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三·
小老板是个三十来岁的女白洋鬼子。为了监视我们这部门三个仅有的外国人工作，便把我们的办公室设在了她的对面，她则把办公桌正对着门放，使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如无限风光一般尽收她的眼底。有时我真可怜她的辛苦。
我们三个外国佬，一个来自土耳其，白肤；一个来自非洲扎伊尔，黑肤；我则来自咱们中国，当然是黄肤。我与土耳其都刚从硕士毕业，扎伊尔则是两个学士学位的得主。但听说我们的小老板，则什么学位也无。
我们代表着什么民族，什么习俗，什么“阶级”，甚至什么结果，似乎从这么一点点线索，革命群众便应当看出些许眉目。
（一）
那天，小老板把我和扎伊尔调去，专门往大信封里装本部新出的杂志与征订单，还要一一地贴姓名、打邮戳，以便象广告一样广泛寄发出去。
小老板发号施令时，带有指挥千军万马的威严。然后她一转身就不见了，剩下我们两个被关在那大房间里，劳改犯一般。
在任何国家里，权都是至高无上的。美国总统也没多高学位，不是再高的学位也得由他管吗？况咱中国人也习惯于被人安排好了才来做，所以，我并不以为然，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劳作着。
可扎伊尔就不同了。人家黑人从来就有一种反抗精神，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极度地烦躁不安起来。他把一大把信封摔得叭叭响，边摔边一迭声地说：“为什么让我做这个？！为什么让我做这个？！为什么让我做这个？！”
我不理他。寂寞的大屋子里没有空调，外边气温高达华氏９０多度，可他是非洲来的，所以在我连声喊热时，他却说“这样子正好”。我管不了气温也管不了他，唯一能控制的就只有我自己。常言道“心静自然凉”嘛！至于他那头传来的噪音，权当是解闷的音乐罢！
管这份杂志的还有另一个女白洋鬼子，五十多岁打扮得花枝招展，这时便走进来视察工作。她眼前的我正在勤奋之中，然而扎伊尔却把脚翘在桌子上，抄着手盯着眼前的一堆信封发呆。他的牢骚这时刚刚告了一段落，所以我知道花朵到来的实在不是时候！
果然，他冷着脸斜着扫了那花朵一眼，还没等人家来得及说什么，就阴阳怪气提高声音拉腔拉调地质问了一句：“请问这是不是对我们的惩罚？！”
其实，花朵的脚才刚刚跨进门来半步，冷没提防竟被将了这一军，一时没回过味儿来，尴尬地站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便无声地悄悄地走掉了。此时我才发现小老板当初及时溜掉的原因，这家伙，狡猾狡猾地！
而扎伊尔的抱怨劲终于还是被重新烧了起来。他又开始叫苦连天，万分痛恨自己被大材小用，并大声说：“让我们干这个，他们却拿credit，岂有此理！”“为什么土耳其却被留在那里做电脑工作？”“难道皮肤有色就得做这个？”…。然后便象动物园里的野狼一样，拱着头背着手在屋子里焦虑地来来回回地走了一阵；接着，突然冲过去使劲推了推旁边一扇通向隔壁的门；谁知门一推便开了，他便很失望似地“砰”地一声再关上，然后便扑向窗口鼻子在玻璃上压得扁扁地可怜巴巴地向外看去。这下，他可十足一副囚犯模样了！
我笑了起来。他终于不好意思地走回来，开始乖乖地坐在我的对面，伸手去取信封，可一眨眼又开始忿忿不平起来，狠狠地说：
“他们应当让傻子来做这种事才对！”
我接口回道：“可能人家正认为我们就是傻子！”
他大约没有想到这一层，一时竟有些震惊似地抬头睁大了眼望着我，噎了半晌才终于吐出几个字：
“你…。你你有趣！”
他好象有些蔫了下来，开始勉强干活。才两分钟，又长吁短叹起来：“以后我如果有了儿子，他如果这样问我：爸爸，你每天在做什么？你让我怎么回答呢？难道告诉他我每天在贴信封吗？”
看来我真的得给他上上中华民族式的教育课了。我便循循善诱地引导着他：
“做这事，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就和什么也没做一样？”
他迅速答道：“当然！什么也没做！”
我又问：
“那么，你是不是还拿那么多钱？”
“当然！为什么会少？”他很诧异。
于是我教他：“所以你便可以这样对你的儿子说：爸爸每天什么也不做，可他们却坚持一定要硬塞钱给我。这是人们的好意，我无法拒绝。——你也可以告诉每一个其他这样问你的人，不就得了？”
他干着眼瞪了我很久，然后突然笑了起来，没说出什么。看得出来，这次他挺开心。
于是我继续过过教育瘾，苦口婆心地说：
“反正这事得做完它；反正你做什么事都照拿钱；反正开心不开心都是做…。。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开开心心，却偏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不知这算是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是算阿Q精神，或是属于反革命的政治麻醉剂，反正这个对他有效。他果真开始埋头干起活来。这家伙，还算得上“孺子可教”。
他其实做事细心、整齐，是个能干人，可就是不肯讨好“上级”。一次老花朵又来了，这回一定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表面上很沉稳状。我摆出一副埋头苦干模样以便头也不抬视而不见，他可是马上站了起来去看窗外风景，害得老花朵终于只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问他：“你愿意帮她一起做吗？”
他其实是始终难以坐长的，干一会儿活就得去看窗外。有一次他突然惊叫了起来，指着楼下一个刚过去的女人让我看，口中连说：“多漂亮的大腿呀！”我不耐烦，于是有一次也故意走到窗口后大惊小怪地把他叫过去，指着楼对面一个超级肥胖高大的极为臃肿的五六十岁的男人让他看，口中大叫：“多漂亮的男人啊！”他找了半天才找到目标，不由得苦笑说：“这大男人倒真够潇洒，看来一定是怀孕了！”
他有时也想端端架子过过领导瘾，有一次便神气十足地坐在椅子上，两手扶着椅扶手，把脚翘到桌子上，很威严似地对我下着命令：“你给我拿些信封过来！”我笑了，说：“现在我有四个老板。你是我的三老板，我是我的四老板。”然后我拿起可乐喝了一口，接着说：“现在四老板正在命令我…。。”他马上接了上来：“Drink！”我俩一起笑了起来，从此他再也没向四老板发过什么指示。
小老板终于出现在门口。她的降临其实就是为了指手划脚来的。“老板”们喜欢斗斗权威，但我知道咱绝无权威可言，所以很有自知之明地拒战，只是低头忙碌；可扎伊尔一见她就把背转过去，象没见到她这个人一样。我以为会看到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好戏，哪知人家到底不愧是名副其实的“狡猾狡猾地”，先是对着扎伊尔的大背干咳了一声；见没反应，便又是一声；结果还没反应，又不想就此罢手，又找不倒台阶下，一时着实难为了十几秒；最后，便在十分尴尬也是出乎意料突然地自己对着自己十分干巴地笑了一声之后，终于开口，叫了一声扎伊尔的大名。
再以下的节目，你如果看了，一定会把他们的主次给弄颠倒了：小老板这次可不是对扎伊尔发号施令，而完全是在乞求人家。第一次看到她那么可怜巴巴甚至温顺的样子。
我想人的本质中一定有一种兴灾乐祸的天性，否则我不该在应对她怜悯的时候，反而那么开心。
扎伊尔没有真的当成我的三老板，但却成了小老板的二老板了。于是他有点满意了似的，再也没有变野狼。
第二天土耳其也被发配了来，负责往楼下运送已粘好的信封。这家伙居然也委屈，笑嘻嘻地恭顺地送走了小老板后，一转眼脸就吊成了驴样，哭丧着对我们说：
“我妈妈还以为我在美国真的搞什么科研呢；亲戚朋友们也以为我在这里是个多么重要的人，没准挣大钱呢！”
扎伊尔似乎竟要做起他的思想工作了，不过终于欲言又止。至于我，则根本不想费什么吐沫：阿Ｑ那样的文化，能是这个朽木一样的土耳其所能掌握的吗！
（二）
扎伊尔竟然读过毛主席的书！
当他告诉我这些时，我一开始还真吃了一惊。不过很快也就想通了：毛主席是支持黑人的嘛！
于是问他读过毛主席哪些书，他说凡是翻译成他们文字的，他都读过；接着他又说，其实他还读过希特勒、拿破仑等人的：“其实他们说的许多话都是有道理的，只是在实行时走样了。”
这我倒信。不然《白蜡烛》里怎么说“经是好的，愣叫小和尚念坏了”呢？
此后他再挖掘出一些中国的“老皇历”来，我就不再那么大惊小怪了。
于是有那么一天，他便捧宝一样地端出一本发黄的英译的孔子书来，上面还画了许多道道，俨然一副钻研过了的样子。我很怀疑英文这么简单的文字怎么可以把我国“子”级们的话翻译好。但听他说了几着，还倒真有那么点儒家味，理解得竟比当年红小兵们还上点路子，也就多少放了点心。
他便钉着我问中国的习俗：“听说你们那里结婚仍要媒婆，是吗？”
我答：只有在大陆的落后贫穷地区和台湾，仍保有这样的习俗。并告诉了他一些我曾 亲耳听到的事情：许多孩子很小时，父母便托媒婆为其定亲；而定亲后如双方父母安排好，两个小孩得以在一个小房间一起待一小时、以见婚前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的话，便可算是当地共认的“自由恋爱”；若干年长大后，才能完婚。
当一旁的土耳其大叫不可信时，扎伊尔反说：“这才是最美好最纯洁的文化！为什么你们只有落后地区才有？”
这倒霉的扎伊尔！他的话同我的一个台湾同学如出一辙！而那个同学正是因此而认为只有台湾才真正保有中国文化，所以她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台独分子。
接下来的扎伊尔便中了邪，一个劲要把我推到媒婆的地位上去，让我务必要为他介绍一个这样的中国乡村对象，还说就冲着这“典雅”劲，他也要到我国农村去生活，等等。
这呆子还真有点当真了似地，甚至向我学起中文来。方法当然不是科班性的，而是自创式：他用英文问我，我翻译成中文，他便用他的文字注上音，照葫芦画瓢地念。第一次他发音的准确性还真让我佩服得不行，可过了几天便往往不知其所云。但他有几句话因为勤练，所以竟能始终不走样。我的一个“海外同胞”有次来找我，他一见到人家上来就冒了句“我需要帮助”。这是他说得最象的一句话，可惜咱那同胞做梦也想不到这外国佬会吐出中文来，所以仍用英文的耳朵来听，终于还得我“翻译”了才能懂，搞得这呆子大为扫兴。因为他的本意是希望对方问他“需要什么帮助”时，他好马上答“派萨”（扎伊尔语，钱的意思）。他的另一句讲得最好的中国句子，是“我饿了！”不过每当他说此言时，眼睛都是专注地盯着我带的饭的。
当似乎可以时不时同他用中文“交流”了的时候，我却发现他那照葫芦画瓢的学习方式实际上是越来越有害无益。
那天我们正聊得高兴，小老板突然旋风般闯了进来，粗鲁地从我们中间笔直地走过去，然后再威风凛凛地折转身取出几份材料来趾高气昂地让我们分头去做：这是她惯常用来打断我们的方式。实际上我们三个都知道自己的地位，从来不敢放肆自己，几天也难得如此说上两句话。可即使如此她也不干，尽管他们几个美国佬动辙大聊特聊，有时甚至聊上个半天什么也不做，嘻嘻哈哈之声响彻云霄。这美国佬，实在可以同周扒皮相比！
可我们却敢怒而不敢言。谁叫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扎伊尔却忍不住，当着小老板的面用中文对我大声说了一句：“你是一个大坏蛋！”
这个笨蛋！这时已足以证明了他记中文的方法是多么可恶！——他本想说“她是一个大坏蛋”，结果由于不知调换主语，反倒似乎在骂我！
被他错骂了我之后，我气愤，他后悔，于是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以后不记句子中的人物主语，说的时候只要指指那个人就行了。这方法果然管用，而且站在小老板的背后边比划边说，解恨得多！想想吧：当小老板正在冲着我和土耳其飞扬跋扈吐沫星子乱飞时，她身后有一个黑颜色的人，在影子一般地同步配着双簧，用一只黑手由上向下恶狠狠地指戳着小老板的后脑壳，而且在这边训斥声刚落地的同时，那边却由影子辉煌响亮结束语般地发出一声我们那悦耳动听的中文：“这是一个大坏蛋！”——那样的场景，该是多么的痛快！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1995 华夏文摘 cm95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