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姐
小时候，我家的小破屋里挂着一张光鲜亮丽的照片，一位年轻英俊的国军军官身着戎装，带着白色细纱手套，旁边是一位年方二八的美丽少女，披着白色婚纱，婚纱拖到地面。这张照片是母亲的骄傲，每天都要看上几眼。我懂事后得知，那位漂亮的新娘是我的干姐，旁边的军人是她的丈夫。干姐夫姓谭，叫谭荣， 湖南人。遗憾的是，文化革命中，母亲怕招惹灾祸，把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烧掉了。
母亲年过四十才有了她的第二个孩子，我，而且是个儿子。我上边有个长我6岁的姐姐，姐姐之上还有个长我15岁的干姐。干姐姓刘名克贤。
说起来话长，大约在9-18
事变那年，爷爷的家里发生不幸，接连死去好几个人。里边包括我的第一个姐姐，小金子，那年只有7岁，患上白喉，不幸夭折。小金子聪明伶俐，最得爷爷欢心。过了几个月，不到一岁的第二个姐姐小银子又相继死去。经过几次不幸，爷爷请了位风水先生。 先生察看了每一个院子后，作出了结论，书房院里的草垛是肇事的祸首。拆掉了那个草垛以后，果然刹住了减丁灭口的歪风。
后来，母亲来到北京城里。连续几年，也要不到孩子了。推算起来，大约是红军过草地那年，母亲随着一位朋友到一个刘律师家里做客。母亲看到一个女孩，年方四、五岁，长得特别像她的小金子，看得目不转睛。那个女孩对我的母亲也似有情缘，依依不舍。律师的太太得知母亲的心愿后，说这是她的第二个女儿，‘您要是喜欢就把她带走吧。’当时有个迷信的说法，没有小孩的年轻夫妇领养一个孩子，这孩子就会带出自己的孩子。如今想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
父母对干姐视若己出，疼爱有加。父亲喜欢练武术，每日让干姐踢腿、弯腰，干姐进步很快。几年之后，父亲由于失去工作，怕委屈了干姐，又把她送回到刘律师身边，改回原姓刘。但是两家一直走动，关系不断。干姐见了我的父母也直呼爸、妈。
在国共两党之间南征北战，逐鹿中原那年，干姐结婚了。婚后随夫君返回湖南醴陵。在湖南生了一个女儿，过一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女儿叫雅明，儿子叫玉龙。解放前夕，不知什么原因，干姐夫只身去了台湾，留下了干姐和两个孩子。
干姐年轻漂亮，难以应付当地一些男人的骚扰，1951年，带着儿子玉龙从湖南不辞而别地回到北京。本来，身为律师的刘家条件优越，可是因为解放，失了业，后边还有一群孩子，家道中落，生计遇到了困难。不久刘伯伯又患上偏瘫和精神失常。 我父亲此时开始了家庭手工业，虽不殷富，但日子尚可撑得过去。干姐带着玉龙，有时住在隆福寺后街的刘家，有时住到天坛北门的我家。
玉龙当时只有三、四岁，从南到北，水土不服， 经常生病。除了发烧外，还染上了脱肛症。我见过一大疙瘩红肉从他的肛门坠落出来，他大哭大叫，甚是可怕，母亲帮她把肛门按了回去。我母亲带着这个小外孙到处看病。后来，因为害眼，去过不少次同仁医院，结果还是没有完全治愈。 这个国民党军官的公子，本来应当锦衣玉食，娇生惯养，结果小小年纪便永远地失去了一只眼睛。由于吃不惯北方的食品，瘦小孱弱，怪可怜的。 我记得他常常把鞋子叫‘孩’子，像个小侉子。他管我叫小舅。
干姐后来找了个教小学的工作，把玉龙也接回到隆福寺的刘家， 但是经常来我家看望这边的父、母。我小时天天在户外玩耍，手背上起了一层黑皴，指甲缝里也嵌进一圈黑泥。干姐来了，就帮我剪指甲，然后打一盆温水，拿着圆球形的猪胰子，给我洗手背，一直洗出白色的嫩肉。在我幼小的心中，她就是我的另一个年长的亲姐，我管她也叫姐姐。
过了两三年，干姐结婚了， 姐夫在北京进修学院工作，家住西四牌楼附近的缸瓦市，丰盛胡同，一只南来的孤雁总算又有了安身之处。他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母亲买了一篮子鸡蛋带着我到她的新家去过。姐夫文质彬彬，面容和善，带着我们到旁边的砂锅居去吃饭。那里的名菜是砂锅豆腐。我母亲不吃带腥味的水里的东西，因为几粒大虾仁，挺好的沙锅豆腐一口也没吃。姐夫知道后，一个劲儿地抱歉。后来得知，姐夫姓蔡， 天津人，出身地主。下图是姐姐和姐夫婚后 的留影。
等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已经搬迁到绒线胡同附近的未英胡同。这时，除了玉龙，他们又有了3个孩子，大的女孩，叫娟。 二的男孩叫冬。三的女孩叫端。三个孩子长得都很漂亮。娟进了工厂，冬到铁路当了司炉，端后来进了中专。我星期六放学回家时经常到姐姐家看看，总是让我吃过晚饭后再回家去。有一次，碰巧姐姐有两张评剧票，在大众剧场，由李忆兰主演的《琉璃河畔红旗飘》。那是一出解放思想技术革新的新戏。王景明演的一位工程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着一群敢想敢干的工人们大声警告着：‘你们违背了力学原理！’散戏后，姐姐骑着车回未英胡同，我从鲜鱼口往东回家。高二以后，功课忙了，就很少到姐家去了。
考进大学后，常听我的亲姐姐讲一些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在我高二时，父亲被迫从工厂退休，收入减少了一半，只有30元；姐姐的小学教师工资也只有32元。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经济一下子拮据起来。父亲怕我中途退学，又执意不让我知道家境的变化，咬着牙盼我考上大学，改变门风。母亲难为无米之炊，常常东拆西借，变卖家什，勉强度日。自然，她也想到了我的干姐。找的次数一多，干姐也招架不住，于是常打电话给我姐姐，建议我辍学参加工作，以解近忧。但家里人又不肯轻易放弃让我考大学的机会。
大学一年级时，我是团支部的委员，又在积极申请入党。想到干姐见死不救的态度有点恼怒。再加上当时强调阶级路线，亲不亲，阶级分，我对干姐上纲上线，把我和她看成了两个不同的阶级。头脑一热，写给干姐一封半文半白的绝交信。里边用了‘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少年之之志当弩云，谁念忧寒坐鸣厄。’随后，干姐带着她的三妹到我家去讨个说法，我不在家，没见到她们。父亲和母亲见此事态，也不好挽回，无奈作罢。年轻无知，一时冲动，从此和干姐断了往来。
毕业以后，参加了工作，娶妻生子，自己也遭遇了清查516
的灭顶劫难，刻骨铭心地领略了政治是什么东西，往日的轻狂与燥热去掉了八分。父亲和母亲一天天老了起来，父亲还患有半身不遂症。他们不时还在思念着那个曾经亲热地叫他们爸爸，妈妈的姐姐。我意识到我曾经做过一件错事，解铃还须系铃人。1975年的一个周末，我谁也没告诉，自己骑着自行车硬着头皮来到未英胡同，看望我的另一个姐姐。事隔十年，姐姐和姐夫见到我先是惊讶，接着又是欢喜。姐姐对我还和以往一样，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知道，我没有白来，虽然不是负荆请罪，但至少我是认错来了。我告诉了姐姐我在清华工作的情况和父母的近况。午饭后，姐姐派儿子玉龙买了点心骑着车和我一起来到金鱼池的家，看望他久违的、疼爱过他的老爷和姥姥。过了一个星期，姐姐亲自来家，看望父母，和当初爱女的久别重逢使得他们老泪纵横。可喜的是，这时的家虽然不算富裕，但是已经衣食无忧了。看到他们三人幸福聚会，我也很感动，总算是长大了，做了一件通情达理的正经事情。
此后我和干姐又恢复了往来，我抱着孩子到她家去，她也常到我们这里来。她的小女儿端在考中专时，我还为她补习过数学。小玉龙初中毕业后在师范学院做了管子工，几年后，跟四季青公社的一个姑娘结婚生子，大家都过上了美满的日子。我犯过的错误告诉我，亲情是可贵的，值得珍惜的。不能拿政治的标尺去衡量，因为亲情是永远的，政治会随时间而改变。一个人在冲动的时候，不要轻易做出决定，冲动时的决定往往会带来悔恨，带给你自己和他人的长期苦痛。当你有困难时，向别人伸手，别人帮了你，你应当记住这个恩惠；如果人家爱莫能助， 你也应当理解，不能因此恼羞成怒，甚至动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做人要有规矩，要厚道，不能由着性儿胡来。
出国后回家探亲时，我帮干姐在留学服务部买过一个日本冰箱，干姐给我1200元人民币，我说：‘现在不差钱，这冰箱是送给你的。’干姐说：‘一码归一码。’坚持要我收下，我把钱转给了母亲。
1993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时，到干姐在香罗营的新居去看望他们。这时姐家遇到个麻烦。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后，她与前夫的儿子玉龙萌生了认祖归宗的念头，向湖南老家和台湾打听生父的下落。没想到父亲没找成，倒挖出一个姐姐来。台湾告知他的父亲谭荣曾经是上校参谋，在台湾成家立业，生了几个孩子，不幸因病去世。玉龙得知湖南有个姐姐后，干姐和姐夫一起到湖南老家， 看望失散了40多年的女儿雅明。老一点的乡亲们还记得干姐的模样，一个个嚷着：‘北京的丽人来啦！’
雅明时已40多岁，结婚生子。见了这位迫不得已扔掉心头肉的狠心的母亲，抱头痛苦。哭诉着这个没爹没妈的苦孩子的命运。爸爸逃到台湾，妈妈跑到北京，作为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后代，经历了那么多场政治运动的冲击，40年来几乎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后来，为了享受一下她从未享受过的母爱，带着全家来到北京，住到了干姐的家里。此时，干姐和姐夫已经退休，居住面积有限，再加上后来生的几个孩子，父姓不同的两代儿孙很难融合到一起， 其生活状态可想而知。
干姐直到退休，有个稳定的工作，在文革中又躲过了可能的政治迫害，建立了新家，幸福美满，这是她一生中的幸。可是，原本是个律师的父亲在解放后失业，原本荣耀体面的丈夫被赶到了台湾，原本可爱的女儿不得不被迫遗弃，原本俊俏的儿子不得不失去了一只眼睛，原本和谐舒适的退休生活又添加了失散过的女儿的一家，这些又是干姐的不幸。这些是时代带来的不幸，这些是政治强加给一个凡人的不幸。愿古老的中国告别那个打打杀杀，你争我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野蛮时代，给百姓多留下一点宁静，多留下一点温存。干姐本来是与政治无关的人，可政治对她却是那样残酷无情。
中国由于尊重人权，保护公民的隐私，不象美国到处都有电话簿。想和干姐通个电话，又查找不出号码。 干姐是属小龙的，算来应当80有3。她脾气很好，未语先笑，憨厚豁达。在这90多岁不算老的年代，她应当还在健康地活着。干姐，我虽然见不到您，虽然搭不上话，小弟在地球的另一侧默默地为您祈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