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院的日子

研究生院的日子

1978年10月初，经过了十年浩劫，我又重新获得了回校学习的机会，走进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以34岁的年龄，戴上了白底红字的校徽，重新过起了学生的生活。因为清华的工资照发不误，我的实际身份相当于文革前的调干生，尽管我既非党员，也非干部。

研究生院本来应当设在位于玉泉路的科大旧址，可是因为腾不出房子，暂时安排到清华东侧的北京林学院，借用了一所大楼，教室、宿舍都在同一楼内。院长是严济慈先生，常务副院长是物理学家汤拒非先生，教务长吴塘先生。教师来源于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除了英语教研组，几乎没有几个固定的专职教授。

英语教研组的主任是李佩女士，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头发整齐，衣衫利落，看上去就知道是位精明强干的人。她的丈夫是火箭专家郭永怀先生，文革前不幸于乘飞机时遇难，听说遇难时，他用身体保护着文件夹。教研组有三位外籍老师，一个是美籍华人白克文，一个是苏格兰人范德水，后来又招聘了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姑娘林德尔。

 
除了这几位英语老师，常见面的还有负责生活后勤的老师孙胖子先生和学院的办事效率很高的秘书张雪罗女士。研究生院的入学仪式在北京航空学院的礼堂里举行，由科大党委书记苏兴甫同志作报告。会上，我遇见了大学同班的郑元芳同学，他从宁夏考进电子所，直接被选送出国。

由于研究生制度在中国已经叫停了13年，这次研究生考试有点像1977年冬季恢复的高考，报考人数多，学生成份复杂。首先，这些学生的年龄差很大，资格最老的属学业有成的陈成钧先生， 当时大概已近40岁 ，反右斗争的时候就已在北大读书。年纪最轻的是一批20岁左右的少壮派。

从文化程度上说，也是参差不齐。大师兄马中骐先生在文革前就已经是著名物理学家胡宁先生的研究生了，后来他成为中国高能所培养的第一位理论物理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在人大会堂颁发，他还在会上代表研究生发言。

有些人大学毕业于1965 和1966，他们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算是名副其实的研究生。 有不少人毕业于文革当中，接受过1到4年的不同程度上的教育。还有一批参加过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在10年浩劫中的一些中学生，或上山下乡，或去过工厂，依靠自学成才免跳了77年的高考，直接跨过了研究生院的门槛，开了教育界之先河。学生的经历也各不相同，有人当过右派，有人是共产党员，有人已有著述，有人水平卓著。也有人年纪轻轻，如烂漫的山花。

入学目的也多种多样，有人为了学术深造，重归研究生班，有人因为大学没有读完想弄张实在的文凭，有人为了换个工作，有人为了转个户口。从年龄、成份上看，这些学生可以算得上从红到紫的连续可见光谱了。总之，大家怀着不同的目的，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尽管成分、年龄差距很大，但还能够共同聚集在起跑线上，在这科学的春天里，开始了不同距离的长跑。

来到研究生院的学生中瑰集了不少名门子弟，有宋任穷将军的两个女儿，宋彬彬、宋真真，钱三强先生的公子钱思进，张文裕先生的公子张哲，赵忠尧先生的公子赵维仁，余瑞璜先生的公子余理华，于光远先生的女儿于小康等。宋彬彬女士就是文革中名噪一时的红卫兵小将宋要武，不过人如其本名，看上去还是文质彬彬的。

 
值得一提的是何祚庥老师，他是位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物理学家，为邓副主席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何老师选人不拘一格，当过右派，身世反动，他都不在乎，只要有才即可。 何老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后来坚决反对和抵制特异功能，得罪了一些人。

 

化学所有一位年轻的上海姑娘袁合，活泼热情，和大家都熟， 我们一起上过英语课。在课程结束时，她挨门挨户找英语甲班的学生，出钱为范德水老师买纪念品。平素话语不多的陈风至师兄早锻炼时见过她。袁合热情主动地打招呼，作自我介绍：‘我叫袁合。这个名字很好记，袁字和圆字同音，盒子是方的，所以你只要记住圆圆方方，你就记住我的名字了。’听说，她当时身体不大好，常煎中药。后来，她到美国麻省的豪力耀克女子大学攻读博士。入学不久，便患上乳腺癌。一个朝气勃勃，性格外向，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姑娘，就这样愤然地离开了世界。求学未成身先去，常令学人泪沾襟。

 

开始给我们讲英语课的是20几岁的美籍华人，白克文，戴副银丝眼镜，办事严谨认真。听写测验后，他一个个地找学生谈话，鼓励进步，指出不足。有一回他说我有了进步，我说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他说我们大家都要努力进步。他讲不好汉语，有一次到商店去买松紧带，他不知道怎么说。于是用手比划着：‘你一拉它就长，你一松，它又短了。’售货员以为他在开玩笑，说他‘冒傻气。’

有一回他去协和医院看病，走的是外宾门，看门的把他拦住了，说:‘中国人得走大门。’还有一回，他在午睡时，范德水老师和她的学生们大声说话，吵醒了他。院方没用支持他的要求，他要告学校种族歧视。华人到中国等于嫁出的闺女回了娘家， 居然还会感到种族歧视，当时我听了觉得挺好笑的。白老师思想进步，听说他要求过与中国教师同等的待遇。后来有人说他到中央电视台去工作了。不过我想，如果他当初拜了姜昆大师去学相声，恐怕会跟加拿大的大山先生平起平坐了。

 

玛丽-范德水女士身材消瘦，能够入乡随俗，富有工作热情。暑期，她和大家一起去帮助东升人民公社拔麦子。有一次她搞到两张电影票，让大家抓阄。我和另一位同学抓上了。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看了美国电影《转折点》，前排中间坐着大脑袋的美国官员伍德科克。听说范老师后来回了英国。我没听过林德尔的课，她年轻体胖。上下班骑自行车往来于友谊宾馆和林学院之间。听说她后来与师资班的一位中国学生结婚，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

研究生院按所分班，高能物理所为105班。除各所外，还设立了一个英语师资班。105班约有40几个人，按大专业分有人数较多的实验物理，以及理论物理，核电子学和加速器。来自清华的人数比例最大，有十个人，包括物5的张鸿兴（班长），物八的朱伟民、刘启吉，物9的夏毅、谢文豹（辍学），物0的我，物31的张哲，自9的赵维仁和谭达平，无8 的李品官。其他院校有科大，北大，天津大学，兰州大学和吉林大学等。由于报考到王祝翔老师门下的学生较多，兰大的张良生被分到所长张文裕先生的名下，我被分到了副所长赵忠尧先生的名下。从此，我有幸成为名冠中西德高望重的赵先生门下的弟子。

 

到研究生院任教的有不少学术界的大师，比如，教泛函的关肇直先生，教电动力学的彭桓武先生等。教中级量子力学的是年纪稍轻的几位物理学家，如张宗烨（多体），鲍诚光（碰撞理论），陈中模（辐射理论），黄涛（角动量），和冼鼎昌（群伦）。第一学期，我选了6门课，初级量子力学，中级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复变函数，计算机语言Algo和英语。除了复变函数，大部分都是新课。对量子力学原来只有些粗略的的概念，工物系的张礼教授在两年前按照伯克利教程讲过一轮量子物理，使我仅仅树立了波粒二重性和薛定谔方程的基本概念。初级量子力学是按照复旦大学周世勋先生的课本讲的，中级量子力学由每个教师自写讲稿，油印后装订成册。当时学习压力不小。后来我对Algo 兴趣不大，又自学了Fortran程序设计语言，考试时选的试题也是Fortran。Fortran 语言后来跟了我很长的时间，用的最多。到1989年后，有了较多的自由时间，又自学了8086 汇编语言和C语言。

 

开学后，恢复了大学时的作息安排，每天早晨到校园里锻炼身体，先走上几圈八卦的单式，然后再去练双杠。练完后，记单词、读课文。早饭后，到教室去听课。中午，大家一起拿着饭碗到食堂去打饭，伙食标准还是每月15块钱。我是吃窝窝头长大的，只要食堂供应窝头，我一定会买两个。因为玉米面窝头比白面馒头稍微便宜一些，有的同学说我‘何必那么艰苦’，其实，我是真的喜欢窝窝头。下午，到教室自习、做作业。四点多钟，再去锻炼，跑步。晚上，有时到清华或林学院内看看老朋友。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泉田和清华无线电系的蒋南峰都住在林院的集体宿舍。星期六的下午骑自行车进城回家。

 

 

开学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六，维仁对我说，赵忠尧老师要我到家里去见个面并且吃顿便饭。我很高兴地答应了。课后，骑着车来到位于三里河附近的南沙沟，那里有个高级公寓区。按照门牌号，我来到了赵老师家。赵老师是学部委员，特级研究员，在物理学界，享有盛名。能有这样的科学家作我的导师，是我不敢妄想的事情。赵老师虽然已经70多岁，但是头发乌黑，没有脱落，身板直正，精神矍铄， 穿着一身蓝制服，戴副眼镜，看上去也就是60岁上下的样子。

 

 

我原以为，这么有名望的老科学家一定是高高在上，面孔严肃 ， 见到他之前，心里还有些紧张。赵老师把我带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我见到赵老师面带微笑，用口音较重的浙江话问起我家庭和学习的情况，我发现导师是一位慈祥和善的长者，于是畏惧心理慢慢消除，留下的是敬佩和尊重。 赵老师是浙江诸暨人，1930
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美国的第二位诺贝尔奖得主米利肯博士。

 

然后，维仁又把我带到他的房间去坐了会儿。我得知他在清华毕业后分到了天津刀叉勺厂去工作。第一不在北京，第二专业不对口。当时，社会上盛行有权有势有门路的都会通过后门达到个人目的。尽管维仁的父亲很有名气和地位，他却走正门靠真本事考研究生回到父亲身边，的确脱俗，难能可贵。我和赵老师一家，老师，师母，维仁一起用膳，当时还有一位小姑娘，大概是师母的亲戚。饭后，与赵老师又说了会儿话，然后道晚安，告辞回家。这是我在1983年夏与赵老师的合影， 老师时年81 岁。

1979年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先生来北京授课。教室是友谊宾馆的礼堂，听课的有北京各个单位的专业物理工作者，还有我们这些来自研究生院的学生，共有数百人之多。李先生每天上午讲课，每周1、3、5 讲粒子物理，2、4 讲统计力学。我因为基础不强，当时只有初级量子论的水平，量子场论还没学过。于是量力而行，只选了粒子物理。 李先生早在1956年因为与杨振宁先生合作的一篇论文，预言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先生从场论、对称性，一直讲到粒子间的相互作用。涉及到当时热门的课题，像孤粒子，弱电统一的理论， 还有夸克模型。将近三个小时的课，李先生不带讲稿， 遇到公式、定理则随手推导出来，如探囊取物一般，   凸现了大家风范。

有一次，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李小源先生在课上提了个问题，李先生没有作答。稍停片刻后，他说：‘有一次迪拉克在上课时，有个学生提了个问题，迪拉克没有回答。学生说：“为什么不回答？”迪拉克说：“因为你提出的不是问题，而是在叙述一件事情。”’李先生经常用简单的办法获得近似的定量估算。他利用不确定原理来估计波尔半径。 他通过量纲分析来评估反应截面的大小。

 
李先生原籍苏州，讲课用的是汉语，大家都能听懂。偶尔，他也用上个英文词，讲到某一推导过程时先做个简单介绍，他就说‘excursion’。在推导时，他常说，物理都是通的， 即不管是粒子物理，还是固体物理，基本方法、手段都是一样的。每天讲课3小时，每周连续五天，为了保护嗓子，李先生在上课时常常含着一块膨大海。

 
开始时，他每周都在宾馆轮流会见几位听课的研究生，由于太忙，这项活动没有继续下去，我没赶上被李先生召见的机会。不过，听他讲了一遍粒子物理，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 那两个月，由于课程重，又要在友谊宾馆和林学院间跑来跑去，精神上有点紧张，不少同学晚上睡觉时都要服用谷维素。下图是李先生（前排中）在授课时与研究生院的学生的合影。前排左起第六是赵先生，右起第四是何祚庥老师，第五是朱洪元先生。

1979年夏，高能所请来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学家黄克逊教授， 每天上午在阶梯教室讲粒子物理课。 听课的有高能所的研究人员和我们这些研究生。和李先生相比，黄先生的课程起点比较低，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万世不竭’开始，先介绍一些有关量子数和对称性的基本概念，慢慢进入薛定谔方程，微扰方法，电磁辐射理论，直到量子场论，以温伯格-萨拉姆的弱电统一作为结束。

相对来说，由于我基础差，从黄先生的课程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每天上课前，我们都会领到几页油印的讲义，作为参考。黄先生在推导公式时都用他较为独特的处理方法，体现出一位大师对理论运用自如的境界。对一些复杂公式的推导，比如，正、负电子的散射，电子与质子的散射，他不放过任何细节，一步一步，严谨认真。

课程结束时，黄先生写了篇结束语，《物理学的教训》，语重心长地对中国的学子寄予了莫大的希望，鼓励大家迎头赶上。 他在结尾中说道：‘要迎头赶上，是一件浩大的事业。因为近代科学不仅是一些仪器，一些理论。它是一个整体的文化。要把这个文化种植在中国的土地上，要使它开花结果，确实需要一个新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