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以他的长篇流芳百世，但是他的几个短篇也是杰作。特别是《伊凡·伊里奇之死》和《克莱采奏鸣曲》。《伊凡·伊里奇之死》写于1884年。那年六月，他第一次有从雅思纳雅.波良纳庄园出走的打算，想脱离老爷的生活方式。
这时，“死”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缠绕托尔斯泰的心魂。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中，都有接近死亡时候的生命体验。在《童年》里，母亲死时他还是个孩子，就经历了幼年无助无望的痛苦，为什么要让孩子失去亲爱的妈妈。他被眼泪窒息着。他那敏感稚嫩的心灵就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昏暗的房间，阴森的潮湿，充满了混杂着薄荷、香水、苦菊和药水的气味。。。这时他对死亡感受是朦胧的惧怕。《三死》中，虚伪撒谎怕死的地主婆，贫穷坦荡受尽病痛折磨的农民，无辜的用来做十字架的桦树，死的阴沉惨淡，人生的无奈怨恨，孤独绝望贯穿全篇。
《伊凡·伊里奇之死》等到人到中年后阅读，历尽浮世的沧桑和悲凉之后，更有彻骨寒心的哀痛。
伊凡·伊里奇是个身世极其普通，极其简单又极其可怕的小法官。
他的父亲就是多余的政府机关里的多余官员。一辈子官运亨通，一直能弄到年薪六千到一万卢布的官干。伊凡·伊里奇是三个儿子中的老二，聪明活泼文雅，又随和厚道能干，是他爹的骄傲。在法学院，他追逐功名，放纵声色，尽管有时发现自己很卑鄙，但是看到要往上爬的人都必须如此，也就不以为意了。毕业时，父亲利用关系为他谋了个省长特派员差事。
新官上任。伊凡·伊里奇对工作奉公守法，兢兢业业；待人接物，稳重得体。尽管私下他和别的法官太太有暧昧关系，和下女也暗度陈仓，寻欢作乐，但是，他对待上级奉承得体周到，别人也无可非议。五年后，伊凡·伊里奇就被提干了。官场上的套路伊凡很熟。权力的力量天平，促使他该循规蹈矩、平易近人、公私分明时就谨守如此。因为他头脑清晰，爱打打牌，赢点小钱，逢场作戏，于是官场上下里外都如鱼得水。这时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普拉斯柯菲雅。两人先是舞场调情，后来倒不是出于他多么爱她，而是，她也是出身体面，聪明伶俐，达官贵人们都觉得他们看着挺般配的，别人都点赞了不结婚说不过去。
婚后。蜜月还没过，婚姻就出现了他不想看到的紧张关系。伊凡·伊里奇始终想要保持原来的生活，轻松愉快，串门打牌，高尚体面。逐渐地，随着孩子一个个生下来（期间还死了两个），妻子变得越来越乖戾，越来越易怒。伊凡·伊里奇要维持表面上社交界所公认的体面的夫妻关系，他不受妻子坏脾气的影响。他把全部人生乐趣都赌到官场，吸烟，喝茶，看报，法律，人情，他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对任何人都掌有生杀大权，享受着第一小提琴手的演奏才能，每次走进法庭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气派，和上司与下属之间周旋的本领。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过得合乎他的愿望：快乐而体面。（书中出现多回这个词）
这样他又过了七年。婚后已经十七年的光阴了，大女儿十六岁，又死了一个孩子。只剩下一个男孩在中学念书。
伊凡·伊里奇想谋取大学城首席法官的位置，但被同事捷足先登。他十分生气，提出责问，跟同事吵嘴，又冒犯了顶头上司。他从此被打入冷宫，任命没他的事了。
1880年是伊凡·伊里奇一生中最倒霉的年头。一方面他仕途不顺，处处感到歧视不公平，另一方面妻子经常骂他，家里入不敷出，开始负债，甚至父亲都不再帮助他了。。。不过，伊凡·伊里奇认为家庭生活本该如此。他的目标就是要尽量摆脱家庭生活的烦恼，而表面上又要装得若无其事，保持体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尽量少回家和家人待在一起，如果不得已必须这样做，也总是竭力找有旁人在场的机会。
官场的沉浮在他的四处摸索钻营下没多久出现了转机。他弄到一个年薪五千卢布的官位。夫妇俩都兴高采烈看着和好了。伊凡·伊里奇给妻子激动地讲到他在彼得堡怎样受祝贺，特别是怎样受人尊敬。原来的对头怎样厚着脸皮巴结他，怎样羡慕他的地位。一度坎坷的生活又变得快乐而体面了。
乐极生悲。当伊凡·伊里奇为了安装窗帘从梯子上摔下来后，他的人生便真的一跌千丈了。
开始只是左腰有点疼，嘴里有点怪味。很快就腰部发涨，逐渐变成疼痛了。接下来就心情恶劣斗嘴，影响到全家愉快的生活了。最具讽刺的是看名医。医生对待他的一套，焦虑地等待，煞有介事地叩诊，听诊，都是他所熟悉的，他在法庭上就那样神气活现地对待被告。医生的得意洋洋，和他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宣布罪状一摸一样。妻子女儿忙着舞会购物，谈婚论嫁，冷淡敷衍他，对他的病根本不上心。法院同事更是不怀好意地盼着他早早把位置腾出来，让给他们的熟人内亲。神秘、奇怪而可怕的情绪氛围缠绕着他。几周下来，伊凡·伊里奇没死也崩溃了。
“难道真的要死了吗？不，我不愿死。”是他死前几周最爱说的话。他从床上跳起来，点燃蜡烛，（也是预表生命的蜡烛）用颤动的双手摸索着。蜡烛和烛台被碰翻，落到地上。他又仰天倒在枕头上，“何必呢？反正都一样，”他在黑暗中瞪着一双眼睛，自言自语，“死。是的，死。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想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玩得可乐了”
伊凡·伊里奇愤怒着，痛苦而不甘心。接着他思考：先是腰部撞了一下，头两天好好的，后来疼得厉害，请了医生，身子更虚弱了，眼睛没有光，其实是死神临头了。难道真的要死吗？他感到魂飞魄散，呼吸急促。
“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得定下心，从头至尾好好想一想。”
他想不明白想到自己一辈子奉公守法，过着正派而体面的生活，为什么突然一件小事情，人生的轨道就如同石子下抛急速下降坠入深渊，无可抗拒。他不断思考自言自语，“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无法知道。要是说我生活得不对劲，那还有理由解释，可是不能这么说，”他对自己说，，“不能这么说，”他嘴上露出冷笑，仿佛人家会看到他这个样子，并且会因此受骗似的，“可是找不到解释！折磨，死亡……为了什么呀？”
安娜临死前，也看到那枝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便归于永久的寂灭了。
这些对生死的顿悟思考一直自然地贯穿在作家的小说作品中。
为了塑造这个伊凡伊里奇形象，托尔斯泰用了深刻的写实手法，最简洁恰当的词来表达，字句里的分寸感精准真切。“快乐而体面”，“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死亡，为了什么呀”，在小说中出现多次。这些都表白了他的追求他的生活和他的思考。读者们又何尝不是在努力过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呢，只是有谁多考虑过生命的意义何在？所以，读者读过后没有轻蔑憎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反思一个当初热情向上聪明体面的年轻人怎么会沦落到这一地步。这是每个人都有可能的结局。
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里很残酷地说：伊凡·伊里奇是1880年欧洲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读着左拉的作品，听着莎拉波恩哈特的演唱会。这样一群人中的一个典型，尽职圆滑的公务员，没有信仰，没有理想，差不多也没有思想，湮没在每天繁琐的工作事物中，死前才发现虚度了一生。
可悲的是，一百多年后的中国满街可见伊凡·伊里奇。他是中国官场上，大小官吏、公务员，甚至白领们的真实写照。
大学一同学，十多年前因为政治原因双规，说是贪污了三十万人民币。关了五年监狱，他咬住牙关什么没交待，出来后两年不到就肝癌晚期死了。追悼会上同学没去几个，说是怕传染还是被影响。
《伊凡·伊里奇之死》是现代人心灵的悲剧。他们（我们）可怜空虚、无聊自满，互相攀比；妻子女儿感情虚假，做作贪婪； 同事们野心勃勃，虚情假意，只有软弱的儿子和善良的男仆盖拉西姆同情怜悯他。他为自己的孤独和人类的自私而痛哭。
伊凡·伊里奇的妻子对来悼念的同事好友谈及他临死前的状态，说，“太可怕，他不停地叫嚷，不是一连几分钟，而是一连几个钟头。三天三夜嚷个不停。实在叫人受不了。我真不懂我这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道门都听得见他的叫声。唉，我这是怎么熬过来的哟！”
彼得·伊凡内奇一想到，这么熟悉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最后竟受到这样的折磨。心里充满恐惧。这样的事情可能随时落到我的头上，剎那间感到毛骨悚然，可是立刻自我安慰，哦我可绝不会遇到。这种事不应该也不可能落到我的头上，只有伊凡·伊里奇会碰上。
到此时，托尔斯泰把死亡的绝望，世俗的浮华，虚伪的慈悲都写尽了。把一个无信仰无理想虚荣肤浅的利己主义者写透彻了。这样的死亡不光肉体死了，连灵魂都缺失了。从安德烈公爵对死亡的严肃庄严宁静的沉思，到伊凡伊里奇的肉体和灵魂的折磨挣扎，我们看到托尔斯泰的主人公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苦苦求索，他们实行皮埃尔列文的农奴改革，一个地主的早晨里卢梭式忏悔，托尔斯泰的禁欲主义，聂赫留道夫的道德救赎，安德烈列文们的走向福音书，他们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探索，而作者在八十二岁离开自己的庄园，出走消失在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