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温家宝的表演从来都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有人认为他是体制内的健康力量的代表，甚至称他为党内理想主义第一人**；也有人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政治骗子。从温家宝以往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和表态，以及这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我认定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回顾温家宝在过去公开场合的讲话和许诺，基本上和放屁一样，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比如他在四川地震期间信誓旦旦地要请查校舍倒塌的罪魁祸首，到头来一切依然如故，灾害中丧生的孩子们的家长投诉无门，那些在校舍建设中贪污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逍遥法外，反而是把调查地震和灾民情况的艾未未抓了起来。不过温家宝这次的表演与过往的表演确实是有很大不同，那就是这次的表演产生了实际的效应。就在这次“两会”记者招待会第二天，重庆市的最高领导薄熙来就被撤换了。

温家宝在这次记者会的后半部重点抨击了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的重要内容“唱红打黑”被斥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其实所谓“重庆模式”或“广东模式”，都不过是共产党治下的一种发展模式。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在广东或是在重庆，老百姓都是处在共产党的绝对统治之下，绝大多数都是俯首帖耳的顺民，否者就会“被吃茶”或“被保护”，甚至身陷囹圄。广东和重庆关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争论也不过是统治权术的分歧。广东的主政者汪洋和薄熙来都是代表统治阶层在与民争利，不过在是否对老百姓让步，让步的程度上有不同意见。他们最终目的都是要维护共产党的集权统治。无论在广东或是在重庆，对老百姓让步与否和让步的程度的事，普通百姓是没有话语权的。至于“唱红打黑”，“打黑”是核心，关系到民权和民生，“唱红”只是附加的一种包装或点缀。或许是基于对普通民众的同情，或许是为了争取民意，薄熙来以“打黑”为旗号，对重庆的贪官污吏和地豪强进行了无情的打击。诚如韩寒所言，“对于官员，大家已经不再用腐败和清廉来形容了，只有得势和失宠。***”国内多年来流传一则笑话:如果把科级以上干部排起队来，挨个儿的枪毙，一定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枪毙一个，一定会有漏网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是对中国官场最好的描写。薄熙来的打黑确实是获得了民众很大支持和拥护的，因为普通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要有人帮他出气，让他活得容易一点，就是他的恩人。

反观温家宝，到处流泪，到处许愿，但从来不兑现。很多人愿意相信他是志在改革的大好人，但老是大呼小叫的，却没有行动，怎能让人心服呢？我倒是深信温家宝有意要青史留名，而且把这事看得很重。这和历朝历代的官员想要万民伞，想身后被凌烟阁图画一样。他在这次记者会上又声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温家宝知道民主自由是普世的价值，政治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他也清楚要在世上留名就必须强调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就必须倡言政改。但有一点不知温影帝是否清楚，那就是在今天的中国要倡导普世价值和推动政改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很沉重，可能是金钱，自由或政治的前途，也可能是生命。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为在中国实现这些普世价值，推动中国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奉献了宝贵的生命。就以现代中国来说，赵紫阳，方励之等都是这样的大英雄。温家宝是个很实际的人，也不具有赵紫阳，方励之那样无私无畏的品格和献身精神。不排除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会为中国的政改和自由民主做实际贡献的，这条件就是要确保他仕途的平顺和生命的安全。这注定温家宝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投身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去，他在历史上的定位也就是一个营营苟苟的小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大英雄。

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反对复辟文革为由迅速将薄熙来撤职查办。这出美式闹剧至此是愈演愈乱了，颇有“烛光斧影”，宫廷政变的意思。在这次宫廷内斗中中国人民又一次地“被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曾经作出过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但这也仅只是共产党一个党的决议而已。这个决议并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生命。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理应由全国人民进行广泛的讨论，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只是文革，共产党建政以来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都应该让全体民众进行公开而彻底的讨论。但文革结束迄今已近四十年了，对文革的研究还有很多禁区，普通民众对文革还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温家宝在记者会上以企图复辟文革的罪名指控薄熙来，这也是集权政治领导人的一种特征，即大言不惭地以民意的代表自居。我个人是文革的亲身经历者，对这种对文革不经分析而笼统地否定态度很不以为意。我是赞同“两个文革”的观点的，即有一个“人民的文革”和“毛泽东的文革”。所谓“毛泽东的文革”，即毛泽东打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旗号，为确保自己在党内的的统治地位而借群众运动打击和清除异己的行动。而“人民的文革”则是文革前十七年受共产党压迫的民众借着毛泽东打击异己的运动而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文革中不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人起来“造反”，要求平反冤案。文革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利用群众运动成功地整死了政敌刘少奇。广大红卫兵，青少年学生以及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工人被利用，然后再被整肃。参加造反的一些积极分子被扣上反革命或“坏头头”的帽子，受到惩处。那些企图利用文革平反冤案的人，重新受到打击和管制。造反派这个文革中受到毛泽东赞扬和支持的群体成了反动派的代名词。对于提起造反派就认为是坏人的看法我是很反感的。我个人完全赞成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文革”，而对“人民的文革”则应该充分地肯定。

温影帝借两会记者招待会又出了一次风头，也获得了些许掌声和彩声。但他并没有讲清楚扳倒薄熙来和政治改革有什么联系。对薄熙来处置的整个过程大有宫廷政治，权谋政治的意味，丝毫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子。从温家宝在这出闹剧中的表演，隐然显出阴谋家的影子。这也让不少人豁然开朗，明白了为什么温家宝当年紧紧追随赵紫阳，但赵紫阳被整肃后，他还能全身以退，甚至在仕途上更上层楼。温家宝现在还在以体制等各种借口为自己的不作为狡辩。我要向温家宝大喝一声：温家宝先生，是停止你的表演的时候了！请你做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人，请你拿出一点行动来，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一点行动。如果九年的总理任期还说还没有平台，没有机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施你的宣言，那实在是说不过去的。其实温家宝真要想取信于民的话，也不难。他可以带头公开个人和家庭财产；它可以公开支持温和的《零八宪章》；他也可以公开声明支持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的自由，包括余杰出版《影帝温家宝》的自由。他如果能公开向余杰道歉的话，那就很能说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了。温家宝先生，我们不期望你成为大英雄，但请你做一个实在的人，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戏子。

宋乔 2012年4月14日于野马居

*自由亚洲电台 (博讯 boxun.com) https://news.xineurope.com/
**英顺：温家宝——党内理想主义第一人

https://www.ciaos.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31942

***韩寒：重庆美剧https://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11n.html

中国的政治传统历来有表演文化的性质。历代官僚们除了注重“十万雪花银”以外，也很看重所谓的生前身后名。亚圣就曾经告诫人们既要享受美味，又要保持仁善的名声。所以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没有一点“本事”真难实现。因此要想仕途畅达，就必须有好的文才，人才，和口才。本人不才，对历史不熟悉，但比较近代的一些人和事还是有耳闻的。但就共产党内的政治精英们而论，早年就有王明的口才，博古的文才，周恩来的人才之说。口才和文才好理解，至于什么是人才，却不甚清楚。一般人的理解是有好的仪表，或曰“美丰仪”。照我的理解，还应该加上具有表演才能。共产党历史上有表演才能的领导不少，也形成了特殊的表演文化，其代表人物有周恩来，博古，王若飞，乔冠华等。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周恩来，周恩来极善表演，他把共产党的表演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重大外交活动，他的表演才能为他的外交活动增色不少，在国际上和在中国民间都享有很高声誉，一度被看作是圣人，完人。周恩来以降，党内也有一些想效仿周恩来的，但完壁在前，使后来者难以为继。周恩来以后的总理华国锋是个典型的土包子，无心也无力和表演文化沾边。倒是当右派出身的朱镕基使出浑身解数表演了一番。朱虽然不具有周恩来俊朗的外表，但还是有一定的口才，又敢言，给人以豪爽硬汉的印象。其实对他来说祸也敢言，福也敢言。由于时代的不同，敢言曾经让他成了右派，敢言最终也让他博得最高层赏识，得居高位。朱镕基在总理任期的历次人代会记者会上都有生动的表演，可以说是披肝沥胆，慷慨陈词获得广泛的好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当初的豪言壮语犹在耳边，但从没人见他蹈过什么火药坑，也没见他把什么大贪官送进棺材。尤其是他主导的国企改革，使国企的领导人们成了企业当然的大股东，把国家资产合法的装到了这些家伙的腰包里。他当初留给世人的王安石一样的改革家形象则大打折扣。在我看来他只是一位喜欢夸夸其谈，危言耸听，欺世盗名之徒。亏得他退休以后还好意思自夸有“一世清名”。

继朱镕基之后任总理的温家宝也是有极强的表演欲的人，被人讥为影帝。这位温影帝的表演才能与其前任相若。但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经历使他上台伊始就被全国人民及以厚望。很多人愿意相信他将会为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起很大作用。这就是他曾经长期在前总书记和总理赵紫阳身边工作，由于赵紫阳倡导政治改革的鲜明态度和在六四运动中的勇敢表现，使得不少人认为温家宝内心是支持政治改革的。他在现实政治中恪守成规，无所作为的态度都被好心的人视为在韬光养晦。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他的评价在群众中造成如此之大的分歧。这也是余杰出版影帝温家宝一书的部分初衷吧。温家宝虽然没有赵紫阳那种对真理的追求，坚守和奋斗的勇气，精神，但却有极强的名利欲，很期望博得身后的千秋万岁名。他表演的路数和风格与朱镕基的火爆，激烈不一样，是走的哀怨，凄婉的路线。从他上台开始，就到处视察，每遇自然灾害，大的工伤事故，或民众哭诉冤屈，他总是陪着落泪。一开始他的表演也很赢得了一些观众，盛赞他亲民。但这样的表演一多，就让人心生疑窦。官致国务院总理的大人物，真麽就不见他为改变现状作一点事呢？如果光是陪着哭，邻家大娘就是最好的人选，何须劳动总理大人呢？终于，他曾经搂着矿难孤儿啼哭的那个煤矿第二年又发生了同样的矿难，这时温影帝就销声匿迹了，这也只证实了他过去的眼泪不过是鳄鱼的眼泪。温家宝还有一个喜好是“掉书袋子”，无论在何种场合讲话总要背几句诗文，给人以爱卖弄的感觉。在我的印象中温影帝之所以获得影帝称号，只是由于出镜率高，至于表演艺术则十分平庸。

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就在我觉得共产党的表演文化走向衰落，难以为继时，又有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这颗新星就是本次重庆美剧的另一主角薄熙来。从衡量演员的角度讲，薄熙来是声色艺具佳。他长得高大英挺，眉目俊朗，又具有极好的语言天赋，长言辞，善演说。他多谋善断，会拉关系，是做群众工作，党领袖的人才。其实稍微熟悉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他老爹薄一波当年就长于演讲，会说服人，会发动群众，会做上层工作。薄一波当年在山西真是大名鼎鼎，深得阎锡山信任，组织了影响很大的救国牺牲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他后来又搞起了武装，建立了新军决死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风云人物。可以说薄一波的这些长处薄熙来都继承下来了。他在官场上一路呼风唤雨，直向最高层冲击。说实在的，中国幅员辽阔，像薄熙来这样的人才也不是找不到。但是中国官场的选拔机制是遗传学讲的造成劣种优势的机制，有思想，有独立见解，有个性的人才是会很快被淘汰掉的。能够爬到高层的多是一些庸庸碌碌之辈。胡锦涛就是这样一个呆板，僵化，无活力，无生气的官僚典型。在这样一群浑浑噩噩的官僚中，薄熙来顿时显得光芒照人。

薄熙来在重庆主政以来“唱红打黑”，声名远播，尤其是“打黑”，很像当年郝柏村在台湾治理黑社会，给重庆市民们极好的印象，觉得这个领导人是真正懂得老百姓心里想的事情，替普通百姓办了实事。薄熙来民粹主义的作风很快赢得老百姓的好感。当然也有人对他过去的一些作为，绯闻等多有议论。不过在这个时代“对于官员，大家已经不再用腐败和清廉来形容了”，清廉与否都不太重要了，已经没有人傻得来要在共产党里面找清官了。稍有阅历的市民都不把这些传闻和议论当回事。在普通百姓看来，领导人个人的生活作风，甚至个人野心都并不那么重要，管它清官贪官，只要他能为老百姓带来好处就是好官。事实是这几年中国吏治腐败，哪一个官老爷的屁股都不干净，只要你不要太贪，能稍微替老百姓作想，老百姓认为你就是好官。而现在这样的好官实在太少了。薄熙来在重庆风头太健，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央。他挟民意搞的一些大动作，让胡温难堪，既不能指责，又不好发作。胡温是绝对不敢搞“唱红打黑”的，特别怕提打黑。因为他们的儿子和家属在经济上都不干净，所以他们不敢，也不愿认真替百姓办事。王立军事件一出，胡温以为找到了制裁薄熙来的借口。他们以反对复辟文革为由迅速将薄熙来解职查办。

剧情到此又是一个高潮。但明眼人可以看出这出戏的编导并不高明。这是当年上海，香港“幕表戏”或“提纲戏”的办法，即没有一个预先编写好的剧本，而是边演，边写以后的故事。胡温倒薄的理由虽然很难服人，但深入一想，立刻就明白了。胡温家族都是贪腐家族，以薄熙来的性格，为博取民众的信任，上台后一定会对此进行清算。胡温对此心知肚明，因为海峡对岸陈水扁的榜样早就在那里了。所以先下手为强，找借口先把薄熙来干掉以策万全。胡温以为这样一搞，他们家人的贪腐的帐就会永远不会被清算了。为此，温家宝一改平常哭兮兮的样子，兴高采烈地进行了任内最后一场表演，在两会记者会上公开声讨薄熙来。这出美式闹剧到此告一段落，但这剧情似乎还未完结。还有一些大腕可能出场，比如堪称为表演艺术家的江泽民还未登场。在中国这个具有深厚封建传统的国度，在这个所有理想和道德都已沉沦，而阴谋诡计备受推崇的国度，在这个后集权的时代，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而且可能会越来越戏剧性。确如韩寒所说，“今天能调动舆论机构的，明天就成负面新闻，今天能开动国家机器的，明天就被国家机器带走。”回顾整个剧情，我对韩寒是更加佩服了。我想趁此机会劝在位的官老爷们读一读曹雪芹的好了歌注*。

宋乔 2012年3月18日于野马居

附：好了歌注
曹雪芹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荒山老树伴枯藤，
山花野草遍鬼城，
翠湖幽静驶帆影，
红岩嶙峋传歌声，*
掘金开矿虚妄事，
飞黄腾达梦幻境，
半生蹭蹬复蹉跎，
无事偏生好折腾。

根据相片上的形象，我自命为荒村野夫，觉得这是我很好的写真。过去我常自诩为闲云野鹤，因喜“野鹤无粮天地宽”的意思。但从相片上看，显然不具闲云野鹤的飘逸气质，不如荒村野夫更为确切。我一生酷爱自由，最受不来约束，但往往失之任性和偏颇。有时又自视甚高，爱追求一些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免落下眼高手低的讥评。现在想来生活并未亏待我，荒村野夫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

2012年2月8日 于野马居

*亚利桑那州地貌特殊，多红色山岩。

评委黄舒骏是唱通俗歌曲出身的，看来对美声唱法比较陌生。他很坦白地指出汪宇的音色不是太好，有一点沉，不够亮。他没有发给汪宇通行许可。另一位唱通俗歌曲出身的评委伊能静也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周立波和现场观众的鼓动下让汪宇过了关。其实伊能静是欣赏汪宇的演唱的。就在汪宇刚开口的一刹那，她还不停地翘大拇指表示赞赏。我不明白她后来为什么犹豫。倒是周立波从头到尾非常欣喜，表现出极其赞赏的态度。现在国内对周立波很有一些负面的评语，但看到他对汪宇演唱的态度，让我对他顿生好感。周立波是演艺界的天才，但对音乐未必精通，对美声唱法也不见得是内行。但他看起来是那样真诚，好就是好，没有不懂装懂，对自己的艺术直觉很有信心。说实话，我原以为中国要出现西方那种小嗓男高音还得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也不确定中国观众是否会欣赏这种唱法。汪宇的出现，观众的热烈反应使我坚信好的音乐和艺术是没有疆界限制的。人类的心灵是对所有美好的东西开放的。我也深深地佩服汪宇的音乐天才，在短短三年的时间无师自通地连出了漂亮的小嗓男高音。我让一位曾经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主演过多部歌剧的女高音歌唱家听了汪宇的录音，她大为欣赏，不断地说太优秀了，太优秀了！她告诉我前两天她才听了两个伟大的小嗓男高音的演唱。她认为汪宇在她听过的小嗓男高音中是顶尖的。

我在一篇声乐学习札记中提到过小嗓男高音在西方是一个传统的声音分类，为大多数西方人所接受。Countertenor这个词有人翻译为假声男高音，也有译为小嗓男高音的。沈湘先生叫它小嗓男高音。我个人觉得叫小嗓男高音比较恰当，这和京剧中讲的大嗓小嗓比较切合。Countertenor并不是用纯粹的假声歌唱，而传统京剧的小生也用的是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小嗓男高音可以说是阉人歌唱家的余绪，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为代替阉人歌唱家而产生的，专唱巴哈，亨德尔等巴洛克时期音乐家的作品。自从美声唱法介绍到中国以来，小嗓男高音并没有随之进入中国，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很陌生的。这几年小嗓男高音在西方又开始火起来，由于男性和女性发生器官构造的不同及各自特殊的内分泌系统，小嗓男高音有它独特的魅力，是女高音所不能代替的。有时候小嗓男高音在合唱里代替女高音或女低音的位置。汪宇演唱的音色是接近次女高音(Mezzo soprano)的, 听起来圆润，饱满而浑厚。他的声音很像菲利浦.杰罗斯基（Philippe Jaroussky）。

我一直以来对“超女”，“达人秀”等选秀节目持支持的态度。这些活动是打破在艺术欣赏上的垄断和控制的有效措施。普通的民众应该有权决定自己喜欢看什么戏，喜欢听什么音乐。那些高高在上指指画画，告诉人们应该看什么，听什么的家伙早就该滚下来了。这几年的选秀节目确实选出了不少受到普通老百姓喜爱的艺人。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大多数观众的意见常常和真正的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大众娱乐还真需要大众的参与。这次汪宇的胜出就很说明问题。我认为人类的声音是多种多样的，这和每个人不同的生理条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等有关。每一种声音都有它自己独具的魅力和美。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能有机会欣赏不同的声音是值得庆幸和感恩的。小嗓男高音作为西方音乐文化的宝贵遗产在欧美各国世代相传，受到人们的喜爱。现在它又展翅飞到了中国，叩开了中国人民的心扉。我期待着汪宇在下一轮比赛中有出色的表现，也相信小嗓男高音这朵音乐园中的奇葩一定会越开越鲜艳，为音乐大花园增色添彩。

2011年12月9日 于野马居

https://fj.sina.com.cn/news/video/n/2011-12-05/095910993.html

“The Bat” (Die Fledermaus) by Johann Strauss a
“The Bat” (Die Fledermaus) by Johann Strauss, Czardas dancing

https://roll.sohu.com/20111203/n327792087.shtml

Johann Strauß: Csardas from “Die Fledermaus ( The Bat )”

Die Fledermaus – “Klange der Heimat” (Czsardas)

Vittorio Monti – “Czardas” (violin, piano)

Philippe Jaroussky

Philippe Jaroussky- Music for a while – by Purcell

1.

《新约》的地狱比《旧约》里上帝的恶行更残忍，并且《新约》比《旧约》更具欺骗性。《新约》用宽容和爱吸引人，远比《旧约》用上帝来恐吓人高明得多。但，一个极端残忍的地狱，让《新约》最终露出狰狞面目。

上帝在旧约杀人，还要找个借口：人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而在《新约》，上帝再也无需找借口，就能把人送进地狱：因为每个人都有 sin。从这一点来看，《新约》的残忍，远胜《旧约》。——风中的枫

大多数宗教都具有一定的排它性，基督教的排它性无疑是最强的。我自己的体会是耶稣本人是反对犹太教僧侣的专制和虚伪，因而自称是神的儿子，并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人们神爱世人，每一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应该互相爱护和尊重。耶稣一生用语言和自身的行为对当时犹太教歧视和压迫普通民众的做法进行强烈的抨击。他的门徒和追随者都是社会上所谓的卑贱者或有行为缺陷者，如渔夫，税吏等。他所关注和帮助的人包括妓女，麻风病人等世俗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并以自己一生的实践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神，这个神完全不同于《旧约》中所提到的神。耶稣提到神的时候还是指的那个犹太人的神，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不愿，或不敢公开否定这个神，但他觉得神应该是像他理解的那样说话和行事。以后基督教为了教统的连续，也不得不承认《旧约》，因为一旦否定了《旧约》，也就否定了神，也坐实了当初送耶稣上十字架的罪名，即他亵渎了神。

任何真理强调过分了都会变成谬误，后来基督教逐渐步入了当年犹太教的歧路，成为了当权者愚弄老百姓的工具。这些人都把自己打扮成神在世间的代表，以神的名义对冒犯他们，损害他们利益的人进行惩处。这和希特勒，毛泽东没有两样。
我想任何崇高的理念如果被极端化了都是很危险的，真理被过分强调，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就会变成谬误。以天下大同为号召的共产主义其实也很有吸引力，但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夺取了政权的苏联，中国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实了这个道理。我很害怕，也很反对把一种思想和理念强加给别人。

2.

什么是地狱？基督徒的解释真是五花八门，但至少他们中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新约里的地狱是残忍得不可理喻的。

佛教的地狱惩罚的是恶人，而基督教的地狱惩罚的是所有不信者，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佛教的地狱，不会永远惩罚任何一个人，即使希特勒和毛泽东，被投进18层地狱里受苦后，也有转世投胎改过自新的机会。信不信佛教没有关系，只要积德行善、不做恶事就行。这样的教义，我可以接受；我不是佛教徒，但我不会反对佛教。

而基督教的地狱实施的是永远的火刑，只要不信，就必然受如此残酷的刑罚。这样的教义，我不仅不会接受，而且公开反对。——风中的枫

 
我感觉佛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宽容的，最少歧视的。首先就谁该下地狱的标准而论，佛教和基督教就有迥然不同的说法。正如风枫所言“佛教的地狱惩罚的是恶人，而基督教的地狱惩罚的是所有不信者。” 在基督教看来杀人放火都不好，但比起不信神就好了许多。杀人如麻的恶魔只要“忏悔”了，还可以上天堂，不信耶稣的人则必定下地狱。我们不要忘了在佛教的世界里还有地藏王菩萨等善良且具大能力者发誓不清空地狱誓不成佛。在基督徒看来上天堂是人生最高的追求。对于基督徒来说撇下父母妻儿独自上天堂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圣经也说爱自己家人胜过爱主的人是不能上天堂的。这和当年共产党教育下的一些所谓“革命者”一样，为了表示忠诚于党，不惜和亲生父母断绝关系，更有甚者还要大义灭亲。我就认识不少共产党的干部在大会小会批判自己身为剥削阶级分子的父母。基督教关于地狱的说法和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不渡尽世人决不成佛的慈悲心肠一比，真有霄壤之别。

3.

《圣经》说的很明白，救恩在审判之前就不再施予了。（帖前4:14-18）。信主得救的人复活之后，要等一千年，然后未得救的人才复活，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启20:11）。所有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的，都将“被仍在火湖里”（启20:15）。

《罗马书》言：未知福音者因行为受审判，知福音者因信称义，我觉得那样的话，岂非不要再传福音了？因为我的那些死去的亲人，据我所知，他们大都被传过福音却一个不信，肯定会被投进地狱的永火。如果当初他们不被传福音，他们一生也从未做过奸恶甚至有违良心之事。（1）他们未被投进地狱，那传福音给他们岂不是最大的祸害？（2）他们仍旧被投进地狱，那这个基督教就太过残忍了，远甚人间千倍万倍。——风中的枫

 
我曾与人讨论上天堂与下地狱的问题。我说我那过世的父母和其他都死去的亲人都不曾信耶稣基督，我母亲也被传过福音却不信。难道他们都应该被投入地狱的永火吗？我说如果真这样，我也不在乎是不是要进天堂了，我就下地狱去照顾我的父母好了。他们生前我未能尽好孝，我愿意与他们在地域共受煎熬。要我在天堂里看着自己的亲人在地狱受罪，那对我的折磨则更甚于下地狱。稍有良知的人都做不出这种事。

4.

所谓公义，就是按照罪犯所行之恶的程度定惩罚的轻重。按照基督教的标准，上帝可以把所有人因其sin而投进地狱受永刑，这是比把所有偷过一块钱的罪犯统统枪毙还要残暴的十足的暴政。我们反对共产党所谓的“严打”，而基督教的这条教义，不知比共产党的严打残酷多少倍。

“因信称义”，不信者就下地狱，是基督教最刻毒、野蛮、偏执之处。杀人犯药家鑫，世人亦为之争辩死刑是否得当；而普通人因为一点点sin，一生也不曾伤害过别人，上帝就要把他投进永恒的火刑。这样的上帝无比残暴，不讲任何道理？这样的神道，究竟胜过人道在何处？我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明白和接受。——风中的枫

风中的枫“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明白和接受” 不信者就下地狱的教义。我自己也和他一样冥顽不化。或许我们还不够“谦卑”，灵命很低。历史上基督教会的专制和集权之所以能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人民的愚昧和迷信。耶稣本人被订十字架也并非彼拉多本人的意愿，而是迫于大多数犹太民众的要求。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又重蹈犹太教的旧轨，试图实行思想的专制。事实上基督教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干了很多阻碍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坏事，处死布鲁诺，审判哥白尼和伽利略就是典型例证。比风中的枫年长一些的人应该记得当年中国年轻人的口号“我是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我不知道我们似乎都应该好好学习这个口号，要更“谦卑”，完全丢掉理性，把自己看成一块砖，完全听任别人摆布，这样才能在灵命上进步？
我记得文革初期时我的一位政治课老师常和我们一起议论报纸社论。那时的报上每天都有一些新鲜提法。这位老师堪称是一位才女。她上大学时学的英语专业，后来为了实现报国救民的理想参加了青年军政治训练班。这段历史后来成为她一生发展的重要障碍。她也曾在武汉大学任教，后随军人丈夫南下，到我们中学任教。她先是教英语，但为了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她主动要求改教政治课。一天当我们谈到《人民日报》社论“当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群众就会……”时，她反复说：你们注意到了吗，是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群众，是思想掌握了人，这可是个新提法。她说她对这个提法响了很久，始终不明白，看来自己的认识还是落后于形势了。我当时对于她的话并没太在意，但现在可以想象“当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群众”这个提法当时对她的思想有多大的震动。这就是统治者要人民放弃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从这个角度讲我并不完全反对宗教是麻醉人民思想的鸦片的说法。毕竟有很多当权者企图或正在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权服务。我记得当《零八宪章》出来以后有人倡议华人基督徒发表支持的宣言，但签署的人极少。也有人公开反对这样做，其理由是《圣经》讲了要顺服掌权者。大多数的知名华人传道人都没有签名，这些知名华人传道者中不乏当年六四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活动分子。我询问过一位知情者并得知由于大多数教会都主张要顺服掌权者，那些知名华人传道者就不敢签名，他们毕竟要顾及自己的饭碗。有的人还需要反复进出中国拍录像和电影，这样做是为了宏法传道，但其中是不是也有个人的“名”和“利”的考虑，我就不敢妄加猜测了。我现在还不明白不信者就下地狱的教义，但看看这些知名华人传道人的作为，我至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不顺服掌权者你就会寸步难行，哪怕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谦卑到去相信这种胡说八道的地步。

5.

《圣经》里说的明白，“得救者”乃是神所拣选的，或曰，神在做工。那么信神究竟是被神拣选，还是人的自由意志？若神拣选了我，或者对我做了许多工，我却不信，岂非神不是全能的？若我没被神拣选，或者神没有在我身上做工，那神为何还要因为我不信而惩罚我，把我扔进地狱？难道他把我制造出来，明知我不会信他，就是要投我进火湖，里好彰显他的异常大能的残忍吗？

如果信神不是靠神的做工、拣选，而是主要靠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那么神既然允许人作选择，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为何要对不信者作世间最最严厉、残酷的惩罚？如果没有对不同选择的尊重，自由何在？

黑社会和共产党都会给你顺从和不顺从的“自由”选择；但你若“自由”地选择了不顺从，那么你的下场是被剿灭。我们都认同，这样的自由是伪自由。但我实在不明白，基督教的逻辑和这一摸一样，只是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居然就变成了“公义”的审判。——风中的枫

 
这位伟大的神总是设下各种陷阱来“考验”或“试炼”他的儿女，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一刻都没停过。更有人说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如果真这样的话，神何以造出了希特勒和毛泽东？我也不知这是神设计不周出的废品，发生的严重事故，或是神有意为之，其中深意不是我等凡夫俗子可以解得的。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对于希特勒和毛泽东的出现我们应该做的只是感恩。说到人的自由意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搞公私和营，也给了资本家“自由选择”的权利。结果是大批资本家敲锣打鼓地上街游行，要求公私和营，要求把自己的财产拿走。现在中国的领导人都说自己是人民选出来的，中国也确实有直接或间接的投票选举制度。在全世界中国人民“被代表”的机会是最多的。真是此亦一事非，彼亦一事非，这种逻辑也是我一辈子都搞不懂的。

6.

基督教讲的是信，却给不出足够的信的理由。遇到质疑，无法自圆其说，就亮出神道人不可知的挡箭牌，以为这样就能把有耶和华那魔鬼般的兽性，冒充成神性。

但我发现和基督徒讨论逻辑，真是难于上青天，这是因为无论他们如何诡辩，都是逻辑不通，只好躲在上帝不可或不需讲逻辑、不需讲道理的谎言里，自欺欺人。——风中的枫

 
有人告诉我基督教是帮助那些意志软弱，不能有足够力量支持他们做好事，保持好行为的有力工具。我希望这是真的。

7.

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上帝的仁慈和公义，与把所有不信者送进地狱受永远火刑的惩罚的极端残忍和不公正。

《启示录》对地狱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描述，就是永远折磨不信者和撒旦的火湖。但，现在除了一些极端保守和死硬的基督徒，绝大部分人（包括许多“正统”的基督徒）都认为这非常残酷和不公正，不符合上帝的仁慈和公义。于是基督教再次祭出法宝：解经，也就是诡辩。对地狱新的解释（其实也并非新，只是之前强调让老百姓害怕，现在一看吓不倒了，就转换策略），是一种人和神相隔的“状态”（火湖），并无真实的肉体刑罚和折磨。——风中的枫

 
解经，特别是所谓的以经解经可以说就是诡辩。我个人意见教会查经班是去不得的，华人教会的查经班更不能去，除非你想自找烦恼。若要真想了解基督教的教义和历史，可以到公立大学的神学系选课。那里的教师大多不是信徒，所教的东西更客观可信。一些传道人一方面说《圣经》是受神启示所写，一个字都不可更易；另一方面又常说某某词在希腊文中该这样解，在希伯来文中该那样解，意即英文本或中文和合本的意思不确切。这种随意和实用主义的解经是最不可容忍的。有些基督徒们还强调要以经解经，这就更荒唐了。
我很赞赏风中的枫所说的：“人类理所应当用理性去认识世界和真理，不能依靠非理性。非理性很容易产生狂热，宗教狂热和其他任何狂热，都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上帝若是真有，首先必需具备高于圣人的道德，比圣人更为善良、仁爱，而不是低于人的标准”。这些话深合我心，和我主张不要丧失理性和良知是一个道理。世界是否真有高于人类、主宰人类和万物的上帝对我来说是无法查考，也是不重要的。传道人们常说人具有那样精细的结构和复杂的功能，必定是有人设计和制造的，那就是造物主，神。那是否可以问一下，神是如此的全知全能，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的造物主创造了他呢？宗教是人创造的，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它。我认为大多数宗教都是和它产生地区的历史文化有密切联系的。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对神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们心中的神的形象也是不同的。耶稣所信奉的神和犹太教的神就大不一样。耶稣自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基督徒们相信他，按他的教义行事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把它强加给别人。中国一位资深教会领袖说过对其他的宗教不能歧视和排斥，因为人类追求真理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无论何种宗教，其能得以流传和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强调爱，一种比世间人所具有的更为深沉和崇高的爱。正因为这种爱更为深沉和崇高，为人类的行为设立了很高的标准，宗教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世人赎罪的献身精神和佛教的“度一切苦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伟大襟怀是相通的。我也不否认宗教净化世道人心的作用。一位深研过儒，释，道，印度教的基督教牧师说过任何宗教都有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我觉得各种宗教教人要爱人行善是一致的。一句话，信教可以，不要走极端，一定要保持理性和良知。

宋乔 2011年10月21日 于野马居

小羊想要以此证实“《约书亚记》并不是整幅完整关于神属性的图画，”而且以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但是无论小羊在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到多少神的慈爱，《约书亚记》中的血腥屠杀却是明白无误地记载在圣经里的。如果依小羊的看法，“《约书亚记》并不是整幅完整关于神属性的图画，”起码也是神的属性的一面，也许是很小的一面。就是这很小的一面也是够恐怖的哦！一个自称无条件爱自己子女的父亲，怎么能如此残忍地屠戮自己的骨肉呢？这位神有千百万的子女，他也许杀了仅只极小一部分，即使如此，他还能称得上公义和慈爱吗？在《约书亚记》亲历过这场屠戮的儿女们和幸存者该如何从自己亲身所经历的惨剧中去体会神的爱呢？近年来听到不少海外基督徒在谈到1989年的天安门屠城时都不明确表示谴责，而是用要顺服掌权者等话语来搪塞。也有人用近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论证这场屠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他们的判断中1989年死在坦克和枪弹下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们都该死而无怨，或感恩党的慈爱和公义。我们也可以照小羊的推理方式说共产党爱人民，六四屠城并不是整幅完整关于中国共产党属性的图画。对共产党的许多备受指责的罪行，我们也可和小羊一样相信“正确的判断是认定部分资料并不代表整幅图画，尽管我们现在无法解释”。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读了风中的枫的《由<约书亚记>浅谈基督教》以后，我写了一篇《 绝不能丧失理性和良知》表示支持。我在文中提到《旧约》和《新约》里的神是不同的。《旧约》里的神和犹太教的神是一个。这个神是一位极暴唳，乖张，嫉妒的神。在《新约》里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神。《新约》的主角是耶稣，圣灵降生为木匠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人类赎罪。在犹太教看来耶稣是一个普通的拿撒勒人，一个自称为犹太人的王的人。在伊斯兰教中耶稣是一个地位逊于穆罕默德的受尊敬的先知。在基督教教义里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按神的计划到世间被钉十字架，以自己的血为世人赎罪。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亲自化为人的卑微形象来到世间体验人的一切苦难，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四福音书大同小异地叙述了耶稣在短暂的三十三年中宣扬爱的福音，为人治病，赶鬼，使伤者痊愈，盲者复明，死人复活。他倡导博爱，教导人要“爱你的敌人”，要宽恕敌人。整部《新约》都讲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作为赎罪祭来洗涤人类的原罪。耶稣的牺牲使人的罪得赦免，从此得到新生。耶稣一生用语言和自身的行为对当时犹太教歧视和压迫普通民众的做法进行强烈的抨击。他的门徒和追随者都是社会上所谓的卑贱者或有行为缺陷者，如渔夫，税吏等。他所关注和帮助的人包括妓女，麻风病人等世俗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并以自己一生的实践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神，这个神完全不同于《旧约》中所提到的神。耶稣提到神的时候还是指的那个犹太人的神，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不愿，或不敢公开否定这个神，但他觉得神应该是像他理解的那样说话和行事。以后基督教为了教统的连续，也不得不承认《旧约》，因为一旦否定了《旧约》，也就否定了神，也坐实了当初送耶稣上十字架的罪名，即他亵渎了神。

我一再强调我并不否认宗教在净化社会人心上的功能，也肯定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发展中起过的进步作用。但我不主张把某一个宗教的教义绝对化，极端化，更不能强加给他人，或用它来干预国家的行政。风中的枫说得好：“人生天地之间，虽然渺小、卑微，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和缺陷，却带着高贵的灵魂，天生恻隐心，……但极端的思想能改变人的内心，以为自己所行皆是正义，以为自己所信乃绝对真理。人世间最可怕的不是恶行，而是把恶行当作公义，因而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思想，宗教，学说被捧成了绝对真理以后，就会造就成千上万的牺牲者。在中国旧农村的宗法社会里，对有所谓“出轨行为”的女子施行沉塘的酷刑，中东一些国家实行的“石刑”（也出现在《新约》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的集中营，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都是依奉着种种有漂亮名目的骗人的理念，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等等。我们可以说：正义啊，世间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庆幸我生活在一个科学昌明发达的现代社会，我庆幸我能在中年以后居住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能免除受宗教裁判所酷刑的恐惧，也不耽心被控反对共产党而被投入牢狱。但我深深同情那些生活在集权国家，被强加了各种“信仰”的人们，也同情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各种迷信中的人们。我觉得坚持提倡理性和良知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对基督徒来说也如此。如果你相信你是神创造的儿女，那神赋予了你理性和良知，你一定要做一个独立和聪明的人，不辜负你父神的希望。

宋乔  2011年9月17日于野马居

*《由<约书亚记>浅谈基督教》https://www.ciaos.org/my/modules/wfsection/ar...

**《约书亚记》与基督教信仰https://www.ciaos.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30018

附： 小羊：《约书亚记》与基督教信仰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约书亚记》里的屠杀来否定上帝的慈爱是在台湾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我们自定题目上台演讲。我的一个同学就是选这个题目。她准备充分，资料齐备，给了篇很精彩的演讲。当她讲完大家给她热烈鼓掌时，我很难过，难过自己无法对她的论点提出有效的反驳。我当时以为我对神慈爱的信心将逐渐下跌消逝，因为我找不出合理的论述来反驳她所说的。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信心并没有因此而下降减弱。当时我不明白的是，在无法反驳她论点的情况下，为何我的信心没有失去？为何我的信仰没有动摇？这答案我要许多年之后才发现，而且是在很意外的情况下发现。

大约是我婚后一两年的时候，06版的《神雕侠侣》电视剧正在风行。我和老公很喜欢这部电视剧。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杨过和小龙女是姊弟恋，我们也是姊弟恋，所以我们很能认同他们。当我们看到中间的时候，一段剧情突然让我领悟，当年那位同学的演讲为何没有让我的信心产生动摇。这段剧情是当杨过在找寻和他失散的小龙女时意外发现他的生父杨康死因的部分资料，而这部分资料指向郭靖黄蓉夫妇为杀害杨康的凶手。杨过于是产生想杀郭靖以报父仇的念头。然而在和郭靖的相处里，杨过感受到郭靖的侠义人格和对自己的长辈关爱。聪明的杨过相信自己从经历里对郭靖的认识，认定那部分资料并不是完整的图画，于是不但没杀郭靖，反而救了郭靖。杨过要许多年之后才知道他生父杨康死因的完整真相。杨过从自己和郭靖的相处里有第一手的认识，因此那部分资料最终不能使杨过失去对郭靖的信任。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教义这么说，也不只是因为圣经这么说，而是我们真的经历神爱我们。更准确地说，神的灵藉着圣经带领我们经历神的慈爱，我们从而知道神是慈爱的。爱，不是证明出来的，而是经历出来的。当《约书亚记》里的屠杀与我们亲身所经历神的慈爱似乎冲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书亚记》并不是整幅完整关于神属性的图画。我们的处境和杨过是相似的。我们和杨过都面对己身经历和部分资料似乎彼此冲突的局面。这时正确的判断是认定部分资料并不代表整幅图画，尽管我们现在无法解释。杨过如此，我们亦然。

因此，当我的高中同学以《约书亚记》里的屠杀来否定神的慈爱的时候，我内心深处知道这与我自己的经历不符。我不知不觉中选择相信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认定《约书亚记》里的故事必有合理的解释，虽然我这时不知道。

使徒保罗认为我们今天对神的了解如同从模糊的镜中观看。有些我们无法了解，有些我们无法解释。但我们亲身对神慈爱的经历却是实实在在的。

《圣经》中真正使我感动的篇章只有四福音书，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我曾在教会的查经班上讲：《圣经》中只有四福音书是好的，其余的都是扯淡的。言毕，众人瞠目结舌，大惊。在我看来《圣经》《旧约》和《新约》的教义是极其矛盾和相互抵触的，这两个部分所讲到的神也具有极其不同，或截然相反的性格特点。风枫所讲到的神，耶和华，是《旧约》里的神，一位极暴唳，乖张，嫉妒的神。这也是犹太教所承认的神。他号称是创造人类的天父，对人类充满了大爱。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的，假如我们能够有选择父母的自由的话，我怀疑是否会有人选择作他的儿女。这位神极端狭隘，猜忌，时常用一些怪异的方法试炼自己后代，动不动就被一丁点小事激怒，对自己的儿女后代进行无情的惩罚。他曾经要求亚伯拉罕杀死自己的儿子以撒，敬献给他，来检验亚伯拉罕对他的爱。他以“拜偶像、行淫邪”的罪名对迦南地全地的人大开杀戒，将他们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

但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神。《新约》的主角是耶稣，圣灵降生为木匠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人类赎罪。在犹太教看来耶稣是一个普通的拿撒勒人，一个自称为犹太人的王的人。在伊斯兰教中耶稣是一个地位逊于穆罕默德的受尊敬的先知。在基督教教义里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按神的计划到世间被钉十字架，以自己的血为世人赎罪。基督教的另一个重要教义即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亦即圣子耶稣与神耶和华是一体的。当然关于三位一体这一说法在基督教内部至今仍有争议。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亲自化为人的卑微形象来到世间体验人的一切苦难，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四福音书大同小异地叙述了耶稣在短暂的三十三年中宣扬爱的福音，为人治病，赶鬼，使伤者痊愈，盲者复明，死人复活。他倡导博爱，教导人要“爱你的敌人”，要宽恕敌人。整部《新约》都讲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作为赎罪祭来洗涤人类的原罪。耶稣的牺牲使人的罪得赦免，从此得到新生。每当我读到耶稣作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尝尽了人间的苦杯，经历了死亡的恐惧，最后为了执行神救赎世人的计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怎么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耶稣告诉世人的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每一个，无论贫富，愚贤，艳嗤。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不要论断别人，而要互相爱护，爱我们的邻人和我们的敌人。想想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所作所为，他为世人的罪而死于十字架上，他所传达给我们的是何等“振聋发聩的强音和大爱”。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回忆录**中写到她的双亲已经故世，但当她无论遇到什么挑战都会想起父亲的话，“不要忘记你是上帝的孩子，他会照顾你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成为许多普通人的强大精神支柱，让他们活得有尊严，有自信。

通过《圣经》《旧约》和《新约》的教义对比，我们看到了两个绝然不同的神。这一点是大多数所谓虔诚基督徒所否认的。我并不具有高深的历史和神学修养，我仅凭自己的理解谈一点看法。耶稣一生从传道到以身殉道，其目的只是要想匡正当时神与人，教会，神职人员，祭司们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他用语言和自身的行为对当时犹太教歧视和压迫普通民众的做法进行强烈的抨击。他的门徒和追随者都是社会上所谓的卑贱者或有行为缺陷者，如渔父，税吏等。他所关注和帮助的人包括妓女，麻风病人等世俗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并以自己一生的实践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神，这个神完全不同于《旧约》中所提到的神。耶稣提到神的时候还是指的那个犹太人的神，但他觉得神应该是像他理解的那样说话和行事。我的这个看法是所谓虔诚基督徒和教会查经班所不能容忍的。他们一口咬定《旧约》和《新约》里的神就是一回事。如果真如他们所信的那样，《旧约》和《新约》里的神是一回事，那看起来神和他的计划就不是如《圣经》里所说的那样完美，还是有缺陷的。至少我们看到神本身还在改变，性格由暴唳，乖张，嫉妒渐趋平和，仁慈。他让他的独生子到世间献身以完成救赎的使命，就足以说明他老人家当初创造世界时就留有一些纰漏，否则不会多此一举。

耶稣死后，他的教义广为传播，世称基督教。他创造的神的形象也深入人心，其后几百年内无数忠诚的追随者为捍卫他的教义而以生命殉之。后来基督教越传越远，成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但随着康斯坦丁决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教会受迫害的局面结束了。教会的领导层由于巨大的权力日益堕落腐化。再后来教会的首领们逐渐抛弃了耶稣的教导，自己在日常宗教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起神的角色。为敛财而出售赎罪卷的荒唐事也发生了。虽然后来有了马丁.路德(1483-1546)的宗教改革，但神职人员或一些自诩为所谓虔诚基督徒者在日常宗教活动和生活中有意无意扮演神的角色的现象始终没有中断过。正如风中的枫所说，这些人企图借神的公义的名清洗人的头脑。他们的一个要务“是除掉不信者的任何怀疑，换成绝对的相信和服从，无比坚定地认为，《圣经》里每句话都伟大正确、圣洁完美，人的一切皆拜上帝所赐 ……人的气味和痕迹逐渐变少”。“人一旦丢掉理性和温柔的情感，填上钢铁般坚硬的心肠，就能心安理得、气定神闲地把《圣经》里所有残暴、血腥、偏执、仇恨，当作“公义”，并为此狂热”。我一直认为人最宝贵的莫过于“理性和温柔的情感”。基于这种“理性和温柔的情感”的献身精神是最为感人的。耶稣基督为救赎人类的“最”而慷慨赴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四福音书中的耶稣之所以具有伟大的感召力，就是因为在他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如果我们忽略了他身上的人性，而把他看成神，那他的作为就无多大价值。就像电子游戏里的变形金刚，脑袋被砍下来，立即又自动再长一个出来，何感人之有？

记不得什么时候有人发明了“党文化”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很确切地描画出一种文化现象。在一党专制的国家或其它独裁国家，当政者的理念被作为绝对的真理。推行这种理念的人都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声称自己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人民绝对服从他们。如枫文所说“上个世纪是血淋淋的一百年，人类的良知惨遭规模空前的践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等大魔头都强行对人民洗脑，以革命的名义屠戮无辜。重温基督教的发展史也可看到十字军东征，审判哥伯尼，伽利略，绞杀布鲁诺，以及宗教改英雄加尔文以反对“婴儿洗礼”和“三位一体”的罪名活活烧死塞维特斯等可怕的暴行。这种“党文化”与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血腥屠杀是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他们都想实行思想的独裁，严密控制人们的精神，甚至也对人们的身体施加淫威。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苏联，德国，朝鲜和柬埔寨，多少无辜的生命死于这种卑劣的杀戮。中国的林昭，遇罗克就是这些牺牲者的代表。风枫说“基督教源于东方专制思想，支持奴隶制”。对这一点我不敢苟同。但有趣的是这种”党文化”的影响在来自中国的基督徒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坐在中国教会的查经班你会明显地感到仿佛是在参加共产党的党课学习，或是参加三青团的训练班。教会领袖们振振有词地宣扬他们认可的教义，却不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和争论。任何关于《圣经》经文的讨论也只限于阐述这经文是多么的正确，神的预见是多么的伟大，神的所为是多么的圣洁完美……。稍有岐见便会受到批判，质疑。特别是一些所谓资深基督徒以灵命高自诩，常常怀疑别人的信仰是否纯正，俨然是神在教会的代表。这种人常被人们讥为“属灵的警察”。从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过去那些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的影子，他们都是党的化身，代表党在群众中发号施令。

我并不否认宗教在净化社会人心上的功能，也肯定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发展中起过的进步作用。但我不主张把某一个宗教的教义强加给他人，更不应该用它来干预国家的行政。小布什企图把基督教的影响引入国家政治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他基于宗教的原因禁止人体干细胞研究的做法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坏典型。风中的枫说得好：“人生天地之间，虽然渺小、卑微，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和缺陷，却带着高贵的灵魂，天生恻隐心，……但极端的思想能改变人的内心，以为自己所行皆是正义，以为自己所信乃绝对真理。人世间最可怕的不是恶行，而是把恶行当作公义，因而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信然。我们可以说：正义啊，世间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当加尔文以新教教皇的模样君临一切的时候，学者卡斯特里奥在《宗教宽容宣言》里朗声宣示，“那些在精神领域与当权者见解不同的人，绝不应像野兽一样遭到追捕，像强盗和杀人犯一样残酷处决”。人可以有宗教信仰，但一定不能丧失理性和良知，如若不然，高贵独立的人就会沦为奴隶，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宋乔 2011年9月12日于野马居

*《由浅谈基督教》https://www.ciaos.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29955
**Rice,Condoleezza. Condoleezza Rice. Delacorte Press, 2010

和宝堂先生的大作《自成一派：赵燕侠》最近开始在咚咚锵中华戏剧网联载。我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近年来不少戏曲名家的自传或别人代写的传记问世，为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京剧名家李慧芳老师逝世以后，我发出感慨，在这老成凋零的时候，一个老艺人的过世就带走了许多故事，技艺，和传奇。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学了多年的历史课。但我们中国的历史教学却有很多问题，即特别注重灌输政治结论给学生，而不仔细地讲解史实。对于已经有很多详细记载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尚且如此，那对于现代史的写作和研究更是一件让人担心的事。我热爱艺术，因此对现代艺术史，现代音乐史和现代戏曲史的写作就格外忧虑。随着老人们的离去，史料的湮没，我们中国现代史上就会留下许多的空白。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首倡记载口头历史，并身体力行完成了胡适先生的传略。这在历史学研究中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就中国戏曲而言，要写好戏曲史，就必须详细收集和记载史料。有影响的戏剧人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史料。我个人甚至主张，如果可能的话，不光要收集大城市名演员的史料，各地有影响的艺人，或一般艺人的史料也不妨收集起来。这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对生命负责的精神。社会上每一个艺人的故事都是艺术史的一部分，每一个艺人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和充满喜怒哀乐的故事。我真希望能亲自采访一些戏曲界的朋友，记录下他们的故事。无奈身处海外，我只能在梨园百年锁记中加入一些我知道的名字和事迹。和宝堂先生作为一个资深戏剧人撰写出这样一本有史料价值的书，非常值得我们向他表示热忱的祝贺。

作为和宝堂先生的忠实读者，我愿提出一些问题就教于他。我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或许会有益于现代戏曲史的写作。

首先，我们写史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直笔而史。我们所记录下来的事迹必须是准确的，有根据的。我们中国人传统里的为尊者讳，为尊者讳，是不可取的，应该完全避免。如果对传主一味地拔高，则所记录的东西就完全失去了史料的价值。常常见到对亲人的回忆录中把自己的亲人拔得很高，有时到了违背常理的程度。比如对生性吝啬的人美化为性好节俭；对个性乖戾者描述为性格耿直，原则性强等。近年来我读到过不少回忆录，被回忆的人我恰巧很熟，这些人多被描述得和真实的情况太不一样。现在对名演员的描述基本都是德艺双馨，好像不德艺双馨就不值得写似的。这样的传记千篇一律，读者读起来也是兴味索然。另外，我们写传虽然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但是作者却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我们不能歪曲和篡改事实，但通过我们对史料的描写却体现出作者的价值判断。这一点作传者不可不察。

话题是由和先生的大作《自成一派：赵燕侠》引起，我还没有机会得窥该书全貌，现仅就我读过的部分说说我的感想。赵燕侠先生是我最喜爱的京剧演员之一。记得上中学时，我很着迷于她的《盘夫索夫》等戏。当时小白玉霜的同名评剧已经深入人心，广受欢迎。赵在唱法上借鉴了不少小白玉霜的东西，唱起来像说话一样自然，声音很纯，很清晰，一改过去京剧旦角唱词听不清的情况。而且她那种宽亮，甜润的声音大大不同于传统京剧旦角过于“程式化”的纯小嗓，突出了戏曲最早的“说唱”模式中的“说”的成分。这样的唱念就大大地拉进了剧中人与观众的距离，使舞台上的表演更加能打动人心。自从徽班进京以来，在王宫贵胄，文人雅士的影响下，京剧一直是朝着雅驯化的方向发展。赵燕侠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异数，很有点返璞归真的意思。赵燕侠的基本功异常扎实，再加上比较生活化的唱念和表演，使她很快赢得无数观众，票房长红，尽管她同时又受到同行们的批评和非议。及至六十年代中期她露演于香港，她开始成为全国公认的一流名角。文革初期由于现代戏《芦荡火种》的走红以及其后她与江青的一些纠葛，遂使赵燕侠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我很高兴和宝堂先生能写赵燕侠。我在上中学时就已隐隐感到京剧已经太脱离年轻观众了。这或许是因为我在西南地区，看到京剧式微的现象较北京和天津更早，更为明显。当时地方戏状况看起来好一些，但都主要依靠老年观众撑着。如四川的川戏，全靠老戏迷支撑票房，但从业者并没有什么危机感。我经常听年轻人说：川剧都看得么？川剧听了要死人。我那时觉得赵燕侠的表演路子会让京剧起死回生。记得当时周恩来出面支持赵燕侠，说“赵燕侠可以这样唱”。这也可见当时来自行内的压力有多大。当然，那时的风气没有现在这样奇怪，观众也有不喜欢她的，最多不过只是不买票看戏而已。和现在对李世济的攻击比起来，表现得就文明多了。

但是这本书就我读到的部分，我感到和宝堂先生对赵燕侠还是有拔高之嫌。和宝堂先生说赵燕侠是“由女演员长期稳定地挑班唱戏，且自成一派艺术之风格特色，又被观众称为新流派者至今惟有一人”；“始终挂头牌，从不挂二牌”；“她是今天硕果仅存的京剧‘老一级演员’”；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因为演出《玉堂春》等戏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被全国报刊批判为“黄色表演”，到处遭到禁演后，却得到全国观众的尊重和支持”；“顶住种种压力率领改革团走遍全国之第一人”。说赵燕侠“始终挂头牌，从不挂二牌”，这话不假。但把“从不挂二牌”改成“从不愿挂二牌”可能就更确切一些。整个京剧史上，名演员在成长过程中为他人挂二牌的很多，梅兰芳都为人挂过二牌。和其他名家同台，吸取他人优长，对自己的成长是有很大帮助的。赵燕侠不愿挂二牌其实是她的缺点，似不应该作为优点来赞扬。其实就当时北京京剧团的马，谭，张，裘的艺术造诣，赵燕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挂二牌，都不会辱没了她。所以“始终挂头牌，从不挂二牌”并不值得赞誉。
至于“她是今天硕果仅存的京剧‘老一级演员’”那就更值得商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过去的名角们都陆续加入了国营或集体所有制的剧团。这些角儿的工资待遇是很复杂的事情，各地，各个时期都有很大差异。工资级别的决定取决于你自己的要求，领导的意见，以及当时当地的政策。赵燕侠当时是北京私营燕鸣京剧团的团长，加入国营剧团算晚的。当时给她定文艺一级，是否就是完全依照艺术水平的高低来定的，很难说。那时李玉茹，童芷苓，言慧珠，和吴素秋的工资就都低于文艺一级。当时就艺术水平，观众中的声望和影响，赵燕侠比这四位都差了很多。她当时还谈不到红遍全国的角儿。

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因为演出《玉堂春》等戏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被全国报刊批判为“黄色表演”，到处遭到禁演后，却得到全国观众的尊重和支持”。在我记忆中，五十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报纸还对赵燕侠坚持演“坏戏”提出批评。对当时所谓“坏戏”是应该具体分析的。这些“坏戏”包括和当时政治形势不复合的戏，也有真正的色情戏。赵燕侠那时上演的不仅有《玉堂春》，她也唱“劈”，“纺”。当时主动倡议净化舞台，不演坏戏的是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和袁雪芬。他们的倡议得到了梨园行的响应。不知和先生凭什么说她“得到全国观众的尊重和支持”？愿看到先生更具体的描述。

关于文革后“顶住种种压力率领改革团走遍全国之第一人”。我不知道赵是否是第一个率团全国巡演的。当时吴素秋，李世济，刘长瑜都带团在全国巡演。和宝堂先生如果有意要使该书的史料性增强，那最好对此事做一个更详尽的调查。但我却在那个时候观看了赵燕侠在南方的演出。说实话，她当时的演出态度，演出的质量，让我对她的好印象大打折扣。我也听到四川，湖北京剧界的一些负面议论。这也是我期望看到和宝堂先生在以后的篇章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和宝堂先生还说赵是“由女演员长期稳定地挑班唱戏，且自成一派艺术之风格特色，又被观众称为新流派者至今惟有一人”。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一个新流派的形成必须具有几个重要条件，即体现鲜明的艺术个性，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广大的观众群；有大批的仿效者等。在一段时期，赵燕侠确实是最具有自成一派的条件的。体现她艺术风格的《盘夫索夫》，《碧波仙子》，《红梅阁》等都是广受欢迎的。但是现在我们还看得见这些戏上演吗？有派无流，流派也就不存在了。何以会如此呢？赵燕侠在艺术上的传人是谁呢？她女儿张雏燕十四岁开始学艺，但最终没能红起来。一个十四岁才开始学艺的独生女，不要说全盘继承赵的衣钵，就是能把她过去的戏都照样的比划下来，都并非易事。这样看来，赵燕侠的艺术为什么不能传下来，是值得和宝堂先生好好写一写，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思考的。反观比赵燕侠年轻一点的李世济和杜近芳，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在艺事上突飞猛进，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虽然她们自己坚不承认创了新流派，但新程派和新梅派的说法已在京剧界广为流传。她们各自都有大批观众和粉丝，门人弟子和私淑者也不少。如果说在五小程旦和小五小程旦的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看到李世济的影子，那么众多的演出《白蛇传》，《谢瑶环》和《野猪林》的旦角身上也都看得到杜近芳的影响。这样看来赵燕侠是女演员中创派第一人的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近年来戏曲艺人的传记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传主描写成德艺双馨的。唯一的例外是李玉茹的女儿李如茹所写的《晶莹透亮的玉——李玉茹舞台上下，家庭内外》。整本书材料翔实，不发没有根据的议论。从这本书的编写看得出李如茹学者的睿智和严谨。书中对梨园行的一些陋习也有所批判。我个人很欣赏的是李玉茹先生的学生气，一点没有过去的角儿的自傲，目中无人和狭隘。我认为德艺双馨是艺人的最高标准，真能做到的少而又少。我们也不必要求每个艺人都德艺双馨。就像不能要求所有的大夫都全心全意为病人，对病人胜过父母亲人。这是很难很难的。和宝堂先生为赵燕侠作传是值得称赞的。作传不必因为她德艺双馨，只为她是个好演员就够了。

很感谢和宝堂先生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整理史料。他书中提到标准京剧团的刘荣升使我感到很温暖和亲切。我在少年时期看了很多刘荣升以及称他为师兄的孙盛辅的戏。这两位富连成时期的师兄弟深受西南地区观众的喜爱。在技艺上他们都堪称一流，但由于长年囿于西南一偶，艺术上的影响受到很大局限。可以说四九年以后京津沪的京剧艺人和外地的艺人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我不知道这些资讯和宝堂先生是听赵燕侠讲的，还是自己查询资料得来。如果是查询资料所得，务请加上注脚，以便日后他人查询和研究。

感谢和宝堂先生对中国戏曲史所作的贡献。

宋乔 2011年8月8日于野马居

李慧芳这个名字许多年以后人们可能不会再记得，但却会永远记载在京剧史上。到那时这个名字也只是一个符号而已。还有谁知道这个名字背后的生命和故事呢？在网络上和书籍里我们能找到她的简历：“李慧芳，女，京剧旦角。北京人。9岁从李玉龙学老生。13岁登台演出，演出了《空城计》、《群英会》、《一捧雪》等剧。1946年改习青衣，曾与周信芳合作，演出了《四进士》、《徽钦二帝》等剧。1955年调进中国京剧院。1960年调进北京京剧团。她扮相俊美，嗓音宽厚清亮，会戏很多，四大名旦的戏她都能演，还能兼演老生、小生，善于在一个剧目中扮演两个不同行当的角色，如在《四郎探母》中，前饰公主，后饰四郎；在《吕布与貂婵》中，前饰貂婵，后饰吕布。或在一场演出中，前演梅派的《宇宙锋》，后演言派的《上天台》等”*。这简短的叙述和她同时代的大多数艺人的简历何其相似。还有谁能想象李慧芳生活的那个特定年代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她从艺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她的欢乐，沮丧，悲苦呢？陈丹青说“ 历史，是由无数细节所编织”**。既然所有细节已经丧失，所剩的也只有符号了。

作为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艺人，李慧芳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她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生活经历是密切相关的。在京剧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生和旦是最主要的角色。李慧芳的一生也就是先演须生，后改青衣，以后经常来双出，或生或旦，以旦为主。京剧形成的初期，和世界上许多其它表演艺术门类一样，所有角色都由男性扮演。从梅乔玲，时小福，陈德霖到王瑶卿，京剧旦角的表演规律渐渐形成，并且系统化。及至四大名旦出现，整个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达到了高峰，这个高峰是空前绝后的。四大名旦的艺术成就也代表了整个京剧表演艺术的高峰。四大名旦以后又有人评出了前后四大须生，四大坤旦，四小名旦等，但这些都不过是四大名旦的余绪而已。四大坤旦是女性登上京剧舞台后出现的比较有影响的女性旦角演员，但无论从唱，念，做，舞各个方面，都是遵循男旦的规范。但她们也或多或少地把一些女性的特征带到了表演中。直至吴素秋，言慧珠，李玉茹和童芷苓的出现才完成了由男旦到坤旦表演方式的转变。这四位表演实践的意义还不仅止于在表演中加入了更多女性特质，而且给京剧这种高度写意的表演增加了写实的成分，使之更生活化了。她们四位和传统的旦角演员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她们的文化水平高于传统的艺人，言慧珠是中学生，童芷苓的父母都是教师，李玉茹和吴素秋都毕业于新型戏校。李玉茹与文人交往很早，很多，从四十年代起就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第二她们的艺术眼界都较传统艺人开阔。吴素秋，言慧珠和吴素秋除唱京剧，还演过电影。第三，她们都有很深厚的艺术功底，她们中每个人都和四大名旦以及王瑶卿，芙蓉草，小翠花，黄桂秋等名家有着师生之谊。更重要的一点是她们艺术上的自我意识都很强，个个雄心万丈地要在舞台上展现自己。她们戏路宽广，在舞台上更注重表演。她们的榜样为众多坤伶仿效，从此成为京剧坤伶的主流。自此以后的赵燕侠，杜近芳以及李维康等，都是沿着这条路在走。

李慧芳就是成长于这一个转型时期。她和吴素秋，言慧珠，李玉茹，童芷苓属于同一代人，但却走着不同的艺术道路。她在旦角表演上师从梅派，也唱其他流派的戏，但却是遵从着传统的路数。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内行说的“规矩”。她唱多种行当，青衣，须生，小生等，但每一行都不逾规矩。从五六十年代起她就是被视为老派的人物。她文化不是太高，但有悟性，演啥像啥，还带点游戏意味，尽管不太合潮流，依然受欢迎，票房长红。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京剧界都开始排演现代戏，这是革命的巨浪，这次李慧芳也不能免于潮流的影响。她终于推出了现代戏《洪湖赤卫队》，扮演女主角韩英。演出非常成功，李慧芳的表演出奇的好。一时间行内外好评如潮。有人甚至撰文称这是奇迹，因为一个表演风格上被认为是“旧派”的艺人居然演活了革命英雄。李慧芳虽然在表演上是遵循传统的风格，但她在艺术上是有自信的，在传统戏的表演中用旧的程式和手段演活了人物。其实艺术技巧和手段只有新旧之分，本身是很难很出好坏的。若非要论好坏，那端看你是否运用得宜。这就好比用煤气炉可以烧菜做饭，用电炉也能完成这些任务，用传统的柴火灶也能烹制出佳肴美巽。李慧芳对于传统的四功五法等早已十分娴熟，既可以用它们来表现古代人物，也可以用之塑造现代英雄。李慧芳一生并没有得过多少奖项，去年她获颁了一个终身成就奖。据她自己说这是第一次得奖。但我觉得这个奖对她来说是可有可无，显得有点多余。她几十年来创造的艺术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为她的观众所熟知，无须用这个奖来肯定。

李慧芳以及她同时代的艺术巨匠们有着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总是充满了自信。无论潮流如何变，他们永远处变不惊，沉着应对。何以会如此呢？常香玉的一句“戏比天大”道出了个中秘密。支撑着这些成功艺人们的是无与伦比的敬业精神和对艺术的无限真诚。在李慧芳，常香玉们的心里第一重要的就是观众，就是戏。无论发生天大的事情，戏是一定要演好的，否则对不起观众。观众是艺人的上帝。观众的赞誉就是最高的奖赏，除此无它。她们对艺术是真诚的，她们相信自己的艺术直觉，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一切凭的是敏锐的感觉。没有好的艺术感觉是成不了好艺人的。不能违背自己的感觉演戏，表演要发自于真实的感觉，否则是不真诚的。艺术表现的手法有新有旧，但一定得真诚。反观现在的艺人们，以获奖为终极目标。对艺术作品不认真研究，体验，只想找捷径，快速成名。看见别人的电影得了“奥斯卡”奖，就照葫芦画瓢地搞一个，连主演，作曲，以至于乐器的演奏者都用同一个人。这哪里还有对艺术的真诚可言，简直就是投机取巧。在他们心里艺术的价值远不如一个奖项重要。不在艺术上苦下功夫，就不可能有艺术的自信。他们这样糊弄艺术，也就更没有艺术的自信可言了。在当今广大观众呼唤文艺的草根性，勇敢冲向群众性选秀节目以表现自己的时候，专业文艺界却处处表现出不自信和缺乏底气。像李慧芳那样不在乎奖项，只是凭着一颗热爱艺术的心去创作和表演的人实在是寥若晨星。几乎所有新创作的节目都是奔着评奖而去，几乎所有新影片都是为了冲击“奥斯卡”。没有了奖项或洋人的肯定，我们中国的艺人们就完全失落了。现在差不多所有影片都要搞大场面，所有舞台剧都是大制作。地方院团则更是没有一点自信，任何新剧目都请相同的导演，相同的作曲，相同的舞美。这正如袁雪芬先生批评的“一锅汤”，毫无特色和个性。而人们忘记了艺术最可贵的恰恰是个性。

近二十年来，我几乎天天看好莱坞的电影。我感觉到好莱坞的电影的确是世界一流，除了人道主义精神的理念外，它好就好在能很好地说一个故事。中国会说故事的人不是没有，只是对自己说故事的方法没有把握和自信。为了取悦洋人，为了得奖，拼命揣摩洋人的心思，猜测评委的兴趣，搞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这实在是可悲得很！前几周我还写了一篇短文谈《中国达人》的草根性。昨天看了《中国达人》的决赛，感到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很远。即使是这样具有草根性的节目，有时候制作人还是缺乏自信。在决赛中卓君的舞蹈和胡启智的火舞都被无缘由地搞成了张艺谋式的大场面。数十个伴舞者在台上不知所云地舞动着，主要表演者的表现被大大干扰了。整个演出弄得很俗滥。我猜测可能是因为有洋人参与，也算是个国际性的场合，所以策划者就非要搞出点大动静来，否则心里就不踏实。

随着李慧芳这一代艺人的离去，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很多剧目，很多技艺，很多故事……,但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种精神，一种真诚，自强不息，自信，自尊的精神。我们怎么能把这些失去的东西再找回来呢？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认真思考的。

宋乔 2011年7月12日于野马居

*梨园百年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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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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