事。北京综合仪器厂的一个工人学员跟我说，他们厂里的一个干部出差，在火车上与人闲聊。人家问：“您厂里的形势怎么样？”这位干部回答说：“我们厂没形势。”让问话的瞠目结舌，可见这个干部的水平。在野营拉练的路上，一个小伙子热心帮助一个中年妇女扛背包，减少负担。这位妇女后来以大姐身份，关心照顾这个小伙子，请他吃饭喝酒，以致发生不该有的关系。她的军人丈夫回家探亲，发现了他们之间的问题，告到法院。小伙子因为破坏军婚，糊里糊涂地蹲进了监狱。
他们厂有个技术人员出差，住进招待所，夜里起床出去小便。回来时走错了门，发现床上有位异性，动了非分的一闪念。那位女同胞开始也没反对。可后来又觉得不大对劲儿，用力喊叫，结果判了这个技术员一个强奸罪。一个东北兵团的学员说，有个知识青年骑驴进村，想让驴停下来，一个劲儿地喊：“站住！站住！”驴就是不停，继续走。路旁一个农民老大爷说：“小伙子，你喊‘吁’，它才会停。”驴停下后，小伙子为了感谢老大爷，说了句：“老大爷，您真行，还会说驴话哪。”
这批毕业实践的学生是1970年第一批入学的， 上、管、改（大学）是他们光荣的历史使命。那些在地富反坏右之后，被打成臭老九的旧知识分子得看着他们的脸色行事，有时候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尤其像我这样曾在他们面前被批斗得死去活来的运动对象，在学生面前更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
总的来说，尽管文化水平偏低，学员的大部分还是好学上进。但也有个别人思想极左，怀有个人野心，喜欢拨弄是非，以整人为乐。
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也出现不少问题。工物系有个女学生因为怀孕，上吊自杀。我们教研组也有个四川学生生了小孩。据说生产队长以推荐上学为钓饵，引诱女青年上钩。还有位湖南籍女学生在13室搞设计，和一位已婚的研究人员发生了感情，引起了401 所和学校的关切。
有一位姓陈的海军学院，共产党员，干部子弟，因偷窃问题受了处分。他还承认1971年春节前夕偷过我20多元。据说他专门偷熟悉并且跟他好的人。有位朋友帮他送东西，在他家住了一晚，他也不放过偷一把。他偷钱的特点是只拿一半，不把事情做绝。我发现丢钱后，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他，因为他是队长。他有声有色地和我交谈，分析可能的盗窃人，还关心我又没有女朋友。让我十分感激，差点把丢钱的事忘了。
工宣队的贾师傅警告我：“此事不得向外声张。”又赶上不久开始的清查516 运动，人都当了反革命，对丢钱的事也就无暇多虑。贾师傅知道陈的确偷过钱后，说了句公道话：“他（我）还真的丢过钱。”总算还我一个清白。后来，听说这位道貌岸然的贾师傅与一名小轻工有染。在上级派人检查时，他因为个头儿大，人钻到床下，但露出了马脚。
腊月30，我从401所回家过年，得到喜讯，妻子为我生了个儿子。她性格坚强，体质健壮，分娩当天，还去上班。有了反应以后，她又坐公共汽车回家取衣物，再一个人乘公共汽车到北京建工医院。在她怀孕期间，我一直在401所，每周只能回去一天，故而生小孩那天，我不能陪伴。幸好，生产顺利，母子平安。
大年初二，我和姐姐雇了辆出租车把她们母子接回家来。从此，我们这个几十年没见过婴孩的王家，增添了一个小客人。他给全家带来了无比的欢乐，成了全家的中心。生我的时候，父亲42岁，母亲41岁。他们带我出门时，常有人说我是他们的孙子。没想到年逾7旬，他们亲眼见到了自己的孙子，欢乐和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这孩子挺忙，一会儿我母亲抱，一会儿我姐姐抱，连我那半身不遂的老父亲，也要用一只胳膊把孩子拢到怀里，乐得合不上嘴。那年春节对全家来说是个幸福愉快的春节，这个孩子成了上帝赐予我们的贵重礼物。
这两张照片中，爷爷在看孙子，爷爷、奶奶在抱孙子，露出甜美的微笑。
1974年2月，实习结束，我回到清华，可以每天回家照顾妻子和孩子。没想到过了几天，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在三月陪同31班的工农兵学员，即1973年入学的新生，到湖南的711矿去实习6周。我对领导说，妻子怀孕期间，我被放到房山的401所。现在刚生了小孩，正需要照顾，能否换一个人去，让我再留在学校一段时间。领导说，别人都去不了，只能我去。
这时，我领悟到，自从我当了反革命以后，领导一直都拿我当球踢。先是在1971年到果木园劳动三个月。结婚后，又把我送到北安河去插队半年。妻子怀孕，我去了401所。这回，妻子还没休完56天的产假，又把我远放湖南。而且每次都没有商量的余地。那些和我一起刚毕业不久的留校新工人，都有机会集中精力，学一门专业，而我却得不到系统培养和学习的机会。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可是能有这么个工作，留在父母身边，已经是皇恩浩荡了，我还能有什么非份之念呢。
为了这个饭碗，为了养家糊口，我只好同意南下。我心里也慢慢埋下了离开清华的心思，只是没有时机。我像一根被紧压到头的弹簧，虽然处于静止状态，但蓄势待发，伺机而动。4年后，华国锋主席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我这根压抑已久的弹簧，终于奋起全力，转化为足够的动能，跳出了险些置我于死地的清华。
离开家的时候，我怀抱着一个多月的孩子，哭了，舍不得把他放下。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是位刚强的女人。她向来支持我的工作，无论到哪儿去都不阻拦。她嘱咐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又岂恋朝朝暮暮，让我放心去，好好工作，不要惦记家里。在大串联于1967年结束之后，我又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从北京站直达湖南重镇郴州。继而转短途慢车到了许家洞，二机部的711 矿所在地。
711 矿是中国的第一个铀矿基地，开建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711矿光荣的历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燃料就是从这里开采的。711的矿石先被运到位于衡阳的 272厂初步冶炼，然后再运到兰州的404 厂经气体扩散提出纯度较高的铀235。作为一个学习原子核物理的人，能到这个地方不光开眼界，还领略了获取核燃料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参加实习的老师有搞剂量防护的刘桂林、搞辐射探测的张日清和林琴茹，还有基础课物理教研组的王粘生。我的任务是总务和财物，管理劳保用品和发放一个月20多元的放射性补贴。虽然没有教学任务，但是我不愿意错过学习的机会，和学生们一起听课，学会了不少东西。
三一班有40几个学生，他们年龄不大，不像1970年入学的那批有老有少。年纪最大的是党支部书记贺兴章，与我同龄。他曾经在政法学院附中读高中，没考上大学，到401所做了政工。人显得老练深沉，但还平易近人。有4个来自北京综合仪器厂，有两个来自陆军，三个来自海军，还有几个来自四川二机部所属单位，有三个来自401所，另外一半来自农垦兵团或生产队。其中有科学院401所书记赵朗的女儿赵平平。赵朗曾是群众爱戴的好干部，在骑车上班的路上被汽车撞死。这个班还有高能所所长张文裕先生的公子，张哲。班长是海军战士章家力。31班后来还出了个名人解振华，曾高踞环保局局长之职，陪着总书记走四方。
这批学生是在清查516运动两年后进校的，因而对我没有成见，不知道我当过反革命这段光荣历史。由于年龄上和他们接近，又跟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大屋子里，一起体育锻炼，抽烟聊天。他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还以为我是工物系行政人员。我说明我是1970年毕业生时，才知道我也算个老师。有个来自东北的农民学生刘振起，他几乎每天都在半夜僵直地站起来撒夜障，大声喊叫。我就睡在他的旁边，每晚都被惊醒，然后像大人对孩子那样慢慢安抚小刘返回梦乡。
郴州位于京广线湖南省南端，离广东边界大约50公里，地处南岭山脉中段与罗霄山脉南段的交汇地带。东边是江西省赣州市，南边是广东省韶关市，西边靠近湖南永州，北有衡阳。人口百万，属于中型城市。
许家洞镇隶属郴州市，是一个以采掘为主、工农结合的集镇，位于郴州市15公里处。由于许家洞兼有工业和农业，地方虽然不大，但却十分富饶。镇中心商业街供应丰富，业务繁忙。那里的商店不像北方那么正式，前边没有门窗，2π立体角全方位开放。货物从里到外，一直摆到街边。应有尽有，琳琅满目。有时我会到街上买包香烟。
实习期间，伙食质量比在学校好，顿顿有肉，只是口味偏辣，有点不大适应。在北京，我只吃过腌制的榨菜。到了湖南可以吃到新鲜的榨菜。我爱吃姜，有一次见到食堂菜谱上有炒鲜姜，乐得喜出望外，叫了一份。前两口，还算满意。吃了一半以后，就辣得不行了。只好把肉片挑出来，把榨菜扔掉。我平素没有浪费食物的习惯，那回是特例。
从百度百科获知，1789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从一个沥青矿中发现了铀（uranium），以太阳系的一颗新的行星—天王星（Uranus）命名。远在此前，已经有人把含铀的化合物用于有色玻璃的着色剂。1896年法国的贝克勒尔教授发现放射性物质。1938年物理学家费米发现用中子轰击铀核时，会产生两个碎片，即裂变反应。一个铀235原子核在裂变中会释放220兆电子伏（MeV）的能量。换句话说，一公斤铀完全裂变会产生20兆千瓦小时的能量，相当于2000吨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神奇的发现让人们首先想到是用铀235或鈽239核裂变做炸弹，即原子弹。1945年，两颗原子弹的威力震慑了日本天皇裕仁，为了防止种族灭绝，他不得不缴械投降。原子弹的冲击波让中国也搭上顺风车，成为战胜国。后来，核裂变又用于发电，以及反应堆驱动等工业。
711矿的工作乃是制作原子弹的第一步，获取含铀的矿石。中国铀矿石的品位很低，作为估计，假设品位为0.2% 左右，即1吨矿石只含铀2公斤。天然铀里的99.3% 都是铀238， 而可用于核裂变的同位素铀235只占0.7%。 也就是说一公斤的天然铀中的可裂变的成分只有7克，少得可怜。获取1公斤铀235，需要140公斤天然铀，或者70吨铀矿石。制造一颗原子弹大约需要10公斤左右的铀235，相当于200辆载重3.5吨的卡车满载的矿石。
711的矿井有300米深，在不同的深度凿出水平的巷道。下井时，10来个人站到一个升降机（罐笼）上，司机把人输送到要去的巷道。然后弹开罐笼的门栏，水平搭到巷道口上。工人们沿着巷道走到终端。由于不断开采而形成一个宽阔的洞穴，工人们在这里采集矿石。洞穴里虽然有照明和风扇，但是十分潮湿憋闷。温度常常在30至40度C之间，自然还有看不见的粉尘，内中含有各种放射性尘埃，工作环境十分艰苦。
矿石采出后装进电动小车，沿着巷道的铁轨送上罐笼，提升到地面。工人每天得在这不见天日潮湿闷热的环境中工作6个小时，中午上去吃午饭。在农村劳动时，曾经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711矿的井下，又领会了“谁知裂变铀，克克都艰辛。”在井下作业时，没有特殊的保护措施，只有一个口罩、一个矿帽，一身工作服。每次上升到地面，都要洗澡，减轻放射性对个人和环境的污染。长时间在这里工作的老工人，有不少都患上了因粉尘而导致的矽肺病，以及由放射性而造成的癌症。
除了和矿工一起劳动，我们的任务是取样，监测矿井内开放型放射性物质的强度和在气体中的浓度。放射性的主要形态有气体和气溶胶，它们的主要成分是铀核衰变后的子核氡气，氡是一种继氦、氖、氩、氪之后最重的惰性气体。因为它是气态，又不稳定，会放射出阿尔法射线，因而对人体有内照射的危害。除了内照射，矿石中铀、钍等原子核衰变后的子体会放出伽马射线，这些贯穿性很强的伽马对人有外照射的危险。放射性子体进入矿井大气后会形成了固体微粒与粉尘结合的放射性气溶胶，对人危害也相当大。外照射的检测比较容易，用个计数器就行了。内照射则需要取样，用汽泵把放射性尘埃沉积到一块滤纸上，再用金硅面垒半导体探测器测量阿尔法射线的强度。
学生们在实习中有三个任务，一是跟班劳动，二是学会放射性测量，三是上文化课。物31班1973年刚入学不久，理应以基础课为主，专业课为辅。在711矿的6个星期，要学习普通物理、放射性及其测量的基本知识，以及核辐射剂量防护的基本方法。在实习期间，结合矿井遇到的实际问题，老师们讲了不稳定原子核的衰变和连续衰变，介绍了半衰期的概念，放射性强度和剂量的定义及单位，还有不同射线的特点。
清华工物系1962年毕业的学生周正和他的妻子是矿里搞剂量防护的专家。看到他们在这偏远的山沟一蹲就是十几年，可能还会在这儿呆一辈子，勤勤恳恳，默默无闻。我不由得想起了在赣南斗水电站遇到的几位清华校友，令我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身上体现的是清华精神，为祖国艰苦奋斗的精神，把青春献给人民的精神。
清华学子分布在祖国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用他们在校所学得的知识技能，无私地奉献给社会。他们不但是这些基层单位的骨干，也是国家大厦里的支柱、栋梁。这是清华的骄傲和自豪。在周正夫妻的热心辅导下，学生们学会了使用矿里有的各种探测器，完成了矿井内部放射性强度分布的测绘，把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结合到一起，学到了在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应当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外出实习。
业余时间，学生还走访老工人，听他们控诉文革中所受的迫害。有的被迫吃屎，手段十分残忍。矿里还出了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有位高个子的篮球队员，在卡车上直身站着。不料在路上，他的头被一根横在半空的电线割断。这条人命大案好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家属要求严惩司机，可这的确不是司机的错。不知道这个疑难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收工时，我因为是职工，总在最后一批跨进罐笼。一天中午，罐笼上人未装满。有个学生打招呼，“再上来一个”。我离得较近，便跨了几步，冲了上去。就在我刚踏进关笼的5毫秒内，踏板啪的一声翘了起来。司机气势汹汹地对我说：“你不要命啦！”这次冒险行为险些酿成灾祸。领队刘桂林老师在开会时特别提到，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如果踏板在我之前撬起来，我就会跌进300米的深渊，为我的脆弱生命画上不大圆满的句号。家有老父、老母 、年轻的妻子和两个月的儿子，那将是一幅多么凄惨的情景。事后我也出了一身冷汗，总算福大命大造化大，履险如夷，逢凶化吉。感谢佛祖的保佑，让我活着回家，与亲人团聚。
回来的路上，在长沙停了两个晚上，参观了韶山毛主席的故居。我在长沙买了几斤新鲜的竹笋，带回北京。到北京时，已经四月底，大家正准备过劳动节。6个星期不见，儿子长成又白又胖的大小子。一家人重聚一起，享受着幸福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