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尹丕杰先生大作“七十二行，惟京剧行最需要自由“极为赞赏，也有一些话想说一下。尹先生阐述了自由对京剧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我想说的是自由是人的基本需求和权利，不独京剧行需要，其他任何行业都是需要的。不光是京剧艺术，其他艺术门类如话剧，电影，音乐，舞蹈都需要创作自由。已故电影艺术家赵丹临终前就大声呼吁过对艺术不能管得太死。其实不光是艺术，其它行道如科学，体育，文学都需要有足够的自由才能得以发展。这几年国人爱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得诺贝尔科学奖和文学奖。对于几个得到过诺贝尔奖的华裔人士，如杨振林和李正道先生，国人常引以为自豪。而杨振林和李正道先生也极厚道地赞扬了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成就，很满足了一下中国普通人民和政府官员的虚荣心。但近年新获奖的几位华裔却不承认自己的成就与中国有关系，让中国朝野上下大失所望。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则早有杜撰的鲁迅拒绝诺奖和老舍曾被提名的传说，使国人的脆弱心灵得到一些抚慰。许多专家早已撰文论述和检讨了中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之所以缺少原创的艺术和科学是从业者没有足够的自由来思考，来大胆提出假说，来大胆创新。仅就表演艺术中的京剧而言，创作自由确系保证其发展和永葆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尹先生文中所述，49年以前京剧界和其它演艺界一样是有足够的创作自由的。虽然有梨园行内的保守势力，但有创造精神的艺人时有出现，创造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剧目和表演方式，使京剧在时代的变更中，在观众审美趣味的变迁中不断地被检验，不断地发展.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就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以四大名旦为例,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刻苦用功,基本功扎实,技术上训练有素,艺术视野宽阔,拿李玉茹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个个都是文武昆乱不档.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一个都极不满足京剧的现状而且渴望改变它.他们的每一位都在唱腔,身段,武打,舞美,化装上及舞台表演的各个方面有突破性的创造.如尹先生言,他们”无一不是从旧窠臼中突围而出。他们都挨过数不清的批评训斥甚至讥刺辱骂，但仍然矢志革新，奋力前行，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四大名旦的出现代表了京剧发展的最高峰,可以断定是空前绝后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剧团的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由职业者失去了很多自由.剧团的体制是机关式的,衙门式的,每个剧团有固定编制,人员不能自由流动.一个演员一旦从属于一个剧团,就极有可能一辈子被固定在这里.各地的观众也只能看这一些演员,别无选择.演员没有选择剧团和合作者的自由,观众也没有太多的自由去选择演员.之后连创作的自由也逐步减少,从剧本的选择到角色的安排都由上面说了算.当时各地的剧团不能自由巡演.荀慧生先生和尚小云先生经周恩来特许曾于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到全国巡演.许多优秀人才于四旧年前到了北京以外的地方,从此就固定在那里,失去了在全国舞台展示的机会.可以说外地的演员预备京的演员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竞争的.不少优秀人才因此被埋没.关肃霜先生早年即有一定名声,但四九年以后多年困居西南一偶.幸得周恩来,郭沫若出访归国路经昆明,观看了她的表演,大加赞赏,她才有幸被点名进京演出,为全国观众所熟悉.据笔者所知现在仍有一批深怀绝艺的艺人身处外地不为全国观众所知.他们所怀的绝艺很可能因此失传.近年来大家熟知的沈福存,李玉声,朱福侠即是很好的例子.李小春先生若能早一点登上北京舞台,定会为京剧舞台的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剧目选择和表演形式的创新的自由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四九年以后的体制下演员失去了剧目选择和表演形式的创新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失去的程度是不一致的.典型的入北京京剧团以角儿为中心进行创作,演员个人特色得以有相当程度体现,因此表演上个人风格更鲜明.这种情况就为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成派创造了条件.就连下海较迟的李世济在文革前也初步确立了自己的风格,演出了陈三两等有影响的戏,为其日后在全国的大红和创立新程派打下了基础.而另一个重要剧团中国京剧原则是以剧目为中心,这样演员个人创造的机会就少得多.这个团虽然演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戏,如谢瑶环,野猪林,满江红等,但让演员能创立个人风格的戏并不多.这种实践的结果是违背了京剧唯美主义的风格,使京剧由写意地渲染剧中人的心情,特定情境的情绪一变为以说故事为主.这就与电影的功能相混肴,失去了自己特写性和象征性的刻画人物心情和情绪的的长处.丢掉自己优势的结果肯定是不利于与电影和其它表演艺术竞争,不利于争取观众.
很明显体制对京剧艺术地发展有很大作用.令人欣慰的是国内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风声又起,但愿这次是有雷声也有雨点.除体制以外,传统习惯势力也是制约京剧艺术发展,无形中限制创作自由的又一窒碍.正如尹先生文中提到一些九斤老太式的人物和观念也阻碍着京剧的发展.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过去的多数戏迷对演员的创新是非常支持的,而现在的一些戏迷和票友虽然很年轻,但审美趣味和观念都旧得可怕.尤其是一些跟行内人学习过的票友,其门户之见比行内的年轻演员还深,只要是与他们的老师不对路的,都一概大加鞑伐.很欣赏尹先生文中关于当年吴素秋、言慧珠、童芷玲这些“劈纺坤伶”的论述.虽然她们遭到了很多笑骂和讥评,但自由竞争和票房设她们立于不败之地.六十年代中期的赵燕侠也处于相同的境地.她当时很受行内的批评,但她的新戏极有票房,如盘夫索夫,鲤鱼仙子等.盘夫索夫首小白玉霜的同名剧影响很大,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当时行内讥笑她唱的是评剧.但观众非常支持,票房是居高不下.中国的传统是很有趣的,一旦被讥笑着顶住压力坚持下来,过去的反对者就转过来接纳他,并尊其为正统.赵先生现在可以说已经德了道,被一些极保守的戏迷所认同了.我们今天要想京剧健康发展,保守观念一定要去掉.近来读到梅葆玖先生纪念景荣庆先生的文章深受感动.葆玖先生不愧是梅门之后,大气,雍容大度,颇具梅兰芳先生风范.看得出他对言慧珠,杜近芳这些同门的态度极尊重和真诚.从他对待李佩红改编穆桂英挂帅的态度可以看出其艺术家博大的胸怀.以葆玖先生艺术上的修为和梨园行的人脉,他说出话来定会有很多人遵从,但他一点也不滥用其影响力,更不会胡涂到要梅门弟子正本清源,认祖归宗.我们戏迷和票友真应该好好向葆玖先生学学.
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