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碑有年头了。碑好象出自我们的血脉，人人懂碑。讲故事沾上碑就古意盎然。当年食堂过节卖肉包子，好不容易开一回荤。这位老兄迫不及待，交了饭票接过包子就下嘴，第一口咬下，没见馅，再一口，还没有，第三口咬出一块石碑，细看，上书七个汉字——离馅还有三千里。
这种笑话，只有受过穷，挨过饿的人才心领神会。人和食欲，人和文化，人和贫困……这笑话自己就碑，悲套碑。
碑都是为永久纪念，有西安碑林为证。是人都会死的，而纪念死人的碑好象最大。唐宋明清（外加民国）的皇陵我都去过，见过大碑。皇上死了，开个追悼会，再立个碑，刻上絮絮叨叨，永远也没人读的悼文，寄托广大臣民的哀思（暗地里其实是在和其他皇上死较劲，要比谁的碑个大）。
人民英雄纪念碑就在家门口，却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把它与其他碑归入一类；因为虽大，此碑碑文似乎是可贴换的，不够永久，象报纸文件——万一碑铭题词者成了坏人呢？ｙｏｕ ｎｅｖｅｒ ｋｎｏｗ。你要我给碑排队，天安门广场里的那个被漏掉的可能性颇大。
如果你能在想象中把高速路工厂和现代建筑，及飘扬的党旗，五星旗抹去，只留下这片古老的土地和碑——你可能有机会分享那个诗人ｔｉｍｅｌｅｓｓ的中国，说不定会碰到陶潜，李白，碰到曹雪芹……。
碑和我没直接关系，间接则要通过我爸。老头上前线仗打的不少，连伤都没负过，命大，可就是不肯讲故事。一张嘴就扫兴：“打仗要死人的”，听上去奇别扭，不知是死一个两个，还是一万两万，是死好人还是死坏人。我们能数出一堆他参与过的近代战争史上的厮杀（又名战役），但很少知道他“战斗”的细节，只能从别人（战友）写的回忆录上去偷窥一二。我们明白他因为“死人”特别反感说打仗，其极端性对我们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历史课政治课语文课里那些战役满目皆是：英勇杀敌多少万，背得烂熟考了满分也从不会意识到和我家其实有紧密关系——“杀”是我们家语汇里的缺字。
他爱说的唯一的战争经验是在山东为死亡将士立碑，不是小碑，而是一个纪念碑塔和颇有规模的纪念建筑群。按年份，１９４１，那是山东仗打得最残酷的时候，美国还未参战，鹿死谁手，你争我夺都没定论的当口，怎么就想起动那么大的工程修纪念碑（万一日本战胜了可怎么办？）我不太敢问他：是不是当年担心山东的八路都打光了，你们想留下点儿曾经战斗过的物证？
与其他征战不同，他似乎希望我们能记住他是那项工程的指挥，是他得意的业绩；我们家和“战”也许无关，但不能忘记那座碑，在功成名将和无数枯骨之间，我们的记忆只能选择后者。父亲自己倒是不信碑，嘱咐了好几次，不要八宝山的那块石头，你们替我把骨灰撒到黄河，松花江，长江，鸭绿江里——ＯＫ，懂了，那该叫骨灰转战。（他没提朝鲜的汉江，可能猜我们想去也去不成，虽然我们听他悲哀地说过那里的“牺牲”最大，其中包括他的一个年轻的警卫。）
今天我还很难想象他在炮火中的勇敢，倒能看到他在夕阳寒风里久久肃立，向新埋的战死者致最后的军礼……
朝鲜停战后，仗就不多了。但他爱提到和平时期的一件事。他出公差顺路去另一个城市的住宿制小学看望我哥哥姐姐，老师向他吐露实情，学校严重缺粮，一个窝头，一碗清汤，孩子们饿得很惨，而地方饥馑自顾不暇，无从接济。他回到部队立即开会，调粮，装车，当天出发，无论如何不能饿着小孩子，无论如何不能饿着小孩子。那口气，孩子，战时死人ｓｏｍｅｈｏｗ都和军人职守拧在一起。
我记忆中的父亲，和拼杀浴血没有任何关系，是一团对孩童的热爱。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包括看电视），只要能看见儿童的笑脸，无论谁家的，他就象触电一样出自内心不假掩饰没法控制的高兴。按我妈挖苦的形容：一见到小孩，就完全没样儿了。我没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象他那样对小孩有如此强烈即时不加区分近于失态的心理反应，喜笑颜开，不能自持。这和他的战争创伤是否有关，会不会是他永远不能愈合的心理伤口的折射？
科学家今天研究儿童（包括ｂａｂｙ ａｎｉｍａｌｓ）五官结构，天真的表情，ｃｕｔｅｎｅｓｓ，能够在成人大脑内部引发可观测到且有规则的特别反应，唤起父爱，母爱，温情，安慰，保护，给予，给人以完整有意义的自我，因而证明这种生理天性是人类能够延续发展的重要根基。我宁愿相信这种感情是美的选择，因此是一种应该立碑庆祝的幸运。
呜呼！这面碑的背面之悲，是刻在内心最深处远远超出任何碑铭的痛，是美和爱的最沉重的代价，正是那悲剧，注定总是要少数个体担承，失去子女的父母永远无法安抚的悲，任何碑都无法承负……。
……
……
于是我更要相信这种感情，包括伤悲，是美的选择。是人类的美，是父亲母亲的美……是四川的美。感激上天我们能有这种感情，感激自己我们能有这种感情。
这种美又叫希望，是希望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