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is a journey, not a destination.
—— Ralph Waldo Emerson
九三年盛夏八月，北京机场。为了不让行李超重，先生将那件厚实的牛仔夹克穿在身上，转身走向海关通道。我站在出关口内，追踪他的背影，目送先生去，萋萋满别情。只是当时没有想到，仅仅相隔两个半月，我们就在美重逢。
九十年代初，北京流行出国热，那热度，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无论是社会名流，还是布衣百姓；无论是北美南美中美、西欧东欧北欧，还是澳洲亚洲乃至非洲，只要能走出国门，人们都义无反顾。那会儿，日子很没劲，发牢骚没劲，装糊涂没劲，憧憬也没劲；那会儿，生活在别处，自由在别处，希望在别处，未来在别处。
位于东交民巷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外，总有一些人逗留徘徊，他们手握签证材料，却不贸然去签，而是先多方侦察打探，比如哪个签证官严、哪个签证官松，哪些问题常被问到、如何回答得体，星期几获签的多拒签的少、星期几拒签的多获签的少，等等等等。那时，获得签证的人，会得到一张黄色的小纸条，凭此条改日再来领取加盖签证章的护照；那时，获到签证的人，总是骄傲地攥着小黄条，精神抖擞地走出使馆大院的那道铁门；那时，围观在外的人，总是盯着出来的人的两只手，看到小黄条就马上迎上去问东问西……
那年十月金秋，北京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我收到先生寄来的探亲材料，等不及侦察打探，加急办好护照就去签证。当时已过了开学季，前去签证的多是和我一样想去探亲的学生家属。在大厅里等待时，我和身边的女士闲聊，互相询问着对方先生的情况，然后根据他在美就读学校的名气、所拿奖学金的数额，心里互相揣摩着对方获得签证的可能。另一位女士，在我附近烦躁地走来走去，我示意她坐下，她说：“我坐不住，我太紧张了。”原来，她先生在南卡一所大学拿半奖读书，她已两次被拒签。她多么渴望早日赴美与先生团聚，可两次遭遇同样的打击，如今又来叩问未扑的命运，叫她如何不紧张？
轮到我了，我走向那个受理窗口，签证官是一位中年白人男士，他一边打量着我，一边用地道的国语问我两个问题，“XXX是谁？”，“他什么时候去的美国？”。仅此而已，如此简单、如此快捷，我拿到了那张小黄条！
我把小黄条收到随身的小包里，两手空空走出使馆，没有人迎上来，围观的人脸上的表情显示着—-看，又一个被拒签的出来了。我不是不愿与人分享，我实在是无法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签证官问我的两个问题，都只有唯一的答案，用不着我巧舌如簧去周旋，我能否得到签证，其实主要并不取决于我，我不过是被卷进出国大潮并随波逐流的一条幸运的鱼。
那日的天空寥廓明净，那时的北京没有雾霾。我神清气爽、身轻如燕，从使馆直接返回单位辞职，然后回家收拾行装，临行前又去单位告别。同事小董说：“这就走了？职称要下来了，不等评完职称再走？”唉，我欲散发弄舟去，何来闲情顾职称？因一同事说“还没见过因私护照什么样”，同事们就开始传看我的护照。那会儿，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要想拥有一本仅仅能证明自己公民身份的护照，竟是一件难以企及的事情。
九三年十月的最后一天，我走出夜幕中的芝加哥机场，融入一片灯火之城，眼见满街打扮怪异的大人小孩，不禁心想：也许国内宣传的没错，这真是一个奇装异服、群魔乱舞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前来接机的先生，看我那一脸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表情，忍不住同情地甩出一句：“今天是Halloween，这是人们在Trick or treat。”
先生的这句话，我懵懵懂懂，那时的美国，神奇而陌生。在我试图了解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女儿悄然降生。经过二十来个小时的阵痛，此刻，一个新生命安静地躺在我身旁。先生拉开病房的落地窗帘，说：“看看外面吧”，哇，外面是一片晶莹的童话仙境！我们匆匆赶往医院时，外面是灰暗光秃的冬景，这二十来个小时，上苍用这样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来装点世界，来迎接女儿的出生。
女儿在医院里度过她人生最初的24小时后，我们就该带她回家了。帮我们整理送行的女护士问先生“准备好car seat了吗？”先生连忙说着“yes, yes”,连忙把car seat拿进来。那是从一位学长手里传下来的car seat，不知已经传过几代学生了。我用自己穿过的一套从国内买的花布睡衣为那个car seat的垫子缝了一个套，使它看起来干净一些、也新一些。我并不精于女红，不过是能拿拿针线而已。从那位女护士看那个car seat的表情，我知道，她若是没有经历过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的日子，她是看不懂这样一个car seat的。
护士用轮椅推着我和女儿走出医院，先生和车等在医院的大门口。护士穿着一身短袖的职业套裙，站在冰天雪地里，一边细心地为我们安装调试car seat，一边耐心地向先生讲解如何正确操作。汽车启动了，她还留在那一片寒冷里，向我们挥手。我在车里回望她，默默地与她告别。我告别了那份踏实，带走了无尽的忐忑。
在医院里是踏实的，因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随时随地都会有医生护士在旁尽职尽责；回到冷清的家里，家里只有我和先生，我们这一对新手父母，无比虔诚地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小生命，战战兢兢地摸索着自己的新使命。
一天，就我和女儿在家，不知何故女儿大哭，我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让她止哭。也许是产后blue，我霎时悲从中来、泪如泉涌。我抱着大哭的女儿，对她说，女儿啊女儿，从此，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妈妈最亲近的人了，妈妈此生全为你而来，既然妈妈哄不好你，既然你觉得此刻哭泣是你唯一的存在方式，那么，就让妈妈陪你一起哭，咱母女就哭他个昏天黑地、哭他个痛快淋漓！
当时先生是学生，时间上可稍微灵活，有时，他白天在家帮忙照看女儿，夜晚再去系里用功。女儿满月那天，先生称了体重，他的体重这一个月里竟掉了十磅，这十磅，自然是都长到了女儿身上！
九七年五月底的那个Memorial Day长周末，从校园西侧那个小小的大学机场起飞，我们飞往宾州，先生将在那里开始他在美的职业生涯。
当初来到那个校园,我们是两个人、四个皮箱，如今离开时，我们已是一个三口之家。未满一岁半的女儿，安静地坐在我怀里，飞机徐徐升入碧蓝天空，我们依舷窗俯望，我托着她的小手向窗外挥舞，对她耳语：“我们在挥别你的出生地”。
小女儿出生在宾州。
已过了午夜，我一直没有入睡，两只大眼睛紧紧盯着床头柜上的那个闹钟，心里细数着阵痛间隔的时间。为了不过早打扰先生和女儿的好眠，我直到忍无可忍才摇醒他们。在黎明前的那段暗夜，我们开车把女儿送到事先约好的一位朋友家，然后直奔医院。在车里，我的感觉让我在心里呼喊—-我，就要把女儿生到汽车里了，我，就要把女儿生到汽车里了！从我出现在医院的大门口，到小女儿出生，仅仅相隔半个小时，先生几乎错过了那个关键时刻。在医院的大门口，我被护士用轮椅推走，先生去办入院手续，当他办完手续来到我的房间，站在门口看到一屋子的人在忙乱，然后听到一声啼哭，接生医生扭头冲他说：“You almost miss it!”
早晨，和在朋友家的女儿通电话，她告诉我们她吃了什么早饭、正在玩儿什么玩具，然后问“妹妹生了吗？”
下午，先生把她从朋友家接到医院。她一走进来，我就看到她右脸从颧骨向下有一条长长的青色磕痕。原来，朋友安排她独自睡在客房，早晨醒来，她不喊不叫、不哭不闹，想自己悄悄下床走出去，可怜刚刚两岁半的她，从没有一个人睡过那么又高又大的床，对房间家具的摆放也不熟悉，下床时摔倒把脸磕到了床边的五斗橱。我的好女儿，和妈妈分开只这些许小时，就遭遇如此创伤，女儿越是说不疼，妈妈越是心痛难忍。
女儿脸上的那道磕痕，深深地刻在了妈妈的心上。一度，只要女儿不在我的视线，那道磕痕就在我的眼前摇晃，让我的心无法安宁。一度，每次让先生陪女儿，我去洗澡，伴着淋浴哗哗的流水声，我的耳畔总是回响着女儿隐隐的啼哭声，我总是匆匆忙忙洗完出来，出来看到爷仨玩儿兴正浓，可还是要站在一旁傻傻地问一句“刚才她俩哭了吗？”我得到的回答总是“玩儿得好好的，哭什么哭！”
先生休了一周假，就回去上班了。漫长的白天，家里就我们娘仨。两岁半的大女儿，也还是需要被完全照看的年龄，但她异常伶俐懂事，成了我照看妹妹的小帮手。朋友带着从大陆来探亲的老母亲来看我。那母亲见我一边招待她们一边周旋在两个女儿之间，又见餐桌上我充饥的pizza,对我说：“喂奶期间要多吃汤水”，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和国内坐月子的比起来，你们在国外生孩子，真是太苦了”。我说：“洋人不坐月子，咱也入乡随俗。”
那晚与远在江苏的公婆打电话，每次与家人通话，都是把话筒打开，房间的人都能聆听并讲话。也许从电话里听出了新生儿父母的疲惫，公婆关切地说：“要是忙不过来，就把妹妹送回来，我们给带吧。”话音未落，这边的大女儿已是满脸的情急之色，她冲过去对着电话喊：“妹妹是我们家生的，不能送回去，要带，你们自己生一个吧！”我可爱的小人儿，小小的年纪，在这一点上与妈妈已有共识：如果能够选择，绝不主动选择分离，一家人，要朝夕相处、甘苦与共。
两个女儿从来没有过baby sitter，没有上过托儿所幼儿园，我们母女三人形影不离直到她们上小学。如今，回想过去，我最为留恋的旧日时光，就是从女儿出生到上小学的那段日子。大女儿出生时，我们是穷学生，住在校园的已婚学生宿舍，生活清贫；小女儿出生时，先生已有了第一份工作，经济条件已大为改观，但我并没有留恋小女儿小时多一些、留恋大女儿小时少一些，物质上的艰苦并不能消弱精神上的充实。自己孕育了生命，然后陪伴这个生命，看着她日新月异、茁壮成长，这真是一件无比快慰的事情。如果能够重走一遍人生路，我愿放弃我现在的全部所有，只要能回到两个女儿出生的瞬间，然后再牵手她们走过她们一生的初始几年。
时间缓缓流淌，女儿慢慢成长。终于，那一天来了。那天早晨，我把两个女儿都送上校车，我站在路旁向校车里的女儿挥手，直到校车不见踪影。我返身回到家里。女儿不在的家里，出奇地寂静。这么多年，我的日子都是，我在，女儿在；女儿在，我在。眼前这份寂静， 如此陌生、如此骇人，家里有多么静悄悄，我心里就有多么空落落。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茫然地望着壁炉上方的时钟，心里寂寞而凄凉。显然，女儿喜欢上学，她们渴望走出家门，融入她们的小社会。我意识到，女儿现在不再24/7需要妈妈了，那么总有一天，女儿会再也不需要妈妈了。儿女是一个母亲生命的全部吗？中学时一位老师曾和我们探讨“成家与立业”的问题，当时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对只成家不立业，一副不屑一顾。我现在有一个可爱的四口之家，可我的“业”在哪里？我成了自己当年鄙视的人吗？女儿，妈妈不愿缺席你们的成长，可是，这是否意味着，妈妈缺席了自己的成长？
像往常一样，早晨，我把女儿送上校车，但不是返身回家，而是返身去车库，开车去了一所社区大学。后来的一段时间，白天女儿上学，我去上课，下午放学时，我准时站在校车下面迎接女儿，然后参与她们的各种课外活动。凭社区大学的一纸会计证书，我顺利找到工作。随着女儿的逐渐独立， 我由半职工作转为全职，后来又白天上班，晚上去读MBA。工作学习的紧张忙碌，填充了女儿长大带给我的闲暇，排遣了女儿不再需要我照顾的落寞。
两个女儿都非常好强，我不能想像她们将来会做全职母亲。那么，对那个形影不离、一直在旁悉心呵护、陪伴成长的全职妈妈，她们会怎么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美生长的女儿，与我俨然来自两个世界。她们对英语语言的掌握、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望其项背。我只能虚张声势地说：“哼，妈妈也不是白给的！妈妈也是受过美国的教育、拿过美国的advanced degree的!”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这能让她们多爱妈妈一点点吗？
在美国的所学所做，并不是我的所长，更不是我的所爱。有些事情，做与不做，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理由；有些东西，有与没有，也没有太大的不同。执意践行，执意拥有，无非是想满足自己的一份心愿而已。
人生百年，自觉与不自觉间，已悄然过半。走过的岁月，有圆满，也有残缺；曾经的欲望，有燃烧，也有妥协；儿时的梦想，有执著，也有改变。当年在北京是职业女性，来美后，从全职妻子到全职母亲，再到全职工作，如今又被命运裹挟着，不得不再度辞职，以trailing spouse 的身份，远赴欧洲大陆，在另一个陌生的国度，用另一种陌生的语言，开启一段新生活。
昨夜无眠。这是我最后一次睡在这个家里，从明天起我将睡在另一个异国他乡。这几天看着搬家公司的人在家里穿梭劳作，他们打包存放了我多少往昔的记忆，又装箱运走了我多少明日的未知。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便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意义。一段新的旅程，不由自主地在面前展开，长路漫漫，我又前行，去重新调整自己人生角色的定位、去重新找寻又一段生命的意义。
2017年初春, 启程前夕于 Bo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