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发动文革，林彪是最不可或缺的人，没有“之一”。原因很简单：毛搞“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百姓，在中共高层威望大跌，其领导经济的能力受到广泛质疑。与此相反，刘少奇则因为采取了一系列的灵活政策，挽救了崩溃的经济而威信陡增。靠在党的会议上对刘动手，毛已决无胜算的可能。假如真的出现毛刘两人在中央全会上对决，极可能刘的优势还会更大些。客观现实令毛不得不另寻它径——合法的不行，就来非法的。而非法的，说透了就是发动一场悄无声息的政变，把刘赶下台。中央委员会是靠不住了，能依靠的只有军队。好在军队的“直接指挥”者林彪是毛嫡系中的嫡系，一向是毛的坚定支持者——不管是在59年的庐山会议还是在62年的七千人大会——这是毛能发动文革最基础的逻辑。

林彪在文革中的一次讲话，再清晰不过的点明了这个基础：“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 【1】

毛的“崇高威望”是怎么树起来的？林彪自59年任国防部长后、尤其是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所致力营造对毛的个人崇拜功不可没。而“解放军的力量”则更不待言，是林“亲自指挥的”。所以，文革中林彪能够如日中天，戴上“亲密战友”、“副统帅”、“接班人”的冠冕，也不仅仅是毛对他的拉拢，确实是对毛发动文革居功甚伟，论功行赏、实至名归。

（二）

抛开细节，总体上看毛发动文革，就是依托林彪和军队，背着党中央（说“中央一线”有点为毛减罪，事实上就是党中央）搞的一场大阴谋，目的就是“改朝换代”。既如此，就不可能将其目的、手段公之于众。除此之外，还必须有极少数核心参与者的秘密谋划。毛林之间有没有过密谋呢？答案是肯定的，不然很多事情难以解释，也不符合文革发动、推进的逻辑。但，我们所看到的文革史——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似乎着墨甚少，即使隐见三言两语，也鲜见有深入与令人信服的分析。

为什么会是这样？恐怕与毛林两个人的军事生涯有关。他们都善于打仗，而打仗的一个基本素质就是善于隐藏和伪装自己的战略意图。毛林内心深处都十分清楚，毛发动的这场文革的非正义性——对挽救大饥荒灾难的党内务实派进行反攻倒算，清洗这些人，并将中共的路线重新纳入极左轨道。对毛而言，更是为了防止身后有人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揭露其饿死数千万百姓的罪恶；对林而言，则是乘机上位，取刘少奇而代之。他们都深知，如此的丑恶罪行是会遭到历史谴责、遗臭万年的。他们都竭力要掩盖、要伪装，要给这场出于私利所导致的社会大倒退穿上一件绚丽多彩的外衣。

其实毛林密谋这件事，倒有点类似天文界对海王星的发现：天王星的实际运行轨道与科学家计算出来的结果差距甚大，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有着一个尚未发现的天体影响着天王星的运行。据此观测，最终发现了海王星——正是它的引力造成了天王星轨迹的偏移。而文革也正是有了毛林密谋，才导致了罗瑞卿的垮台；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纪要》出笼；才能废弃党中央通过的《二月提纲》，用重新搞的《5.16通知》取代；才有了林彪的《5.18讲话》，调兵遣将，震慑潜在的反对者；也才有了刺刀下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下台。笔者认为，如果看不到这些表象背后的逻辑关系，就没有真正弄清文革的来龙去脉及真实面目。

（三）

那么，在文革的正式发动之前，毛和林有过哪些秘密接触和秘密商议呢？从现有的官史及某些在海外出版的资料中，只能影影绰绰看到：

1965年11月30日，叶群几乎用一个通宵的时间，向毛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随后毛令叶群乘他的专列回苏州，并将林彪接到杭州见面，时间大约在12月1日或2日。事件有了，却没有内容——毛和林都谈了什么？谈了多长时间？涉及了哪些敏感内容？人们除了知道毛林的这次见面，促生了几天后在上海召开整肃罗瑞卿的“紧急会议”外，其他方面则一无所知。已故高华教授认为这是毛林在文革策划阶段的密谋和交易，固然不错，但仍不能消释叶群突然拿着11份材料（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对罗瑞卿的揭发）找毛告状的突兀。

另外还有的就是在香港出版的《林彪工作笔记》，其中：

1964年3月3日：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1964年5月7日：

“小册子（按：指《毛主席语录》）出版。毛审阅，对‘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的提法很赞赏，说：‘好！是唯物主义观，立竿见影可以不提。’毛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

最直白的还是1964年12月27日：

“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贬称）。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从林彪上述三篇“笔记”中可以看出，1964年，从年初到年终，毛对林的“吹风”在不断加强。到了年底的生日宴会上，毛几乎是毫不遮掩了。但如果仅此为止，在文革的叙事中，仍然缺乏一段合理的逻辑链条——叶群为什么会去毛处告状？罗瑞卿是怎么成为毛林交易的牺牲品？打倒刘少奇的大战略是如何取得共识的？毛对林彪“接班人”的承诺是何时许下的？也就是说，从1964年毛的生日宴会——这也是他下决心“倒刘”的前后——到1965年11月叶群到毛处告罗瑞卿的状，其间毛和林一定还有过秘密的谋划和商议。但是，寻遍笔者所能读到、接触到的史料，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早在2010年前后，笔者曾在“天涯”“煮酒论史”发过一个帖子——《1974：毛泽东为何急刹车？》，收获了100万以上的点击，直到被屏蔽。在与网友互动的跟帖中，笔者曾大胆推测:1965年的2月至5月之间,毛和林一定有过至少一次见面,密谋和策划发动文革的相关细节。

有网友质疑：证据在哪里？

我坦诚：目前没有找到，但按文革推进的逻辑，应该有。

网友又问：为什么把时间界定在1965年的2月和5月之间？

我回：既然毛铁下心“倒刘”的时间是“不早于1965年的1月25日”（斯诺语），随后一定会向林彪“打招呼”、“交底”，所以以2月为起始点。

而据《邱会作回忆录》：1965年5月，他曾无意中闯进某休息室，看到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似乎正在开会。邱欲退出，却被叶叫住“听听”。邱发现他们正在议论有关罗瑞卿的“问题”。

这个细节说明，此时的毛林显然已经见过面，并就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而邱会作误撞这次聂、叶等人的私下议论，时间是1965年5月，所以做为截止点。

尽管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笔者一直找不到支持自己这个观点的证据。但我坚信它的存在，犹如那个被不明天体影响运行轨道的天王星——没有那个未知天体，它怎么可能是这样的运行轨道？同理，没有毛林密谋，文革怎么可能会是后来发展的那个样子？

大概在五、六年后，终于找到一封林彪在1965年4月23日写给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的信。信的第一句话就验证了笔者的推测：

“4月22日，我见到了毛主席… …”——证据终于找到了！原来林彪在1965年的4月22日曾和毛有过一次见面，这次见面未被各类资料所记录，但却在笔者所断定的时间段内。

（四）

林彪的这封信，不仅证实了在1965年的2—5月，毛和林有过一次未经记载的见面，还从侧面透出林彪将要对罗瑞卿下手的迹象——而且，林的做法得到了毛的许可、至少也是默认。笔者猜测，毛已准许林彪先行准备有关材料，以备必要时用。也就在这次毛林会见之后，叶群开始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秘密收集、整理罗瑞卿的有关“问题”。试想，如果没有毛的首肯、林的授意、叶群的具体安排，怎么可能突然同时冒出吴法宪、李作鹏等11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些材料还必须于1965年的4月底到11月底之间写就。

为了说明林的这封信对罗瑞卿暗含杀机，笔者摘录此信的部分内容：

“4月22日，我见到了毛主席，谈了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指示…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个副秘书长，其中肖华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副秘书长之一。同时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罗瑞卿同志有时不在京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还可以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通气和商量问题的便利。”

仅仅从字面上似乎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如果放在林、罗矛盾产生和发展这个大背景下看，就能读懂其背后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们知道，罗瑞卿从井冈山时期起，就一直是林彪的部下：林任红一军团长，罗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延安时期，林彪任“抗大”校长，罗任教育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提名罗取代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关系非同一般。问题出在1962年，林彪为防蒋介石“反攻大陆”，在福建前线累病了，开始请假病休。这一休就是好几年。

虽然不能正常上班，林彪却死死把住权力不放。这下可苦了罗瑞卿。因为按照中共组织原则，有关军队的大事，罗瑞卿必须首先向顶头上司的林汇报。但林彪老不在北京，不是在苏州就是住大连，罗不得不放下手头工作，专程到外地向林汇报。短时间没问题，时间一长，罗瑞卿就受不了了。明明毛泽东就在北京、在身边，罗还必须舍近求远，先跑到苏州（或大连）向林汇报，然后才能回京向毛汇报——如果碰到紧急情况，岂不耽误大事？

又因罗瑞卿和毛太熟了，做公安部长时就是毛的“大警卫员”，每逢出巡都鞍前马后，几乎形影不离。罗的怨言难免会传进毛的耳朵里。在1963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提议林彪不在北京时，由贺龙主持军队的日常工作。这下罗瑞卿满意了——他不必再跑外地找林汇报工作了——林彪却非常恼火，这不是分了他的权吗？何况，贺龙还曾是林的老上级——南昌起义时，林是贺龙任军长的20军见习排长（连长？），资历悬殊太大。在讲究资格的中共军内，他不好说话了——他能当面批评贺龙吗？方便否决贺龙的意见吗？

在林彪看来，这都是因为罗瑞卿对他不恭，甚至可以说背叛了他。他曾对刘亚楼说过：大罗（荣桓）跑了，小罗（瑞卿）也要跑，即是此意。但此时罗的翅膀已硬，林彪似已奈何不得——罗瑞卿不仅和贺龙打得火热（两人配合默契，并一起在全军搞“大比武”），更是得到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欣赏。刘少奇亲口对罗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就请你做国防部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林彪即使是恨罗恨得牙痒，也无可奈何。

如果没有毛泽东决心“倒刘”，如果没有毛决心用“非常手段”达到目的，或许林和罗之间磕磕绊绊的关系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了。但毛要发动文革，需要林彪和军队的支持，就给了林彪借机整肃罗瑞卿的机会。当林彪把用林还是用罗、二者选一摆在毛的面前时，毛其实并没有选择——不管是战功、威望、统帅军队的数量，罗和林完全就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林彪给贺、聂、罗的信中，明确指出新任军委副秘书长杨成武，在“罗瑞卿同志有时不在京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这是此信的看点——你罗瑞卿不是推动了“林彪不在北京时，由贺龙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吗？我现在给你来了一个“罗瑞卿同志有时不在京时、病时和太忙时”由杨成武代行罗的职权。一报还一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切尽在不言中。

（五）

罗瑞卿也确实得罪了林彪。相信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总计10个小时揭发罗瑞卿的发言，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像揭发罗说的“病号”、“让贤”，“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影射林彪之言，即使罗没说出口，有强烈的情绪恐怕不会错。

但林彪决意清洗罗瑞卿，也不仅仅是因为罗得罪了林，也不完全是林彪“入伙”的条件。笔者猜测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那就是验证毛泽东“倒刘”的决心和诚意。

政治斗争，尤其是中共的党内斗争充满着凶险。稍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家破人亡。就拿高岗来说，明明是按照毛的授意去“拱”刘少奇和周恩来，由此犯了众怒。但料想不到的是毛泽东会见势不对，立即反手把高岗出卖。这也给林彪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直到1966年10月，毛林方大胜，刘邓已经靠边。江青和叶群做交易：江让叶帮忙，为一封她写给前夫唐纳的信，去上海抄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家；叶则请江把高饶事件时所有涉及林彪的材料统统取出来烧掉（江青为此还和陶铸干了一架）。可见此事对林彪刺激之深。

现在，毛又要整人了。对象是曾经权倾朝野的“接班人”刘少奇。谁敢肯定毛不会再次重演高岗事件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幕？如果不顾一切地冲在前面，万一毛中途突然改了主意，和刘少奇达成和解，他林彪岂不成了“高岗第二”？精明过人的林不会想不到这一点的。

面对毛泽东的要求，林彪如何应对？显然，拒绝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他多年暗中追求的目标（《林彪工作笔记》中有明显的欲取刘代之的表述）【2】。机会近在眼前，焉有放弃之理？但轻易答应毛，显然也并不明智。万全之策，就是造成毛难以回头环境。那么，拿与毛关系密切的罗瑞卿开刀，就成了林彪检验毛“倒刘”的决心与诚意，并使毛难以变卦的首选。

当然，以上这节内容，纯属笔者个人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仅供参考而已。

（六）

小结一下：毛发动文革大的逻辑框架中，如果没有毛和林之间的密谋，就会感到其中缺少了必要的一环，也让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令人感到突兀。

毛和林密谋的时间，应该在1965年的2—5月之间，起始于毛经过几年的犹豫，最终铁下心“倒刘”；截止于有关人员已经开始行动（倒罗）。尽管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证据，但从文革发展、推进的逻辑关系看，它一定存在。正如太阳系中的天王星，之所以运行轨迹“不正常”，

就是源于那个尚未发现的海王星引力的影响。

终于，笔者找到了相关的证据。它是林彪1965年4月23日写给贺龙、聂荣臻和罗瑞卿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林在4月22日见到了毛，并商议（密谋）了一些事情。

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林彪准备向罗瑞卿下手的迹象。这说明了：毛在发动文革的准备阶段，已经以牺牲罗瑞卿来换取林彪的支持；“倒刘”后林将成为新的“接班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印证了这一点。

此外，林彪之所以决意整肃罗瑞卿，也不仅仅是罗曾很深地得罪了林彪，也不仅仅是林彪参与“文革倒刘”的入伙条件，某种意义上，也是林彪的自保之策。防止在“倒刘”过程中，毛泽东突然中途变卦。果如此，林彪也将万劫不复。毛肯不肯为林彪清洗与自己关系亲密的罗瑞卿，也成了林彪试探毛泽东“倒刘”决心的试金石。

注释：

【1】林彪1967年8月9日接见曾思玉等人时的讲话
【2】林彪在一则笔记中写道：“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253/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