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革命大串联
1966年11月初，我从南昌回家去取棉衣，乘38 次列车到上海，再转车经南京到北京。那时，南京还没有跨江大桥，火车要由轮船摆渡才能到对岸的浦口。在船上，同一位铁路技术人员聊天，他说，火车在三寸厚的钢板上也可行驶。我想，使用铁轨，大概是因为不但能节约钢材，还容易控制方向。到了清华，听说在10.18 前后，气氛紧张，革命造反派要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天，主席乘坐敞篷汽车又一次检阅了红卫兵。清华造反派里有个10.18战斗组，名字由此而来。
在北京停留不几日，就拿着棉衣和饭钱回到南昌。这时，兵团里一个来自北外的调干生，徐春青，和北京地质学院的院李海魁把两个院校的学生拉了出去，离开了炮打司令部兵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赣联络站。双方谈判没有结果，我们清华的这些人只好另挑大旗，成立了清华井冈山驻赣联络站。当时，清华井冈山的名字比第三司令部还要响亮。我们把驻地换到江西省金融学校校，在那里过了新年。我喜欢食堂的炒青菜和米粉肉，还有街上小馆的肉丝面。
20年后，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银幕上，我看见了徐春青。他在哥伦比亚制片公司摄制的《末代皇帝》中，演了卫队长这个角色。大概因为他身材高，英语流利。新年后，我又回到北京，把联络站交给物03班的同学杜建昌打理。在北京，访问过第三司令部的姜德旺，谈到了江西的形势，以及第三司令部的红卫兵在南昌的分裂举动。参加了第三司令部在民族宫召开的在外联络站的会议，会议组织得颇为松散。本来听说会后要安排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同志见面， 我没等到那个时候就回家去了。戚本禹当时主张大学毕业有26元的工资就够了，我心里不大舒服。
1967年2月，党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大串联，回家闹革命。我们立即响应，联络站的所有人员全部撤离南昌。回清华后，与江西继续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那年的春天，我留在清华园，有个较长时间的安静的环境。每天都到主楼的一个教室里去读毛泽东选集，用了一个多月，把四卷全部读完，时间总算没有虚度。这个期间，上边发生了以谭震林等老同志为首的二月逆流。随着二月逆流，全国各地保守势力有所抬头。
3月下旬听说江西省造反派感到十分压抑，联络站计划派人重回南昌助阵。4月初，我和物03 班的孙传耀，上海中学生李明健乘火车前往南昌。我身上携带者800元的活动经费，手上带着明健借给我的罗马手表，身上穿着电力学院才大成借给我的风衣，经过上海来到南昌。由于对南昌的具体形势不太了解，开始时不便公开露面。到南昌时已经半夜，我们三人步行到南昌站附近的中国音乐学院的程明榕大姐家。像当年的八路军一样，蹲在门外，怕影响伯父、伯母一家人的休息。老人家发现我们后，把我们叫到屋里，准备吃喝。
第二天，我们住到了团校，在原来有过联系的当地造反派中作深入调查。江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博坚告诉我们，省军区参谋长周子涛在市体育馆做过一个报告，对造反派反攻倒算，十分猖獗。歌舞团里有人背着录音机，把周的讲话录制下来。博坚把录音带交给我们，托人带回北京，作为老保翻天的证据。博坚为人爽快，从海政文工团调到南昌。唱歌时他喜欢用右手捂着一个耳朵，好像是旧日北京的小贩在吆喝“萝卜赛梨。”
四月底，南昌天气已经回暖，我和传耀到赣江去游泳。水不太凉。靠近江边，有10几米宽的由毛竹并联成的竹排，大概是用作码头，装卸货物，游水的人也可以坐在竹排上休息。我和他个在竹排边坐着聊天时，不慎落下水去，而且被卷到了竹排的下边。我在暗中感到江水的波涛在竹排下拍来拍去。顺着亮光，我用两手轮换抓着一根根的毛竹，总算爬回到竹排的边上。上了竹排后，发现孙传耀出了一身冷汗。他对我说，这太危险了，你捡了一条命。竹排那么宽，你要是找错了方向，竹排和水之间有负压，可能永远也爬不出来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后怕。总算是命不该绝。我那时身体很好，饭量也大。有一回，和传耀，明健在南昌的一个饭馆里叫了100个羊肉饺子，我一人吃了70个，正好那天，他俩不饿。下图是我和好友传耀（左）在八一起义纪念馆前留影。
五月份，清华驻赣联络站增加了一大批人，有水00的涂兆林，汽7的金国栋，物0的王毓中，还有几个6字班（1966届毕业），如欧阳忠谋，张琴心，汪大敏等。这期间，我们做过主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刘瑞森的工作。刘书记是东北人，身材高大，内蒙古骑兵团起家。他对造分派比较友好，我们希望他能提前解放，出来工作。刘也很配合。后来，把材料交了上去，听说康生同志断定他是叛徒，而且不止一次，只好罢休。
出于怀疑省长方志纯的老婆，朱旦华，是叛徒，我们当时对中办主任汪东兴做过调查，没什么结果。朱原来是毛泽民的妻子，被关进新疆的监狱。毛牺牲了， 朱却活着。 汪原来在江西省农垦厅工作过，我们先从那里开始。访问过农垦厅歌舞团的邢韻生女士。她曾经和歌舞团一起在庐山为毛主席表演过文艺节目，主席在那次演出中认识了她，并认作干女儿。在她的住所，我们见到了主席写给她的亲笔书信。她对汪东兴不满，因为她在去中南海看望主席的时候，没有得到汪的允许。可这又够不上政治问题。
我们还找了在农垦厅工作过的邹理智。邹理智达大约40多岁，长相和声音有点像小品演员魏积安， 能言善辩，精力旺盛，说起话来，淘淘不断。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飞马牌香烟。他讲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包括一个女副厅长和一个女干部的同性恋，对调查汪东兴也没有帮助。不过两个女人之间相恋的事还是头一次听说。邹本人在延安时当过周恩来同志的卫队长，他有个大毛病，就是搞女人，而且，改不掉。为此已经官降三级，在家休养。周恩来说他，‘你这邹理智啊就是无理智’ 。
一天下午，我和孙传耀，涂兆林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南昌郊区的独立师，访问师长陈昌奉。我是司机，骑在中间，传耀斜跨着大梁，兆林则坐在货架上。陈做过毛主席的警卫员，写过一本书，‘跟随毛主席长征’。与邹理智 相比，陈显得谦逊朴实。在做过毛主席警卫工作的人里，他是当时职位较高的一个了，军衔为大校。
5月初，我们找了两辆车和司机，去了趟景德镇。 一辆车是副省长黄先的座骑，奔驰，李明健 和本地中学生赵华东坐在里面，由公共汽车公司的老司机徐丰驾驶。一辆是运输公司的苏式嘎斯69， 我和孙传耀坐在里面，由万公伟师傅驾驶。记得，在每小时90公里的高速行驰当中，万师傅双手离开方向盘，脱去筒式毛衣。我坐在边上，捏了一把汗。现在，开了20 多年的汽车，我都不敢有这样的轻举妄动。夜里，有段公路出现问题，需要抢修施工，万师傅打开车边上的一个大灯，协助照明。到了景德后，我们参观了瓷器工厂，买了几件薄壁细瓷的小碗，和几个半身的毛主席的白瓷塑像，以及数枚用瓷器烧制的毛主席纪念章。在南昌那么久，这还是第一次游山逛水。
中学生李明健认识了一个本市的中学生，叫麻小星。小星父母都是南昌局级干部。小星母亲的单位出车带着我，传耀，小星和明健到上高县去玩。 当天下午，到锦江横渡，我平日在游泳池练习时，最多一次只能游25米。锦江江面很宽，大概有5、60米。我虽然没有把握，但仗着年轻，好冒险，还是下水了。由于水流速度，游成一条斜线，大概有90米远。我比别人慢了一些，还是坚持游玩全程。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横渡大河。在上高过了一夜，第二天回到南昌。在团校时，我们联络站被抄家了，虽然相机等重要物品没有损失，但被翻个乱七八糟。当时怀疑是某个干部子弟所为，他的父亲在宜春地委任职，我还专门乘火车去了趟宜春，记得当时是江西的梅雨季节。 无功而返。
当时，清华井冈山在外省名气很大，特别是在1967年4月，电机系的捉鬼队揪斗了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名声更为响亮。为了宣传文化革命的的伟大意义，为了满足南昌市人民的需要，我们联络站开始把清华井冈山报的航空版在当地翻印销售。5分钱一份，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收入了2000多元，作为联络站的活动经费。这期间与我们有固定联系的有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江西省公安厅，新华社分社，江西省军区，北航红旗驻赣联络站，中国音乐学院，红都机械厂，南昌航校的学生等。五月里，有一支来自上饶海校（海字414部队）的造反派小分队，大约10几个人，与我们联系比较密切。领队的姓陈，有个干部叫屠良义，战士里有个叫陈子安，有个叫孙妙龙。孙是上海人，后来改名为孙迅， 性情随和，好交朋友，跟我关系较近，毕业后去浙江温岭海军服役。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红光中学的初中生李明健，个儿高，挺白净，66年冬就加入了我们的联络站，好多北京、上海的中学生都走了，只有他一直留在我们的身边。他自称父亲叫李炳法，是总参三部的中将，我们也从未有过怀疑。我对他很相信。好多人劝过我，对他要多留意，我也不大在乎。2000多元的电汇也都经过他手，没有什么差错。他给过我一枚解放军帽徽和一件黄色军上衣，在当时都是时髦的东西。
他很机灵，不管什么东西，一学就会。有一次，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他 抓到一个小偷并且识破了小偷伪造的学生证，发现照片上钢印的边缘 是用5分钱硬币滚压而成。在北京，去过我家，不嫌穷，不嫌破，我母亲也很喜欢他，叫他‘大活宝’。明健和北京中学生孟李菱，孟李景兄妹关系较好，在北京时住在军人大院里的孟家。 6月里，在南昌体育场附近，他捡了一辆美国军用吉普，鼓捣鼓捣，还真的打起火来，他还能把车开动。那些日子，他成了我的司机，不管到哪儿，他都开着车送我去。有一次，送我到南昌的另一所学做摩托车的长江航校去讨论形式，车出了点毛病，但修好后还是把我当夜送了回来。
后来，明健惹了一场大祸。大概是6月初的一个下午，某个工厂的保守派动了武力打压造反派。省体训班的造反派闻讯要去支援，但苦于没有交通工具。明健自告奋勇要开着吉普车去送他们。小小的吉普，连坐带站，拥挤了10几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小星也在车上。由于人太多，我和传耀未能同行。车子开出没有多远，在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大道上，失控翻了出去。多人受伤，体训班的谢晋臣同学不幸身亡。司机明健擦破了点皮，无大碍。小星毁容，腿部也被烫伤，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这确实是个不幸。小星住院时，我们去看过。体训班为谢晋臣开的追悼会，我们也参加了，由海军战士陈子安代表读了悼词。那时候，不懂汽车安全事项，不知道超重会带来多大的灾难。
我和明健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0年夏天，我们正在平安里等班车，他正好路过。穿着军装，提着修理雷达用的精致的工具包。和我在一起聊了10几分钟。再后来就是1972年，有两个外调人员找我调查明健的往事。他们告诉我，明健的父亲是叫李炳法，但不是中将，而是一个教授。
6月底，我和音乐学院的程明榕，倪子龙，南宫华玲等一起，经上海回到北京，在上海，一起挤在一个大房子里过了一夜。回到清华后，井冈山已经分成了两派，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井岗山414兵团。主要分歧在于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团派认为，主导过去17年的是一条黑线，应当全面否定。414观点与此相反，把井冈山叫成大翻个儿派。两派有各自的兵团总部，广播台，团歌，甚至集合号。井刚山的集合号是55555331——1355531353——5（低8 度）135-315（低8 度）1—。414的集合号是5（低8 度）131——35—5（低8 度）1—–。
驻赣联络站的人，除了蒋南峰等少数几个，大部分都加入了团派。团派的团歌的第一句是‘井冈山是革命的山’。414团歌用的是林副主席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旋律也比较气势汹汹，犹如拼命。团派在每个系都成立了分部，并且有个番号，工物系的番号是井冈山10部队。我回来后，在系里被选作分部委员和10部队委员。除了参加两派思想观点的论战外，我们在新水利馆 找了个教室作驻赣联络站的办公室，由汪大敏，张琴心，金国栋等负责日常工作，保持同南昌造反派之间的联系、接待等。海字414部队，南昌航校的胡学锦，江西红卫兵司令部的倪根菊，江西拖拉机厂的王雨霓等都来访问过。 有一次我们知道周总理要会见江西省文革代表，参加者由军报记者刘宝林安排。由于人数有限，我们未能参加。 但是，我们在人大会堂南门外等了一夜，直到凌晨四点多钟，才见周总理走出门外，上了汽车，我们在台阶下远远地向总理问好致意，总算是在近处又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不久，武汉发生了对抗中央文革的7-20 反革命事件，北京造反派提出了‘打倒刘邓陶，枪毙陈再道’的口号。几天后，红卫兵们到天安门游行集会，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中央文革。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那次，清华井冈山的队伍离金水桥很近，我清楚地看到中央首长们挥起手臂喊口号。在喊’打倒贺龙‘的时候，周总理也举手了。 7-20 事件触发出一个新的提法，那就是’揪军内一小嘬‘。 各地出现了军队伸手支持劳保，镇压造反派的局面。如江西，湖南，出现武斗，形势恶化。这时中央已决定派解放军干部程士清和杨栋梁去主持江西省的工作。此刻清华驻赣联络站的人员也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再赴南昌。我还到井冈山兵团派总部的第三动态组要了一份印发给各联络站的军事调查提纲，主要是搜集各地的军事装备，兵力分布等。我也没动脑筋，又用油印机把提纲复印，发给联络站的每个人手里。后来有人把这张提纲保留到1971年，在清查516的时候交了出来，并说明出自我手，成为我在运动中主要的反革命罪行。
我和物03班的孙传耀，佟允宪（已故），水00的涂兆林乘火车先行，因为当时没有去南昌的37次火车，我们在上海逗留了5天，住在上海铁路局机务段。那时，一来手头没钱，二来等着去南昌，没有玩心思，除了黄浦江边，哪儿都没去。在江边，我们从扩音器里听到了长征组歌，于是知道作者肖华将军那时被解放了。
我们一起拜访过南昌的一个造反派刘锦生，他当时正回上海探亲。我们带了一瓶7宝大曲，连喝带吃，过得挺痛快。5天后，到达南昌。随后，王毓中，欧阳忠谋，金国栋等搭乘程士清和杨栋梁的专机到达，我们还到位于洪都机械厂（320）附近的机场去欢迎。
这时，联络站的基地已经办到江西省军区大院。物9 的郑平在我们到达以前主持了联络站的工作，成为站长， 负责与省军区的联络，长途电话等，和他一起的还有物9 的张比，浦俭振，熊二虎。物0的崔福斋，王志忠，物00的吴国发（当地进贤人），动农系的倪斌，罗方国，梁颖庄（小黑管）等。另一支联络站的主力来自清华附中的10来个中学生，如郑平的秘书苏虹，郑京生，孙念鸾等。当时不少人都有了手枪，如五四手枪，镜面20响。我来迟了，没能弄上一把。但我在射击场上，用北航红旗徐从和的手枪过了把瘾。郑经济条件较好，好抽牡丹牌香烟，由于事情不多，我从他那儿染上了烟瘾，从1967到后来的1987年， 吸了整整20年的烟，当然不全是牡丹。
九月初，我和孙传耀，涂兆林，佟允宪，陈群秀等10几个人到南昌附近的梁家渡参加了一场远距离的阵地战。快到大坝时，只听一阵排子枪响，一颗颗子弹朝着我们飞来，我让大家卧倒，滚过一个平坦的小坡，终于来到大坝。 大坝不到一人高，站在地面，可以把枪平放在坝上，朝对面射击。由于距离较远，隔着水面，只能盲目地把子弹射向对岸。我们几个赤手空拳，没有家伙，只好观察战况。
我跟一个造反派战斗员借了把三八大盖，装上子弹，胡乱放了两枪，也算是没有虚此一行。射击后，把枪还了回去。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喊救人。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头部不幸中弹，我和佟允宪找了半扇门板，把小姑娘放在门板上，一前一后，抬着伤员向公路走去。途中，要经过几百米长的稻田。 刚刚踏进水中，田里的泥淖就把我脚上穿的两只塑料凉鞋呱唧呱唧地全部吸掉。救人要紧，也来不及弯腰捡回。光着双脚好不容易把伤员送上了救护车，我俩陪同那个小姑娘到了南昌市医院。很不幸，已经来不及抢救，小姑娘失去了年少的生命。她叫张玉清，我们把她丢下的一支钢笔留给了她的母亲。完事以后，天色已晚，我们未能回到战场。晚上，孙传耀，涂兆林等同学也回来了。在那次战斗中遇难的还有汽车公司的一个司机。
王安石和孔尚任的老家抚州（临川）地区保守派武装暴动，军管会负责人亲自率兵征讨。我们联络站的人也去跟着去凑了个热闹。开始，徒步出发。 路上，见到一个南昌二中的高中学生，借给我一把狗牌撸子，不带子弹。 后来，我从从别处找来几发子弹，装到弹夹里，总算有了个防身武器。傍晚，我们搭上了解放军的卡车，同去抚州 。
夜里，路上休息的时候，看到军长杨栋梁穿着圆领背心和大裤衩，指挥着军事行动。战士提着水桶从路旁的池塘里打了一桶水，再撒上一包药粉，大概是明矾，沉淀后就可以喝了。杨军长命令军车上装备的四筒高射机枪，向远方的山间试射，在空中留下四条色彩艳丽的弹道痕迹。比三八大盖和五四手枪要神气多了。
在行车途中，我站在一辆解放牌卡车的门口的踏板上，扶着旁边的把手，欣赏星夜奔袭的壮阔场面。结果这辆卡车在超越前面一辆军车时，距离太近，两车相碰，我感到肚子一阵疼痛，也没来得及注意。到了抚州后，我才发现，肚皮被划了两道血印。
第二天早晨，队伍经过一片稻田时，远处传来一阵机枪扫射，我们下车，匍匐在稻田附近，枪声消失，继续前进。中午，经过一个小县城，大概刚刚发生一起武装冲突，街上、店里都是死尸，有的肚子被捅破，有的脑袋被炸开，惨不忍睹。下午才到抚州， 战事已过，局面基本平息下来。在一条大街旁的一个胡同口上，10几个造反派迫使几个老保面向墙壁，站在墙角下，然后，一阵乱枪，把这些俘虏全部击毙。我心里怦怦直跳，不敢正眼去看。这文化大革命还真的变成了武化大革命。
快到住地时，过来一辆卡车，停了下来，啪啪地一阵枪响，我们警觉地卧倒，枪声很快停止。原来是造反派之间起了纠纷。有个造反派身上带了一把镜面盒子，被另一个单位的造反派看上，由此冲突起来。 前者开枪打死后者，而后者的伙伴们又开枪打伤了那个带镜面盒子的人，我看到受伤的人流着血倒在地上，躯体一阵阵抽搐着，被送到医院。听说，那几个造反派后来还是赶到医院，穷追不舍，把他打死在病床上。我们联络站有人还帮过死者的妻子，打过官司， 也没听说有什么结果。
住处附近有个冰棍厂，有人送来一箱冰棍，我不记得吃了多少根，只记得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见了冰棍就恶心。打仗没赶上，倒是听见了枪响，见到了死人，见到了战争的残忍，也算是一段在清华大学遇不到的宾诺奇欧历险记吧。
回到省军区大院后，走访过 军区参谋长许鹏，军区副司令罗元炘。罗副司令个儿不高，平易近人，还请我们联络站的人到他家里去吃过饺子。后来，他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还去北京饭店看望过他。我的那把小撸子手枪在去抚州的路上，一直没机会放过，我怕子弹和枪膛口径不匹配，弄不好炸在手里。一天下午，我和佟允宪等出去办点事，在大院里边，我琢磨着有枪没放过，不是滋味，就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朝空中放了一枪。子弹和枪口尺寸对路，没炸。佟允宪骂我‘土匪’，我说我只是想试试。那时，街上 经常听到枪响。晚上，有位江西老俵在房顶上睡觉，不幸被流弹击毙。
由于事情不多，我和崔福斋，清华附中的学生，人大三红的几个人随一个车队去了井冈山。我们那辆车是徐丰师傅开的。路上休息时，我们这些人到田里吃打瓜。样子像西瓜，但个儿只有拳头大。用手把瓜拍破，吃完以后，留下瓜子。车的旁边有好几头水牛，不怕人，但一按卡车的气喇叭， 它们就会跑开。下图是与清华附中和人大三红同学在井冈山的合影。前排中是司机徐丰师傅。
到了文天祥的老家吉安时，已近傍晚。我们还是挽起裤管到了赣江边上， 淌了淌江水。第二天，我们乘车上了井冈山，参观了茨坪，黄洋界等革命圣地。从井冈山下来后，大部分人都赶回南昌。我和福斋，人大的查学东，附中的孙念鸾一起南下赣州。住在交际处。安顿好后，我在交际处的阳台上朝着树上的一只小鸟又放了一枪， 也不知道打着没有。我这把小撸子总共打过两回，都是试枪。
在街上走了走，福斋 用军用水壶买了一斤米酒，大部分都让我给喝了。后来，查学东也买过葡萄酒，我们一起喝过。听说赣南营前有个福字613 部队，是个独立营，跟造反派关系有些紧张。我们想去看看，是否能做些工作。 我们乘公共汽车到了上犹县城，然后到附近的陡水水库。参观了那里的水电站。 里面有几台发电机。有4，5个技术人员，一打听，还都是咱清华的校友，有电机系的，有水利系的。这些校友在这穷山沟里，默默无闻地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着它们的青春，尤其是在停课停产的 动乱时期，令我们尊敬羡慕。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清华的精神，清华的作风。
在等待机驳船出发的时候，我们低头看着清澈碧透的湖水，里边游动着成群的鱼苗，不觉心里一动，跳了下去。 头顶蓝天，身潜碧水，和鱼苗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几乎忘了我们还在人间。机船开动后，一个多小 时，我们到了陆路不大通畅的营前。向营长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建立部队和造反派之间的联系。营长很高兴，让我们和战士们一起交谈，晚饭的伙食很好。部队为我们准备蚊帐，安排住处。第二天，我们离开独立营，回到赣州。 与当地造反派商量，在交际处的礼堂开了个会，我向他们介绍了独立营的情况，建议他们组织一个乌兰牧骑小分队，到哪儿慰问演出，拥军爱民。千里迢迢，涉足赣南， 总是做了件好事。
回到南昌，事情还是不多，不少人已经离去。 我和王毓中，徐从和等，乘火车去了广州。我们住在二沙头体校。观望了珠江大桥，参观了毛主席的 农民运动讲习所。吃了几根价格便宜的香蕉。两三日便回南昌。
没过几天，10月初，我就结束了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的大串联，一个人离开了为之舍命奔走一年的英雄城市南昌。 上午到达上海，按约定到新闸路去拜访海字414部队 的孙妙龙。 他的父母都在北京，是计委的干部，这里是他奶奶的家。他们一大家人，坐满一张圆桌，请我一起吃了午饭。然后，妙龙把我送回上海车站，为了让我先上车，有座位，留给我一张军人通行证。
别了，上海。别了，南昌。别了，妙龙。别了，革命大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