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花（1865.03.15-1914.04.07）

伊迪丝·莫德·伊顿 (Edith Maude Eaton)，笔名水仙花（Sui Sin Far），是一位中英混血女作家。她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新闻作品和短篇小说，还出版过一本小说集。 她可能是最早有中国血统的北美小说家。

水仙花1865年出生于英国，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英国人。1873年全家从英国移民到加拿大东部蒙特利尔市，水仙花在蒙特利尔市生活工作到近32岁。1897年她在牙买加短暂逗留，1898年她开始在美国旅行、工作和写作，在接下来的15年里，她住过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和波士顿。这期间，她经常穿越大陆和边境返回加拿大，1914 年她在蒙特利尔市病逝。

水仙花的一生，裹挟在种族主义、贫困和性别不平等的大环境下的文化冲突中。早在1890年代，水仙花就以北美华裔女性的视角写作，为北美华裔女性发声，致力于提高她们的可见度。在水仙花的作品中，华裔女性被赋予了言语的力量，读者第一次在北美文学作品中听到她们为自己说话；水仙花的作品出现在排华时代，当时北美华人和其他亚裔处于民族文化金字塔的最底层，法律地位低于北美非裔，而水仙花把北美华人描绘成试图在这里过正常生活的普通正常人，而不是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异己，她的小说力求记录、解释、并赋予北美华人的经历以意义，她迫使读者从西方白人意识之外去思考美国的文学与社会问题。北美亚裔作家的写作传统始于水仙花，更具体地说，她是北美华人女作家写作传统的奠基人，她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北美华人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诸如漂泊感、身份冲突、白人社会对华人的压迫、男人对女人的压迫，等等，埋下了种子。

在逝世半个多世纪后的1975年，水仙花被美国文学界公认为美国亚裔文学发展的先驱。水仙花可能是第一个在作品中使用“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这一词语的人，她曾说她关心的是“那些来到美国这片土地生活、并以此为家的中国人……我称他们为‘华裔美国人’。”因此后人认为这个词语应该是她的首创；她也是第一个描述亚裔美国人情感的作家，她所描述的亚裔美国人的情感，既有别于亚洲人的情感，也不是美国白人的情感，因为亚裔美国人被亚洲人和美国白人分别排斥，他们有着无法成为两者之一的矛盾地位，因此也就有着放逐异国他乡的漂泊感；她还揭示了在种族主义社会中作为一个混血儿意味着什么。她的美学着眼于“同一个家庭的愿景”（one-family vision）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种族”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人为的、故意的、分裂的，这种世界观展现的是一种尊重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消除基于种族的社会障碍的愿景，它坚持认为国籍和种族不应阻碍人们友好相处，人类各国家各族裔必须和谐共存，这是一种排斥所有人为分类的人类社会的终极意识。水仙花的美学远远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具有惊人的当代意义。

只有全世界成为一家人，人类才能耳聪目明。
——水仙花，《欧亚混血人心理组合的枝枝叶叶》

《南京条约》签约四年后的1846年，水仙花的母亲莲花在中国出生（莲花在英国和加拿大的档案记录上的名字是Grace A. Eaton）。《南京条约》的主要条款是清朝割让香港和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个条约授予欧洲和北美的商人、基督教传教士和军队从这些港口进入中国的权利。家族传说认为莲花的家乡是广东，莲花出生时的名字不详，幼时从家里被偷走。她在中国某个杂技团里被发现时，是一名儿童走钢丝演员，她身为杂技团演员的养父母双双离世。她被休·马西森爵士（Sir Hugh Matheson）收养并被带到英国，马西森爵士将她抚养长大并让她接受了英国教育。

莲花除了接受普通的英国教育，还在一所培养女教师的殖民学院接受传教士培训。回到中国后，她可能住在一个传教站，传教站是英国文化社区中的一个关键元素，到了1860年代，传教站这一西方元素，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景观中。

水仙花的父亲爱德华·伊顿（Edward Eaton）1839年出生于英国麦克尔斯菲尔德（Macclesfield, England），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即将打响之际。他父亲的家族在麦克尔斯菲尔德的丝绸中心拥有坚固的商业根基。爱德华热爱艺术，曾留学法国，获巴黎沙龙一等奖。他的导师建议他的父亲支持爱德华成为一名艺术家，但他的父亲却在爱德华22岁时将他送往上海，让他在那里从事丝绸贸易。

186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莲花和爱德华·伊顿相识、相爱并结婚，英国领事为他们主婚。婚后第二年他们返回英国。

水仙花的父亲颠覆了家族的传统与期望，先是从事艺术，后又娶了中国女人，他的婚姻，最终导致英国的亲属与他疏远；水仙花的母亲是一名中国女性，那个年代的中国女性，本应足不出户等待包办婚姻，但她却足够独立，可以自由旅行并选择自己的丈夫。他俩相守一生，生养了14个孩子。他俩在这人生关头做出的决定，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的孩子们的未来，顺带也影响了北美的亚裔文学史。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人，他们的孩子则必须在欧洲人主导的社会背景下破译自己的种族身份。

他们的长子爱德华查尔斯（Edward Charles）1864年在中国出生。水仙花排行老二，是莲花在英国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水仙花1865年3月15日出生在英国麦克尔斯菲尔德切斯特县普雷斯特伯里教区的厄普顿小屋（Upton Cottage, Parish of Prestbury, County of Chester, Macclesfield, England），她后来将此地描述为 “我父亲、祖父、曾祖父和……以及……的出生地” 。从统计学上讲，1865年，还没有华人在英国居住。

水仙花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都生活了很长时间。水仙花和她的兄弟姐妹是基督徒，看起来像欧洲人，但无论住在哪里，只要知道他们的母亲是中国人，种族主义攻击就会被煽动起来。孩子象征着父母对文化习俗的背叛，所以对孩子的污名化就被格外放大，此外，他们这个家庭的存在本身，提供了一种文化多元的愿景，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这一愿景。

水仙花形容她的母亲是“英国培育的、有着英式的礼仪和着装方式”。莲花有一张身着带有裙撑的维多利亚长裙的照片，这个服饰对莲花来说不是戏服，因为莲花从小在英国长大，这种着装反映了她是谁——或者部分的她是谁——一个嫁给英国公民的英国化的中国女人。但在种族的社会建构下，苏格兰帽遮不住东方面孔。由于社会根据肤色、发质和眼睛等身体特征来构建种族，并用这些构建来划分人群，莲花的种族在国家和文化的变换中依然可以被识别。

“那天我第一次知道自己与众不同”，成年后的水仙花通过一个特定的事件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当时她“不到四岁，在一条翠绿的英国小巷，走到我的护士面前，听到她告诉另一个护士，我妈妈是中国人。” “我的天！”另一个护士回答，并把小水仙花转来转去，好奇地从头到脚打量她。这类事件层出不穷。另一次，水仙花正在和一个女孩儿玩儿，另一个女孩儿走过来，对和水仙花玩儿的女孩儿说：“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和伊迪丝说话。她妈妈是中国人。”再一次，在一个儿童聚会上，她被女主人从游戏中叫走，给一位白发老人看，那位白发老人调整了他的眼镜，惊呼道——“啊，的确！ ……现在我看到了她和其他孩子的不同……非常有趣的小动物，多么奇特的色彩！她母亲的眼睛、头发和她父亲的容貌。” “我躲到大厅的门后，直到该回家的时候才出来。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逃离，去一个听不到有人喊‘中国人！中国人！’的地方。”水仙花仔细审视自己的父母，用一生的时间来追问：“为什么？为什么？难道她有哪一点不如他那么好和可爱吗？”

在儿童的眼中，种族之间没有多少差别，直到社会将制造分裂的种族主义观念灌输给他们。
——水仙花小说《帕特和盼盼》(Pat and Pan)的寓意

莲花和爱德华1872年前后携子女从英国迁往加拿大东部，永久定居在蒙特利尔市。相比英国的那个小地方，他们这个违反了社会禁忌的家庭，也许更易于隐藏在北美广袤的土地和相对错杂的人口结构中。

在抵达加拿大之前，他们一家曾在美国逗留。水仙花记得“我们来到美国，住在纽约哈德逊市（Hudson City, New York），我们很穷。”在那里，水仙花在自己家庭成员之外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当时她和哥哥爱德华查尔斯路过一家中国店，该店是一个长而低的房间，房门开着，孩子们往里窥探，看到两个粗鲁的中国男人，穿着工装衣裤，头上的辫子垂到背上。水仙花吓得往后退缩，问哥哥：“哦，查尔斯……我们像那样吗？”“嗯，我们是中国人，他们也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一定一样！”查尔斯用他8岁孩子的逻辑回道。

当然，这两个中国人和伊顿家的孩子们有许多许多不同，这不同还包括他们分别抵达北美时所跨越的海洋，但他们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是欧洲人主导的种族主义社会所排斥和攻击的对象。在北美，水仙花兄弟姐妹们遭遇的，不仅限于在英国时感受到的别人对他们的“好奇”，还包括了暴力攻击。纽约街头男孩女孩对伊顿家孩子们的攻击，反映了这个国家成人的立场和态度。“中国佬、中国佬、中国佬，蜡黄脸、猪尾巴、吃老鼠。”面对这样的嘲笑，查尔斯喊道：“比你好！”水仙花也跟在哥哥后面大叫：“这个世界上，我宁愿做中国人！”打斗随之而来，“他们扯我的头发，撕我的衣服，抓我的脸，查尔斯几乎被打得跛了脚，我们血脉里流淌的白人血液为我们这半个中国人英勇战斗。”水仙花回忆道。

19世纪中叶，美加两国的金矿开发和铁路建设首先将中国劳工带到了这些国家的西部。1885年加拿大横贯大陆的铁路竣工，使得加拿大东部有了正式的华人社区，是否输入中国劳工及输入多少一直是全国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辆雪橇载着水仙花全家从车站到一家法裔加拿大人开的小旅馆，她的父亲协助母亲下车，然后孩子们的“小黑脑袋”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雪橇被好奇的村民包围，他们喃喃地说，“中国人，中国人”。“大人注视我们时，感觉就像人们注视动物园里奇怪的小动物一样。”水仙花加拿大的新邻居，包括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对这个有华人的家庭保持警惕。

水仙花兄弟姐妹们在蒙特利尔的遭遇，或多或少重复了他们在纽约的经历。在学校里，其他孩子拒绝坐在他们身旁；出门时，他们身后总被法裔和英裔的加拿大孩子追赶，那些孩子以猜测水仙花他们是否是中国人为乐。水仙花他们的身体被挤撞、头发被拉扯，激烈的对打随后发生，那时，伊顿家的孩子们很少不带“武器”空手出门。

为什么我们——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是我们这个样子？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被人围观被人嘲笑？
——水仙花，《欧亚混血人心理组合的枝枝叶叶》

在成年的水仙花看来，就连母亲莲花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孩子们趟过的浑水到底有多深，因为莲花是中国人，爱德华是英国人——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在寻求自己种族身份的痛苦挣扎的过程中，水仙花曾努力想在父母分属的两个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却又感到被这两个世界分别排斥。“我母亲的族人和我父亲的族人一样有偏见”，“我不向父母吐露心声，他们不会理解我，他们怎么会呢？他是英国人，她是中国人，我和他俩都不同——我是一个陌生人，尽管我是他俩的亲生女儿。”成年的水仙花写道。

水仙花8岁时，受到蒙特利尔一位老师的启发，萌生了写一本关于混血中国人的书的志向。水仙花在英国的日子，教会了她要把自己当成英国人，因为任何与这一身份的偏差都会被视为奇怪且无法接受，但她固有的自我意识与此不同，她要寻找自己的答案讲述自己的故事。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偷偷去图书馆，阅读她能找到的所有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书。但她是长女，长姐如母，在那个多子女的贫困家庭中，水仙花扮演着第二个母亲的角色，负责抚养照顾弟妹，因此水仙花直到三十多岁才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生活。

伊顿家的孩子们曾一度辍学在家、由父母给予教育。水仙花11岁时在日记中写道： “我，现在11岁，开始了双重生活，一种是完全投入到家务中的生活；另一种是孤独的沉思冥想的生活。这种孤独的沉思冥想可能取代了我的普通教育。我有6个特质，1、丰富的情感；2、充沛的想象力；3、病弱的体质；4、强烈的同情心；5、作为欧亚混血儿的异于常人的感觉；6、创作的冲动。”

到了1883年，水仙花作为长女的职责，已从在家照顾弟妹、上街叫卖父亲的画作及姐妹们钩织的花边，转变为加入职业女性的行列、进入以传统男性为主导的办公室职场。1880年代中期，打字机的普及，为成千上万的女性开启了职业大门，18岁的水仙花，先是在《蒙特利尔每日星报》（Montreal Daily Star）担任排版工，在那里，她自学了速记，然后在蒙特利尔原滨河商业区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得了一份速记员的职位。

在繁忙的家务和工作之余，水仙花还是找到了写作的时间与空间，1880 年代中期，她的第一批作品发表了，这批幽默文章发表在激进的美国报纸——《佩克太阳报》（Peck’s Sun）、《德克萨斯提升报》（Texas Liftings）和《底特律自由报》（Detroit Free Press）上。

水仙花说“我打算以自己为原型来塑造我所有文章中的人物。”

水仙花的作品暗示她的家人和朋友正在积极向她施压，让她结婚。1888-89 年，水仙花有6篇短篇小说和两篇散文发表在专门宣传加拿大的新期刊《自治领画报》（Dominion Illustrated）上，每篇都署名“伊迪丝·伊顿”。这些文章多数描写欧洲裔加拿大女性的爱情历险，对浪漫爱情和婚姻的幽默讽刺，成为水仙花作品的特征。

189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一位牧师请求莲花去看望当地一位商人的新娘、刚从中国来的年轻女子，莲花去的时候，水仙花陪同。第一扇邀请水仙花跨过从 “局外人” 到 “局内人” 的门槛、进入加拿大东部规模尚小但不断增长的华人社区的大门，就这样突然打开了。19世纪的最后15年，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成，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通过，蒙特利尔逐渐成为向欧洲和美洲输送华工的中转站，这些因素促进了蒙特利尔华人社区的快速增长。对水仙花来说，牧师的请求是一个契机： “从那时起，我开始融入我母亲的族人中，发现我和他们这么相似，对我来说真是好。”

一旦跨过这个门槛，她就没再回头。1894-95年，她在蒙特利尔金融中心开设了自己的速记工作室，她不断发展的职业独立性和与蒙特利尔华人的深入交往携手并进。

作为一名自由记者，水仙花为当地报纸撰写了大量有关当地华人社区的报道。她作为欧亚混血的孤独生活开始改变，在公开场合，她不再只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局外人，而是一个对华裔加拿大人抗议新种族主义法律及其实施的积极支持者。1896年9月21日，一封致“星报编辑”、署名“E.E.”的公开信发表，信的标题是“为中国人恳求”（A Plea for the Chinaman），这是一封公开反对提高自治领对中国移民征收的人头税的全国请愿书。这封信无疑给了华人勇气和力量，他们把这封信翻译成中文，并加上水仙花的照片，然后拿着信去抗议游行。水仙花为自己是华人的捍卫者感到自豪：“我认识许多华人，他们遇到麻烦时，经常让我在报纸上为他们呼吁，我欣然为之”。像儿时为自己的华人血统与白人孩子打仗一样，成年后的水仙花继续为北美华人移民而战，只是她将战场从街头移到了报纸的版面上。通过采访报道华人社区，水仙花步入一个新环境，她将在其中发掘出小说的主题并开始建立自己的文学之声。

自己不能经由使别人不快乐而得到快乐；优裕者有义务去帮助贫弱者。
——水仙花小说《孔雀灯笼》(The Peacock Lantern)的寓意

到了1890年代中期，大约30岁的时候，水仙花做了一个关键选择——用笔名“水仙花”来正视自己的华裔血统。“水仙花”（粤语音译为Sui Sin Far）其实不是她自己给自己起的笔名，而是儿时母亲唤她的乳名。孩提时，她的华裔血统可能属于无法面对的、朦胧的想象世界，当她是成人、接触了华人社区后，她可以真实地用行为去面对。1896 年9月21日的那封公开信，不止是关于蒙特利尔的华人的，也是关于纽约等全体北美华人的，她捍卫华人的立场显然是无分国界的，也因此才有一名来自纽约的华人男子为寻求她的帮助专程造访她在蒙特利尔的办公室。1896年，水仙花用两周的时间走访了纽约唐人街，这一年，她的第一批“中国故事”发表了，第一篇发表在纽约的《飞叶》（Fly Leaf）杂志上，接下来的两篇发表在堪萨斯城的《莲花》（Lotus）杂志上，另外两篇发表在洛杉矶的《阳光之地》（Land of Sunshine）上，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自蒙特利尔，署名“水仙花”。

水仙花在她那篇自传体散文中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家人对她新姿态的反应：

“你昨天和一个华人一起散步，”一位家人指责道。
“是啊，那又怎样？”
“你不该这样。 这是不对的。”
“和我母亲的族人一起走路不对吗？哦，真是的！”

这可能是水仙花与某位兄弟姐妹之间的真实对话，更可能是水仙花选择在意识形态上“远离”家人的一种表达。她与兄弟姐妹们的选择背道而驰，因为在1890年代，她的兄弟姐妹们接二连三地与白人结婚并融入了白人社会。伊顿家庭的众多儿女们拥有共同的华裔血统，但水仙花是唯一承认并拥抱这一血统的伊顿后代。

1897年，水仙花放弃了在蒙特利尔的工作室，接受了牙买加一份报纸记者的职位。

在前往牙买加之前，水仙花去了一趟位于中西部大湖北岸的一个边远小镇，大概是为了一份速记员的临时工作。横贯大陆的铁路从这个小镇穿过，小镇居民主要是蓝领阶层，对华人抱有强烈偏见，北美白人和华人之间的分歧在这个小镇有具体的体现。一天，她与雇主和其他同事一起用餐，话题提到当天早上有辆满载华工的火车经过小镇，有人说：“我家里不会有这样的人”，“我无法接受中国人和我们一样是人的想法”。水仙花回忆道，一种痛苦、胆怯的感觉让她保持沉默，因为她知道，如果她讲出实情，第二天，这个地方的每个人都会知晓她的身世，这可能是她第一次生活在没有人知道她的家庭的地方。然而最终她还是抬起眼睛，对雇主说：“中国人也许没有灵魂，也许面无表情，也许完全不属于文明的范畴，但无论他们是什么，我想让你知道，我是——我是中国人。”她的雇主向她道歉道：“我对中国人一无所知，这纯属偏见。”水仙花钦佩雇主的道德勇气，但她没有在小镇逗留多久，她将此事件视为她一生努力整合“水仙花”和“伊迪丝··伊顿”的转折点，“水仙花”表达的是她的中国血统，正如“伊迪丝··伊顿”表达的是她的英国血统一样，她的成长过程也许是亲近母亲的文化的，但这不一定就是疏远父亲的文化。她认为这两个名字分别代表了她的一部分，在这张餐桌上，她宣称自己是中国人，她也同时感到，“水仙花”和“伊迪丝··伊顿”永远一体、无法分割。从她的第一部作品到最后一部作品的基本主题都体现出，人不是单面的，人类的经验和相互关系变得复杂模糊。

生活通常是模糊的，那些对复杂问题只相信简单答案的人，才是真正的“迷途羔羊”。
——水仙花小说《谁的游戏》(Who’s game)的寓意

一名年轻的加拿大女性如何能找到机会前往牙买加金斯敦（Kingston, Jamaica）工作？那是一个需要乘坐火车和轮船的长达6天的旅行才能抵达的地方。因为加拿大，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当时正源源不断地向英国殖民地牙买加提供职业女性。

在牙买加这样的英国殖民地，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对比盎格鲁人肤色更深的人的种族主义态度，与水仙花在蒙特利尔的感受相似。的确，在布尔战争（Boer War）即将爆发之际，盎格鲁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水仙花清楚，在牙买加，把享有特权的白人与黑白混血和其他不同深浅的有色人种隔离开来的肤色区分法，同样适用于欧亚混血，她必须将自己置于“白人”之列才能旅行和工作，如果被人知道母亲是中国人，她恐怕根本不能旅行。

1898年，水仙花因患疟疾回到蒙特利尔休养。同年与一家铁路公司签订广告合同，她通过撰写铁路广告换取免费乘车，这是那个世纪之交的作家们的一个常见出路。她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旧金山，《旧金山公报》（San Francisco Bulletin）的编辑派她去唐人街征集订阅者，这促成了她与当地华人社区的接触。

尽管旧金山的华裔美国人所面对的问题与蒙特利尔的华裔加拿大人所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但水仙花在旧金山看到了一个更古老、更庞大、更统一的唐人街社区。它已有了40年的发展历史，是横跨太平洋和美国大陆的移民会合点，依季节的不同，人口可在1万至3万之间。在这里，她遭遇了对她的盎格鲁血统的反向歧视，因为她的外貌使她成了那里微不足道的少数。“中国商人等普遍对我持怀疑态度，”她回忆道，“当我告诉他们我和他们是同族时，美国化的华人甚至当面嘲笑我”。水仙花理解这种不信任，因为他们屡次被白人不择手段地欺压。如果她不被视为欺压者，至少也会被视为对他们文化的觊觎者：“我怎么能期望这些人接受我为他们自己的同胞呢？除了简单的几句话，我并不熟悉我母亲的语言。”但正如那位华人新娘将水仙花引入蒙特利尔的华人社区一样，华裔美国女性也成了水仙花进入旧金山唐人街的向导：“一些女人发现我有中国人的发质、眼色和肤色，同时我也喜欢米饭和茶，这足以打消她们的顾虑，进而也就打消了她们的丈夫的顾虑”。33岁的水仙花，与蒙特利尔的家人分隔在北美大陆的两端，她在太平洋的这一边，公开承认自己的华裔血统，并不再将华裔视为与白人相比的“异类”，她在华裔个体的身上感受到了亲和力，也在自己的内心发现了“中国人”情结：“我有了中国人的直觉，我不再是那个在纽约第一次看到中国人时往哥哥身边退缩的小女孩。很多很多时候，当我独自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即使是一个卑微的洗衣工的出现，也能让我感到像在家里那样安全。”

在《排华法案》即将失效的1892年，新通过的《吉尔里法案》（Geary Act of 1892），将《排华法案》的有效期延长了10年，1902年这一延期又被永久化，而水仙花正是在此期间多次安全地往返于美加边境，可见她的英文名字和外貌遮掩了她的华裔血统，每当跨越国境时，她就不得不利用她的英裔加拿大人的身份。一名女性因种族而生活在有暴露威胁的紧张之中，她被社会置于变色龙立场、不得不扮演角色以求生存，这凸显了种族主义问题的深度。陷入这种困境大概增强了水仙花对有色人种的同情心，跨越国界无疑也丰富了她对流亡、背叛、伪装和欺骗等问题的认识，她将通过短篇小说来探讨这些主题。

社会各阶层的权威人士所认为正确的东西往往可能是错误的；完全服从权威是荒谬的，人们必须始终要用个人判断。
——水仙花小说《下等人》和《苦运与蝴蝶》（“The Inferior Man” and “Ku Yum and the Butterflies”)的寓意

对水仙花来说，流亡者的感觉是异常强烈和多重的。作为唯一选择不结婚的女儿、作为唯一接纳自己的中国血统的兄弟姐妹，她可能感到自己从家里流亡；在加拿大，她是英国的流亡者；在美国，她是加拿大的流亡者。何以为家？

和世纪之交的许多加拿大作家一样，水仙花来到美国谋生并寻找出版渠道。国籍对水仙花本人来说无关紧要，作为拥有两个族裔的血统、经由血统和居住地而与四个国家关连的作家，她确切表明：“我没有国籍，也不急于去寻求一个。”

水仙花的短篇小说不断重复着这样的人文视野：“一个人是中国人、爱尔兰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个性超越国籍。”

爱可以化解恨和人为设计的社会边界。
——水仙花小说《兄妹历险》(The Banishment of Ming and Mai)的寓意

种族问题在水仙花和妹妹们的生活中格外重要，因为它影响着她们的婚姻选择，水仙花的混血儿身份无疑是她选择不婚不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做出这个选择意味着违背19世纪社会对她的期望，并接受不被社会认可的后果。（水仙花并不是伊顿家唯一一位试图不婚的女儿，水仙花有两个妹妹，曾先后在天主教女修道院做过一段时间的见习修女，后来又分别与白人结婚）。

1880年，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扩展了以前的反通婚法，使得该法除了禁止白人与黑人或黑白混血儿之间的婚姻外，也禁止了白人与蒙古人（黄种人）之间的婚姻，加州1905年又再次宣布这种婚姻非法且无效。以此类法律为标志的种族主义环境，为水仙花在那篇自传体散文中讲诉的一个故事提供了语境，那是 “一个欧亚混血儿在拒绝了一名白人男子9次求婚之后，最终与他订婚而又反悔” 的故事。故事中的欧亚混血女主人公千方百计地劝阻那位白人男子，警告他她有一半中国血统，她的家人很穷，……她总是把一定数量的收入寄回家，而娶她的男人必须为她的家人做很多事……她不爱他，也永远不会爱上他。因为这个白人男子发誓说这一切都没关系，他爱她；因为这个欧亚混血儿的母亲和已婚的妹妹们总是无法接受她单身的状态，总是议论挑剔她独立的生活方式，所以她最终同意订婚，她在日记中写道： “这个世界对一个单身女人是如此冷酷……这是我答应成为妻子的唯一原因——无他。” 她用她的中国血统来挑衅未婚夫，告诉他，结婚后，她会经常举办派对，家里会挤满中国的洗衣工和菜农。白人男子建议，结婚时，如果“我们可以说你是——呃——日本人，那就太好了。”听罢，这位年轻女子解除了婚约，当天晚上，她在日记中写道：“喜悦啊喜悦！我又自由了。我再也不会不忠于自己的内心了，我再也不会允许任何人迫使我进入婚姻了。”这些话无疑是水仙花自己争取独立自由的心声。

美国亚裔文学学者、作家 S.E. 索尔伯格（S.E. Solberg）说：“西方人通常认为中国人是神秘的、邪恶的、附近可见的、具有威胁性的，而日本人则是古雅的、精致的、遥远朦胧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只要感觉距离足够遥远，对日本人那种异国情调的迷恋就能够超越种族主义观念。”

水仙花的妹妹温弗雷德（Winfred）也是作家，她选择以笔名“小野渡娜”（Onoto Watanna）写作，用冒充日裔来掩盖自己的中国血统。她的第一本书出版得比水仙花的早，她的作家生涯也比水仙花的更成功，但她曾暗示过水仙花更有才华，水仙花的编辑也明确地这样评价过这对姐妹作家。

水仙花在自传体散文中的一些表述表明，她分别考虑过与白人或华人结婚，并暗示了她为何要做一个“严肃而清醒的独身者”。在接触过北美华人后，她感到纯正的中国人对混血人有偏见。水仙花的短篇小说《甜蜜的罪恶》（Sweet Sin）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欧亚混血女性，她在小说中大声疾呼反对双重束缚，这些束缚是现实中的水仙花所遭遇的。小说中的她对父亲说：“父亲，我不能嫁给一个华人，因为他会因为我是混血美国人而鄙视我；我也不会与白人结婚，因为我要拯救我的爱人的孩子，不让他们被人指指点点为‘中国人！中国人！’”

1898年，她在《阳光之地》上又发表了两篇小说，次年在那里再发表了两篇，另一篇发表在《陆上月刊》（Overland Monthly）上。她回忆道， “潜在的抱负自然而然地被激发出来了，我重新开始写中国故事。” 《阳光之地》明显依然是她文章的主要出处。

1899年夏天，水仙花第一次前往南加州，她去了南加州的很多地方，比如洛杉矶、圣地亚哥等。尽管如此，她与家人的联系仍然非常密切。 “ 我必须回家看看所有家人，因为我太孤独了。我总是回家，然后离开。”1900年7月底至10月中旬，水仙花留在蒙特利尔，在此期间，她又在《芝加哥晚报》（Chicago Evening Post）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同年秋天，水仙花离开蒙特利尔前往西雅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速记员。在水仙花为寻找工作而奔赴的各个城市中，西雅图是她居住最长久的，在20世纪的头10年里她一直断断续续地住在那里。西雅图的华人社区规模与蒙特利尔的相近，在水仙花居住的10年间，西雅图的华人人数由438人增长到1910年的924人。她回忆说：“我在一所华人教会学校教书…… 我从那里学到的比我教给他们的还要多”；“我断断续续地、快乐地写着我的华人故事”。1909年夏天，发表在华盛顿州厄灵顿（Earlington, Washington）出版的西北月刊《西部人》（Westerner）的系列文章中，她以一种亲密的语气描绘西海岸华裔美国人的经历，这意味着她已自如地融入其中。这期间她逐渐形成了“同一个家庭的愿景”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将成为她小说中的理想。她在1904年明确表达了她创作 “华人” 小说的宗旨： “竭尽所能地描绘对美国华人的所知所见。” 她指出，礼仪的多样性不会改变人的本质：“华裔美国人将内心的激情隐藏在平和安静的举止之下，但一个人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不能证明他没有情感。”她大胆地将自己的创作与同辈的区分开来：“我读过许多美国作家写的聪明有趣的华人故事，但在我看来，它们都与真实的华人相去甚远——大多数情况下华人都被当作一个笑话。”当时的主流白人作家不仅将自己作品里的华人视为笑话，还利用手中的文学武器为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排华和帝国主义合法化，而水仙花的编辑们则观察到她的与众不同，一位编辑说，对于其他人来说，华人充其量只是文学材料；在水仙花的故事里，他或她是一个人。

“我接触过各类华人，有商人、洗衣工、劳工、仆人，也有赌徒、走私犯和经由走私入境者，还有教会学校的学者，凭经验而论，他们有陋习，但也有美德。他们也会冲动地去思考和行动……他们可能是善良的、深情的，也可能是自私的、残忍的，就像白人一样。”
——水仙花，《为中国人恳求》、《美国华人》

1903年10月和11月，《洛杉矶快报》（Los Angeles Express）刊登了一系列署名水仙花的文章，标题诸如 “唐人街需要一所学校” （Chinatown Needs a School）、 “华人洗衣店审查” （Chinese Laundry Checking）等，这些文章主要针对洛杉矶超过5千人的唐人街社区，作者坦率而详尽地努力去 “竭尽所能地描绘对美国华人的所知所见” 。除了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外，1900年她在杂志上发表了4篇小说，1903至1905年间又发表了3篇小说。

1909年1月21日，水仙花的自传体散文《欧亚混血人心理组合的枝枝叶叶》（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在《独立报》（Independent）上发表，这篇散文讲述了作者的身世、揭开了痛苦的过往，过去的一切，塑造了现在署名 “水仙花” 的作者的立场和主张。《独立报》的读者覆盖全国，水仙花的声音因此公开地、全国性地迸发出来，这标志着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和随之而来的写作与出版的潜能。虽然这篇文章是在纽约发表，但水仙花很可能还在西雅图，因为从1909年5月到8月，她为西北月刊《西部人》撰写了一系列关于 “美国华人” （The Chinese in America）的文章，这些文章讨论了华裔美国人所面临的 “美国化” 问题的模糊性以及华人移民与白人之间的对抗问题，这些主题将主导她创作的最后阶段。

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作品发表后不久，水仙花从西部搬到了波士顿。1910年，她在《独立报》和《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等刊物上发表了9篇短篇小说，内容和主题都是关乎华裔美国人，这些作品展现了她对内容控制和艺术美学的成熟驾驭。此时的水仙花表现出了一份从未有过的沉稳自信，她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文章中表示，她搬到波士顿“是为了出版一本书，并要在西方文学中植入一些欧亚思想。”

水仙花在美国的最后一个住址：146 West Concord Street, Boston。这里是全美最大的保存完好的维多利亚式排屋（Victorian row house）社区，该社区始建于1849年。1973年，这里被列入国家历史名胜名录。 本文作者摄于2023年7月30日。

1912年6月，水仙花47岁生日过后两个多月，芝加哥的A.C.麦克卢格（A. C. McClurg of Chicago）出版社出版了水仙花的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这是一本她在孩提时代就开始构思但直到近半个世纪后才完成的书，书中收录水仙花的短篇小说37篇，其中有些是以前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有些是新作。该书共发行2500册，在美加边境的两侧均获得好评，第一篇书评出现在1912年6月22日的《蒙特利尔见证人日报》（Montreal Daily Witness）上：“本季迷人的一本新书出自一位加拿大华人、或半华裔女性的笔下，她同情中国母亲，而不是英国父亲”；第二篇书评出现在1912年6月29日的《波士顿环球报》上：“这些小说中充满同情的讲述直击人心，用‘有说服力’来赞扬实在太软弱，作品展现的中国人的情感与白人的完全没有区别——只是中国人的情感似乎更细腻、处理问题的方法似乎更敏锐”；《纽约时报》1912年7月7日发表的书评用了一个又长又充实的段落来介绍这本书，这篇书评敏锐地观察到了水仙花作品所开启的独特的跨种族对话及其对文学的更广泛意义：“伊顿小姐在美国小说界留下新印记。她试图做的事情，是向白人读者描绘太平洋沿岸华裔美国人、与他们通婚的人以及混血儿童的生活、感受和情绪”；《独立报》1912年8月15日评论道：“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冲突以及美国移民法导致的艰辛为多数故事提供了主题，通过阅读熟悉小说中新颖的观点，读者不仅对故事本身感兴趣，他们的心胸也随之开阔了。”

我藉由小说和散文更好地实现了我的人生目标，这目标与其说是给美国文学添加一个中国名字，不如说是打破偏见，让美国人的心肠变得柔软、心胸变得开阔——当他们面对谦逊善良的美国华人时。
——水仙花，致《西部人》编辑的信，1909年11月

水仙花及《春香夫人》第一版封面

1910至1912年间，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杂志》（New England Magazine）发表了5篇水仙花的小说，就技巧和视野而言，这些小说居于水仙花最好的作品之列。1913 年《独立报》发表了水仙花的文章《在美国的华人劳工》（The Chinese Workmen in America），此文很好地对应了她1897发表的《在美国的华人妇女》（The Chinese Woman in America）一文。水仙花在她职业生涯最后阶段的美学立场，明显体现在她对单一主流文化的反应。当时的北美，自诩代表所有人民的主流文化，实际上只代表欧洲裔。与这种让欧洲文化支配所有其他文化相反，水仙花用作品在报章杂志上创造了一个氛围，让不同的文化可以同时表现，谁都没有特权，她暗示这种用多元文化取代单一文化，是世界人民必须努力实现的社会目标。

无人有权定义唯一“正确”的观点；当社会决定仅以一种观点来设定自己时，无论文化还是个人，都会有可怕的后果。
——水仙花小说《在自由之地》和《甘蔗宝贝》(“In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Sugar Cane Baby”)的寓意

水仙花早年患有的炎症性风湿病，给心脏造成永久损伤。她因身体原因离开波士顿，回到家人身边，并在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Royal Victoria Hospital）接受治疗，但不幸于1914年4月7日的黎明时分突然辞世。她当时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并计划同时撰写一些短篇来满足读者的要求……

水仙花在那篇自传体散文中的一段话，将她病弱的身躯与一生反种族主义的抗争联系起来，好似为她早逝的命运埋下伏笔：“我没有器质性疾病，但我精神的力量似乎取自我身体的力量……医生说我的心脏异常大，但我知道，我背负的与生俱来的欧亚混血的十字架，对我稚嫩的肩膀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水仙花被安葬在蒙特利尔皇家山公墓（Mont Royal Cemetery）英国区的伊顿家族墓园。她的坟墓上有一座墓碑，以纪念她为母亲的族人所做的贡献。墓碑最上面有四个大大的汉字——“义不忘华”，下面是一行英文小字——“她的中国朋友立此碑以志纪念”，再下面是英文字母拼出的两个名字—— 她的本名和笔名……这座墓碑由何人于何时竖立，无从知晓，它大约有4英尺高，18英寸宽，在周围较矮的墓碑之间格外显眼。这块简单的灰色花岗岩墓碑，碑上是白色的碑文，那碑文如此明亮，宛如昨天刚刚刻上。

水仙花之墓

2023年8月

主要参考资料：
Annette White-Parks, Sui Sin Far/Edith Maude Eaton: A Literary Biograph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1995.

（本文首发于“美华史记”网站，本文照片除注明外均来自网络。）

https://usdandelion.com/archives/9803

大姐庄得年

我是家里的老小，上面只有哥哥，没有姐姐。哥哥出去玩儿，通常不愿身边跟个累赘的小妹妹，所以每当不能跟哥哥出去玩儿、自己在家无聊时就想，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姐姐去哪儿玩儿都会带上我了。渴望有个姐姐，是我儿时的梦。

2014年秋，女儿入读哈佛，随后，我进入了哈佛家长微信群。通常在各种微信群里，我都是只潜水、不冒泡，所以一般不会被人注意，只是因为信奉 “正人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我在微信里用的是真实姓名。

默默潜伏在这500人的大群里好久了，仿佛自己都忘了自己的存在，可是有一天，你突然把我揪出来，你加我好友，说我们是姐妹，要拉我进姐妹群。我儿时确实渴望有姐妹，可我都不知道你是何许人也，我们素昧平生，姐妹之说缘何而来？我小心翼翼地沿着你抛来的橄榄枝，满腹狐疑地进了那个姐妹群。原来，我们同姓，不久，你又在家长群里发现了另一位同姓妈妈，至此，我们庄氏4姐妹，正式在群里相聚，

我们在群里自我介绍，然后无拘无束地畅聊，竟聊得格外投缘，我们按生日排行，你是老大，我是老三。大姐是西北人、在西北长大；二姐原籍福建、在北京长大；我原籍山东、在东北长大；我们的小妹是台湾本省人、在台湾长大。我们这4姐妹，天南地北、同姓不同乡，但我们相信500年前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曾经走散，是大姐又把我们聚在一起。古有桃园三结义，今见哈群四金兰。

二姐和小妹都住美西、咱俩住美东，但我住城之南、你住城之北，你我之间有着不近的距离，加之平日上班、忙忙碌碌，我们没有马上见面。2016年4月，波城一位非常热情的哈妈在家里组织聚会，二姐也来，我们相约在聚会上姐妹相见。因为看过你的照片，人群中我一眼就认出了你，让我略感意外的是你竟然如此娇小。那天你穿一件藏蓝底色的小花连衣裙，上身套一件素色开衫，看上去是那么端庄娴淑； 你开口说话，又是那么知性温婉。你在自己家里是老大，你有两个弟弟，你身上那自有的长姐风韵，不知不觉地引我向你靠拢。那里人多嘈杂，不便细聊，你马上约我们第二天去你家。

第二天在你家，我吃了你做的手揪面片儿西红柿汤，好吃极了。当时我看你两手飞快地舞动、一片片白云飘落红绿相间的滚水中，美不胜收，心想：你怎么是个姐姐呀，这难道不是奶奶级别的人物才会做的古典美食吗？

2017年初，我要移居德国几年。你说 “姐夫还没见过妹夫呢” ，你选定一家餐馆，我们4人在那里吃饭、话别。你曾先后两次在德国短期生活，每次半年，你说你非常喜欢德国，等我在德国安顿好，你就带着两个妹妹去德国找我，然后我们姐妹一起在德国游玩儿。

可是，在德国，我没有等来你们的到访，却等来——

2018年4月17日，你在姐妹群里说： “有个不好的消息向你们报告一下：我脑部发现肿瘤……” 从开始的症状、到做了那些检查、到目前的诊断、到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你写得很长很详细，最后以 “下面准备持久战” 收尾。我们一下子都懵了，不知说什么好，只能给你提供一些有用没用的信息。我们群里原来那种无拘无束、开心搞笑的气氛没有了，是你，见群里太安静了，就来和大家打招呼，问一句 “妹妹们都好吧” ，我们是都好，可我们不敢问你好不好……

一个月后，我要回美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我说你在德国生活过，这边你最喜欢什么、最想要什么，告诉我，我给你带回去。你说你想吃德国带南瓜籽的pretzel。你是西北人，我有山东根，我们都爱面食，德国的pretzel 我也非常爱吃，它不像美国的那么油那么甜，它有一股面粉的清香，越嚼那面香越浓郁。

我提前去bakery侦察，连去几家，也许是季节原因，哪家都有pretzel，哪家都没有带南瓜籽的pretzel，最后我问一家能不能专门为我做，我说我要带回美国给一位cancer patient，她在德国生活过，非常喜欢吃这种pretzel，人家马上答应了，没有问我名字住址电话号码，也没有要押金，只问了我要多少何时取。

回美那天，我早晨6点去那家bakery，然后捧着一大包刚出炉热乎乎的pretzel直奔机场。那次二姐从美西飞过来，约我一起去看你，但她因为航班取消不得不晚一天到，问我能不能等她，我说pretzel不能等，越等越不新鲜。我到了波城就去你家，那时的你，基本还看不出是个病人。这些年，家中里里外外、事无巨细都是你在亲力亲为，大姐夫俨然是在此客居。那天聊天，你说你在有意识地训练大姐夫，有时你做饭，会让他过来站在旁边看……听得我好心酸。

我刚从德国搬回来，疫情就开始了。2020年4月初，我收到同学从北京寄来的100个口罩，据说当时国内一次只允许寄100个。我赶紧问你要不要口罩，我可以送过去，也想借机去看你。你说不用了，你基本不出门，用不了多少口罩。我想那时的你是非常小心的，小心总是对的。我们那阵子虽没见面，但一直在手机上交流，我刚搬回来，要买房要安顿，你自己生着病，还时不时给我提供房源信息，为我安顿费心。

疫苗上市后，紧张气氛缓和多了，我赶紧拎着头天包好的冻饺子、当天烤好的小点心，戴着N95 口罩去看你，在你家里，我不仅戴着N95 口罩，还与你保持距离，其实我这样做，不是想保护我自己，而是想保护你，毕竟当时你是最 vulnerable 的，可我们没说几句话，你就说：“你把口罩摘了吧，我都打了两针疫苗了。” 这句话，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让我感到我们就像自家人一样没有拘泥没有隔阂。由于肿瘤压迫神经，你一侧的身体不能正常活动，做饭是你家的一大难事。那之后，我隔一段时间就带些食物去看你。

不想总做冻饺子，想换换花样，2022年5月，我用自家菜园的头茬韭菜包了韭菜盒子冻起来，第二天又烤了柠檬糕，给你送过去。我说煎韭菜盒子并不比煮饺子麻烦多少，想吃时拿出几个用平底锅中小火两面慢煎……你说知道知道，我当然知道你知道，贤惠能干的你，有被家务活难住过吗？但我这样说是不想让大姐夫面对新项目有畏难情绪，毕竟如今是被你惯得“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他，不得不下厨为你做羹汤呀。

过了一阵子，我去接你来我家玩儿，顺便给你带去猪肉萝卜馅包子，我事先给你两个选项，这个馅是你自己选的。我一边开车一边与你聊天，也许聊天走了神，从高速公路下来时上错了路，我开车、往自己家的方向开，居然还能走错，我一发现走错了就紧张起来，是你在旁边镇定地指挥我，让我怎么拐、怎么拐，然后再怎么绕回到正路上。

就是那一天，我问你 “韭菜盒子喜欢吃吗？喜欢下次再做。” 你慢悠悠地说：“你给我送过盒子呀，我不记得你给我送过盒子、也不记得我吃过盒子。”我真的有些失落，我多想让你尝尝自家有机种植的头茬春韭这人间美味呀。你又说：“我现在记忆力有问题了”，是的，精明干练的你，怎么可能如此忘事呢，都是你脑部的病魔在捣鬼呀。以我对你的观察，凭你指挥我开车的样子，我觉得，你虽然记忆力受损，但当时的思维、表达都正常，你完全可以用一句“吃了、吃了、吃了，好吃、好吃、好吃”来避免这种尴尬，但你没有那样做。把我们吸引在一起的，不仅仅是我们共有的姓氏，也还有我们追求本真、容不得半点虚假的个性。

我们在姐妹群里聊天，我们跨你儿子，你说：“我儿子上哈佛，是借了他们爸爸的光；你们的孩子上哈佛，那才是真优秀啊。”你儿子不是也被MIT录取了吗，那又是借谁的光呢?

因为急于了解你的病情及治疗情况，每次见你我都是迫不及待地问东问西，过一会儿你总是会说：“别总聊我啦，说说你吧，你最近怎么样啊？两个女儿都在忙什么？”我没见过你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即使是在重病期间、理应得到所有关注的时候。在你身边，如沐春风，你满足了我对一个姐姐的所有相像。

2022年11月5日，大姐做完针灸治疗后在小镇Winchester散步，用手机拍下这两张照片寄给我。

你曾一度无法上下楼，就在family room 的沙发上过夜，我看那沙发有些窄，不便翻身，就建议你在 living room 放张床。我扶你到living room的门旁，我们就靠着门框站在那里打量那个房间，那个房间里的三角钢琴已被搬到了儿子家，现在房间很空，有足够的地方放床，那个房间还有门，可以很安静很隐秘。看你那思忖的神情，我觉得这个主意有点儿打动你，也确定睡在那个沙发上不舒服。可你站在那里思忖良久，突然一转身，说： “哎，我就是不想把家里弄得跟个医院似的。” 我说：“不要这样要强了吧，这会儿，怎么让自己舒服就怎么来吧，好吗？”

回家后我在微信上催问你“有没有在living room 安装好床”， 2022年6月10号你回道 “我现在好一些，已经上楼睡了。” 过些天我问你“每天都上楼睡觉吗”，6月30号你回说“对，尽管上楼比较吃力。”从那时起，你早上下楼、晚上上楼，每天只上下楼一次，直到倒下不起。

生病期间每次见你，你都是打扮得干净利落、大方得体，没见过你有衣冠不整、慵懒病容，家里也是整洁有序，你亲手缝制的窗帘、装裱的画作、摆放的艺术品，让家里温馨雅致。你宁愿每天迎接上下楼的挑战，也不愿破坏家里这怡人的氛围，你竭尽全力要把自己的病给身边亲人及家居环境造成的影响减少到最小、最小。你不能做饭了，可你一直do laundry，你用 walker极其缓慢地走动期间也还在亲自do laundry，直至最后一刻。

这两三年经常去看你，每次都带去亲自做的食物，从起初你自己收拾那食物，到你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把食物收进冰箱，再到你已无法前来为我开门、你让我用密码从车库自己直接进家……看着你每况愈下的身体，那种无能为力、爱莫能助的感觉，着实折磨人啊。你总是夸奖我带去的食物，还要说句“谢谢”，我说，咱们不是姐妹么，姐妹之间不必言谢吧。除了做点吃的，我还能做什么呢？如果能够，我愿为你做得更多啊。

最后一次与你聚会，是2023年6月24号，周六。本想就是去看你，不想打扰你，可你偏要让姐夫去餐馆订菜，让我们去吃晚饭，还让我们早去，好多些时间聊天，我在微信上问你：“早是几点呀？” 你回“下午四点半”。虽然你的手脚已不灵便，可你颤颤巍巍地还要亲自为我削火龙果……那天我们4点半准时到、快10点才离开，第二天我用手机跟你说，昨晚吃得好、聊得欢，怎么不知不觉就呆了那么久，没把你累着吧？你说没有，你们也很开心，很久没有那么高兴了！7月10号我们还有微信交流，我怎么会想到，7月30号凌晨，你我就天人永隔了呢。

7月28号晚在你的病榻旁，一手握着你娇小柔软的手，一手抚摸着你的脸颊，我泪眼婆娑、欲语凝噎，朦胧中我看到你睁开眼睛望着我……

早在你生病之前，你曾和二姐约好去北加州，分别看望各自的儿子，然后你俩一起在那边玩儿，看到你们在北加州游玩儿的照片，我就想，等我闲下来，我要和你们一起去玩儿，来美国这么多年，我还没去过加州呢。现在，我真的闲下来了，我女儿也去北加州工作了，要是你不病，我们不知一起去加州多少次了，你看儿子我看女儿，然后我们一起在那边玩儿呀玩儿呀玩儿……大姐，我这天上飞来的姐姐，你咋这么快就走了、不带我玩儿了呢？我总算遇到了你这个好姐姐，圆了儿时的梦，你咋这么快就让我梦圆又梦碎呢？

那次去看你，我搀扶着你吃力地走下你家门前的几级台阶，然后在院子里慢慢地走走转转，你指指点点给我讲述每一株花木的故事。你家车道旁那条石墙上，摆着长长的一排各式各样的大花盆。你知道我新近搬入新居，需要种些花草，你说：“我什么都弄不动了，这些植物，你喜欢的，都挖走吧；这些花盆，你喜欢的，也都拿走吧。”我没有挖走一棵植物，也没有拿走一个花盆，我知道，这个花木扶疏、错落有致的庭院，承载着你多少的辛苦、寄托着你多少的情思，虽然不能再亲自去抚弄这些枝枝叶叶了，但透过窗户看到的景致，会抚慰你病痛的身心，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它们移出你的视线呢。可是现在我真真的后悔了，要是我把你的花木，移植到我家的庭院，我在那花木前驻足、与之对望，我会感受到你我对谈时你柔和的目光，那目光会是那么真切，那目光里，你并未离去、我们依然相依……

二姐二姐夫曾有事来波城，咱们在我家小聚，聊天时谈到国内院士的特殊待遇，二姐夫说：“国内院士坐飞机，院士没到，到了起飞时间飞机也不能起飞，满飞机的人，都要一起等那位院士。”因为大姐夫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我们就逗你说：“你咋不回国呀，回国多好呀，人上人呀。”你淡淡地说：“这也是我不愿回国的一个原因，国内把院士捧上了天，在这边，院士就是个普通人。我还是习惯过一份普通人的日子。”

“过一份普通人的日子”，如此谦卑的愿望，竟然也被夺走，上帝，你——好狠啊！

61年的美好生命，流光易逝；8年的金兰之谊，桑荫不徙。但愿有来生，来生再相遇！

2023年8月8日，波士顿

（本文照片由大姐家人授权发表）

哈佛大学法学院1997年的两名毕业生，Helge Boes 和 Mike Weston，在哈佛期间不仅是挚友，还爱上法学院的同一位女生。他俩自愿从军，先后在阿富汗牺牲，牺牲时分别年仅32和37岁。那位女生，Cindy Tidler，在人生盛年，两度遭遇丧夫之痛。

Cindy 和 Helge 1999年结婚，Helge 牺牲6年后的2009年，她嫁给了Mike，5个月后的2009年10月26日，她又失去了Mike。

Mike 在2003年缅怀 Helge 时写道， “哈佛法学院学生中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力量和勇气，能够如此无私，如此出类拔萃。让我们向他致敬。” 这同样适用于他自己。

Helge 和 Mike 都获得了法律从业的最高资格，但他们都放弃了那回报丰厚诱人的工作，选择冒着生命危险为信仰而战。他们不仅智慧超群，还拥有顽强体魄和冒险精神，他们要用法律执业无法抵达的方式去直接影响世界。

01

Helge 出生于1970年，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他在西柏林长大，那时的西柏林是一个被共产国家东德包围着的城墙环绕的城市。他的兄弟 Henrik 说，这段成长经历, 让他切身感受到封闭社会的种种弊端。Henrik 认为，Helge 从来没有强烈地只想从事法律工作，读法学院，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不错的、宽泛的选择。

法学院毕业后，Helge 在华盛顿特区的 Latham & Watkins 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那里的朋友们记得他说过，“我不想在文件堆里谋生，我想有一份拥枪的职业。”当时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一句牢骚而已。

尽管如此，他工作还是干得相当出色。当时负责指导他、现在是 Dentons 律师事务所高级法律顾问的 Nicholas Allard, 将他描述为理想的人选，“没有哪个项目对他来说太大或太乏味，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掌握每一个细节。” Nicholas 多年后对记者说， “18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楚记得 Helge 的样子，短短的平头、方正的脸型、总是挂在脸上的笑容；高大的身材、运动员般健美的体魄、优雅亲和的举止。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像 Helge 这样为我们、为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安全和美好而勇敢献身的英雄。”

Helge 所说的 “办公桌骑士” （ “a desk jockey” ）的生活不适合他，大律师的薪水也打动不了他，他挣那薪水主要是为了偿还学生贷款。他以节俭著称，朋友们都知道他规定自己的午餐费用不超过4美元，他最爱的午餐是 Subway 的肉丸三明治。

Helge 2001年辞去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加入中央情报局（CIA），担任秘密行动的执行官 (an operations officer in the clandestine service) ——换句话说，他是一名间谍。他对外只说为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工作。

2003年2月5日在阿富汗的一次实弹训练演习中, 他因一枚手榴弹的爆炸而丧生。他是第二个在阿富汗牺牲的中央情报局官员。

在发布 Helge 牺牲消息的新闻稿中，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 George Tenet 写到，“Helge 具备了一名优秀情报人员所应具备的一切：聪明睿智、精力充沛，并随时准备全身心投入战斗。他深信我们捍卫自由的使命，在加入CIA的短暂生涯中，他为这一使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02

和 Helge 一样，从法学院开始，Mike 就意识到作为一名律师无法实现自己的追求。

还在哈佛读书时他就应征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无数个同学们都在紧张学习的周末，他却在南卡州的海军培训基地帕里斯岛（Parris Island）接受训练，但他仍然以优异成绩作为优等生（cum laude）毕业。

“他不会只是另一个执业律师。他确乎在寻找能给他带来更大热情、更大动力的东西，金钱根本无法刺激他。” 他的父亲，Steve Weston，Alston & Bird 律师事务所已退休的合伙人，2009年对记者说。

他喜欢挑战。2007年，他顺着密西西比河独自划行皮艇2,300英里，他给这次行程预留了两个月的时间，但他仅用了29天，每天划行20小时。Cindy 2009年告诉记者，“他喜欢把一切弄得尽可能困难来挑战自己。他有能力接受任何挑战。”

Cindy 是一个极其可爱的女性，她非常低调，非常注重私人空间，对记者的报道不予置评。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Mike 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军事法官（a judge advocate），2003年被派往科威特。作为预备役军人，2005年他自愿前往伊拉克，他坚持自己是一名战斗工程师（combat engineer），而不是JAG（Judge Advocate General）。2006年他再赴伊拉克，在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River）上指挥一个船队。

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Quantico, Virginia）举行的 Mike 的追悼会上，他弟弟 Matthew Zarit 说，“再赴伊拉克时，哥哥说他必须回去，因为他可能把墨镜忘在那里了。”用如此轻松幽默之语，去描述那出生入死之举，真是生死度外的英雄气概。

从伊拉克返回后，Mike 作为代理人加入了美国缉毒局（the U.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 Virginia）工作。他和 Cindy 重新取得联系。在哈佛时期，Mike、Helge 和 Cindy 是三位密友。Mike 曾在哈佛校友简报上发文悼念 Helge，他写到， “Helge 和 Cindy 是我在法学院时最好的朋友，和他们交往，让我度过了一段远离沮丧与失望的平静时光。”

Mike 和 Cindy 2009年结婚。Mike 对 Cindy 说这是一场完美的婚礼，只是婚礼嘉宾们几乎把所有的迷你热狗（pigs in a blanket）都吃掉了，只给他剩下两个。

这成了人们谈论不止的玩笑。他的追悼会后人们被邀请参加他家人举办的招待会，招待会请柬上，一大盘迷你热狗的照片赫然入目。

在一次夜间突袭阿富汗西北偏远角落的毒品和武器集市时，Mike 因直升机坠毁而遇难。那里的鸦片收益是塔利班的财源。

最近短短的时间里，以总统为首的阿富汗人拼命逃亡、阿富汗政府军全面溃败、塔利班卷土重来。20年的战争，Helge、Mike 和另外2000多被战争吞噬的生命。这些生命的付出，徒然无意吗？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战争史，只要人类一息尚存，或大或小、或远或近, 战争就会与人类左右相伴。每一场战争的复杂与残酷，都不是“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英明与愚蠢”等几个词语能够解释的；每一个战争中失去的生命，也不是几枚勋章、几句赞美能够补偿的。我们一次又一次缅怀战争中失去的生命，我们一次又一次无法阻止这种失去再度发生。也许我们只能从这些失去的生命所彰显出的人性的美好，来宽慰自己——这个世界，也还是美好的吧。

https://www.reuters.com/legal/legalindustry/remembering-two-harvard-law-grads-killed-afghanistan-2021-08-17/
感谢 Thomson Reuters 授权编译此文。

2021年8月

“很难说”，他答道，“为了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早早提交了申请文件，但由于《排华法案》及其修正案，我一直没有得到最后的答复。”

“那你应该还是中国公民吧？”

“可以这样说，或者也可以说，我是一个没有国籍的公民。”

李恩富188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位作家、演说家、编辑和记者。他先后有过两位白人妻子和4名儿女。凭借《我在中国的童年》一书，李恩富成为史上首位在美国用英文出版著作的亚裔作家。

在美国的50多年里，李恩富参与创建了最早的华人学校，向广大的美国民众介绍中国及中国文化，四处游说反对《排华法案》…… 他跌宕的一生，演绎的是一个勇敢聪慧、热爱西方文明、追求西方理想主义的华人，饱受种族主义伤害的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

01

李恩富出生在广东香山（现名中山），祖父是一所院校的副校长，父亲经营婚庆轿子的租赁生意。12岁那年父亲去世。当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中国留美幼童”（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有机会出去看世界正是我所向往的“，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是说。

1873年，12岁的李恩富 (维基百科留美幼童名录上是13岁)，和另外29个孩子，作为第二批中国留美幼童，从上海登船，经横滨至旧金山，然后乘火车前往马萨诸塞州的春田（Springfield）市。李恩富曾幽默地描写那段横穿美国的火车之旅，“一路向东的旅程中，没发生什么事来破坏初乘火车的乐趣——除了抢劫、发动机损坏和工程师被谋杀。”他接着讲述了令人胆颤心惊的经历，诸如装扮成印第安人的强盗、骇人的枪声、金砖的被盗，等等。当时的一份报纸曾报道说，那年7月，一个叫Jesse James的家伙在爱荷华州亚代尔（Adair, Iowa）附近抢劫了一列火车，“乘客中有30名前往马萨诸塞州春田市的中国学生。”这份媒体报道证实了李恩富所述不虚。

传道牧师 Dwight L. Moody。他的名言: “信仰使一切成为可能… 爱使一切变得容易。” (Faith makes all things possible… Love makes all things easy)

李恩富寄宿在春田市一位叫Henry Vaille 的医生家里，同时就读春田公立学校。当他抵达春田火车站时，前来接站的医生的妻子Sarah搂着他热情亲吻，那是他婴儿期以后记得的第一个吻。也许李恩富没有被生母亲吻的记忆，但这并不说明生母不爱他。只是，当他从压抑、隐忍、含蓄抑或冷漠的环境里走出来，融入美国社会的第一个瞬间，Sarah这自自然然的拥吻，着实给了少年的他一个不小的震撼。后来他逐渐对基督教产生好奇，1876 年著名福音派传道牧师Dwight L. Moody在春田市举行的一系列传播福音、唤起宗教觉醒的复兴活动，对李恩富产生深刻影响，他后来写道， “我与Moody先生进行了单独面谈，这次谈话坚定了我成为基督徒的决心。”不过，因为害怕被送回中国，他把这决心藏在心底。

李恩富与Sarah一家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后来他用他们的姓 “Vaille”，做了儿子Clarence的中间名（middle name）。

5年后，李恩富转往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New Haven，Connecticut），寄宿于另一个家庭，同时就读私立中学Hopkins School。1880年，他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英文写作的最高奖项，同年秋天，入读耶鲁大学。

仅仅一年后的1881年夏天，清政府断然终止“中国留美幼童”项目，李恩富被迫离开耶鲁。在Hartford火车站，他与寄宿家庭成员及朋友们挥泪告别，然后与其他留美幼童一起向西穿越美国，再乘船返回中国。

“中国留美幼童”项目始于1872年，连续4年每年选派30名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男孩，公派赴美留学，1881年项目终止时，这120名幼童至少已经在美生活了6年。回国后，他们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冷遇。他们西化的思想、美式的做派、蹩脚的中文，加之有些学生的基督的信仰和无辫的脑袋，凡此种种，令清政府极为不满。18、19世纪的俄罗斯贵族，一度曾以模仿欧洲为荣，认为接近欧洲就是接近文明，而我大清，自己才是天地之央，其余都是蛮夷。清政府认为这些海归不得重用，只能搞搞技术。李恩富被派往天津海军学院工作。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回去后受到的待遇，更像是罪犯，我们被严密看守，以防逃跑。”6个月后，李恩富利用休假机会真的逃往香港。

在接下来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努力筹措资金准备返美，在此期间，他通过广州的一个长老会教堂正式成为基督徒。1883年圣诞节那天，他剪掉辫子，然后登上前往纽约的汽船。

02

《我在中国的童年》封面

重返美国后，没有家人和清政府的财力支持的李恩富，为能回到耶鲁继续读书而尝试了各种工作。凭借他的演讲和写作能力，他开始了漫长的向美国观众讲授中国文化和中国风俗的职业生涯，并在一本名为《Wide Awake》的儿童杂志找到了一份工作，该杂志发表了他12篇关于童年的文章。1887年，这些文章被集结成书出版，书名为《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李恩富被认为是一位开拓性的亚裔美国作家，他的这部作品，不仅有古色古香的异国情调，因其读者的广泛性，在文化交流层面更有着积极的意义。

1884 年秋，靠演讲和写作收入，李恩富回到耶鲁大学读二年级。1887年毕业时，他以优异成绩进入优等生协会（Pundits and Phi Beta Kappa），同时荣获演讲和英文写作等奖项，并作为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1882年签署生效的《排华法案》，不仅将华人拒于美国门外，也让已在美的华人无法入籍，只能成为永远的外国人。《排华法案》生效5年后的1887 年， “中国问题” 仍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争论议题。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李恩富在毕业前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作家和演说家的地位，他一直致力于温和、友善地向美国观众介绍中国文化风俗，但他的毕业典礼演讲却风格迥异，他痛斥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对华人的偏见，他为华人移民全力辩护。《Hartford Courant》曾报道说： “来自中国香山的Yan Phou Lee的演讲非常精彩，多次被响亮而持久的掌声打断，这在毕业典礼演讲中并不多见。他非常自由地表达思想，让听众了解到 “中国问题” 中国方面的叙述，让耶鲁精英及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不得不细心倾听。” 当时的一位听众，1856年耶鲁毕业的纽约政治家、后来的参议员 Chauncey Depew ，开玩笑说：“今天早上在中心教堂，我听了包括 Yan Phou Lee在内的十几个人的演讲，我得出的结论是，华人必须离开，我们无法与他们竞争。”

1887年的李恩富

26 岁的李恩富，毕业典礼一周后，与纽黑文的一位富家女喜结连理，迎来了人生的巅峰——耶鲁大学刚刚毕业、秋季将入读研究生院；新书出版；拥有至爱亲朋。

李恩富是如何与24岁的Elizabeth Maude Jerome相识相恋的，记录并不多，但从中学到大学，李恩富已在纽黑文生活了多年，他们可能在教堂或其他社交场合有过交集。Elizabeth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这座城市的创立之初，该家族在当地拥有土地等资产，她是父母唯一幸存的孩子。当时的八卦报纸预估她的遗产将在65,000到100,000美元之间——约合今天的200到300万美元之间。

婚礼在新娘家举行。当时是耶鲁校董的著名牧师Joseph Twichell主持了仪式，嘉宾包括一群耶鲁大学教授和容闳。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在报道这桩婚事，报道中有赞美、有好奇，也有低级的挑逗，漫不经心地透露着对华人的嘲讽。这对新人去罗德岛州的手表山（Watch Hill, Rhode Island）度蜜月，但报纸报道说，他们缩短了行程，因为“每当出外散步时，他们都会被数百双好奇的眼睛盯着。”

100 多年后的今天，白人女与亚裔男的组合依然不多，但已不再那么珍稀，种族之间相互认同相互融合的脚步，藉由勇敢的先驱们的足迹，无论快慢，总还是在向前迈进。

左：著名牧师、作家Joseph Hopkins Twichell，1859年耶鲁大学毕业，是马克吐温的挚友，马克吐温作品《in A Tramp Abroad》中人物 Harris 的原型。
右：耶鲁大学图书馆（Sterling Library）内的容闳塑像。容闳 (Yung Wing) ，“中国留美幼童”项目创始人，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近代首位留美学生，耶鲁首位华人学生。

到1889年底，他们有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姐姐Jennie和弟弟Gilbert。一年前，李恩富中断研究生学业，接受了一位耶鲁同学在旧金山的家族银行的职位。Elizabeth曾随夫短暂移居旧金山，但很快就又回到了纽黑文。1890年，李恩富因病回到纽黑文的家中。就诊的医生委婉地表达说李恩富患有一种永远无法治愈的性病，并说和李恩富生活在一起，Elizabeth不再安全。

那年5月，Elizabeth以不忠为由起诉离婚，李恩富在信中向牧师Joseph Twichell表示不想在法庭上展示家丑，所以他没有对诉讼提出任何异议。他对《纽约晚报》说，诸多麻烦的根源，来自憎恨他的岳母，岳母视他为“毒瘤”。他们短暂的婚姻，在媒体轰轰烈烈的关注下缔结，也在媒体轰轰烈烈的关注下瓦解。离婚后，李恩富和他纽黑文的家几乎完全断绝了联系。Elizabeth恢复使用了婚前的姓氏，两个孩子随后也改随母姓。Elizabeth及家人竭尽全力将父亲的痕迹从两个孩子的生活中抹去，但他们的外貌无法改变，因为外貌，他们被同龄人冷落。“我们经常自己玩儿”，Jennie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但无论如何，我们对种族、文化事宜比其他人更敏感、更关心。”

Gilbert Jerome

弟弟1910 年耶鲁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愿加入美国空军成为一名中尉，年纪轻轻就在法国上空的空战中丧生。母亲和姐姐亲赴法国，将他的灵柩接回纽黑文安葬。

那时耶鲁大学还不招女生。姐姐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毕业后，在纽黑文公立图书馆任艺术馆员长达35年。除上大学那4年外，她一直陪伴着母亲，和母亲一起住在纽黑文的家中。1939年母亲去世后，她独自生活在那里，直到1979年91岁时去世。母亲没有再嫁，她也终身未婚。

那个年代，敢于与华人相恋结婚的白人富家女，应该是寥若晨星吧？Elizabeth应该不是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庸常女子吧？她也许有着敢做敢为、特立独行的个性，那么，她悲戚命运的主导因素，应该归咎于她自身的个性？还是周遭对她婚姻的不容？或者是李恩富私生活真的不检点？

03

这起与丑闻相伴的离婚案，让李恩富进一步感受到了怀疑、歧视与排斥，也让他失去了过去17年来在纽黑文、在新英格兰积累起来的根基与人脉。他不得不离开是非之地，在接下来的10余年间，他东闯西荡，做过五花八门的工作，无疑，那些怀疑、歧视与排斥一直跟随着他。

他在纽约主办过一份主日学期刊；在纽约法庭担任过口译员；在特拉华州（Delaware）经营过一个蔬菜农场；有过一家乡村商店；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做过算命先生（如果一家报纸的报道可信的话）；为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写过关于黑帮从事番摊赌博的报道；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Wilmington, North Carolina）的一所华人学校担任过助理；在南方讲过学；在范德比尔特医学院（Vanderbilt University，Tennessee）短暂上过学；分别在1897年田纳西百年博览会和1899年费城国家出口博览会上主持过中国展。

1890年中国广东的番摊游戏馆。番摊是一種賭博游戏，曾在中国南部兩广一带和美国唐人街流行。

李恩富在田纳西州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Sophie Florence Bolles，他们1897年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Clarence Vaille Lee和Louis Emerson Lee。1904年，他们全家到新泽西州北部定居。

李恩富曾在新泽西州的两家小镇报纸担任编辑，并在唐人街经营家禽生意多年。1920年代，他是《美国银行家》杂志（American Banker magazine）的执行编辑。谈到这份工作，李恩富在耶鲁毕业50年的同学聚会交流文件上写道，“尽我最大努力使它成为一本好的金融杂志”，当他1927年回国前辞职时，出版社为表彰他的工作，奖给他一块名表。

李恩富的第二个婚姻持续了30年。“但这也不能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婚姻”，他的孙女Penny Winfield说，“奶奶可能不是很贤惠的女人，而爷爷来这里时年纪太小，虽然他与他的美国寄宿家庭关系密切，但我认为他一直没有获得建立亲密关系的人际交往能力。”他的曾孙Ben Lee觉得，曾祖可能一直都没有找到家的感觉。

婚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导致婚姻或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而他华人的身份，是否与他第一个婚姻一样，也是一个主要因素呢？

李恩富曾用自嘲的语气暗示过他对现状的不满，也许正是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了他在65岁那年离开家人，只身海归，虽然在1894年的采访中他说过，“至于未来的计划，我已经学会了不做任何计划。我的座右铭是，‘不期望，就不失望’”。这个座右铭，表露的是怎样的无奈！生而为人、人生在世，忙忙碌碌、寻寻觅觅，谁能真正“躺平”去接受“生命是一场虚无”之类的哲学？谁能彻底摆脱“期望”、“失望”之类的情感？于家于国，究竟是怎样的失望，才能让在美开枝散叶的他，把花甲之躯，投向当年拼命逃离的土地？那时的那片土地，加之他的年龄，他的回归，应该不是今天海归的淘金之举吧？他两度义无反顾地去国别亲，两度与白人女子跨族联姻，他为自己找到了基督信仰，他的回归，又有多少成分是基于“叶落归根”的中国传统观念？

1920年代的李恩富

回国后，他先在广东教授英语，后来于1931至1937年间在广州编辑《广州公报》的英文版。1938年，日军开始轰炸广东。1938年3月29日，李恩富最后一次与耶鲁同学交流时写道：“我们这里发生了战争，惨无人道、野蛮、残酷的战争。日本轰炸机每天都会袭击这座城市——有时一天袭击3、4次，人们为活命殚精竭虑，无暇顾及其他。”李恩富美国的子女1938年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便杳无音讯。家人推测他在轰炸中丧生，但他横尸何处，一直是个迷。

李恩富，耶鲁优秀毕业生，他的生命，由充满希望的开始，经过一个尴尬、沮丧的过程，最后消失于无影无形。作为一名没有国籍的公民，究竟何处是他魂灵的安息之地？也许他安息在中美之间、一个华裔美国人既无法完全融入又不能彻底逃离的独特之域。

附录：李恩富与第二任妻子的后代

李恩富与第二任妻子Sophie所生的两个儿子在新泽西州长大。大儿子Clarence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位于Annapolis, Maryland）。1920至1930年代，他在太平洋和巴拿马运河区服役，后来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回到Annapolis，在那里教授天文导航直至退休。他于 1983 年去世。

小儿子Louis192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工程专业，毕业后在纽约长岛从事建筑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服役后，他及家人搬到康涅狄格州的新迦南（New Canaan, Connecticut）定居，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他于1989年去世。

Clarence和Louis的生活并没有躲过种族歧视。在Clarence的大学毕业年鉴（yearbook）中，他的昵称是一个种族污辱词。1938年在加州圣地亚哥海军服役时，他不得不与白人未婚妻Virginia去亚利桑那州注册结婚，因为当时在加州异族通婚非法；Louis夫妇曾试图加入新迦南乡村俱乐部（New Canaan Country Club），但因亚裔身份被拒。

Clarence和妻子育有一子，名为Russell Vaille Lee，2020年去世。

Louis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他俩在成长过程中对他们的华裔血统毫不知情。儿子Richard V. Lee耶鲁大学1960年本科毕业，1964年医学院毕业，是布法罗大学医学院教授、内科专家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School of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1980年代他随一个医学代表团访问中国，同行的有他的妻子Susan和他们的儿子Matthew和Ben。这次旅行激发了Richard对祖父和“中国留美幼童” 项目的兴趣，在他的努力下，2003年李恩富《我在中国的童年》一书再版发行。他还建立了一个交流项目，让他的医学院学生去北京短期实习。Richard于2013年去世。女儿Penny Winfield有三个孩子和两个孙子。

左：Richard and Ben Lee 父子 右：Matthew Vaille Lee

Richard的大儿子Matthew Vaille Lee 1989年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Georgetown Universi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曾先后任法新社 (Agence France-Presse) 驻柬埔寨金边分社通讯记者、驻肯尼亚东非分社副社长，目前是美联社驻国务院记者和外交作家（State Department correspondent and diplomatic writer at Associated Press）。自1999年以来他随每一位国务卿出访，从120多个国家报道美国不断变化的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

Richard的小儿子Ben Lee1992年耶鲁大学本科毕业、1999年东亚研究专业硕士毕业，成为家族的第4代耶鲁毕业生。他1980年代随父访问中国后开始学习中文，本科毕业后通过耶鲁的中国项目前往中国教授英语，后又回到耶鲁攻读硕士。他在美国的私立学校任教多年，5年前被聘为上海美国学校浦东校区的高中部校长。

https://yalealumnimagazine.com/articles/5324-yan-phou-lee
本文故事主要来自此文。感谢原作者 Mark Alden Branch 授权编译使用他的文章及照片。其他照片来自网络。

2021年7月于Boston

本文修订版2022年4月3日在“美华史记”网站发表。

https://usdandelion.com/archives/6989

杨老师如此突然、如此意外地离开了我们。这消息，给疫情阴霾下的漫漫冬日，又笼罩上一层厚厚的悲戚。

年轻时的杨老师
 
 
学琴

我女儿Alice 一共跟杨老师学琴4年。Alice是在外州开始学习钢琴的，我们从外州搬来波士顿时，人生地陌，辗转了不少时日，才找到杨老师。去杨老师家上过几次课后，我就为没能早些遇到杨老师而深感惋惜。

杨老师这样说Alice，“Alice对音乐的感觉，真是好，不是一般的好，她的问题，就是懒！不肯练琴！她要是能有George一半儿那样用功，也会不得了呀“。

Alice学音乐的条件好，她有乐感，还有perfect pitch, 但她真的是不用功。有一次，她练琴练得不好，去杨老师家上课时，杨老师在Alice身后，用手做着打她的动作，脸冲着我，不出声，用口型说，“这种小孩儿，应该揍，就要揍、揍、揍！” 杨老师很解气地在空中连揍Alice 三下，Alice还在那吭哧吭哧地弹呢，浑然不觉。我坐在沙发上，望着杨老师，觉得她真是又顽皮又可爱。

杨老师对Alice，是恨铁不成钢。作为家长，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吧。一个和你毫不相干的人，你不会去在乎他是铁还是钢，你对自己的孩子先有了一份爱，才能有对他不成钢的恨。杨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就有着这种家长般的关爱。

每年，杨老师都选送一些学生去参加钢琴比赛。参加比赛的每一个学生，从选曲到练曲，杨老师都要格外劳心劳力。

Alice跟杨老师学琴不到一年，杨老师就要让她去比赛。杨老师为Alice选了一首德国作曲家 Henselt 的La Gondola 作为参赛曲目。此曲缓慢抒情、婉转悠扬，结尾处音乐渐远渐弱、余音绕梁。曲子优美动听，但不是尽人皆知的名曲。我对杨老师说，“这曲子没有双手在琴键上上下翻飞、展示功夫与技巧的地方”。杨老师说，“把快的曲子弹好，其实不难；把慢的曲子弹好，那才真叫难。Alice对音乐的感觉那么好，这曲子正适合她弹，你听我的没错！”

果然，那次比赛，Alice得了她所在年龄组的麻州第一名。

比赛及颁奖结束后，我随着拥挤的人流，沿着楼道往外走，边走边用目光寻找杨老师。在楼外遇到杨老师，她兴奋地迎上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没错吧？Alice刚弹完，就有老师过来跟我聊这个曲子、要这个曲子呢！” 杨老师那满溢的，是学生取得了好成绩，她作为老师的满心欢喜。

比赛过后第一次去杨老师家上课，我说，“赛都比完了，你也该好好休息休息、清闲清闲啦”，想不到杨老师说，“哪闲得下来呀，我已开始琢磨他们明年参赛的曲目啦！” 杨老师就是这样马不停蹄，去世前一个月还在给学生上课，疫情期间，她一直给学生上网课。

那年感恩节当天去朋友家开party。孩子们玩儿得兴高采烈如胶似漆掰也掰不开，弄他们上车回家成了一项艰巨任务。朋友说，“算了，别走了，反正剩这么多吃的，明天热一热，接着吃接着玩儿”。我说“不行啊，明天要练琴，下午要上课”。朋友吃惊地瞪着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今-天-是-感-恩-节，明-天-要-上-钢-琴-课？！” 我告诉她杨老师感恩节只休一天，她摇着头，叹道，“oh gosh, 杨老师真是crazy”。是啊，不疯魔如我等，岂不都是芸芸众生？

杨老师很多学生弹的曲子，都已很难，不是一蹴而就的。杨老师每天上午都练琴，她说，“我不练琴，下午学生来上课，我要演示，怎么弹得出来呀”；杨老师的卧室里，有整整一面墙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全是CD，她每晚睡前都要聆听音乐。

Alice 要去 Phillips Exeter Academy 读高中，因为在外州住校，只好遗憾地不再做杨老师的学生了。

高中开学前选课时，音乐方面Alice选了Piano private lesson 和Chamber music这两门课。这个高中有两个最好的钢琴老师，好学生都归他俩教。由于申请高中时Alice没有强调她的钢琴特长，她被分给一位普通老师。所有选Chamber music课的学生，开学时要参加一个Audition, 然后按水平分组上课。Audition时那几个主考老师听了Alice的弹奏，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钢琴是跟谁学的？”，然后告诉她她的private lesson 的老师被重新调整了，她被归在那两个最好的老师的门下。

Alice 被分到一个只有3个人的Chamber ensemble，他们仨旗鼓相当、配合默契，一度是学校里水平最高的 Chamber ensemble。Alice和那位大提琴手，都志在别处，只有那位小提琴手，要以音乐为生。高中毕业时, 那位小提琴手考取了纽约的Juilliard School。

我想，高中刚入学时的那个Audition，主考老师问Alice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问？以Alice当时初中刚毕业的年龄，她还是一块被琢的璞玉，还不能自我圆满、自成一体，他们看她的演奏，看到的不是她的琴艺，他们看到的，是老师的痕迹；他们好奇的，不是她的琴弹得怎样好，他们好奇的，是她的老师是怎样的不寻常。像钢琴这种技巧性这么强的乐器，没有名师，再有天赋，也是枉然。

Alice开始跟杨老师学琴时已经10岁，如果她4岁启蒙时就师从杨老师，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不同。人生的诸般机缘，多是可遇不可求，所以回味人生，也就免不了要咀嚼无奈与伤感。
 
 
买琴

和杨老师学琴一段时间以后，杨老师说，“你们要给她买Grand Piano 了，不然我上课时教的东西，她回家练都练不出来，时间耽误了，耳朵也要练坏了”。

我想去看一架旧琴，和杨老师说自己不懂琴，想请她帮我去挑选。杨老师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那天去杨老师家接上杨老师，开车去Brookline。琴主人家是一幢非常古老豪华的房子，里面有敞亮的大厅、宽阔的楼梯和极高的穹顶。那架Yamaha 6’1’’的Grand Piano， 就安放在两段楼梯拐弯衔接处的平台上。杨老师走上楼梯、坐在琴前、打开琴盖，她酝酿了一下，然后轻抬双手弹奏起来。一束光从窗外射进来，宛如舞台的灯光，刚好射在杨老师的身上和琴上，那房子的音响效果极好，像音乐厅一样，杨老师那美妙的音乐，就在空中悠悠回荡。那琴主人被杨老师这气势、这音乐的感染力，给镇住了。琴主人不是音乐人，那琴主要是摆设。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位娇小的东方女子，竟有这样一双神奇的音乐之手; 他也没有想到，这架多年的旧琴，还能有如此饱满动听的声音。后来他说，他很高兴能把琴卖给我们，这琴终于可以物尽其用了。

虽然是旧琴，却也价格不菲，我想先回家和先生商量一下再决定。杨老师一向做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她说，这琴虽然旧，但很少用，劳损不多，他们按时调音，保养很好，里面看上去还很新，而且这琴的音质音色非常好。懂行的人一看就会买走。“不用商量了，现在就去谈价格。你要是需要钱，我可以借给你，借多少都可以”。杨老师看我还有些犹豫，就又说，“你到底买不买？你要是不买，我马上就去买了！”

杨老师家里当时只有一架Grand Piano，为了上课时便于演示，她是想再买一架。没过多久，她买了一架Steinway。

我家当时不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现金，需要点儿时间把存款从账户里挪动出来，就向杨老师借8000美元，杨老师很快就把钱准备好给了我，并说，这钱不用急着还，什么时候还都可以，多少年以后还都可以。当然她没有提利息。

在美国，私人之间一般不互相借钱，即使是亲人之间，这种事也很少发生，偶有发生，还钱时也要连本带利。杨老师能够这样借钱给我，绝不仅仅因为她手头宽裕，富有的人并不都能如此行事。

人这一生遇人无数，从寻找伴侣、到选择师友，遇人不淑已是司空见惯。能够遇见真诚、遇见善良、遇见美好，这真是一生的幸事。

杨老师2008年与刚在钢琴比赛中获奖的George Li 合影

2021年2月20日, 波士顿

（本文照片分别由杨老师的先生及George 的妈妈提供）

为了让女儿有一个中国胃，女儿小时一直在家吃自家做的中国饭，很晚才让她接触西餐。记得女儿四岁左右初吃麦当劳时，她一边摆弄着Happy meal，一边Happy得摇头晃脑地说，“我长大要做在麦当劳里上班的人！”我忙问为啥，她说，“那样就可以天天吃麦当劳！”

女儿刚上小学时，为了不让她吃学校cafeteria 的junk food，每天都给她带午饭。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中午吃的越来越少，剩的越来越多，直到最后，一口不吃，早上怎么带出去，晚上怎么带回来。这不饿坏了吗？可女儿说，她一点儿也不饿，中午这个给她一口、那个给她一口，她吃得可香了！天呀，这不成了吃百家饭的小叫花子了吗？

胳膊到底拧不过大腿，只要别当小叫花子，爱长哪国胃就长哪国胃去吧。从那以后，每天早上给她准备好在cafeteria买饭的零钱，比准备便当反倒省事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那片水土，可以养出吃穿山甲、喝猴脑的民族，你拿这些招待洋人试试？我拿白米饭小青菜招待女儿，女儿说，“no taste, I can’t swallow。”同样是米饭，意大利的risotto, 西班牙的海鲜饭，滋味都在里面，洋人吃东西，每咬一口，都要有滋有味。而女儿能吃的、每咬一口都要有滋有味的中国饭，只有包子、饺子、馄饨、炒饭、炒面这五样。

女儿放假回家，我这老五样轮着做，没等吃腻，学校开学、女儿走人了，皆大欢喜。可这次，新冠疫情，学校关门，女儿回家安营扎寨，不走了。这老五样终于吃腻了。一天，女儿问，“Do we have any white people’s food?” 我说，“sorry, unfortunately, we only have food for yellow people”。我俩互相做着鬼脸儿，彼此心领神会。

我总是不死心，总劝女儿吃地道的中国饭菜。女儿总说“not right now”。 我这死心眼儿，心想她说此刻不吃，那就给她留一口，等她eat later。有的东西，留了三天，天天让她吃，天天是那句“not right now”。终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not right now”， actually means “ I don’t want it at all” 。

我是真的觉得中餐菜多肉少，比西餐健康，所以还是忍不住大讲中餐的好处，时不时地劝她吃。那天劝罢，她笑眯眯地望着我，温柔地说，“yes mom, I know, I will, but not right now。”

有句话咋说的来着？“要想抓住女儿的心，首先要抓住女儿的胃！”可从小学不给女儿带饭那天起，我不就主动放弃了她的胃吗？可女儿还是这么小心翼翼地跟妈说话，生怕 hurt妈的 feeling。女儿啊， 你太善良啦！

 
补习班

加州离中国近，从中国来的人多，从中国带过来的东西也多，像课外补习、升学指导这类东西，已如星星之火，从中国到加州，又从加州燎原到全美。现在申请大学，不聘请个校外升学顾问，就好像疫情期间出门不戴口罩一样，里里外外让人觉得不对劲儿。

一个加州的朋友，花了几万美金，请了三个不同的升学顾问，为他女儿挑选课程、安排活动、准备材料、包装打造。

我女儿有一支生花妙笔，那支笔，天马行空、行云流水、嬉笑怒骂、文章天成。她上的又是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所以朋友请我女儿看看他女儿申请大学的essay。 我女儿看得很认真，写了很多条comments。他女儿说，我女儿的comments，是写得最好、她受益最多的，比花钱请的那三个升学指导给的feedback, 都要好。

女儿以往的暑假，都去intern，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只能乖乖呆家里。一个做“升学指导”生意的藤妈，在招罗藤校学生，给高中生做暑期线上辅导，报酬不错。我问女儿要不要做。

女儿说，她最反对这种付费的tutoring, 因为能付得起这种学费的，大都来自条件比较好的家庭，上的多是比较好的高中；而那些来自disadvantage家庭的孩子，上的多是比较差的高中，又没钱去校外补习。本来高中的差别就很大了，再加上校外补习,穷人家的孩子，真的很难走出来。她说，“我在学校里见过不少这样的学生，他们并不那么strong，他们是被优越的家境推到这里来的，他们夺走了那些来自disadvantage家庭的优秀孩子的机会。如果你不能为缩小social inequity做些什么，那么至少，你不要去做增加social inequity的事，所以，这种tutoring的钱，我不去赚。”

闺女哎，你可真能拽！你要是不能在爸妈这儿吃白饭，你要是露宿街头、饥肠辘辘，这种钱你能不去赚？

这只是咱阴暗的心理活动，咱可没有这样讲出来。像咱这样优雅的藤妈，怎么能说出这么掉分儿的话？咱又不是没有年轻过？咱又不是没有被理想主义热情高涨过？咱又不是没有为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奋斗过？

女儿，无论岁月怎样待你，无论生活怎样不堪，妈只愿你永远保有这份清纯，永远不要染上铜臭气，更不要为了几个钱，伤了人世间最美好最珍贵的感情，比如亲情、比如爱情……

2020年5月，Boston

今年新年伊始，美国民众从电视里知道了中国湖北武汉，从电视里看到了武汉的新冠疫情。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武汉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那里的情节，一个多月以后会在自己身边上演。

二月初的一天，早上去上班，一个同事走进办公室，她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边脱大衣一边和大家说笑，她说，早上出门前儿子亲她，和她吻别，她对儿子说，“哎呦，你亲妈妈，可别把新冠病毒传给妈妈呀”。这时，另一位同事，满脸凝重地说，她女儿告诉她，这个新冠病毒，一定会在美国流行，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她说女儿让她有所准备。

她女儿大学毕业不久，在CDC工作。如果CDC的一个普通员工，都能对此如此确定，CDC的高层又该如何呢？那么，当疫情真的袭来时，为什么还会如此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呢？强将手下无弱兵，CDC是谁手下的兵？让护士身上套着垃圾袋去上岗，这是第几世界的形象？

哈佛家长有一个讨论政治的微信群，上次选举前，群里挺川反川的两派，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打得热火朝天。群里一位来自台湾、温文儒雅的哈爸，不温不火地发言，他写道，“选希拉里吧，即使好不到哪里去，但也绝不会差到哪里去；选川普吧，百分之百会出事！”这个睿智的哈爸，对候选人的品性，有着深刻的洞察。

选举那天，我在电视机前一直守到深夜，几近第二天凌晨，直到看到希拉里给川普打了那个认输电话，才无奈地回卧室休息，心里还不停地念叨：别出事，别出事，捱过这4年……

4年还没有过去。川普的行为，比如，和金三胖勾勾搭搭，跟伊朗撕毁核协议，在中东搞暗杀……如果这些都不算出事的话，那么，这场打得如此糟糕、让无辜的美国人伤亡如此惨重的疫情之战，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出事了吧？

新冠病毒，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魑魅魍魉，深深地侵犯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此刻它还没有侵入你的肌体、侵害你的健康的话，那它也已经侵入了你的意识，让你神经兮兮，哪儿也不敢摸哪儿也不敢去，洗手总也洗不完。

3月10号，麻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月16至20号这一周，每天开车去上班，路上的车流已明显减少。在单位的一整天，尽量呆在自己的办公室不动，中午不敢出去买饭，吃一个自带的三明治果腹，用纸巾隔着去触碰每一个把手开关，但做不到与每个人都相隔6尺远，因为总会有人进来交接文件、谈论工作，所以总是提心吊胆，担心自己染上病毒，再把病毒带回家，传给先生和小女儿。在单位的时间越久，担心越甚，所以每到下午，总是感到阵阵潮热心悸，其实这也许只是更年期症状，但却总是怀疑是不是得了新冠肺炎。晚上下班回家，进门就洗手换衣，然后量体温——哦，谢天谢地，体温居然正常！

麻州3月24号开始关闭所有Non-Essential Businesses。不出门上班了，担心少了许多，但内心并未踏实。每天早晨，起床就去查看当天全国的疫情数字更新，急于知道新增病例多少，新增死亡多少。沮丧的数字，让人整天无精打采，然后捱到下午4点，再去查看麻州当天的数字。全国的数字每天更新几次，麻州的数字每天只下午4点以后更新一次。疫情还在爬坡，拐点还没到来……

居家的日子，头上那三千烦恼丝，像愤怒的野草，疯狂生长，四处乱串。但我不能出门打理，我只能任它自己长、长、长，长到拐点。

3月8号，小女儿自己开车回家过春假。过去的几个春假，她都是飞来飞去、忙忙碌碌，去年春假，她和几个同学去了秘鲁调研，今年春假，因为疫情，活动取消。女儿住校后，每年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这次两周都能呆家里，我暗自高兴。因为只有两周，她只随身携带了简单的衣物。想不到，继哈佛第一个宣布关校后，耶鲁也于3月14号宣布，春假后学生不再返校，余下的学期全部网上授课，随后又宣布取消5月中旬的毕业典礼。我们早已订好了酒店，期待着春暖花开的5月，去耶鲁参加小女儿的毕业典礼。

小女儿说，他们senior都非常sad, Senior Spring 是他们最期待的一个学期。是啊，怎么能不sad？！他们的校园生活，就这么突然中断，他们的大学生活，就这么随之结束，他们还没来得及和师友拥抱话别，还没来得及整理宿舍物品，还没来得及对宿舍校园做最后的拍照留念……但毕业前，这些机会都已不再有，毕业前，他们有的竟是一个回不去的校园！那是多么美丽的校园，那是多么宜人的季节，应该有多少浪漫会发生？应该有多少记忆能留下？他们将错过多少耶鲁传统的活动？Senior Week, Commencement, Class Day, Hat Day…… 也许明年他们会从四面八方返校，参加补办的毕业典礼，但那怎么能有原装的原滋原味？

耶鲁校园新生住宿区（Old Campus）里，内森·黑尔（Nathan Hale）的全身塑像，矗立在他当年住宿的楼（Connecticut Hall）前。内森天资聪颖，18岁就从耶鲁毕业。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主动请缨，深入敌后，不幸被英军俘获并被处以绞刑，1776年牺牲时年仅21岁。塑像的底座上，刻着他那句著名的临终遗言——“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献给我的国家（I only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e life to lose for my country）”。

今天的耶鲁校园里，像内森一样富于担当、勇于献身的莘莘学子，应该大有人在，只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们能做的，实在有限，他们此刻对社会的重要贡献，是stay home。

大女儿所在的剧组，1月下旬从洛杉矶飞往纽约，他们将用几个月的时间，在纽约完成拍摄制作。可是因为疫情，3月15号，全剧组又撤回洛杉矶，进入待机状态。何时开拍？遥遥无期。两年前哈佛毕业的大女儿，满怀创作热情，事业刚刚起步，但现在被疫情困在洛杉矶的公寓中。

新冠疫情不折不扣地打乱了我们的生活，但若因此抱怨，未免太矫情。和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抗疫前线的救护人员相比，和过早殒命于疫情之中的不幸相比，和病床上与病毒顽强抗争的生命相比，我们平安，我们健康，在这至暗时刻，还有比平安健康更重要的吗？

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血肉之躯，他们是别人的父母子女，别人的丈夫妻子，别人的兄弟姐妹。作为一个父母双亡的中年人，我深切地感受着丧亲之痛。从前与父母分居太平洋两岸，对父母的思念并没觉得那么难以忍受；如今与父母天人永隔，对父母的思念竟是如此锥心刺骨，父母的音容每天都在眼前浮现，和父母共度的时光总是在梦中循环……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要在丧亲之痛中把余生走完？

人固然不能不朽，人终将走向死亡，但死于自然之因，家人或多或少可以得到安慰。但死于不幸，死于非命，那种遗憾悲痛愤怒，家人终将难以排遣。而此次疫情之殇，多少比例是天灾？多少比例是人祸？

一个6次让自己的公司破产、两次正式离婚、无数次传绯闻的男人，对着电视观众，称呼密西根州州长为“That woman from Michigan”。这个男人，此刻还有女性支持者，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是老黄历了。

民主选举，永远无法保证选上的人，总是最有能力、最称职的人。民主选举选上的，往往都是最能赢得或蛊惑人心的人，这是选举制度的一个死穴；但称职也好，差劲也罢，这个制度不会等着一个称职的人，在绝对的权力之下走向绝对的腐败，也不会看着一个差劲的人，长期在那里为所欲为。这又是选举制度死穴之外的一个美丽。只是，有时，选民要为那个死穴付出惨重或生命的代价。

在州长建议全州居民stay-at-home 的指令下，波士顿市长又发布了宵禁令，从4月6号到5月4号，晚9点至早6点之间不要出门。

不出门，那就开窗吧。对自然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总是把我引向窗前，让我向窗外眺望。

窗外远处马路对面，有一家小小的酒品店，因为要保持social distancing，酒品店门前横亘着一个长条桌，桌子把顾客挡在店门外，这很像小时候中国商店里的柜台，顾客总是隔着柜台，让柜台里面的店员选货拿货。周五的晚上，长条桌前买酒的人们站成一排，那个长条桌可没有6尺宽，店员顾客都不戴口罩，他们不要命了吗？周六一天阴雨，打着雨伞前来买酒的人还是络绎不断，还好，周六店员开始戴口罩了，这让人放心了一些。我一直对“Liquor stores are essential Businesses” 这一点有点儿不解，但那天，站在窗前凭窗眺望，我豁然开朗——

在这人人忧心忡忡的日子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2020年4月10日，波士顿

（本文照片为作者的手机摄影）

大凡微信群，群友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主聊，天天发帖，一天不拉，他们是微信群生命活力之所在；一类是潜水，永永远远在潜水，绝不露头，他们的存在只体现在群友总数上；还有一类是平常潜水、适时冒泡，群里掐架时，他们是掌控情势的主力军，哪边冒泡多，哪边自然赢。

这个研究生校友群里，有一位主聊，姑且叫他音乐君。此君是爱乐狂魔，古典、现代、爵士、流行，什么都爱，每天都发一堆音乐帖子，介绍几首名曲给大家听，还要见缝插针地写几段自己对音乐的感悟及相关轶事；还有一位主聊是书画君，此君不仅爱好金石书画，还是一位造诣颇高的业余书法家。同样，他每天都发一堆书画帖子，介绍几位名人大家，还经常把自己的作品拍照上传，供大家欣赏。

话说这群里有一人物，叫他什么呢？叫他得意君吧。得意君现在是官僚资本家，过着儿时梦里难寻的好日子，锦衣玉食、豪宅宝马。他日理万机，根本没闲工夫去做主聊，但每晚入睡前，卸去白日的行头，窝在舒适的床上，他喜欢去群里逛逛，换换脑子，找找乐子，冒冒泡子。

看到音乐君、书画君的帖子，他忍不住会在心里嘀咕两句：“你丫的不就是臭老九的儿子、城市里长大吗？从小有点儿条件学这学那、弄出个特长爱好，现在不就是个大学教授吗？能有多少油水？同学聚会还不得跟着吃我！”得意君春风得意，人也慷慨大方，同学聚会时总是主动买单，这倒是实情。

人在一帆风顺、自鸣得意之时回首过往，即便是曾经令自己懊恼无比的失败，看起来也有理应如此的可爱，因为一切似乎都是为成就今天的最佳安排。

三十年前那个初夏之夜，得意君几乎是从西单一路爬回海淀，爬回学校。震惊、愤怒过后，他不问窗外事，只读ABC,一心考托考寄,一走了之。怎奈考场上缺了几分福至心灵，终与梦想失之交臂。

同寝室的天才，到底没有浪得天才虚名，一路过关斩将，拿到全奖，登上飞机，绝尘而去。

多年后天才回国探亲，昔日室友重聚。当年翩翩才子，如今伤仲永啊！在海外，经过了多少年，吃过了多少苦，受过了多少气，天才总算熬成中产。可惜太太实在跟他熬不住了，早早撇下他，找个老美嫁了。

天才一般都怕失败，天才里很少愣头青，他们都是缜密慎行之人，这也意味着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这次天才回国，矛盾重重，想回国找吧，又怕当搬运工；在外就地解决吧，又实在僧多粥少。

看着自己曾经崇拜的室友，一副土了吧唧的穷酸样，外带一点儿鳏夫相，得意君得意地想想自己身边那些飘飘的彩旗，不禁生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叹。当年把天才送上飞机，自己捶胸顿足、不忍离去，他仰望蓝天，脚踩大地，双手攥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走吧，走吧, 都走吧，你们都他妈的一走了之吧！”。而此刻，得意君眯起得意的双眼，回望当年绝望的自己，对那个愣头青说：“小子，至于吗？要淡定！”

对那些音乐、字画、摄影、营养保健、心灵鸡汤之类的帖子，得意君懒得看，也没工夫看，但他并不那么在意或反感，也就一边用眼飘过、一边在心里嘀咕几句而已。没有这些帖子，群里怎么能热闹？怎么能引来打情骂俏的穷聊? 怎么能找到消愁解闷的乐子？ 可心忧君的帖子，他不想在意，却又不忍飘过，心说不看，手又去点，点开看罢，又给自己添堵。他以为经过这些年下海上海，自己早已从当年的愣头青, 历练为宠辱不惊的大将，哪知在这个微信群里，直面心忧君的帖子，自己居然还无法淡定。

心忧君忧国忧民，经常发一些不识时务的东西。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进亦忧，退亦忧，颇具士大夫之气，或曰知识分子的良知。

其实群里心忧君的支持者不少，有些还是他的粉丝，几天不见他露面，心里就空落落的。但这些人都很低调谦和，难成气候。相反，群里反对他的人，则一副真理在握、趾高气扬的样子。

人各有志，有人志在兴趣爱好、平淡是福；有人志在升官发财、出人头地。那么，为什么不能有人志在忧国忧民、家国情怀？其实在这一点上，得意君还是拎得清的，所以，有时，他会不温不火地挺心忧君一把；有时，他又会跟着嘲讽心忧君的人一起起哄。在对待心忧君的态度上，他成了忽左忽右的骑墙派。

比如，那天，群里又有人开始了对心忧君的冷嘲热讽：

“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谁不知道呀，用得着整天这样抖落么，老看阴暗面，累不累啊，你？那些成就，为啥不说？你是挑刺儿专业户哇？”

“这样一把年纪了，还能这样用情，兄弟佩服你！时候不早了，身子骨要紧，洗洗睡吧！”
……

得意君看不过，就来这么一句：“知他者谓他心忧，不知他者谓他何求。时候不早了，大家都洗洗睡吧！”

一天，心忧君发了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某某“经济改革有功，政治改革有罪”，得意君耳畔马上响起老爹的教诲：“你要感谢人家爷爷，要不是人家爷爷恢复高考，你哪能中榜进京？要不是人家爷爷南巡讲话，你哪能发财当官？”

得意君正嘀咕着：“别看咱爹没文化，人家知道感恩！”就看到有人发言：

“人都是用自己的财富地位来证明自己，你整天抨击时政，你用这种抨击来证明自己什么？这样你幸福吗？活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得意君心想，你是想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吧？于是他去点那个小方微标，想看看此人是何方神圣。他看到一个矜持、华丽的女人，端坐在好似故宫里靠背高高的帝王椅上。得意君端详着照片，窃笑了，这不是当年校园里没人待见的土丫头嚒，怎么鼓捣出女皇范儿了？为毕业留京，当年她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现在看这架势，八成混出点儿模样来了，土包子开花，不容易呀。好，就冲你这幅倒腾劲儿，哥们儿挺你一把。于是，得意君Copy了土丫头的发言，paste到自己的聊天框里，然后添个 +n，发出去了。

得意君就这样在群里潜着水找乐、时不时冒泡。他不想闷声发大财，而微信是舞台，他就骑在舞台上那条无形的墙上，左摇右晃，宣告自己的存在。

心忧君发的东西，总是让得意君幸福感降低，但也让他沉思：毒奶粉、假疫苗、霉食堂，这世道究竟是咋了嘛？咱村最能云山雾罩的侃爷王大仙儿，再怎样插上幻想的翅膀、追上时代的脉搏，也诌不出这样的故事吧？

因一篇讲夹边沟的文章，很多低调谦和的人，都坐不住了，群里冒出很多跟帖：

“那片血红的大地，就是一个大的夹边沟！”

“皇帝不高兴，不是因为皇帝知道自己没穿新装，而是因为皇帝知道你知道他没穿新装。”

“今朝夹边舞，他日夹边骨，旦夕祸福间，命运谁做主？”

“命运谁做主？” 这是得意君目前最真切的忧患，因为他的这番得意，总似海市蜃楼、虚无缥缈，他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不由自主地跟着走，风景山前尚好，谁知山后若何？他有恐惧，有期待，可又说不好恐惧什么、期待什么。所以，虽然很不削流落海外的天才的那副窘相，可他还是把儿子送到海外，委托当年的室友关照。

那晚，得意君就寝前照例去群里逛逛，他点开一个视频，看到章女士的一个谈话：“不要低估了中国农民的愚昧，不要低估了中国官员的贪婪，不要低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这三个“不要低估”，像三个催命的小鬼儿，搅得得意君坐卧不宁、睡意全消。

当年金榜题名时，咱还是农村户口，那咱是农民吧？每次衣锦还乡日，乡亲们对咱那毕恭毕敬的称谓，那头衔，咱是官员吧？那晚洞房花烛夜，咱一个穷山沟的穷小子，能娶到京城大户人家的小姐，靠的不就是名校这一纸文凭吗？那咱算知识分子吧？那么，咱愚昧吗？咱贪婪吗？咱堕落吗？

不知经过了多少翻云覆雨，得意君总算睡着了，睡梦中他露出甜美的微笑。原来梦里心忧君被封号了，从此群里歌舞升平、岁月静好……

德国黑森(Hesse)州的小镇克龙贝格(Kronberg im Taunus)，位于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郊外、陶努斯（Taunus）山麓。这个只有不到两万人口的小城，有着欧洲古镇的所有元素，它不仅有古街、城堡、宫殿、教堂，还有如画的绿地果园、音乐艺术及便利的交通，但它目前还不是一个游人如织、熙来攘往的旅游小镇。如果此时来此逗留，除了满目的异国情调，你还能感受到当地人的那种闲适安逸。

【老城区 Altstadt】
老城区有建于13世纪初的城堡，高高耸立的城堡尖塔，是小镇的地标，远远地引人注目。这个城堡当年是骑士的驻地，爬上城堡，可以感受中世纪骑士的生活，可以俯瞰小镇全景，及远眺漫山茂密的栗子林。克龙贝格原来是这个城堡的名字——Burg Kronberg，后来这个小镇就以城堡的名字命了名。

城堡四周，散布着13至16世纪的木筋屋。房屋之间，是被岁月打磨得凸凹不平的卵石小路。据说，这些老屋，里面可以随便改造，可以建最先进的厨房和卫生间，但外面，一定要保持原貌。

踩着这样的石子，在这样的小巷里穿行，老屋屋顶的青石薄瓦，老屋墙壁的雕梁画栋，远近教堂的悠扬钟声，这盎然的古意欧蕴，让人不知身在何处、不知今夕何夕。

 
【维多利亚公园 Victoriapark】
占地20多英亩的维多利亚公园，是一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英式开放园林，当年是为纪念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Frederick）三世而建。除巨大的弗雷德里克三世的塑像外，公园里还有其他的纪念碑、雕塑、小型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儿童乐园及餐馆等。整个二十多英亩的土地上，绿草茵茵、小溪潺潺，参天古树、错落有致。大小不一的三个池塘里，野鸭野鹅，红掌清波，游弋其间。

这个公园的名字，来自弗雷德里克的爱妻维多利亚皇后，维多利亚皇后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皇家公主。19世纪欧洲皇室用联姻来确保联盟的强大及血统的纯正，但弗雷德里克和维多利亚确是自由恋爱，真诚相爱。

1851年，不大懂英语的弗雷德里克访问英国，11岁的维多利亚用流利的德语为他翻译，两人随后一直书信往来，并于1858年在伦敦结婚，他们婚后育有8个子女。

1871年德国统一，弗雷德里克的父亲，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成为德国皇帝，这个德国皇帝高寿至90岁。当了多年皇太子的弗雷德里克，56岁才继位，但由于罹患喉癌，继位仅仅99天，就于1888年6月去世。

弗雷德里克和维多利亚都是深受爱戴的开明人道的自由主义者，而他们的长子威廉则非常保守，在意识形态上与父母格格不入，这导致他与父母的关系一直很紧张。长子威廉继位后，维多利亚选择远离朝政，到克龙贝格安居。

 
【宫殿 Schlosshotel Kronberg】
维多利亚皇后1888年9月买下克龙贝格一片100多英亩的土地，建造了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宫殿，作为自己寡居的寓所。为纪念丈夫，她称此寓所为弗雷德里克宫殿(Schloss Friedrichshof)。维多利亚皇后1901年去世后，这个宫殿传给了她的小女儿。

二战期间，这里被美军用作部队住房，并作为美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住所。艾森豪威尔将军及其随从人员在此住了七年，期间他把宫殿周围的园林，设计改建成一个18洞的标准高尔夫球场，它是德国最美的高尔夫球场之一。一位游客徜徉其间，看着气派的宫殿与清幽绵绵的绿地，说，“看了这个高尔夫球场，为自己不会打高尔夫球而抱憾终生！”

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

1954年起，这座宫殿变成五星级酒店，它是“世界小型豪华酒店”之一。酒店客房里陈设的，仍然是皇家收藏的原始家具和艺术品，酒店里面还有一个保存完好的皇家图书馆。

酒店的餐馆对外营业，去用餐不必先住进酒店。用餐时，你是坐在真正的皇宫里，品尝正宗的多道西式正餐，享受小心翼翼、细致入微的服务，俨然，你成了贵族。

 
【音乐会】
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时，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Rostropovich）飞赴柏林，在现场演奏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用音乐来悼念在柏林墙下丧生的那些追求自由的灵魂。

2008年4月27日，罗斯特罗波维奇逝世一周年之际，为纪念他在克龙贝格音乐学院（Kronberg Academy）的教学，以及他对克龙贝格大提琴节（Kronberg Cello Festival）的推动，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肖像塑像，在克龙贝格市政广场(Berliner Platz)的花园里揭幕，塑像旁有一个小石碑，上面用德语雕刻着他的那句名言：“克龙贝格是世界的大提琴之都”。

因为有克龙贝格音乐学院，克龙贝格一年四季音乐会不断，暑假及圣诞节日期间演出更为集中。克龙贝格音乐学院的新音乐厅，正在火车站旁兴建，竣工指日可待。

克龙贝格小镇中，那背着乐器、行色匆匆的学生，那各式各样的音乐会海报，那随处可见的音乐雕塑，像空气中流动的音符，演绎着诱人的韵律。

作者于市政厅前(Berliner Platz)
 
【美术馆 Museum Kronberger Malerkolonie】
19世纪，为了逃避大城市的工业化，一些法兰克福的艺术家，将生活创作的中心迁移到克龙贝格的乡村环境中。这质朴的田园诗般的氛围，吸引了100多位艺术家来此生活，他们创作了大量写实的风景画作，这使克龙贝格成为19世纪德国最主要的艺术家聚居地。

19世纪末，富有的法兰克福市民开始在克龙贝格建造别墅，把它作为度假胜地。1888年维多利亚皇后来此定居，也带来了喧嚣。浪漫的隐居环境和乡村的平和氛围消弱了，加之印象派绘画的兴起，克龙贝格的艺术家聚居地逐渐瓦解。

当年画家海因里希·温特（Heinrich Winter）的故居，现在是美术馆，该馆致力于收藏保护克龙贝格艺术家的文化遗产，并向公众开放。目前馆藏600多件绘画作品，还有艺术家的信件照片等。

 
【食宿交通及其它】
从法兰克福中心车站，乘S4线地铁可达克龙贝格。克龙贝格是终点站，所以不用担心坐过站。S4线地铁每半小时一班车，车行25分钟。

前面介绍的所有地方，到克龙贝格车站，都在步行10-30分钟的距离内。车站及市区附近，有很多餐馆旅店。

克龙贝格位于陶努斯山麓，三面被山林环绕，这里以盛产水果闻名，镇中心附近，有一个酿酒的葡萄园和两个供休闲观赏的果园。小镇每年都有草莓节、葡萄酒和艺术节、圣诞市场等，平日安静优美的小镇，节日期间热闹非凡。

 
视频：
【克龙贝格（德语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OWyDJCQs8
https://v.qq.com/x/page/n0920vo5d8i.html

【克龙贝格（英语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daGC8D1R0
https://v.qq.com/x/page/m0920bf9exw.html

（本文照片来自网络和作者的手机摄影）

社会学家李银河，做过许多社会调查，写过许多调查报告，其中一篇专门写婚外恋。她访问了许多人，调查基本涵盖了婚外恋可能的所有行为模式。报告中有这样的总结：婚外的恋情不一定有性内容，这种情况在知识分子中更为常见。

一对男女（本文只涉及异性恋），从开始交往到第一次接吻，可能会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但一旦吻过，不消多久，性爱就会随之而来，因为，忘情拥吻的时候，手，总是不安分的呀。如果一对男女，能够无性交往一段时间，那么，他们之间身体上的接触，一定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么，如何鉴定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是恋情呢？难道男女之间就不能交往、不能有友情了吗？

李银河的文章，指出了无性婚外恋的存在，但对它的界定、起因、走向，等等，均没有阐述。而西方对此的研究，则相对完善一些。无性婚外恋，英语可以叫 emotional affair。Friendship 没有私密性， 区分 friendship 和 emotional affair 的关键，是看有没有 deception 存在；Emotional affair 产生的内因，是对自己目前的婚姻，有 dissatisfaction，而外因，自然是遇到了恰当的机缘；Emotional affair 一般不会持续太久，要么中断，双方不再交往，要么发生性行为，导致质变。

放眼周遭，林林总总，多少故事，让人不可思议，让人不置可否。如今用 deception 和 dissatisfaction 这两个概念去衡量，往往能一目了然。

一个女生，早年曾拒绝了一位大学男同学的求爱。多年以后，那男同学飞黄腾达，那女生似有悔意，但各自已有家室。后来，那男同学经常带那女生出去吃饭。他们真的只是吃吃饭、聊聊天，他们之间绝对清白，但他们要欺骗各自的家人，用谎言来掩盖自己那段时间的真实行踪。那么，他们之间，绝不仅仅是同学之情了吧？那女生对自己老公的成就，显然不满；那男同学，他的太太，至少不是他的初恋情人，这也会产生些许遗憾或不满吧？

一对夫妻，共同与一个朋友交往，原本是大大方方的共同交往，原本没有欺骗的必要，只因夫妻中的一方与人暗生了情愫，被这走火入魔的情愫牵引，就鬼使神差地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不做出一点儿特殊的事情，心里那份特殊的情意就无处安放；而这种欺骗性质的特殊的事情，刚好昭示了这份情意已不再平常。

Deception 真是友情与恋情的试金石啊。

无性婚外恋在知识分子中更为常见，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对精神交流的需求更多？还是因为知识分子更虚伪更狡猾？对于又要当婊子又要树牌坊的人来说，维持一段无性婚外恋，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它既能维护自己一个道貌岸然的形象，又能多多少少满足一些私密的欲望，一旦东窗事发，又有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我和人家，什么也没有呀!” 中国人讲究捉奸在床，对于人家的“什么也没有“，你还有什么理由去大动干戈？

纽约一位著名的离婚律师说，在他的客户里，在导致离婚的因素中，不忠占第一位。不忠有两种形式，physical infidelity 和 emotional infidelity。Emotional infidelity 对婚姻的杀伤力，比 casual sex 和 one night stand 还要大， emotional infidelity 导致离婚的案例， 屡见不鲜。

人与人的区别，不在智商学历，不在财富成就，在境界。终生为财富疲于奔命的人，无法理解安贫乐道之人的那份怡然自得；只能与人同享福的人，无法理解别人之间的共患难。这个世界，不仅仅有用婚姻做跳板的XX迪、喜新厌旧的特朗普，也还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王子，和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且慢，这信手拈来的两个正例，怎么都离我们那么久远？莫非今日之世界，人欲更横流？然而，生物中总会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异类。对那些因爱而婚、愿为情生死相许的人来说，你有 emotional affair，你已移情别恋，你的心已另有所属，你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么，这个有性无爱的婚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什么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特定的情境下，谁和谁都可能生发一段情，beauty 可以爱上 beast, 王子可以爱上女巫。动情之后，如何作为，不是感情的问题，而是人品的问题。感情无对错，人品有优劣。诚然，情到深处不自持，但情到歪处，需要愚弄自己的至亲时，崇尚真善美、做事有底线的人，可能会 pause，然后自问：如此卑鄙为哪桩 ？然后反思、自省，然后抉择，无论是选择悬崖勒马回归家庭，还是选择为今后的人生重新洗牌，都用一片真心，去坦诚面对新欢旧爱。这样，你的新欢旧爱，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都会在内心深处，对你有一份敬重，而不是鄙夷。只是，这样的正人君子，在这浊浪滔滔的尘世，恐怕都已随大江东去、被浪淘尽了吧？

人的品性太自私太不端，人的欲壑太渊深太难填。做一个像贾宝玉一样疯疯痴痴的情种，太悲催太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