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北京，天高云淡、鲜花盛开。雄伟的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充满节日气氛。大会堂二楼眺台悬挂着巨幅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出席大会的首都各界代表三千人，身著鲜艳的节日服装和少数民族服装，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有序地步入会场。

大会开始前，全场高唱《我和我的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歌曲，会场处处呈现出胜利的欢歌笑语。

当习近平总书记以及其他领导同志步入会场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全体代表起立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领导中国人民战胜这场举世罕见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英明领袖致以崇高的敬意。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主持了大会。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今年年初，正当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准备向全面实现脱贫目标发起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以英勇无畏的精神顽强抗击这场天灾。经过四个月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战胜疫情的决定性胜利。”

习近平指出：“这场疫情来得非常突然。面对从天而降的疫情，中国人民毫不畏惧，率先迎战。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争取了宝贵的窗口期，中国人民用生命的代价换取的宝贵时间，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尊重，他们是抗击这场疫情无畏的先行者。中国不但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而且在面临人类出现的共同灾难面前，英勇无畏，挺身而出，将肺炎病毒顽强挡在自己国家内，难道世界不应该欠中国一个深深的道歉吗？”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病毒无国界，制度有优劣。在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彰现出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对一座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实施全面封城管制，迅速派遣了数万医护人员前往支援，又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建成了两家可以容纳数千病人的医院。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我们迅速战胜疫情的事实，充分体现出我们的制度优势、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号召力、执行力，体现出中国效率、中国速度。中国战胜疫情的波澜壮阔的经历宝贵经验，争相为世界各国效法，中国战疫波澜壮阔的经历，也为全球今后更大疫情爆发的防疫、治疗、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中国经验，值得世界各国认真研究、认真学习。”

习近平指出：“西方有人认为这场疫情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在此，我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场疫情不仅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任何影响，还会大大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疫情过后，中国人民将会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迅速恢复生产，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增加消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高潮将再次掀起，中国人民的日子将比以前过得更好，中国人民将会生活得更加健康、更加幸福。在这里，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中国今年实现全年GDP增长的目标不会变，中国实现今年全面脱贫的总目标不会变，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战略目标的决心不会变”。

习近平指出：“在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道路上，中国总是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无情打压。这一次他们的阴谋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再一次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在困难面前、在西方敌对势力的不断挑战面前，只会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只会一次又一次破产！”

习近平感谢那些在中国人民面临困难的时候，坚定地和中国站在一起的国家。他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这场疫情中，给予中国坚定支持的柬埔寨、埃塞俄比亚、秘鲁等亚非拉国家。在中国人民战疫的关键时刻，缅甸向中国提供了大米，斯里兰卡提供了红茶。蒙古国捐赠了3万只羊。患难见真情，他们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我们的友谊经得起任何时间、任何时代、任何困难的考验！”

习近平最后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只要我们一如既往，坚持做到两个维护、三个不变、四个自信、五位一体、六个稳定，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断被会场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同志在主持大会时说：“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全国医护界代表、全国宣传战线代表、全国政法界代表在会上发言，介绍了他们在各自战线上抗击新冠疫情的典型事迹。大会表彰了在这场抗击疫情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这些先进集体的中宣部、外交部、中国红十字会和先进个人代表华春莹、耿爽、赵立坚、康辉等接受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奖状、奖章和奖金。

柬埔寨首相洪森、伊拉克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朱迈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应邀出席了大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结束。

庆祝大会后，首都文艺团体表演了精心排练的文艺节目。演出结束时，习近平以及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与会代表和演员们一起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庆祝大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我们这一代人一出生就生不逢时。一个政治斗争不断的国家和因此受到连累的家庭，让我至始至终和安定的生活无缘，更没有尝过幸福生活的滋味。从我知事起，父母就被送到外地农村以后投身政治运动，很多时候我都是在邻居家度过的，把邻居阿姨叫做妈妈。对儿时最深的记忆，就是常常为了买到新鲜的菜而半夜起来排队。因为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够，和家人一起到很远的米厂买加工后剩下的碎米。活下来尚且不易，精神生活更是稀缺，能够阅读的书实在可怜。记得很小看过一本“少儿不宜”还缺页少章的书《我们播种爱情》（作者徐怀中写于1960年），在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情笃未开之时，就跨越年龄段和邻居的孩子互相分享有关爱情的探索发现。印象最深的是同学借给我的一套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读高尔基的书，常常让我联系到自己的经历和周围同学朋友家庭在社会底层挣扎时的生活情景。那时我多么希望能得到一位像高尔基外祖母那样的人的疼爱——这是我们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从心底呼唤着爱心和善良。我的小学教室是在一家煤厂隔壁，在我们读书唱歌的时候，生产蜂窝煤的机器声为我们伴奏。刮风的时候，课桌上常常是一层煤灰，回到家里脖子后面常常是黑黑的，永远也洗不干净。以后，父亲的工作单位长江航运管理局为我们修了一栋教学楼。新的教学楼窗明几净、用上了玻璃黑板——不光告别了煤灰，也减少了粉笔灰。我常常坐在教室里不愿离去。然而没等我们在新教室坐几天，1966年5月16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老师和崭新的教学楼。

以后目睹了对立派别从大辩论开始到拳脚相交、再到棍棒伺候、最后是开枪开炮的武斗过程。在武斗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不敢外出。一天午睡时我被宿舍后面的一颗手榴弹的巨大爆炸声惊醒，那时外出最担心就是遭受意外伤害被流弹打中。心中虽然留恋着学校和老师同学，也只能呆在家里，任凭时光白白流逝。武斗平息后，社会还是一片乱象，打砸抢时有发生。我在乱中进入武汉的一所中学，被邻校嘲笑是一所“建立在垃圾堆上、用棺材板做黑板的”的学校。搞教育革命、学“5·20声明”、学“5·7”指示、学工学农又学军，就是不读书。学生上讲台、老师念错字、农村劳动、工厂实习、跳忠字舞、演样板戏、一会批孔子一会批林彪、这就是我的全部中学生活。在“右倾回潮”时，学校曾举行过一次英语单词默写比赛，我以200个单词的“优异”成绩获得全校第七名。感谢那次短命的“右倾回潮”，唤起了我学英语的热情。

就是在那样一个知识贫乏的年代，我还是一直渴望着学习，我从心里呼唤着要读书！哪怕是后来下放农村住在荒无人烟的土屋里，哪怕是在拖轮狭小的船舱中，我仍然期待着会有一天，重新走进窗明几净的教室，走入传播人类知识的殿堂。终于有一天重新走进考场，在中国的百废待兴的时代上了大学。然而在一个意识形态至上、好书严重缺乏、优秀老师如凤毛麟角的时代，四年大学也只能是学之甚少。以后虽然在美国受到更高的教育，但由于先天不足、基础不牢，一生东拼西凑的知识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和发展，我这一生都在被动中挣扎、在茫然中追赶。尽管比起很多早早就放弃努力的人幸运太多。

在这块新大陆，当我看到一位母亲和自己三岁的孩子讲民主概念的时候；当我拿起六年级的课本看到上面要求学生熟读莎士比亚、拜伦、狄更森、爱伦坡、罗伯斯特的诗，要求学生了解从古希腊哲学、到罗马帝国、到笛卡尔、孟德斯鸠、到人权宣言、到拿破仑、到工业革命、到巴洛克艺术、到舒伯特和肖邦；当我在当代艺术博物馆看到老师为一群孩子讲解抽象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作品时；当我看到一份美国高中生必读书目的清单时，我感到汗颜。比起这些幸运的孩子们，我们对人类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精华知识掌握得实在太有限，我们从未建立起知识体系、从未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我们的知识都十分有限。毫无疑问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这辈子从出生以后，不仅仅身体上缺乏营养，更是严重缺乏集人类文明精华的人文的、灵魂的、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所含有的血和钙，从而导致一生生命质量如此低劣。想想我们还要以这点可怜的知识造就起来的人格去影响下一代，这更是可怕。由这样的个体组成的整个民族人文知识的严重贫乏，也就是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直接迫害致死、数以千万计的人间接迫害失去生命、数以亿万计的人灵魂被扭曲、具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被彻底摧残的革命发生的原因。如今尽管一个国家经济有了发展、尽管一个国家基础设施有了改善、尽管一个国家的人民口袋里有了钱，只要这个国家面对历史上这样的反人类、反文明的大灾难仍能无动于衷，就无法证明这个国家社会在进步、文明在发展。

江岩声的文章在反思这一代人之后提出：我们应在读书中老去，否则就可能老而无用是为贼祸害社会。这些话说得很难听，但不幸就是事实。好在年青时候我对知识的那一份渴望，并没有因为年龄改变，反而比以前更加强烈。如今我实现了年轻时每天能读书的梦想。我想从现在开始，挣扎着去磨砺自己这把钝剑，只管去磨，不管能磨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磨到底。历经岁月的磨难，我已经不再羡慕虚荣、浮华和物质上的富足，只相信书中自有一条引导我找到内心丰富的道路。

此时读书困难在于除了和遗忘搏斗，还要和头脑中固有的理念抗争。当你的头脑被很多旧有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占满的时候，再输入新的东西就很难。就像装满了浑浊的水的杯子要换成清水，必须将这些浑浊的水倒掉。但是要倒掉头脑中这些浑浊的水，没有长时期不断努力谈何可能？重新学习历史，必须摒弃唯历史唯物主义独尊的理念、剔除我们头脑中用过去虚假的歪曲的历史造就的历史观、剔除意识形态至上的历史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全球的视野去掌握人类发展的文明史；重新学习哲学，必须跳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窠臼，全面了解中西方的哲学理念。同时只有重读世界文学名著，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变得高尚。

生命还远没有结束。我们必须继续挣扎下去，在读书中老去，在读书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文革”五十周年

目前正在纽约上映的新片《五层楼上》（5 Flights Up）讲述的是住在布鲁仑的一对夫妇阿莱克斯（Alex）和露丝（Ruth）的故事。在拥堵的车流、人质劫持的紧张、布鲁仑大桥发现可疑爆炸物的城市乱象中，走出主人公阿莱克斯。他和热心的小贩打过招呼、从心不在焉的店主手中买了报纸，正向家中走去。每天早上，阿莱克斯都要带着他们夫妇心爱的狗多诺茜（Dorothy）为心爱的妻子买咖啡。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幢没有电梯的公寓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诸多的不便，每次回来攀爬五楼时阿莱克斯已是越来越力不从心。这天，多诺茜在爬楼时显得比阿莱克斯更加吃力。回到家后，露丝发现狗不吃不喝显然是生病了。于是两人急急忙忙将狗送医院，途中遇到严重堵车，街上一片混乱。到医院后，医生建议做CT扫描，费用是一千元。夫妇两人没有任何犹豫。扫描结果发现，这只伴随他们十年的狗患有严重的脊椎损伤，需要紧急手术，费用自然不菲——一万元。被夫妇视为唯一女儿的多诺茜就这样住进了医院。“女儿”手术后情况不太稳定，令这对夫妇焦急万分。

阿莱克斯和露丝四十年前搬进这幢公寓。那时他们刚刚新婚。阿莱克斯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黑人画家，露丝是一所学校的白人老师。他们不同族裔的婚姻受到露丝家庭的极力反对，但是露丝执意要嫁给这个憨厚实在的黑人。社会上也对他们的婚姻非常不理解，他们搬进来的当天，热心的阿莱克斯和邻居热情打招呼，却换来他们的冷眼。阿莱克斯（Alex）和露丝憧憬着幸福生活的未来，他们坚信家庭的压力和社会的歧见，都会在他们幸福婚姻的事实中得以化解和改变。入住后阿莱克斯在家专心画画，露丝在外专心教书。然而，新婚的浪漫和幻想有时无法逾越现实生活中的挫折。阿莱克斯在事业上屡屡受挫，尽管他很勤奋，但是他的画没有太多买者。在失望之际露丝总是给他热情的支持，鼓励他不要放弃；而当露丝发现自己患有不育症无法生育时，也受到沉重打击。夫妇俩希望领养孩子的想法因为不被社会接受而碰壁更使他们陷于极大痛苦。绝望之际，又是阿莱克斯给了妻子极大的安慰，鼓励她走出阴影。

影片中有一段十分感人的对话：

露丝：阿莱克斯，我很想要个孩子。
阿莱克斯：我知道，露丝。你的学生们不就是你的孩子吗？
露丝：那很不一样。
阿莱克斯：那我就是你的孩子，一个大大的孩子。

两人相拥而泣。

四十年来，这对夫妇一直顶着压力一路走来。眼下露丝担心阿莱克斯上楼有困难，决定卖掉布鲁仑的房子而搬到曼哈顿有电梯的公寓居住。露丝请她的侄女、房产经纪人莉莉（Lily）代卖代选公寓。就在多诺茜住院的第二天，来看他们这所离布鲁仑大桥很近公寓的人络绎不绝。这些选房的人就是社会生活中各类人的真实写照：这其中，有像他们当年充满幸福生活幻想的浪漫的年青夫妇；有生活中百般挑剔这也不好那也不满的怨妇。有一个年轻女子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只要有开放售房的地方就有她们的身影。这个年轻女子混吃混喝以后，每每还要试睡他人卧室，说是要深入体验晚上关灯后的寂静感觉。也有一对同性恋女子，说是为她们收养的女儿寻找理想住处——也让人们看到社会在进步。

在出售自己住宅的过程中，阿莱克斯和露丝也在到处挑选他们理想的新巢，希望能在最后的地方安享晚年。露丝对新公寓的要求除了电梯之外，就是希望能有一块阳光充足、同时能看到纽约宜人景色的房间供阿莱克斯画画。经过紧张寻觅，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处理想的、价值百万的公寓。对方房主催促他们马上付款，说否则另有买主出高价购买。就在付款当天，阿莱克斯和露丝在那幢阳光充足、景色宜人的公寓里，看到了两边房地产经纪人互相串通、制造紧张、抬高房价、逼迫付钱的把戏，看到了房主——一对年轻夫妇一幅无所事事等钱的神态，阿莱克斯当即放下了就要在支票上签字的手，他决定不买了。离开公寓时，这对老年夫妇遭到了在场的经纪人莉莉的痛骂。

回到居住了四十年的那幢公寓，露丝接到医生的电话：手术后曾经一度休克的多诺茜经过几天恢复，已经可以站立起来了。露丝喜极而泣，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让夫妇俩激动的了。露丝走到画室，发现了阿莱克斯刚刚完成的一幅她的人体画。记得刚刚搬到这里时，阿莱克斯就以年青貌美的妻子的人体作为模特画过一幅画。几十年来，这幅画一直能够唤起她对当年艰难生活的回忆。眼前这幅新作品的女主人头上布满银丝，脸上爬满皱纹，和当年露丝的美貌和体型相去甚远。“你为什么要画一个老人？”露丝不解地问阿莱克斯。阿莱克斯捧起历经沧桑妻子的脸轻轻地回答道：“老人吗？”两人再度相拥亲吻。

这一对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演员的出色表演，为这部小成本的电影增色不少。主演「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声名大振的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出演阿莱克斯，因「安妮·霍尔」（Annie Hall）一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戴安·基顿（Diana Keaton）出演露丝，两人的表演可谓是天衣无缝。他俩之间一举手一投足，非常见功力，足以让观众相信这可真是一对生活了几十年的夫妇。摩根沿袭了其一贯深厚稳重、声音低沉的风格；戴安娜则柔中有刚、深情细腻，充满了成熟女性的魅力。这部略微带有喜剧色彩的影片给人感觉朴实、淡雅、真挚，影片的节奏就像一首诗在流动。

原载《世界周刊》1633期

在千里之行中愈合精神伤痛

这部根据2012年3月被《纽约时报》评为最畅销书、并翻译成三十国文字出版的谢莉尔·史翠德（Cheryl Strayed）个人回忆录《走出荒野：从太平洋沿岸跋涉中失而复得》（Wild：From Lost to Found on the Pacific Crest Trail）改编、由加拿大著名导演让·马克·瓦雷（Jean-Marc Vallée）执导的片子，讲述的是谢莉尔·史翠德在遭遇深爱自己的母亲去世、个人婚姻破灭后，临时起意沿着西海岸从墨西哥边境线穿越到加拿大（Pacific Crest Trail PCT）的千里长途跋涉，以求治愈心理创伤的故事。

谢莉尔于1968年9月出生在宾州的斯班格勒（Spangler）。因为父亲常常酗酒，对母亲实施家暴，导致她只有6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此后谢莉尔随母亲和继父以及继父的两个孩子一起搬到明尼苏达的恰斯卡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刚开始搬过去的好几年，房子里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生活极其艰难。高中时期，谢莉尔曾经是学校田径队成员和拉拉队成员，擅长跑步。同时做过清洁工、餐厅服务员。就在大学即将毕业的那一年，45岁的母亲因为肺癌突然病逝，这对她的人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在谢莉尔的生活中，母亲是个相当乐观而又坚强的女人，甚至于在中年以后母亲还重新去谢莉尔的学校和她一起读书。母亲给了她最大的支撑是她最大的依赖，也是谢莉尔与弟弟感情的纽带。正因为这一位生活中无法取代的人的逝去，让她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26岁的谢莉尔在迷茫中失去了理智，开始走入人生的死胡同：她背着丈夫找不同的性伙伴寻求刺激；她吸食海洛因、彻底变得颓废堕落。丈夫忍无可忍之后离婚，导致她众叛亲离。影片再现的就是这一段痛苦经历。

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让她在无法自拔中出走荒野，在没有太多经验的情况下选择独自一人连大多数男人都觉不易的路线行走，试图经过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品尝孤独、体验与内心恶魔争斗的心灵旅程，来治愈内心的疾患。

谢莉尔·史翠德回忆道：这次旅行长达三个月的时间，行程1100英里。背包最重的时候70磅，最轻也有50磅。里面装有帐篷、净水泵、书、食品、手电。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话，没有信用卡，只有很少的钱。在路途中与书相伴，共读完了13本书，其中包括俄罗斯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可夫的成名小说《罗莉塔》（Lolita），和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每天早上她都要把读过的书页烧掉，意在照亮自己的行程，同时减轻背包的重量。最后只有两本书幸免于火：一本是爱尔兰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於191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Dubliners），她忘在了加州北部边界的一棵大树下；另一本诗集《共同语言之梦》（The 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则伴随了她的整个行程。

艰苦的行程对她精神和意志都是一种磨练。从恐高、怕熊、怕黑、怕蛇、到掉了靴子光脚走路磨掉脚指甲、她一路经历了缺水少食、夜不能寐、陌生人威胁下孤独无援、迷失方向、风吹雨打，然而从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欲报复生活、从迷茫痛苦开始到长途跋涉中悔恨，心中的伤痛渐渐愈合，从原谅过去中获得重新生活的力量。谢莉尔想以亲生经历告诉大家：失败是人生不可少的部分，即便如此，人心也要向善、对生活要有耐心、对过去要能超越。

母女俩表演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就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五个月，演员瑞丝·薇瑟斯庞（Reese Witherspoon）提前收到了书稿。谢莉尔心中希望瑞丝能够接受这个角色，她每天晚上入睡时都默念着瑞丝的名字，希望奇迹出现。三天之后，瑞丝打电话告诉她：她在飞机上看完这本书之后，当即决定买断版权拍这部片子，并且亲自饰演其中的主角谢莉尔。

这个角色对瑞丝·薇瑟斯庞是非常具有挑战的。她一贯饰演的都是“小甜女”的角色，无论是1991年出演《月球男人》（The Man in the Moon） 中的达妮还是2001年她主演《律政俏佳人》（Legally Blonde）中的艾丽，每个角色都是那么天真甜美可爱。（2006年瑞丝·薇瑟斯庞凭借电影《与歌同行》Walk the Line中的出色表演获得第78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金像奖）。而这部片子却要突出她的野性和人性恶的一面：毒品、滥性、狂乱。导演说：“瑞丝·薇瑟斯庞现在什么都不缺，她还是愿意挑战自己，她能走出舒适的生活，这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

在整个拍片过程中，瑞丝让工作人员遮盖住所有镜子和能见的视频，她要彻底放纵自己，来一次生活中的全面“撒野”，一改过去的形象，成为一个野性十足的女子。影片中动辄脏话粗话、行为不检点，让她的粉丝们大为愤怒，有些粉丝扬言要和心中的“小甜女”告别。但是当回忆录作者谢莉尔看到女主角瑞丝·薇瑟斯庞的表演时，不禁激动地留下了眼泪：“我一直跟着她哭，她把这个角色演活了。”而母亲忍辱负重、外表乐观、内心坚强的形象则赢得了很多观众。

正因为母女两人的出色表演，主演谢莉尔的瑞丝·薇瑟斯庞和演母亲芭比的劳拉·德恩（Laura Dern）双双获得了87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和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传统电影象征手法的回归

让·雅克·瓦雷是一个改编传记作品的好手、一个善于叙事的导演：他能用非常朴素的构图与光线，配以节奏明快的剪辑，缓缓展开故事。在讲述谢莉尔一路风尘这个故事主线的同时，伺机插入大量回忆镜头，来讲述谢莉尔和她的母亲、谢莉尔和她的前夫之间的故事。让观众不断丰富对谢莉尔出行举动的理解，看到一个完整的女主角的内心世界。

影片使用了大量传统的电影象征手法。开场谢莉尔背起一个看似超过自己体重的背囊试图强行站立起来。但无论是正常地先用一只手把包放到一边肩上，再套在另一边肩上，还是将包先放在地上，接着同时套在双肩上，都无济于事。即使勉强站起来，还是往前倒了下去，石头一般重、体积与她一样大小的背压在她的背上。这个开头的场景象征着生活的重负，已经让她无法承受，她即将被压垮。

在行进途中，她的鞋子掉进了深渊，她愤怒诅咒的同时，将另一只鞋也扔掉，这象征着她向过去告别。前行途中，毒蛇在前、野兽在后，寓意生活中没有退路。正如传记作者所说：“当你踏上这条路的时候，就退不回去了，你只能认定你的选择。要么再走回去，要么就走到底，只能一步步走下去。”

电影中风景变幻：干旱的沙漠、湿润的温带雨林，美加边境的油画般的景色，象征着人生的变化。景色的优美和旅行中的艰辛对比，又寓意着不翻山越岭不承担痛苦，你看不到如此多醉人的美景。最后，她站在桥上，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没有在意，这又象征着她已经走过艰难，进入了新的生活。传记作者说“直到此刻，才感觉到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喝点香槟，揉揉自己伤痛的脚，让自己得到休息。”——只有一个饱受饥寒的人才能深刻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食物的甘美。

影片的音乐有着天籁之声的优美。当人物在银屏上消失的时候，音乐还在人们心中回荡。有人批评电影中的谢莉尔在旅行途中发飙、滥交行为、甚至临近终点前，她都不能确认自己到底是否应该放弃，自己到底能否能通过这次旅行重回正常的生活轨迹，这是对励志主题的一种亵渎。但我认为在茫然、犹豫、彷徨中前行，也许这才是生活。谢莉尔的旅程虽然结束了，但是人生的旅行是没有终点的，“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无论如何，人生应该有一次长途跋涉，于旷野里、于苍茫中寻找自己失落的部分，让生活重新开始。

原载《世界周刊》1627期

中国央视前调查记者柴静拍摄的《穹顶之下》在中国两会之前，引爆了一颗当量巨大警醒国人遭遇生存环境危机的核弹。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国独立制片人曹斐拍摄的纪录片《霾与雾》（Haze and Fog），则从艺术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对人们心灵的伤害，同样引起人们深思。

1978年出生的曹斐，是具有代表性的新一代中国青年艺术家，她以多媒体装置和录像的创作为人所熟知。她的影像和装置融合了社会评论、流行美学、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和纪实的惯例。从她的影像及装置作品中折射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急速不安的变化。她曾参与多项国际大展，并在2006年获得了中国当代艺术奖最佳青年艺术家的奖项，并曾担任第八届柏林双年展策展人甄选委员会的成员。

 影片《霾与雾》是艺术家曹斐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长片，影片以北京的雾霾为起点，描述并探讨了当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集体精神状态与症候。这部记录片意在揭示现实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雾霾中，打扫房间的小保姆偷穿女主人的高跟鞋，表现的是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雾霾之中的另一个富家男人百无聊奈地在自家地板上挥杆击打高尔夫球、两个女工在富人怀孕的太太的手脚上涂抹指甲油的情节，既反映了富人的空虚无聊，也将富人生活和为他们服务的人的工作做了对比，进一步揭示了贫富不均的现象；雾霾之夜，外来务工的保安偷窥男女隐私一段反映这些人陷入性压抑的困境；此外在都市买房的青年戴着防毒面具般的口罩看房表明现在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售楼的一群人面对汽车撞人毫无表情，生怕惹上麻烦——撞车人真就是一个“碰瓷”的，即故意撞上去借机讹诈钱财的；人情冷漠见死不救似乎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雾霾中房产中介员、独居老人、失和的中年夫妻他们的生活都从不同方面揭示出中国当代社会人性的异化。曹斐直接将这些人描写成没有灵魂行的一具具僵尸。

 美国僵尸片的中国版

 艺术家曹斐是美国僵尸片迷，她受到风靡世界的美剧《行尸走肉》（Walking Dead），以及恐怖冒险游戏《寂静岭》（Silent Hill）影响。曹斐说她拍摄《霾与雾》的灵感来源之一就是美国吸血鬼系列片的《暮光之城》。曹斐试图以僵尸表现当代中国社会脑海无物、精神无存、徒具皮囊的嗜血妖孽。在她的想象中，当所有大都市都成为了“魔都”，它同时具备着魔鬼的恐怖与魔幻的奇异，在这部影片里，探讨的不是“魔”的正与邪，恐与惧，善与恶，英雄主义，或者末日危难中的人性，而是生活在此时的人们，他们的集体潜意识如何从一个看似乏味的日常情境中浮现出来，在可见和不可见的临界点，用自身的冲突创造出生活的魔幻现实。

曹斐在谈到她的作品时说：“北京作为最大版图的超现实主义政治中心，重度污浊的空气让城市仿佛堕入网络游戏‘迷雾’，它看来正好适合被最符合荒蛮与残暴的视觉消费与最好莱坞式的流行想象进行清洗”。

从“碰瓷”被打的人第一个变成僵尸，随后僵尸式的人物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弹吉他的快递哥、爱吃西瓜的妹子、超市跳芭蕾的女人、切掉手指熬湯的孕妇、被城管收掉广告牌的房产中介、偷窺癖的保安、用助行器行走将苹果掉水里的老人、吹口琴的收破烂、推销服裝的应召女郎……。在故事里，僵尸正慢慢地占领北京城外一个新住宅群。曹斐认为，这些建筑群是中国走向某个方向的征兆。在《霾与雾》里，你可以看见我们僵尸跟人类正肩并肩地生活在一起。事实上，在拍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并不确定哪些是僵尸，哪些不是。有些人活着就是行尸走肉。曹斐认为：消费主义使人们变得“僵尸化”。 影片里面出现的一个沿街乞讨吹口琴的收破烂，他的形象让人想起了《红楼梦》里面唱《好了歌》的跛足道人，他讽刺了人们的贪得无厌：这些人不知什么是好、也不知何时才能了，于是只有带着贪婪变为僵尸。

 从表现手法来说，《霾与雾》运用现实主义基调，但其中夹杂着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如让演员在象征现代城市生活的超市中翩翩起舞，最终的僵尸出现又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突然让一个僵尸弹起吉他，唱起民谣，似乎又有了浪漫主义的情怀。

中国新生代自主意识的崛起

 郭冠英评论说：曹斐，来自国际经济新兴势力的中国，是国际艺坛注目的新星，也被媒体视为中国青年文化、及次文化的代表。曹斐的作品特色被视为：历经快速社会转型下，中国新青年文化的缩影。中国新生代的确较过去享有更多的自主意识。然而，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进展，西方传媒也倾向将中国青年文化视为有强烈反叛本质。但这只是反映出西方青年文化本身的反叛议题，西方观点习于自我脉络来理解异国文化。无疑地，曹斐的艺术具有对都市化议题、社会问题及人文处境的强烈关怀。在曹斐的作品中，她创作虚拟空间来质疑物质世界的问题。尽管带有政治意识，她的作品仍以荒谬讽刺贯穿对争议主题的表现。曹斐的影像点出：作为全球经济新势力的中国，却突然发现她的青年开始失落在环环包围的消费主义当中。当越来越多中国青年表达了新世代的独立文化特质，越有自觉地分享更多异质的个人故事，曹斐的艺术实践正反映中国年轻次文化的萌生。但不只如此，曹斐的艺术不只是国际媒体所视的中国青年文化而已，她的创作绝非个人案例，而是中国当代文化正同时被全球化和在地化所混融的缩影。

柴静和曹斐两位七零后从各自的角度揭示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体现了一种中国社会知识界人士具有的敢于担当的精神，就像《霾与雾》影片中那只不时出现的孔雀一样，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原载《世界周刊》三月期

俄罗斯影片《利维坦》的宣传广告是这样一个画面：在蔚蓝色的大海边，一副被大海海洋动物和鸟类或许还有人类吞食后的鲸鱼骨架散落在旁边。不远处的一块岩石上坐着片中男主角科里亚（Kolia）的儿子诺马（Roma）。这幅具有象征意义的海报揭示的是：在人生变化莫测的海洋里充满了生存竞争的恐惧，而生活中的小人物往往就是社会惨烈竞争的牺牲品——就像一副留下来鲸鱼骨架，更多普通人则是那些被鲸吞的小鱼，什么也没有留下。

影片《利维坦》故事发生在俄国西北部巴伦支海沿岸的一座小港口城市。主人公科里亚和前妻的儿子诺马，以及年轻貌美的妻子利里娅（Lilya）本来过着平静的生活。科里亚拥有自己坐落在海湾的一栋小屋，从屋中的落地窗看去，窗外是宁静的海滨，小屋底层是主人苦心经营着的一个小小汽车修理店。当市长企图以建成一个鱼类加工厂为名前来强行征收科里亚的房屋和土地时，主人一家悲剧生活的序幕就此拉开。面对法院强制执行，科里亚的反对不过是以卵击石，被警察以寻衅滋事罪找茬押入牢中。他请来的莫斯科的律师深谙黑道，拿到了市长的软肋，一封信让市长做出退让，科里亚获得释放。这个结果的代价是：市长和律师以及科里亚一家敌视加深；在科里亚关押期间，妻子利里娅上了律师的床——也许她是以身相许表达对律师的感谢，或者她是向往着去莫斯科的生活，因为律师曾经一再劝说科里亚全家放弃一切到莫斯科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是老实本分的科里亚怀疑自己在莫斯科的生存能力，不敢做非分之想。妻子利里娅大概听进去了，女人总是对新的生活怀有憧憬，男人更愿意守住家中的坛坛罐罐。

科里亚获释之后，自己一家和他的警察朋友一家一起去野外射击，其间律师和利里娅野外偷情被孩子们看到遭到科里亚以及朋友暴打。无独有偶，市长设置圈套将律师骗到野外，几个打手再度轮番拳打脚踢。市长拿起手枪向律师旁的地上连开三枪，算是开枪为律师送行——让他永远滚回莫斯科。踌躇满志的律师两场暴打后，只好灰溜溜的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一直对利里娅不满的儿子诺马再也不愿意见到她的后妈，一人独自跑到海边。面临与律师偷情后的巨大压力，利里娅伤心至极走投无路，独自来到海边的悬崖上。

自己的女人几天没有回家，科里亚认定女人去了莫斯科投奔情人，女人的情人律师一定私下和市长谈成一笔交易，把他的房产私分了。面对即将失去的屋子和已经失去的女人，这个小人物产生出不尽的悲哀，只能靠伏特加烈酒麻痹自己，每天醉成一团不分白天黑夜。这天大白天，正在昏睡的科里亚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唤醒，开门后见是警察。警察告诉他在海边发现了利里娅的遗体。警方毫不怀疑是科里亚杀害了妻子。警察迅速逮捕了科里亚，罪名是科里亚强奸其妻，并杀害了她，然后伪造妻子自杀溺水身亡的事实。科里亚无法为自己辩护，事实和法律都不在他一边：利里娅死前确实和科里亚亲热过，儿子看到了因此怀恨在心。

科里亚被迅速判处15年监禁。市长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觉得判得太轻，但是足以让他有时间推倒科里亚的海边小屋，建起与外资合作的渔业加工，以此业绩赢得下一次的市长选举。影片在市长与外商的亲切交谈和科里亚的儿子形同孤儿的氛围中结束。

《利维坦》片名源自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书籍《利维坦》，这本书讲述的是国家契约和公民的关系。影片故事改编来自希伯来《圣经》中的人物先知约伯。“Leviathan”的字意为裂缝，在《圣经》中是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通常被描述为鲸鱼、海豚或鳄鱼的形状。利维坦常与另一种怪物贝希摩斯（Behemoth）联系在一起，关于利维坦的记载紧跟在《约伯记》中记载贝希摩斯的下一章，书中描述的利维坦实际上就是一条巨鳄，拥有坚硬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在基督教中利维坦成为恶魔的代名词，并被冠以七大罪之一的“嫉妒”。

制片人亚历山大·诺德扬斯基表示: “这是一部反应当代俄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有关现代人的爱和悲剧经历的故事。”

《利维坦》具俄罗斯传统文学特点

《利维坦》这部电影的原作具有俄罗斯传统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俄罗斯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的摇篮，我们从这部电影的原作中不难看到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娜宁娜》等小说叙事风格的影响。故事情节细腻生动、细节交代清楚、如同剥竹笋般层层展开，前有铺垫，后有交代。影片中由菲利普·戈拉斯作曲的音乐非常震撼，在影片的最后阶段和精致优美颇有土耳其著名导演努里·锡兰电影风格的画面配合，留给观众的印象久久难以忘怀。演员们精彩的表演也是无可挑剔。

为了给沉重的主题寻找平衡，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巧妙融入黑色幽默元素，这也明显受到俄罗斯作家契科夫的影响。影片开始法院的判决镜头：三名扑克牌脸面的检察官背诵公式般宣判科里亚祖辈就拥有的土地和房产归公；最后同样三人又宣判科里亚犯有强奸杀妻罪，那一副副扑克牌式的脸毫无变化，仍旧是照本宣科，这两个场面极具有讽刺意义。科里亚以为妻子私奔投靠情人，却不料妻子自杀，也不知律师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的小人物，只不过角色不同。警方给出的罪名正好抓住科里亚软肋。他是和妻子亲热了，妻子身上留下了“被强奸”的证据，还有被殴打的痕迹——对此科里亚能说得清楚吗？纵然有一百张嘴他也难辩，何况科里亚平时就拙于言辞。面对“罪名”，科里亚张开大嘴似哭似笑，哭笑不得。宗教在影片中也受到嘲笑，市长全家聆听牧师演讲。牧师大谈上帝是万能的主宰，然而笃信上帝的市长却背地里干着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老实忠厚的科里亚早就看到了宗教的作用还不如身上的伏特加酒，他就是路过教堂，也不愿意进去听那些没有用的说教。

《利维坦》对社会现实揭露非常深刻。蔚蓝色的大海掩盖着惊涛，惊涛之下小人物只能等待被鲸吞的命运。小人物的悲剧时刻都在产生，尤其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当政府、法律、警察都不在平民百姓一边时，升斗小民除了受压，是没有任何反抗权利的，他们只能载舟而无法覆舟。影评认为：“影片通过主人公的悲剧遭遇，辛辣的讽刺了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局面，探讨国家对人民服务的失职，对俄罗斯政权腐败的揭露尺度之大，对俄国政治体制持的悲观态度，令人惊叹”。

《利维坦》比中国的《天注定》幸运

《好莱坞报道者》影评人 Leslie Felperin 对如此一部抨击普京政府腐败的影片竟然是得到俄国文化部大力支持拍摄而成的事实感到吃惊。

影评认为：“安德烈导演的这部作品融合了寓言、残酷的情节冲突、黑色幽默和惊人之美，影片的每一场面都富有深意”，“这是一部痛苦、暴力且冷酷的现代杰作”，“是一部沮丧、偶有笑点、令人心碎但恢弘壮丽的作品，是今年最出色的影片之一”，“一个充满了现代感的苦涩寓言，一个开放式的惊悚影片，一个阴暗的社会喜剧，是一部不加掩饰的政治影射和浸透了苦涩的讽刺剧”。然而这部深刻揭露社会问题的影片，投资主要来自于俄国文化部和电影基金。

有人说《利维坦》是俄罗斯版的《天注定》。《天注定》是中国著名导演贾樟柯的作品，曾经获得2013年第66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其中第一个故事是根据中国山西胡文海事件改编的。胡文海因承包煤矿失败，于是上访反映村党支部人员贪污500万的腐败问题。胡文海挨家挨户地跑，得到大峪口村121名村民包括党员和干部的签名后开始越级上访——从镇、区、市一直到省，循着公安、纪委两条途径逐级举报，但是长达8个月的举报未果，于是在2001年10月26日晚上持枪杀村干部及与之有过节的群众，致14人死亡，2002年1月25日 胡文海被执行死刑。胡文海曾经想走上法制轨道，然而，那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却敷衍行事，使得真相始终没有得以揭开，却以一种恐怖血惺的方式落幕。导演贾樟柯电影《天注定》故事中姜武出演“持猎枪连杀六人”的大海，被塑造成中国影史上少有的“平民暴力英雄”形象。煤矿公司员工大海和煤矿公司的老板是同学，老板与村官相互勾结，不守承诺未将分红发给员工，前去机场讨薪的大海，被人用铁锹重击头部。由于得不到法律保护，于是采取平民抗暴的手段，导致事件以悲剧收场。这也是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家，一个小人物命运的悲歌。尽管复仇者在民间成为“英雄”，其实也是在一个人海茫茫、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受到损害的小人物。所不同的是这部深刻揭露中国大陆当前严重社会问题的影片，尽管是制片人自己筹资，而不是文化部给钱拍摄，却远没有《利维坦》幸运——《天注定》至今还被打入冷宫，大陆观众仍旧无法看到。

原载《世界周刊》

只有胸襟伟大的人才能做到宽恕和原谅

《塞尔玛》讲的是1965年马丁•路德•金带领非裔争取选举权的事。影片描述了当年非裔美国人的处境：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直接用到了黑人的贬称negro，他们从公车不让座被判刑，到动辄遭到枪杀，如实再现了切切实实发生在这个自由国度中的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60年代，曾组织过著名的蒙哥马利市罢坐车运动的马丁•路德•金，号召全市黑人对公共法进行抵制，迫使法院取消地方公共运输工具上的座位隔离。1963年他在首都华盛顿组织了一场争取黑人权益的游行，还在阿拉巴马城市塞尔玛和首府蒙哥马利之间举行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抗议声讨。时任总统林登•强森（Lyndon B Johnson），开始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后来出于政治原因和看到了自己的内心，最终与马丁•路德•金站在一起，反对种族隔离。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这个极具争议的地方官员，曾发出过对黑人“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的著名口号，在《塞尔玛》这部电影中，这个角色明显站在马丁的对立面。马丁•路德•金领导的这些运动直接推动了1965年《投票权利法案》的通过，让黑人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得到保障。然而，在黑人争取民权的过程中，绝非像历史书籍那样一翻而过，而是充满了艰难险境。

马丁•路德•金坚决支持非暴力的直接行动，这一思想直接继承了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即既不与当局（包括某些法律）合作，又采取和平的反抗手段。他的非暴力思想根植於基督教，以圣经为指导。他在极具震撼力的演说中不断强调，民众要用爱的力量去对待恨：“我们的目标，绝不是要去击败或羞辱白人，相反，我们要去赢取他们的友谊和谅解。冤冤相报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以和平对待暴力。记得主耶稣说过：‘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无论白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要爱他们，如同兄弟。耶稣不是说过，‘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吗？我们要以恩报怨，以爱报恨……

“我们绝不能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就啜饮敌意和仇恨的糖浆。我们必须永远站在自尊和教规的最高水准上继续我们的抗争。我们必须不断地升华，用精神的力量来迎接暴力的狂风怒浪。”

马丁•路德•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来没有诅咒过白人，也没有采用过暴力。因此，这场运动注定成为一场伟大的运动。

不具有基督教理念的人，会把马丁的话当作痴人说梦。他们会认为，运动应该是一场革命，是正义对邪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反抗。面对州长华莱士的暴力压制、面对血腥的后果，身边有人也力主以暴制暴，马丁•路德•金面临举大的压力。他本人遭到多次侮辱甚至殴打，但是他相信非暴力的力量，相信宽恕的强大，力排众议，主张实行不流血的抗争。“我们要做的不是以恶的德性来对抗恶的法律，而是以一个好公民的美德，支撑我们面对一个不义的法律，甚至面对一个腐败的城邦。”马丁•路德•金即以如此法治的精神，雄辩的言辞，为民权运动的正当性，做了充分而合理的辩护。其思想深度和人格魅力都令人不可抗拒。所有这些努力，最终促使参、众两院通过了《民权法案》。因此，民权运动的胜利，也是民主制度的胜利、法治的胜利。而在这一过程中，塞尔玛游行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值得被纪录和歌颂。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感人的场面：马丁•路德•金带领游行队伍面对荷枪实弹军警缓步前行。突然，军警让开了道路。这时候马丁•路德•金停下前行的脚步跪下祷告后，然后转身带领队伍回走。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马丁非暴力的主张遭到内部人强烈反对，但是却得到全美更多人的响应，包括许许多多的白人，他们志愿加入到和平抗争的游行队伍之中。

非暴力是强大的力量，如同沉默是最高昂的声音一样。以暴制暴的结果只会是冤冤相报，暴力横行将世代相传无休无止。就在巴黎《查理》杂志社遭到血洗后重新复刊之际，编辑之一    Rhazoui表示：“我们憎恶的是邪恶的理念，而不是那些具体执行恶行者，对个人要宽恕。如果有可能和这两位枪杀我们同事的恐怖分子坐下来喝咖啡，然后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我会这样的”。这让人想到《圣经》中讲到的：“原谅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种十分伟大的胸襟。心怀仇恨的人只会被心中仇恨的怒火烧成灰烬，与恶者同归于尽。只有胸襟伟大的人才能做到宽恕和原谅。

我们的民族还在复仇的心理中徘徊

由此想到中国文化中的复仇理念。我们的历史和文学书籍中充满了复仇的人物和事件，《水浒传》就是一部宣传仇杀的教科书，宽恕从来就被视为不可理喻。于是我们的历史也就成了一部复仇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就是充满复仇精神的文化，如同欧洲中世纪被复仇和黑暗吞噬的时期。但是西方终于认识到了宽恕的力量，我们的民族却还在复仇的心理中徘徊。

2011年10月5日，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金三角泰国水域，遭到犯毒集团杀害，此后中国方面联合当地警方，抓捕并引渡糯康等人。2013年3月1日下午，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缅甸籍的糯康、桑康•乍萨、依莱、扎西卡四名湄公河案主犯执行死刑。中国官媒播出了执行死刑前的相关画面，包括糯康等人留下遗言、被押送刑车等过程，直播过程在罪犯进入注射室后才告结束。直播引起了很大争议。对直播持支持者表示这可以起到震慑和警示犯罪分子及告慰被杀害船员亲属的作用；反对者则表示，此举有违人道和文明准则及违反相关法律。糯康执行死刑被直播，联想到文革期间人们对于打了一个大大红勾的布告上“绑缚刑场执行枪决”的做法习以为常，认为杀人偿命如同借钱还钱，是所有罪犯罪有应得的下场，毫无怀疑这是普天之下的公理。中国央视这种直播方式虽然不像文革及上世纪80年代把死刑犯直接游街的方式，但还是一种示众，还是脱离不了中国“杀人偿命”的“同态复仇”观念。但是我们却不懂得这样的道理：任何生命都值得珍重，任何生命的逝去都不值得庆祝，这就是人性。

对于出生在一个乏爱国家的人、对于出生在乏爱家庭和社会的人，是很难理解和做到的。他们接受了太多的仇恨，习惯互相仇恨远远大于互爱，更何况如果去憎恨犯有罪行的人。所以监狱中出现残酷对待犯人的行为也毫不奇怪。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为伤害过自己的人报仇雪恨很正常，此仇同代报不了，也必须父债子还、让复仇思想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但是人道，是一个巨大的思想武器，它将从根本上告诉我们人性的伟大，以施行人道引导恶人从善，所起的震慑作用远超过震慑那些企图效法作案的人。虽然拒绝复仇理念、以和平抗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其影响力无疑也是深远的。如果连恶棍都能施以人道，都能给予应有的尊严，都能宽恕，还有什么比这更有震撼的力量呢？

少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更加震撼

影片《塞尔玛》再现了马丁• 路德•金具有震撼力的演讲场面，演员大卫•奥伊罗(David Oyelowo)的表演十分出色；总统强森的角色是复杂的，一方面支持马丁•路德•金的争取民权的行动，另一方面碍于极右势力的影响，又不希望争取民权运动的努力声势过大，表现出矛盾心态。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在其中出演一位具有不屈反抗精神的妇人。影片的音乐十分震撼，主题歌《荣耀》高亢激昂。本片的导演，阿娃•杜威内(Ava DuVernay)是一位被著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发现并挖掘出的导演，2006年出道，可以说几乎没有拍出过什么著名影片。她最辉煌的经历，是2012年在圣丹斯用《不知所终》一片拿到了最佳剧情片导演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也是由大卫•奥伊罗主演的。而本片的编剧保罗•韦伯，在本片之前更是没有任何的编剧经验。大卫•奥伊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这是一部几乎由新人拍摄出的影片。但导演阿娃•杜威内因为此片一举成为首位提名金球奖最佳导演的黑人女性。2014年12月16日，《塞尔玛》获金球奖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原创歌曲等4项大奖提名，最后《塞尔玛》插曲《Glory》获得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

《纽约客》很直接地称：“阿娃•杜威内拍摄了一部好电影。”《村之声》称：“阿娃•杜威内选择了历史上那段永远不会令人感到厌烦、永远不会失去光彩的片段来拍摄。她拍摄出一段活生生的故事，而不是说教的片段。”《纽约邮报》说：“这是好莱坞对1960年代人权运动历史的最终极的描绘，或许也是我们能在银幕上看到的最适时的电影。”《纽约观察家》报道称：“大卫•奥伊罗所扮演的马丁•路德•金充满了正义感和力量。”

《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则分别认为：“《塞尔玛》是一部值得的电影，是一部重要的电影。不仅仅是因为演员出色的表演，更是因为影片生动的情节。”“很少能看到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能这么生动并且充满活力。所以，纵情地来欣赏这部电影吧。”

对于在片中扮演马丁•路德•金的大卫•奥伊罗的表演，众多媒体都给出了好评。《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称：“丹尼尔•戴•刘易斯之于林肯就是 大卫•奥伊罗之于马丁•路德•金。他对马丁的模仿和模拟，充满了说服力。他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伟人。”《Newsday》评论道：“大卫•奥伊罗用自己的表演照亮了整部影片，照亮了历史，并且让人深信不疑。”《滚石杂志》称：“大卫•奥伊罗那充满灵魂的，令人震颤的表演，足以划分到最伟大的表演之中。”

女导演阿娃•杜威内在接受NPR采访回答为什么没有再现马丁•路德•金那段极其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时说限于版权问题，她无法再现这样的伟大而震撼的场景。但是，没有马丁•路德•金这段声音的演讲也许更加响亮，因为《我有一个梦想》的声音早已响彻在人们心底，响彻在美洲大地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原载《世界周刊》1611期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最大障碍是电影的说教。每部电影总想拼命去说点什么“正能量”的东西，例如“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人人都有爱心”、“生活在变好、社会在进步”等等，不这样恐怕难以通过审查。因为主题先行、先通过立意，再来命题作文，以做“工程”（“五个一工程”）的方式制作电影，来塑造电影中的人物，当然人物毫无可信，能够耐看的电影作品也就很少。

看过新近拍摄的《亲爱的》却感到有点意外。

《亲爱的》选材有突破。影片再现了社会现实，没有太多捏造“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痕迹，直接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严肃社会现实问题：拐卖孩子。影片将人贩之妻作为主角来描写，这与以前任何作品也不同。

影片的另外一个突破是对人物人性的挖掘。因为几十年来中国的艺术作品总按照好人、坏人划线，艺术作品中人物阵线分明，好坏一目了然。好人没有半点坏的念头，坏人没有一点好的瞬间，塑造出的人物总是没有血肉，难以置信。《亲爱的》描写人贩之妻有与生俱来的母性，除了她是一个人贩之妻，她也是一个爱子女如命的母亲，为了子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一个蒙昧的女子身上存在着人间最纯粹的爱和最质朴的情感，这是人性、人之常情、是人类的共性，不以人贩之妻为转移，与好人坏人没有关系。这也是影片不能不让人落泪之处。影片中一位小律师地位卑微事业失败，在现实面前忍气吞声，在更弱者面前装腔作势，靠耍小聪明混日子，但是在势利冷漠的外表下，也有柔软和善良帮人的愿望。影片中恪守法律法规的警察、法官、福利院院长均留下不近人情的印象，在人情与法律的冲突方面，让观众对他们产生一点反感，这是社会现实，也使得影片更加耐看。世界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其偷盗行为，丝毫不影响他具有善良的人性和慷慨助人的情怀。而从不动用私人感情、执法雷厉风行、追捕罪犯时计谋百出、对当局尽职尽责的警官沙威，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反感。人性是复杂的。在丰富的中国社会和纷繁复杂的人物面前，中国的电影作品常常显得是那样单调、苍白。复杂的社会、复杂的人物才是一个社会的真实写照。一位美国人说：没去中国看过中国的电影以为中国是那样美好，但是一去碰到中国社会现实则完全两样。（与之相反我们有时看过美国电影之后，得出美国是那样糟的结论，这也不符合事实）。中国深刻揭露社会问题的影片通过不了审查，就像贾樟柯的《天注定》国内到现在不能放映，这还是缺乏自信以及意识形态作祟，过高估计了艺术作品的作用。美国电影《教父》把黑手党的家庭故事写得如此生动，惊心动魄，里面人物性格丰富多彩。《教​​父》这一部1972年的美国电影，问世以后竟然掀起了一股黑帮电影新潮流。《教父》曾经荣获第45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改编剧本三大奖项，被视为是经典电影之一，在网际网路电影资料库（IMDb）的史上最佳250部电影评选中，获影迷票选为第二名。美国政府没有因为影片反映的黑手党生活而加以禁止，看多这部片子的人也没有受影响去组织杀人越货，只是作为一段历史去认识了解。

相对当前中国电影界充斥着低俗的拜金主义、空洞无物的魔幻主义、严重脱离现实的假古典主义作品，以描写社会现实题材、让人内心产生一定的震撼与共鸣的《亲爱的》便越发的弥足珍贵。导演陈可辛勇敢再现现实的创作立意是值得鼓励的。（借用影片中寻子团的口号：“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对他给予鼓励）中国的电影业要出优秀作品，缺的不仅仅是好的导演和演员，更缺乏一个宽松自由的、非强加于人的创作环境，需要鼓励艺术家大胆突破。

赵薇扮演的李红琴在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出场，在影片的结构上有些出人意料，但是她的亮相让整部影片从“打拐”进入另一层面——孩子在被解救以后所引发的亲情和伦理冲击，丝毫没有减弱影片的整体效果，赵薇的表演是非常出色的。影片的结尾在情节上也是一个突转，李红琴蹲在医院的过道上，镜头慢慢的离她远去。她应该是永远无法兑现对于女儿吉芳的承诺了。在承担由万恶的人贩子引起的家庭悲剧和伦理困境同时，李红琴还意外怀孕，真是雪上加霜。这种略带黑色幽默和苦涩滋味的逆转给人们留下深思：这个女人不尽的苦难还在前面，我们不知道“这个社会好人在哪”、她的“生活是不是会变得更好”。

那时我是学校的一个青年教师。那晚，我惦记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而彻夜未眠。天刚刚亮，我就来到校园。一个学生见到我，一把抓住我的手泣不成声：“他们开枪了！他们怎么能开枪呢？！他们怎么能开枪呢？！”他再也说不下去了，趴在我的肩上痛哭起来。这一情景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面对痛哭的学生，我当时也是泪眼朦胧。我已经出离了愤怒，就在那一瞬间，我知道是我与体制决裂的最后时刻。

八十年代的校园生活多么值得留恋啊！中国刚走出“文革”的巨大伤痛，出现枯木逢春般的气象。中国领导人的开明作风、胡耀邦对改革理想化的热情、他西塞罗式的演讲风格和人格魅力、赵紫阳的坦诚睿智的领袖风范，深深地为大学生喜爱。大规模真理标准讨论后引发的启蒙运动，《走向未来丛书》的传播，延续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氛围。师生关系融洽，校园文化的丰富，各种兴趣团体的成立，讨论的问题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到教育的未来无所不包。没有人再挥舞打压的大棒制止敏感的话题。我们开明的老校长会拍拍刚刚发表一番中国多党制前景演讲的学生的肩膀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想法还是有些幼稚。”老校长具有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对学生就像一个十分负责任的长者，严厉中充满了关爱，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他的诚意和鼓励。他敢作敢为、敢为担当，深深地为学生所爱戴和敬重。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有思想、有学识、有能力、有品德的校长，在那个日子以后遭到打压被迫流落他乡。和他一样有能力和威望的校长如武大的刘道玉、北大的丁石孙、深圳大学的罗征启，都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中国高校校长惟命是从的多，有想法有个性的少，再也难见到深受学生爱戴的、有很高威望的校长。校园也是一片沉寂，学生不再读书，问他们不仅不知道“文革”历史，连对二十五年前的大学校园那个波澜壮阔的岁月也“集体失忆”。

那时的学生充满理想，他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我的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平时学习成绩不怎么好，也因此受到冷落。后来他通过组织静坐游行而成为学生领袖，代表学生与省市领导对话、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出尽了风头。事后遭到通缉，东躲西藏。毕业以后到一所底层中学教书。几年以后来学校看我，坦诚自己当年的幼稚，谈吐间显得成熟很多，显然他经受了一场人生的历练。自那以后，我再也见不到有热情和想法的学生了，融洽的师生关系已被庸俗的利益关系代替。我是那样怀念中国的八十年代，我是如此喜欢我的那些单纯可爱的学生。尽管他们很幼稚，但也比今日灵魂被扭曲的学生要强得多。

那段时间，大学的老师和管理者都比平时真实得多，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自己。一位去静坐现场劝阻学生回校的学生处长看到学生在省政府门口秩序井然、在烈日下他们互相传递一瓶水不舍得多喝一口的情景，看到那些他平时内心赞成的反对官场腐败的口号，联想到自己工作多年看到的毕业生分配中大量的社会丑恶现象，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不禁同情起学生来，他毅然走向捐款箱给学生捐款买水。就是因为他的同情，从此断送了他的仕途。当时只要对学生有过同情心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升迁都会受到影响，从此以后，让人更加相信：我们的干部队伍是要远离正直、远离良心和同情心的，是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的，这就给了具有小人人格的人更多升迁机会。但是也有个公开说“学生该杀”的学校某办主任也断送了仕途，因为他太不近人情很不得人心。日后，他就像那个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样，很快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多年以后，我回国去看望母校师生，看到他白发苍苍，一个人独坐在学校的一颗大树下十分悲凉，不免心生几分同情。他至少还能直言不讳，毕竟不像有些人那样虚伪会见风使舵。而二十五年后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依然受到全校学生的爱戴威望未减。前不久，因为强烈呼吁取消自己退休后享受的院士待遇而声望再涨。

那几年也看到了中国媒体的良心。八十年代的一段时间，新闻出版界曾经一扫八股之气，有了一些突破。国内外记者对赵紫阳的采访报道，赵紫阳公开谈论自己的性格特点、赵紫阳打高尔夫球的照片，向外界呈现一个鲜活的中国领导人形象；对胡耀邦的报道让人看到胡耀邦鲜明的个性和思想；媒体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深入广泛，尤其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之深，《河殇》的公开播出，都透视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蓬勃的生气。就在天安门事件当天还有许多报纸敢公开质疑政府的行为。一份党报以“小鹿何罪 滥杀无辜”的黑色大标题借某地猎杀小鹿发出强烈抗议声。今日中国官方媒体再也难见那个生动活泼的时候，只见惟命是从、人云亦云、八股依旧、毫无时代感、严肃新闻娱乐化的现状。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的形象也回归刻板、社会回到沉闷。

那个血雨腥风的凌晨，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倾巢之下，岂有完卵”， 我个人的命运也随之逆转。在后来中国政治气氛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我只好离开学校，以后又辗转来到海外。不管我在哪里，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很自然想到那位在我肩上痛哭的学生，想到众多热血青年，想到丧命枪下的那些无辜冤魂，我内心依旧难以平静。如今那些无辜的冤魂还没有安息，那些失去亲子的天安门母亲还生活在巨大的痛苦和不安之中，她们有生之年恐怕难以看到事实真相澄清的一刻，这更是莫大的悲哀。远离故土和亲人的我们固然生活不易，但是比起那些天安门事件受难者的亲人们要幸运很多，每年的这一刻，我都会在内心与还在受难的人们一道承担他们的巨大痛苦和不幸。

一切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二十五年对人的生命来说，虽然已经过去了近三分之一，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短短的瞬间。经历过这次事件的人们绝对不会忘记，它产生的历史影响将是深远的、永久的。即使政府对当年发生的事继续视而不见、只字不提、置若罔闻，即使我辈此生要等过去，相信以后还会有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人接着等下去，一直会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还历史真相之际，也让那些无辜的冤魂得到安息。

为时三天的由纽约大学电影系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当代纪录片双年展（REEL CHINA）四月十三日虽然落下帷幕，但是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考现学断面。

和一年半以前的第六届双年展活动比较，这次代表的地区更加广泛，继续关注中国当代现实问题的主旨更突出。同时让关注中国独立电影事业发展的人们更多了解了中国独立电影制片人的生存现状。

这次电影展共推出由独立制片人制作的12 部长短纪录片。这些影片是海外了解与研究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双年展活动又不断发现与推出一批更年轻的导演。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年轻的有才华的纪录片导演正在崛起，这些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导演，继续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纪录片导演用镜头反思中国过去、关注批评当代社会的独立精神。他们通过各种事件记录人物的内心世界及人物的心路历程，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敏感问题，这是任何文字文献的记载所不能替代的。

要了解当代中国必须思考她的过去。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导演谢贻卉所拍摄的讲述中国少年劳教犯的记录片《大堡小劳教》，具有深刻反思中国历史、警示后人的作用。

影片随着《四川日报》原记者、右派老人曾伯炎的寻访开始，足迹所至，我们看到了劳教所带来的这一惨剧是怎样形成的。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四川省峨边县大堡镇的劳教场所集中了数千孩子，这一做法是源于学习苏联改造流浪儿的经验。这些孩子，小的十岁，大的十七岁，他们因各种原因但主要并不是犯罪而被收容：一点小的过失；父母认为劳教是为孩子提供学习劳动机会；还有的就只是因为公安要完成抓犯人的指标……，结果在大堡等待他们这些少年人的是非人的折磨，最后导致大量死亡。这些在大饥荒中饿死的孩子们，很长时间并无人知晓。影片导演回到埋葬了无数孩子们的大堡山野，面对中国历史上这个惨绝人寰悲剧、面对人们对死亡的继续冷漠，发出了人性怎能如此被扭曲的天问。右派老人曾伯炎说：“大堡这个事，人性跟人权完全毁了的”。在社会弥漫的普遍冷漠和麻木中，在几千个无辜被葬送的牺牲者的魂灵面前，这位孤独老人维护人性和捍卫人权的毅力和精神，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影片结尾最后的场景，在新中国少先锋队队歌的旋律中，几位老人在那一片埋藏了冤死者的树林里，挂上写着一个个小劳教者名字的白丝带，然而更多死者都没有名字——历史早已把他们遗忘。在震撼人心的奥芬巴赫小提琴独奏音乐中，列举这些幸存者、参加调查者的名字，仿佛让人想起了影片《辛德勒名单》结尾处加西瓦•贝尔那段著名的小提琴独奏，这是对反人类行为的血泪控诉。这部纪录片对历史的揭示意义是非凡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这些孩子们的悲剧就将彻底淹没。这是继胡杰在海外产生巨大影响的《我虽死去》记录文革历史灾难之后的又一力作。将中国现当代社会这一幕幕惊人的惨痛历史昭然于天下，这是独立的历史纪录片制片人对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贡献。一个不愿意直面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刻意去扭曲历史的民族其民族性格也必然是扭曲的。

这些中国当代纪录片跟踪记录了社会巨大变化中的不同阶层的人物、环境，剖析社会历史根源，就像在聚光灯下分析社会细胞的一个个切片，一个个的故事为我们展示出特定生存状态下的人性原貌。王男柎的《开房找我》（英文名字《红色娘子军》）直面2013年5月8日中国海南省万宁市小学校长和一政府职员与6名六年级小学生女生开房这一恶行。这又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极其荒唐的一幕：为人师表者禽兽不如。制片人、导演王男柎在调查过程中不断受到干扰和威胁。在调查这次事件中，引出了维权律师王宇和性工作者叶海燕的故事。英文名字《红色娘子军》极具有讽刺意义：有史料证实，万宁是当年红色娘子军的故乡，如今万宁出了个禽兽校长，冲在维权第一线的竟依然是今天的红色娘子军——女性维权者，当地的人照样是麻木。对维权抗议行动进行阻扰的当地公安人员，替代了当年追逐逃出南府的丫环吴琼花的南霸天恶势力。八十年后，中国女性不得不为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力再举义旗。毕业于纽约大学新闻专业和俄亥俄大学传媒专业的王男柎，具有记者的敏锐眼光和社会责任，也具有一定电影制作的技能。整个影片非常流畅，开放式结尾留下很多想象空间。

导演马莉用了六年时间跟踪北京上访村的一批人。本次影展放映时间最长（4小时）的影片将这批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生活状态呈现给观众。她和这些人住在一起，体会了这些人过着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将自己对这些访民的感情融入到纪录片《京生》之中。由于太投入，导演自己陷入精神崩溃几乎不能自拔，体现出中国独立制片人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巨大同情和极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在她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在繁华的京城，有一群生活在桥洞下、墙角边、屋檐下的人，他们为自己的基本权力而毫无希望地上访。让人震撼的是纪录片中老郝的自白：“这一辈子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全浪费了。”女儿京生还在继续着母亲遗传下来的毫无意义的生活。她反问母亲：“你为什么要生我？”一位从重庆来的因为被强迫结扎告状的小伙子看到上访村的一切说道：“来之前我以为我的情况很悲惨，没有想到还有太多比我更悲惨的。”中国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只是活着，谈不上任何生活质量。我以为更加可悲的是和他们一起上访的子女，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社会不平等的种子。一位十岁的孩子在回答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官！”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认为，当官就能使他们家免受不断告状之苦，这对孩子是多么大的伤害！北京没有留给他任何好的印象：摩天大楼、车水马龙、历史古迹都没有在他的心中积淀。今年，当年这个孩子就要迈出实现自己愿望的第一步：考取北京的大学，继而去坚定地走上当官之路。

导演丛峰在其作品《地层1：来客》中创建了一个新的名词“考现学”。 考现学，是一个新的学术名词，即是通过空间、时间的组织性调查和分析，对现代社会不同的风俗习惯加以认识。这部片子讲述了北京郊县拆迁后的变化。在堆放拆迁建筑垃圾的场地形成了一个十分有研究价值的断面：一层砖渣盖住了原来的土堆，在砖渣上面又盖上一层新土，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断面在发生着变化。而人们过去考古地方的断面的形成往往要经历千年以上！在田野考古中具有十分重要理论指导作用的考古地层学，就是通过分析城市建筑遗址发掘各时代层层堆积叠压的物质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例如埃尔塔欣的建筑以其独具特色的斜坡以及带檐口的建筑群成为中美洲建筑史上的纪念碑。这座城市起源于公元1世纪、2英里见方的土地上发现了一系列广场、宫殿和行政建筑。而堆放在京郊县的一望无际的建筑垃圾却以几个月的时间，见证着中国历史上发展变化最快的特殊阶段。它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儿时的回忆随着老的建筑群的逝去变得越来越强烈，形成明显的对比。历史在迅速遗忘，而遗忘的后果是心灵上的巨大空虚——这种一时无法用别的东西填充的空虚。物质的欲望只会带来新的困惑。两位巡夜人在回忆着儿时的故事：对女性身体的萌动和患有精神病的母亲，比人更加忠诚可爱的狗……。回忆是痛苦的，相对眼前，又是愉快的。丛峰运用故事片手法和纪录片纪实场景交融——巡夜人儿时的回忆和眼前睡在拆迁现场抽烟的民工、打架斗殴的人们、手拿金属探测器建筑垃圾上寻宝的村民、拆钢筋者，构成一幅幅风俗画，给观众更多想象的空间。中国独立制片人目前明显受到当年法国新电影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提出“主观的现实主义”口号，反对影片中的“僵化状态”，强调具有导演“个人风格”，表现手法上也比较多变。

周浩导演的《差馆2》，背景是广州铁路车站派出所。这里发生的事情，是现实中国底层社会的写照。反复被抓的卖大饼的、以及喝醉酒的、倒卖车票的、自认为是宇宙奇才的、毛泽东的坚定捍卫者、还有无知的母亲和无辜的女儿，构成一幅幅世俗画，充满荒诞，颇具黑色幽默。

在中国北京独立电影节上获奖的几部短片也值得关注。王海洋的《弗洛伊德，鱼和蝴蝶》是获得荷兰国际动画电影节金奖的作品，评委表示：“自然又流畅的绘画把观众引导到一个意识流的梦境中。影片中的朴实风格与诗意构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同时带领我们体验了一次出奇美好、天衣无缝的感官之旅。《弗洛伊德，鱼和蝴蝶》所传达的远远大于一张画所承载的可能性，”作品表现了这位八零后作者的丰富想象力和才华。郭汉芬《北京之夏》代表的是香港的俗文化。《Battle》描写生活在北京的新疆人DiLi，因为面对不公的社会生存环境，在背上刺下Battle字样（战斗），意在表达人生就是要战斗。来京探望儿子的父亲看到儿子背上的字，当即痛斥他有悖伊斯兰教净身精神。儿子去刺青处忍痛去掉刺青，在父亲乘车离开北京站的一刻，赤裸着背对着父亲。制片人文牧野敢于碰撞敏感题材，影片虽短却表现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是基于西藏的民间传说创作的。本片讲述了一个在藏区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一个猎人上山打猎，遭遇到骷髅怪，猎人成为了这个妖怪的猎物。他最终摆脱了他生命中的噩梦，在这一过程中猎人又有了自己的感悟。人物对白语言以故事流传地－康巴地区东部的甘孜方言表述，音乐以藏区牧人的山歌和传统民乐巴塘弦子为主要元素。同时将现代音乐风格结合传统西藏的民间音乐。影片明显具有雪域高原特色，意蕴深远，画面设计也很美，其手法和表现技巧，可以为其它民间传说故事的制作提供借鉴。新加坡林育荣的《所有的行流出来》（All The Lines Flow Out）是一部艺术片。它的画面很讲究。一个神秘的人在水上寻找归家之路结尾的场景正好和纪录片开幕的片子《地层1：来客》中两个巡夜人不停徜徉的脚步呼应——寓意在寻找着回家之路、寻找上访之路、寻找大堡失踪的孩子们、寻找历史问题的答案、寻找中国未来之路。

在回答中国社会这些独立制片人的生存环境是否有改善的问题时，有人指出：现在的中国，独立制作不易控制，官方会在出版和发行上加以限制。导演、制片人丛峰表现得很乐观：“尽管在外界看来，这些独立电影制片人在拍片过程中总是受到警察干扰，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也在促进官方媒体的电视台和网站与独立制片人的合作。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为独立制片人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也就是面对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国大陆的独立制片人不断反向施压，触及官方媒体不敢碰的敏感社会问题。每次“踩线触雷”后，都将政府划定的红线向外拓展，从而争取自己生存的空间。他们的独立探索精神、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他们在逆境中坚守的意志，这在当今中国物欲至上的环境中，是值得钦佩的。

屋外春寒料峭。在纽约大学电影系的室内我们喝着热腾腾的咖啡、品尝可口的点心，在对这些历经千辛万苦制作出来的、反映中国社会真实现状影片评头论足的时候，是否想到我们海外华人应该像这些独立制片人那样，该为一个在复兴道路上充满激烈社会矛盾的民族做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