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们这代人知道布拉格，都是从小学课本里的文章《布拉格在燃烧》。
1968年8月，苏联坦克开进了布拉格中心的瓦兹拉夫广场。
1988年，我刚读研究生时，第一次读了包括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在内的很多现代小说。对1968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对小说的文本形式，可以这样写，非常震撼。1968，注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刻在脑子里了。
米兰昆德拉的这段 “二十年” 详细概括了捷克100年的历史。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 “20” 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之后，他们于1918年获得了国家独立，而在1938年又丧失了。
1948年，由莫斯科引入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启了第二个20年的恐怖，后在1968年，以俄国人气不过该国放肆的解放，兴兵50万入侵而告结束。
苏联政权于1969年秋牢固地建立，而谁也没有料到，又于1989年秋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与当时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模一样。这是第三个20年。—-摘自《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1968 年，美国动荡不堪。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被暗杀。黑人从 negro 变成了 black。嬉皮士们，男人长发飘飘，女人在发际上别着鲜花，群居性爱，滥饮嗑药，流浪放纵，他们摇滚唱着，爱的时代到来了。和拜登有一拼的约翰逊宣布，将停止对越南的轰炸，自己不准备参加下届大选。
1968 年，巴黎发生了May 68，五月风暴。索邦大学生开始抗议游行设路障，口号是，越革命，越性爱；越要性爱，越要革命。女大学生慷慨地奉献自己的身体。巴黎拉丁区的马路几乎都被街垒截断。灰心丧气的戴高乐，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直升飞机秘密飞到法国在慕尼黑驻军司令部，得到司令马苏的安慰、首肯、与支持后，才又回到巴黎。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五月风暴，以学生政治上的失败告终。但是，文化上却产生了深远影响。看看现在欧美满街的流浪汉，大麻合法化，就略知一斑。
然而，最悲催的是布拉格，如果咱们不提中国。（1966年8.18北京已经被红卫兵打死了很多黑五类）
艾伦·金斯堡在1956年发表的长诗《嚎叫》中呐喊，“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他成名之后，于1968年5月，艾伦金斯基到了布拉格。他被选为”五月的皇帝“，并写下同名长诗。
金斯伯格在布拉格停留一个多月，得到捷克作协的经济资助。这位“垮掉派”诗人，成了布拉格反主流文化的偶像，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参加聚会、诗歌朗诵和讨论。
当时的捷克领导人杜布切克，提出“有人性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彻底摒弃了苏联模式，要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摆脱苏联的控制，维护自身的主权和独立。
“布拉格之春”的文化和政治自由化时期在八月到来了。接着，苏联坦克开进来了。
8月4日早上，一路走到瓦茨拉夫广场，这个广场正在修建，乱七八糟的。根本没有书上说的那样宏伟气派。
广场曾经见证了捷克共和国的成立、学生示威游行，抗议自焚，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布拉格之春、天鹅绒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先去参观国家博物馆，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下午去附近德沃夏克的博物馆。
米兰昆德拉在他被共产党禁止出版的小说《玩笑》里写道：
就这样，在多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老家。站在中心广场上（幼年、童年、青年时代，我曾千百次走在上面），没有丝毫德的激情涌起。广场上的钟楼雄视着家家屋顶（钟楼活像一个戴着尖顶头盔的大兵），它使我回想起某兵营的庞大演武场。—-多少年里，从未有过什么使我动心踏上回归诞生之地的路程。
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书中，昆德拉写道：
—–他与特丽莎初识于三个星期前捷克的一个小镇上，两入呆在一起还不到一个钟头，她就陪他去了车站，一直等到他上火车；十天后她去看他，而且两人当天便做爱。不料夜里她发起烧来，是流感，她在他的公寓里呆了十个星期。
他慢慢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却很不习惯。对他来说；她象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他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那个顺着河水飘来的孩子是摩西，他就是法老在河岸洗澡捞起了她。偶注)。
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这段对俄罗斯军队占领布拉格的轻描淡写让很多布拉格人对他过敏了。
从里佩利诺书中，我知道一个词条 Defenestrations of Prague 。defenestrated就是把人扔出窗子，在捷克历史中有一系列这样的事件发生，1419年布拉格人发明的对付政敌异己的野蛮做法。
1618年。布拉格人因破窗事件点燃遍及欧洲“三十年战争”，史称第零次世界大战。他们因为宗教发动武装起义，所有欧洲强国都参与，支持天主教或新教一方。这是捷克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欧洲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6.
布拉格特有的Golem戈仑，这个词最早在旧约的《诗篇》中出现过一次。
诗篇139:15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祢隐藏。
诗篇139:16 我未成形的体质，祢的眼早已看见了；祢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祢都写在祢的册上了。
“ 我未成形的体质”就是Golem。我们就叫他泥哥吧。一个从无有到有的过程。最早的 Golem 故事来自 16 世纪末。
布拉格犹太贫民窟的拉比，勒夫·本·贝扎雷尔 Loew ben Bezalel，也被称为马哈拉 Maharal，他“用伏尔塔瓦河畔的粘土创造了一个泥哥，并通过仪式赋予了它生命”。
Golem 就像弗兰肯斯坦的前身，今天AI时代创造的机器人，人类简史上第一个听命令，会干活的英雄。他住在犹太贫民窟，穿着古代长袍，没有脸面，除了干一些简单的活，比如在会所敲钟，打扫厨房之外，还会驱逐肮脏街道、阴暗角落里的流浪汉，确保没有流浪汉将基督教儿童的尸体藏在犹太人家中。一天晚上，他惊讶地发现屠夫把藏在一头被宰杀的猪肚子里的婴儿尸体带到了他的债权人——富豪梅斯尔的家里。他会为保卫布拉格免受反犹太主义袭击和大屠杀会发希伯来咒语。
每个星期五晚上，安息日之前，拉比会把写有Shem（就是神的别称）的羊皮纸从他嘴里拿出来，防止他在周六安息日时活动。一次周五晚上，拉比在会所公务，忘了取出Shem。结果很可怕。
泥哥先在家里砸碎大小物件，又跑上街杀鸡宰猫，亵渎安息日。泥哥哥彻底疯了。拉比知道这条信息后，立刻中止了他正在诵读的诗篇第92篇，眉头紧皱，冲到泥哥身边，从他嘴里拉出撕下的Shem。这野蛮哥们浑身沾满鲜血、泥土和羽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随后他就成了一堆碎片。
泥哥的尸体被存放在旧新犹太教堂的无门高窗的密室内，如果需要的话，它会在下一个33年再次复活。
卡夫卡的同时代人，住在布拉格的古斯塔夫.梅林克写过一本著名的神幻经典小说《戈仑》。表现犹太社区的秘法传奇，怪诞恐怖，颓废消极，被卡夫卡的好友及传记作家，Marx Brod推崇备至。但是，卡夫卡并不以为然。俩人的创作风格迥异。
《戈仑》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伟大小说家，博尔赫斯及翁贝托.艾科，前者魔幻，诡异，后者直接把丑陋的犹太人及破店的细节用在他的小说《布拉格公墓》中。
这个故事为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提供了雏形。
在布拉格看到有以 Golem 命名的餐馆，酒吧。《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电影里，里面的特丽莎头上戴着花，如同旧金山的嬉皮女生，酒吧菜单上也出现Golem字样。
7.
我来布拉格寻找卡夫卡。然而，发现卡夫卡无时无刻地走向我、包围我。
在布拉格漫步。在众多的人群之中，偶尔发现一个身材瘦高，长脸、黑色大眼睛，紧闭的嘴巴，忧郁执拗，敏感羞涩，瘦高，有时还戴着一圆顶礼帽的捷克男子，那大概就是卡夫卡了。他每天走在老城广场上，查理桥上，去德语学校，去保险公司上班，去犹太会所，去酒吧和朋友见面。。。
他与好兵帅克的标志与精神也无处不在，并且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书店，咖啡馆，小商贩，展览馆之中。
好兵帅克是一家连锁餐馆，广告漫画很可爱，服务实在不敢恭维。
但是，捷克人喜欢哈谢克这种诙谐揶揄的风格，嘲弄所谓的庄严伟大。
《好兵帅克》是这样开篇的：
“原来他们把斐迪南给干掉啦！”女佣工对帅克先生说。很多年以来，军医审查委员会宣布他害了神经不健全的慢性病，他就退了伍，从那以后一直就靠贩狗过活—替奇丑无比的杂种狗伪造血统证明书。除了干这营生以外，他还患着风湿症。这时，他正用药搓着他的膝盖。
“哪个斐迪南呀，摩勒太大？”帅克问道，一而继续按摩着他的膝部。
“我认得两个斐迪南。一个帮药剂师普鲁撒干活儿，有一天他喝错了东西，把一瓶生发油喝下去了。还有呢，就是斐迪南·寇斯卡，他是满街捡粪的。这两个随便哪个死掉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对，是斐迪南大公爵，就是那个康诺庇斯特地方的，帅克先生，您晓得，又胖又虔诚的那个。” 《好兵帅克》萧乾译
这个口气举重若轻，把一战怎么缘起的，一个原本很沉重的深沉的话题，用底层人的八婆方式说出来了。
查理大桥上。天气不好时，整座桥都黑森森的阴郁，远处的城堡，魔幻冷漠，威严雄伟。
在桥上，我来回走了不下二十多次，好像正看到《城堡》里，主人公K，土地测量员正要去某城上任。
—Ｋ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
也在这同一条路上，《审判》里的主人公，约瑟夫K，在他31岁生日的前一天，被两个神秘的，面色苍白的，身材臃肿，身穿黑礼服，头戴大礼帽的男人，从家里住所押走了。离开街道，走进广场，一会又上了桥，他们来到了城堡一边的郊外荒野。在一块孤零零的大圆石头上，K就被两个来路不明的人用刀刺死了。在最后的时刻，他渴望远处的灯光里，有人会开窗，探出身子看见这一切。他神志模糊了。
—这个人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仅仅是他一个人吗？还是整个人类？。。。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能够进入的最高法院又在哪里？他举起双手，张开十指。
但是，一个杀手的两手已经掐住Ｋ的喉头，另一个把刀深深插入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Ｋ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但是还能看到面前的这两个人；他们脸靠着脸，正在看着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他说；他的意思似乎是：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审判
这个结局具有伟大的预言性。无论是小说干净漂亮的语言文体，还是思想上深刻的前瞻性，都让人惊叹。1945年战后，布拉格共党的秘密警察不知以这种方式，带走了多少平民百姓。
《在流放地》是一部读着让人毛骨悚然，鸡皮疙瘩发全身的短篇小说。它对黑暗恐惧，暴力神秘的冷静诠释，隐喻象征等符号，法律制度，杀人机器的思想内涵，只有在布拉格， 只有卡夫卡才能写出来。
8.
卡夫卡在捷克语是“寒鸦”的意思，他家公司的商函上就有长着漂亮大尾巴的大头鸟。
在城堡边一条黄金巷逛。这条街上曾经住过：为鲁道尔夫二世工作的炼金师，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住在金狮鹫，死于黄金巷；6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夫特住过的；22 号是卡夫卡与妹妹住过，他在那里有短暂的幸福。
所有的小屋现在都成了精品店。我买了两件黑色T恤。设计非常现代，卡夫卡身材瘦高，长脸、黑色大眼睛，紧闭的嘴巴，忧郁执拗，敏感羞涩。他的大头后面是一直寒鸦栖在光秃的树上。
8月5号，阴天。看了周围两座卡夫卡雕塑，参观了作家的博物馆。
卡夫卡是布拉格的骄傲。大卫塞尔尼的卡夫卡金属变形头像，是一个精致神奇的机器人。每隔几十秒钟，42块移动的镀铬板往正反两极移动。明亮的不锈钢，在银色的光影交叠中，不断分离、聚合，把卡夫卡的人脸，变形重解，又复合变异。我站着看了快一个小时，感觉如同他的小说，荒谬，荒诞，异化，让人怀疑存在的意义。领导受不了我的专注，跑到旁边一家超市买吃的了。
我还喜欢一座在犹太会所边的雕像。根据他的小说《一场挣扎的描述》，他骑在一个没有头的人的肩膀上。
—-我异常灵敏地纵身跃上我朋友的肩膀，用拳头捅他的背，使他轻步奔跑起来。他不大情愿地踏着地，有时甚至停止不前，我就用靴子戳几下他的肚子，好让他更加精神。我如愿以偿，于是我们很快地深入到一个大的，但还没有完工的地带的中心，天已黑下来了。—
卡夫卡在日记中记录了他 1911 年的一个梦。他将布拉格市中心视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场景”。
Prague doesn’t let go. Of either of us. This old crone has claws. One has to yield, or else.
布拉格不会放手。 我们任何一个人。 这个老太婆有爪子。人必须屈服，否则别无退路。
这是弗朗茨·卡夫卡写给他年轻时的朋友奥斯卡·波拉克的信。 现代小说之父的语言，荒谬又拗口。
他对晚年结识的年轻人Gustav Janouch谈到他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 41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的地方时说：
这不是一座城市。 这是时间海底的一条裂缝，上面布满了燃烧殆尽的梦想和激情的石砾，我们——就像在潜水钟里——在其中漫步。 这很有趣，但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天，卡夫卡的希伯来语老师Friedrich Thieberge和他一起站在窗户前，他老城的家，天文钟旁，现在是一家餐馆。透过窗户，他们可以看到老城广场。 他用手指画了几个小圆圈，说道：“这是我的高中，大学在那边，在我们对面的大楼里，我的办公室在左边一点，“这个狭小的圈子涵盖了我的整个生活。”
布拉格是“他一生的舞台”，布拉格是最美丽的场景。
布拉格对卡夫卡而言是限制的圈子。格里高利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大虫子，是狭窄的老城街道与想象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座老城悠久的历史，神秘莫测的无限传说，为他的小说提供了无处不在的空间。
下面这个伟大开篇，我第一次读到就再也不能忘怀。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条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变形记》
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德国对俄罗斯宣战。下午游泳。
以这样简洁、平淡、冷静的口气叙述第一次大战爆发了。捷克评论家伊凡克里玛在这点上，对卡夫卡的非政治性没有异议，却对米兰昆德拉已经流亡法国，却对捷克文学经历的苦难与挣扎，始终处于漠然又游离，念念不忘。
克里玛说，卡夫卡的《审判》《在流放地》的隐喻已经被后人解释，作为对犹太民族将要遭受的可怕命运的巧妙预言。
二战发生在他死后15年。
对卡夫卡而言，他更关注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与周围至少四五个女人，未婚妻、女朋友、妹妹、母亲的关系。
他的父亲，一个屠夫的儿子，专制霸道粗暴的独裁者，像个梦魇永远跟随着他。
小时候，一次卡夫卡在夜里要喝水，其实并非真的口渴，也许是为了撒娇。结果父亲声色俱厉，把他从被窝拉出来，关到刺骨的阳台上去惩罚他。卡夫卡大受惊吓，心灵从此带上创伤。那个身材高大的最高权威是他的父亲，视他为草芥。
卡夫卡说，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述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述的话。
他写给父亲一封很长的《致父亲的信》，却没有勇气给他。
他算了一下与父亲接近的时刻：“这自然很少，但却十分美妙。比如当我以前炎夏午饭后在店里看见你疲倦地用胳膊肘支着柜台打一会儿瞌睡时；或者当你急匆匆地跑到我们这儿来消夏时；或者当母亲病重，你颤抖地哭着紧抓书橱时；或者当我上次生病时，你轻轻地走到我住的奥特拉的房间，停在门口，只探进头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出于好心的考虑只向我拍了招手。在这种时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现在，当重新写下这些的时候，止不住又哭起来了。”
《乡村医生》是献给父亲的。父亲接受这本书时说的话，经常为卡夫卡所引用。父亲只说一句：
“放在桌上吧。” 我读着也哭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