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始皇嬴政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迄今已2231年矣。此后，经过汉、晋、隋、及唐、宋、元、明、清，到了今天的人民共和国，朝代在更替，名称在改变，但是中央集权的独裁专制却在日益完善。1949年后，毛泽东继承发扬了历代统治者的丰富经验，集前人之大成，把专制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老百姓一个月吃几十斤口粮，一年买几尺棉布，一家生几个孩子，都在中央的严格控制之下。广播、电视、报纸都受中央的审查管理。上从公安部，下到保卫科和街道办事处，这些机构
把每个人都置于严密的监控中，稍有言论不轨，
便会赐以无产阶级专政。
人们不禁要问，在西方自由民主开创了几百年之后，为什么中国却对专治独裁乐此不彼，乃至经久不衰哪？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思想意识，经济规模，统治者和知识界的心态，老百姓的追求，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就是，上边沉溺于帝王手段，受到警察和军队的保护。下边慑于政府威严，甘愿放弃应有的权利。
自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年），中国开始独尊儒术，儒学成了统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与手册，以致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按林彪副主席的心得体会，儒学的中心就是‘克己复礼为仁’
。每个人都要克制自己，恢复对君王，对统治者的纲常大礼。故而有所谓‘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臣民口出狂言便是 犯上作乱。 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把不同
人的社会地位紧紧地固定在一个不可超越的框架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子思不出其位’要臣民忠心爱戴最高统治者，做他们的驯服工具。再加上后来进一步发挥的三纲五常，用仁义礼智信、贞节孝弟把人民的思想完全约束起来，任何言行都得用孔圣人的礼法和尺度来衡量。‘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使得国家大事只有统治集团才能管理过问，至于那些庶民百姓只能听任安排调遣，像羊群一样被放牧。儒学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由民主概念，全部是帝王思想。在儒学的规范下，统制集团的专制独裁乃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而那些被毒化的老百姓只能三拜九叩，山呼万岁。把孔老二说成专制独裁的鼻祖有点冤枉，但是至少他的学说成了专制独裁的辩护人和卫道士。毛泽东曾试图砸烂孔家店，却割舍不掉孔老二治国安邦的政策与学说。解放后，中国继续推行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条律。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堂而皇之的中纪委表面上清理下属，实际上庇护官僚。毛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残忍和最强悍的独裁者，在他的集权统治下，老百姓饱尝疾苦，精神上感到压抑，生活上感到窘迫，他们诚惶诚恐
地举起红宝书，颤巍巍地敬祝着这位被神化了的至高无上 的统帅。
他们既是专制独裁的受害人，却又是专制独裁的追随者和香客，在儒学的毒害和摆布下，老百姓已经麻木不仁，失去了思索的本能，一方面畏惧独裁者的威慑，一方面又呼喊着万岁万万岁。
儒学把百姓训练成专制
独裁的社会基础。封建统治所以能在中国畅通无阻，经久不衰，儒家学说功不可没。
中国的社会结构简单说来，分为两层，大者为国，小者为家。儒学讲究‘齐家治国’，家在中国的社会里成为一个重要的基本单位，
有点像物理学中的原子核。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国， 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在家， 父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像原子核把几个核子束缚到一起，家把几代人也牢牢地捆绑在一个单元。一个人做了好事，可以光宗耀祖，鸡犬升天； 反之一个人做了坏事，又会
灭门九族，遭受牵连 。 由于家的概念牢固，皇帝老儿打了天下就让国家改名换姓，分封诸侯，立太子，传王位，希冀一姓江山永不衰落。被分封的功臣也会把爵位世代
承袭，让子子孙孙永享太平。
不仅如此，一个人致仕为官，连父母都会得到封号。可见家的概念在封建社会里何等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影响尚存。前几年，中国推选了两个百人的历史英雄模范。内中有江上清和李硕勋，
各为江主席和李总理之令尊大人。江、李两大家族已从国库中捞取了那么多好处，没想到在死人的名份上，
他们也不轻易放过，可见其贪婪的血口。家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也是那么重要，难怪中央领导人的子女要么成了高官，要么成了大款，同封建社会没有差异。以家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人失去了个性。一个人的后来发展大致取决于家庭背景。李小鹏若不是李鹏同志的儿子，成不了大款，也当不了省委书记。毛新宇和刘源要是民工的子弟，他们也升不到将军。普通百姓的孩子想混出个样来，比登天还难。这些权力的继承者和受利人，大多不会去反对专制制度，这等于拆去了他们赖以享受的金窝。至于普通百姓之家，由于畏惧政府的制裁，大多小心翼翼，
不敢让子女惹事生非，越雷池半步， 弄不好， 给全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建国后，家庭出身成了个人进取的一大条件。中国人一出生就染
上了不平等的色素。出身地富和资本家的参不了军，上不了学，一辈子前程灰暗。户口和粮食关系像蚕茧一样把人包容起来，动弹不得。广大的农民群众
为解放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到头来却落得个农村户口，世世代代进不了城。每一个个体都被制度牢牢地铐住，不能自由地流动，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个人的追求。学校的教育控制在政府手中，家庭的教育又让人谨小慎微，这些因素束缚了人们的头脑与个性，不可能去思索和追求民主自由。于是，家庭观念又成了独裁专制的变相支柱，使得专制得以顺利推行。
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成年累月地辛勤劳作着，却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能有个温饱年月已是求之不得。解放后，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城里人享受着多年不变的低工资，一个个被家所累，忙碌于柴米油盐之间。农村人继续着小农经济，买一两灯油都要用鸡蛋去换。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
则六亲固。’意思是粮垛满了，才能使百姓知道礼节，衣食无忧了，才能使百姓懂得荣辱。在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低下的经济结构中，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整天为吃喝而奔走，为生存而奋斗。人权成了既不可望又不可求的奢侈品。自由民主的思想很难在这些大众中自然产生。这样的经济体系无疑也为专制独裁起了间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由民主的概念的产生和提倡需要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遗憾的是，几千年来，在儒学的腐蚀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成了统治阶级的附庸。
在‘学而优则仕’的感召下，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就是去充当统治者的鹰犬，帮助他们去盘剥黎民百姓。在春秋时期，一个知识分子三日不仕，便会相互慰藉，可见那是何等的不幸。孔老二也曾自吹自擂，‘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三年有成’。带着一群弟子贤人，周游列国，到处求官。知识分子在中国早已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只能卑躬屈膝，竭尽阿谀逢迎，奸小邪佞之能事。
为了当个官，欺压百姓，残害忠良，什么阴损缺德的事都会做出。靠他们去为百姓请命，争取权利，绝无可能。对于这样一群已经失去脊梁的读书人，毛泽东还是越看越不顺眼，于是搞了个反右斗争，把几十万说了句胡话的文人打成了右派，送去劳改。给知识界来了一个下马淫威，
让他们小心做人，闭上狗嘴。到了大革文化命时，科学家、教授、作家们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刷厕所，扫马路，住
牛棚。毛对知识分子的残忍凸现了他的独裁统治已经超过了历代所有的暴君。靠这群几经打压、自身难保的人们来提倡自由民主，谈何容易。由于读书做官的封建理念的毒害，中国知识界醉心于官宦之术，轻视和鄙夷自然科学。唐代的韩愈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看作‘君子不齿’。
以致我们今天能够对外津津乐道的还是老祖宗的三大发明。中国近代史中自然科学的成绩单几乎是0分，同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极不相称。从表面上看，自然科学与自由民主没有直接的牵连，但是，其研究结果会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机械化和电气化所导致的经济繁荣又会引发出资产阶级，最后，资产阶级的精英们又建立了自由民主的理念，从而结束腐朽没落的独裁专政的统治。不幸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担当起这样伟大的历史责任，他们所能做出的只能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不知疲倦地歌颂着伟大的领袖，‘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这些御用文人，不分姓氏，不顾蛮夷外寇，只要是主子，他们就会摇头摆尾，上联下对。以致于满清覆灭了100年后，我们的知识精英们还在高调演绎鞑虏文化，眷恋不舍，让大辫子戏充斥舞台，腐蚀后人。这样的文人们连民族的骨气都卖掉了，靠他们来宣扬自由民主，岂非天大的笑话。
总之，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封建保守
的儒学，以家为基石的社会结构，闭关锁国的生产方式，以及读书只为做官的知识群体，
这些因素使得独裁统治者们在中国能够畅通无阻，传宗接代，作威作福。老百姓只要吃饱了肚子，全家不饿，有了生存权，就心满意足了。没人愿意鼓吹自由民主，拿鸡蛋去撞石头。几十年来，中国在政界出不了华盛顿与杰佛森，在民间出不了萨哈罗夫，曼德拉，瓦文萨，甚至昂山素季。好不容易出了几个民运人士，还得争先恐后，跑到欧美去追求自我解脱。显然，他们所关注的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缺乏邹容和孙文那样的献身精神。晓波获奖引发的争议也反映了民运内部不同的心态。如果说西方的个人是处于散射态的自由电子，思想活跃，空间广阔，那么中国的国民则更像束缚电子，
一个个被搁置在由独裁者把控的位井之中，思想被牢牢地禁锢，机遇难求。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经历了两次大跃进，从环境到道德，中华民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一部分人豪
富起来之后，国民的眼睛像磁针一样，朝钱看去。只要能有钱，不惜弄虚作假，坑蒙拐骗，以怨报德，监守自盗。再加上占人口80%
的农民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水平上，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任重道远，不容乐观。有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党下台了，中国就民主了吗？’，
的确值得深思。或许中国共产党真正的英明伟大之处就在于：即使我这个党不复存在，你们也搞不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死诸葛吓跑了活司马，不能说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