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我家用鲁班胡同的两间平房，换了一套金鱼池中街的简易楼单元。简易楼的好处是楼道里有厕所和自来水，不用去公共厕所，也不再需要到街上担水，给生活带来方便。当时我在清华大学200号工作，每周星期六乘班车进城回家，星期一一早再从平安里返回昌平的旧县。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楼道给大钢种壶蓄水，碰到一个看上去比我年长四、五岁的中年男子。他的眼睛突然露出亲切的光亮，惊喜地喊了一声我的名字，然后向我伸出右手：“还记得九十中的一八班吧？”
我握着他那只粗糙得带着棱角的手，用眼波滤去了印记着岁月的褶皱，慢慢地复原了一个少年同学的笑脸：“林大宝！”他激动地说：“对！我就是林大宝。现在在缸瓦厂工作。听说你后来上了大学，你现在在哪儿哪？”“我还在清华，不过是分校，一星期回家一次。”他说：“我在房山，也不能天天回家。现在成了街坊，太好了。”大壶里的水已经溢了出来，我说：“我得回屋做开水去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咱哥俩好好聊聊。”
把大壶坐到火炉上后，我的面前呈现出一个头发乱成一团，补丁套着补丁，面黄肌瘦的孩子，唯一比别人特殊的就是他那张温存的笑脸，那笑脸和他褴褛的衣着和营养欠缺的菜色有点不大般配。他就是家住金鱼池边上的林大宝。大宝似乎没啥爱好，同学们在课间打百分时，他在一旁看着。同学在一起吹口琴时，他在一旁听着。似乎他也想从同学的乐趣里分享到一点童年的快乐。放学后，同学们都去操厂打球，练双杠，他却背着书包，一个人默默地走回家去。
几周以后，大家推举我当了学习委员，经常把批改后的试卷和作业发给同学。我发现，大宝的成绩大部分都是三分，有时还是二分。我把他当成了不爱学习、漫不经心的后进学生。 有一次，他的数学作业没有完成就交上去了，被老师退了回来。我不留情面地对他说：“林大宝，国家免除了你的学杂费，你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学习态度，你对得起国家吗？”大宝耷拉着脸，眼里含着泪花，什么也没说。
老师看到我对大宝的急躁情绪，把我叫到教员预备室，轻声对我说：“大宝不是坏孩子，从来不跟同学争吵、打架，见谁都笑呵呵的。他的学习成绩上不去是因为家里有困难。父亲收入低，家里有四个孩子，他又是老大。回家后除了看管弟弟妹妹还要做许多家务活。哪儿像你，可以在院子里安安静静地看书、写作业。今后，你应当多帮助他，不能再用过火的字眼刺激他，太伤人了。 ”
听了老师的解释后，我开始为自己的简单粗暴感到内疚。大宝小小年纪就被家所累，不能和我们一样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也不能在知识的海洋里汲取养分。同情心让我开始对大宝另眼看待。试卷发下来后，把他做错的地方告诉他，希望他下一次不再重复。
有一天，放学后，我背着书包和他一起走回家去， 顺便到他家看看。
中国人喜欢风水，于是在龙须沟的北边挖出了一个元宝形的水塘，叫金鱼池。元宝的开口朝北，底座朝南。周围是密密麻麻的一片低矮破旧的民房，这些居民虽然天天守着这个大元宝，终年为填饱肚子而苦斗，但却世世代代挣扎在贫困线上。大宝家在元宝凹进去的那块地方，一间小黑屋背北朝南，开门见水。门外堆着大大小小的鱼缸，墙上凌乱地挂着形似球篮的鱼网。几个顽皮的孩子趿拉着破鞋在门前嬉戏玩耍。大宝的父亲在捞鱼虫，大宝的母亲在蒸棒子面的菜团子。回家后，大宝放下书包，还得织鱼网，为金鱼换水，到水站挑水、劈柴和买煤球也是他的活计。难怪他的成绩总也上不去。
大宝属羊， 比我大一岁。踩肩膀下来，他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老二在读高小，老三刚上小学，老四是女孩，不到五岁。这一家老小6口人的生活费用全部落到老爹的身上。他夏天卖小金鱼、蝌蚪和莲蓬，冬天卖糖葫芦。一年四季不闲着，但平均每月不过40几元的收入，按人口平均，每人不到10元。于是大宝交不起一个学期才两块多钱的学费。
初中第二年的时候，大宝成了我们班上第一个退学者，全时做起家务。老师说，他的母亲生了第五个孩子后，得了产后风，没几个月就死了。大宝只好回家去照顾小弟弟，五宝。到了初中三年级，九十中搬家到永定门外的琉璃井附近，我不再天天路过金鱼池，从此和大宝也失去了联系。
四人帮倒台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在楼道见了大宝，两个人似乎都从黑暗里看到了国家的前景与光明，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内心的喜悦。按照他家的排行，我说：“大哥，今儿中午咱哥儿俩喝二两，也庆祝庆祝。”于是我拿着空酒瓶到副食店打了半斤一毛三一两的白酒，买了半斤粉肠，半斤猪头肉，跟大宝痛快地喝了起来。
酒一进肚，话就多了，除了诉说四人帮的劣迹和恶行，也交流了我俩各自的经历。在小弟3岁多能走以后，大宝走出家门在缸瓦厂找了个工作，开始从经济上帮助父亲。一个月17块钱学徒工的津贴，他得交给父亲7块，只留下10元作伙食费。几乎每天中午都是素熬白菜，晚上啃咸萝卜。干的又是体力活，常常跟不上劲，只好咬着牙，扛了过来。不久， 二弟也在区属五金厂找了工作，父亲肩上的担子又减轻了几分。
大哥知道家里离不开他的支持，因而对工作机会十分珍惜。苦学苦练，没几年的工夫，就把陶瓦制作的个个流程掌握一清二楚，包括配料、加水，上釉和火候。三年出师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厂里最年轻的行家里手。可惜只有初中一年的学历，文化水平太低，评不上技师。 出师三年后他被提升为二级工，基本工资38.5元。大哥只留下15元生活费，剩下的全部交给父亲，养家糊口。周末回家还要帮助弟弟妹妹洗衣服，督促他们写作业。
文革后，老领导都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写检查、作交代。造反派看重他出身贫寒，业务能力强，于是把大哥推上领导岗位，当了厂长。大哥是个实在人，只知道促生产，不懂得抓革命。可无论如何造反派们也需要这样一位业务干部，把生产的事都交给他了。由于大哥的努力，在文革的强烈冲击下，缸瓦厂的生产效率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1972年，有一位20岁的姑娘徐柏玲分配到厂里做徒工，年轻漂亮，读过一年高中。有几个单身的小伙子在她身边像苍蝇一样蹭来蹭去，有的帮她干活，有的帮她打水，有的还常用粗鲁的言辞调戏挑逗。作为厂长，大哥常常为这位姑娘解围。一个周末的晚上，大哥准备骑车进城，忽然听到一阵喊叫。大哥返身回到单身宿舍，看见有个农村青年正在强迫柏玲。大哥抄起一把铁锹，照着那小子后背一甩，把他吓得抱头就跑。姑娘一下子扑到大哥怀里，哭了一场。大哥为了安慰她，那天晚上没有回家。
过了些日子，这姑娘在吃饭或休息的时候，经常主动来到大哥的旁边，还把几块肉片放到大哥的碗里。大哥以为她在感激解救之恩，也没在意。有一天姑娘不好意思地问：“厂长，你结婚了吗？”大哥回她：“没有，问这干什么？”姑娘说：”我受不了这些青工的骚扰，想嫁给你，有个安全感。”大哥说：“我自己工资低，没文化，家庭负担又重，跟了我你不会有幸福。”
姑娘用恳切的语气说：“我不在乎，你这个人朴实厚道，在厂子里又有威信。我的父母都是干部，虽说现在都在靠边站，但经济状况不差。”大哥只好说：“那我们就相处一段时间看看发展吧。”
过了半年的时间，大哥已经到了３０岁，父亲也因为健康问题办了退休手续，他希望大儿子能找个媳妇安家。于是大哥和柏玲在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一来林家经济拮据，二来女方家长还在受审，婚事只好从简。二人买了几斤杂拌糖分送给邻居和厂里的同事。厂办公室为了照顾厂长的新家，分给他俩一间集体宿舍。师傅们都羡慕林厂长，一个穷困潦倒的王老五，居然找到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天仙。
一年以后，柏玲为大哥生了个虎头虎脑的儿子。到了周末，两个人可忙了，抱着孩子又是去爷爷家，又是去老爷家，几位老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恨不得天天看着这个隔代的晚辈。
后边的故事是我从母亲那里听来的。
王张江姚四人帮倒台不久，柏玲的父母都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个当了二轻局的副局长，一个做了东城区的区办公室主任。地位变了，于是两位领导开始意识到大哥的短处，不修边幅，说话粗鲁，而且在花钱方面过于精打细算。老两口背后经常嘀嘀咕咕，开始后悔了这门亲事，一不小心，竟把女儿这支鲜花插到了缸瓦厂的牛粪上。
碰巧，徐副局长的老上级周局长的儿子小周青年丧偶，需要找位续弦。局长看上了他看着长大了的柏玲，于是动了心思。徐局长知道了老领导的愿望后，也想借此机会让女儿中途丢驴换马，结上这位门当户对的亲家。女儿开始不大同意，觉得这样做对大哥太不公平。可是架不住父、母接连吹着耳旁风，也顶不住小周的殷勤热切的追求，最后她终于投降，点头应允。
大哥开始时有点舍不得，希望柏玲看在儿子的面上，保持家庭的完整。柏玲则坚持另起炉灶，和大哥开始分居，并且把孩子放到自己父母的家中。大哥一看，事已至此，难以挽回，只好忍痛和柏玲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之后，柏玲调到东城区妇联，挂了个虚职。由于女方的坚持和经济条件的优越，孩子也判给了徐家。
离婚后的那个周末，大哥没有进城看望老爸，一个人买了半瓶酒和一斤江米条，在宿舍里闷声闷气地喝了起来。酒不醉人人自醉，事未愁我我自愁。只喝得酩酊大醉，迷迷糊糊地和衣而卧。大约有三、五天的时日，大哥才从痛苦的深渊爬了出来，挺起腰板，直面这惨淡的人生。
老爸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孙子，大哥也明白，能瞒一时，却瞒不了一世，只好把离婚的事告诉了父亲。儿子离婚，父亲到不大在意，还可以再找吗。可是他舍不得活泼可爱的大孙子，那可是林家的血脉。于是一病不起，嘴里总是叫着孙子的名字。
大哥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到徐副局长在干面胡同的宅院里去找前妻，希望能把孩子抱过去给父亲看一眼。可是前岳母横眉怒目，像天河配里的王母娘娘那样，愣把大哥赶了出去。大哥淌着泪水，恨自己没本事，窝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看上一眼，不能抱回去宽慰父亲。
没几天，老爸因思念孙子过度，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再加上因劳顿一生而累坏了的身子骨儿，抢救无效，饮恨身亡。
一年以后，大哥又和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姑娘李志华结婚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大哥平时还是住在工厂，周末回家。家里只有３０多平米的一间半的屋子，此时妹妹已经出嫁，三宝去了东北兵团，两个弟弟一个结婚，一个正在处对象，没有大哥和嫂子落脚的地方。为了给妻子安排个住处，只好在弟弟的帮助下在简易楼的下边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小棚子。做饭、吃饭都到楼上，其余时间志华和孩子都住在小棚里。孩子能走以后，志华在街道工厂找了个糊纸盒的工作，缓解一下紧张的经济状况。一家人对付着也说得过去。
1981年，我离开了金鱼池这块宝地，浩瀚的大洋隔开了我和这里纯朴的人气。
１９９９年夏天，我回国休假，还是在在楼道的自来水管子旁，见到了林家的二宝。我问他：“大哥还好吗？”老二低着头说：“怹去年得了胃癌，没过仨月就走了。”
我不禁感到一阵凄凉，多好的大哥呀，从小就扛起了养家的担子，为了填饱一家人的几张嘴，他和父亲一起勇敢地和现实搏斗着。小小的年纪就离开家门，到郊区去打工，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却又不得相见。再婚后连个像样的屋子都没有，只能蜗居在临街的小棚子里。他去世的时候，小女儿还不到１０岁，妻子还没有北京的户口。
似乎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挑担，为了受苦，为了磨难。也许，死亡是他的一种解脱。等待他的是天堂，他要离开的才是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