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里的最后的一周，我又回到了几年前曾学习过的学校，重新开始了我的西班牙语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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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前我在上海的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在那里熬过了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匹虫子一样的那种孤独，而没有自由的20年间的独身生活。

后来侥幸地找到一个间隙，飞逃到了日本，由一匹”虫子”恢复成可以”自由地思考的人”，享受到了人间本来应有的普通的待遇。在日本平平安安工作了近30年后退休，现在正处于日语中所谓的‘年金生活’之中。

退休后我曾去中国的珠海以及上海等地的日企中任过职，但是发现自己离开中国太久，即在物理上已经不能适应大陆的环境，又没有对事业和自己的钱包的任何热情，很快地辞去所有继续工作的机会。

在世界流浪了很多地方后，3，4前我开始了我的西班牙语学的留学生活。说实话，接近70岁年龄的我，并不奢望自己能学成这种美好语言，只求在今后的旅行中能扩大些行动的自由度而已。

暂时离开家庭，又开始新的独身生活，完全的自由，完全不同于我在黑龙江时的‘被独身’的生活，这也许是对自己过去的‘被独身’的青春的一种自我补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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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在危地马拉留学有很多理由，其中并不重要的一条，是因为这里是和大陆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极少的国度之一。在这里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中国来的同胞，并不是我不希望遇到我的同胞，是因为同胞们太伟大，我到过的凡是有伟大同胞的地方都会被染一种气氛，因而失去我所追求的那种，就像大陆上过去不常用的词汇”原生态”的那种平平静静的感觉。

危地马拉是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唯一的，以玛雅民族为多数的国家，玛雅人和其混血后裔占极大多数，国民中几乎没有白种人。我所在的学校不在首都危地马拉市，而是在离开首都有一个小时多距离的一个叫Antigua Guatemala的古都。

四百多年前西班牙人入侵后，按当时西班牙的风格在这里建立起危地马拉国的美丽首都，但是经历了多次巨大的毁灭性的地震后，人们绝望地将首都迁到了现在的危地马拉城那里。而这里留下了无数无法修复的建筑遗迹。现在这里整个古城成为了著名的一处世界遗产的名地，在这里没有楼房，没有水泥或者柏油路面的街道，没有电车和地下铁，更没有百货公司和影剧院。当然在这里也找不到任何企业和工厂，这里也就是一个和现代化样式几乎没有一点儿关系的”世外桃源”吧！

因为这里处于海拔1500米，虽然这里地处热带，但是一年四季的气候都是非常可人。准确地来说，这里没有所谓的四季，一年之中只有雨季和旱季。我的那位玛雅后裔血统的老师，即使有着20多年西班牙语的教学经验，因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里，所以她无法有效地向她的学生，说明西班牙语中的单词”春夏秋冬”的真正含义以及具体时间划分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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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长得很漂亮，它曾经是我的宠物，但是它只是一匹普通的硬壳甲虫。我不知道这种虫子的正式学名，小时候在上海我家附近的新城隍庙，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从乡下人手里买到，背上有着金属般的光泽，大家都叫它金虫，是很讨孩子们喜欢的可爱虫子。

在日本称它为”小金虫”（KOKANEMUSHI）,从而它的这种外表颜色在日语里叫”小金虫色”（KOKANEMUSHIIRO），也因为同时表现出多种的颜色，还有人称它为”虹色”（NIGIIRO）。无论是”小金虫色”还是”虹色”在中文里都是没有相对应的恰当词汇的。在不同的环境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种”小金虫”，人们都会感觉它会有着不同的奇妙的彩色光泽，而且是随时都在变化着的颜色。因此在日本，在日语中”小金虫”被用于形容”没有立场”，”投机”等贬义的场合。对于这种”小金虫”和”小金虫色”，日本人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特殊感受。这”小金虫”也许中文中的”变色龙”有一点相近吧！在文革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打倒变色龙，小爬虫！”这类的口号，但在日语中的含义也不尽然限于此矣。

在古都Antigua Guatemala，可能是高地的原因吧！很少看到虫子，所以晚上就寝时也不用担心被虫咬。但是有一天晚上，”小金”突然闯入我的生活。夜里整个晚上，趴塔趴塔，轰隆轰隆，连续好几天好像一架轰炸机似的，即抓不到它，也看不到它，闹得我睡不好觉，很是恼火。

6月4日清晨，我终于抓到了这个闹事的动乱分子。把它关押到一个带着封闭口的那种密封的塑料口袋里。由于它的金色很是好看，再加上被关押起来后也不敢太反抗，我就把它收为己有，充当作了自己的子民和宠物。

每天上学校去以前，以及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对它进行仔细的隔离审查，观察研究它的所有行动。

作为食物我在它的禁闭室里，放进很好吃的一小块芒果，就是文革重大新闻中报道过的广东人民大众上贡给伟大领袖的那种芒果。这种芒果在日本和中国都是很珍贵的水果，但在这里却遍地都有，是最便宜的水果。我的房东把它拌在其他的蔬菜一起，给我当作普通的凉菜，有点儿酸甜，非常鲜美。

有新鲜的芒果，又是人家给打好皮的，从辛劳的荒野被解放的”小金”开始是乎是很快乐的。天天舞动它的两根触角，向我致”万寿无疆”之礼。

但是没过几天，”小金”变得无精打采，原因可能是禁闭室太小不能飞翔，塑料口袋太滑不能自由地爬上爬下。也许可能还有一些我所不知的，它在精神上得不到满足的地方，显得很是忧郁。可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它有些忘本，所以我并不理会它的表现。我想在我这里是”幸福的社会主义”，即使你想跑也是跑不了的。

一天晚上，在我熟睡的时候，终于发生了”小金逃亡”的事件。我万万没有想到它竟然会把坚厚的塑料口袋咬了一个小口，从我给他的那个有吃有住的世界里逃了出来。等到我把它找到的时候，它满脸都是灰土，饿得奄奄一息，手脚已经不会动忒了。我给它洗了一个干净的澡和一块水分比较多的芒果，换了一个稍大的塑料口袋作为它的反省室。几个小时后，”小金”终于从肉体上恢复了起来。但是在精神上它和我一样，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

第二天晚上，”小金”又逃跑了。我希望它反省，希望它安于当我的子民，于是再次把它关押起来。但是，第三天，第四天”小金”接连着逃跑，而且已经是毫无一丝的犹豫了。我觉得”小金”已经不可能被我”和谐”了，它将会在死在我的房间里，我就不得不把它释放了。放在草地上，随它自由的意志让它跑掉了。至于”小金”到了”海外”是不是幸福了，只能让已经在海外的同胞们去想象好了。

“动物只有本能，人才有思考的能力的”，这一直是我受到的教育。但是对于这个结论，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至少对我自己来说，离开那个伟大的”幸福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到底是出于本能呢，还是出于某种思考呢？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清楚”的。而”小金”从开始吃我给它芒果时的那种高兴劲儿，到后来死也要离开我的过程，不一定只是它的本能吧？我想它一定有一个思想转变的。因为它终于开悟到了，”芒果”再好吃也没有”自由”来得要紧，它已经悟觉到什么都没有比自由更为重要的了！

对于”小金”来说，6月4日清晨是它最倒霉的时刻，它以为我比德国的希特勒和中国的那位伟大领袖还要可恶吧！不过我倒想给自己解辨一下：最起码我还没有像对付刘晓波先生那样，到现在还没有释放你吧！

                                                                                                            2011年6月於危地马拉

 　　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民族，爱国，当然是一种正常的感情。然而对于“爱国主义”是否值得提倡，我始终认为非常令人怀疑。至于中共把“抗美援朝”列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环，更是欺人的无稽之谈。无论是“抗美援朝”的起因和结果，都应该归结于丑恶的“国际共产主义”。今日的三代世袭的北朝鲜共产金王朝，不就是这个“抗美援朝”的孽作吗？！ 　　近年来专家们打开了旧苏联和美国的历史档案进行了分析研究，已经弄清了很大部分的事实，我想一旦中国近年历史档案解封后，将会最终解明朝鲜战争的起因，彻底揭露出谁是历史的真正罪人。 　　

除了当事国的历史档案以外，还有亲身面临和参加过这场战争大量的历史证人。我知道的张泽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力的历史证人，他亲身参加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以及这场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遭受了悲惨的经历。文革以后，张泽石先生把他的亲身经历写下了题为《战俘手记》的报告文学。（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战俘手记》出版后不久，我为了介绍这本作品给海外的读者，通过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在因特网上分期连续登载，同时也为此写了这篇题为《震惊世界巨济岛事件的主角》的序文。

 　　在《战俘手记》发表15年前的当时，网上还未曾见到关于这场“抗美援朝”朝鲜战争的解析文章。而在今天，对于已经阅读了很多专家们关于朝鲜战争的精辟分析文章的大家，再次推荐阅读张泽石先生的这本《战俘手记》，我想它仍然会给读者在某一种角度上，对这场战争带来更为深刻的感性理解。）

 序文的原文：

 　　在中国时曾经和我在同一个工厂从事工程师工作的张先生，在一次电话中告诉了我一件事情。说他的兄弟最近写了一部自传性的书，出版后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位张工程师和我一起工作过近二十年，对他的全家我都非常熟悉，然而以前却我从未听他说起过有这么一位兄弟。

 　　不久，我收到了张工程师的兄弟从中国寄来的这本题为《战俘手记》的书。原来张工程师的这位兄弟是朝鲜战争时震惊中外的巨济岛事件的主角——中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张泽石先生。

 　　张泽石先生1929年生于四川广安，19岁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先后从事地下学运、农运以及武装斗争。1951年5月参加朝鲜战争，在战场上不幸受伤被俘。以后在战俘集中营坚持反迫害斗争，发动了生擒美军杜德准将、震惊世界的巨济岛事件。张泽石先生作为最后一批的交换战俘，1954年返回了祖国。

 　　张泽石先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志愿军英雄，但是等着他的是长达一年的受审和被视为“变节者”的悲惨命运。他接着被开除了军籍和党籍，以后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和叛徒，在每次运动中惨遭迫害。直到1981年才被恢复中断了30年之久军籍和党籍，可谓重见天日。

 　　张泽石先生把他这三十多年来的遭遇和历史写成这部长达三十万字的自传小说《战俘手记》，部分章节曾在很多报刊连续登载，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张泽石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最近国内某电视台正在邀请他一起将此书改编成剧本，准备在电视上上演。

 　　得到张泽石先生的支持和提供，下面转载著名文学评论家顾骧先生在《战俘手记》座谈会上的一篇发言。我衷心希望这本书也能在海外受到瞩目和欢迎。 　　　　　　　　　　　　　　　　　　　　　　　　

                                               1995年4月18日写于日本东京

附文：在《战俘手记》座谈会上的发言

 　　顾骧（原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

 　　我非常投入地读完这部书，它给了我心灵以极大的震撼！过去曾片断地读过，这次完整地通读了。我几次不忍卒读，是因为难以忍受感情的折磨，但它的吸引力又使我非读完终卷不可。这部书的价值不仅在文学方面，而更在它的重大思想价值方面。它是现代革命史上一出巨大的历史悲剧，罕见的悲剧，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悲剧，而是民族的一个悲剧。它不是虚构的小说，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但它具有许多优秀悲剧文学毫不逊色的悲剧美学特征，具有一种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震撼心灵的崇高的悲剧力量！因为它真实，就更加感人。它还含有令人深思的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这部书的悲剧力量、令人无限感伤、令人深思的是在书的下半卷里的主人公们的命运，美的毁灭！本来是英雄，却成为罪人，包括主人公在内都有负罪感，这多么令人惊心！ 　　说实话，我本人在战俘问题上的科学的现代观念也是最近这些年才获有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表现得十分沉重。自古人类就有战争，采集狩猎者之间的争夺是原始的战争。有战争就有战俘，对待战俘及其观念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进步的。在西方不仅有日内瓦公约，而且在观念上把战俘当成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可以理解的、平常的现象。我想这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潮的浸润是艰难而可贵的！在我们国家，不仅在我们的队伍中有“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壮举，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不是也有领袖训示“不成功便成仁”么？原来这是我们民族文化沉重的历史积淀！“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古训啦！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铸成下意识的集体观念。我不敢非议在革命战争中弹尽粮绝、舍身赴义的烈士们，他们无疑是要千古垂范、万世师表的。但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战俘们在与敌人作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后胜利归来，无疑也是应该受到国人尊敬的，他们是大功臣，是英雄！

 　　然而，我从我们历史文化的观念方面思考，认为悲剧的成因不能简单归罪于某些人，还要思考的是战俘们归国后的命运显然与我们建国后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潮是联系在一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直到八十年代末近一个世纪的左倾思潮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灾难？战俘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吧！这也不值得深思吗？

 　　我与泽石同志是同辈人，也许是命运，我在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便转到地方从事新闻工作。我若还在部队也开到朝鲜会怎么样呢？我的思想与感触当然会更多！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这么大的一个历史冤案，不是从上而下平反的，而是以泽石同志为代表的受难者自己抗争、坚韧不拔地努力而争来的！《战俘手记》是这一冤案的产物，是这一悲剧的文化结晶。这是一本将会令全世界人士关心的书，这是一本“人类文化学”要研究的书，这是一本有巨大悲剧力量的爱国主义的好教材！

 　　再一次向泽石同志及你们的战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有些事情我们一时，甚至似乎永远也回想不起来，但是，它们实际上还是存在于我们记忆领域的某一个角落里，只不过是没有被挖掘出来而已。然而就像是电子回路一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触动了某一条神经，启动了某一个回路，开了决口，记忆就像洪水一样滔滔而不绝。

　现在我要把自己的一件事情说出来，那就是：我曾经死亡过一次。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离开中国以前，那时我在哈尔滨工作。过后，无论是跟我的同事，还是跟我的亲友，我跟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并不是我害怕会被别人知道，也不是我想把它永远地留在自己的心底里。仅仅是因为我长久以来，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不知道如何来解释这件事情的经过，也是因为我自以为，即便是我说出来了也不可能有人会相信的。但是，从那时起，这件事情却的的确确地改变了我的内心的世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的一切。

　事情发生在１９７５年的一个星期天，在那个时代一般人家里是买不起电视机的，所以我收集了一些电子管以及其他的零部件，按照“无线电”杂志里的回路图，整天忙着在安装一台黑白电视机。疏忽中我的手心接触到了一条裸露着的电线端头，它的另一端正连接在电压２２０伏特的交流电源上。

　平时我经常地给别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之类的东西，所以轻微的触电也算不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肌肉的抽蓄使我的手指卷曲，把那根柔软导线越抓越紧。电流流过了我的全身，整个躯体变得疆直而不能自主行动，而且当时我的周围又没有一个人在场。我意识到我短短的人生已到了尽头，我宝贵的生命临将结束。但是面对着死亡的接近，我却惊奇地感到自己出奇地冷静，没有一点儿苦楚，也没有任何恐惧，甚至我觉得有些好奇：下一步我将去向何方？

　死亡之后的我，既没有进入地狱也没有走向天堂，一刹那间，我奇妙地感觉到自己新生了，我的生命又从婴儿开始了。从孩童开始，经历了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工厂……，经历了一件又一件的数不清的事情。死亡之中的我，在“那里”整整地“生活”了整整３０个年头……

　忽然我发现我的身体倒在地板上，桌子上电视机屏幕的图像在扭曲，喇叭中发出杂乱无章的噪声，我的手心上有一个烙焦了的黑色斑点在隐隐作痛。于是我意识到：我已经从“那里”回到了“这里”。虽然当时我没有注意手表上的时刻，无法确定精确的时间，但是据我的估计：我至多只是死亡了１分钟左右。

　在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神魂颠倒，不能正常地思考所有的事情。我百思而不解：为什么我在１分钟的时间里能够整整地经历了３０个年头？在“那里”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天空格外的蔚蓝，流水特别的清澈，建筑物和人们的服装上没有一点儿尘灰。但是，并没有看到人们总是在奔跑，没有超速行走的汽车，没有刮过什么狂风，听到的歌曲和音乐也没有什么走调。难道真的有“上苍方过一日，世间已是千年”那样的历史事实？难道在科学上，可以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解释，“一个空间里的１分钟的长度，可以等于另一个空间里的３０年的长度”吗？还有，我感到自己这个人很特别，为什么我可以在往来于两个时空之间？也许我本来就是一个“外星人”？……

　２０多年以后，我在一篇科学论文中遇到了一个新名词：“濒死体验”。它解开了我心中多年来的迷惑，使我恍然大悟。荷兰的一位研究濒死体验的科学家是这样叙说的：

　“死亡临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每个人死亡的时候感觉是一样吗？科学家们已经对此作了细致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在生与死交界处的微妙感受信息。这就是濒死体验。研究人员指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会出现这种频死感觉的还不清楚。科学家们认为尽管目前的研究相对于过去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来突破目前这些研究中的各种限制。”

　原来，世界上也许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濒死体验”的，只是绝大多数的人去了那个“空间”再就没有回来，而且在回来的这些极少数的一部分人的中间，又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会去思考和议论这些事情。再说，对于至今还没有过这种体验的人们来说，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很难令人所相信和理解的。我阅读过了很多这方面的论说以后，我感到可以安心了，因为我已经能够确定自己并不是什么外星人，不必再去寻找其他的星球，我的故乡就在——中国上海。

　“濒死体验”是我的一生中遇到的一次很大的冲击，它让我理解到死亡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死亡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从一个空间去到另一个空间而已。许许多多本来我以为我已经忘却得干干净净的东西，在“濒死体验”中还是感觉得那么的清晰，那么的真实。一直到现在，那次死亡之中的有一些美丽的记忆，我还是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

　死亡之中那些美丽的记忆中，最为留恋的事情是我的高中时代的同学和生活。我的高中时代最为短暂，只有２年，但是这却是我最为丰富多彩，最为愉快的时候。除了紧张的学习以外我和我的同学们还参加了去工厂去农村的劳动，还有上街宣传演出的各种社会活动。

　下乡劳动是在上海附近的有一个叫佘山的地方，那里远离繁华的城市，真是一个山清水秀美丽的鱼米之乡。对于我们这些一直生长在都市的孩子来说，离开家庭和到农村的集体生活什么都是第一次。虽然收割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的，累得我们都直不起腰来。但是一到开饭时间，那香喷喷的大米饭让我们忘记了所有的疲劳。那种刚打下来的新鲜大米，一颗一颗的香甜得像水果一样。还有，有个老师在给我们盛饭时候还用一根筷子在碗口上齐齐的刮一下，哎，真是小气！

　我们在河边刷洗我们的饭盒时，一条条背脊黑黑的大鱼围上来追逐我们的手指头。那里没有钓鱼和网鱼的人，农民用鱼叉来捕杀那种专吃别的小鱼的狗鱼。不太高的佘山顶上还有一座美丽的教堂，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从窗口偷偷地爬了进去，大喊大叫“上帝保佑！”之类的话，大闹了一番“天宫”。

　“光荣的八大员”是我们表演的，题材为“不同的平凡的职业都是光荣的”的演唱节目。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排练，间歇时每个同学都轮流地为大家表演一个歌曲或者朗诵之类的小节目。为我们伴奏是一位低年级的姓伟的同学，他是一个二胡的世家，他经常为大家演奏一些像“二泉映月”“病中呤”之类的名曲。有时候他先拉一段曲子，然后要求大家来体会这段曲子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心情？胡善昌同学每次都答对了，而我每次都牛头不对马尾，我发觉自己并不是块搞艺术的料子。（就在那时候我断了以后搞文学艺术的念头，而胡善昌同学后来果然考上了上海戏剧学校。）我记得有一次那位胡善昌同学还戏虐地提议让我来跳一段印度舞，其实我哪会跳什么舞蹈呀！

　死亡之中那些美丽的记忆中，最为漂亮的人物是我的好朋友，一位舞蹈家。她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虹燕”，鲜艳缤纷的彩虹，穿着礼服的春燕。她比我年长八岁，是新疆人。她没有那些维尔吾族女人外貌的典型特征，她有着一头长长而卷曲的头发，匀称而丰满的身材，长得完全像是一个西方女性，怪不得附近的邻居还以为她在波兰领事馆工作呢。她的丈夫很有钱，年龄相差较大，工作和社会活动很忙，很少在家里。我因为有探亲假，又有很多的出差机会，每年从哈尔滨去上海时，差不多的时光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我们不是在家里一起谈天就是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去饭店吃饭。

　虹燕虽然在无线电厂里挂了一个工程师的名义，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她去上过班。她的舞蹈实在是美不胜收，非常令我倾倒。她经常地在家里为我一个人表演，随着录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她用她的舞蹈来叙述出不同的故事情节。故事中的公主的遭遇使我同情，使我常常感动不已。她也教过我跳舞，她对我说不在于你的姿势和动作，一个男人应该表现的是男子汉的气概。

　那时候在上海华东师范学院有很多的新疆来的学生，星期天集合其他学校的新疆学生一起聚会。有时候也邀请我去，因为他们都认识虹燕，知道我是虹燕的好朋友。聚会的时候，按着维族人的习惯，大家用同一个酒杯喝新疆带来的葡萄酒，吃同一个盘子中新疆带来的杏仁核和葡萄干，最后总是以舞会作为结束。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汉族，又因为我的舞是虹燕教出来的，姑娘们都愿意跟我起舞，新疆的小伙子们对我都有些嫉妒呢！

　虹燕还懂得很多神秘的咒文，她说她每次在给丈夫的杯子里倒茶水时念一种咒文，她丈夫就不会变心去找别的女人。她教过我一些其中的咒文，不知道那些咒文是阿拉伯语还是印度的梵文，很难记住，我只能用汉语拼音的罗马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记在我的小本字上面。我曾经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尝试过这些咒文，似乎好像很是灵验的。但是很可惜，在那漫长的一切都顾不过来的动荡年代中，我丢失了我的那个小本子……

　在我的“濒死体验”过去了几年以后，虹燕的女儿由于我的牵线，嫁给了我在哈尔滨的土耳其友人的二儿子，生下了可爱的索菲娅。索菲娅５岁的时候，我离开了中国，去了日本的东京。索菲娅长大了以后，也随着她妈妈以及她的姥姥虹燕也离开了中国，去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十几年前虹燕从伊斯坦布尔到东京来看望我，住在我家里。我们一起去东京迪斯尼乐园，痛快地玩了一个整天。虹燕她非常喜欢迪斯尼乐园，她情不自禁进入到游行中舞蹈演员的行列，由于她还是那么漂亮，那么善舞，不管是游客还是演员，居然谁也没有发觉出来。

　２００２年我把索菲娅从土耳其接到了我家，给她安排了一所日语学校学日语。她学习很努力，上完了日语学校后不久就考上了东京的亚细亚大学。就在几天前，索菲娅从东京通过因特网，给在墨尔本休假的我打来了一个电话：“叔叔，我得到了内定，我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你……”，在日本“内定”的意思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前就被公司录用了。听到她的好消息，我是多么的高兴，虹燕的第三代，索菲娅可以留在我的身边了。

　“濒死体验”给了我很多美丽的记忆，可是也使我失去了一个东西。那就是我的做梦的权利，从那次死亡事件开始，很奇怪地不知道为什么我几乎不做梦了。我觉得如果把人们梦中情景拍成磁性录像带，那么它的长度和实际不会是同样长短的，喜欢看好莱坞惊险电影片的人，他的磁性录像带会比较短些，而喜欢看中国长篇电视连续剧的人，那么他的磁性录像带就会是很长很长的了。因此我在想，不去做梦也不会有什么可惜的吧！

                                                      起稿于旅途的墨尔本

　…哦…大学，运动，革命，奋斗，50年间的岁月…那一切似乎都未曾有过，未却发生过……

　而50年以前的一声声欢快笑语，一张张熟悉的脸庞还跟当年一样的鲜明。

　如果50年以前就有这样的“博克“，假如我们现在都还是15岁，我在想…

　我们每个人的博克的开端一定是：

　”某某 — 15岁 — 上海，比乐中学”

　紧接下来的博克的开端，跟随着时间的进展也许是：

　”某某 — 20岁 — 西安”

　”某某 — 20岁 — 北京”

　”某某 — 20岁 — 上海”

　”某某 — 20岁 — 包头”

　”某某 — 20岁 — 青海”

　”某某 — 20岁 — 乌鲁木齐”

　”某某 — 20岁 — 安徽”

　”某某 — 20岁 — 宁波”

　”某某 — 20岁 — 杭州”

　”某某 — 20岁 — 哈尔滨”

　”某某 — XX岁 — 德国”

　”某某 — XX岁 — 美国”

　”某某 — XX岁 — 日本”

　……

　回想起自己15岁的时候，每天上学校前站在家里的阳台上，我总是要眺望一下，透过只隔着一条淮海路的学校楼的大玻璃窗，看见的是正在匆匆地进入教室和办公室的同学和老师们。

　其实，佩琪的姐姐和我的哥哥以前也都是比乐中学时的同学，他们的老师也都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他们那时侯的校址淮海中路567弄铭德里，是在淮海路“淮海电影院”对过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记忆中是“老比乐”。

　淮海路解放前属法祖界，街道宽直，建筑讲究艺术，两边路侧均种植“法国梧桐”树，极具欧陆风情。1949年后，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淮海战役，改名为“淮海路”。淮海路与南京路齐名，是上海最有名的商业大街。

　我上的比乐中学是后来搬入的马当路附近的这幢深红色大楼，它与上海这条最繁华的大街有点格格不入，格调森严而毫无商业气氛。解放以前它曾经是旧上海市的占有血腥味的“社会局”，解放初期还一度充作过人民解放军的兵营，后来又曾经是上海市的“教育局”，“劳动局”，里边还开过工厂，夜校。我的初中也是在那里读的，那时的校名是“上海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淮海路以前的路名，曾经是“林森路”，“霞飞路”，路面翻修以前每到汛期年年都发大水。

　说起来也许不能令人相信，孩童时我很高兴发大水的，因为每次大水淹没淮海路时，我就可以游泳了，还可以在以后被当作比乐中学正门的大台阶上往下跳水玩嘛。

　学生时代结束后，我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哈尔滨，后来又离开了中国。漫长漫长的岁岁月月……

　除了急务出差以外，30多年间几乎没有回故乡来好好看一看，更不知道母校以及同学和老师们的风风雨雨。

　退休后由于在上海一家日资企业任职，我曾一度回国过，看到的淮海路面貌已经完完全全地变了。可是唯独我家没有搬家，楼房也没有被拆迁，据说那是因为那种建筑很独特很典型，需要保存的缘故。对面的深红色的大楼也因为历史纪念也“保留”了下来，里外重建过了，仅是留住了正门的一层脸皮，内部已变成富丽堂皇的商场了，大玻璃窗也没有了，只有死气沉沉的商品陈列和阴阳怪气的模特摆设，母校比乐中学的风貌已一荡而尽，学校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现在，我居然在因特网的“博克“里寻见了，寻见了我们的母校！我们的同学！

　比乐中学时代的情景，同学们的友谊真是多麽令人回念和留恋！　50年以前的一群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想不到离上帝渐近的今天，我们的心连得更紧了。

　如果天国里也有“博克“的话，到了那时，我们首页的开头可以这样写；

　”某某 — 友情万岁 — 比比皆乐的天国”

　不过那里还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

　　　　　　　　　　　　　　　　匆草于旅途的墨尔本

　后记：我的母校上海市比乐中学由黄炎培、孙起孟等著名爱国人士和教育家创建于1946年，首任校长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起孟先生。黄炎培先生的孙女，我的好友黄肖路女士现为《黄万里研究基金》的主持人，她的丈夫50年前也是我在比乐中学的同窗。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黄万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也正好是比乐中学创建65周年的纪念。

　每年我都按照预先定好的假期表，到墨尔本去渡假。然而今年的心情却完全不一样，一个原因是我已经厌烦了那个假期表的枷锁，我反抗了，炒了老板的“鱿鱼”！对家里也宣告了长期“罢工”，因为我早就想要有个没有日程表的假期。另外还有与往年不一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得知今年在那里有个“冬冬”在等着我去呢！

　冬冬是一条狼狗，德国牧羊狗。我的朋友告诉我它已经有9个多月了，很是好玩。于是为了讨好它，我从美国的网页上下载了6部训练狗的长长的教育录像，还设法买到了一个日本制造的，名叫“BOWLINGUAL”的狗语翻译机，带去了墨尔本。

　“BOWLINGUAL”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带有超小型无线发射器的麦克风，可以拴在狗的脖子上，另一个是具有液晶显示器的超小型无线接收器，像手机那么大，可以放在手掌里。这种狗语翻译机据说可以把狗的叫声立即翻译成日文，并且保存下来，大概能够表现有300多条不同的语句吧。还可以对纪录下来的数据实施分析，从而知道狗的健康状况，以及狗与主人关系的和谐程度。

　从东京出发，在新加坡稍事停留，我很快地到达了澳大利亚，“回到”了墨尔本的家。迎接我的正是冬冬，但是和在伊妹儿里收到的照片却大不一样，因为那张照片是早在几个月以前拍摄的：在我的面前，一条高大的狼犬对我瞪着凶狠的眼珠，呲牙咧嘴。随着一阵充满“仇恨”的狂吠，一步窜高扑到我的胸脯上，我几乎被它推倒。就这样，我的胳膊和大腿上留下了许许多多冬冬的“热烈欢迎”的，“深刻”的牙痕以后，开始了我和冬冬的这个故事。

　冬冬是生下４个星期时就被抱来的，一直是把它当作小淘气鬼，尽管它现在已经成长成了一条高大的猛犬，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对它进行什么训练，因此它生活得很自由自在，像一条无拘无束的野狗一样。它不但不会文文明明地走路，只会乱跑乱跳，而且见了陌生人就乱扑乱咬，野性十足。好吧，没关系，我相信我有美国的最好的驯狗教育录像，不怕教不好你这个厉害的小家伙，冬冬！

　开始，冬冬的训练进行得很顺利，我呢，也似乎体会到了作为一名教师的欣慰，但是逐步地觉得越来越难了。倒不是因为冬冬不听话，相反，它聪明极了，什么事情一学就会了。只要我表扬它，它就高兴了，随之它就记住不忘。然而，那些训练狗的美国录像一回儿告诫我要有耐心，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哪样，又一回儿要我注意这个，要我注意那个…简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我渐渐地明白了过来：由于那些录像并不是给狗看的，而是给人看的，那里面的内容不是训练狗的，而是训练人的，准确的来说，是用来训练训练狗的人的。换一句话来讲：你若要训练狗就必须首先要很好地训练你自己，只有成功地控制了自己，你才可能随心所欲地操纵你的狗。

　狗语翻译机的“BOWLINGUAL”邦了我的大忙。这个狗语翻译机因为不需要把文字打进去，比起那些昂贵的英和翻译机，中日翻译机要好用得多，何况我又不懂得狗文怎么打的？狗语是怎么个拼音法呢？这个翻译机简单极了！只要装上几节干电池，设定一下狗的种类就可以随心使用了。

　啊，冬冬说的话我们懂了！它很会说话，居然在我们忙着做散步前的准备时，它说：“好啦，好啦，让我也干些什么吧？”。有时候它竟然会说这样的话：“我情绪不好，不要来理我！”，“烦死了，烦死了，我要爆炸了！”，寂寞时它会说：“来，让我们一起玩吧!”。嘿，我和我的友人惊呆了！冬冬有它自己的想法，有它自己的感情，东东也有它自己的热情啊！登时，我兴奋起来了，我再也不需要哪些美国录像了，我的孩子，我的冬冬！从那以后，我对冬冬总是轻声轻语地，再也不大声地命令它了。

　我学过好几个国家的语言，还学过聋哑人的手语，于是我也想试一下狗语。我对着“BOWLINGUAL”模仿各种狗叫的声音，但是液晶显示器上却没有一点儿反应。我乱吼怪叫，企望屏幕上能侥幸地蹦出几个日语单词来，结果枉然，一切都是徒劳！哎，我真愚蠢：噪音是怎么可能变成语言呢！？我的嘴里又怎么能吐出狗牙来呢！？

　一天一天地我和冬冬越来越接近了，我们之间消除了很多的误解。比如对于狗为什么咬人的事情，现在我是这么看的：狗虽然有四条腿，可是上帝没有赐给它们像人一样的手，它们的嘴就是它们的手，它们的牙就是它们的手指，它们的舌头就像是它们的手心。对于这个“咬”，许多人理解为“打”，我却宁可理解为“拉”。每当冬冬想干什么，想要告诉我什么的时候，它就会来轻轻地“咬”我的手，要是它“咬”我的力度有些不对劲，我就知道一定是它憋着一泡尿或者一泡屎呢。东东睡觉时咬我的手，我就把我的手放进它的嘴里，它就像小孩拉着妈妈的手一样，把头安心地靠在它的床头上了。

　有一次，我想看看如果家里来了坏人，冬冬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假扮成一个小偷，蹑手蹑脚的走进了厨房，东摸摸西碰碰，转来转去。东东一开始一动也不动，后来它马上就识破了，兴奋得直蹦高，窜到院子里疯跑了十几个来回，仿佛是在说：“真好玩，真好玩，你真会演戏！”冬冬非常的诚实和直爽，虽然我经常的唬弄它，它却没有跟我说过一次谎，它活得很是坦然。我暗暗地惭愧：作为一个人，我为什么老想在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为什么我就不敢冲着我的老板大吼一声：“混蛋！是你的不对，这件事情你不该这样处理……”

　美国驯狗录像的开头，讲到过狗的第一年相当于人的5岁，第二年相当于人的7岁，以后每过一年就可以加上3岁。根据这样的推算，冬冬现在正好是相当人的15岁的时候，联想到15岁正是我的高中时代，那时候的生活，那时候的同学和老师是最难以忘怀的。这次我到墨尔本来已经有好几个月了，看得出来这些日子正值冬冬的性格转换时期，我相信它一定会记得住我的。当然我也永远忘记不了它，它毕是我的第一位狗朋好友，它教我明白了很多新的事理。

　写到这里，转过身来看到趴在我脚边的冬冬，那双聪明的眼睛好像在对我说：“看你在傻想什么呢？是想你15岁时的学校，在想念你的佩琪，贤杰，阿炜，忠义，达申，守龙，善昌，育群，炎炎了吧！”它那湿热的舌头在舔我的脚指头，我不禁模仿女主人的口吻：“哎呀，乖死了，冬冬！”我搂住了它的脖子，抚摸它宽厚又茸茸的前胸，它显得那么的多情和可爱。

　这里我可以告诉你，对于狗，我学到了一个诀窍，几乎百试百灵：不管是什么样的狗，不管它长得有多凶狠，只要你的手敢于越过它锋利的牙齿，去抚摸一下它的胸脯，它一下子就会变得非常温柔和顺从。至于，对于人也是一样？…不不不！人哪，就复杂了…可怕了…我没能更多地作过这样的尝试…没有一点儿自信…我…求求你也不要贸然地去那样做，等待你的可说不定会是劈头盖脑而来的，充满着“爱”的一记大嘴巴子！

　所以最后，我劝你与其冒这么大的风险，还不如去修改完你的报告，整理好你的图表，去拧紧你那一个个的“螺丝钉”吧！关于冬冬的故事呢，我就先讲到这里了。

　　　　　　　　　　　　　　2007/03/11匆草于旅途的墨尔本

（随记：我不想让冬冬读到这篇文章，它肯定会说：“算了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啰里啰嗦，狗屁不通！天气那么好，我看我们还是去外面走走吧！”）

东东和作者在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