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周“不咬弦”，毛不得不另觅他法。在中共“十大”，毛破格提拔对江青唯命是从的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使其成为毛、周之后的“第三号”人物。提拔那些对大跃进、大饥荒前后党内高层分歧一无所知的普通农民、工人，如陈永贵、吴桂贤等进入政治局；大量提拔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硬塞进各省和中央各部… …然而，这些人“打打杀杀”可以，踏踏实实抓经济就强其所难了。

为让文革后的经济有所起色，同时制约乃至最终取代周恩来，毛重新起用了邓小平。毛深知邓的能力，没把握的只是他是否忠诚。1973年底，毛抓住周与基辛格谈判中出现的“纰漏”——或许是有意设置的陷阱——指令政治局召开“帮周会议”，特意“点将”让邓出席。邓明白毛的心思，发言中点明了毛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一下子便俘获了毛心。此后，邓迅速蹿升：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49年后，毛从未让一个人同时兼有党、政、军跨界实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虽挂有“副总理”虚衔，但从不参与政府工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主持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但不容许他们染指军队。这一次，邓小平破天荒地同时参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足见毛对其期望之高，信任之深。

应该说，毛的这一手也是相当的老辣，无疑又是一次对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掺沙子”。然令人不解的是，江青似乎从未参透毛的战略深意——不知毛为何不对其做些暗示——包括她的头号马仔，应该说是对毛搞文革最为了解的张春桥，思路也都局限于低层次的权力分配：把邓视为摘取文革“成果”的“摘桃派”，不仅未能借邓复出之机与其修好关系，而是处处寻衅挑刺，意欲在气势上压倒邓小平。

江青未能领悟的却很快被邓小平悟到了——原来自己在毛的棋盘上，只不过是用来维护江、张“文革派”，挟制周、叶“务实派”的一枚棋子！邓也不是凡人，利用毛“身边无人”、不得不倚重他之机，迫使毛亲自出面批评江、张“文革派”，并借毛的“大旗”狠狠打压了他们的气焰。江、周矛盾很快演化为江、邓冲突，毛泽东刻意安排的一招妙棋很快就破局、泡汤。

客观地说，毛以邓一人同时挟制周、叶二人，确实是一招好棋、高棋，但难度极大，成功的几率原本就很低。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和个人感情，原本就与周、叶等务实派相对接近，让他追随毛泽东尚可，企图让他沦为江青的“马仔”——这位“江皇后”张狂无比，目空一切——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九）

邓向周、叶靠拢的速度显然让毛也感到了意外，却正是江青等人一再相逼——尤其是在“风庆轮”问题上——的结果。邓一面借毛倚重，大力整顿从文革开始以来已经荒废日久的各项规章制度，让经济有了“立竿见影”的起色；一面借毛对“教条主义”的反感——这是毛30年代受排挤的主因——促毛压制了“文革派”用“批经验主义”来削弱周、邓、叶等老资格领导人的企图。

恰在此时，江青“红都女皇”事发。有资料说是朱德看到此书后，气愤不过，将书送给了毛泽东，也有说是周恩来暗中运作的结果。总之，毛读后勃然大怒，冲动之下，亲自写下批示，要与江“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毛的批示被老到的周压下——他太熟悉毛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火烧身。轻率地按毛的指示办事，当时虽名正言顺，但事后遭到报复并非没有先例，如傅崇碧等人。

然而，文革毕竟已进行了将近十年，参与者都在反思和总结经验。老干部在文革之初，恪守党纪，不敢泄露党内机密，等于放弃自卫的武器；与此相反，文革派压根儿没有任何顾忌与底线，常常根据需要把机密有意泄露给“造反派”，把老干部整得焦头烂额，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汲取了教训，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子女、部属等各类关系，迅速把江青的丑行捅向社会。

1975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有关江青和《红都女皇》、毛“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的批示，传遍了大江南北。连延安时期的“约法三章”，以及江在30年代上海做三流明星时不检点丑事都被翻了出来了。舆情汹汹，对江青和文革派造成了致命的损害。此举可以说奠定了几个月后的“四五运动”以及更往后的“粉碎四人帮”强大的民意基础。

从1971年的“913事件”文革初露颓势，至1976年的“四五运动”，毛对局势的掌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担忧局势更加恶化，毛甚至不敢贸然进行大的人事变动。唯一的一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甚至请出了被自己多年有意边缘化、也已多年不问政事的朱德压阵，加上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合力协助，才勉强得以执行。周恩来去世，毛忌惮党内强大的反对意见，不敢让其最为青睐的张春桥接替总理，生怕闹出乱子。

怕出乱子还是出了乱子。从1976年3月中下旬起，群众自发起来抗议当局压制对周恩来的悼念及含沙射影地攻击。从“南京事件”到“4.5天安门广场运动”，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抨击四人帮的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违背当局意志、完全群众自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毛心知肚明，其矛头正是对着自己及羽翼下的亲信。他无情地下令镇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全国一直处于一种沉闷、压抑和紧张的氛围中。毛深知文革已经人心丧尽，军队实际控制权已经不再。选择一个可靠又有实力的接班人已成泡影。将来怎么办？身后恐怕是血雨腥风——但此时此刻，只能指望生前不被推翻，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实际控制着军队的将帅们都在虎视眈眈，等着毛辞世。稍有些政治敏感的人想必都能看清这个局势。比如：

许世友的儿子，时任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在一封密信中透露：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 … 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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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新贵纪登奎的儿子，也对河南省委一位在京治病的干部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是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 …

当然，也有看不明白的，或对江青抱有幻想的：如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又如庄则栋、张铁生之流。有希望脚踏两只船，搞政治投机的，如南京军区司令丁盛。

（十）

文革十年，毛先是拉林、周倒刘、邓；继而拉周倒林；再往后又试图多次倒周。“造反派”用到时赞誉有加；不用时一脚踢开，甚至抓进大牢。“红卫兵”“革命小将”忽而捧到天上，称为“小太阳”；忽而踩在脚下，有的定性“反革命”，沦为阶下之囚。到末了，不论何派，一律扫地出门，赶进“广阔天地”… …

十年中，除了江青一人被林彪从9级提为5级外，上亿人没涨过一分钱工资，没盖过一幢职工宿舍，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哲人说：尽管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全部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从1968年或更早些时间，就不断有觉醒，有思考（被朱学勤称之为“68年人”）；到了1971年“913”，文革神话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了馅；再到1976年“四五运动”，已经是天怒人怨，毛再也无法把骗人的把戏演下去了。

对于这点，毛其实心里非常明白。他对宠妾张玉凤说过：“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 …”

毛的弥留之际，全体政治局委员依次上前与毛握手。叶剑英没想到毛第二次唤他到病榻前，毛的嘴嗡动着，却什么也没能说出来。他想说什么？请求宽恕？（他几个月前以“身体有病”为由，刚刚解除了叶帅的军权）；抑或央求手下留情？（看在孤儿寡母的份上？）随着这位大独裁者的离世，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之谜。

“10月的春雷”极其自然，水到渠成。“四人帮”被抓，也是他们作恶多端的必然结果，是他们注定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绝非占卜，而是情势使然，力量的对比使然。毛决意发动文革，重返权力中心，希冀以高压手段钳口，永远掩盖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罪恶。他几乎就要成功了。试想，如果他能与林彪达成妥协，林依靠军人强力集团再替他遮掩数十年，这滔天大罪或许就真的没人知道，湮灭在繁杂的历史尘埃之中了。

然而，天网恢恢。从林彪事件撕开一角，到邓的改革开放全面翻盘，毛苦心、精心营造的文革神话轰然倒塌。毛的诸多历史罪恶也就越来越多地摆上了桌面，而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所知晓。可以相信，尽管目前中共似乎还需要毛的偶像，但彻底揭露毛，清算毛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3】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20

【4】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32

【5】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

（全文完）

文革派最核心的圈子显然已经接到了暗示——它可能直接来自毛，也可能间接来自江青。1970年8月，在讨论宪法修改的政治局会议上，爆发了文革派张春桥与文革“军人派”吴法宪的激烈冲突：张提议删去发明权专属林彪的一些话，遭到吴法宪强烈的反对。两人争执不下，会议暂停。

吴法宪立即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当然知道对方的“来头”，但事关自己接班人地位，决不能退让。刘少奇正是在毛面前节节退让，才最终被拿下整死。林彪岂肯做刘少奇第二？在林支持下，吴法宪等人做了充足的“功课”，准备在下一次会上与张“决一雌雄”。岂料，在接下来的会上，张春桥全面退却，不再与吴纠缠。

这让林彪颇感失落。犹如准备一拳打过去便置对方于死地的拳击手，攒足了全身的劲儿，却打了一个空！目标突然消失了！是江？是毛？还是张春桥自己做的这个选择？恐怕只能是历史之谜了。

接下来就要到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了，有关宪法的修改还是一塌糊涂。攒足了劲儿的一拳终究是要打出去的，林彪把它带上了庐山。资料披露，这一拳究竟是打还是不打？林也颇为踌躇。甚至赴会场开会上车前，还在和叶群商量。

自文革发动以来，林彪已经几次成功迫使毛做了并不十分情愿的事，如罗瑞卿，又如贺龙、邓小平、杨成武，这次轮到张春桥，毛就够接受吗？在实力强大的“接班人”和“小记者”之间，精明的毛，能够选择“小记者”？既然罗瑞卿可以为他林彪放弃，贺龙可以为林彪放弃，为什么张春桥就不能为他林彪放弃呢？

林彪决心孤注一掷，开幕式前突然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毛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听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2】。

另据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谈话，周恩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和林单独谈话后，大会开了。

从以上两段资料看，笔者竟和高文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高认为因为得到了毛的首肯，所以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能算“突然袭击”，而笔者却认为恰恰相反。

理由是林彪选择要求讲话的时机，大约是在开幕式前个把小时以内。这么仓促的时间，毛怎么可能反应过来？从毛当时就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既像是在表白和洗刷自己，又像是猝不及防、情急之下的反应。另外，从叶群守在走廊上。防止江青闯进去这一点看，林、叶是有备而来，事先经过了周密与精心的策划。

笔者对毛林发动文革，祸国殃民深恶痛绝，毛的罪更十倍、数十倍于林，但，这并不应该影响对事实本身的剖析。

前一晚的常委会，林为什么不提出要讲话？这个讲话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产物。显然，是林不愿意将自己的计划提前暴露出来，给对方以准备和商量的时间。假如常委会认定林彪讲话不妥，林将何以应对？而在会议即将开始之时，林突然要讲话，毛还能有什么反应？当场拒绝“亲密战友”的要求？用什么理由拒绝？党的副主席难道想在会议上讲讲话都不行？这岂不是当场就撕破了脸皮？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林更像是主动、有备；毛则显得仓促、被动。

林确实按毛的要求：不点名，指出了党内有一股否定毛是“天才”的风。借毛打毛，也是这位从军事家转为政治家的拿手好戏。当此时，林所营造的对毛“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个人迷信已达到巅峰，毛“降温”的企图刚一露头，便遭到林系人马的迎头痛击。林的讲话，无异于在庐山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把与会代表炸得晕头转向。

紧接着，吴法宪提出学习和讨论“林副主席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叶群布置手下亲信在各小组会上同时发难，营造了同仇敌忾的义愤。了解一点底细的，在发言中慷慨激昂，要揪出“反毛、反林”分子；不明就里的四处打听林彪讲话中的目标人物姓啥名谁。“知情者”上个厕所，都有人尾随、打听；“知情者”的房间，晚上访客更是川流不息，几成“自由市场”。

虽不能从叶群等处得到可靠消息，却总算听出了一些门道的许世友、韩先楚上将兴奋不已。这两位在文革中被张春桥支持的造反派整得焦头烂额的大军区司令，总算等到了可以“出一口气”的机会。许对韩说：那个“鳄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韩先楚马上说：我也要给他补一枪！【3】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始作俑者”的张春桥想必早已魂飞魄散：毛会不会在压力之下，抛出他做“替罪羊”？毕竟，王、关、戚之劫犹在眼前。谁能保证三年后的今天，他张春桥不会重蹈覆辙？

事情反映到了毛泽东处。这位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似乎还不知道会场上发生了什么。被江青带来的张春桥、姚文元匍匐在地，一人抱着毛一条腿痛哭流涕，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一大片。【4】

毛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假如这次在林和林裹挟下的力量压力下退让，林得寸进尺，下一步就会搞到江青头上，自己将如何应对？听之任之，岂不又成了刘少奇第二，亲信被逐一“歼灭”？直到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不就又成了类似文革之前被刘少奇们供奉起来的“牌位”？

毛决不会允许整刘少奇时的“剥笋”战术反过来用到了自己身上。何况，此一时、彼一时，毛当初在罗、贺等人问题上的迁就，是因为毛的主要对手和文革目标刘少奇尚未整倒，林的支持必不可少。如今，毛的目的早已达到，为什么还要受林彪要挟？

毛立即做出反应：停止讨论林彪讲话。一边休会几天，一边紧锣密鼓，责令陈伯达等人“检讨”——避实（林）就虚（陈），原本就是“伟大领袖”的拿手好戏。很快，毛的《我的一点意见》出笼，陈伯达立陷四面楚歌之中。

毛再次利用林彪营造出来的“个人迷信”来打击林彪的力量！这真是一出好戏：林利用毛打毛，毛也在利用林来打林。阴谋家碰上了阴谋家，正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形容的：纳粹独裁者遇上了苏维埃暴君，真可谓棋逢对手了！

庐山会议，毛泽东棋高一着，或言“官大一级”，扭转了局势，压制了林彪派系的气焰。然毛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非但没有化解，反而变得不可调和。毛林均是那种不善妥协、一旦冲突就会死硬到底的性格。庐山分道扬镳，就只有一条道儿走到黑了！

会后，毛在全国开展“批修（陈）整风”，军队要“反骄破满”，将陈伯达谓之“刘少奇一类骗子”。“内部”却对林彪派系不断施压，责令其嫡系亲信“四大金刚”包括叶群“检讨”。毛一改文革初期对叶群的“亲切”，在叶的“检讨”上作批示，恶语连连，一点也不给林彪面子。林则循“文的不行，武的行”，加紧策划包括使用武力的应对措施，一场恶斗势在难免。

从这次庐山会议起，毛恐怕已下了与林破裂的决心，也让林彪再次尝到“狡兔尽、走狗烹”，被毛过河拆桥的滋味——这是不久前，被林参与整垮的刘邓诸人也刚刚尝过的。林对毛的怨恨日渐增长。但总的来说，林有犹豫，有纠结，不像毛那样决绝。

林尽管拒绝按毛的安排去会见“老朋友”斯诺，在会见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和1971年“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时给毛甩过脸子… …但也对毛有所幻想，曾多次要求与毛见面一谈，甚至给毛写信，（实质上是）以保文革成果20年为条件,换取毛停止整肃他手下“四大金刚”和自己一家。只不过由于叶群坚决反对，此信没有送毛，“913事件”之后才从毛家湾抄出。

这封信反映出了林彪的真实思想，其中不乏比毛清醒得多的见地：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军事政变，绝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没有林系军人集团的强力支撑，其“成果”很快就会“付之东流”。这一点，林看到了；而自以为自己神力无边、无所不能的毛却恰恰没有看到，或者是即使看到、也要权力任性，不顾一切斗下去。

毛正像他自己后来一再宣称的，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召开“华北会议”批陈及“四大金刚”；背后下手，通过“南巡”向地方大员“吹风”，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交底”和“统一意见”。林则暗中支持和默许其子林立果组织力量，制定“上、中、下三策”，紧锣密鼓实施刺杀毛的计划。

毛毕竟是老奸巨猾。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故布疑阵，出人意料销解了林立果的谋杀计划。当然，也有人怀疑毛在林家布有“眼线”，令其一举一动尽在毛的掌控之中。只不过目前尚未有确切证据，纯属猜测。毛林恶斗这出戏的高潮是毛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叶群怀疑谋杀阴谋败露，说服林彪仓皇出逃，最终命丧荒漠戛然而止。

（六）

在毛林反目成仇、你死我活的恶斗中，周恩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913”之后，周的获益最大。按照犯罪学的原理，获益最大者往往就是罪犯——难道是周暗中挑动了毛林内讧？但直到如今也没有任何证据；相反，证明他竭力缓和毛林纷争的例子倒很多。“欲擒故纵”？还是高手的“无影脚”？至少目前还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在毛刘、毛林、毛邓和毛周关系中，以毛周关系最为疏远。可为何刘、林、邓全被毛亲手打倒，周却能数十年屹立不倒？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在毛林之争中，周恩来同样有一个“选边站”的难题。站在林一边，无疑并不符合周的利益：且不说胜算较小，即使侥幸取胜，周也只能是干活拉套的命。林不仅有自己的班底，更有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做”接班人“，哪还能容周恩来染指？林及其死党可能会对周很尊重，比在毛手下宽松得多，但，周绝难施展抱负。

站毛一边就不同了：助毛灭林，在周看来其实就是助毛自残。让毛与其在军中的嫡系亲信之间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权斗，不仅败者全军覆没；胜者也“歼敌一千，自伤八百”，实力骤减。再加上毛并无子嗣“接班”，一旦毛死，剩下的除了老婆就是“秀才”，岂是周的对手？

周在党内军内树大根深，十大元帅，竟有八个曾是他的学生或部属。毛活着，周顾忌毛的猜疑，不敢与这些人过多来往。一旦毛死，谁敢说周不会一改在毛手下“小媳妇”的角色，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

当然，毛也绝不会看不到这点，他也决不允许周如愿以偿。“913”之后，周主持工作，大批林彪的极“左”。名为批林，实批文革。很快就受到了文革派大将张春桥的挑战。毛再次支持张，周不得不知难而退，转批林彪“极右”。但据周的秘书透露：周曾在私下里大骂：明明是“极左”嘛，怎么会是“极右”？

（七）

“913”之后，毛的思路其实也很简单——尽快募色和安排一个信得过的新“接班人”，以保他百年之后文革成果能够得以保全。毛不相信周会真心诚意拥护文革，若从文革理念与共同利害出发，江青无疑最为理想。但江青“成也身份、败也身份”，江青固然可以利用她的特殊身份撒泼、耍赖，令别人奈何不得；但也让毛无法张口指定为“接班人”。最理想的，莫过于让周恩来出面举荐——像他当年看出毛的心意，主动推荐林彪那样——而毛则半推半就“被迫接受”。

资料显示，1972年2月12日，毛泽东休克苏醒后，演出了一场病中交权的把戏。身在现场的李医生描绘当时的场景：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我建议在毛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能这么说，就是满分的答卷。毛恐怕还得再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同志当个副主席，或者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要搞家天下。而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5】。

应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高明的计划：一则可以让毛避嫌“私相授受”；二则利用周在党内军内的巨大影响，抑制反对派的呼声；三则把周拉下水，替毛承担恶名；一旦毛离世，周掌权，他也不便“出尔反尔”，对江青下手。

然而，这一次毛却打错了算盘。周虽然在文革中甘做毛的奴仆，替毛顶下各种恶名；但这次却守住了他的底线——不能让毛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

周心里明白：当时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有可能被以“篡权”为由打倒。以他的精明，岂能跳这个陷阱？于是选择了第三个方案：拖。一直拖到毛恢复了健康，周拜见毛：“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把球又打了回去。

这次考验，周得分50，不及格。日后绵绵不断针对他的措施和运动，均由此而生：发现周患癌症后“保密”一年零八个月，不允许做任何治疗。生生把周拖到癌症全面扩散、无异于判了“死缓”，才假惺惺允许周住院治疗。毛的歹毒创造了世界纪录：即使是恶魔希特勒，也绝不会对手下——况且还是为他出了如此大力的手下——如此绝情。

（未完待续）

（一）

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一段历史像中国的文革那样，在本国民众中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岂止是看法相左，简直连史实本身都说法迥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文革整体逻辑框架的分歧，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比如，毛发动文革，究竟是为着“理想主义”，“反修防修”，还是一场权力斗争？是反对官僚集团还是为了“家天下”？其目的是为了普通百姓的福祉还是为个人私利？整个文革运动能否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文革”？或者说，有没有所谓的“人民文革”？整体错则满盘皆错，细节把握得再真实，也避免不了得出错误的结论。

强调“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当然不错，但唯证据论也未必能够得到真相。文革本身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大阴谋，其发动者从策划之初就设计好了，把这场会给中国人们带来浩劫的灾难描绘成一场公平正义的“斗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地认识，就会被发动者所制造的语境牵着鼻子走，被他们有意抛出假证据、伪证据所迷惑，得出的结论极可能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发动者为了逃避历史的谴责，还要千方百计地毁灭对其不利的证据。大凡见不得人的勾当，密谋时尽可能缩小范围——能两个人的密谋，绝不会让第三个人参加。所有的文件、讲话也尽可能不露马脚，让下面的人去猜测、领会。这样，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恰恰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证据留下来。如此一来，文革的这段叙事就可能会出现空白，文革整个的逻辑链条就会出现断裂和缺失。如此以来，又怎么能准确地反映出历史的真相？

记得刘仲敬说过一句话：“框架高于史料”。框架自然也是由史料构建的，只不过这些史料比那单一史料——尤其是与框架相悖的单一史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多的旁证，更符合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逻辑上也更能够自洽。在“框架”和某个具体史料产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就要好好检视这则史料的可信性：它的来源？有无旁证？与爆料人有无利益关系？或者——是否出于某种明确目的，有意放出的伪证？

具体说到文革，也只有在一个相对宏观的历史高度上，把握文革整体的逻辑框架，借鉴“经济人”理论——人总是千方百计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检验历史人物的动机，剔除其完全不合理的“证据”，找出事件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此填补某些证据缺失的环节，从而凸显出文革的整体轮廓亦即整体的逻辑框架。

笔者在研究文革史之初，就首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大量史料，搭建出了一个粗糙的文革整体框架，作为检视各种文革叙事的依据。今天，冒昧地抛出来，目的在于听取各位文革研究者的意见和看法，力争将其更为完善，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权作抛砖引玉之举吧！

（二）

尽管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1959年更是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将国家主席职务交给刘少奇，但实际上却并未放弃权力，一直在一线直接指挥——尤其是他发动的“大跃进”。只是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才把权力交给刘少奇及“一线”。

“退居二线”不久，毛即生悔意。到了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退出了经济战线——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毛在经济上已无法立足——另辟蹊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此执掌新战线的理论制高点。

此时中共的权力格局颇有些尴尬：刘主持政治局，掌握决策；邓小平主持书记处，负责具体操作；周主持国务院，主管国民经济。决策与执行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毛死死抓住林彪主管的军队和康生执掌的秘密警察系统不放，以及用“阶级斗争”和“反修”形成的理论话语权，对中央一线保持着潜在的威慑。

由于大跃进、反右倾和大饥荒造成的恶果太过严重，中共高层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出现重大分歧。刘、邓虽都是毛的亲信，认识上却与毛渐行渐远。一直被毛视为威胁和对手的周恩来则小心翼翼，尽量保持着对毛的尊重，在毛能容忍的框架内纠正失误。唯一另类的是，林彪无视毛给国家、民族乃至中共造成的巨大损害，利用普通百姓对中央决策暗箱操作的无知，昧着良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大力鼓吹对毛的个人迷信。饿死了三、四千万人，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不仅没有错（准确说是罪），好像反而更英明了！

林彪的做法真是让“一线”左右为难——正是需要大力纠正毛的失误之时，怎么反而唱起了赞歌？但，他们又能说什么？他们原本也是毛一手提拔的亲信。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1961年在天津的一次会议上，曾向毛提出过反对林彪搞得那一套，毛虽口头上同意邓的意见，但实际上仍然纵容林的做法。在林彪的裹胁之下，“一线”也只能表面上供奉毛（毛曾气愤地说过把他当成了牌位），实际工作中悄悄地纠正毛。纠正也许并非自觉，实乃挽救经济，避免崩溃所不得不为。于是乎，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奇异局面：

毛犯了大错（对党）或曰大罪（对百姓），却依然高高在上，更加神圣；林指鹿为马，做着毛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深得毛的欢心；刘、邓、周、陈默默“拉套”，尽量避免触动毛的“红线”；周恩来倒是舒了一口气，他发现毛之前对自己的怨气，已经转移到了刘、邓身上… …

这是一个并不稳定的格局。“一线”越来越不能忍受毛在具体工作中的横加干涉——一会儿说文艺界是“裴多菲俱乐部”，一会儿骂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不在其位、不担责任，却一直在后面指手划脚。而毛也有日益迫近危机——“九大”还要拖到何时？按照党章，早在1961年就应该召开“九大”；党章规定一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算，已经数年没有开过了。

网传《林彪日记》披露：

“… …刘邓提议，61年8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64年5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 …”

毛当年为什么如此害怕按时召开“九大”呢？文革中康生曾吐露了实情：“如果按时召开‘九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些王八蛋就会选入中央……”

林彪在著名的“518讲话”中更是剑有所指：“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这个“人家”是谁？当然不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恰恰是当时在座或不在座的中共大员。

如若文革前召开“九大”，十有八九毛将丧失“主席”头衔，就任“名誉主席”。这样，“退居二线”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固化，他也将彻底失去对中共的控制。刘少奇就任主席后，会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做“秘密报告”？在毛泽东的眼里，刘的忠诚已殊为可疑。

就在刘、邓为毛的问题困扰——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之际，毛则在顺从党的安排和拼死一搏之间挣扎。毛不是没有考虑风险，包括失败的风险；不是没有考虑他这一搏，会给国家、人民包括中共带来何等严重的灾难；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大跃进、大饥荒的罪行太大了，超过了古今中外所有的皇帝、国王、总统或是主席。他不能、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

（三）

明了和理解了毛在文革前的处境、他面临的选择之后，对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了重返权力中心，他在无法通过党代会等正常程序的情况下，采用了非法手段——依靠林彪及军队发动隐形政变，造成顺者昌、逆者亡的政治大环境；依靠江青和“中央文革”名为“发动群众”，实则运动群众；以打倒党中央，重塑新中央为目的，发动了这场旷时日久的“文化大革命”。

有些国外的研究者不解：毛为什么会用文革粉碎自己担任主席的党？这不正说明了毛的伟大？至少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主义，不能容许革命队伍中不够“纯洁”的现象。他们完全被假象所迷惑。其实，毛的行为可用鲁迅的一句话解释：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爱惜过。文革中毛承认自己此前已经“大权旁落”。换言之，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控制这个党，这个党已经“不是自己的东西”了。既然已经不属于自己，粉碎它又有何惜？粉碎后重建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奴才党，岂不更好？文革的整个进程也雄辩地诠释了这个逻辑。

为个人权力，毛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轻率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默许、怂恿了人们的私欲大膨胀。各色魔鬼一经放出，立刻肆虐大地，再收回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夺权”助长了人们的政治野心，谋求在“新政权”中的权力和地位，又引发了旷时日久的纷争，以致不惜诉诸武力。一时间，华夏大地战火纷飞，枪炮轰鸣。国民经济、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等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都成立了“红色新政权”（政权都换了，不是政变又是什么）之后，用“抓516”的方式，镇压对新政权造成威胁的“造反派”；用“上山下乡”将动乱隐患——数百万学生统统赶到农村或部队农场去“战天斗地”。以筋疲力竭的体力劳动消耗这些曾经的“革命小将”过剩的精力。

然而，文革新贵们屁股下的“交椅”还没有暖热，一轮新的权力之争又悄然而至。

（四）

毛、林名为“革命”实为“窃国”成功之后，如何重新分配刘邓等一大批下台干部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又成为新的斗争焦点。文革本是毛林合作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毛可以不靠江青，不靠周恩来（周甚至是原定目标之一），但唯独不能不靠的就是林彪。没有林彪和军队的威慑，毛怎么可能轻易地否决中央常委的多数意见？在林彪明确介入之前，他甚至不敢直言否决彭真的《二月提纲》。然而，打倒刘少奇、重返权力中心的毛，此时却不愿意论功行赏，把胜利的“蛋糕”分给林彪；或者说他认为林彪实际分得的“蛋糕”已经太大，对自己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原来，在毛和中央文革大力清洗刘、邓包括周的旧部之时，林彪却不动声色在军内排斥异己。到了“九大”前后，不仅军委办事组几成清一色的“林家军”，而且各省、各部委的“大员”也多是军队干部，俨然已成可以左右政局的强大力量。“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令毛老愁乍消、又添新愁。

尤其让毛作难的是，林是靠吹捧毛蹿红的，要削弱林则只能从降温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入手。毛曾在“九大”文件上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一般人都认为是毛的“谦虚”，不大在意。从后来的发展看，实乃毛削弱林的提前布局。

毛刘相争渐渐演化为毛林暗斗，你一拳，我一脚，风波迭起。

首先，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长之后，向毛打报告，请示部队调动不再经由中央文革。江青获悉后大怒，停了黄永胜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资格，还不准他计划好的出国访问。尽管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双方得以和解。但嫌隙既生，就难以消除。

随后，林彪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把毛发动的文革比肩意大利文艺复兴。原本是为了拍毛的马屁，岂料被江青揪住不放，声言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怎能和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革相比？林的讲话应该批判。此事颇为诡异——难道他们不是都多次声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吗？江为何会如此“不顾大局”？

“九大”报告，毛否定了陈伯达按照林彪思路撰写的讲稿，自然也会引起林彪不满。有人美化林彪，将此说成是林要发展生产和毛要“继续革命”的路线之争。笔者则认为，这不过是林彪和陈伯达为了巩固自己在文革中所获取的成果而已。深知文革内情的林、陈太明白了，打着漂亮旗号的文革，决无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因此希望能以发展生产力来掩盖其非正义性。如果林彪真的关心发展生产，就不会有在“七千人大会”上独树一帜的讲话，不会有1966年11月份对“工交座谈会”各与会者的严厉批判，甚至也可以说，决不会帮助毛来发动这场祸国殃民的文革。

“九大”选举，林彪及手下大将不投江青的票——2000多大会代表选中央委员，江青少了6票；200多中委选政治局委员，江青还是少了6票。江青、康生一再要“追查”，被毛、周压下。也有说法是毛虽口头上反对，最终还是默许了江、康去暗中进行了调查。这件事也彰显了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的行为，均如此之下作。境界和格局如此之低，焉能有治国安邦之大胸怀？

紧接着就发生了李必达事件。李是黄永胜的秘书，因受了黄夫人、同时也是“黄办”主任项辉芳的批评，自认为没有了前途，遂将黄与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私下里议论和批评江青的话，秘密写信向江青告密。江将李的信转送毛。最初，叶群、黄永胜十分紧张。后看毛没有责怪，也没影响他们升迁政治局委员，随后就秘密抓捕了李必达，用专机送黄的广州“根据地”关押。

林系几员大将的所作所为，毛是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虽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一定十分恼怒——“九大”刚刚“胜利”，你们就不顾大局，挑动纷争。而且是鬼鬼祟祟，苟且猥琐，没有敢于担当的磊落。

恼怒之余，毛也一报还一报。当着林彪的面，亲自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这些王八蛋的东西”统统摘下来！在场的林彪会有何种感受？

“九大”后，江青“召见”军队新晋升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的几员大将，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训话。黄、吴、李、邱在林彪暗示下，集体去毛处告状… …

1970年政治局讨论“八一社论”，张春桥一改传统提法：解放军是毛“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后，加上“毛主席和”四个字。这样，传统提法中的解放军是由毛“缔造和领导”、“林直接指挥”，变成了毛不仅要“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外，还要和林一起去“直接指挥”… …遭到陈伯达反对，引起一阵风波。毛虽然表面大度，称可以改回传统提法，却始终不肯亲手将“毛主席和”四个字删去，最后还得由汪东兴代笔。

除上述暗地里的勾心斗角之外，还有几件明面上的事情：

1.“林副主席一号命令”

为开好“九大”、凝聚人心，中共领导层有意制造了中苏边界“珍宝岛”之战。但，到了1969年秋天，就深感苏联的威胁——苏军坦克若从中蒙边界出击，一昼夜即可抵达北京。毛不得不号召“备战”，并早早躲到了武汉；林彪职责所在，视察了“三北”防线后，也躲到了苏州。为防止苏联借“和谈”用兵，林下达了全军进入紧急状态的命令（即“紧急指示”）——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林并没有事先请示毛并得毛批准。而此前，每每调动一个排、一个连，林都要请示毛。

副总长阎仲川将林的“紧急指示”，自作主张改为“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无意中大大刺激了毛那根敏感的神经——未经批准，林就擅自命令全军“大动干戈”，将毛军委主席的权威置于何地？假如有一天毛林失和，林岂不是可以凭此轻而易举地剥夺毛的权力？尽管林彪在事后紧急向毛请示，做了补救，但疑心重重的毛岂能轻易化解？

2. 毛试图隔代指定“接班人”

1970年4月，毛携张春桥到苏州看望林彪，向林彪推荐“小张”，有隔代指定“接班人”之意。毛的突然袭击，让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还是借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话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

应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试探：毛从中看到林并不总是像他口称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也看到了毛已对其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在毛林之争中，有些人对此做了误读：认为林彪从中看到了毛要“以张代林”。事实上，此时的毛即使为了维护“文革成果”，也不可能用一个既无资历又无实力的“小记者”取代强有力的军人。更大的可能倒是为林“隔代指定接班人”，以保证在林之后的政权仍然掌握在毛派手里。

笔者一向认为，与林闹翻，是毛在战略上的最大失误，是毛作为权术大师最大的败笔。或许是拿掉刘少奇的过程太过容易，让他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威望”和实力，也低估了林彪在震慑和压制“走资派”，维护文革成果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913”后，大批的“走资派”——文革的受害者、反对者——经周恩来不动声色地运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让毛及文革派十分头痛。不得不一次次发动“反复辟”的运动。但因缺少了林彪集团强有力的支持，或虎头蛇尾，如“批林批孔”；或中途夭折，如“评水浒”。

总之，毛、林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讧，大大削弱了极左派的力量，戳穿了为文革编造的各种神话，致使文革理论的破产，也最终导致了对文革的彻底颠覆。

（未完待续）

与其他元帅相比，林彪没有彭德怀的坦诚和正义；没有贺龙的豪爽；没有陈毅的大气与机智、幽默；没有聂荣臻的厚道；没有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那么淡漠名利，耐得住寂寞… …林彪的一个特点就是“阴”，始终封闭着内心世界，没有可以过心的朋友。他红军时期的老搭档聂荣臻与他的私人关系相当冷淡，四野时的搭档罗荣桓更是和林彪“进城后十年不说一句话”【24】

中共建政后，对林的第一个考验就是挂帅出征朝鲜，他以有病为由坚辞不受。一方面有他对中美经济、军事实力巨大差距的现实判断；另一方面也有其不能与外人言说的内心盘算——这是一场胜败都不会有好结果战争：胜，功高震主；败，历史罪人。只有像彭德怀那样的“二杆子”才会傻傻乎乎地去“为主分忧”，结果力也出了，罪也受了，到头来还里外不是人。

还应该说，林彪是元帅中最早把毛泽东帝王心态看透的人。他深谙“飞鸟尽、良弓藏”，建政之初就学范蠡和张良，以“养病”为名交出百万大军的指挥权。但，毕竟他是元帅中年纪最轻的，门庭冷落的日子并不好受；再加上叶群这样好出风头、不甘寂寞的女人的枕头风；在中国官本位的大环境下，有职无权的林彪甚至还被秘书羞辱过【25】… …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丧失了一切，这句后来林彪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在中共建政之初的切身体会。

所以，当高岗搞地下活动串联到林彪时，林彪马上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只不过由于高岗的活动在党内高层惹了众怒，原本应为其圆场的毛泽东却避而不见，高岗失望之余自杀，林彪不得不再次退回自己的小天地“养病”。当“庐山会议”毛泽东要打击彭德怀，急需“援兵”之际，林彪应邀上山救驾，一出手便不同凡响：把彭德怀深得人心的正直、朴素诬为“冯玉祥式的伪君子”，让你百口难辨。以污名化搞臭一个人，林彪在中共党内可以说是首创。且不说还是一个完全颠倒黑白的指证。

护主有功，林彪借此再回权力官场，足见他并非真能清心寡欲，耐住寂寞。但林彪有一个特点，显然是与其军事生涯有关，那就是特别善于伪装——打仗就要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对手搞不清你的真实意图。而林彪完全把这一套运用到政治领域，运用到官场。表面上似乎对权力不感兴趣，但即使病得不能正常上班，也从不肯提出辞职。相反，还把批评他“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罗瑞卿打成坏人，欲置之死地。“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决定以林代刘，树为新的接班人，他表面上一再推辞，其实也都是做做样子。

既然说林彪善于伪装，那么，他的真实内心——那些埋藏在内心深处，不肯示人的东西——又是什么呢？从叶群所记录的林彪谈话中的一段最能说明问题，他说：“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26】

我们知道，恩格斯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和支持者、资助者，也是马克思的精神继承者。在马氏死后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与马克思同为第一国际的创始人，在随后上百年的国际工人运动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其一旦被列宁“发展”，就被曲解得不成样子了。

虽然列宁死前对斯大林已经非常不满，担心他滥用权力而在遗嘱中建议将其调职；但在中共和苏联的早年叙事中，他们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战友，斯也是列最好的学生和接班人。

蒋介石之于孙中山呢？当然也是最强有力的助手和支持者。孙氏多年的夙愿还是蒋通过北伐实现的，蒋最终也成为了孙的接班者。

林彪要“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来对待毛泽东，“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最终达到“得一人而得天下”的目标。这才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他不仅是这么私下向叶群透露的，现实中也是这样做的。最为突出的就是他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及鼎力相助毛发动文革，打垮刘少奇和中央一线（实际就是党中央）。

林彪的这个心思，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会议之初，毛曾要求每个副主席都要讲话，林彪也由军委办公厅的秀才们为其起草了讲话稿。然而，当他发现刘少奇做“口头报告”时，同时也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面露不快之际，心里立马有了主意——他知道应该怎么讲了！

林彪深知，大跃进是毛亲自发动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没想搞到最后，“大跃进”成了“大跃退”，还付出了饿死数千万百姓的代价。以毛的性格，即使是非曲直明确无误，大家都心里有数时，也会坚决“顶住”，决不认错。看到会议从上到下对“大跃进”一片批评之声，尽管没有点名，毛的心里也肯定不大好受。此时，深感孤立的毛一定非常需要有人支持，替他说话。天赐良机，岂能放过？林彪立即把军委办公厅为其起草的讲话稿抛到一边，自己亲手“拉条子”（讲话提纲）。张素华评论：“林彪要讲的话，确实是无人能够事先为他起草的，因为那完全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讲话。”【27】

于是，就在毛最感孤立无援之际，林彪果断出手了！而且一出手便不同凡响。

首先，针对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不坚决，没有底气，林彪反其道而行之：“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林在这里有意回避了是毛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 …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 …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一个分工管军队的、过去几年从未过问经济的副主席，虽然参了大会的
“21起草小组”却未见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提过任何批评和建议的林彪，突然谈论起经济工作来了。而且，避而不讲依据和理由，直接下了与刘少奇的报告非常不同的结论：“三面红旗”“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大跃进是正确的”，“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而且，“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林彪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完全无视正是“三面红旗”导致了国民经济遭受的重创，完全无视“大跃进”造成的浮夸盛行，最终导致经济崩盘，数千万百姓饿死。就连毛泽东本人，在如此严峻的情势面前，都没有敢理直气壮地对“三面红旗”给予充分的肯定，尽管他一直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这样的话从别人而不是自己的嘴里说出来，那是毛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呀！患难之中见真情，对林彪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关键时刻还是林彪靠得住。

与刘少奇“口头报告”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立，林彪首先祭出了“自然灾害”论：“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有气象部门的具体数据吗？“特大的”、“连续的”、“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依据何在？

紧接着，林彪又创新了“学费论”。他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好一个“学费”论！如果经济崩溃，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都只算是交了“学费”，哪还有什么失误和罪行不能用“交学费”来辩解呢？林彪此论的实质，就是要堵上人们的嘴。

林彪的语言确实都是很厉害的——不显山不露水，却字字句句在为毛泽东“护驾”、“救驾”。比如他接下来讲的“加强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 …”有毛病吗？没有！全是正面阐述。

但是，此时有人破坏党的团结吗？而且还成了“最大的、首要的”？在庐山批判彭德怀时，为什么不讲党的团结是“最大”和“首要”的？他的潜台词就是——谁怀疑“三面红旗”，谁敢质疑毛泽东的责任，谁就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几句话，就堵住了全党的嘴！除此之外，张素华认为：他还“影射攻击了认为毛泽东也有责任的人，攻击了那些没有为毛泽东积极辩护的人”。一石三鸟，何其厉害！

在做了所有这些铺垫——肯定“三面红旗”、失误是“交学费”以及首要是党的团结——之后，林彪语惊四座：“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28】

可以想象，中共高层及所有熟悉“大跃进”发动进程的与会代表，无不惊愕万分。谁不知道“大跃进”是毛一再批评“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稍微犹豫或跟得慢，都会被“插白旗”，批评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谁不知道“大炼钢铁”是毛亲自鼓动的，并自封为“主帅”？谁不知道正是因为毛的一句“人民公社好”，导致在很短时间内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谁不知道“擅自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被毛亲笔批示，称其为“混进共产党内的国民党”？谁不知道正是毛泽东在拼命维护公共食堂，致使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饿死人现象一直得不到改观？让林彪一讲，所有这些毛没有一点责任，责任都是别人在执行过程中，偏离了毛思想的结果！

林彪早已蜕变为一个工于心计、毫无原则和正义是非的政客。他才不关心怎样使国民经济尽快走出困境，不关心上亿人还在饿着肚子。至于数以千万计的饿殍，就更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了。

对毛泽东而言，林彪的讲话真可以说得上是雪中送炭。林的话刚完，毛就迫不及待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须知，这是毛在这次会议上唯一称赞的，其他人说什么毛都没有任何评论。

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看了林彪的讲话稿之后，批示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29】当有意见认为林的讲话内容涉及不少军事机密，不宜下发时，毛亲自干预：“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下发。”【30】希望林的讲话在党内扩散之情溢于言表。毛还曾亲口询问罗瑞卿：这样的讲话，你能不能讲的出来？罗老老实实回答：讲不出来。

直到三年多后的1965年11月，已被阴谋算计、即将垮台却不自知的罗瑞卿要去苏州看望林彪，临行前毛泽东还让他给林捎话：把身体养好，再做一次像七千人大会那样的报告。可见毛对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评价之高，念念不忘。林的确不负圣命，半年之后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发了著名的“5.18讲话”，震慑了全党，此为后话。

林彪的付出很快就得到了回报。他和叶群谈话里的那个“像恩之对于马… …”的目标已经在路上，不久即可实现了。（全文完）

注释：

【1】《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年10月 版 p.455-456
【2】《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3】 张戎：《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事》（84）
https://www.epochtimes.com/gb/8/8/7/n2219722.htm 最后访问：2022.4.18
【4】 毛泽东给王稼祥的信 1959年8月1日
【5】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 P.101
【6】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 P.253
【7】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 P.254
【8】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 P.128
【9】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 P.122
【10】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香港开放出版社 2015年版 P.148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p.330-331、328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p.736
【13】《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p.549
【14】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版，p.4-5
【15】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273
【16】《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p.552-553
【17】《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p.446
【18】《毛泽东传(1949—1976)》(下) P.1230
【19】王凡：《聆听历史细节》 转引自 凤凰网

https://news.ifeng.com/a/20141206/42658043_1.shtml

（最后访问：2022.4.19）
【20】【21】【22】《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河南人民出版社，
转引自《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456547447
（最后访问：2022.4.19 ）
【23】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版，p.377-378
【24】罗宇：《告别总参谋部》香港开放出版社 2015年版 p.300
【25】《南方周末》2012年2月16日第23版，作者：迟泽厚
【26】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 P.129 ）
【27】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 p.130）
【28】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 p.134——135
【29】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 p.135
【30】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 p.135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接大跃进、大饥荒，下联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关节点。大跃进的教训在此争论和总结，而文革爆发的原因也由此产生。所以，怎么给予重视都不过分。但是，在看重七千人大会的同时，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另外一次也相当重要的“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的争论和总结，重点是在思想、认识方面，并没有真正拿出解决经济危机的具体办法；而“西楼会议”则恰恰及时的弥补了这一不足。仅就在经济领域的影响，“西楼会议”一点也不亚于七千人大会。

1962年2月21-23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仅两周——刘少奇即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毛泽东、林彪缺席外，中央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

会议由讨论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相关报告破题。讨论中发现：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很大的赤字，经核实为50亿元。

而报告中提到的1958—1961四年中国家财政39亿元的结余，更是由于明显的国家库存减少、物价上涨等因素，根本不可能有。经检查，发现几年来财政收入都是建立在普遍的“虚报实支”基础之上，实际亏空高达200亿元以上，真实的财政赤字被虚假账面上的盈余掩盖。【11】

行文至此，忍不住插几句嘴：数字造假是中共数十年的传统，只不过不同时期的程度不同。每逢最高领导人好大喜功、作风浮夸，下面造假就会愈演愈烈。以今日中国现状度之，当年国家计委领导人一定也有难言之隐。刘少奇严厉地批评了报告，并要求重写——“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12】

“西楼会议”最为难的得是，破除了一直以来的禁锢，能够直面现实。

比如，现有的基建规模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之上，是根据钢产量达到五、六千万吨的主观设想来布置的，在经历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大倒退，怎么还可能继续下去？

只有实事求是地把财政赤字摆出来，按照实际情况压缩生产指标和基建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恢复正常经济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鉴于此，刘少奇认为，实际的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估计的严重，“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的判断明显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对全面调整的艰巨性认识不够。他鼓励大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和解决新暴露的严重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13】

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几次谢绝了毛泽东要求，婉拒发言。这次在刘少奇邀请和鼓励下，终于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阐述了重要的意见：

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主要表现在：农业连续几年很大的减产；正在实施的基建规模超出了国家的财力物力，也同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吃、穿、用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陈云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措施，细密、周全，再次表现了洞悉经济全局，抓住要害的特点。

西楼会议正视和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价高涨和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的问题讲透，使得多数领导同志的头脑清醒过来，不再怀疑和观望，以极大的决心进行调整，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这就比“七千人大会”向前推进了一步。刘并未到此为止，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14】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陈云再次做同一主题报告。相比“西楼会议”，陈云增加、丰富了更多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报告赢得国务院各部委领导成员长时间热烈掌声。很多与会者说，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实事求是的报告了。由于情况讲得透，各部委的领导和财经部门的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对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15】

今天的人们可能很奇怪，为什么刘少奇、陈云一再强调“调整”呢？调整真的那么难？其原因就在于中共的官方史刻意隐瞒了毛泽东的历史责任。“庐山会议”后，毛为了证明彭德怀错误而自己“英明”，又发动了“继续跃进”，把他本人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纠正的极左政策又恢复了起来。违背了客观规律就必然会遭受惩罚，毛的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了饿死4500万百姓的人间惨剧。在如此明确的失误和罪行面前，毛死不认错，也不允许从根本上反思，只能在很浅的层次上小修小补。试想，经济已经溃败到如此地步，还要坚持“超英赶美”的“十年规划”，岂不可笑？

不敢面对现实，只能造成问题长期拖延，得不到解决。但这些对毛本人都无关紧要：全国人民饿肚子，毛山珍海味依然如故；经济恢复缓慢不要紧，自己不承担责任、不下台才最为重要。君不见十多年后的1976年，经济再次濒临崩溃的边缘，毛的对策却是，“不要着急，慢慢来”，思想真是一脉相承。无形的“紧箍咒”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不能正视问题，只能造成拖延，得不到解决。“七千人大会”尤其是“西楼会以”之前，经济恢复缓慢，饿死人一直持续，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在这样的现状面前，刘少奇和陈云所做的努力就显得非常可贵了。

一定是在湖南搞调查的那些日日夜夜始终萦绕在刘的脑际，与毛的禁忌相比，刘更看重调整政策，纠偏纠错，使经济和民生尽快得以恢复和发展。为此，他打出了一整套“组合拳”：

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提议并说服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并使该小组从之前的咨询机构改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

3月21日，刘少奇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讲话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4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讨论调整1962年计划的会议上强调指出：“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现在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的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 …【16】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再次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大区中央局书记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他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形势仍然十分困难，“如果今年再不采取措施，到明年形势就更坏。目前这个趋势不扭转，发展下去，我看是一个很坏的趋势，国民经济要崩溃。”【17】

为了纠偏纠错，刘少奇真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了。也正是由于刘、陈等务实派的努力，才使陈云西楼会议的讲话及其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成为随后中央出台大幅度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础。国民经济的调整不再是修修补补，而是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着眼于全局、着眼于综合平衡，大刀阔斧理顺了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各种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1962年底，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拐点。到了1965年，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一派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景象。如果不是后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济将更为可观。

4. 泳池对

古有“隆中对”，今有“泳池对”。只不过为了毛的“光辉形象”，中共官方史学有意将其淡化，也使得诸多历史学者忽视了它的意义。

在“七千人大会”相对民主气氛下，在“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出台的具体举措后，全国经济这才开始“伤筋动骨”地大调整。受此鼓舞，多次被毛批评为“小脚女人”的中共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再次提出“包产到户”等灵活的农村政策，受到陈云包括毛的秘书田家英党内一干人的支持。

刚刚接手全面工作的刘少奇急电在南方巡游的毛回京商议。毛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磨磨蹭蹭，还在回京的路上接见了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询问农业具体情况。杨得志作为军人，对农村情况究竟能了解多少？还不是遵循旧例多报喜、少报忧？河南情况的确大有改观，不过是因为刘建勋采取了比“包产到户”更“右”的政策——直接把地“借”给了农民所致。但他并没有将原因如实地向毛汇报，只说表面上的“大好形势”。毛以此做为经济已经好转、根本不需要调整政策、“包产到户”的依据。

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受到了毛的赞扬，再加上在“西楼会议”上的报告大受欢迎，得到高度评价，陈云难得敞开心扉，向刚刚回京的毛陈述己见，勾画出一整套挽救经济败局的举措。陈慷慨其词，毛却一言不发。【18】陈讨得无趣，只得扫兴离去。但此行摸到了毛的真实态度，陈云自此开始“养病”，不再掺和高层政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则不得不改由周恩来领衔。

田家英也建议毛接受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灵活政策。毛沉下脸来，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怕影响了两个主席的团结，宁愿自己担责。遂说是自己的个人意见。“洞察一切”的毛很自然地认定田没有对他说实话。【19】这也是后来田被毛抛弃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少奇是兴冲冲地去见毛的。在他看来，经济虽然困难，饿死人尚未完全杜绝，但，挽救经济的办法已经有了——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包产到户等等——而且已见成效。何况高层意见已渐趋一致，只要毛点点头，首肯一下，再大的困难也不难克服。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却遭到了毛劈头盖脸的一顿斥骂：你慌什么？为什么不顶住？田也分了,我死后，看你怎么办？【20】当头一棒！犹如兜头一盆冷水浇灭了刘原有的兴奋和期待。

在刘看来，国家都到了这种地步，饿死了数千万百姓——这是古今中外、亘古未有的灾难——还不直面现实，还要坚持那些早已被证明失败的僵化政策，还要“顶住”，这可是要负历史责任的啊！情急之下，刘少奇脱口而出：“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历史会写上你我的！”【21】

写什么？自然是要写上他们当主席期间，中国发生了饿死数千万百姓的惨剧。这历史责任跑得掉吗？如果到了如此地步，还坚持“顶住”，岂不是错上加错？罪加一等？以往之错不可追，但当下果断扭转，仍不失为正确的一步。

毛当然不会像刘那么想。他是“始作俑者”，是罪魁祸首，怎么可能能够像刘那样轻易脱责？此时扭转政策，岂不正好说明了彭德怀正确？“庐山会议”他力排众议，将彭定罪“反党集团”；彭虽下去了，阴影却久久不散。他毛泽东任何时候都不能采用彭德怀赞成和支持的政策，不管这些政策是多么符合实际，多么受人欢迎！多年后说到林彪，“犯路线错误，为首的，改也难”，不正是他本人的切身体验吗？

刘少奇显然是不懂毛的软肋，湖南调查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太以百姓的诉求为重了。这正是他理想主义、光辉、精彩的一面，又是他做为政治家——在中国具体的环境下——缺失的一面。把百姓的利益放在毛的个人利益之上，是他在中国严酷政治环境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扯远了，仍回到中南海游泳池。后来，两个人都冷静下来。毛不可能完全无视全党全国乃至世界舆论的压力，也不能一点不考虑刘少奇的感受——他毕竟也顶着一个“国家主席”的名头，需要为这个国家饿死人的事情负责；刘则更不愿意得罪毛，毕竟是在毛的带领下夺得了全国政权，毕竟毛对他有知遇之恩。妥协的结果，毛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颜面——他一再公开倡导的“三面红旗”不取消；而刘则争取到了实质内容——抛弃那些不得人心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务实、灵活政策。【22】

对刘而言，这是一场事先毫无准备的思想交锋。相比之下，刘略占上风，毕竟严酷的形势在那儿摆着，守着僵化的教条不动，只能使情况更加糟糕，至少也会大大拖长经济困难的时间——从59年庐山会议算，已经拖了3年，不能再拖下去了！这场不期而遇的碰撞，也是刘向毛索要自己国家主席正当权力的一场斗争，并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从此以后，刘少奇更为自信、更少顾忌地行动起来了。

当然，刘少奇也明白了：不是毛不了解实际情况，也不是毛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毛什么都知道；只不过不愿否定自己，不甘否定自己曾经提倡和宣扬的方针政策。

当然，让刘深感欣慰的是：他所做的努力没有白费。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57年增长59.9%；粮食总产量为3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3900亿斤的水平；钢产量为1223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高1倍多。与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从21.8%上升到37.3%；轻工业由26.1%上升到32.3%，重工业则由52%下降为30.4%。农轻重的比例基本恢复正常。【23】

仅用了4年时间，经济不仅迅速恢复，还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刘的威望空前提高。不经意间，毛泽东逐渐被边缘化。也就在全党、尤其是党内高层、地方大员的心目中，毛退休、刘接班几乎已成定局——大家已经被毛的瞎指挥折腾怕了，相比之下，还是刘主席稳重、细致，更受欢迎——一场名副其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正在酝酿、策划、密谋之中。

再说刘少奇，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提携，就没有刘少奇在党内二把手的地位。

毛先是读懂了列宁——趁政府进行战争之际，夺取政权（十月革命）或发展壮大自己（一分抗战，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继而读懂了斯大林，领袖居然可以按照自己的说法重写党史。1942年，他果断中止已经开始——许多外地“七大”代表已经到达延安——的“七大”进程，强力推进“延安整风”，以确立其在中共说一不二的领袖地位，而刘少奇正是最得力的助手和具体的操盘手。“延安整风”后，毛在党内一言九鼎，而刘则为其第一副手，毛刘体制确立。

但实际上，毛和刘是两类不同性格的人。毛好高骛远，敢想敢干；刘细致、务实，但想象力不足。毛诗情画意的浪漫，则由刘细解为可执行方案。这样的搭档，合作得好，优势互补——从1942年至1961年都可以这样看。然而，到了1961年，事情就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缘起于刘少奇的湖南家乡考察。

1. 湖南调查

1961年4月—5月，在长达44天的时间里，刘少奇不仅亲眼看到，而且亲身体验到了在“大跃进”极左路线摧残下，农村里一片凋零的衰败景象。

4月的江南，本应是青山绵翠，花红柳绿。可如今映入眼帘的却是，光秃秃山头，杂草丛生的稻田。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村庄，住房拆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一片片残垣断壁。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的乡亲，挖野菜的妇孺，荒芜的田园，昔日富庶丰足的鱼米之乡面目全非，已经变得如此陌生。

他察看社员家中情况—-四壁空荡。破锅，揭开锅盖，清水煮野菜。

他撩开一堆风乾的人粪，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没有粮食，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

他看到了农村基层干部毫无顾忌地造假，滥用权力；看到社员惧怕的眼神，根本不敢讲实话。开个调查会，发言者个个瞅着大队书记，书记定调，大家“顺竿爬”。他感叹，如果“上面”干部搞“调研”，只“深入”到这一步，根本不可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与毛泽东当年搞农运时开“调查会”不同，如今的农民都成了“公社社员”，必须按照“组织”的要求说话。那些说实话的，“大跃进”以来不都倒了大霉？

在与童年时代的玩伴交谈中，他获悉如此严重的“旱灾”，村头那个池塘居然还有半塘水。他不解：儿时那场并不严重的旱灾，池塘都干涸了啊？玩伴告知了实情：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被刘带到了“七千人大会”，惹得毛泽东一肚子不高兴。

在他探望重病在床的亲姐姐时，获知他的姐夫因为给他写信反映情况，不仅信被基层干部截获，还被诬为“破坏大跃进”，遭受捆绑、毒打，加上病、饿，已经过世。姐姐拉着他的手：“兄弟，你们在中央做事，得让人吃饭哪！”犹如重锤狠狠敲击了刘少奇的心灵。

听取县委书记汇报：“1959年全县是86万人，1960年只有77万了，水肿饿死5万多，外逃谋生的3万多人”。刘少奇闻言，手中的钢笔震惊中落地。

在对农民的访谈中，刘少奇得知去年、前年并没有闹什么水旱灾害，都是大炼钢铁、办公共食堂、建万头猪场作下的孽，命令农民拆屋拼居，多次搬家，最多的搬了七次！人搬三次穷，荒唐的政策折腾得农民连个安生的住处都没有。刘少奇一路都听到这样的故事，看到令人心碎的景象。

他探望了在花明楼公社医院里的水肿病人，对大家说：“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乡了，没想到父老乡亲们今天的生活这么苦，没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家乡还是这么贫困……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呀……各级干部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中央，中央责任由我承担。要把这些教训刻在石碑上，子子孙孙不要再重犯。”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低低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与毛泽东只是象征性的听听当地干部汇报（如视察河北徐水），“蜻蜓点水”般的视察不同，刘少奇在44天时间里，33天吃住在生产队；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对6个生产队做了详细解剖，找各级干部、农民个别谈话，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这次调查，让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人们普遍认为，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毛刘分歧的起点，应该说也不错；但那只是是表象，而实际上真正思想上的分歧——可以说是不可逆的分歧，恰恰是刘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而如此长时间、如此多地走访农户做调查，在中共高层是绝无仅有的。

在当月（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仍掩饰不住湖南调查后的痛心疾首。他说：“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想要快一点；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饿了两年饭了,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全党、全国人民都有了切身经验，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2】

为什么大饥荒会持续三年？不就是一直抱着极左路线不放所导致的吗？“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刘少奇的疾呼振聋发聩。

2. 七千人大会

1962年初，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最初意在反对“分散主义”，解决从各省征粮难的问题，结果演化成了一场总结和反省“大跃进”教训的大讨论。

按照惯例，由刘少奇做“工作报告”，会议成立了一个21人的“小组”来起草讲稿。由于“小组”成员中有不少鼓吹“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从中作梗、拼命护短，再加上一些人害怕缺点讲得太多，“漆黑一团”，容易泄气。导致起草过程中争执不休。经一再妥协、折衷，勉强形成的初稿，毛泽东也不满意。最后，他索性打破惯例，把报告稿直接发到与会者手中。

围绕着如何评价“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惨痛教训，事实上党内高层已初步形成两大派意见。讲话稿既然是折衷的产物，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争论的双方对它都不满意。毛及其“大跃进”的积极追随者认为讲话稿总结的成绩不够，缺点错误太多，给人“漆黑一团”的感觉，会让人“泄气”；而刘少奇和党内务实派却认为如果不能正视现实，深挖原因，既不能令人信服，也不利于纠正错误、改进工作。

大会起草的书面报告既然已经发下去，毛认为就不必再重复念一遍了，他授意刘做一个“口头报告”加以补充。是刘少奇没有领会毛的意图——实际上是想让他在“口头报告”中对“三面红旗”肯定得再坚定一些；还是有意为之？刘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更接近他本人看法的“口头报告”，讲出了一些自己的心里话。须知，在中共的规矩里，即使是报告人，尤其是主报告人所做的报告，也并非能随心所愿，常常是要念别人起草的稿子。

毛泽东原本就对“书面报告”不大满意，认为讲得缺点错误太严重——1961年在庐山，有次周恩来发言，毛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3】 ——没想到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把错误讲得更厉害，在很多地方都突破了毛所预设的“框框”。

比如，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比较注重讲“人祸”；而毛泽东则更强调“自然灾害”和“经验不足”。对这几年工作的整体判断，毛泽东强调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刘少奇则强调是“三七开”，甚至在“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对现实形势的判断，毛认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刘的看法则是，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

当然，最让毛对刘不满的是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早在会前的“起草小组”里，刘少奇就表示过三面红旗问题“比较难说”，这恐怕与他在湖南看到的实际情况有关。“三面红旗”作为指导思想，所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是客观现实，明显属于全局性的错误，为什么还要坚持？甚至高举？但毛泽东则把“三面红旗”视为他的命根子，曾誓言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4】

面对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刘少奇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述：“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奋斗的目标，坚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经过典型试验就全面推开了… …他总结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5】 ）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刘少奇是在总体上肯定，具体上否定。毛很自然地想到：你说“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刘少奇虽然也在表面上肯定了“三面红旗”，但在毛看来，肯定的不充分，不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大跃进”是“漆黑一团”的感觉。毛很自然就觉得刘把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不仅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 ”的味道。

更有甚者，大会之后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刘情绪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6】

当然，别说“搞它10年”了，能够做到像“七千人大会”这样程度（其实还都远远不够）的总结，也是仅有的一次了。毛要掩盖，要让人们忘掉，要在历史上抹去，岂容年年总结，还搞上10年？了解了刘少奇在湖南考察详情的，对刘能讲出这样的话，一点也不感到突然；然而，仅靠听汇报了解下情的毛，感受就大不一样了。何况毛已把“三面红旗”与自己的政治生命捆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62年3月——也就是“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一个多月——刘少奇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7】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显然，刘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语言会对毛造成刺激，导致不良的后果。

当然，当时的与会代表们并不知道这一切。他们欢欣鼓舞，以为党中央能够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了。散会后，“很多同志的心还在激动着，反响非常强烈，认为讲得好。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高兴地对人说，刘少奇的报告‘把问题讲透了’”【8】。

据《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回忆，当报社领导传达刘的讲话，尤其是听到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响亮的掌声。那掌声响了足足十分钟，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可见，刘真地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金凤说，把不少共产党员的心拨热了！

薄一波对刘少奇的表现，数十年后的评价是，具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吴冷西的评价则是具有“非常的胆略”。【9】试想，如果不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还需要什么“勇气”和“胆略”？！

在“大跃进”、大饥荒、饿死数千万百姓严峻的形势下，在那些大跃进的既得利益者还在拼命掩盖错误时，刘少奇能够顶着巨大压力，勇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难能可贵。这是刘人生精彩的瞬间，是其人格魅力的彰显！是其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但也由此种下了他人生悲剧的种子，为其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与会代表当时还不知道的是，会议使得毛是多么不满和气愤。他表面大度，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私下里对他的身边人则多加了一句：“都是放屁。”【10】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2月7日闭幕的，第二天即2月8日晚，毛泽东即乘专列离开了北京，其隐含的意义，就很值得玩味了。（未完待续）

中共体制只能说是毛发动文革的必要条件，非如此体制产生不了文革；而并非文革的充分条件——离开毛的策划和推动、例如东欧同样体制的诸国，也不会出现中国式的文革。

那么，在文革发动的前夜，处于中共顶层，对文革可以施加重大影响力的毛泽东、还有他的现任接班人刘少奇、以及将任接班人林彪都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当时的处境如何？各自有着什么诉求？处于历史的重要关头，他们都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

笔者不揣冒昧，抛砖引玉。

（一）大权旁落而郁闷的毛泽东

先说毛泽东——没有他就不会有文革。

文革前毛的实际处境如何？说实在话，不是太好。倒不是他在生活方面有什么不满——不仅有遍布全国62座行宫、餐桌上的山珍海味都尽由他随意享用；更有身边如云美女服务员供他肆意支配。他骄奢淫逸，为所欲为，生活享乐大大超过封建时代的皇帝。但恰恰在毛最为看重的地方——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和制衡。高层大多数官员、包括各省大员都对他敬而远之。表面上恭敬有加，实际上他说的话已经没有人愿意听，更谈不上照着做了。

1964年“四清”时，他多次要求干部下去“蹲点”，各地大员都是表面上应承，实际却没人动；不料刘少奇出来吼了一嗓子：谁不下去就不能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结果呼呼啦啦下去了一大片，没人再敢不动了。这件事对毛刺激很大，对刘说：还是少奇挂帅。我不行了，骂娘没用。酸溜溜的心境溢于言表。

但毛落到这一步也怪不得别人。完全是他好大喜功，完全无视客观规律的结果。他脑袋一热，就要“15年内赶上英国”；再一热，就大力推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村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大炼钢铁”，“为1070万吨而奋斗！”等等、等等，几乎都是他一拍脑袋就发号召，政治局只能在事后顺着其意“研究决定”。

这些“高大上”的口号，乍听起来真是鼓舞人心，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大跃进”导致了“浮夸”、“共产”等“五风”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吹牛皮”不但不犯法，反而大受重用提拔。但凡还有点良心，坚持说实话的干部倍受打击。形成了一种只能说好、不能质疑的氛围。

“大炼钢铁”抽调农村9000万精壮劳动力上山，“土洋并举”，没有矿石就收缴诸家户的锅碗瓢盆（反正吃食堂也用不着了），没有焦炭就砍伐大树——解放思想，以木代炭。不仅炼出的“钢”根本不合格（也不可能合格）、只能用于向上级“报喜”；还毁坏了大片的森林、破坏了环境。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炼钢铁”大量使用农村劳动力，致使“丰产不丰收”，大片庄稼烂在地里，为来年大规模饿死人埋下了隐患。

各地官员忧心忡忡却不敢如实上报，生怕被“插白旗”、打成“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被反了“右倾”，打成“反党分子”；而毛泽东还沉浸在“亩产万斤”，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幻境中。粮食、仓储部门也被“浮夸”数字吓坏了，生怕因仓储不足造成损失、糟蹋，于是外贸部门便签订大量粮食外销的合同，更加深了危机——为了兑现外销合同，也兑现自己曾经吹出的“卫星”牛皮，各地不得不动用民兵，搜尽了家家户户最后的一颗粮食。从这个时候起，大范围饿死人已经无法遏制了。

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方知自己闯下了大祸。和平条件下4500万人死于非命，已经创下亘古未有的记录。举凡古今中外的国王、皇帝、总统、主席无出其右者。起初，毛泽东似乎还表现出些许内疚，开始让渡出部分权力，更多的让刘少奇等人出头露面，收拾残局，自己则躲在幕后，操控全局。

1961年的“八届九中全会”，毛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似乎近两年的失误，全因调查研究不足。尽管他本人并未率先垂范，毕竟还派出了胡乔木、田家英等秘书分别率队深入基层。二把手刘少奇则带着夫人，化名到湖南老家“调研”。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副主席，也都无一例外地“一杆子插到底”，深入了解一再“跃进”下的农村，究竟发生了什么。

毛虽断言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谷底”，接下来就要向上发展了。但他殷切盼望的“好消息”却迟迟不见踪影。各位中央和地方大员“调研”的结论，几乎都是毛不愿看到、不想听到的。被他极为看重、一再推崇为“共产主义因素”的农村公共食堂，要求解散的呼声最高。

有人很奇怪，也有后人根本不相信，毛泽东为何对公共食堂如此情有独钟？农村“公共食堂”是地方大员摸准了毛赞赏“新事物”的脾性而创造出来的。乍一出现，就受到毛的极力推崇，“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的因素。1958年迅速在全国推开。

其实，“公共食堂”并不像毛凭空想象的那样“节省劳动力”——原本各家各户吃饭，妇女稍早一点下工就可以了；但一下子几百上千口人吃饭，炊事员不是强壮劳动力还真不行。各家各户吃饭可以按实际情况计划用粮；“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互相攀比，谁都不想吃亏，大大助长了粮食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它大大滋生了农村的特权——干部可以随意命令食堂不准某社员吃饭，这简直是掌握着农民的生杀大权了。

“公共食堂”造成了权力的滥用，干部的跋扈嚣张。更重要的，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因素。原本各家各户可以吃上一年的粮食，“公共食堂”半年就“造”（东北话）光了，接下来的日子吃什么？干部可以利用特权“多吃多占”，普通农民就只有吃树皮、挖草根、吃“观音土”了。大饥荒之所以能持续三年，饿死人达数千万之多，毛泽东坚持极左政策不许改变，是最大的原因。

不管是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尝试的“包产到户”；还是后来刘邓在农村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都迅速的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改开后还出现了一两年内由“吃不饱饭”到“卖粮难”的奇迹。说明了什么？说明如果毛泽东不顽固坚持大跃进的政策，中国绝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大饥荒也绝不会持续长达三年。

顺便提一下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这位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大胆尝试改变政策，积极推行“包产到户”，难能可贵。但非常可悲的是，当他竭力推行大跃进极左政策时，他是毛的“大红人”，曾经一人身兼安徽、山东两省第一书记，风头无两；而一旦他尝试改变，立足现实之际，却被粗暴的撤下，履新时连回自己家看看都不允许。经历多少有点象欧.亨利小说《警察与赞美诗》中那位多次作恶，想进监狱而不得；一旦被教堂的赞美诗唤醒，决意改过自新之际，却被警察戴上了手铐。

扯远了。或许会有人不解：既然毛坚持“集体化”，不能够容许“包产到户”等灵活政策；“公共食堂”弊端那么明显，为什么不能将其取消呢？应该说，那些了解实际情况的官员不是不想解散，而是不敢解散。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擅自解散公共食堂”，有一个专门的批示。他“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帽子这么大，罪名这么吓人，哪位官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当年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回忆录中披露，1961年2月，毛曾把他招到专列上询问他对“公共食堂”的看法，他非常紧张——尤其是他的顶头上司柯庆施还在毛面前大谈“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时——面临极为困难的选择：如果照实说出自己的意见，就是反对大跃进，站到了彭德怀的一边；如果按照毛的心意说假话，自己又良心过不去。最后，他还是良知占了上风，选择了前者。【1】毛虽然最终没有怪罪他，但一个手握重权的地方大员，在“公共食堂”表态方面尚且如此战战兢兢，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一旦敢公开提出批评，轻者挨批、撤职、开除，重者蹲大狱都不奇怪。

我的朋友谢伟居住在河南省中牟县，距离省会郑州仅20公里，当时属于开封地区。其父说起当年饿死人和解散食堂的往事：头年村里饿死有三分之一，如果食堂不散，来年还得饿死一半。不管村里多少人要求，队长坚持说按照“上头精神”，食堂不可能解散。可没过多久，食堂就突然解散了。村里人那个高兴啊，和当年“老日”（日本）投降差不多。

现象在基层，根子在上层。不管是毛泽东亲自派出的田家英、胡乔木调查小组，还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大员的“调查报告”，异口同声：“公共食堂”应该解散，毛泽东不得不让步。当然，为了照顾毛的面子，中央文件上并不直言解散，而是“按照农民的意愿”，愿意散就散，愿意保留就坚持保留。但谁都知道，一旦解禁，几乎100%都得散。

一个小小的“公共食堂”解散都这么难，持续了三年之久，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还要刘、周、朱一致请求。文件上还不能写明“解散”，只能说凭社员“自愿”——可想而知，要想纠正毛的整体极左政策该有多么难。

“七千人大会”最初的起因是粮食收不上来——与58年、59年相反，各省大员不再浮夸、吹牛，而是拼命强调困难：粮食不够，还在饿死人… …中央认为各省在搞“分散主义”，想召集各地官员来京开会，解决“分散主义”的问题。岂料最终演化为一场有限度的总结和反省“大跃进”政策的会议。在汹汹舆情压力之下，刘少奇做了一个相当温和批评的“口头报告”，做为“书面报告”的补充。用以说明中央能够直面现实，不忌讳总结“阴暗面”。虽然没有具体点明责任应该谁负，但毛泽东便难以接受了。

刘少奇具体说了些什么触发了毛的不满？具体讲有三点：

1. 成绩和缺点，不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三七开”，有些地方成绩不是主要的，缺点是主要的。

2. 湖南人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不服。

3. “三面红旗”还要看一看，现在不取消。

毛当然有他的道理：叫你做“接班人”干什么？就是要在关键时刻“护主”！为毛掩盖并主动承担责任。刘可倒好，恨不能把缺点、问题翻个底朝天！毛泽东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刘少奇变得陌生了，不认识了。以前那个刘少奇是多么的配合啊！自己说东，他决不会说西。即使内心不赞成毛的意见，也会迅速调整立场，及时转到他毛泽东的立场上来。可今天… …？

毛当然不了解刘的湖南家乡调查对其心灵的冲击和震撼，不理解刘少奇何以会在这半年多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他只觉得刘很不得力，关键时刻没能经得住考验。刘的“口头报告”甚至形成了某种压力，迫使毛不得不做出姿态，不得不做自我批评——须知，这是毛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做为最高领导人，一旦承认自己的政策有失误，极易为政治上的对手抓住把柄，导致危机甚至下台。他多年的政治经验是，坚决顶住，决不认错。但是，会上的压力太大了！正像战争中的阵地，同一防线的刘少奇弃守，防线被攻破，他这边就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补救了。毛在会上破天荒地做了象征性的自我批评，同时提出“责任共担”，省、地、县“各有各的账”。

会上让毛最为欣慰的是林彪的主动“护主”。在或明或暗对毛批评的一面倒气氛下，林彪独树一帜，提出大跃进的失误完全是没有按照毛的指示去做的结果，饿死数千万百姓不过是“交学费”，在困难时期全党更要“团结”在毛的旗帜下等等，令毛深为感动。

刘少奇、林彪在会上不同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让毛禁不住思考：看起来林彪比刘少奇更为可靠。是不是可以考虑以林代刘，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这要怎么去实施呢？

（未完待续）

——探讨一段不为人知的幕后博弈

（一）

1965年12月初，“上海会议”突然拿下位高权重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全党震惊。事前连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贺龙这种级别的人物都蒙在鼓里，更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经过政治局或其常委会议的讨论。在一番“背靠背”的揭发后，会议除了责令罗瑞卿辞去军职外，还给罗瑞卿定了五条意见：

“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

二、与彭、黄有别。

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

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五、领导有责。”

在具体处理上则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1】

这个处理意见应该说还是相当温和的。其中仅第一条用语严厉，第二条就大大降低了烈度；第三至五条，几乎是在为罗开脱了。即使如此，罗还是深感委屈。但求见毛、林而不得，也没有申辩和解释的机会，只有无奈。

也就在罗瑞卿按照邓小平安排，打算用半年的时间好好看看书之际，却在1966年3月3日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专门解决你的问题。下午通知，第二天上午就必须到会。

从3月4日开始，会议对罗的斗争由前次的“背靠背”转向这次的“面对面”。批判的升级，大帽子横飞，以致罗瑞卿实在忍受不了，跳楼自杀。尽管没有死，却落下了下肢残疾。当然，按照党的逻辑，自杀就等同于叛党，罗的罪名更大了。很多原本对批罗不大接受、或没有跟上的人，也借批罗“自杀叛党”跟上了潮流。

每当审视这段史料，从“上海会议”到“批罗升级”之间总感到缺少了点什么。缺少了什么呢？缺少了某种必要的联系，缺少了逻辑链条中的某些环节，以致两者之间根本无法合理的衔接。比如说，既然“上海会议”已经为罗瑞卿定性做了结论，为什么又要对他再次展开批判？而且从“不搞面对面，冷处理”突然变成了“面对面”的“热处理”？当初的“与彭黄有别”为何会变成“比彭黄危险的多”？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了如此巨大的改变，并事实上推翻了上次会议的结论？一定发生了尚不为我们所知、或没有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些什么事情？在哪里能探究到它们的踪影、抑或蛛丝马迹？

（二）

在以往大多数文革的叙事中，最常见的是把一个事件单独摘出来：“上海会议”就是“上海会议”，批《海瑞罢官》就说批《海瑞罢官》，《二月提纲》就说《二月提纲》，《座谈纪要》就说《座谈纪要》，每一事件都不尽其详。优点自然是可以把这一事件剖析得清晰明了。然而，这种叙事方法却往往忽视了事件之间的彼此联系，尤其是该事件在整个文革进程中位置、作用及与相关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数十年探讨文革的过程中，笔者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把该事件要放在整个文革大背景下考察。不仅要弄清该事件自身缘由、发展及结果，还要“立体”（这是我自创的术语）地考察该事件与其他事件的联系，尤其是与整个文革大背景之间的联系。这样做的结果，就不仅对这一单一事件看得十分清晰，而且对它和文革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全面的把握——比如，文革推进到这一步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是那样做？这样做对文革的后续发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正是遵循着上述原则，笔者将“上海会议”和“批罗升级”这样同一事件两个不同的阶段，放进毛发动文革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观察，就有了新的发现！

（三）

回到毛发动文革之初的逻辑框架：

毛派江青到上海秘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后，遭到彭真主事的书记处封杀；毛转而寻求军队和林彪的支持，拿下罗瑞卿，召开了“上海会议”；紧接着，彭真等人以“中央五人小组”的名义，出台了《二月提纲》，并得到了中央常委会议的讨论通过，形成了中央正式文件。

如果按照《二月提纲》的规定，毛的文革就会胎死腹中，毛当然不能接受。但在中央常委中，毛是少数。如果硬是以自己一个人意见否决常委多数，或许并非不可能，但存在很大风险。一旦这些同事坚持己见，毛将何以应对？服从多数意见，文革立马夭折；否决多数意见，自己有什么依持？关键时刻，没有实力威胁，恐怕难以奏效。而不打无把握之仗，一向被毛奉为圭臬。

怎么把无把握转化为有把握？其实只有一条路——靠军队，靠林彪！对敢于反对者立即镇压！林彪在“518讲话”中所言：政权即镇压之权就暗含此意。

但对手的动作似乎更快！1966年2月8日，彭真率“五人小组”前往武汉，向毛汇报《二月提纲》。当毛获悉此件已经中央常委集体讨论通过，即使他心里一百个不满意，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甚至不同的意见。为什么？显然，此时林彪的支持尚没有真正到位 ！

回头看林彪。1966年1月21日，江青奉毛之命专程拜访林彪，提出了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要求。从时间上看，比彭真下手要早。然而，林彪却对此反应十分冷淡。按照余汝信的说法是“既不积极，也不重视”【2】

林彪为什么会持这样的态度？难道果真是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林彪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毛拉上文革的“战车”？非也！纵观毛林结盟发动文革的历史，早在1964年毛就开始向林“吹风”，而且从林处几乎都能得到积极的回应。

到了1965年1月“23条那个时候”，毛铁下心来“倒刘”，从能够得到的史料中，毛林曾在4月22日有过一次秘密的会晤。从次日林写给军委常委的信中可以看到，两人讨论涉及了罗瑞卿、杨成武等人。我们看到叶群带到“上海会议”上“揭发”罗瑞卿的11份材料，最早即为“林办”工作人员5月份所写的。由此完全可以合理的推测：4月22日，毛向林做了“倒刘”交底，而林则提出了“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条件。

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当毛暗中支持的批判《海瑞罢官》文章遭中宣部、中央书记处封杀（周恩来到访上海并回京后，督促彭真转载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毛即下决心召集“上海会议”来满足林彪“入伙”的条件。

问题是，既然毛林密谋了要用武力强迫党中央接受文革，而毛也接受了林的条件拿下了罗瑞卿，为什么林彪对毛的计划（用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仍然这么冷淡呢？问题就出在这里！毛对罗瑞卿的处理太温和，并没有达到林彪的满意！从1月21日江青初访到1月31日江青第二次上门，其间整整有十天的时间，林彪居然什么也没做！在与彭真主事的中央书记处暗中较力分秒必争之际，对毛江而言白白损失了宝贵的十天！

（四）

或许是林将自己的不满，在江青第一次来访时就婉转地转达给了毛；或许是毛或江从林彪的冷淡中悟出了其中的原因；总之，毛很快就知道了问题的关键症结，并在江青的第二次到访时认可了林的要求。于是，林彪的态度立刻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他当天即令叶群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打电话，不仅把江青大大地吹捧了一番，还指示刘立即配合江青的要求。

1966年2月2日——林彪电话仅两天之后，江青所要求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即在上海开场。试想一下，它原本是可以在1月23日就开始的。果如此，当彭真2月8日去武汉请示时，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决掉《二月提纲》，而不必违心地与彭周旋，虚与委蛇了。

六天之后的2月8日，显然已经得到了毛的默许，林彪对罗瑞卿的问题做出了几乎是咬牙切齿的指示：

“这是个危险人物，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地承认。他跟一般好的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在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他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德怀）、黄（克诚）危险的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能来北京。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3】

追根溯源，林彪的这个指示，是中央高层中最早推动批罗升级的文件，也是最早明确否定了“上海会议”结论的文件。

正是由于林彪的推动，２月中旬，中央即成立批判罗瑞卿问题的三人领导小组。２月２２日，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汇报批罗问题的准备。２月２５日，林彪在济南与叶剑英、杨成武谈话。３月１日林彪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3月4日，对罗由“背靠背”转向“面对面”的批斗正式登场。

从“上海会议”到罗问题突然升级之间所缺失的逻辑链条，两者之间所需衔接的空白，一下子就完全、合理地填补了。

接下来的事情当然是更热闹了。除了林彪之外，多位元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陈毅，包括之前与罗瑞卿关系密切的贺龙，此时都在会议上也对罗瑞卿大张挞伐。至于几人是真心，几人是迫于形势，见仁见智，就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了。

小结一下：

文革发动之初，第一个被拿下的高官是总参谋长罗瑞卿。“上海会议”也做出了一个相对温和的“五条意见”。然而，仅仅3个月后，罗瑞卿的问题突然升级，由“背靠背”转向“面对面”，由“与彭黄有别”转而为“比彭黄更危险”，几乎全盘推翻了“上海会议”所做出的结论。这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这样的反转？

只有将罗瑞卿问题的突然升级，放入毛发动文革这个大背景之下，才能看清其中的因果关系：毛需要林彪和军队的支持，才能对抗并强行扭转中央常委的决定。林就势开出了自己的条件：整肃罗瑞卿。“上海会议”在瞒着多数中央常委情况下召开，并突然拿下了罗。但对罗温和的结论并没有能够达到林彪的满意。

当江青按照毛的要求请林彪给予支持时，林彪表现出了消极、冷淡的态度。毛了解到问题的症结后，迅即改变了立场，决定对罗瑞卿问题升级并再次开会批判。林彪也随即由消极变为主动。接下来，江青主导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召开，毛拿到了对抗并最终撤销党中央《二月提纲》的利刃。由此，文革开始轰轰烈烈展开并向前推进了。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２００３：１４００

转引自《罗瑞卿案详考》（下）注135 《华夏文摘增刊 第1282期

【2】余汝信：《风暴历程》（上）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21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对破解“913事件”的真相持悲观态度。尤其是256号专机坠毁之谜，由于当事人全部罹难，飞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目击证人，只能从坠机现场情况加以推论和分析。而当年中方亲临现场的是几名外交官，并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后来官方几乎所有的判断，都来自到过现场外交官的介绍及拍摄的照片。

于是，一批从未到过现场，仅从几张照片出发，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想象力，五花八门的解读应运而生。显然这些形形色色的解读中，都没有确凿的史料支撑——在史学界，孤证尚且不易被认可，遑论无证据、零证据？

但是，近段时间内出现的一些新资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看法。其中尤其是余汝信先生提供的蒙古官方当年的现场考察报告，以及林立衡（以下简称林豆豆）在事发当时所写《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以下简称《回忆》）尤为重要。结合李文普（林彪的卫士长）、康庭梓（256号专机副驾驶员）、佟玉春（山海关机场参谋长）等人的回忆，已能大体勾勒出“913事件”的轮廓。笔者发现，正是一个貌似平淡却极为重要的细节，被大多数研究者忽略了——而恰恰这个细节，是一把可能打开“913事件”谜团的钥匙。

对有些人而言，这个细节或许是无助于拔高思想高度，或许是没有阴谋论的刺激，故而被人忽略、被人轻视。但它是铁的事实，从来没有人对它提出质疑。它就一直默默地待在那里，等待解读。这个细节就是——256号专机右机翼的受损。

我们都知道，256号三叉戟不顾拦阻、强行起飞时，右机翼撞在了加油车的顶盖，机翼顶端的红色航行灯挂在了油车顶部，灯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机坪上。

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但后来呢？却鲜有关注了。忽视了这条最真实可靠的线索，在没有任何目击证人和可靠证据下，发挥的各种想象，只能让“913事件”愈加扑朔迷离。

然而，如果我们顺着这条具有坚实证据的线索追踪下去呢？知情者说：三叉戟的左右机翼都是油箱，机翼破损必定会导致漏油。刚起飞时或许没问题，但在飞行一两千公里之后，受空中气流、压力等诸多因素影响，漏油会逐渐严重。而机翼内通向航行灯的电路，也由于长期暴露在气流和漏油中，极易发生短路起火，引发爆炸。

这就为256号专机为何会在中途迫降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众多的解说中，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说法没有看到质疑。而现场勘察中，右机翼有一个约40公分的洞，则极有可能是机翼内电路短路造成的爆炸所致。这样的破洞既不可能是导弹击中——那飞机早就在空中炸碎了，遇难者的全尸恐怕都难以找到；又不可能是定时炸弹所为——为什么不安放在机舱或驾驶室，偏偏安在人可能根本就钻不进、且不是要害的机翼内？

在排除了被人为制造和添加的各种因素之后，回到右机翼破损的原点——因破损导致的漏油、电路短路引发起火、爆炸，迫使256号专机在飞行中途不得不紧急迫降，迫降失败——其原因在后面再详细探讨——机毁人亡。多么简单、明晰！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早在“913事件”40周年时，现场目击者之一、原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猜测。他说：“40年了，我一直在想林彪专机失事原因。空军有个报告，他们认为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是没油了。我认为不是没有油了，而是飞机和油车相撞，造成右翅膀严重受损… …三叉戟两个翅膀都是油箱，而且飞机右翅膀底下有个加油口。也许刚撞上没事，但是飞行一两千公里，在飞机速度、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飞机受伤处比别的地方承受更大的压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短路，引起着火。”【1】

可惜的是，佟参谋长提供的思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小结：由于我们忽略了一个本不应被忽略的细节，导致破解“913”之谜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不仅没能挖出真相，反而是把水搅浑了。但，只要回到原点，重新调整思路，256号专机在并非燃油不足情况下，为何要迫降的谜团即可迎刃而解。

说完了被忽略的细节，就该说被忽视的人——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

在反对林彪是“叛逃说”中，有个说法：飞机飞到蒙苏边界又折返，准备飞回中国。以此为证，说明飞往国外是林彪受骗或被叶群、林立果挟持。笔者不知这个说法基于什么证据，也没有能力证实飞机折返的真实性，姑且认定为事实。仅在此问上一句——为什么只想到林彪？为什么不能是潘景寅？毕竟，与潘景寅处境极为相似的直升飞机驾驶员陈开印、陈修文，就采取了欺蒙周宇驰等人，把飞机悄悄调转了方向。陈开印、陈修文可以，为什么潘景寅不可以？

当然，如果只分析到这一步，还不能证明折返是潘景寅所为——毕竟还存在着林彪下令折返的可能。因此，林彪是否真的是“上当受骗”，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笔者也深感迷惑；但自从看到林豆豆当年所写《回忆》，认识则逐步清晰起来——《回忆》为重新认识“913”提供了大量新的证据。

当时林豆豆还因其“大义灭亲”受到中央的表彰。 记不清是否写入了中央有关文件，但对传达文件时给予了大力表彰则印象深刻 ；专案组尚未成立或刚刚成立，还把她当作功臣，不存在逼供信的问题；尤其是最接近事发时间，不仅记忆清晰，而且还没有想到要“编故事”。所以笔者也认为这是一份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史料。即使材料里提到林彪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笔者认为那也是林豆豆为了能让警卫部队阻止林彪出走的一种说法。

林豆豆1971年这份《回忆》颇具杀伤力，她披露了一个今天很多人还不愿意接受的事实：那就是——林彪不仅知道外逃苏联的计划，而且早在9月7日而不是9月12日，就几乎要实施了。

《回忆》披露，坚定地反对者是林立果。是他当天有意拖延，第二天又从北京叫来了周宇驰，一起苦口婆心地劝说，林彪才答应了放手让他们一拼。如果失败，再外逃不迟。

所以，当林立果9月12日“刺毛”失败，匆匆赶回北戴河时，外逃实际上已成定局。这也是他下飞机前就已经能肯定地对机组人员说：“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剩下的问题恐怕就是飞到那里的问题——广州还是苏联？

至于为什么说去大连而实际却飞到了外蒙，笔者也不认为是叶群、林立果欺骗林彪。更可能的是林彪一家有意释放的烟幕弹。对一个一生用兵的人，迷惑对手是再自然不过了。在当时那样危险、诡异的气氛下，林彪不放烟幕弹反倒是不正常的。

其实，林彪一家外逃苏联，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如叶群9月7日通知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 和英语会话带到北戴河；当晚，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给叶群讲马其顿王亚力 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 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2】

林立果研究了避开苏蒙方导弹和雷达的飞行路线；林彪、叶群都打招呼，这次要在飞机上“看地形”——不就是为他们飞到中蒙边界作掩护吗？他们还交待要少带一些人、包括警卫，也是在为能够顺利外逃做准备。如果放着这么多活生生的事实，偏要去相信叶群、林立果“挟持”（或者欺骗）林彪的故事，那至少也是，有选择的剪裁史料，偏离了对历史真相的探究。

由于林立果下飞机前交待过潘景寅，明天首长要乘坐该机；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也按林立果的要求，安排了几架准备飞广州的飞机，故此看出，林立果仍然不甘心——他想携军委办事组几位“老总”一起到广州与毛对峙，这也是他所制定的“上、中、下三策的中策。惟林豆豆的告密及周恩来对飞机的追查，使得林立果的这个计划再次落空。眼前就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外逃苏联。

叶群是早就哭着闹着要外逃的。数天来林彪、叶群再加上林立果，一次次闭门密商。在一些人眼里，难道都与逃不逃、逃哪里的问题无关？那么，在如此严峻形势下，他们还能密谈什么呢？而且那么神秘？

当然，即使林豆豆最接近于事实真相的《回忆》，也有必要作一番分析。她在事后力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反对叶群、林立果挟持林彪外逃的英雄，这不奇怪，也是人性之常。但在笔者看来，那也只是她自我编造的故事。若真得如此，她为什么不在9月7日——最初听到林家的外逃计划时——而不是一直拖到林立果刺毛失败后的9月12日才去举报？

9月10日，她有大把的时间和林彪单独呆在一起。在叶群、林立果都不在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把父亲面临被绑架、挟持的“危险”——如果真实存在的话——警告父亲？这难道是一个真心爱着自己父亲的女儿应该做的吗？说穿了，她要么是明白林彪知道并认可这一切，要么是和林彪求证过，但为了维护林彪不能说实话。

林豆豆的《回忆》，实质上堵死了林彪外逃是上当受骗的可能。换句话说，林彪一家乘飞机外逃，是他们共同的决策。林彪不仅认可，而且很大可能就是出自他的决断。他既不愿——毕竟毛对他有知遇之恩，有数十年割不断的情谊 ；也不能——他自知威望和力量都不足——与毛公开抗衡。唯有避走苏联，是当时情势下他最合理的选择。

也正因如此，就排除了林彪发现“上当”，责令飞机折返的可能。

综上所述，256号如果真有飞到蒙苏边界又折返的情况，那也是潘景寅而非林彪所为。其实，看看李文普中途下车的心理，也大都可以类比在已经罹难、无法开口说话的潘景寅身上。李文普追随林彪多年，深获林彪信任、依赖。当他确信林彪一家要外逃苏联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有他自己的文章作证：

“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3】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李文普第一时间就想到，如果到苏联成了叛徒，留在国内的老婆孩子不就成了“叛徒家属”，永无出头之日了吗？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牺牲，没有留下遗言，但另一位驾驶员陈开印却活了下来。谈及当时情况，他们对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周宇驰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要叛逃，这是他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一边飞一边想对策… …潘景寅呢？当林彪一家坐实了要“叛逃”苏修，他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呢？

林彪、叶群是为了保命，林立果、周宇驰等人还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对于凡夫俗子的李文普、陈开印、陈修文、潘景寅来说，抛家舍口、背井离乡到苏联去干什么？能干什么？且不说丢了国内已经相对优渥的条件，还让老婆孩子背上了“阶级敌人”的大包袱，让他们怎么生活？四个人都或明或暗选择抗命，决非偶然，实乃人性使然。

最后，再谈谈潘景寅在256号专机坠毁中的作用。大多“913”研究者总是把目光瞄定在林彪父子身上，完全忽视潘景寅所扮演的角色。而蒙古官方对“913”坠机现场所做的《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调查报告》依据飞机没有减速、没有放空燃油、引擎也没有损坏等诸多因素得出结论，坠机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4】而这份《调查报告》既是对坠机现场最为客观描述的官方文件，又是在蒙方包括苏方诸多专家在并不知晓罹难者身份的情况下做出的，说它最接近于事实真相应不为过。

笔者依据《调察报告》所给出的结论，结合潘景寅的具体实际，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表述如下：

1. 飞机坠毁原因是飞行员所犯错误造成；
2. 潘景寅是顶级飞行员，不可能在迫降时犯那么多低级错误。
3. 结论？
唯有在驾驶员主观故意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换句话说，那些不应该犯得低级错误都是潘景寅有意犯下的——是他故意造成了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行文至此，笔者对“913事件”新的角度、新的解析已经十分清晰：

林彪一家获悉了毛南巡讲话内容之后，叶群就哭着闹着要逃往苏联，林彪经不住叶群的纠缠，同意了。但林立果不甘心放弃，从北京叫来了周宇驰，一起做林彪的工作。林彪被说服，答应让他们放手一搏，并为此书写了“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毛意识到了危险，出乎意外地急驰回京，致使林立果所有“刺毛”的计划泡汤。

“刺毛”失败，不得不出逃。但林豆豆的告发，使原本第二天一早的行动被迫提前。慌乱中，飞机起飞时右机翼撞上了加油车顶盖受损，还撞碎了机翼顶部的航行灯。飞行了一两千公里之后，在空中气流等因素左右下，机翼损坏扩大。油箱漏油增加。裸露在气流中的航标灯电路发生短路，引发起火、爆炸，致使256号专机不得不紧急迫降。

如若迫降成功，林彪一家可以得救，蒙古方面会满足林彪寓居苏联的请求。但，潘景寅呢？不仅从思想上不能接受林彪一家“叛逃苏修”，而且在国外如何生活不得而知，还会把国内的老婆孩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此情况下，故意让迫降失败就成了潘景寅合乎逻辑的选择。所以，三叉戟迫降时不减速、不排空余油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当然，这些都是笔者一家之言，是自己对“913事件”新发掘出来的资料的新思考。也诚恳欢迎对“913事件”有兴趣、有研究的学者和朋友评头品足，批评指正。

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大侦探波洛说过一句话：该知道的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是那些表面看起来不可思议和不可能的事情。

笔者稍微改动一下：其实，“913事件”中该知道的我们几乎都已经知道了，之所以还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本不应该忽略的一个细节，忽视了一个更不应该被忽视的人。

【1】（《 佟玉春口述：我在机场堵截林彪专机起飞》2012年10月30日 人民网
佟玉春口述 舒云整理 https://view.news.qq.com/a/20121030/000005.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2.15 ）
【2】（《解放军报》1980年11月24日—26日 )
【3】（《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1999年2月的《中华儿女》）
【4】（ 见余汝信2016年3月31日在《南方周末》第1675期发表的《蒙古官方调查报告中的九一三事件》）

我所在的铁道兵主业是修建北京地铁，但也时不时去修重要的保密工程——如中南海的地下工程——其重要性与8341部队和北京卫戍区根本没法比。但铁道兵在北京有3个师，且大部驻扎在市区繁华地段。虽战斗力不强，但人数众多，且离中南海等心脏地带很近，所以也是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

1971年夏季，我团参与修建代号为“806”的地下机密工程。其位置大概在车公庄、南礼士路一带（年代久远，已记不大清了）。我在电工排，完成了初期的架线、配电任务后，需要留守工地值班的人数有限。派给我了一个新任务——在基坑口记录拉土车数量，应该是以此推算完成的土方数吧，每日三班倒。

任务不重。大概从9月份开始，每天下午都能看到很多中、小学生带着花束上学，知道那是为即将到来的国庆游行排练。看着这些无忧无虑、蹦蹦跳跳上学的孩子，有时会在心里泛起一股酸楚。想想自己的学生时代，就在文革闹腾了2年多后戛然而止，被迫去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尽管想通过参军“曲线回城”，但学生时代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看着这些北京的孩子，难免会有些羡慕。

然而，突然间，孩子们上学不再拿花束了。一天，两天… …不对啊，怎么离国庆越近，反倒不排练了？排练合格了？即使合格了，也不应该停下来啊？忍不住问了一个学生，答复说国庆不游行了。

国庆节不游行？！这… …怎么可能？那些年，不仅国庆游行每年必有，“五一节”还时不时要游行呢！感到非常怪异。

这是第一个奇怪之处，觉得不可思议。诚如某哲学命题：感觉到的东西，还不能完全理解它。

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怪异之处。

国庆后，奉命去团部参加一个学习班。全团20个连，每连一个新兵，外加几位带队的老战士。这些老兵大都是来自几个连的“勤杂班”，相互认识，经常在一起叽叽喳喳讨论些事情。礼拜天，各回各的连队，周日晚归队，不影响周一学习。

但，国庆后第一周便出现了诡异——几个老兵刻意躲开新兵，在一起压低声音讨论。每当有人接近，他们都不约而同停下来不说，直等人走远了又继续开始。他们是在偷偷商量什么呢？有时似乎还会出现激烈的争论。偶尔听到了两个词——“飞机”，“蒙古”。飞机和蒙古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太远啦！尽管觉得他们言行举止显得鬼鬼祟祟，有点不同寻常，但还是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自然也不当回事儿。

10月17日，国庆后的第二个礼拜天。应邀去看望新兵连时的班长。他在17连，我20连，尽管是一个营，但平日里也难得见面。营房里人多嘴杂，他邀我到营房旁边的基坑走走。新兵连时，我们相处得不错，3个月的训练，也产生了感情，何况我们还是来自同一个省份的老乡。

默默地走着，他突然转身，一脸严肃、神秘地问：“中央出事了，你听说了吗？”

我感到突然，也有些诧异 ：“中央出事？中央能出什么事？”我没说出口的是，中央即使有什么事，和你我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们还能参与？

“我告诉你啊，林彪坐飞机逃跑，没跑了（liao），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

“啊？”像是晴天炸雷，我惊愕地张开了嘴巴，半天都没能合上。在那一瞬间，大脑是一片空白、麻木，变得不会思考了。

这怎么可能？从文革开始，毛和林简直就是一个人。一起出来接见红卫兵，给人的感觉是形影不离。林彪几乎任何时候都摇着小红书，跟在毛后亦步亦趋。每每张口，都是“最、最、最”，没有人比他更忠于毛主席了吧？报纸、电台几乎天天宣传，林彪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甚至都写入了“九大”新党章。如此巨大的反差，怎么会发生？又怎么可能发生？！

但，也就在那一刹那，我猛然醒悟到为什么北京的中学生不再排练队列、国庆节也不游行；醒悟了学习班那些老兵嘴里的“飞机”和“蒙古”的含义！所有感到怪异的现象，瞬间都有了答案。

我无心再和新兵连的班长拉家常，急忙回到团部，用最快的速度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告知了详情，并当日投寄。我朦胧的意识到，这些年之所以政治环境这么恶劣，就是毛林一体的结果。如今二人分裂，势必会极大地削弱极左势力，党内的健康力量或许有了抬头之日。父亲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母亲还戴着“叛徒”的帽子。林彪一死，一定会对她问题的解决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坚信！

可能是因为我们也属于驻京部队，再加上兵员多，离首脑机关近，国庆节后一周就火速传达到排以上干部了——不然的话，那几个老兵怎么能那么早就在那儿叽叽咕咕呢？忽然间有点后悔——如果当初引起重视，只管上前向那几位老兵讨教，这个消息就至少可以早一周知道了。

事后听母亲说，她是接到我的信中后一周，才听到正式传达的。此前她也积极向好几位与她有类似问题——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处理而“挂起来”的干部——扩散，大家都很兴奋，期待政策的改变。我的信还真起了点作用，很是让我感到些许欣慰。

昨天看到《华夏文摘增刊》上《秋天里的一声惊雷》，发现邓小平及其全家是在11月6号才听到的传达。才知道做为最下层的一名驻京部队战士，政治待遇在那几天里还超过了这位前中共总书记，后来改开的总设计师呢！：）

部队传达到我们普通士兵已经是10月下旬的事了。我认真听着每一件事，每一个字，脑子里不断浮现文件中所描述的画面。当时，疑问最大的是：8341部队怎么敢去追林副主席的车？谁下的命令？汪东兴？周恩来？还是毛泽东？一个庐山会议，就能让毛和林产生这么大的矛盾？好像说服力不够。三叉戟上的林彪会不会是假的？或者已经失去了自由？等等。直到近年来披露得内幕越来越多，才逐步解决了大部分疑惑。

一点后续：1975年我复员离开了部队。入职培训时有上百名来自陆、海、空三军的复员兵。说起每个人所经历的“913事件”无不唏嘘感叹。尤其是原在空军的 ：一夜之间被陆军占领了机场，用障碍物堵塞跑道，包围了他们的营房，甚至还在高处架起机关枪，让他们在枪口下战战兢兢生活了20多天，那才叫惊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