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忆朦胧
关于我父亲的往事，是后来零零星星听到的。在他14岁那年，我爷爷带着他从京东老家，走了60里路，到北京来学徒，入的鞋行，学徒时，挨过打。后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禄米仓的一个被服厂工作。他学过八卦，师傅叫刘斌。他个儿高，力大，脾气暴躁。有一次，为了给伙计报户口，和警察闹翻了，还打了日本人。年轻时，在河里游泳，于湍急处，救过一个人，他安全无恙。奶奶为此烧香拜佛，谢老天护佑。在被服厂工作时，常常拿不到钱，因为我大爷在发饷时捷足先登，把薪水取走。父亲虽然没啥文化，但读过孔孟之道。 束于礼教，父死兄为大。就是心里不满，行动上也没辙。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西方国家，兄弟二人非得对簿公堂不可。看来，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对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还真有效。只不过，苦了点儿那些当弟弟的。大爷有心脏病，英年早逝，父亲也顺势宣布独立。
说起来，我依稀可辨的记忆当在4岁那年。想必在这以前，我已咿呀学语。记忆不过是把身边经历的某件事情，记在心里，就像把 收入与支出写在帐本上，经久不忘。记忆需要注意与印象的配合。当你注意到某事的发生，并留下印象时，才会产生记忆。印象越深，记的时间越长。印象浅的事记的时间就短。而注意又离不开兴趣，概念和思索， 甚至职业素养。一个印染师可以注意到10几种不同程度的黑色， 优秀的音乐家可以辨别 1赫兹的频率偏移，天文学者可以注意到一颗新的星体的闪烁，粒子物理学家可以从能谱上的一个鼓包注意到一个新的共振态存在。 注意需要培养，需要锻炼。
记忆有系统和断续之分。一个成年人可以把一次旅行过程系统记下，从买票，上车，路上的景色，饮食，一一记在心里。而一个幼童不知道什么是车票，不知道花草树木的区别，甚至不晓得那都是植物。 他只记得一个大箱子呜的一声，把他拉走，只记得吃了点东西，他不知道吃的是烧鸡，更不知道那烧鸡来自道口还是符离集。最后他只记得一个把他拉走的大箱子和吃了点东西。成人的记忆好像来自一个摄像机，系统连续。幼儿的记忆好像来自照相机，静止单一。
从生理学角度，幼儿的脑细胞刚刚发育，记忆单元尚未完备，容量有限， 不可能记下许多或连续的事件。就像用一个9位数的计算器处理10位以上的数字运算， 结果会被溢出。从心理学角度，他们的脑中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概念，意识，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即使已经有了思维的能力，也不免限于孤立和迟缓。 他们对周围事物的兴趣也是由淡至浓，由小至大，逐步形成。由于兴趣的贫乏，对事物不会轻易注意，因而不会形成记忆。 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客观世界的不断刺激，再加上成年人引导和启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连续， 幼儿会渐渐获得由弱到强的注意和记忆。到了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开了窍的孩子，已经可以注意老师的讲话，并且，记在心里，形成知识，从而具备了学习的能力。
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尽管幼儿的记忆系统未臻完备，但留下的记忆却那么长久。这或许是因为，幼儿经历和记住的事情少，故而比较清晰突出。 抑或是由于脑细胞刚刚形成，像一盘新的录音磁带，第一次使用，没什么残留的噪音。摄入我脑中的第一张幻灯片大约是1948年，在天坛里的一个路边，呈现我眼前的是几个大鼻子，歪帽子的人向路旁的一些国人挥手，而路旁的国人则伸着大拇指说‘顶好’。后来才知道鼻子大的是美国兵。 这张片子我从未拿出过，因为到我真正懂事的时候，已经知道美国是敌人，朝着敌人伸大拇指的事难免羞于启齿，不可理喻。在身旁的众多事情中，能单单把此件记录下来，必然有其原因。这大概是由于面孔怪异的外国人引起了我的好奇。
第二张片子，在我们的院子当中，挖了个防空洞。我在洞边玩耍，捡起一块小砖头，砍了出去，砖头打在了小伙伴老环子的头上，流了血。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知道悔恨，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自责与不安促使我把这画面记了下来。懂事以后，我也没有原谅过自己。尤其是后来，亲眼见到老环子在长大以后的不幸遭遇，更使我常常自责。老环子后来的坎坷，固然跟我的这一砖头没什么因果关系， 但我曾伤害过一个不幸的伙伴的事实，却无法挽回，我对不住他。第三张片子是在天快亮时，我还在炕上睡觉。屋顶上一阵轰鸣，随着一阵撕拉拉的响声，飞掠而过。后来，听大人说，那是飞机。这第三次记忆应该归源于惊讶与恐惧。
开始产生记忆的时候，还没有年月日的概念，不像数码相机，拍照后还能注上时间。因而对事情发生的年代，只能依靠估计与推算。1949年初，可能是因为失去工作， 父亲带领全家来到位于三河县中赵葡村老家弃工事农。谁想到这次迁徙把我带进了我生命中的第一次低谷，一个饥寒交迫贫困挣扎的低谷。然而开始的时候，还能留下一幅美丽壮阔的画面。 那是一天凌晨，父亲扛着锄头带着一家人去耪地。 天亮后，在这一马平川之上，我仰观湛蓝的天空，又远望那无际的沃野，感觉到这天就像一个大碗 扣在地上， 我们都被扣进碗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把天和地连系起来，天高地炯，浑然一体。这种景象在城里是观察不到的。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秋天，颗粒无收。原来，父亲被人骗了，买了500斤假粪。从此，全家一步步踏进了饥饿的深渊。为了有顿饭吃，父亲去给老叔，他的亲弟弟，去打短工。母亲和两个孩子，每天吃糠饽饽，喝野菜粥， 还吃过榆皮面，榆钱儿，即榆树在长叶时伴生的浅绿色的小圆片。人一穷，亲戚就冷。有一次，我在外边玩，靠近老叔的菜园子了，只见他厉声喊叫：‘有人偷黄瓜了，有人偷黄瓜了，’ 吓得我连忙抱头鼠窜， 以后不敢再越雷池一步。还有一次，我见到几个堂兄弟在街上玩，我也凑了过去。这时，一个年长的堂兄往地上洒了一把什么东西，让我脱了鞋，光着脚去踩。踩上去后，我马上疼哭了。这些堂兄弟则像胜利者一样弹冠相庆，拍手大笑。我回家后，母亲含泪帮我把扎到 脚心的蒺藜狗子的刺儿一个个摘掉。 人穷了，受了欺负，也只好忍着。何况欺负你的人还都姓王。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这饥饿的煎熬已经让一个小孩子软弱无力，骨瘦如柴。犹如雪上加霜，我和母亲又染上一种疾病，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 冷的时候，浑身打哆嗦，上牙不停地敲着下牙，就是蒙着被子，也控制不住。后来才知道，这叫发疟子。 没钱看病，只好活受罪。直到一天早晨，母亲把我叫到炉灶旁，让我闭上眼睛，吃了块肉，喝了点热汤，才把疟子停了下来。 原来，是一个好心人捉到一只甲鱼，送给母亲， 说是治疟子的。至今，我也不知这好心人是谁，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却从未回报。还记得，有一天，我听到街上有人喊着卖葡萄，我哭着叫着非要吃葡萄， 父亲和母亲翻箱倒柜，才找到一张纸票，让我去买。 那个卖葡萄的把钱扔给我，说，‘50元（半分）的票儿不要，至少得是100的’。 我大失所望地拿着这半分钱，走回家去。 这时，父母不管多爱他们的孩子， 却又能如之奈何。
一天上午，不知母亲从哪里借来2000块（2毛）钱，托一个叫王干事的在集上给我买了一套烧饼夹肉。我拿到后，二话没说，三口两口就连肉带烧饼一起吞到了肚里。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美味佳肴。母亲含着泪，辛酸地看我把烧饼吃完。后来，我在北京，天津，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不止一次吃过烧饼夹肉。烧饼不可谓不香，肉也不可谓不细，可怎么也找不回幼年的那种感受。因为第一次吃到的烧饼夹肉里，含有母亲的爱，含有母亲的泪， 因为我第一次吃烧饼夹肉时，食不果腹，家贫如洗。
大概是1950年夏，母亲带我回到北京，总算脱离了这个饥寒贫困的苦海。那年发
大水，为了顺利通过水区，母亲雇了条毛驴，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一路央求着赶
脚的小心点儿，千万别陷入坑里，别把她的孩子坠落水中。到了通州，转乘汽车。
那时的汽车在启动前还得用个摇柄， 使劲儿地转上几圈。汽车的前玻璃上有个红
色的箭头，用作左右转向的信号。
尽管在老家的这段日子苦不堪言，但我从未在学校的忆苦大会上提到过。不管如何牵强附会，也怪不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头上，何况人家那时正忙着把金条运往台湾。再说，经过土改， 定了成分的地主们也有收敛，犯不上用鞭子去抽打一个饿得半死不活的孩子。要怪，也只能怪我父亲作出的错误选择。这段日子对我教训很大，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亲身品尝到饥饿和贫穷的滋味儿。它对我绝对是一次洗礼，使我感知道，没钱时有多难，有钱时要节俭。下雨时，要积些水防旱。
到北京后，在父亲的把兄弟，高贤贵大爷，的帮助下，借来一台15型的缝纫机，弄来两匹布，开始了做帽子的家庭手工业。父亲的任务是，下午和晚上裁剪，上午挑着成品到大市的摊位上销售。大市原在东晓市北的穿行店，后因11中学扩建而迁至东晓市西头。母亲和姐姐的任务是蹬缝纫机，把裁好的布片缝到一起。 夏天，开始做八角帽，后来又做圆顶帽。冬天做棉帽子。母亲是缠足， 故姐姐成了缝纫的主力。那时，她才11，2岁，应当在学校里享受童年的快乐，可她却像孙家的骚啼哭 一样，小小年纪，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大概，那时候，还没有一项制止童工的法律。
不管怎样，当你只有两种选择时，要么挨饿，要么干活， 恐怕多数人还是宁愿后者。 我们家重男轻女， 我是唯一的闲人， 只知道吃饭，玩耍和睡觉。 每天晚上，我都在嗒嗒的缝纫机声的伴奏下进入梦乡。不止一次，我在夜深时被姐姐的哭声惊醒。一个孩子熬不了夜，稍一打盹，比筷子略粗一点的食指就会滑倒缝纫机的针头下面， 针头靠着惯性和动量一下子就会把手指 穿透，没有躲避的机会。看到姐姐流血的手指，我很难受，可又有什么办法。 母亲在她的伤口涂上点牙粉，包上块布条，安慰她几句。 缝纫机又嗒嗒地响了起来。
靠着父母和姐姐的辛勤劳作， 家境慢慢好了起来，归还了高大爷的那台15型机器， 新置了两台胜家牌24型机，比15型功能要好。还请来我的堂兄三哥来助阵。 总算摆脱了贫困，衣食不愁。这下可好了， 老家的那些原来见了面就躲闪的亲戚，甚至街邻，都陆陆续续接踵而至， 就连曾经骂我是小偷的老叔，也成了常客。他们一住则十天半月，连吃带喝，走时还要带些东西。世态炎凉，原本如此。 一天，父亲在午睡，老叔拿起煮粥的铝锅， 要回乡去，我知道那物件还有用，就叫醒父亲，把锅扣留下来。 父亲给四哥，老叔的大儿子，找了个看门的工作。每次，老叔来看他后，都提走一大包东西。不外乎一些可留可弃的破旧之物。不久，四哥被解雇回家。 老叔违背了吃小亏占大便宜这条公理，结果是沾了小便宜，吃了个大亏。目光短浅，因小失大。 由于父母心肠热，谁来了都招待，买卖虽然不错，但资金积累甚少。不管怎么说，毕竟否极泰来，从1951年始，我过了八年的好日子。
我小的时候，健康不佳，再加上 晚来得子，母亲对我的疼爱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点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她就惶恐不安，抱着我去看医生。受禄街的张华亭，磁器口的张朝卿，栏杆市的吕大夫，还有东晓市的郭兴汉大夫，我是他们的常客。病得稍重一些，还要去礼士路的儿童医院。家里的小药瓶累积有好几十个。小孩养得越娇，越不放手，身体越弱。从医院回来时，我若喜欢上街头小贩的一样玩具，她 只要有钱，就给我买。
一个年近50岁的小脚女人，抱着几十斤重的孩子，走那么远的路，为了让她的命根子结结实实地活下来，她不知道累，不知道苦。她把后半生的爱全部倾注给她的宝贝儿子的身上，哪怕只有一口饭，她也会毫不迟疑地喂到我的嘴中。这就是留在我心中的母亲的形象， 舐犊情深，关爱慈祥。后来，我喜欢上苏联电影《青年时代》 的插曲，《母亲之歌》。‘当年我的母亲，通夜没合上眼睛，伴我走遍家乡，为我一路送行。在那拂晓的时分，她送我一条手巾，祝我顺风。’ 每当我孤身在外，哼起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止不住泪水，思念着那位茹苦含辛把我养育成人的远在大洋彼岸的白发母亲。
母亲可谓慈母，父亲又可谓严父。他没上过新学，只念过几年私塾。在我6，7岁时，就买了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和六言杂字让我 学。还买来笔墨和红模子，让我描。红模子类似字帖，宣纸红字，小孩子用黑墨笔描，是练习书法的第一步。在我写毛笔字时，他也常盯着我，嘱咐我不能中途败笔。他也爱买书，看书。比如《北京的传说》，《长征的故事》，谢觉哉的《不惑集》。有时还能用上一两句。当邻居寒暄时夸我两句，他就学着谢老的母亲说，饭还没熟，不能揭开锅盖。过早地肯定小孩，长大未必能成器。
有一次，我淘气， 往刘大爷家的小柜橱里撒尿，刘大妈惊叫着我的小名，‘八十到屋里尿尿来了’。父亲闻声把我拉过去，对我说，今儿得挨打。我以为他舍不得打我，在开玩笑，就扒开裤子，露出小屁股。父亲用力地打了10下。我哭叫着，‘您真打呀。’父亲说，‘这是让你记住，不许再来。’父亲只打过我那么一次。看来，中国式的管教，还颇有成效，后来，我再也没犯过这种小儿科的低级错误。 父亲爱惜粮食，吃饭时，掉了米粒，他总是让我拾起来吃了，然后，讲给我‘一米度三关’和‘粒粒皆辛苦‘的名言。他有个 朋友，刘晓逊，我叫他刘大爷。 刘大爷是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还到库仑跟蒙族人做过买卖。刘大爷有个儿子，清华大学土建系毕业，留校当助教。 父亲羡慕得不得了。 每当提及此事，则赞不绝口。 或许，这种羡慕促成了他后来宁可当小工，运白菜也要让我考大学的心愿。
父亲一辈子，吃过不少亏。他订做过一件皮大衣，只穿了一次，觉着瘦点，就送回去修改。谁料想刚好赶上 皮货店被查封， 付了钱，却再也拿不到东西。 有一天，一个衣冠楚楚的不速之客来到家里。原来是老家的同乡贾世林。他说他遇到难处，需要借 100块钱，借不到就得上吊， 而且 信誓旦旦地定下归还日期。虽素无往来，但不能见死不救，父亲把钱借给了他。 后来才知，他在杨梅竹斜街开的那个油漆店已经倒闭破产。 我们一家人辛辛苦苦挣得的这100块钱， 一下子打了水漂。父亲常用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破财消灾，吃亏常在。
刚到北京，没有经济来源，买东西没有钱。有一次，母亲让我拿着瓶子到胡同南口的油盐店去赊5分钱的酱油。开店的刘家的大女儿倒是给我打了酱油，然后在黑板上写着，嘴里还嘟囔着， 王小脚欠五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受了别人的侮辱。母亲缠足是旧社会造成的，怎么能拿来当成缺陷来耻笑。毕竟人穷志短，我一个小孩子，就是牙掉了也只好咽到肚里。 一分钱就能难倒一个英雄汉，何况我差的还是五分。小孩子受 点侮辱也不是坏事， 它令我知道了社会的酸甜苦辣，知道了穷是甚么滋味。 后来，在我参加高考时，我穿的是带补丁的短裤，带补丁的衬衫， 为了激励我，你是个穷人，你得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岂不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穷不是坏事，坏的是丢掉奋发上进的骨气。
我6，7岁时，基本上也明些简单事理，可以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也可以同小朋友们玩耍。 但是不大爱说话， 缺少新知识。 母亲有时为此着急，有能说会道的邻居就开导她，说，‘贵人与话迟’。长大了也许就好了。 我姑姑，父亲的姐姐，带着他 的大孙女，比我小一岁，来家小住。我一人在家受宠惯了，有些孤僻，容不下外来的孩子，难免耍些小脾气。我姑就打我，从而也不待见我，见了她，我话更少了。 于是，姑姑常说，‘这孩子 兴许是个傻子’。 姑姑对我的评估在当时至少对了一半。
1951年夏，该上小学了。父亲带我去市立的一中心小学参加考试。一中心是远近闻名的好学校，它的前身是金台书院。 学生在录取前要经过面试。 我当时又紧张，又糊涂，都不记得老师问了什么，也不知道我又答了什么。几天后，父亲带我去看榜，名落孙山。父亲不想耽误了我的学业，把我送进私立的位于清华寺街的慈幼小学。 私立小学学费高而且条件差， 连木凳都得自己带。 教我们的老师姓陈，是位老太太，头发齐整油亮，穿一件竹布（淡兰色）衬衣， 干干净净。我知道每天早上和小朋友们一起去上学，也知道放学后走回家去，就是不知道老师比比划划，在教师里说些什么。 考试时，只知道拿到一张白纸，但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写什么。 过几日，老师又把这张纸还给我，上面画了一个圆圈。 用现代的语言，这叫陪读，别的小朋友上学，我花钱陪着，什么也不会。陈老师终于失去耐心，剥夺了我陪读的权利，让父亲把我连同写着我名字的木凳带回家。 她大概是怕我把她的学生带傻，丢了饭碗。我被放生后重回大自然，继续过着终日玩耍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时光荏苒，转眼又是一年。上阵父子兵，父亲又让他的傻儿子帔挂上阵，到一中心小学闯关。 虽然这回还是落榜，但不管怎么说，我起码记住了老师的一个问题。 她拿起一张小画片，问我这是什么。 上面画的是一块圆布，边上系着好几根绳子， 绳的另一端系拴在一起。我当时不认得降落伞，但知道这玩意儿是天上掉下来的，随口答个‘大炸弹’。 或许，这就是我败阵的原因。
一中心虽好，但两次闯关，皆铩羽而归。眼瞧着就要八岁了。 父母还指望着宝贝儿子能使家室中兴，断不可能接受儿子呆傻的事实， 更不愿意把我培养成文盲。 回慈幼小学吧，又有屡交白卷的前科， 何况好马不吃回头草。父母为此焦虑万分，不知如何是好。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1952年9月1日的早晨，母亲捏着一把汗，带着我来到私立的普济小学。新学生已坐在教室等着老师，老师也正要拿着粉笔来见学生。 母亲走到教员预备室，请求刘老师把我收留。刘老师简单地问了我 姓名，年龄，于仓促间点头让我留下， 和她一起走进了教室。从此，我如得雨露，开始长大。
分析起来，我未能顺利考进小学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人忙 ，缺乏文化修养 ， 没空也没有水平来教导启发我。可是，我身边 别的那些孩子的家长，水平也高不到哪儿去。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考上？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 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还没开窍， 然而这只不过是看似呆傻。有点像晚开的花，晚长叶的树。就是同一种花，也不会在同一天 怒放， 同一种树也不会在同一天发芽。 孩子的发育有早有晚，需要个过程。
一般来说，大部分孩子在6岁左右， 思维系统已经开始具备。发育早的，如德国数学家高斯四岁时就会算数。改革开放后，中国也出现了一批批12、3 岁进大学的孩子，被誉为神童。按照概率论统计涨落的规律，有神童就会有笨童。笨童可能会在9岁，甚至10岁，才有学习的能力。 总之，这是规律。神童的父母不必骄傲，笨童的父母也不要泄气。 神童也有不足之处，这些孩子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欢快轻松的童年。再说，如果一半的孩子都成了神童，教育系统就会乱套，学生上课也得像工厂一样，实行三班倒了。 何况，人生好比长跑，开始跑在前面的未必能拿第一，而那些开始有点儿滞后的也未必就拿不到名次。家长对孩子当然应该满怀希望，但只能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能拔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