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儿
大小儿的大名叫周廷祥，他和我一起进了普济小学，比我小一岁，长得虎头虎脑，胖胖乎乎，挺招人喜欢的。那时候，小学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放学后到同学家里去玩儿。大小儿家在东晓市北边的穿行店里，到了穿行店北口往南，有几个院子，他家在其中的一座四合院里。进门时有个台阶，经过门洞，就见到了一个小院。大小儿家住在一排北房里。
小学一二年级，我们常到大小儿家里去玩，因为他爸爸给他买了一个小足球。小足球不过五块钱一个，但是能花得起五块钱买玩具的家庭不多。50年代初，足球又是很热门的体育运动。收音机里经常实况转播足球比赛。当时名气大的球队是火车头队，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球员有张宏根、年维泗、张俊秀等，还有一位和我同名的左前卫叫王克斌。于是大小儿家的足球成了我们这几个男孩子共同分享的体育器材。
大小儿家的对面是大市，每天上午都有做帽子的、做衣服的、绱鞋的到里边摆摊卖货，基本上是批发。顾客来自北京四周的城镇或农村，这些个体经济当时还挺红火，我父亲在里边也有个摊位。大市西墙外和八道湾胡同口之间有块宽敞的地段，这就是我们的足球场了。大家把书包放到墙角，摘下棉帽子放到地上摆成两座大门。然后自报要踢什么位置。大小儿会玩儿，又有足球，自然是中锋。我是初学，还没入门道，只好选个二道，就是后卫。对方把球带过来时，捅上几脚，把球踹出去。鲁班馆家具店的儿子郭满立喜欢把大门。有个小同学还不知道位置是啥意思，一个劲儿地嚷着：“我踢中线！我踢中线！”惹起大家一阵哄笑。
我跟大小还学了不少动作，包括胸部搪球、卸球、定球、转顶、背丫儿、奔丫儿等。所谓丫儿就是脚丫子。背丫儿就是把前方飞来的悬空球倒钩一脚，把球踢到身后。1989年秋，我都45岁了，和一帮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在斯坦福的大草坪上踢球。没想到我还能来个悬空倒钩的动作，把球丢到身后的大门里，然后后背躺在草地上。那是我一生最得意的一个动作了，可惜没人录像。这还得感谢我的小老师，大小儿。
有一回，我们踢得正在兴头上，头上冒着汗气，我父亲出去办事穿过八道湾走过来，看见我踢球。他命令我回家，我连忙从地上拾起棉帽子和书包跟着他走了，为没有尽兴而感到遗憾。父亲小的时候大概没玩过足球，不晓得踢足球的乐趣。那时的孩子对父亲很尊重，父亲说了什么，孩子都得听。何况我爸爸还经常给我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革命道理。当然他都50岁了，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去死。我恋恋不舍地回头看着继续抢球的同学，带着遗憾和父亲走回家去。
三年级后，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对京剧产生兴趣，除了清唱，有时还排练折子戏。排练厅选在吴新水家的家具店的库房里。他家在东晓市路北，靠近红桥，对面是罗圈胡同，旁边是东明园澡堂。有一次我们六七个人要排练铡美案。吴新水演包公，大家推举大小儿当陈世美。他虽然不会唱，但是挨铡的时候也没多少台词。几位刀斧手按着胳膊把他撂倒在长凳上。当吴新水宣布开铡的时候，大小儿忽然觉着不对劲儿，吓哭了，一个人怏怏走回家去。折子戏因陈世美同志临阵脱逃而不欢而散。
在我们班上，大小儿的家算是比较殷实的一户了。人们尊称他爸爸为周老板，他在水道子街的南口，东晓市的路北开了间门脸，雇了几个工人，经营着做衬衫的生意。周老板平日里总是笑呵呵的，对大小儿的那些小同学也很和善，并不厌烦。他最喜欢的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个个白白净净，长得也很仁义大器。二小儿叫廷瑞，比哥哥小两岁，说话有点大舌头，对踢足球没啥兴趣。
大小长的虎实，身上又比别的同学多几斤肉，所以什么都不怕。他练过拳击，还和同学打过架。好在同学们把他俩拉开，没造成伤害。
周老板跟我们胡同的乡里乡亲都很熟悉，尤其和南院的郭二姐，好像他们之间有过什么业务往来。大小儿也常到她家去玩。不知道从何论（LIN）起，胡同里的人都管大小的母亲叫二姑。好像因为叫惯了，二姑成了代名词，没有辈分的意思。也没人问自己的父亲：“她是不是您的姐妹儿？”
因为大小儿家境比旁人要好许多，有座四合院，还拥有一处门脸，算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家了。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大小儿的工农感情不太深，不大体会穷苦人家的难处。有个冬天，我到他家一起去做作业，堂屋里的煤炉子烧得太旺，热得叫人不舒服。于是我脱下了母亲给我做的黑布中式棉袄，那年刚换了新面。脱下来后，大小看到棉袄里的黑乎乎的破棉絮，笑着对我说：“驴粪球儿，一面光。”于是我意识到还没来得及换棉袄里儿，红着脸又把面袄穿上了。大小对我虽然没有恶意，我也没因此对他反感，但是不再到他家去做功课了。小孩子虽然不懂事，但也不愿意被别人笑话，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
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家来个老乡，把糨糊当雪花膏搽在脸上了。”那时的糨糊有股香味，装在一个玻璃瓶儿里。他还说过，有个老乡在发信的时候误放到胡同口的意见箱里，迟迟没发出去。他说有个孩子学了一篇国庆礼花的课文后，老师让他造句，为了摹仿五颜六色，他来了个他妈做的饭菜有七颜八色（SHAI）。引起老师和同学的笑声。其实那个同学没啥错，你可以说五颜六色，他为什么不许用七颜八色。
还没来得及公私合营，见面和气举止风雅的周老板因病去世，于是大小的家境开始变化。不久，二姑也参加了工作。公私合营后，他们家的门脸改装成了理发馆。工人和伙计也散了摊子，有个在国军里干过的伙计还拿起推子，改行做了理发师。后来，不清楚通过什么渠道，大小知道了他自己不是周老板亲生的儿子，而是小时候被抱来的。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都不敢相信。从他父母对两个孩子的同样疼爱，从他和二小儿的模样极其相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是异母异父的兄弟。
小学毕业后我和他的成绩都不优秀，我往金鱼池的方向去了第90中学，他到了东边的第49中。有时我们会在路上碰面时说上几句，有时他在看望郭二姐时也到我家顺访，交流上中学的心得体会。大小似乎对政治不敢兴趣，小学时没带过红领巾，中学时也没入过共青团，不晓得他后来是否加入了共产党。
初中毕业后，我进了海淀区的清华附中，他去了崇文区的第26中，都是全市有名的好学校。我需要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和大小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高一暑假，我正在自家的小破屋里看书，大小儿带着他弟弟二小来了，约我到北海公园去玩。我说：“我可没钱。”这是实话，当时我家和国家一样，正处在困难时期，我连五分钱的五路无轨钱都得节省下来。买完票数到第六站下车，剩下的几站自己走回去。大小说：“不要紧，一切费用由我出。”我们三个乘车去了北海，在绿树红墙之间划船，喝汽水，吃冰棍，大小对我很大方。我很感谢他们兄弟二人的慷慨和友情，在那个困难的历史时期还让我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上高中后，大小变得成熟多了，对学习也更加努力，成绩也不错。毕业时，他可能已经感悟到资本家出身会成为他考进大学羁绊。于是他选择了放弃高考，到宁夏务农。我没出身不好的包袱，放心大胆地报考了清华，还是机要系。从此，跟大小见面的机会几乎没了。
听郭二姐说，大小在宁夏养蜂，干得不错。还戴上了黑框眼镜。我为他能在农副业做出成绩而高兴。
1999年夏天回国时，听说他已经返回北京。还听说二小有时耍点脾气，大小对二姑倒十分孝敬。中国人经常强调血缘关系，其实亲情不一定非得带血。一天晚上，我从东晓市走过，到了穿行店，忽然想到大小家，于是转了进去。到了那所四合院，喊了几声：“周廷祥。”没人搭理。只听到北房里杂乱无章的吵闹，大概是一群外来的打工仔。很遗憾，没见到这位小学的朋友。后来，听说他搬到西园子街去住，他有个女儿在某个电视台当电工。
人老了，总爱无影无踪地回想过去。我的问题是想完了也没办法重回故里，找寻我过去的足迹，探访我以往的朋友。退休后留在国内的好处是想去看谁就去看谁，只要你还能动弹。呆在异国的好处是想去想谁，就去想谁，只要你还想得起来。
在交通和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地球小了。可对我来说，它还是很大很大，每天，我只能在我住所的附近孤独地散步，降掉血液里多余的糖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