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按现如今的时兴叫法，我的二姥姥是下堂二奶。她早年是我姥爷的二房太太。195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就下堂了。她是正宗的被新婚姻法解救出来的新女性，却没有像小芹那样自由恋爱，选择自己的心上人小二黑，却由姥爷作主许配给了姥爷的结拜兄弟。终生大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改贤更张，另伺郎君，就像姐姐穿旧了的衣服穿在我身上一样，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其实二姥姥和姥爷才是一见钟情，自由恋爱。只是我姥姥是正房，明媒正娶。凡事都讲个先来后到，先来的不能让给后到的。
我父亲是天底下第一大倒霉鬼，所有人间不幸的事都让他赶上了。当年进北大，奔得是那块王冠上的宝石 — 数学系；出北大时，阴差阳错，拿了个一文不值的文学学位。把自己往革命战车上一拴就是十几年，以笔作刀枪，不知写了多少能让他掉脑袋，坐大牢的文章。他自己刀尖上度日，担惊受怕，挨批挨斗不说，还害得我们姐弟们像“没娘的孩子是棵草”一样跟着二姥姥，二姥爷过了整整十年。
那年夏天，一向幽深宁静的大院儿突然热闹起来。古色古香的红砖墙上突然贴满了脏希希的纸，纸上写满碗口大的墨黑大字，说是叫“大字报”。我那时是半文盲，斗大的字不认识几升，跟着大院儿里的大孩子屁股后面去看大字报。听说那大字报上写的是我们家的事。我还以为又是父亲倒霉了。那是个夫荣妻贵、株连九族的年代。父亲倒霉的次数多了，连他的大学甜心，相亲相爱的母亲都不耐烦了。母亲每逢同父亲拌嘴，总是数落他这个倒霉鬼，大小运动都要把他提出来整一通。没想到，这次风水变了，大字报上面说的是母亲家的事。母亲以前总以出身革命军人家庭自封，这次才知道是假的。我的姥爷以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还娶了五个老婆，最后被解放军像铁桶里的螃蟹一样围困在北京城，在兵临城下，无处逃生的情况下随着傅作义将军投了诚。我心下好奇，赶紧跑回家问母亲。母亲眼圈红红的，一脸霉气：“哪来的五个老婆？你给他娶了一个？”
母亲实在是高估了我的智力，我当时根本听不懂她的抢白。姐姐在一旁争功抢赏：“不是五个，是四个。”姐姐当时也没比我强多少。 斗大的字，也认不得三五升。可她偏偏就能分清五和四，又让她占去了鳌头。母亲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去吧去吧。”姐姐趁着转身之际埋怨我：“谁告诉你是五个，惹妈生气。”
弟弟那时最惨。被人贴出来是个“小日本儿”。他的生母是日本人，与母亲是中学同学。后来那日本女人同丈夫一起死于车祸，母亲领养了弟弟。那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弟弟是领养的。更不知道他是“小日本儿”。弟弟只比我小七个月。可那时候连百灵百巧万事通的姐姐都不知道生一个孩子还要先怀胎九月呢。弟弟一进我家门就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父母的掌上宝玉。与掌上明珠的姐姐交相辉映，倒把我这个最聪明，最漂亮，最有潜力光宗耀祖的小人精的灿烂光辉都抢走了。在他们一珠一宝的夹击下，我成了“夹馅饼”，显得灰头灰脸，没人疼，没人爱的。
弟弟一夜之间从宠男变成“小日本儿”，再也没脸见人了，整天缩在家里，由我出去打探些消息回来说给他听。再以后，风声更紧了。父母都被专了政。以前满院子的漂亮阿姨见了我和父亲一起在路上走，必定要赶上来，讨好地对父亲说上一句：“这小丫头越长越漂亮了，真像你。”现在那些漂亮阿姨见了越长越漂亮的我都扭着脸走，视而不见。
保姆孙妈真不容易，颠着三寸金莲把我们三个捣蛋鬼带上北去的火车。那车厢里挤得满满的，都是胳膊上缠着红布条的半大故娘、小子。他们一个个高声大嗓，浑身上下透着当家做主的兴奋自豪，却还是知道敬老爱幼，客气地门给我们让了一排座位。我们三个缠在孙妈身上睡了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