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叔
满叔拉着洋车东奔西走，累了一整天，眼看着西边涌出一片火烧云，随口唱了一句《打渔杀家》里的西皮散版：“猛抬头见红日坠落西下。”自言自语地说：“天色不早，回家去吧。”
他把洋车送进车行，交了份儿钱，朝家走去。路上先去点心铺买了两块槽糕，用纸包好，再系上一根纸绳，用手提了着。然后到粮店买几斤棒子面，带回家去。这些步骤成了事先排好的程序。槽糕是买给母亲的，棒子面是一家老小的口粮。
回家以后，他先把槽糕毕恭毕敬地递给母亲。老太太曾经过过锦衣玉食的日子，家境破落以后，只剩下这口还没扔下。满叔不管日子多紧，只要兜里还有俩子儿，就先满足老人家的需要。为了让母亲开心，他宁可少买半斤粮食。
满叔名叫满德功，出身于旗人家庭。面模儿有点像演过特务的影星田烈，但个头略高，诚恳善良。他出生后，家道开始中落，继而父亲早亡，母亲带着他和弟弟谋求生路。开始时变卖家资，古玩、玉器、字画儿。花得差不多了，索性卖掉宅院，领着两个孩子离开四九城，到南城的坛根下去体验贫民百姓的日子。
满奶奶为了三个人的肚子，缝补浆洗，什么活儿都干过。直到大儿子德功长到十六七岁，能够靠力气养家。后来人家说他身高腿长，能跑远路，不如去拉洋车，兴许能混得不错。于是他成了一名洋车夫。每天拉着车，靠一双大脚板儿，东跑西颠，为了一家人的挑费奔波劳累。七七事变的前一年，他成了家。满婶是京南固安人。满叔主外，满婶儿主内，两个人勤劳节俭，起早贪黑，重复着平凡的日子。1940年生了个闺女，取名大丫头。
由于半生的操劳，满奶奶六十多岁头发就都白了，稀疏的头发如同一把银丝胡乱地洒在在半秃的头顶上。她的牙齿也全部脱落。上、下嘴唇都往嘴里抠了进去，下颏也乘势朝前翘了起来，更加突出了一副老态。满奶奶虽然出身富贵，但没有架子，她和这些穷街坊们和和气气，相处得还挺好。她信佛吃斋，连个土鳖、蚂蚱都不伤害。她好干净，讲礼节，人穷了气质还在。因此院里人对她也敬重三分。还时常称赞她有个孝顺的儿子。
满奶奶年轻时，家里有厨子、丫环，十来个人伺候着，吃啥有啥。她好吃北京的点心，什么沙琪玛、蜜供、绿豆糕、驴打滚儿、豌豆黄、艾窝窝，她都喜欢。家境没落以后，忍痛割爱，只剩下槽糕还没丢下。儿子知道这是母亲生活的最低标准了，无论如何，就是自己吃个半饱，也要把槽糕弄回家来，亲眼看着老妈一口一口地吃下去。
1948年围城的那些日子，可把满叔难住了。一天下来，路没少跑，净是空趟。交了份儿钱，所剩无几。他觉着对不住母亲，回家后在母亲面前好一阵自责。说他没本事，不能尽孝，连两块槽糕都带不回来了。满奶奶总是心平气和地说：“老大怪不容易的，奔了一天，喝不上一口酒，吃不上一两肉。瞧你，挺大的个头，就剩个空架子了。妈心疼呀。”
感谢傅作义将军深明大义，一炮未发，北京和平解放，让老百姓少吃了不少苦头。满叔继续拉车。新政府镇压了流氓地痞，拿下了南霸天、北霸天，拉洋车的拍手称赞，至少没人再敢欺负这些卖苦力的了。
过了一年小院里来了几位不速之客，急急忙忙直奔里院的南屋，那是满家落脚的地方。来的是两个四十来岁的成年人，男的戴着鸭舌帽和一副金丝眼镜，外边罩着一件带披肩的风衣；女的一头烫发，穿着呢子外套，不像本地人。随他们来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进屋以后，男的看到白发稀疏的老奶奶，叫了声妈。满奶奶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二儿子，满德利。她马上吃力地下炕，强站在儿子面前，从头到脚抚摸着。她呜咽着说：“你还知道妈哪，天天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你离家出走也不留个话儿，至少也得让我知道个死活呀。”
满德利淌着眼泪，抽泣着说：“当年那苦日子我实在熬不下去，不愿意看着寡妇妈为了养活我们受活罪，横下一条心出去闯荡。这些年战乱不断，一直也回不来。现在政府把我从广州调到北京在铁路局当工程师。多亏当年老板的栽培，让我上学，长了点本事。”
过了一会儿，满叔回来了。见到久别的亲弟弟激动万分，各俩马上抱到一 起，眼泪流到一处。没想到弟弟这么有出息，还真混出个人样儿回来了。满德利打开点心盒，里边装的都是槽糕，还是稻香村的，递给奶奶：“让您吃个够，这些年您够亏嘴的了。”奶奶说：“你哥每天都给我买两块，虽说不多，可都是他瘪着肚子省出来的。”
他问哥哥这些年都干了什么。哥哥说一直在拉洋车。弟弟深怀歉意，感谢哥哥这些年独自承担了抚养老母的责任，一个劲儿地说对不住。他说：“明天你去车行把差事辞了，过两天我给你找个好活儿。”说罢，给老妈撂下一沓钞票，足够满叔拉半年洋车的进项了。
土生土长的院街坊没啥见识，也没见过骨肉重逢的动人场面。一个个把眼睛盯在这位体面斯文的工程师和南方来的大摩登的身上。说什么的都有。“人挪活，树挪死，你看人家他二叔不就混个人样儿回来了。”还有的说：“满老太太有造化，两个儿子都孝顺，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几天后，二叔给哥哥在丰台机务段找了个搬道岔的工作，还送给他一辆自行车。满叔帅气地戴上了铁路的路徽，有了固定的工资和劳保待遇。虽说干的还是交通运输这行，可和拉洋车比起来，简直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一个是随时可能挨饿的苦力，一个是生活有保障的产业工人，从此加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他不再为老娘的两块槽糕而为难了。满奶奶见到两个儿子都过得很好，一下子年轻了几岁，还时常下地走上两步。
有了一个铁饭碗，满叔每天乐乐呵呵，晚上还能就着一盘开花豆，喝二两白干酒。每天早晨坚持给老母亲请安。母亲病了，他就背着老太太去诊所，他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
日子一好，人的心气儿就高。第二年，满婶儿为满叔生了第二个孩子，还是个小子，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他为儿子起名铁蛋，让他结实得像个铁球。满叔喜欢院里的男孩，没事儿的时候，就找他们打哈哈儿，逗闷子。他伸出右手，往男孩的开裆裤里摸一下说：“大爷掏个得儿吃。”然后把手挪到嘴边，“吱儿”的一声，吃了进去，尽管什么也没吃着。男孩们经满叔这么一调教，就开始胡说八道。“你叫什么名字呀？”有的回答：“活驴。” 有的回答：“狗鸡巴。”于是引起院街坊的一阵哄笑。这些孩子一个个土头土脑，没一个进过幼儿园或托儿所，连司马光砸缸的故事都没听过。还居然把活驴、狗鸡巴这样粗俗的字眼当成自己的爱称。
第二年，满婶儿又生下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孩。不知道是先天不足还是后天有误，这孩子软胳膊软腿，瘦弱的头部在重力的作用下耷拉着，两只眼睛也是半睁半闭，没一点儿精神头儿。邻居们说：“这不是一块年糕吗？”于是满叔把年糕当成了二丫头的小名。在一家人的精心护理下，年糕一天天长大，也一天天精神起来。
过了一年多，满叔又有了第四个孩子，是个女孩，叫小四儿。小四儿生下来就眉目清秀，模样俊俏，深得邻居们的喜爱，都想抱着看看。没想到，那年夏天，小四儿得了脑炎，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一回。命是保住了，智力也没减弱，但一条腿不大利落，走路时有点踮脚。既是不幸中之万幸，又是美中之不足。
铁蛋长大以后，因为他小，满叔怕院子里的孩子欺负他，于是实行了奖励制度。哪个男孩对铁蛋好，他就买个铅笔、橡皮当作奖励。这一招还真灵，小铁蛋和院子里的大哥哥们玩得挺好。
1955年，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政府从天桥到红桥沿着天坛北墙修了一条一尺多厚的柏油马路。不久在这条马路的南侧又铺上轨道，架上电线，在天桥和哈德门之间通了电车。这一年铁路系统在天坛南门的东边，一个叫蒲黄榆的地方，为职工盖了一大片宿舍。满叔也分到一间坐北朝南的大房子。他决定离开这个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小院。
搬家那天，院街坊老老少少，聚在一起，像十送红军那样依依不舍为他们送行。一遍又一遍地叮嘱着：“常回来看看，人走了，咱这老交情可不能断。”满叔、满婶和老奶奶也都含着眼泪，舍不得离开这些朴朴实实同甘共苦过的老邻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几十年的同舟共济把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穷人结合得那么紧密，就像一条由碳和氢组成的有机分子链。
没过几天，院里的邻居就迫不及待地三三俩俩地提包点心，去看满叔的新居。屋子比原先的大了许多，前、后都有门窗，夏天能通风，凉快多了。
过了一年，满奶奶因为年迈无疾而终，老邻居们又去慰问。大家都说奶奶活了那么大的岁数，算是老喜丧了，让满家节哀顺变。
满家的大闺女念完初中在北京站找了个工作，又是一个铁饭碗。铁蛋1968年到永定门火车站去开铲车。年糕长成一位标致的大姑娘，参加了工作。她眼神稍差，但是劳动局分配时没参考体检报告，把她分到一家钟表修理店，成天跟细小的零件儿打交道，没少费力。小四后来到幼儿园当了老师。
满叔的儿子铁蛋在1977年春结婚。老邻居们虽然已经搬得七零八散，还是把人都凑齐了，随了份子。各家各户都派代表到蒲黄榆的住处参加了婚宴。从满叔搬走的那天算起，已经整整22年。共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之间形成了一条经久不衰的彩练，相互之间就像走亲戚似的，往来不断。即使三度空间的几次变换拉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扯不断这层深厚的情义。
为了几斤棒子面拉了几十年洋车的满叔后来子孙满堂，个个恪守孝道，他和满婶儿过上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