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先说起来 王克斌
言论自由是当代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言为心声，一吐为快，这乃是人的本能和意愿。说几句话，写几个字，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这本是人类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就像冷了要穿衣，饿了要吃饭，坐久了要站会儿，纯属自然。可事实上这是件很难的事情。看看这狱字的写法，不难猜出中国人大概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就被剥夺了言论的权利。翻开新华字典，几乎所有的犬字旁的字都和动物有关，可这狱字却同人有关。左右两只犬夹着一个言字，狱字的精心设计告诉我们，应当关进牢里的是那些爱说话的人，写字的人。统治阶级最恨的不是杀人越货的流氓地痞，因为这些人虽然坏，还不至于直接危害到他们的统治地位。而那些擅长说话写字的人却着实可恶，因为他们会让大众明白一些事理，制造舆论，从而动摇他们的封建王朝。普通老百姓畏惧言论，于是有祸从口出，箭射开口燕的警语；士大夫畏惧言论，有文死谏，武死战的浩气。因为说话这么随便简单的事情招来牢狱之灾，割舌之苦，杀身之祸，乃至灭门九族，何其哀哉。
回顾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在东周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开了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之先河，诸子百家，儒道墨冉，兵家法家，如朵朵鲜花，争妍斗艳，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为中华民族的的文化思想留下了一块绚丽多姿的瑰宝。可惜好景不长，这次繁荣不过只延续几代人的时间。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的时候，来了个急刹车，焚书坑儒，断了言路。可以说，自秦以后， 言论自由就成了中国人最昂贵的东西，为了它，常常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为了限制言论自由，统治阶级发明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文字狱，为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一篇奏折，不惜断章取义，小题大做，把人锒铛入狱，开刀问斩。即使在被影视编导极力粉饰的康乾盛世， 文字狱也是有增无减， 被惩处者成百上千。 文人墨客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低眉弯腰，歌功颂德，失去脊梁，衰变成皇帝老儿的蟋蟀和京巴。唐初，贞观天子李世民广开言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基本上没有文字狱事件的发生。唐朝的兴盛与壮大恐怕与言论自由不无关系。代表性的成就就是唐诗和古文的复兴。数千个诗人、吟咏出近五万首 风骨俊逸，流派纷呈的诗篇，流芳万代。 唐诗的辉煌可以同西方古典音乐，沙士比亚的戏剧竞相比美，乃华夏文化之大成，应当申遗。由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一扫魏晋以来文坛的萎靡之气，引出了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如果唐朝的领导别出心裁，成立一个什么部门，成天价找文人的茬，动不动就把一首诗说成影射朝政，把一篇散文说成篡夺江山的话，恐怕唐人留下的也只有为民立极的万寿无疆赋了。唐朝的先例证明了言论自由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和推动作用。
1911年后，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土崩瓦解，为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开创了一个真空地带。再加上各路军阀忙于争夺地盘，相互厮杀，没功夫搭理那些骚人遷客，中国人居然糊里糊涂地获得了几十年的达到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从老美 那儿引进了三民主义，又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引进了共产主义，成立了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种民主党派，探讨着中国的未来，比起慈禧老佛爷的独断专行，祸国殃民，这的确是一种进步。在文化界，砸了孔家店，开展了白话文，自由诗的运动，涌现出思想信仰各不相同的作家，诗人，如徐志摩，鲁迅，郭沫若，巴金，张恨水，胡适之，茅盾等。戏曲界烘托出以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表演艺术家，把京剧艺术推向了一个顶峰 。教育与科学界涌现出李四光，赵忠尧，杨杏佛，钱三强，翦伯赞，华罗庚，竺可桢，朱光潜，吴有训等元老，这些奠基者的大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学术界的带头人。解放后培养的人才数目虽多，可是没有几位能同这些前辈相提并论的。 须知，这些人才是民国时期的产物。那时候，国弱民穷，山河欲碎，中国居然造就出这么多伟大的诗人，作家，演员，教授，科学家，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就像一个穷困的山沟涌现出了10几个学部委员。其实，这中间言论自由是个必不可少的原因，尽管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偶然出现的， 它的社会效益已经是硕果非凡，有目共睹。这倒有点像有心栽花花不长，无心插柳柳自活。野花有时长得更好，大概是因为没人去管它。看来，有些事情，管得太多，倒适得其反。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也曾效仿诸子百家，来了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料这样的好事却演变成了一种引蛇出洞的手段，主席一气之下，坑了几十万个右派，其气势之宏伟，令始皇嬴政黯然失色。还好，他老人家把书都留下来了，要不然，中华民族得倒退2000年。他坑的这些儒里，有不少人只是善意地给找上家门的领导提了一条意见，因为一句话毁了一辈子，毁了一家人，甚至子女的前途。可见在中国言论自由的代价何等金贵。到了60年代，邓拓，吴晗，廖末沙成了文革序曲奏响后的第一批文字狱的冤魂，尤其是明史专家吴晗，为了一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落得个家破人亡，好不凄惨。到了文革时，因为一句话，一封被偷拆的信件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恐怕多如牛毛，不计其数。可惜，那时候的国人，还不知道什么叫言论自由，还不知道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其实毛主席早就号召过，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诫。他也引用过清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惜，有些事情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在文革期间，人人惶恐终日，连开会时不爱说话的都得挨整，人们不仅失去了言论的自由，还失去了不言论的自由， 破天荒地开了先例。那时候，拍马屁都得小心翼翼，拍到点上。有一位杨老将军 不知道抽了哪根筋，写了篇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主席看了十分恼火，一下子撂倒了杨，余，傅三位将军。
作为领导，要豁达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三国时期的政治家曹孟德读了一篇对他的恶毒攻击的文章，祖宗三辈都被骂得狗血喷头，他却顿时病去疾除，对文章赞不绝口，后来还敬作者杨琳为幕宾；则天女皇见了骆宾王写的《讨武氏檄文》后，在第一时间里想到的是，当朝宰相怎么没把这小子培养成国家干部。 骆宾王终未逃脱牢狱之灾，那是因为他的确跟着徐敬业犯了颠覆国家的大罪。到了电气化，网络化的今天，可以坐地日行八万公里，难道我们的度量还不如奸诈多疑的曹阿瞒，还比不上巾帼之辈的武则天。
对于居庙堂之高，吃惯了海参鱼翅的那些人，几句难听的话语就像在饮食中添点杂粮，青菜，矿泉水，其实更有利于健康。古人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意思是堵住人嘴，不让讲话， 比堵住决堤的洪水还要难。以古为镜，解除言论禁锢会使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腾出手来，去做些为民谋福的实在事情。几千年来，中国素有文人无行之说，像弥衡，嵇康那样敢于嬉笑怒骂的为数不多。像比干， 海瑞那样刚直不阿的更如凤毛麟角。历史上大部分文人要么阿谀逢迎，献媚争宠，要么以笔代刀，助纣为孽。几千年的沉重压抑，已使这样一个职业群体丧失了元气，何苦再拿文字狱的大棒达伐恫吓，难道他们还能有多大的抱负和作为。只有言论自由，才能使这些文人放下包袱，拿起笔来，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宏愿伟业做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地对西方社会有了了解，我们知道了敢情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里还包括了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的主旨又是人应当有说话的自由，人有表达自己看法的自由，人有发表文章评论社会的自由。
前总书记江泽民曾试图以历史巨人的姿态要代表先进的文化，老爷子还没来得及说明白先进文化是什么东西， 就让位给一门心思要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胡主席了。然而，从这些年的走势来看，这先进的文化当在欧美，要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领导干部争先恐后地把子女、家属送到国外去读书、办绿卡，甚至把孙子生在美国，高瞻远瞩，留条后路。为了靠拢这先进的文化， 我们请来了帕瓦罗蒂，多明各；为了靠拢这先进的文化，我们一掷重金举办了奥运；为了靠拢这先进的文化，我们又搞了个世博；为了靠拢这先进的文化，我们博士学位的年产量超过了美国。可惜，这些都不过是西方现代文化的皮毛，只能用来装璜门面，显示一下东方古国财大气粗的绅士风度。这西方文化的核心应当是自由民主，当然包括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实现不了江老爷子的三个代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怎么能有资格去代表先进的文化。小时候，读过一个买椟还珠的故事，有个人在集市看上一个放着珍珠的盒子，出钱买下，然后，把珠子退给卖主，只拿着着盒子走了。自由民主，言论自由是西方文化的珍珠，到现在，我们买回去的恐怕还都是盒子。
大革命时期，年轻的共产党人 殷夫 曾经翻译过一首诗，‘生命尤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广为传咏，成了共产党人争取自由的旗帜。他们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爱国的自由，前赴后继，在夏明翰被杀后，还有后来人，那是何等的豪迈和可歌可泣的壮举。 然而，革命成功，共产党成了专政党以后，言论自由的提法就从此偃旗息鼓，销声匿迹。老百姓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动辄则咎，随时会以反革命论处。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是站起来了，可舌头却被卡住了，笔被封住了。好在中国人失去言论自由为时已久，也没感到有多大憋屈，照常吃喝，照常工作，甚至照常斗私批修，山呼万岁。 凭着30斤的粮食定量，还以为我们是最幸福的群体，居然要放眼世界，去解放全人类。没吃过猪肉，又没见过猪跑，自然想不出红烧肉的味道。 没享用过言论自由，又没见到过言论自由，自然也领悟不出言论自由的奥妙。改革开放的政策打开了东西方之间的窗口，加深了中国人对欧美社会的了解，这无疑，对提高自由民主的理念与愿望，是个良好的开端。
其实，言论自由没有那么可怕。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自秦汉经唐宋元明清，有哪个朝代的更替是几个秀才带头完成的。历史上的那些秀才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附庸，就是有几个人敢口出不逊，跟皇帝叫板的，也还是苦口婆心为了吾皇帝业稳固。汉高祖刘邦亭长起家，只有大风歌一首流传，算个基层干部；唐高祖李渊乃世袭国公，相当于高干子弟；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乃一介武夫；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更算不上文人AT ALL；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要过饭，小学都没毕业；清太祖努尔哈赤行军射猎，书大概不会读得太多。要论文化水平，近代的领袖，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倒堪称文人，但他们的政权也不是靠几支毛笔和几篇文章轻易得来的。文人没有那么可怕，大不了也就是‘莫谓书生发空论，头颅抛出血斑斑。’何况我们的国家上有公安部，安全部，中有人民警察，武警部队，下有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到了该动真格儿的时候，还有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几个酸秀才动动嘴皮，耍耍笔杆，算个逑儿，闹不出圈去。
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成千上万的青年留学海外，成千上万的外企到中国经商，经济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把社会主义的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如果不是为了一己之私，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往前挪一大步，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也学过来。自由民主不是洪水猛兽，它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石。
言论自由的国家，民众可以监督政府；言论不自由的国家，民众被政府监督。前者政府清廉透明，国有生机；后者领导贪腐混浊，民怨不断。 如果中国引进了言论自由，就会更协调地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对杜绝腐败，对清理贪官污吏都会有推动作用。一个中纪委的力量是有限的，言论自由将鼓励起更多的民众揭发出坏人坏事，让中国的社会主义更有特色。只有那些办坏事，坑害国家的人才会惧怕自由的言论。同文革时代相比，国内的言论自由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可以自由地对国事评头论足，甚至在诸如强国论坛的网上 破口大骂，教授可以在课堂上抒发己见讥讽时事，但总还是有那么一条底线不能逾越，去年的刘晓波的诺奖风波就是再好不过的体现。弄得震宁杨老先生都会十分被动。第一他那十年得奖的预言没有说明具体项目，不料这么快就来了个‘正打歪着’；第二，我们一旦同诺委会把关系搞僵，那些小肚鸡肠的委员们十年怕井绳，岂不断了中国其它项目得奖的后路，辜负了杨先生的一片拳拳爱国之苦心。
总之，全面言论自由还要有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对一个民主国家，言论自由是理所当然，人皆有之。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言论自由也不是绝对不行。先秦的诸子百家，盛唐的广开言路，古已有之。况且，共产党内也有不少精英认识到争取民主自由是人民应有的权利，提出了权为民所赋的进步理念。说不定哪一天，中国能有一位紫薇真主转世下凡，还人民以言论自由。倡导和等待，提高人民素质，或许是取得言论自由的唯一途径。倘若一个国家总体素质偏低，不管更替几茬政府，也还是换汤不换药，出不了像华盛顿、杰佛森和林肯一样的杰出的政治家。个体经济禁锢的取销，造就出成千上万的大款，大腕，银子像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进这些人的腰包，名车，名表，名酒，名包成了他们炸酱面的面马，牛栏山二锅头的伴侣。这些事实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取得的丰硕成果。同理可证，个体言论禁锢的解除，让一部分人先说起来，将会造就出一大批比郭德刚，周立波，和小沈阳还要红火的政治演说家，评论家，一大批比罗贯中，曹雪芹，鲁迅，巴金还要伟大的作家。到那时候，有资格得奖的中国人会排着长队，异口同声地寒碜寒碜诺奖委员会的洋大人，‘小样儿， 一边儿呆着去。想拿150 万个耷拉忽悠谁呀？拉倒唄！我们东方诺贝尔奖的起价是1亿美元。’
我想，当中国人有了言论自由的时候，应当把狱字改写，让两条狗之间夹着一个‘歹’字，把那些作奸犯科，横行乡里，欺行霸市，贪污受贿的刑事罪犯，歹人，统通关进监狱。至于那些听了枪响就尿裤的舞文弄墨阶层，让爱说话的说去，只要他们嘴里吐不出刀子；让爱写文章的写去，只要他们没去设计炸弹。办几份报纸刊物，让有牢骚的由着性儿、可着劲儿地发去，只要他们不推翻政府。百姓有自由，领导有肚量，言者无罪，聞者足诫，皆大欢喜，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