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辈子有两次，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学者的工作，尽可能作努力，向公众特别是国内民众，介绍他们的著作，传播他们的思想。一次是1998年获奖的阿马蒂亚·森。我们翻译了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2002年在国内出版，还写了多篇文章，在国内国外发表。一次是为刚刚获奖的以姓名首字母被合称为AJR的三位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赛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2019年曾撰文评介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合著的《狭窄的通道》，发表在国内报纸（删节版）和国外网站（全文）。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后，又迅疾发文，介绍他们的重大成就与卓越思想。
这么做，目的很明确：这几位学者的理论，具有强烈的、直接的、无可置疑的针对性，针对中国的现实，可以成为努力推动中国改制、走正道的人们的重要思想资源。
上周末，老友陈奎德博士发函来，说：“請你上我在主持的《中國透視》專題節目（自由亞洲電台）座談你在《历史歧趋中一条狭窄的通道》所闡發的基本觀念及此次諾獎之特殊意義。”多年来，我有多篇文章在他主持的《纵览中国》网站发表。如果要按国内目前时兴的方式介绍他，可以列出这么一条：当年他在复旦大学读研时，和王沪宁是住同一寝室的室友。
对于去那儿发言，一开始我心中不无犹豫。顾虑的是，恐怕今后难以复见江东父老。但是本性难移，觉得有机会讲话，不讲岂不亏心。况且，“死猪不怕开水烫”。进一步，又为自己找出正面理由：步曲径登山看秋景，到得高处，喊一嗓子，属于“有道理、有意义、有意思”而可为之事，当为之。
于是有此座谈在10/29星期二发生。以下是座谈纲要。如果去网站听半小时的录音，会发现与此文本稍有差异。原因有二：一是口头表述时，有即兴发言，二是后来看时间不多了，有省略。少许差异无碍主旨内容。
任赜
2024/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