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背景介绍

房子在一个二线城市。1995年买的商品房，当时还持中国护照。买下后就是父母和妹妹一家住，我自己一家反倒没住过。他们一直住到中国住房条件改善，大约到了2005年，父母和妹妹都有了更新的房子。他们搬出来后，房子出租，由我父亲管理，租金就孝敬父母。去年父亲告诉我，他没有精力管房子了，于是我决定卖掉。我和老公是房主。

放到市场上一年，找的是链家地产公司。长话短说，今年5月终于找妥了买家，签了买卖合同，于是我正式进入房产交接程序。

1. 国外准备

老公没时间回国，所以他委托我处理。国内财产易手，必须要产权者的配偶同意。假如你和一个人合资买了房，卖的时候必须要四个人持结婚证在场同意。如果你或你的合资人离了婚或婚姻关系不好，配偶不合作，那这个房子是卖不掉的。谢天谢地，我和老公互为配偶，没有那种可能性。老公的委托书说我是妻子，口说无凭。我必须证明他是我老公。

再有，20年过去，我们的护照已经换了，所幸当时的中国护照还在。但两本护照并不能让中国官员确认你是房主，所以我俩必须分别证明中国护照和美国护照的持有者为同一个人。

综上所述，我必须准备三份文件：1）结婚证；2）老公的委托卖房书；3）同一人证明。中国官员只认中国政府机构的印章，所以上述文件均须中国领事馆认证。而要得到领馆认证，文件必须经过美国三级公证 （地保，县，州）。

美国的三级公证，只要本人亲临相关政府机构，当时就能办妥。中国领事馆比较任性，闲时可以加快（$20加快费）当天取件，忙时就不能了，不加快要等一个星期才取件。老公的委托认证是2月份做的，当时领馆主动问我要不要加快，我是6月份的机票，那时当然不需要。结婚证要外州公证，事到临头了才得知非办不可。于是驱车6小时去该州办理。但这时处于夏季旅游旺季，中国领馆忙得人仰马翻，取消了加快服务（我曾再三打电话询问，得到的都是忙音！）。眼看就会误飞机，我急得跳脚。想了一些办法，总算还是办成了。

1. 国内手续

理论上，国内的交接手续只需要8个工作日 ： 4天做税务查证– 夫妻依法可以拥有一套不交买卖税的住房，这需要时间来查证现在交易的这所房子是否可享受免税；4天做产权债务等查证。我于是买了18天的来回机票，时间应该绰绰有余了。没想到实际操作起来，时间远远不够，害得我花了$500延期两周机票。

究其原因，国内这个房屋过户程序，整个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这个程序的策划者—政府房产局—事先没有周密构思多方协调，执行过程中没有反馈改进机制，所以漏洞百出，每个环节都磕磕绊绊，害得所有的人—买卖双方，中介人，公务员……– 事倍功半。听我细细道来。

a)      验证房屋地址。我当初买的是期房，房产商正在建造，所以房屋的地址是临时的。现在经过市政府统一规划，已经有了某区某街道某大院某楼这个地址。当初房产证上那个地址是不是我现在要卖的这套房呢？这需要验证。

中介熟门熟路地带我到街道派出所，INFO Desk的人说，哦，这事儿找张三，就按电话。打完跟我们说，张三手头有件事，办完了就是你们，坐那儿等一等。这一等，就等了半天也不见张三人影。吃完午饭后张三终于下楼来光顾我们，审视了我们的文件后她说，你们必须先到院委会去打个证明。我们折回大院，门卫说5楼上住着个院委会的人，你去问他。敲开李四的门，李大爷说我虽是院委但不是主任。印章在主任那里，你得去找她。那么刘主任住哪个单元？刘主任已经不住这里了，她帮女儿带孩子去了。这是她的电话，我也不知道她住哪里。拨通刘主任的电话，感谢上帝，刘主任女儿就住远郊，没有出国到美洲或欧洲。我坐出租车来的刘主任所在的新但并不豪华的小区，因为没有门卡要交￥20押金。没有零钱又折腾了30分钟，终于进去找到刘主任盖了院委会的章。这国内的小区住宅，把守严得跟监牢似的。

长话短说，花了两天时间，验证完毕。

当初政府改地址时的数据那里去了？如果在，计算机一查不就验证了？就算过去失误把数据丢了，那么现在这个设计也很滑稽– 院委会只是一个民间松散的组织，其委员并不向政府任何机构负责，由他们来证明政府程序中需要的基本事实，合适吗？和美国比较，美国也用公证员证明一些东西，公证员制度也是很松散的。但美国有一个公证员网，不会因为一个公证员缺席而导致程序中断。而中国的院委会主任是唯一的，她因故缺席，卖房程序就中断了。

b) 查税

前面说了，夫妻可享受免交一套房的增值税的待遇，税率大约20%。于是我们向政府的房管局提供房产证，由它去查证我们的确还没有享受过免税待遇。这个过程比较顺利。公务员们公事公办，也尽责，也有效率，说需要4天，就在第4天出结果。

只是办公大厅里顾客们（买方卖方，中介）不怎么样。本来大家取了号，坐着等就是了。可是偏要围到柜台上去，让公务员们在人头攒动下工作。难道大家都认为围着柜台，自己的号就要到得快些吗？像美国这样，其他的人退后几步，尊重别人的隐私的现象，在房管局大厅里看不到。很奇怪，在银行的取款机前，大家倒是懂得不围上去呢！看来还是房管局的管理没到位。

c)       交件

过五关斩六将，现在一切就绪，剩下最后一关 ——把所以文件（房产证，地产证，委托书，结婚证，护照等等）交上去，由房管局验证无误后，签发新的房产证地产证，买主四天后取到手，然后付最后一笔房款，交易就完成了。

在十多个文件中，老公的委托书被判为不合格。

当初起草委托书时，我可是认认真真。先到网上遛了一圈，还专门上了国内政府官网，希望能找到范本，又问中介， 还是不能确定如何才能符合国内要求。无奈就照着这里power of attorney 的形式和措辞，“委托我的妻子XXX全权处理我在中国的房产。”

可是房管局的公务员说不行，“他必须说具体，委托你做哪样事。”

“很具体呀！委托我处理中国的房产。”

“他必须说清楚委托你签哪几个文件。”

“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文件及其的名称。‘全权处理’就是授权我代签所有的文件。”

公务员嘴角翘起一丝冷笑，似乎嘲笑我不懂中文，不跟你外国佬谈了。

又找了科长，还是说‘委托 … 全权处理’这个术语并不能使我有资格替老公签署文件。

“你说这个术语不对，那就不对吧。但，什么是对的格式和措辞，你们也没事先广而告之 – 这是政府机关的责任。考虑到我的机票已经不容许延误，你能否饶了我，给我办了。毕竟，我有几个文件证明我就是妻子，他同意由我来处理共同房产，这是明确无误的。办了不会出问题。”

“不行。你这个也差得太远了。有十几个文件呢，你一个都没提到。‘全权处理’？等于没说。”

这时别的柜台上好几个人吵起来了，和我类似，他们已经跑了几趟了，还是没在委托书上把文件写齐。

我说：“可见你们的规定连当地人也搞不清楚。我不是来给你找麻烦的。我假设你也不是故意刁难我 –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都从办事有效率又不出差错的目标出发，有什么必要在委托书上一一列出文件名？”

科长语塞。但还是不肯放行。

“这样吧。你给我一个范本，我们照着重做一遍，免得又不合你的格式。”

但他也不愿给我样本。说是范本在公证处，“你去那里要。”而公证处老远，得坐车去。

“你这就是为难我了哈! 我跟这里的公证处没关系的。我是在中国大使馆做认证。看来你也没有范本。其实呀，你把范本搞出来，挂在房管局的官网上，贴在大厅的墙上，广而告之，你这个环节不就畅通了吗？这件事并不难。你要是做了，要算你的政绩的。”

凭心而论，国内的公务员们也都想把事情办好。只是他们习惯了被动地操作上级制定的程序，没想到自己也可以主动地参与程序的设计和改善。我这一说，就产生了效果。当三个星期后我离开时，房管局大厅里已经安排了一长溜桌子，上面摆着各种文件的范本供人索取。在我写此文时，房管局的官网上已经挂了各种文件的范本任人download. （https://www.cdfgj.gov.cn/FWDJ/Sheet.aspx）委托书也不再要求罗列所有的文件。

可惜没人在我之前去提这个建设性的建议。所以我并没得到好处。我还是重新做了委托书。老公在美国又走一遍三级公证认证，足足花了两个星期。回程机票也过期了，花了$500延期。

让我感兴趣的是各种人对此的反应。有四个人自始至终经历了整个过程，我，中介，买方母子。中介对官员是敢怒不敢言，被官僚程序误事儿了，一肚子的怒气怨气也得忍着，赶紧照官员指示办。买方母亲是个50多岁的退休人员，不觉得官僚程序有什么错，口服心服地检讨我们自己那些地方没做对。儿子是个受过高等教育，30岁的专业白领。他对政府机构极为反感，当面背面地没好话：这帮人拿着我们纳税人的钱不干活！整个过程他都在骂。

如果这三种人就是中国人的缩影，那么我觉得中国离公民社会法制社会还有距离。他们三人都没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不是做政府的好孩子，也不是像青春期孩子那样反叛。而是把自己当做国家的主人。家里有什么不合意的地方咱们不是得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吗？

d)      收钱

终于，老公把公证认证后的委托书又寄到了（国际快递要一个星期）。房管局这次认可接受了。他们要用4天时间审核，让我们等4天去取新房产证。这四天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国内已经有很多案例了。在这四天中，房子不属于卖主，因为他已经把所有证件交出去了；也不属于买主，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房产证。就有不良分子钻空子：如果采用交文件时付款，就有卖主交文件后，跟中介串通将房子再卖一次，骗取第二个买主的头期款，然后逃之夭夭。如果采用买方收到新房产证后付款，那么就有买方只交头期款，等房产证拿到手后大摇大摆住进去不付全款的。所以我这四天真是提心吊胆。

谢天谢地，买方取到房产证后就和我一同来到银行付款，不像要赖我的样子。不像美国，结交用银行支票。国内压根就没有银行支票。怎么办呢？网银转款要48小时才能到账（我的开户银行在外地），而我的飞机还有18小时就起飞了，总不能到美国了发现钱没到位又飞回来吧？我只好坚持要现款。好多钱啊，背着很重。要求银行保安跟着我，打的车到自己的银行分行存了。总算把房子卖了。

回想起来，中介曾经提出过把钱先放在中介公司账户（相当于escrow account）。但我在家人的影响下，当时对中介防范心太重，认为中介还不如买方可靠，就没同意。其实只要是正规中介公司 – 我用的’链家’（听说’红房子’也 不错），由他们来做收钱的第三方，可能更方便保险一些。

祝大家卖房顺利。

这个黑人老头就叫路易Jr.。每月十五到吉祥酒庄来买一箱啤酒。饱读史书的若老板跟他套近乎，“路易，我太知道你了，法国王室呀！”路易的高祖父年轻时并没有名字，靠手背上烙的印记来认定身份。后来好不容易得到了取名字的权利，却不知道自己祖先究竟姓什么，于是就捡了个国王的名。

路易跟他的祖先大不一样，精明自信优越着呢！他是越战老兵，退伍后又当了十几年警察，年龄不大，工龄很长，已经领取全额退休金了。精力充沛的路易为了打发日子，就经常干些见义勇为的事情。那年大停电，吉祥酒庄的电动门拉不下来，这种时候这样的社区总有一些小骚乱。正当若老板被街上的警笛搅得心绪不宁的时候，路易来了。他故意高声大气地嚷给大家听：“若老板你下班后放心回家吧！门开着没事，有我守着呢！”一边说，一边拍着腰间鼓起的一团。

自从守过门后，路易就对吉祥酒庄产生了感情，跟若老板成了哥们。看来提供帮助并不能成为人家朋友，接受帮助才能成为别人的知己，这条定律至少在衣食无忧的路易一类人身上适用。过去吉祥酒庄给了路易多少优惠啊，都没有使他成为忠诚顾客。让他帮上一次忙，倒使他对吉祥酒庄贴了心。现在路易每天早上十点过就来维持秩序了，叉开八字脚站在门口，耀武扬威地，职业保安的架势。手时不时地把腰间那鼓起的一团托一下。大家猜想那鼓起的是枪，但路易从来也没亮出来过。一次有人趁店里忙乱偷二箱啤酒溜了，过了7，8分钟才发现。若老板在路易的指挥下开车追，一边开一边打退堂鼓：“肯定追不回了，咋晓得他走的哪条道呢！…… 就算追到了，又怎样认定他是偷呢！”正说着，就看见前面一个黑大汉提着二箱啤酒走着。路易摇下车窗“嘿”了一声，那黑大汉拔腿就跑。“就是他”，路易一个鱼跃扑上去，举拳就打。吓得若老板赶紧拉住。路易没能尽了拔拳相助的兴，以后每每提起：“我一‘嘿’他就跑，心是虚的，哪里还敢去报告挨了打？…… 耶稣上帝，你循规蹈矩的，如何能在江湖上混呢？”对若老板很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这样一来，若老板就考虑着要付他一份保安的工资。有心要多了解他，就下班时开车送他回家，进他屋里看看。路易一边展示他的两卧居室，一边要吉老板猜租金。若老板想，这路易经常在酒庄召集退休军人会议，研究各种福利政策以便对抗政府，都成精了，这房租如何会贵。就说，“$800一月。”路易跳起来，“$800? 你杀了我吧！…… 这房租每月$80！” 若老板嗔笑到：“路易，你就是有说话不着调的毛病。”路易急了，一定要证实他没有吹牛，拿出了由市政府发出的三个月的房租账单。

的确是每月$80，两卧居室。

若老板傻眼了，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地干啊，政府就是这样花我挣的钱的。要是不从路易身上捞点回来，我如何对得起酒庄每天挣辛苦钱的员工们。想到这里，就对路易说：“我以后每周给你$200，吉祥酒庄需要你这样的英雄！”

路易很感激地接受了若老板的补贴，一直干到吉祥酒庄转买掉。忙时尽心尽力地守酒庄大门，闲时就和当地几个退休老军人在酒庄里扎堆儿，研究如何对付政府，顺带把那提供$80房子和全额退休金的政府骂得狗血喷头。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给一碗是恩人，给一斗是仇人。

我当过三年知青农民。再加上从初中起就在中国农村生活，我对农作物是如何长成的、有机食品是否比非有机的好出许多倍，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

其实，在人类早期，我们吃的都是有机的。不但有机，还是野生的。按照现在的有机“粉丝”的理念，野生食物，采天地之精华，就是最高级的了。但是，那时的人比现代人更健康吗？不是的。大多数寿命很短，因为野生的长得慢，再高级的食物不够吃、让人经常饿着也不行啊！只有那些史上有名的人物，比如尧，比如摩西，他们有人供着管吃饱，据说分别活了100多岁和900多岁。我们平民百姓跟他俩学是不行的。大家都去吃野生的，把地球刨九尺也不够。再说了，我们也不必去相信那100多岁或900多岁的高寿。那时既没钟表又没历法，尧和摩西的秘书们敢保证没数错了日子？

为了解决野生的不够吃的问题，人们发展出了农业、畜牧业。生产力提高了，人口就增加。人口一增加，又要求土地出产得更多更快。相互刺激的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专职的农业科学家研究肥料、农药和种子。他们是如此卓有成效，以至于土地出产众多，使人们忘记了饥饿。又有专职的食品商人推销农产品，把人们喂成了大胖子。

于是，“第一夫人”出来振臂高呼了。我们自己种有机的。我们不吃那大农业的产品，不要化肥和农药。但是第一夫人当过农民吗？在屋子边种块巴掌大的地和农业可不是一回事。

科学家Jeff Stier， 美国科学和健康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Science and Health）副主任、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马上出来提醒“第一夫人”：号召大家都吃有机食物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我们承担不起。他进一步说，总统夫妇如果负责任的话，他们应该做的是教育孩子们正确合理地使用化肥和农药来提高生产力。

“第一夫人”开菜园的第一天，就收到了美国中部农作物协会的农业专家们的信。 他们说：农业是美国最大的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0%，为2200万美国人提供工作机会。正是靠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我们一英亩土地一季能出产20吨草莓和11万个生菜。一个美国农民现在能养活144人。这些成就使得我们能保留大量的处女地，国土才免受侵蚀。这些成就使得许多人能从生产食物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从事科学、文化、通讯、医学、交通和艺术，美国才在各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农业科学家们提倡“可持续发展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而不是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可持续发展农业致力于正确合理地使用农业科学成果（包括化肥农药），综合考虑生产率、环境和健康等因素。而有机农业认为不使用化肥农药才是环保和食物健康的唯一途径。

作为当过农民的人，我知道科学家们是对的。我永远不能忘记1970年代中国农村的饥饿和贫困。我们那时种地没有化肥农药，国家科技落后，生产不出来，只有牛粪、猪粪和人粪。播种时把所有粪坑都掏尽了，还是肥力不够。季节不饶人，只好把粪坑里新攒下的、还没充分发酵的、寄生虫还很活跃的粪便施到地里。所以我们施一次肥，就受一次感染，满腿都是又痒又痛的猪屎疙瘩。可以想象这里长出的食物的卫生状况（寄生虫和它们生长过程中留下的毒素），我认为“有机食品更清洁”的说法是有待澄清的。

然后，到农作物含苞时，各种肥料已经告罄。好在漫山遍野的野草正茂盛。于是，人人拿一把镰刀割青草沤肥，割得田野一片凄凉。挣扎到谷物灌浆，这时不再施一次磷钾肥谷物就会瘪籽。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把地皮铲一层，烧草根做肥料。记得有一年早春发现稻黑病，可是我们没有农药，只好靠人工把病稻苗拔掉。我们争分夺秒、起早贪黑地干，全队的人都累得脱了形。从早春干到夏初，还是没能把病毒扑灭。那年减产20%，到冬天，家家都断了炊。如果有农药，两个星期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农业要喂饱全国民众的肚子而不用化肥农药，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我们实施的可谓百分之百的有机农业了，但天府之国山峦是秃的、景色是黄的、河水是浊的。而使用化肥农药的美国却是树木参天、山清水秀。可见，有机农业环保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其实，植物需要的就是氮、磷、钾。化肥和有机肥向植物提供同样的养料。只不过在化肥里，这些元素以化合物的形态存在，其浓度更高。化合物遇到水或光就分解，氮、磷、钾被释放得较快较猛。而在有机肥中，这些元素以有机物的形态存在，有机物必须由微生物分解。分解的过程较缓慢持久。既然植物从两种肥料中得到的是同样的养分，说有机食物更有营养更好吃就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要求质嫩汁多的蔬果，肥力足、长得壮才能有好口感。如果说自己园子种的蔬果比超市买的好吃，那是因为，为了运输储藏方便，超市的蔬果采摘得太早，并且在运输储藏的过程中失去了水分养分，跟有机无机没什么关系。

鉴于有机食品的时髦，商人们倒是搞了不少噱头，赚得盆满钵满。贴上有机的标签就卖3倍的价。Whole Food的食品真是有机的吗？看它那么嫩、那么大，我这个当过农民的人就不会相信靠牛粪马粪的肥力能种得出来。鸡粪也许可以。又看它长得如此完美， 我就不相信它没有受到农药保护——它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病毒、病菌、昆虫、动物等天敌的攻击，而植物又没有还手或逃跑或躲藏的能力，居然连一个疤都没有？我肯定不会让商人把我自己当冤大头来宰。

这种事情，听内行不要信外行。科学家和农民是内行，政治家和商人是外行。不要有机农业，要可持续发展农业。

转眼1969年夏天又到了。每年都是夏天闹事，大概由于夏天有粮食，又可以在野外过夜。两派红卫兵摩擦又起了。我们吸取去年的教训，准备早早就离开这武斗之地。

重庆的伯伯一直在关心我们。今年来信告知，姐姐及战友及敌人下乡了，过去两年来打得死去活来的同学，一下乡后成为同甘苦共命运的伙伴。危险完全解除，伯伯伯母可以回家了。到我这儿来吧，伯伯说，不要去住接待站。

伯伯是高级电信工程师，伯母是大学教授。工资高得用不完。就一个女儿，又是那种很优秀不用父母花钱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孩子。所以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要为后代存钱。那时伯伯在车间和工人搞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花钱。 这前三同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同花钱是伯伯的特色。哪个工人月底周转不过来了，过来拍拍伯伯肩膀，恭敬地叫几声若工 …. 若工。伯伯就掏出十元八元来，爱还就还，不还就忘了。所以伯伯人缘好得很，文革结束后上下一致推荐提拔，职务飞快迁升，没几年就累死了。

伯母的大学迁到忠县，离重庆很远，一个月回来团聚一次。伯伯每个周末回家，他不会做饭，就周末顿顿去重庆饭店吃，每月四，五天，花掉80元。我和爸爸去后，周日我们伙食自理，周末就跟他去重庆饭店。那饭钱简直是个天文数字。爸爸几次“抗议”。伯母说，吃吧，自家人花了比外人花了好。这样他可以跟那些‘借’钱的工人说，家里来亲戚了，没钱了。

重庆饭店的东西真好吃啊！当过陪都第一饭店的重庆饭店有第一流的厨师。那时虽然物资紧缺，但重庆饭店还是能断断续续得到好食材。特级厨师们早就闲得手痒，好容易等来这个月的定量肉了，就赶紧施展浑身解数做出来。厨艺精湛啊，色香味俱绝，多一粒盐则太咸，少一粒盐则太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吃完饭后伯伯拉着我先走，跟爸爸说：“你跟着来，到孔二小姐咖啡厅，今天有冰淇淋。”那时叫雪球，不叫封资修的冰淇淋。在孔二小姐创建的陪都的上流社会沙龙，如今的工农兵冷饮店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雪球 — 冰淇淋，一毛钱一个，鸡蛋那么大。琼浆玉液，此味只有天上有。有几次到玖苑吃早餐，当然是冲着玖苑包子去的。0.5两 一个，其鲜美的味道不知该怎样描述。爸爸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玖苑包子这么白这么软这么香吗？这面是用牛奶和的！震撼。我当然还没忘记一年前刚出生的弟弟的哭声，他用生命呼号，奶啊，奶啊！

在伯伯这里，我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无产阶级的低劣和粗鲁压不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看到有一种东西叫优秀，优秀的质量是由它凝聚着的心血和功夫决定。我对优秀的人和物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和鉴赏力。同是一块肉，重庆饭店的特级厨师就决不会做成一碗毛臊烘烘的滚刀肉 – 那些我们在单位食堂吃的东西，尽管食堂师傅比特级厨师们更无所事事，闲得卵痛；同是一堆灰色的半导体元件，高级工程师伯伯组装的仪器就布局精妙，工艺精湛，和商店里卖的粗劣产品立见高下。这种优秀在高级工程师，特级厨师，专家教授们手里悄悄而持续地传动着，如同静静流淌的河水承载着精神，文化，和道德之船，全然不管报纸上广播里今天公布什么最新指示，明天放什么样板戏。

爸爸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有些微妙。他当然是能认识欣赏优秀的。但他一贯信奉“宁当鸡头，不做凤尾”—这是为什么他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的五少爷，却选择投身革命的原因之一。伯伯的这个优秀的世界不属于他，让他时时感觉到做“凤尾”的不自在。所以四个星期后，爸爸就决定还是到成都住接待站。我只好跟着他走。离开伯伯家时，我长长叹息了一声–鸡头再高贵，也是在地上；凤尾再低贱，也是在天上啊—心里想，没敢说。

四川的武斗，于1969年底彻底结束。这年底，最后一批中学红卫兵下乡了。剩下的工人农民造反派，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网打尽。武斗三年，死了几多人，演了一场闹剧。爸爸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和住接待站三年的原因，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清查三年，说他是一派的幕后黑高参。我看了他那些年写的申辩。立场，观点，出身统统都申辩到了，越辩越黑。就是不愿说我们住接待站是因为孩子要吃饭，孕妇要栖身，不住进去就会被饿死病死打死 — 唉，爸爸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我始终不能理解。

全文完。

现在成都流浪的一派决定打回老家去。这两年川东地区“反到底”派受尽欺压，每年夏天都被赶出家园，早就憋了一口气。在省革委会刘，张两主任的支持下，精心策划了全省大反击。还是不能碰成渝铁路，就从宜宾泸州经水路横扫过来，势不可当。

要打大仗了。白沙镇的居民人心惶惶。红卫兵将士们的父老妇孺在组织的安排下，向县城江津疏散，精壮的留下保卫镇子。船已经在江边等着了，四只拖驳，每只载800人，对于这3万人的小镇，足够了。

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没人管，就各自扎堆商量办法。我们在工人新村的房子是土胚墙而不是串夹壁，大家都知道土胚墙可以挡子弹，于是父母的几个朋友就到我家来躲避。大家讨论安全措施。觉得四壁虽然不透子弹，房顶可是个薄弱环节。要是子弹从天而降呢？ 李老师说，子弹有杀伤力，是在它高速前进时，如果它的速度已经不能抵抗重力往下掉了，就和自由落体的石头一样，杀不死人了。唐老师说，炮弹可是抛物线运动，从上面掉下来的。另一个老师马上反驳，你也想得太多了，毕竟共产党的天下，两派搞个武斗，哪里就容忍得下它用炮了？可靠消息，双方就只有几挺机关枪。大家松了一口气。又一致认为棉被可以减少从房顶下来的子弹的速度，浇湿水更能增加强度。妈妈迟疑了一下，找出两条棉被（夏天，棉被都收柜子里了）盖在八仙桌上，以便枪声紧了时大家可以钻桌子下。不过现在只有远处的零星枪响。就没人提朝被子上浇水的事。

江边人声嘈杂，鸡鸣狗叫。革命家属正携带着淄重 – 锅碗瓢盆，家禽家畜，铺笼帐盖，缓慢地上船。他们已经见过房子被对立派征用后的结果—所有东西被洗劫一空。所以坚壁清野是必须的。随着枪声越来越紧，船终于启程了。

我家里，上过朝鲜战场的转业军人胡老师不断根据枪声向大家报告，打到八里远了，五里远了。越近枪声越密集。终于像爆米花一样响起来。大家还没来得及往桌下钻，枪声骤然停止……

半个小时后我们得到消息，那只满载守城将士家眷的船出事了。拖驳缆绳没系好，拖动后船头向下扎。拖了二十多里后，一只船就半截都没在水里了。3千多人的惨叫终于传到动力船，船长决定放弃此船以保全其他三艘。钢锯挥向缆绳。缆绳断了。强大的反作用力将缆绳弹向空中，又重重地砸下来，将整只船拖入水中。顷刻间江面上哀鸣入云。

消息传到白沙镇，枪声骤然停止。双方放下武器，不约而同走到江边，希望得到更确切的消息。三万人口的小镇，死掉800人，大部分是孩子。人们惊呆了，吓坏了。全镇陷于巨大的悲痛和恐惧之中。大家嘴上不说心里知道，上帝发怒了！人，若是因为权利，嫉妒，信仰的原因而杀戮同类，是要遭天谴的。

多年后人口学家说1967，1968，1969 这三年的出生率很高，仅次于大饥荒结束后的1963年。这是真的。现在妈妈的好朋友朱老师临盆了。朱老师两地分居，丈夫在陕西的兵工厂不能回家，就请了农村的妹妹来侍候月子。学校还是不安全，就跟妈妈商量好了，在我家坐月子。于是把我的小床换成大的让她们睡。我和妈妈挤一个被窝。
再好的朋友，在这末狭小的空间里，也要锅碗盆勺碰碰撞撞，再加上其妹妹跟妈妈不是朋友，没有那份理解和默契。所以当朱妹妹吃完了妈妈泡菜坛里的鲜嫩仔姜，只塞些廉价的黄姜疙瘩充数时，妈妈愤怒地和朱妹妹吵了一架。朱老师脸面薄，就搬回县三中去了。

县三中离白沙镇五华里。以它世外仙境般的美丽校园吸引来了朱老师这样当初充满浪漫情调的师范大学毕业生，也吸引来了朱校医这样野鹤闲云道家哲学的信奉者。朱校医是国民党上校军衔的军医，改朝换代前几年落草在县三中。他医术高明，方圆几百里的医生均唯朱校医的诊断是从。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要生病，所以朱校医照样受尊敬。但红卫兵们仗着年轻不生病，跃跃欲试要动一动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这让朱校医感到很不安全，所以他就象我们一样，在镇里的居民点租个房子，三天两头去学校应个卯，把校医室一摊子事，扔给二个赤脚校医。

这天子夜，朱老师生了个健康的女儿，但是赤脚校医没能把胎盘顺下来。只几分钟朱老师就躺在血泊里了。朱妹妹条件反射地用手捧了三捧血到脸盆里后，才醒悟过来该去找朱医生。敬佩朱妹妹和朱医生，用了何等的速度和耐力跑了10里路，赶到后朱老师还有游丝一口气。总算抢救过来。

妈妈闻讯，赶到奄奄一息的朱老师床前，拉着她的手大哭：云佩你傻呀，我们不就吵了一架吗？你就搬走，命都差点丢了！你看工人新村的人，欠了房租还赖着，撵都撵不走。你要学他们，我们都要学他们，赖着也要活下去！别傻了！
是的，人若能学会卑贱，就会少了许多艰难。还有什么比要活下去更高尚的？如果活下去都办不到，就把准则教养等等高尚的东西扔了吧。这是我在工人新村两年领悟到的。

到了成都我和爸爸仍然住接待站。接待站的管理比1967年差了很多。这次是另一所中学。 教职员工已经一年多没来上班了。操场的杂草膝盖高，垃圾遍地，一片破败。也没有人能分到单间了，因为教职员的革命热情已经锐减，再也没人愿意把自己房间腾出来。我这个小丫头，也和爸爸一起在男宿舍睡用课桌拼的床，连席子被单都没有。好在天气很热。

今年住接待站，一言以辟之，无聊。不象去年妈妈需要吃得好才能生个健康的弟弟，天天有目标。我和爸爸都是那种及其皮实，对生活要求极低的人。陈馒头还是鲜馒头？炒豆角还是煮白菜？谁在乎啊，只要分量够就行。所以不对食堂花心思，大把的时间没法打发。有一副缺几张的烂扑克牌就是宝了，百分拱猪等十八般武艺都是这时学会的。爸爸要教我下象棋，煞费苦心地用硬纸板剪了圆形的棋子，写上漂亮的字，但我学了个当头炮马先跳就不愿学了。

接待站的居民成分也不再全是为搞革命而流浪的群众，很多是为了来白吃白住的。不光自己吃，还给远方的亲人捎回去。所以接待站到处摆着簸箕晾米饭，晒干后就托人带回家去 – 象廖芳这样的家庭多需要粮食啊！她要是还活着我也要给她捎干饭粒回去。除了晾米饭，还晾干辣椒。川西平原的辣椒正宗而便宜，现在正是盛产的时候。所以房檐下，门窗边到处挂着一串串红辣椒。油盐柴米的景象占主导地位，红卫兵组织要开会得找个角落去。

我和爸爸成天乱逛，看街头的大字报消遣。那段时间最多的是关于李井泉老婆肖里的，因为又在究诘她自杀的事。看照片她很有风度。一次逛到中科院成都分院，读到一张几个研究生给导师的大字报，批判他没有学问，一次讲课演算错了，错了10^12倍，“那一串零蛋足够给王光美做项链”。这张别致的大字报让我记得一辈子。

八月底妈妈来信，说是被勒令回校接受改造，家里需要我回去帮忙家务。于是我告别爸爸返回家乡。

进入6月以来，革命大联合宣告破裂，双方磨刀霍霍准备武斗。我去县第三中学为爸爸领粮票，赫然读到大字报：揪出红旗派的幕后指挥阶级异己份子若xx. 难怪这几天爸爸妈妈神色凝重。爸爸告诉我，这是学校党的组织干事钟崇兴挑动学生的结果，因为爸爸当面批评他给教师分配福利不公平。爸爸让我记住，如果这个事件还升级，那就是钟崇兴干的。

事件果然很快就升级了。一天爸爸在街上行走，迎面碰到7，8个县三中的学生，其中一个一声喊，打这个反革命，就冲上来拳打脚踢。幸好爸爸身强力壮跑得快，只让他们抓碎了身上的衬衫。这简直就是腥风血雨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逃。

有时候劫运无论如何都躲不掉。就在爸爸准备出走的那几天，我去县第六中学为妈妈领工资，总务干事刘素林不在办公室。我去了两趟，总算在一间储藏室找到他正在为自己打家具。刘素林是教职员中为数不多的出生贫农的职员，现在又掌握工资票证，大权在握，人人都和他套近乎。可爸爸妈妈不是那种跟人相交沾如漆的人，这使他很不高兴。所以当他说：“领工资为什么不到办公室，到这里来干什么？”我回答：“去过办公室两趟”就算冒犯他了。他怒发冲冠一个耳光重重地扇到我脸上。我一路哭着回到家。爸爸见了，不顾他自己正身处危险，找到刘素林，义正词严地指责他的行为。

当晚深夜，七八个荷枪实弹的红卫兵冲进我家。要妈妈把若xx 交出来。那晚爸爸没在家，因天热出去聊天纳凉，就在那家的凉板上睡了。那时年青的妈妈美丽而优雅，对学生充满母爱，要不是因为文化革命大家斗得乌鸡眼式的，她是女生们的时尚楷模，男生们的母性偶像或梦中情人。现在面对杀气腾腾的红卫兵，妈妈端茶递水，散烟摆糖，和气地和他们周旋 — 妈妈一直认为他们就是在愤忿的青春期，一群孩子。凭了这，他们没下手打妈妈。

其中一个来到床前拍醒我，装着很和蔼地问，“我们是搞外调的，有急事找你爸，他在哪里？”那段时间的确经常有外调人来找爸爸。我从睡梦中醒来，不知家里出了事。也是我笨，就从实说爸爸睡在谁谁家。结果爸爸被抓来在屋外痛殴。我和妈妈被拦在屋里，两个人端着长枪守住门，一个人离我们一尺远走来走去，一边用食指钩着，让手枪不停地绕着指头转圈。我听着外头一拳一拳打在爸爸身上的嘭嘭声，和当打到要紧处，爸爸咬紧牙关也憋不住的呻唤，恐惧到了极点，脑袋一片空白。妈妈几次想冲出去但忍住了，生怕惹了红卫兵动枪。觉得过了好久，爸爸已经被打得发不出声音了，红卫兵才离开。妈妈赶紧连夜找来县三中医术高超的朱校医。朱校医诊断三根肋骨尖软骨被打碎了，“还好老若会打架，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没有打伤内脏。”

包扎好。妈妈一边交待我马上护送爸爸去成都，“你不用扶他。他能忍着痛自己走。扶着目标太大。你跟在后头十几步远。如果路上有人把爸爸绑架了。马上回来报告我。送上火车，车动了你就回来。家里还有别的非常要紧的事。”一边训斥：“你12岁了，笨哪，把自己爸爸出卖了！”我泪如雨下，爸爸差点被打死了！我真是笨啊！爸爸马上严肃地制止：“她说出我是对的。不然你们就要挨打。打到你们身上后果就严重多了。”他严厉地要妈妈保证以后再也不责备若兰。果然以后很多年妈妈都不再提起。

这接连二三的厄运好像都是由我引起的。妈妈信命，开始觉得我是个不吉祥的人，不堪寄予厚望，培养爱护的重心转移到弟弟妹妹身上去。 当然也许是由于这次刺激太大，我自己心态脆弱了， 妈妈一批评就敏感。总之，自此母女感情发生变化。 同时也看到，哭着回家找父母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更大的灾难，看来以后许多事情得自己扛着。无忧无虑的童年从此消失了，我开始用一双忧患的眼睛看世界。这都是后话。

现在我送完爸爸回到家，马不停蹄，妈妈要我跟着她去保护弟弟。她说，“昨晚那些打手们问了几次‘你儿子呢’。我们要马上转移弟弟。…… 你跟在我后面，如果我被绑架了，你就去告诉朱老师—她是我们的好朋友；刘老师 – 她是党员说得上话；还有朱校医 – 他医术高明人缘好。总之把我失踪的消息散布开。”弟弟在农村奶妈家，离我们10来里路。现在镇子外围挖着一人多深的战壕，有好几段路我们就在战壕沿上走。突然“叭…丘…”一声枪响。我觉得子弹就是朝我飞来的，火车飞驰而来的声音就是这样，频率越来越高。我下意识地摔进战壕。过一会儿觉得没受伤就爬上来。妈妈呢？妈妈不见了！她是被击中了还是被绑架了？我该怎么办？那几分钟的紧张是我后来从来没体会过的。好在妈妈和我一样摔进战壕了。

安排好弟弟–妈妈送了奶妈一条乔其纱围巾，请她带上弟弟去亲戚家躲两周。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这事就是刘树林干的。作过恶的人心虚，他会变本加厉置被害者于死地。爸爸妈妈这辈子恐怕伸不了冤了。若兰你要报仇，爸爸差点被打死了，这是杀父之仇！

妈妈说得没错。多年后其中一个红卫兵高考来找妈妈复习物理，承认了是刘树林指使的，还请他们喝了酒。但那时刘树林已经死了。他果然第二次对我们 下毒手（详见 我写的“我要读书”），这时上帝站出来行使公义，把他拿走了。感谢上帝。同时也遗憾没能亲手送他进监狱。

爸爸走时因伤不能带行李。所以我回家稍事休息，就去成都送他行李。弟弟才半岁。妈妈不得不留在家里。

我在工人新村几乎没有朋友，除了廖芳。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年龄的孩子都要干活。割猪草，拾柴火，捡煤核之类。 那时侯大家都穷，哪里还有剩下让人捡的？所以基本是偷。比如捡煤核，就在屯船边转悠，等守煤的人转过身抓个煤疙瘩就跑。生活的艰难把孩子们砺练得狡灵极了，我根本不是对手。就不愿跟他们玩。

廖芳是廖婆婆的老幺女。廖婆婆的大儿子和爸爸一样大了，所以她的辈分是祖母级。但廖芳和我一样大。廖婆婆生了六胎才得了两个，所以对廖芳格外小心呵护，虽然家里也很穷，但也不让她去干那些活。结果廖芳和我一样笨，能玩到一起。

现在已经到了1968年。两派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大联合随时都会破裂。革命群众都在全心全意捍卫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所以妈妈出了月子也没人勒令她去上班 — 那时候的革命群众对我们都不会好好说话的，开口闭口“勒令柳XX ”如何如何。一次几个女红卫兵要借用剪刀，来到教工家属院，正好妈妈也去那里放东西。她们不是和颜悦色地向妈妈借（谁也没说不给呀），而是说，右派份子柳XX，勒令你把剪刀交出来！用完后愤怒地把剪刀扎在门上走了。疯了，革命群众完全是一群疯子。

爸爸妈妈乐得逍遥，和工人新村的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是数理教师，手又巧，原理实践都会。整天为工人新村的人打节煤炉，修钟表，裁衣服，描鞋样。很受大家尊敬。当时工人新村的人做大米饭的习惯很奇怪，先把米放在一大锅水里煮，半熟时捞起来沥干，再蒸熟。米汤用来浆衣服或糊墙纸或打做鞋的布壳。这使得工人新村80%以上的孩子都烂口角，流口水。好为人师的妈妈挨家挨户教人家做闷锅饭或蒸碗饭，“这样维生素就不会丢失了。你看我家若兰就不烂口角。”但这样做就没有米汤。所以大多数人家不改变，让妈妈很生气。经常说，你再不依我的方法，我就不为你装电灯了。 但也没用。

这年5月，在重庆钢铁厂做合同工的廖公公被解雇了。一家人顿失经济来源。好容易撑到7月，连定量米都没钱买回来了。月初用1/3定量兑换来钱，去买回了2/3的口粮，掺上野菜吃到25号，就断顿了。一家人决定到农村的姨妈家走人户，因为这时农村夏收，场边地角，总能找出点吃的。廖芳兴高采烈地来和我告别。妈妈一边为她松开扎得太紧的发辫，一边问：“姨家多远啊？住多久？”

“40几里。妈说的，姨妈让住多久就住多久。”

“穿上过节的衣服啦！也不流口水了，廖芳很漂亮的呢！告诉你妈妈柳老师说的，扎松点好。头发这末少，扎紧了头皮就全露出来，晒坏了。”廖芳向我一一数来她可能在姨家吃到的东西：新米粥就高粱粑，南瓜焖饭，豆花，炒胡豆……  蹦蹦跳跳地一路和人打着招呼走了。

一个星期后，只有廖婆婆和廖公公回来了。

廖芳死了！她死在去姨妈家的路上。根据廖婆婆讲的，我们认为她是中暑了。在7月的骄阳下赶路，廖芳又热又渴，到一口井边一气喝了很多水。然后又大量出汗，过多地带走了盐分而打破了体内平衡。出现脱水症状后40多分钟就死了。前不挨村后不挨户的，就地挖个坑就埋了。她盼望的那些东西，一口也没吃上。

妈妈自责了好几年，说要是告诉廖婆婆路上喝盐水就好了，我们暑天走远路都是喝盐水的呀！怎么就没想到告诉她呢？

一晃在接待站住了两个月，进入十月份了。我们对家乡的思念，由一天天加重的皮肤的冷感刺激大脑，越来越强烈。听说“反到底”派的头头们已经返渝同“815”派谈判，如果实现革命大联合，我们就能返家了。爸爸改变了回避革命群众的方针，也去和他们一起讨论革命形势，关心大联合的进展。期间我们江津地区率先达成协议。大家正欢天喜地准备回家，先头部队回来报告，各县镇的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的配置还在争论，头批回去的骨干份子滞留在地区首府不能回家。而地区接待站的条件很糟：“晚上盖报纸御寒。”

等到11月，我们终于回家了。我们的家刚由从宜宾市逃来躲武斗的人腾出来。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住进我们教工家属院的是一群城市居民，很会过日子。他们回宜宾时把教工家属院搬运一空，干净得连一个煤球都没留下，更不用说当初我们没坚壁的锅碗盆勺，针头线脑了。

现在两派在一个学校，摩擦不断。一天两个女红卫兵在宿舍外洗头，对立派的两个男生只因为无聊手痒，前去拖了女生的头发就走。女红卫兵的战友们闻讯赶来，肇事的打手已经逃了。这口气总要出呀！就chuang or cuang (where is the word?)进教工家属院，宣称对立派刘老师是幕后指挥，也冲上去拖了她头发就走。刘老师是天津人， 1962年时随当解放军师长的丈夫下放到我们小镇，因为他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者。

妈妈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了，可不敢在学校坐月子。我们在工人新村租了个一卧一厨的房子，锣紧鼓密地筹备。现在自由市场已经被定义为资本主义，我和爸爸就走十几里到政府管不到的小乡场买。我们终于达到了目标，攒下了十只鸡，一百个鸡蛋。

工人新村4排土胚房，住着50来户人。乡镇里的失业率很高的，难得有几个全民所有制的铁饭碗。大部分的人到城市里做合同工，挣30几块钱一个月，养活一家5，6口人。就这30几块还没有保证。工人新村的住户大部分是这些人。

妈妈还没生孩子，鸡就被偷了一只。我和爸爸除了到处咕咕地唤，束手无策。过几天，另一只鸡又被偷了。爸爸急了，拿根棍子挨家挨户搜。偷鸡的看到要漏馅儿了才把鸡放出来。这才杜绝了鸡被偷的现象。
小弟弟出生了，好可爱啊！现在我的任务就是烧火，为妈妈端茶送水听使唤。坐月子需要好多开水啊！妈妈洗，娃娃洗，杀鸡…都要用开水。火总是很慢，我必须不停地扇煤球炉。一天到晚被枯燥得扇出不少花样来，上下扇，左右扇，金鸡独立扇，稳如泰山扇，海底捞月扇。也有我喜欢做的事，就是为妈妈收碗。碗里总会留下鸡汤，或一口没吃完的荷包蛋。在从卧室到厨房的几步路上，它们就全进我肚子了。在吃完晚饭弟弟不哭的时候，我们一家会团在妈妈床上，大家看着可爱的弟弟，抚摸着我滚圆的手，说，这是妈妈坐月子还是若兰坐月子呢？一家人怎么就若兰胖得圆滚滚的呢？我说，妈妈这句话不严谨，生孩子的人才坐月子呢，胖并不意味着坐月子啊！爸爸说，人家说月母子没胖月妹子胖了，还真是这末回事儿呀。若兰，你可以说胖不是坐月子的充分条件。

但弟弟大部分时间都哭。妈妈没奶，这乡镇又没有牛奶炼乳之类。弟弟吃米羹。他哭啊，哭得天昏地暗。我把他背上走来走去，肩膀不断抖动，还是哄不好，经常和弟弟哭成一团。这时妈妈就来接过弟弟，说，若兰别哭，弟弟长大要是不感激姐姐，妈妈揍他。

但是弟弟长大后妈妈已经老得揍不动他，老得在他面前失去话语权了。父母总是这样向长子长女许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