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理性的阶级仇恨
毛泽东幼年受到纯朴善良的母亲文七妹的影响，自小对于贫苦农民有着同情心。然而同情穷人并不一定要痛恨富人。文七妹是 一个烧香念佛的温顺妇女，毛泽东从母亲那里不会得到仇恨甚至以杀戮对付“土豪劣绅”的信念。父亲毛顺生精明刚强、生财有道，已经自立于当地富豪之列。毛父 自然也不会教给毛泽东阶级仇恨，以子之矛攻父之盾。那么毛泽东的仇富情结是如何形成的呢？
斯诺访谈过毛泽东之后说：“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冲动。” 这是一种很到位的评论。毛泽东认为欲取天下，必先乱之。用阶级仇恨搅动天下大乱，是制造革命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在湖南推动农民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取得这条 经验。并成为后来打天下的重要策略。
在沉闷封建的农村，中庸之道有深刻影响。要鼓动起农民造反用常规的启蒙方法收效缓慢。见效快的办法就 是以恐怖和流血来震撼社会。开始阶段，不惜用地痞流氓打先锋，逞凶称霸，制造红色恐怖，挑动贫富两个阶层对立。这种恐怖活动具有两面的效果。对于豪绅阶 层，威胁警告他们放弃反抗，减少了革命阻力。对于贫苦农民，鼓动他们使用过激的暴力，杀人放火。把他们推到过河卒子的位置，没有回头调合的余地，好死心塌 地干红军。效果类似水泊梁山好汉落草为寇，先提一个人头来做入伙的“投名状”。人命如草，民气可用，人的头颅可以集聚民气，就不妨顺手取来如牵羊。
仇恨，是激发革命烈焰的火花；鲜血，是革命机器的润滑油。哪里的阶级仇恨深，哪里的阶级斗争流血多，哪里的革命形势就高涨。这成了共产党革命的鲜血定律。
毛泽东就亲自实践这条血律。据张国焘回忆，在湖南农民运动兴起期间，毛泽东曾经亲自下令，对一家地主实行灭门屠杀，几岁的幼小儿童都不放过。
陈 云曾在《英勇的西征》文章里，回忆他与毛泽东辗转到云南一个县的经历。该县县长错误地把红军认为是蒋介石部队，打开城门欢迎。县长率领当地长官、知名绅 士、商界要人，社会名流等一百多人迎接，这些人忙着通报自己的官职姓名：‘鄙人就是县长’，‘鄙人就是警察局长’‘鄙人是商会会长’等等。毛泽东也就将错 就错，吩咐他们备好粮食军饷，安排民夫、向导。休整后红军离城开拔，毛泽东突然命令将这一百多人全部杀掉。毛泽东还说：“如果敌人都象云南那个县长那么 蠢，中国革命早成功了！”
为了维持红军和毛泽东的形象，陈云的这段回忆文章在审稿时做了大幅删改了，处决的人数改为数人。
激发阶级仇恨，提倡暴力和流血，却与中国传统道德相冲突。与人类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不协调。 共产党需要树立反传统的伦理观念：“贫穷就是正义，富裕就是罪恶。”——尽管世俗观念有嫌贫爱富的倾向，但是传统伦理并没有把富裕视为正义，把贫穷视为罪恶。
中共把“共产主义”原理直接引申为“杀富济贫”的血腥口号。赋予“阶级仇杀”理性的光辉。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一直仰仗阶级仇恨滋生的暴力。
尤其恶劣的是，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开始觉得“民主、自由、人权、博爱”这些说教碍手碍脚，束缚执政，干脆彻底抛弃和否定这些在延安时期一度大力宣扬的理念。组织文人大批“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一步激化阶级斗争。
阶 级斗争理论教导人民：一事当前，首先分清敌、我阶级成分。对待阶级敌人只讲压迫和榨取，对阶级弟兄才讲阶级感情。这样就把曾经的社会公民的财产状况，兑换 成新制度下的不同的政治地位。以穷贵富贱的原则，划定领导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制造出法定的特权阶层和无权阶层。人为地制造社会不公平。
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人权”“博爱”都是有阶级性的。有了资产阶级的“人权”，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人权”，不同阶级的人只有仇恨，富人不会怜悯穷人。——毛泽东这时候忘记了或故意忘记了母亲文七妹对穷人慈悲为怀的故事，得了政权忘了娘。
“理性阶级仇恨”否定了“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原则。不断加剧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阶级仇恨，为强化一党专制制造借口。
“剥削阶级”家庭的儿童，生下来就带有“原罪”。他们从小就被剥夺了正当的权利。读书、升学、以致成人之后的就业、参军、结婚都受到限制和影响。沦为列入另册的一批人。后来毛泽东还给这批人命名为“可以教育的子女”，以示“重在表现”和“给出路”的政策。
把人的生存权利收缴到统治者手里，按照各人取悦于统治者的程度给一口或两饭吃。这是多么野蛮的人性摧残制度。
现代文明承认每个人的能力有强弱，财产有多寡，但是这些都不是制造一个公民政治权力不平等社会的依据。文明社会是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前提下，追求的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平等，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毛泽东创造了“阶级敌人”这个贱民阶层之后，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可以把他执政的失误轻松地推诿给“阶级敌人的破坏”。 而“阶级敌人”都被剥夺了言论权力，对于诬告莫辨一词。
“四清运动”本来是解决农村共产党干部和社员群众尖锐冲突的问题。在大跃进年代紧跟毛泽东吹牛撒谎的干部，到了大饥荒时代侵吞农民赖以活命的口粮，为非作歹，以致许多地区大批农民饿死。毛泽东却一通胡拉硬扯，把原因归结到“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幕后操纵”。
无产阶的文化大革命本来是共产党内毛向刘的夺权斗争，与地、富、反、坏、右十八杆子打不到。毛泽东却找出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串理由： 为了“防止修正主义，防止阶级敌人复辟，避免人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其中最吓唬人的一条：防止“千百万人头落地。”
天地无良心! 毛泽东这个无产阶级大族长不知道给他的族人——工人、贫下中农受过几茬罪了。他“喀嚓”掉的无辜脑袋又何止千百万！此时转身变成保佑人们不受“二茬罪”、和让“人头长在脖子上”的守护神。
旨 在“防止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文化大革命中，在京畿之地的大兴县(1966）、湖南零陵道县（1967） 发生由上级布置的大规模灭门屠杀阶级敌人的红色恐怖。被处死的小的有出生10天、32天的婴儿，老的有80岁老人。这些没有生存权的人们，被铡刀切去头颅 的是少数，多数人的头继续长在脖子上。只是处死方法五花八门：有的被集体捆绑沉潭或放排（沉河），有的被敲破脑袋丢入岩洞，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吊死、勒 死，婴儿被抓起腿抡起来摔死，还有惨烈的一尸双命案，用钢筋把地主儿媳怀孕凸出的肚子穿通——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对于毛泽东的“理性阶级仇恨”只是给予不藵不奖、不酸不凉的评论。60余年后，我们看清了“理性阶级仇恨的本质：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不打折扣的恐怖主义。
毛 泽东挥舞“理性阶级仇恨”的大板斧，砸烂了“旧社会”，也把“新社会”砍得横七竖八一片狼藉。它具有极大的威胁性、破坏性和残酷性。毛氏所谓“阶级斗争， 一抓就灵”，灵到他作恶多端却无人能近身奈何得了。大板斧保佑他专制到寿终正寝，直到死后自然从手中滑脱，跌落冥床之侧 ；阶级斗争也灵到中国人抱着原子弹没有山药蛋吃，几千万断粮饥民糠菜不能果腹，奄奄待哺却不敢嗷嗷出声。
毛泽东的后辈儿孙，在执政遇到麻烦事时，总是想到爷爷的那面风光的大板斧，心痒痒得忍不住抽出来抡两下子。可惜是黄鼠狼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了。儿孙们都没有爷爷那般武艺，不能像爷爷那斯挥舞的如纺车轮似的虎虎生风。还得时时担心玩砸了，反而伤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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