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看到的悼念李克强的文章中，李少民在X发表的“我记忆中的李克强”，对李克强的描述最细致入微。其链接是（顾及无法使用此链接的读者，也把它复制粘贴在此文末的附录1）：
https://twitter.com/ShaominLi1/status/1718074566684164396
这篇文章使我想到在和李少民交往中与李克强有关的一些事情，又引发我的一些思考，超出悼念李克强个人的范围，而涉及审思中国的改革道路及中国前景。
李少民文中谈到他和李克强在北大一个读书会的事，他过去就和我们谈过。那还是李克强刚当大官的时候。我们和李少民聊天，不经意谈到，看电视上李克强讲话，套话很多，像县委书记似的。李少民说，在北大时，我们有一个读书会，经常交流讨论，李克强思想活跃，反应很快。这顿时改变了我对李克强刻板形象的看法，同时也使我感叹官场对北大77级才俊的消磨改塑。
北大同学悼李克强的挽联说他“活的憋屈，死的窝囊”，很准确。要寻求中国改制而代价最小的道路，我们这一代人的主流认识是，那条路是改革。胡耀邦、赵紫阳倒在这条路上。李克强被许多人认为是改革命存一线的人物。纽约时报记者袁莉报道说，“中国人哀悼李克强，就是哀悼一个希望尚存的时代。”这是到位之论。
改革早已经死了。比《1984》更严酷的体制，如动态清零实践所昭示，已经是现实。要扭转局面，依据历史经验，需要有担当、有权谋的上层人物，需要有不再沉默忍受的民众。现在，改革的希望是否也不复存在了？
李少民的文章提到那个读书会六个成员中其他人后来的发展，还提到他父亲李洪林先生“大闹中宣部”，当时李克强说“你爸真厉害”。下面先来补充这篇文章未叙及的、我所知道的他们父子两人后来的情况。我想以这个样本来（局部地）反映一群人的经历。这群人在1980年代和李克强同属改革派阵营，后来以异见反对派身份促进中国变革。他们的经历可以与李克强的仕途相对照，而显示中国改革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
需要说明，我认为，在六四以后留在体制内继续做改革派，对这种选择，未可一概否定。方励之在自传写到，1978年他和许良英、范岱年等几个右派讨论是否接受“恢复党籍”，找出的理由是：“入党是为了改造党”，“当今要做事，只能从党内着手”。我对抱此目的、迄今仍然在体制内作坚韧努力的人，支持而且致敬。走这条路其实是艰难的，既涉及坚持个人道德操守，又要排除阻力、成就改革业绩。无从知晓李克强在1989年是否还有方励之等先生在1978年的想法。但是他的业绩是可以评论的，下文会谈到。
1989年4月，李少民与杨小凯、于大海（当时被称作“普林斯顿三剑客”）积极推动在美留学生联署公开信，支持国内从悼念胡耀邦扩展开来的学生运动。我们和李少民从那时起建立联系，共同参与了其后在美国的留学生及学者的抗议运动。他毕业后到AT&T，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中的BOA（Business Operation Analysis，商业运作分析）部门工作。BOA对内作经济统计分析，对外曾经是美国管理科学（主要是运筹学）的研究重镇，成果丰硕。我们毕业后也加入AT&T，和他成了同事，两家还是住处靠近的邻居。李洪林先生在六四前已被贬到福建社科院，六四后被关押一年。释放后，到少民处“依亲就养”。老先生在家中写字作画，挂在墙上的，字是“离骚”，画是“屈子行吟图”。少民说，他们这辈人，还全是屈原情结。确实，当时住在附近刘宾雁、苏绍智、郭罗基等老一辈，心中都还信“正宗”马克思。每天下午小孙女放学回来，老先生就陪她在院子里玩。还要为小孙女望风，不时看表，告诉小孙女：“你妈快回来了，要回屋了（去弹钢琴、写中文、做作业，等等）。”李洪林先生继续在海外发表文论，著有《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等。李少民后来到香港城大任教。2001年2月到深圳联系业务，以“涉嫌间谍罪”被逮捕关押，成为当年中美“人质外交”中的一个案子。结果是李少民被“驱逐出境”。父子两人都是中共政治犯，这种情况恐怕不多。回美后，李少民在大学任教，继续作对中国体制的研究批判，发表多篇论文著作。
下面再来谈我和李少民一起干的一件与李克强有关的事。不涉及个人交往，针对的是2015年的“暴力救市”事件。那年7月，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总产值、GDP与股市股指”，发在“共识网”上。其中关键的内容是（那篇文章不长，附在文末，有兴趣可参看）：
【不幸，这种政府干预、管制的故事今年又在股市上演。为了解救GDP减速、实体经济的种种困局，政府促发“政策牛市”，通过种种政策手段、金融杠杆，启动了巨额资金入股市，把股指从两千多推到五千多。6月12日起股指大跌，政府又“暴力救市”，紧急推出一连串非常举措，用警力调查来威慑卖股票，用行政指令来要求股东大户增持股票、半年不得卖股票，在一半上市公司停牌情况下用大笔资金推高确定指数的蓝筹股大公司的股票价格，等等。这样一来，股市已经不是经济学所定义的市场机制下的股市，股指也不再是统计学所设计的反映股市波动的工具。
一切由政府来决定。政府有无限权力用一切手段实现其目标。这样的政府干预、管制，这次即使能“维稳”股市股指于一时，对股市的制度性破坏，对股民的利益和信心的伤害，已经造成。其全面的恶果，自当逐步显现出来。】
那次“暴力救市”的指挥是李克强总理。综合当年报道，事情经过是：2015年政府推动股市上涨，上证综指从2014年12月31日到2015年6月12日近五个半月里骤升60%，于6月12日一度到达5178.19点高位，所谓“政策牛市”。然后泡沫破裂，股指急速下挫，三周从高点下跌了近30%，跌破3700点。李克强从欧州访问归来，主张推出1.7万亿“泵水”方案。中央救市会议中出现相当激烈争议，央行行长周小川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倾向挤牙膏、挤牛奶式救市，但总理李克强大发雷霆，倾向“暴力”救市。据传李克强态度强硬说：“你们回家挤奶去！我要暴力救市！”最后是习近平派其心腹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率队进驻证监会，追查“恶意沽空”。“恶意沽空”与“善意沽空”之间的区别，从来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是，之后中国股市就长期“维稳”下来了——那就是，一直在3000点左右徘徊。上个星期，还突发了所谓“2900保卫战”。
下图中，蓝线是上证综指，红线为道琼斯指数，显示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办以来，这两个指数的长期走势。可以看出，上证综指自2015年“暴力救市”以后，一直“维稳”，沿一条水平线上下波动。道琼斯指数则保持上升趋势（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曾剧烈下跌，其后又快速爬升）。这是显示李克强“暴力救市”举措业绩的实据，也是“中国模式”弊病的写照。
难得在2015年还有“共识网”可以发表文章。我紧接着又写一长文，“造金字塔与建设国家公园”，对中国模式作更详尽的批判，发到“共识网”。李少民很喜欢那篇文章，和一个朋友想以它为基础，转写一篇文章，发到他们在香港《信报》的专栏，邀请我合作。我当时忙于他事，对少民说，我文章的材料你们随意采用，我就不参加写作了。后来他们写了文章发表，还是把我列为作者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利用四万亿投资脱出危机，自以为是显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的伟大成功，建构了“中国模式”的神话，逐步提高调门向全世界宣传。到2015年，正是中国模式的高光期间。在那时，我和李少民及其他朋友，就尽我们的可能，发声批判中国模式。批判是为了改革不至于完全逆转，希望避免更坏的结果。但是那种逆转每况愈下。
提起这件事，特别是在李克强刚刚去世的此刻，我也心有戚戚焉。我看了网上一些李克强的视频，看到他亲民、努力工作、接地气的一面。我相信他还保持了知青、北大77级大学生的一些（用李少民的话来说）“使命感”，想为人民、国家做好事。我也知道，习近平全力压制、排斥他，使他无法以总理身份主管经济，遑论参与国家大事决策。我绝对不想苛责他。我甚至想“同情地理解”他采取“暴力救市”的背景、动因。
我也看到一些评论，高度赞扬他的一些言行。例如，“克强指数”：据《经济学人》2010年引述维基解密，李克强任辽宁省委书记期间，曾于2007年向时任美国大使表示，GDP数据不可靠，他通过火车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来判断该省经济状况。例如，关于“脱贫”成果：2020年5月，李克强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六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戳穿了“实现全面脱贫”的谎言。例如，“地摊经济”：他在2020年试图以此舒缓“动态清零”造成的失业潮。例如，坚持改开道路：2022年8月，李克强视察深圳盐田港时表示:“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我理解对这些言行的赞扬中包含着强烈的逆反因素，赞扬一个人是为了抨击另外一个人。不过，我认为单纯赞扬这些言行并非周全之论。
多年来，我们知道中国统计数据失实，我们知道“地摊经济”无济于事，我们知道中国的局面已经持续走在倒行逆施的道路上。确实，作为所谓最弱势的总理，他有无能为力的苦衷。但是，在基础统计制度、脱贫、“国进民退”及其他重大领域，看不到他倡导、实施了哪些举措、政策，来对抗逆流、推进改革、改善局面。就结果而论，在他担任总理的十年中，中国模式战胜了、甚至可以说完结了改革模式。就改革派、总理两重身份的业绩而论，他失败了。我这里说的“失败”的意义，包含以下几个层面：想要做进一步的改革但被束缚压制，想要捍卫以往市场机制改革的成果但步步败退，甚至，在“中国模式”扩展过程中，不仅有试图抵制而力不能逮的一面，还有他自己施行“暴力救市”的一面。这是需要反思的。
两位朋友对此文初稿作如下回应：“L的理念和为人都是好的，行动力弱了点。”“他的去世，的确是一个巨大象征，一个时代及其憧憬的结束。”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另一方面，如果超出悼念李克强个人的范围，而审思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前途，那么，李克强作为一个改革派总理的失败，还有更深层的意义。要反思的内容会涉及到历史、官场体制、“国民性”特质、社会、文化等众多方面。当下，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是：改革已经死了。李克强去世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改革的希望是否也不复存在了？
==========
附录1
李少民
我记忆中的李克强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令人不胜惋惜！李克强和我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后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的，他在法律系，我在经济系。我和他一起在学生团体里共事，我们也一起组织了一个课外学习小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思想敏捷、刻苦用功。
以下是我在自传里有关李克强的片段摘录，非常零星，没有什么逻辑，只是当时发生的事情而已。
北大官方组织学生团体有学生会和共青团。我熟悉的两个学生干部，一个是张炜，是我们经济系的同学；另一个是李克强。张炜和李克强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但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见下文）。
北大学生会底下有个美术组。我从小爱好绘画，在文革中师从名家学习美术，1975年被选拔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美术兵。看到北大有美术组我很高兴，于是就报名参加。报名时每人当场画一张画，我记得是画了一个同学的头像写生，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就推选我为美术组组长，组织美术爱好者活动，负责为学生会和团委绘画和制作宣传品。当时跳舞会非常盛行，北大办舞会就由我来画海报。舞会还卖票，挺赚钱。每次跳舞会结束，我就分到一把钞票。
我们这些学生在团委、学生会里都是兼职。专职的学生干部叫黑良杰。我们都叫他老黑。他在楼里有一间办公室兼卧室，当时能有一间自己住的房间，那是很奢侈的。老黑经常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折腾。我和克强就经常在老黑的房间里侃山（聊天）。克强对洛克（John Locke）的自由主义非常喜欢，经常给我讲洛克。我因为学美术养成的习惯，聊天时就是观察对方的形象，总是想如何用画笔表现对方。李克强的形象非常好，五官匀称、线条分明。我当时觉得他的脸色偏综色，不是很健康的颜色。当然，我们这代人营养都是不良的。
有一天我去找李克强玩儿，见到他床上有一台收录机。我很惊讶。克强从安徽来，家境一般，不可能买这样贵的东西。克强笑笑说，“借的”。我看他聼的是贝多芬的交响乐，又很惊奇，说你怎麽会喜欢贝多芬的交响乐？他说“是啊，原来根本没有听过。但一听就入迷了，觉得简直就是为我写的！”
我还参加了一个跨系的学习小组。组员有和我同系的张炜、法律系的李克强、物理系的王康懋、技术物理系（核物理系）的王军涛、和数学系的周青。我们在一起经常讨论国家大事，纵横天下，同时也讨论交流学问。张炜和我爱讲经济问题。李克强爱讲西方的法制传统。王康懋是我们里面岁数最大的，阅历丰富，新主意最多的，他告诉我们他正在建立一个物理学的“大系统“理论。他胆子大，敢想敢干，当时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正在中国访问，康懋就打电话到丁肇中下榻的北京饭店找他约见。王军涛曾在1976年4月5日的纪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中被捕。是“四.五”英雄。周青是数学天才。记得我微积分课耽误了几节课，我就请周青给我补课。我问他如何解题，他可能觉得解题太简单了，就没给我讲，而是跟我证明跟这个题有关的基本原理，但这对我如同天书，根本听不懂，后来我也不找他给我讲数学了。
北大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命感特强。但当年有无使命感和后来是否能当官相关系数不大。而坚持理念则更难从政。如今看我们当年的学习小组中的六个同学，张炜毕业后从政十分成功，在天津市政府任要职，但在1989年因反对中共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职出走，后来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在剑桥大学任教，又在香港一间大公司任总裁，但他至今不能去中国探亲；王军涛成为民间意见领袖之一，主办《经济学周报》，被中共监禁后流放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在是民主运动领袖，中共也不让他进中国。王康懋出国学了商学，在中国投资赚了钱，还成为著名商学和金融教授，可惜英年早逝。周青后来在中国成为教授。当然，李克强任中国总理十年。总之，这六个当年一起玩儿、侃大山的同学，多年后，有中共领导人，有中共囚犯。无论干什么，都非常出色。
我们1981年底毕业，我1982年赴美留学，还和克强通信。1985年初我回中国探亲，找他玩儿。克强当时在团中央工作。团中央的大楼和我们家住的楼挨着，在前门东边。一见面，他就说：“你爸真厉害，大闹中宣部。”
当时北京思想界流传着我父亲李洪林对抗邓力群的故事。 叫做 “李洪林大闹中宣部”。父亲是1979年由改革派领袖胡耀邦调到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的。后来保守派邓力群任部长时开始整肃我父亲。父亲对我说：“哪里是我大闹，是他们欺人太甚，把我逼上梁山的。”
李克强和我从前门边聊边走，走到崇文门的烤鸭店。我从美国回来，兜里有点钱，我俩直奔烤鸭店，门口有一个老师傅把门拉开，一口京腔：
“20块一个人，吃不吃？“
“吃！“我答道。
当时大学毕业的月工资大概五、六十块。我们大吃大侃。几天后克强还带了一个法律系的同学到我们家玩儿。坐在我那间七、八平米的小房间里。那个同学会日文，好像是留日的。李克强好像当时负责“中日友好之船“，所以还跟那个同学来两句日文。我知道克强英文很好，但还不知道他还能说日文。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克强。
==========
附录2
任赜
总产值、GDP与股市股指
2015/7发表于“共识网”
1981年我从经济系毕业留校，第一学期就接手教统计学。不是现代统计学即国内所谓“数理统计学”，而是主要解释指标含义的抄自苏联体系的经济统计学。这个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的统计体系只承认物质产品的生产有价值，排除第三产业，所以被称为“物质产品体系”(MPS, Material Products System)。那时联合国特地采用这个体系，发布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家的经济统计资料。这个体系的核心指标是“总产值”。其含义是，一个企业在生产中用了70元物质消耗（原料、动力、机器折旧等），20元工资，加10元利润，其总产值就是100元（其中工资额、利润额均由计划确定）。这个指标的问题有二：（1）概念定义：其汇总包含重复计算，例如，煤矿企业的总产值包括了用煤的机器制造企业的总产值，后者包括了使用机器的食品企业的总产值，后者加入了卖食品的商业企业的总产值，等等。（2）操作定义：一个企业的产品“验收入库”就算完成产值，与产品最终命运无关。因此就会发生“工业报喜，商业报忧”的现象：生产厂把产品送抵仓库，就上报实现总产值计划；产品卖不出去，商店叫苦不迭。政府以总产值为核心指标管制经济,其弊病与总产值指标扭曲经济运行真相有关。正是为了消除指令型经济体制的弊病，1978年开始了经济改革。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中国放弃了总产值MPS体系，采用了联合国制定的世界通用的“国民核算体系（SN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对企业来说，只计“净产值”，即“销售出去的产品”的总产值减去物质消耗的价值，也就是工资加利润（所谓“增加值”）；对国家来说，则汇总所有企业（第三产业也包括在内）的净产值，形成国内生产总值（GDP）。从支出角度看，GDP也等于总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这个改革意义重大，使得市场机制的运行有恰当的核算测度，也使得中国统计与国际接轨。中国经济的进步，是靠市场机制、特别是出口产业的贡献取得的。其中，采用GDP指标体系，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后来政府又把GDP当作总产值来运作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了四万亿刺激计划，通过拨款、银行借贷等渠道，大笔资金涌入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以后几年，GDP保持高速增长，政府的增长率目标总能实现。当然，统计局的上报数字要经党委批准，而党委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以政府干预管制为特色的中国模式被“证明”优于西方市场模式。现在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恶果显现，表现在买不出去的住房，烂尾工程的投资，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等等。当初只求有企业投资、政府支出高涨，得以计入GDP、支撑GDP的高增长率。现在那种刺激出来GDP恰如计划体制下入库而卖不出去的产品总产值。
不具备中国特色而拥有比较成熟（但绝非完美）的市场机制和民主体制的国家，不可能实行中国这样的刺激计划。在那种体制下，行政当局无法独断地、快速地拨款行事，议会媒体公众在虎视眈眈地监督问责，企业在市场机制下必须对生产和投资的后果负责。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也曾大力抢救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不是救股市）。但一旦避免了市场崩溃，市场机制就恢复正常运作，走过了调整、复苏、增长的过程。现在和中国相比，美国经济增长势头高，稳健有活力。欧洲整体来看的态势也比中国好。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中国的GDP，不等价于美国欧盟国家的GDP。中国的GDP增长率，不等价于那些国家的增长率。以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成就为显例的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如今安在？
不幸，这种政府干预、管制的故事今年又在股市上演。为了解救GDP减速、实体经济的种种困局，政府促发“政策牛市”，通过种种政策手段、金融杠杆，启动了巨额资金入股市，把股指从两千多推到五千多。6月12日起股指大跌，政府又“暴力救市”，紧急推出一连串非常举措，用警力调查来威慑卖股票，用行政指令来要求股东大户增持股票、半年不得卖股票，在一半上市公司停牌情况下用大笔资金推高确定指数的蓝筹股大公司的股票价格，等等。这样一来，股市已经不是经济学所定义的市场机制下的股市，股指也不再是统计学所设计的反映股市波动的工具。
一切由政府来决定。政府有无限权力用一切手段实现其目标。这样的政府干预、管制，这次即使能“维稳”股市股指于一时，对股市的制度性破坏，对股民的利益和信心的伤害，已经造成。其全面的恶果，自当逐步显现出来。
==========
2023/11/1发表初稿
2023/11/5增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