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西安事变中的急转弯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斯诺离开陕北已经两个月了。无论共产党多么渴望摆一个大义凛然的姿态站在这个历史事件之前拍照，斯诺都没有机会为他们留影纪念了。
弗拉基米诺夫此时还没到延安，没来得及见证这个重要历史事件。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对中共主要领导的态度，做了详细的记述。
1936年12月12日中午，张学良发来急电，说他曾向蒋介石痛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遭蒋拒绝，不得已兵谏，已把蒋介石和随员看管起来了。他已和杨虎城派部队向潼关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以南区域衔接前进。张学良会空出延安城，以让红军在延安一线布防。
当时所有中共干部激动兴奋，觉得喜从天降：“蒋介石也有今日！”，“张学良干得好！” 朱德嚷：“现在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把那家伙杀掉再说！” 毛泽东大笑不止，老谋深算地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由张、杨打头阵。”
兴奋雀跃之后，张国焘、周恩来提议马上请示共产国际。毛泽东当场起草向莫斯科请示电报，指出西安事件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准备积极推动张、扬与蒋介石决裂，盼速指示。
“张、 扬、共三角抗日反蒋联盟”，是红军到达陕北后，做的很成功的一件事。中共利用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秘密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协定：停止内战，共 同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并有建立西北联合抗日政府的设想，立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之首。在周恩来与张、扬密谈时，周恩来透露这个设想得到了苏 联支持，张、扬对此深信不疑。
而莫斯科当时对于成立西北联合抗日政府的设想，既未表示反对，也未表示支持。
12月13日晚，莫斯科发回指示，这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文，语气坚决，不容置辩。
莫斯科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特务的阴谋。日本利用张学良的野心，挑起中国内战、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团结合作，不是分裂。张学良没有能力领导抗战。苏联不会给与张学良任何支持。
莫斯科指示中共利用这一时机，出面调解，促使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介石是能领导中国抗日的唯一人物——
中共领导人，如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毛泽东刚起草了电报与张学良称兄道弟、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在电文中还怂恿张学良严惩蒋介石：“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云云。
毛泽东被当头一棒打懵了，在屋里转来转去，急躁地说：“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扬那么说，现在又反过来这么说，张、扬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12月13日的晚上，中共领导人物齐聚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通宵谋取对策。都认为莫斯科的指示违抗不得，目前需要尽力掩饰张、扬、共三角联盟的存在，好让周恩来举止更像一个中间调解人的角色。毛泽东指示马上停止和东北军、西北军的一切联系，消灭张、扬、共三角联盟的痕迹。
周恩来以他精湛的外交手腕，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曾被东北军军官包围，指责中共出卖东北军；因为许多谈判都避开杨虎城，杨虎城更觉得中共反复无常，有苦说不出。
中 共是西安事变的最大受益者，张学良为了与红军联防国民党军队而让出延安城，共产党未动一刀一枪，唾手而得城池。共产党争得国共合作抗日，使延安威望陡然上 升，从此才有“延安革命圣地”一说。蒋介石答应国共二次合作抗日，使得共产党转危为安。收编后的中共拥兵掠地成为合法，并以此为转折点，迅速向华北、华中 扩展。
一些人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表现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政治谋略和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广胸怀。为了抗日统一战线，豁然尽释前嫌，促成与蒋介石二次合作，改变了历史进程等等，是欲拍马屁，何患无辞！
实际上蒋介石的擒纵，都是张学良具体操作。这是一个在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初衷，周恩来出面周旋，最后峰转路回和平解决的历史事件。
确切地说，毛泽东在西安事变表现的最没有邪恶性。倒是表现了毛泽东的另一种过人的才能——脑筋急转弯。前后绝然相反的政策，毛泽东可以用政治的曲线板把它们圆滑地连接起来，并把转弯前后的方向都说是北斗星的方向。
人们或许理解一个政党的政策有时会出现激烈变动的情况。但是在旦夕之间发生了180度的颠倒性变化，会令人匪夷所思。尤其令人们厌恶的是：为了谨守领袖永远英明正确这个准则，把前后颠倒的两种根本相反的政策都宣扬为英明正确的。
12-21-2011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