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臭豆腐的男孩
数九寒冬，北风呼呼地吹，雪花轻轻地飘。这时候的北京，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棉门帘，人们围在煤球炉的旁边，搓着双手，揉着耳廓，跺着两脚，对抗寒冷的袭击。这时候的南城，一个8岁的男孩背着一个比他的后背宽出一尺的木箱，走过一个个的胡同，不停地用清脆的童音大声吆喝着：‘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谁买我的臭豆腐？’
他穿着一件空心棉袄和一条破旧的棉裤。脚下的棉鞋已经磨掉了半拉鞋面。棉袄袖上套着一圈旧袜套，上边沾满了厚厚的一层青沥沥的类似epoxy的鼻滴。上帝是公平的，大勇虽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却有一副强健的体格。但凡有个头疼脑热，喝碗热水，睡上一觉，就会自然痊愈。他好像不知道什么是冷，背着比他轻不了几斤的箱子，走街串巷，一路不停地喊叫，直到把大清早趸来的货物卖完。然后把钱交给父亲，换来几斤棒子面，让一家人充饥。
大勇家在二号小院的顶端，父、母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挤在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家里只有三件家具，一个由长凳和铺板搭成的三平方米的木炕，一张吃饭用的短腿小桌和一个贴在墙边的长条木柜。
大勇的父亲在解放前是位巡警，那时的称呼是巡官。虽说属于车船店脚衙的类属，但胡为人忠厚，从来没有过鱼肉乡里仗势欺人，因此，在邻居当中口碑挺好，见了面都打招呼，人们还是叫他胡巡官。
1949年解放以后，巡官失业，在家赋闲。巡官的太太姓郑，原名胡郑氏，解放初期的选举运动要求所有的选民都得有个学名。丈夫给她30多岁的妻子起了名字叫郑淑雯，但从来没人这样称谓过。成年人提起她都说罗锅子，因为她的后背有块明显的突起，就像电视剧里的刘墉那样，不过人家刘保田那是装的，这个可是真的。孩子们见了她都叫胡婶。
1950年，国家很穷，胡家比国家更穷，而且在小院子里也是名副其实的穷困户。穷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丈夫无业无收入。第二下边还有四个孩子。大勇是老大，老二是个姑娘，只有5岁，小三长的像猴，被称作猴三，但属性是猪。 老四又是小子，乳名小崽，当时只有几个月大。上帝爱和人们开玩笑，那些钱多如山的阔老爷，三妻四妾，却常为子嗣断续的事睡不好觉，一年得跑两趟妙峰山烧香还愿，幻想着抱回个金娃娃，继承香火。可是送子观音偏不搭理他们。像胡巡官这样从资产阶级的鹰犬一下子如瀑布一样直落成无产阶级的穷汉，却如打铁铺的锒头声，叮叮当当，人口兴旺，要男有男，要女有女。唯一遗憾的是他们必须得过越来越穷的日子，每天只有窝头咸菜加豆汁的八成饱。
胡巡官不是不想工作，一个40岁的男人干过10来年日伪和民国的公安，除了在胡同里巡视，查户口，他什么也不会。他曾拆下屋里的铺板在胡同北口搭了个小摊，摆上几罐水果糖，几包香烟，和几个腌鸡蛋，企图挣俩小钱。开始时，邻居们出于同情和怜悯，专门凑过来买几样东西。无奈当时的GDP和购买力实在太低，等那几个鸡蛋发散出硫化氢的怪味以后，用不着城管来催，自己收摊，宣布倒闭。
数年后，胡巡官年近50时才找到一份在建筑公司当小工的差事。那是他后半生最得意的时期，每天按时上、下班，努力工作，见了人话也多了。经常说些他们建筑公司的事。可惜，他这辈子太苦太累，刚满60岁还没来得及退休，就因患胃癌，突然辞世。那时，好几个孩子都已参加工作，家里的日子已开始向温饱转型，可惜胡巡官没有福分享受了。
胡巡官死前，握着几个孩子的手，眼睛望着屋顶，说：‘你们一个个长大了，好日子就要开始。爹陪不了你们了。要孝敬你们的妈，她活得太辛酸，我对不住她。我要睁着眼睛走，到了阴曹也要看着你们过好日子。’言罢，眼球凝结，呼吸停滞。老伴没有扒下他的上眼皮，好让他死不瞑目。孩子们因为失去了一家之长，大哭一场，送走了这位在贫困线上挣扎了20年的窝头窝头奈若何的硬汉子。
虽然公开的职称是家庭妇女，胡婶也没闲着。冬天她挎个小篮子，右手拿把小木棍，棍端有两个铁钩，她在街头巷尾人家刚擞过的炉灰里捡煤核。她把还带着热气的炉灰拨平，挑出几个还没有完全烧透的煤球。用小钩子敲掉外层烧得发红的硫、磷和碳的粉末状的化合物，如果发现了剩余的部分有颗黑心儿，那就是她要淘换的宝物，北京人亲切地叫它煤核（HU）。一天捡上几篮，也够烧上一天一夜了。邻居们家家都有个煤箱子，能装500斤煤球，够一个月的用量。由于胡婶的勤快，她家用不着这么个箱子。还节省了5块钱的开销，足够蒸20多屉的窝头了。
上帝垂爱这户胡家，又先后派来两位小天使，都是公主。越穷娃越多，就像越渴越撒氯化钠。这下胡巡官和胡婶都撑不住了，咋办？吃饭的越来越多，挣钱的没有地干活。只好采取穷苦人家忍痛割爱的办法，不得不把老二，大闺女胡大玲，送给来自山西的一个商人，这在当时是孩子多的困难户常用的一种摆脱方法，就像韦达先生在旧社会导出的一元二次方程的通解。
这商人叫张老板，妻子叫张大婶，脸上有10来个麻点，又成了麻张婶。老两口为人和善，只是膝下无儿。他们每年都到这块穷窝里住上几个礼拜，嗅一嗅龙须沟的独有的人气。这次见胡婶要出让闺女，她却如水得鱼，一口应承， 准备把大闺女带走。麻张婶给丫头作了身新裤新袄，都是花布面，把原先杂乱蓬松的头发梳理成两个小辫，脸上还擦了层扑粉。大闺女这一捯饬，又水灵，又俊俏。胡婶也动心了，谁说俺闺女寒碜，多爱人啊。可一想到老少八张嘴在等吃喝，哪天是头儿呀？
麻张婶临走那天，大丫头死活不去。跪在地上抓着母亲带补丁的裤子，嘶叫着：‘妈，别让我走，别让我走，我会捡煤核，也会卖臭豆腐，我将来还要养活你哪!’ 胡婶红着眼睛，在一旁抽泣着，已经说不出话了。邻居们见到这骨肉分割的场面，只好含泪劝解：‘胡丫头，张婶带你去天天吃大米、白面，顿顿有鸡鸭鱼肉。’丫头说：‘我不吃，我不吃。’张婶爱上这孩子了，俗话说无毒不丈夫，没狠非娘们，把心一横，抱起孩子就走，上了一辆事先雇好的三轮，头也不回地直奔永定门车站。毕竟是身上掉下的肉，大闺女送人后，胡婶眼圈红了十来天，后背又驼了1/20个弧度。从那以后，麻张婶再也没有踏进过这院子一步。
夏天，胡婶推个小车，上边放几个广口暖瓶，四处去卖冰棍，冰棍分两等，3分一根和5分一根的。遇上炎热的天气，一天里赚的钱也够吃两顿饱饭了。胡家的另一个收入来源于一个麻将俱乐部。胡家在院子里头，窗子和门又对着茅房的后墙，地理位置严实隐蔽。于是有几位麻将爱好者凑足了金兰四友后就到这里来推牌九、打麻将。每人都带着几块钱，筹码不多，但耍上八圈，也要几个小时的功夫。胡婶没有上牌桌的资格，她也不懂什么东风、西风、白板，三条，五万。她只管在炉子上烧开水，等牌友们口渴了润润嗓子。牌局散后，赢家按赢的多少给胡婶撂下块儿八毛的小费。按现在的说辞，胡婶当时已经在经营第三产业了，可惜规模太小，比不得人家拉斯-维加斯和蒙特-卡罗。
按说，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但窗前连个煤箱都没配置的胡婶却什么都怕。街上一有谣言，首先传进院里的必定是她。50年代初，街上的小贩卖一种新品种的红皮大蒜，叫火蒜。于是胡婶就忙上了，见人就嘀咕：‘火蒜，火蒜，这回是要伙算 了。’其实不管跟谁去伙算，她都会沾不少便宜，至少用不着捡煤核了。有一年她说：‘神仙算好了，10年之后这里要发大水，没人能逃脱劫难。要想保命，必须让孩子到深山修道，十年后像《宝莲灯》里的沉香那样搭救父母。’第二天， 有家儿子一宿未归，警察四处查询，在潭柘寺附近找到一个求仙学道的儿童，把他送回家中。说来也灵验，1963年，京津地区还真发过一场洪水，但没她说的那么邪乎。
大勇虽然童年穷苦，但长得很虎实，身材和肩膀都比同龄的孩子宽大。大概是因为先天营养充足，那时，胡巡官一人挣钱足够三个人花的了。大勇没玩过拍三角，没拍过洋画儿，也没踢过小足球， 但却是摔跤的好手，没人能绊倒他。这大概也是穷人的造化。
大勇属马，从八岁起，开始贩卖臭豆腐的生涯。见到他那鼻滴浪形脏兮兮的样子，还有那不合身的肋肋脦脦的衣服，但分讲究一点儿的，也不会出来买他的臭的平方的豆腐。只有他那清脆的童音能博人一爱。 至于有钱的人，六必居才是首选。他的客户都是老主顾，家庭条件和他们家不相上下，与其说爱吃他趸来的东西，还不如说是同情，他（她）们喜欢设身处地地想事，我的孩子要也是街头受冻的小叫卖，那又会怎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穷归穷，但良心未泯。
他每天路过鞭子巷三条的时候，吆喝几声以后，总有一位穿得干净利落的小姑娘来买一毛钱的臭豆腐。小姑娘名叫孙润秋， 父亲和母亲都是小学老师。有一天，小润秋看见大勇的小手被寒霜打裂，心里过意不去。 她从兜里掏出一盒蛤蜊油，抹到大勇的手背上，然后，一言不发，把这盒沤子放到大勇的棉袄兜里。回家后，大勇把护肤用的沤子交给母亲，母亲欢喜望外，自打解放以来，她还没用过这稀罕物，连忙藏到枕头下边。
大勇10岁那年，院里比他小的几个孩子都上学了，聪明一点的考上市立小学，愚笨一点的进了私立学校。爹妈感到某种社会的压力，决定让大勇上午卖臭豆腐，下午去读识字班。识字班是为家庭困难的孩子设立的，完全免费，还发给课本。地址在东晓市的一中心小学。学校坐落在清朝建立的金台书院 ，大红门两旁是灰色的砖墙，对面还有器械齐全的操场。里边的建筑设计介乎庙宇和宫殿之间。上下课不用摇铃，而是如同老北京的八座门楼，当当地敲打一块铜典。
识字班要在4点钟以后，等正规班放学才开始上课。大勇很珍惜这个机会，他虽然年纪小，但他也不愿意卖一辈子臭豆腐，让人歧视。三点多钟，他就背着母亲用破衣服缝好的小书包，一个人坐在校园的大屋檐下，轻声读着课本。‘拍手拍拍手，二人土上坐。’有一天，他正聚精会神地看书，有个刚下课的小姑娘走了过来，给了他一只铅笔。他流露出感激的目光，又是那个买臭豆腐的女孩，他本想拒绝，但这又是他的所需。过了几年，识字班转成正规小学，大勇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学生。
小学读完后，胡巡官终于找到了早也盼晚也盼的一份工作，让大勇考到娘娘庙的附近的第49中学。三年后，在困难时期已经到来的时候，大勇又考进位于南口的地下铁道中等专业学校。每个星期一的一大早，就起身到西直门站坐火车去学校。不到一年，一来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地严重抗议，二来基础差，学习遇到困难，他决定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战士。那时候，毛主席还没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老百姓还停留于好汉不当兵的传统观念。胡同的前后左右没有一个男孩参军入伍，最不济的也得进厂学徒。 大勇成了这个地区的爱国者先驱。
大勇被分到东北解放军某部，当了卡车司机。两年后由于技艺纯熟， 当了班长。三年头上复员转业，中间没回过家。劳动局派他到崇文分局当司机。
到东晓市西头的精忠庙派出所转回户口的那天，大勇看见一个姑娘，觉着眼熟，又叫不出名字。经过了部队锻炼和学校的熏陶，这两个年轻男女已经消除了当年的羞涩。还是姑娘眼快，指着大勇说：‘你是卖臭豆腐的？’ 卖臭豆腐的也想了起来：‘你是送给我蛤蜊油的。’当年不懂事的两个小毛孩，一个成了虎背熊腰健美 英俊的小伙，一个出落成如花似玉秀外慧中的大姑娘。姑娘说：‘我叫孙润秋，家住何处你知道。我毕业于护士学校，分配到蒜市口旁边的第四医院。’大勇这次也勇敢地报了名姓，告诉他家住西园子边上的二巷二号。前世的缘分把他俩撮合到一起，经过这次摩擦以后，两个人各自携带了0.5库仑的正、负爱荷，开始以偶极辐射的方式，释放出青春的火花。
大勇复员的那个夏天，成了闯荡江湖凯旋而归的英雄好汉。吃过晚饭，胡同里同龄的伙伴就搬个小马扎围着大勇坐成半圈，听他讲述那些动人的经历。这东北还他妈贼冷，这尿（SUI）刚尿（NIAO）出去，立马成了抛物线形的冰柱。这屎刚拉半截就冻成了小豆冰棍。摘了皮帽子，耳朵就会冻掉。脱了手套，手指就会粘在枪栓上。没见过世面的小伙伴们琢磨着，还有他妈这么冷的地方，我以为三九天金鱼池一结冰就是最冷了，幸亏我他妈没去。
大勇还讲述了修车和开车的故事，在荒郊野外，开辆大卡车疯跑，追赶狍子，别提多开心了。他开的车，不管出了啥毛病，停在路边，他都能修好。有时，大勇也讲些部队里学来的不三不四荤段子，诸如黄松黑紧白邋遢，这些还没开窍的毛头小伙子咋也不明白他说的是啥子玩艺儿。
四号院老王家的大女婿用哥哥被撞死的一笔赔偿，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胡同的老乡们叫它电驴子。这摩托经常出毛病，一出毛病，大女婿就推着电驴来找大勇。大勇只用一个改锥，一把扳手，鼓捣几分钟，电驴就又突突突突地叫了起来。大女婿于是驮着大勇，找个小酒馆一起喝两盅。大勇在部队养成了抽烟喝酒的习惯，他性格开朗，侠肝义胆， 本应是天生的酒仙。可是偏偏天不作美，用不了二两，他就会醉倒如泥，嘴里喊叫着莫名其妙的词句。大女婿还得用绳子拴着把醉汉驮回来。爱喝酒的人沾酒就醉，这的确是个无法化解的矛盾。 就像喜欢大海的人上船就晕，一辈子也领略不到大海的雄浑。
大勇和润秋从理论上讲相识以后，周末常来常往。大勇和她一起逛商店，压马路。有时还开着北京吉普带着女友兜风，两人沉醉于初恋的幸福之中，幻想着未来的二人世界，携手开创美好的生活。
两年后，大勇的单位分给他一间位于红桥商场右边的小屋，小屋在一个死胡同的小院里。二人开始筹办婚事。几个月的功夫，床、衣柜和桌椅板凳都凑齐了。1969年，正当林副主席被钦定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大勇和润秋喜结良缘。邻居们搭帮送来被面、暖壶、洗脸盆、插花瓶，白糖罐、小闹钟等各类日用礼品，给小夫妻带来衷心的祝福。他们虽不能说是青梅竹马，但也算得上心有灵犀两小无猜了。婚后，小夫妻卿卿我我，相敬如宾，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越明年，大勇有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为了记住幼小送人的妹妹，起名胡晓玲。两年后，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和大勇小时候一样，虎头虎脑，结结实实，起名胡小虎。胡婶忙着为老大看孩子，孙女刚会小跑，孙子又爬着来了。邻居们称赞她，一儿一女一枝花，大勇真有福气。然而大勇在寿命上没有超过父亲，在他60岁的头上，罹患肝癌，含笑离世。此时，他的闺女、儿子已经参加工作。
胡婶在孩子们都有了饭碗以后，生活开始富裕，每天乐呵呵地拿把折叠伞，走西串东，周期性地拜访已经搬到不同地方的老街坊。每个孩子给她5、6块钱，加起来就是20多。工资高的、需要带孩子的还得多付10几元的家税。她神情舒展，愁容变成了微笑，清瘦变成了富坦，破旧的衣衫也换成了的确良和人造棉。唯一遗憾的是她的驼背，那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生物效应了，即使是善于作假的首尔美容师也束手无策。驼就驼吧，毕竟它见证着岁月的伤痕和苦难。
猴三少年的命运属于下下签，有点坎坷。初中一年时上了没几天的课，就被学校开除，派出所送他到大兴县的天堂河劳改农场，像国家领导人的儿孙一样，提前参加了革命工作，唯一不同的是，这回是人家要革他的命。文革时又被转移到文安洼地，插队落户。凭着他的伶牙俐齿，县办工厂请他作业务员，专门负责到北京发展客户，推销产品。一年要夹着皮包，跑10来趟北京。也算是半个北京户口了。
四人帮搬进秦城监狱以后，猴三仗着有位在北京工作的未婚妻，终于把户口迁回北京，并且积极紧跟邓副主席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几年的时间，不但腰包鼓了，还搞到了几处房子。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话一点不假。猴三成了从二巷走出去的唯一的大款。
小崽走上和三哥不同的道路，在构件厂找了个开铲车的工作，是个稳定的铁饭碗。 几年后，上山下乡的政策改为下山离乡，两个小妹也走进工厂，当了工人。一个在小西天的工艺美术厂，一个在朝阳门附近的灯笼厂。
到了80年代中，麻张婶因病身亡，死前把二巷小院的地址和爹、妈的名字告诉了养女。虽然小院原有的邻居都已经搬迁到不同的地方，派出所还是为这位远从山西来认祖归宗的中年妇女找到了郑淑雯女士的家，光明楼。
70多岁的胡婶正在和孙子们一起指手画脚地看电视剧《四世同堂》，忽然间户籍警领来一位外地妇女。胡婶虽然头发全白，但两眼好使。在她身上盯了450毫秒，马上想到自己的亲生孩子，大玲。 大玲也隐约记得母亲的驼背，把带来的点心和礼物往地上一扔，这一老一少像NS磁极一样不约而同地撞到一块，各自用双臂把对方紧紧地抱住，少的连哭带叫地说了声‘妈！’，跪在地上；老的老泪纵横，喊了声：‘大丫头！’弯着腰，拉着阔别了30多年的亲骨肉的双手。民警见到这动人的场景，说：‘你们好好叙叙旧吧，我走了。’这母女激动得竟然忘了说声谢谢。
大丫头拾起地上的点心，用一口道地的山西腔说：‘这是给你的。’拿着两条烟说：‘这是给我爹的。他在那儿哪？’胡婶指着墙上照片说：‘你爹死了10多年了。’大丫头凝视着照片，又是一阵哭泣。埋怨着胡婶当初为啥把她送人。为啥这多年不通音信。胡婶只好说：‘爹、妈太穷了，养不起那么多孩子，妈是想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呀。我和张婶有君子协定，从此断绝往来。’
大丫头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些山西的土、特产，说是送给兄弟姐妹的。胡婶马上派孙子采用周烈王烽火台传讯的方式一个通知下一个，下班后带着各自的家人到家一聚。6点钟左右，她的孩子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饭也没吃，就赶来了。进门一看，原来是血浓于水的亲人。
大勇那时已经懂事，知道有个妹妹被人带走。猴三太小，不记事，嬉皮笑脸地对姐姐说：‘我说我怎么叫小三哪，原来上边还有个姐姐。’不一会儿，其他的妹妹、弟弟也先后到齐，猴三说：‘我先到翠华楼去订两桌席，半小时后你们乘出租车到八面槽会合。
大约在晚上7点的时候，一家老小，连儿媳、女婿和孩子，总共20来口人在两张大饭桌前共进晚餐。那天是阴历8月15， 小崽的媳妇是语文教师，为了给大家祝酒添兴，用人艺的口气说了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