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汉字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在功能上，人相当于计算机。大脑对应着中心处理器、记忆和硬盘，吃饭喝水相当于直流稳压电源，眼、耳、鼻、舌相当于输入设备，语言、手势、眼神和脸色又相当于输出单元。人和动物的一个基本区别是语言表达，如同信息相通可以建立起机与机之间的联系，语言表达又使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交流、沟通。

 

但是语言只有即时的功效，说过的话如同泼出的水不能再把它找回。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又发明了文字。文字可以把事件、企图、想法、协议等记录在龟骨、竹简或纸上。所以文字又等同于打印功能，成为辅助性输出设备，产生硬件拷贝。

 

说穿了文字不过是是一种符号，越简单明了越好，读起来或写起来都应以简练方便为前提。比如英语有26个字母，上从文豪莎士比亚，下到童叟小民，只要他们掌握了这26个基本符号，就可以开始入门学习单词。再加上字母和发音的内在关系，听到一个单词，大致可以拼写出来。也就是说，这样的语言和文字便于人民大众在较短的时间里接受。当然这里还有水平的区别，马克-土温、翟克-伦敦的文字驾驭能力远远超出普通市民。

 

对比西方语言，汉语有许多特殊之处。第一除了啊、欧、唉等特殊情况，每个单字都由生母和韵母匹配而成，故而汉字个个如出射的子弹，掷地有声。没有西方吞云吐雾的S、P、K、Th等不易抓住的气流音。第二，汉语的音节数目有限，只有400多个，而生活中需要表达的事物却成千上万。因此，每个音节承担着表达几十到上百种不同的物件的任务，为了清晰地识别不同的意思又需要赋予每个音节以不同的单字。对于这样简单而复杂的语言系统采用字母文字显然有许多困难。于是祖先们特立独行，采取了方块的取向。如果说西文的字母仅仅是几十个基本符号，那么汉字注重的则是每个字的不同形象。

 

英文的字母除了“A”能表示“一个”，其它字母几乎没有独立的意思。与此不同的是每个汉字都有特定的含义。使用单个汉字作文说话虽然也能表达某种意思，比如“人之初，性本善。”但是这样的语句往往过于简单，不容易理解。因此，单个的汉字又得形成两字、四字或多字组成的复合词或成语。在这种意义上，汉字又相当于西文里的字母。只不过西文单词是按发音制定的，汉语词汇则由表意形成。

 

学习英语需要掌握26 个字母，学习汉语则要掌握数千单字。至于专攻语言文字的学者，他们知道的单字恐怕不下几万个。这些单字，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比如籯字就有23个笔画，甚至还可以分解为竹、亡、口、月、貝、凡六个字。要想记住并灵活运用这么多复杂的符号，无疑得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力气，还得不间断地使用、温习。何况汉字在演变过程中还有真、草、隶、篆、行书等不同的字体，给全面掌握汉字增添了更高的难度。以至于今天的大学校长竟然读不出台湾同胞送来的题词，然而这的确没啥可笑的，我们没有理由去要求一位理工科的校长精通大篆、小篆，除非他本人不务正业。白老七从张丰毅先生那里学了100种寿字的写法，so what？这样迂腐的学生难道能进清华北大？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国家，靠天吃饭，生产力低下。一家人成年累月在地里耕耘劳作，勉强得以温饱。加之古文精湛隐晦，书籍纸张金贵，因而大部分平民没有时间、也没有余钱剩米去学习复杂古怪的汉字。于是这样的文字成了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或宁可饿着肚子也要读书做官的酸秀才的玩物。这种状况使得为数不多的文化人自视清高，文人相轻，脱离劳苦大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饱读诗书的目的就是脱离黄土地，劳心者治人。这些人除了读书写字，没有别的技能，只能按学而优则仕的遴选原则，在政府混上一官半职，得以扬眉吐气。就连才情奔放的李白都不得不卑躬屈膝，生不愿当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然而政府需要的文人数目有限，相当多的文人找不到为皇家当差的事由，强烈的竞争使得拼命向上爬的文人不得不使出各种手段，不顾道德操守，阿谀权贵，相互倾轧，故而导致文人无行。文章华美，字体清秀，但品德不高。由于获得皇帝青睐的机会太小，他们对赏识并提拔自己的官宦又会感激涕零，从而又有了仕为知己者而死的秉性，对主子或皇上愚忠。当了官的踌躇满志，混不上去的则落魄潦倒。

 

汉字基本上由前人制定，使用汉字的人虽然有足够的空间尽兴发挥，但是基本上没有创作新字的空间。在音节数和字数的双重限制下，学习汉字的人只能把自己固定在一个既定的框架里。在这种框架的约束下，文人们缺乏创新精神。即使是写字这么简单的事情也要模拟某家某体，比如颜体、柳体、王羲之体等。文人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临摹，但是并无新意。他们写出的文章也常常注重词藻华丽，而忽视深邃的内涵。汉文人的这种甘于模仿的精神也渗透到后来的科技领域和政治领域。法前王，祖宗说的都是对的，名人说的都是对的。尽管他们学得很刻苦，但是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故而，修正牛顿力学的爱因斯坦和开创量子理论的薛定谔、狄拉克、海森堡等大师很难在中国产生。

 

每个汉字的写法都有规定的笔画顺序，简单说来就是由左到右，自上而下。这样的训练使得学生办事喜欢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这样的规定也会影响到他们日后办事的风格。那些在职的官员和干部往往在工作中把领导的决定当成教条，唯命是从，即使错了或不合理，也不敢反对。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整个一个奴隶心态。

 

从美学的角度，汉字有不少西文无与伦比的特征。第一，方块文字拼成的文章可以整整齐齐，四言、五言、七言，甚至长短句。再加上平仄韵律，读起来抑扬顿挫如舞如歌。不管是唐诗还是宋词，那些流传下来的诗词歌赋成了民族的贵重遗产。如同中华帝国皇冠上镶嵌的宝石，璀璨夺目，这当然是我们今天的骄傲。

 

第二，汉字的写法比西文讲究，故而形成书法艺术。汉字始于象形文字，结构复杂。每个字有篆、隶、正、草、行的书体。每种书体还有不同门派的体式，如正楷书体里就有欧、褚、颜、柳诸家。按照柳氏标准，单单一个点，就需要藏锋落笔、转锋向上、转笔向右、行笔向下和回锋收笔等五个步骤。书法已经超越写字的实用价值，发展为一种唯美的单纯艺术。书法如同绘画一样，需要成年累月扎扎实实的功夫。乃至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东晋时期，一位聪明绝顶的精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池边练字，尽管流芳后世，百代尊作楷模，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然而格律和书法的美轮美奂也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它们过分地吸引了文人的注意。文人们为了
争取当官的饭碗，把文采和书法当成升官晋级的敲门砖，因此必须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于遣词
造句、平仄对仗、以及一手漂亮的好字。因此中国文人尽管出口成章笔走龙蛇，但缺少除文字游戏
以外的本事，没有敢想敢做的精神，轻视生产实践，空谈治国安邦。这些人在当官后不过是皇家的
宠物，应声虫，陪着乾隆下江南，吟诗作画对对联，夸夸其谈，张口万寿无疆，闭口江山永固。历史
中像乐毅、管仲和诸葛亮这样注重实际的干才不多。

中国文人过于注重舞文弄墨，不大崇尚自然科学。韩愈先生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一概说成君子不
齿。音乐工作者的崇高职业被打进三教九流，难怪中国出不了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几千
年来一直停留于五声音阶的丝竹礼乐。

 

即使到了今天，那些居庙堂之高的上层领导，甚至已故主席的孙子还在倾心练字，附庸风雅，某某桥梁，某某亭阁，到处题词。污染了环境后还自鸣得意，沽名钓誉。这乃是中国文人之大不幸。

 

自古以来，汉文人少有突破,多有传承。汉字的写法是由左至右，多数人用右手执笔。然而文章的书写格式却习惯于由上至下，再由右至左。直到清朝末年，受到西文书写格式的影响，才开始采用横行的写法，如同数学中的行列式，A_ij，先行i后列j。古人书写自上而下大概是因为在纸张发明以前，竹简都是一条一条的，刻字时喜欢从上而下；刻完一条，放到右边，再刻一条。在蔡伦先生造纸以后，他们不知道随机应变，还按竹简的步骤书写，不能逾越祖制。

 

古文一般没有标点，全凭读者的理解和之乎者也去判对句子和段落。标点符号的系统化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才被提上日程，大概也是受了西文的影响。人们使用汉字写了几千年的文章，却超越不了古人的规范。想不出加上标点这么简单的idea，从而使文章易读，意思准确。这样盲目的继承又一次体现了因循守旧的习惯。

 

汉字音形意间无相互关联，面对成千上万的单字，只能死记硬背。从正面的角度，这有助于提高文人的记忆能力和图像识别能力；从负面的角度，却导致了文人头脑僵直思维呆板。加之私塾老师经常要学生一字不差地背诵文章，“孟子见梁惠王。”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的文人说起话来子曰诗云，引经据典，学富五车，但有欠逻辑推理，缺乏独立清新的的思想境界。因此中国文人善于模仿，不长于创新。魏晋以来骈俪文作者如同一个五彩戏法的魔术师，肚子里装着成千上万的典故。写文章时，把这些典故按编排从堆栈寄存器里一件件抖落出来，形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样的作品往往词藻艳丽，工整对仗，但内容空洞，形而上学，不具实用价值。当然也不乏《陈情表》和《滕王阁序》这样杰出的典范，还有那篇骂人不带脏字的《讨武氏檄文》。

 

墨守成规遵从祖制不光体现在文人的身上，在戏剧和医学方面也多有体现。即使到了今天，戏剧界的新秀们还都给自己贴上梅派、程派和余派的标签。那么梅尚程荀当初又宗的是哪一家呢？他们可以成门立派，后人为什么不能像张君秋和马连良先 生那样集百家之长而大胆创新呢？戏曲界名伶一旦脱颖而出，后来者便纷纷拜在门下，弟子如云，以致有无净不学裘之说。嗓子清脆豁亮的姑娘非要去学咿咿哑哑的程砚秋先生，把好端端的一颗地对空导弹愣给改装为空对地。至今，中国京剧界宗承的门派还是远在民国时期形成，当然这种局面也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和听众热情有关。文化革命中的样板戏尽管思想极左一花独放，但能突破传统唱腔，革新改面，这毕竟是可取之处。如果几百年后，戏曲界流行的还是19世纪30年代的剧目，失空斩、大探二，戏曲必亡无疑。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医界涌现出不少名医，如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然而当西医闯进中国之后，中医界还是号脉、看舌苔，奉行玄虚的阴阳五行病理常识。出口阴虚阳虚，闭口寒热里表，没有定性或定量的诊断，全凭医师的经验。现在，中医界虽然引进一些西方的治疗手段，比如验血，打点滴，抗生素，但对于祖传的医道还是没有融会贯通，不能用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予以推陈出新，与日俱进，使祖传的宝贝发扬光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由于文字的特点，中国文人善于金石拓碑批评考证，跟着古人的屁股后边转悠。曹雪芹写了部《红楼梦》，他本人穷极潦倒，拿不到版权，却在百年之后养活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号称红学。把别人煮好的饭菜装到自己的碗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咀嚼，居然也一个个成了学术权威。因袭古人的成就未可厚非，但为此花着大把的国家钱财成立团队，未免有点过分。

 

愚忠的文人在主子倒台之后往往又会摇身一变，改换门庭，成了新贵。他们缺少起码的骨气。陈琳骂完曹操又被挨骂的收买，洪承畴卖身投靠异族。民国期间，有多少满腹经纶的文人加入汪伪政权，为虎作伥。满清帝国统治了大汉民族268年，汉人被迫留辫子，改服装，这本是民族的奇耻大辱。现代的文人却还在兴致勃勃地编写大量的电视剧热情歌颂，把康熙、乾隆当成无产阶级的救星。宣传部门一路绿灯，收视率空前繁荣。出卖了民族骨气，换来的不过是几万辆白银。

 

对统治者的依附使得中国文人树立了强烈的正统观念，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很少有文人参与。然而，一旦获得几个精明强干的文人相佐又会推动起义的成功。如汉初之张良、萧何，如明初之刘伯温、李善长。直到晚清，西方思想才渗透到中国知识界，知识分子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洋务引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靠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而发起的，他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成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表率。虽然几经失败，但是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独立于统治阶级，并且敢于向旧制度挑战，这毕竟是长足的进步。美中不足的是，这样的一种量子态跃迁比西方晚了好几百年。

诚然，造成中国文人特性的还有千年不变的制度、重农经济克己复礼的儒学，这些体制礼法令文人思想禁锢，封建保守，诚惶诚恐。然而，汉文字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自清末以来，逐渐实行新学，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有别于前朝的文人。但是过去文人的特点如同社会基因，在新生的知识阶层里仍然有隐性体现。知识分子全面的革新和振作还需随着时间的考验而逐步进化。无疑，改革开放之后与西方文化的接轨将会加速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