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
——却顾所来径，曲行纡馀。陟彼高冈，若与白云期。
忆旧集之九
峰回路转进厂上大学
概述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其时我二十八岁半，在泗洪县界集公社当知青已经整整八年。此前我没有做过任何离开农村的努力，从未参与过一次招工、招生，心想反正轮不到我。现在国家改变了方向，我的人生也转入新路途。从1976年12月到1978年12月，两年时间，我经历了进工厂和考大学的过程。
这一路我走得跌跌爬爬。
招工中，碰到“政审不通过”的关卡，和“家不在南京，南京不接收”的政策。拖延等待四个月，到1977年4月11日，才分到盱眙县淮河化工厂。工厂离盱眙县城三、四十里，在一片农田之中。
上大学的过程更加曲折，高起低落。我放弃参加77级高考，而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以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为开始，以赴北大复试为高潮，以参加78级本科高考为惊险连接，最后以被扩招到南京大学三年大专班为结束。
两年中斗折蛇行，我还是很庆幸：我如愿进了工厂，上了大学，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此文记述这个重要转折过程，并简述大学经历。文中有些内容直接抄自当年日记、笔记，放在方括号【】中，以资识别。
招工上调过程
那是1977年1月的一天。天已向晚，我开手扶拖拉机从泗洪县城回界集知青农场。到小楼公社，太平公社知青农场的丰收-35拖拉机超车越过我，车上人（南京宁海中学知青）向我急急招手。停车相问，他们告诉我，“刚刚听说你招工政审不通过。你赶快去看看吧。”我只好让同伴把手扶拖拉机开回去，自己步行去县城。
小楼离县城十里。淮海平原一望无际，县城方向的天边残留着最后一抹亮色，我在料峭寒风中疾走，心中翻江倒海。先是愤怒：我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插队八年，所有向上的努力，全不作数，唯独给定且固定的“家庭出身”，定我前程。世道不公，何至于此？少顷冷静下来，心定如磐：八年了，上学、进工厂，我一次没有申请过。这一次我不退了。无处可退。不够格当工人，回农场我也站不住脚。只有背水一战了。继而勾划出行动方案：先找县知青办史龙海主任，不行，到重岗找胡广生书记，再不行，就找县委第一把手余克书记……。
到县知青办史主任家，他家正在吃晚饭。史主任见我，按泗洪老乡习惯，问：“你来了，吃过没？”他对我来似有预感。我说：“史主任，我来反映情况。听说我政审不通过。”史主任说：“情况是有变化。”
史主任是南京下放干部，原是浦口区邮局局长，模范邮递员出身。他骑车下乡工作，很多小伙子跟不上他。我因为在界集知青农场的工作，和他交往很多。
余克书记是省里下放的干部，颇带知识分子气。他曾经出题目，“自觉战斗在三大差别低的一头”，让农场写总结报告。我执笔写了第三稿，经余克书记过目定稿。因为有此交往，我想，到最后关头，我就找余克书记。
史主任吃完饭，向我交底，大意是：这次招工，你们农场报了“三老”，于含英（书记），陈劲（会计）和你，在农场年龄最大。你们是台柱子，走了当然影响农场工作。但是是时候了，该你们走了。后来南京来通知，家不在南京的知青，这次不接收。你们农场，于含英、你和小童，不能回南京。这次招工我们县的去向有南京、泗洪和盱眙。你们考虑盱眙离南京近，愿意去盱眙，我们也支持。后来分泗洪的都落实了，分南京的在等南京来接。就是盱眙9395厂，是小三线厂，拖了很久，又做政审，提出你的问题。我们在做工作。
我问：如果不能去盱眙，怎么办？史主任说：南京、泗洪都已经落实了，确实不好办。然后他突然像得计一般，说：我明天跟他们说，他们要是不要你，我们三个人都不给他们。我很不安：我不能为了我，影响别人前途。史主任说：他们不会放弃三个人的。这事我们为你争取。
我印象中，史主任一直是老好人的模样，这次，却显得如此有担当。
从史主任家出来，感到饥寒交迫。县城大街唯一的东风饭店已经打烊，只好到小店买点小果子充饥。因为不想说招工政审的事，就不好去找县城熟人过夜。由不得只好痞一回。我去买了两包“大运河”香烟，那是淮阴烟厂生产的最好香烟，一包三毛三分钱。然后到县招待所，进门就对管事的说：“我是界集知青农场的，到知青办联系事情，待晚了。史主任让我来看看，找间房过一夜。”我有过此等经历，为公事。那人显然也不意外。但他不吭声，文风不动。我掏出第一包“大运河”，他一根，我一根，点火抽起来。再掏出第二包“大运河”，塞到他手里。他这才起身捡出一把钥匙，说：“去某某号房间。你明天一早就走啊！”
回到农场，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按日记：1977/1/30，陈劲等走（去南京远郊龙潭的水泥厂）。我们用拖拉机把行李一起运离农场到泗洪。送走陈劲等人，我们到行李暂放在泗洪知青程雨家。无家可归了，轮换着在县城老知青朋友处挤宿舍，住一两天换一处。2/5，【据说将分到盱眙的一家兵工厂。但至今未定。】这是日记中第一次正面提到该厂，应该是工厂同意接受我了。3/20，【我已经过了一个多月流浪生活了，可是现在还没有结果。】这一个月，我们在泗洪打游击住宿，还曾外出散心，去了泰山、曲阜、萧县郭庄、泗洪的梅花、归仁公社。到那里是访周晓陆，十中知青。【周晓陆兴致勃勃介绍俯拾皆是的汉碑汉砖汉陶器，我信疑参半。】好像还有汉代凤凰刻石。周晓陆后来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了终身挖墓吃考古饭的人，其来有自。最后去了重岗，访胡书记。
在等待过程中，我没有再找任何人为我说话，但我相信有人帮助说了话。史主任一定得有后台才能成事。我们只是隔三差五到县知青办去打听一下消息。后来知道，盱眙这家工厂当时因为缺煤缺电，已经停产近一年。所以招收几个知青实在不是厂里关心的事。但始终不清楚何至于拖拉至三个月之久。
1977年4月11日，我们终于被大卡车运到了9395厂，开始了新生活。
从务农到求学问的转换
盱眙9395厂，也叫淮河化工厂，位于盱眙县城和马坝的中点，本来是当时县县都有的小化肥厂。落实“备战”最高指示时，因为地处江苏最西边“战略纵深”的“小三线”，加了一个造炸药的车间，就成了“兵工厂”。我的岗位是化肥三车间合成氨工序的操作工。进厂第一年徒工，每月工资13块。师傅常凯，比我小六、七岁，六合县城初中新三届的，毕业直接分配进厂。那是许世友当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的德政，老三届六个年级学生大多数下乡，迟迟不上调，其后新三届学生全部留城分配工作。我叫他“常师傅”，他立即双手抱拳说“不敢当”。我们相处很好。我在这个厂待了一年多，多半时间停产。因此我请假上南京、后来复习考试，就很容易通融安排。
到工厂回想农场，我以办好知青农场为“事业”，有建立在个人处境和心境上的思想基础。我一无所有，别无去处。但我不愿消沉，心底信条仍然是守持初衷，不弃追求。在农场干，符合当时理解的革命道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一个集体变得更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此之谓也。实践和理论学习都表明那种理想道路之乌托邦性质。但我三年执着投入，毕竟使农场岁月成为一生中有光彩的一段时光。其间，凸显农场老知青的见识担当、相互理解和默契的，是1976清明南京、北京悼周抗议事件之后大家的表现。公社把农场看作是“政治谣言”集散地和清查重点。并非无理。老知青收到过南京、各地大量来信。我曾在农场告诉许多人并写信告诉南京朋友，有人(就是我)开手扶进城看到大标语：“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英明决定！”当时于含英被招到南京开会两三个星期，我操办农场日常运作。场长（本地农民）每以公社部署相告，我总以“生产忙，书记不在家，我顾不上”推脱。老知青伙伴心照不宣。小知青心里也明白，悄悄对我说：“你们老知青都是保邓的。”农场老知青的骨干，确实如此。于含英回来以后，整个春夏，知青农场没有开过一次批邓会议，没有任何查“谣言”举措。这留下了实践中的隐患，更留下我心中的“无悔”坦然。文革前当学生时，文革中参加“井冈山”组织，下乡插队，我一直在我极其珍视的朋友中间。在农场，又多了一些同甘共苦的朋友。多年来如果不是和这一帮朋友在一起，我非我。
一进工厂，生活道路完全改变了。朋友大多回南京了，各自面对新境况。我的新环境与界集无异，远离城市和文化。停产将近一年，以农民眼光看，工人不干活拿工资实在不成体统。上班只能呆坐，可以聊天，不许看书。【我真要用最深的诅咒，痛骂这使人窒息的无聊。】我需要确定生活的新方向、新内容。它不再和集体事业相关，但理应延续多年的追求。在农村习惯了每天干活读书，现在则无事可干，就剩读书了。我想到首先把农村的读书笔记、日记札记整理一下，判断一下是否有可以示人的成绩，进而确定可能发展的专业领域——这时想以做学问为志业了。
这项工作进展很快，到1977/7/8，已经抄成一本黑皮本。起名《既耕集》，取自陶渊明的两句诗：“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全诗为：“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我们曾一次又一次沉浸在这首诗的实景和意境中。
卷首题词用一句话概括了我读书思考的追求：“能够用思维的力量把世界表现为可以理解的东西，是多么好呵！”
在乡下读书思考问题的大体路子是：由毛著追溯到马克思，寻求“真马”的确解，然后扩大到理解“非马”经典的旨意。我曾就一些专题写成札记式文章，主要在知青朋友中传阅。流传最广的是一篇批判当时阶级斗争观念的文章。成文而发出的，记得有两篇。一篇是刚刚开始评论儒法斗争的时候，1973年11月写成的。文章激烈批儒也批法，强调“在地主阶级把它用来对付农民的时候，法家学说是那样可恨的法西斯理论”，认为自汉武帝以下两千年，实行的是“‘阳儒阴法’的统治，也就是在儒家独尊的名义下‘杂王霸道’而行之的统治”，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腐朽而死气沉沉、虚伪而得意洋洋的庞大的精神枷锁，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实在是太深重了”。王伯伯（南大历史系王栻教授）认为这篇文章达到了可以发表的水平。我受鼓舞，把它寄给《文汇报》，被退稿，但也没有惹出麻烦。
另一篇是关于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按日记，1975/8/21，【看《自然辩证法》第八期目录，有罗嘉昌等‘相对论批判’。似乎是一下子触动了敏感的神经末梢，迫切地想看，而且，想和他们吵架。】罗嘉昌是附中学长，于含英一个小圈子同学和他很熟。我以前就看过罗等人批判相对论的文章，很不以为然。【若还是说，c=const（光速恒定）是僵死的形而上学，则庄子亦可批Einstain（爱因斯坦）。】这次认真看了他们发表的文章，也下了一点功夫做了功课，如9/5日记，【为分析Einstain的时空观，天天读一点Kant（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10/5日记，【写完对罗文的评论，not an article, but a note（并非论文，一则笔记而已），备忘录式地写下对此文的看法。基本观点是：相对论解释或Einstain哲学批判≠相对论批判，纯粹哲学分析在此文的许多地方是没有意义的。它的哲学分析也不完全正确——对相对性原理，空间和时间，Einstain的认识论，等。相对论的缺陷不在于c=const之类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成立，如Newton（牛顿）力学现在状况，而在于它的基础是广泛性的物质和连续性的时间。它不考虑粒子及其相互作用。】这篇文章经于含英寄给罗嘉昌。没有得到回答。
我把耕读所得看作是尚可肯定的井蛙之言。1977/7/6日记：【这些话可能都是井蛙之胡言。但是，我的态度是，如果井蛙这样说——我看到的天是这么大，这么蓝，有时有白云移过，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造成的——而这些话是如实反映了从井底能看到的天的实际，井蛙找出天空现象的原因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不为虚妄，则井蛙应予肯定。】（着重号系原文所有。）
井蛙之言固无需在此细谈。有了这些文稿垫底，我利用厂休日跑南京，经王伯伯介绍或自己联系，拜访了一些学者，寻求指教。他们多是1949年前后的大学生，在南大、南工任教，有南京大学李乾亨（后为法律系教授），车济炎（后为经济系副主任），杜闻贞（后为经济系主任），南京工学院肖焜焘（黑格尔哲学专家，后为哲学教授）、林德宏（自然辩证法专家，后为哲学教授）。这些访学活动，开始于恢复高考之前。我已经把兴趣集中在经济学和哲学两个领域。一个县城工厂的徒工，和学术研究其实真是距离遥远。一个有趣的细节：最早拜访李乾亨老师时，我还在泗洪乡下。1975/3/20日记：【在南京颇高兴。……李乾亨的直扑，都使我尊敬。听李谈经济危机，我们国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看法。……。社会主义就是要按劳分配，经济核算。没有监督和统计就没有社会主义。他是北方人，讲话很有生气，使人想听。】到我进工厂后、更想花功夫在理论学习上的时候，去见他。1977/5/3日记：【访李乾亨。劝我不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化工”，大批大连红旗造船厂的“占领上层建筑”，倡“社会分工”，为何不研究造船？】不能说他的看法不对，“四人帮”推动的“工人阶级占领理论阵地”是胡闹，但我很觉尴尬。后来我高考录取过程中碰到意外困难时，李老师曾大力帮助。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师对我的指教帮助。
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追求，在我上大学期间，王伯伯曾通过三代人的比较，以史家眼光作评论。知青一代的优缺点是：学问根底浅，问题意识深，分析能力强。1980/7/20日记：【王老头今天下午说，他自己这一代人，比他的上一代人，学问的根底要差一些，老老头们在抗战前已有四五十岁，学问已经成熟了，王老头们当时则二三十岁，刚入了门，其后的四五十年则是风风雨雨了。但因此老头们的分析能力与实际的眼界较老老头们要高明一点。而我们这一代比老头一代，根底更浅，但忧国忧民之情，在部分人中，可能更切，而分析能力也可能更强一些。我是非常喜欢听王老头这样的议论的。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而目前又能有信心说前程似锦吗？】
报考研究生经过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中央台等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于含英很快决定参加77级高考。但我有“四人帮”垮台后招工中仍然政审不过关的新鲜记忆，对高考政审有深重疑虑。我想，我恐怕只有显示我在农村学有所得，得慧眼识人者看重，才有可能不被出身卡死。虽然于含英力劝，我未能克服“怯场”去参加77级高考。但终究不死心，反复考虑后，我决定以“同等学历”资格参加恢复高考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于含英也同意我可一试，并帮助我挑选文章，供送出显示学习成果。
1977／11/10日记：【上午去三河农场邮局寄出文稿，包括以下几篇：自然哲学——关于Hegel（黑格尔）绝对观念的认识论起源（73，5），关于《相对论批判》（75，10）。历史——怎样看待儒家和法家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历史发展中的作用（73，11）。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范畴的若干问题。1.论价值。2.论经营方式的合理性。3.论价值规律的意义和历史命运（77，7-10）。】
【并附一信，如下：
……
由于一些具体的客观因素，我觉得我报考大学可能并不合适。但我又是那样希望学习和提高。我希望你们能把这些文章请有关专业同志看一下，希望你们对我继续学习的要求加以考虑和帮助。】
信是寄给北京大学的。那一直是我心目中最高的学术殿堂。
1977/11/14日记:
【今天于含英去报名了。
我现在烦躁和恼怒。
……
噫！何人识之，助我深造！噫！何得时运，以窥事物之真谛，造化之规律！
——井蛙说天，未必可羞。出井无方，是为奈何。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
这一则日记真切反映了我心中的煎熬和软弱：我深信于含英一定能录取（77级1978年3-4月间录取完毕。她果然录取）。我恐惧自己“出井无方”（后来确实碰到大困难）。所引诗句系刘禹锡《始闻秋风》。
按我的日记，考研的大体过程如下。
1977/11/26看到研究生招生简章。1977/12/6，发信报名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1978/2/21日记：【北大回信，寄来研究生招生简章及北大所招专业名单一厚册。……北大政经专业研究方向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这是很理想的。我顿时想到，学好数学、英语，把现代经济分析、管理的东西介绍进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所以，很为动心。以后哪怕当个翻译也好。】
我当时动心的是学习、介绍“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后来才知道该专业的关键词是“批判”。
5/3得北大寄来准考证，5/15—5/17三天考试。在盱眙县城考的。考五门：政治、英语、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数学。5/19日记：【考得不算坏。与同考28人相比，考得算好的。但我自己的竞争对手质量与数量如何，一点数都没有。所以心里并不踏实。
但是，我总算是问心无愧地打完了这一仗了！
考完了，和李晴在淮河大桥上漫步。夕照尚明，远山已笼罩在暮霭之中。白帆片片，灯火点点，小山城俨然仙境。李原是太平王楠一家的，对文史哲都有兴趣，此次报唐圭璋的唐诗宋词。和他相处甚得。我好久没有享受这一晚的轻松愉快。】
1977/7/1日记：
【我于6/25得北大复试通知，将于7.14-15赴京考试。家亦在今天调到燕子矶中学。为此事曾忙得焦头烂额。可是现在全家团聚在此，我坐在一座教学楼的小阁楼房间里，安安静静看书。准备在此看十天书。】
1977/7/7日记：
【不幸这几天又忙得焦头烂额。昨天舅舅们走了。但我的时间也只剩三天了。得下列书：Samuelson《Economics》（77年7th ed.)……】。我有姨妈、舅舅两家亲戚在芝加哥，国门打开以后他们都迅速回来探亲。我请姨妈代买经济学书，她即背来沉重的五本书，包括著名的萨缪尔森《经济学》（77年第7版）。父母家从下放地淮阴搬回南京，福建舅舅家也来团聚。7月初一个星期，搬家、接待亲戚，很高兴，但占用了很多迎考复习时间。
7/14—15到北大复试。考四门，经济学口试（参考书：《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经济学说史口试（参考书：鲁友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史》），英语、政治笔试，数学免试。李荣章老师安排全过程，考前接待我们六个考生。记得只有一个是北大本系毕业生，另外四个老大学生，有外语学院毕业的等等，我是唯一知青。考后7/16我去告别，李荣章老师告诉我：你初试在六个人中是三、四名，复试也是三、四名。系里教授很多，愿意六人都录取。但如果只取最高分，你在边缘。我按考前预约，7/17去胡代光教授家，谈了一小时。我带了萨缪尔森《经济学》去，胡教授翻阅一过，说，还没有见过此书。北大图书馆文革以来没有进过这种书。
1977/7/18日记，在返回南京的火车上，我回顾复试过程，判断是失败：
【我于17日晚6时离京，18日晚6时回到南京。考试的结果是失败。
昨天在火车上，对这个失败作了一番分析。
1.对于导师们所要的那种水平，我确实是差的。基本功差，概念性的东西经不起追问。不能说老师不注重学问，但他们所注重的全是中国传统治学方式所要求的东西，是要背诵徐禾和鲁友章的两本书。这种要求，我达不到。原来也未以此为重。
2.我的文章老师没看，口试中未涉及一句考题以外的内容。我是把希望寄托在我基础知识、分析能力和对经济学已有的理解这些东西上的，但是没有机会显露。他们不想了解考生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研究经济学，又研究了什么，只要了解他们限定范围的东西。这是我觉得不满意的。
3.这个失败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无聊的，这就是我又投错了门。考完我和胡代光、李荣章二老师谈，这个专业是一个纯意识形态部门，是批判庸俗经济学而不管“借鉴”的。生产力经济学，学数理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等等，胡乔木、于光远煽起的这股风，没有吹进大屋顶房间中这古色古香的“批判”中心。这种学问，一方面是对经济学史知识的积累，一方面是对外国经济学的全盘否定。他们以后所作的工作，将是以前他们所写文章的继续。这集中反映在历以宁为Keynes（凯恩斯）《通论》新版所写的序言中。新时期的精神，他们没有，否则，就是我对新时期的精神理解错了。
结论是：理论经济学是不可搞的东西。】
我关于“这个专业是一个纯意识形态部门”的判断大体准确。记得该专业“党政双肩挑”的负责人胡代光教授（和其他一些教授）当年几乎每篇文章必定引用列宁语录：“睁开眼睛来看资产阶级科学，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和确定的世界观。”（《列宁全集》第3卷，第581页。）据网上资料，这种引用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到晚年，在2005年11月2日一个座谈会上，胡代光教授发言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学经济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高等学院学经济学还是要提高人文精神的，还是要宣传政治目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二个学经济学究竟是学习分析工具、分析手段，还是要加强意识形态的教育。这两个问题现在要弄清楚。现在的高等学校教育是淡化意识形态，弱化马克思主义地位。”
我一直认为，经济学确实与意识形态有联系（这和物理学那样的“纯”科学不同）。但现代经济分析是社会科学。它与“加强意识形态”相悖。
当然，北大经济系有杜度教授那样的学者。北大同学说，他恨不得每次上课都强调一遍：“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我们后来有机会当面请教，多得杜先生教诲。
高考经历
研究生复试一考完，迫在眉梢的是78级高考。
78年3月开始，77级高考发榜。不少朋友录取。看报道，总体进展令人鼓舞。我听从家人朋友所有人劝说，报名参加78级高考。说到底，是希望即使研究生不取，还能有学上。1978/3/18填了78级本科报名表，报北大、南大经济系。要命的是，78级考试定在7月20－22日，而我在北大研究生复试是7月14－15日。我全力准备研究生复试，重点在经济学，完全顾不上高考复习。当然，考研的初、复试都考了英语、政治，初试考了数学，对高考有帮助。我始终未能复习史、地。
1978/7/24日记：【19日晚赶到盱眙，20－22日参加高考。在筋疲力尽、头昏脑胀的情况下考的。本不想考了，但凭本事吃饭的信条终使我投入战斗，而不愿以后光凭复试资格混。考得不算坏。】
那次考试经历实在很惊险。我在研究生考试前预约了17日下午（没有可能更早）拜见胡代光教授，然后【于17日晚6时离京，18日晚6时回到南京】。那时候，北京到南京的慢车要开20多小时，还经常晚点。我19日早晨从南京先乘长途客车4小时到马坝，再转乘本地客车，下午才赶到三十里外的厂区。立即去找负责高考的人，他跳起来说：“你怎么才来？考生都已经到县城去了。现在也没有班车进城了。你把准考证拿去，赶快想办法上县城吧！”我拿了准考证，就去同班组的刘师傅家，她和宋师傅两口子，向来助人为乐。我借了他们家自行车，骑了三四十里路到县城。先到中学看考场，再找旅馆。几家旅馆全部客满。我只好到最大旅馆的前台，掏出准考证，对服务员说：“我明天参加高考。麻烦你无论如何给我安排一个床位。”幸好她帮忙，在走道塞了一张床，让我有地方睡觉。没有蚊帐，一夜蚊子咬，早晨起来头昏脑胀。就这样考了三天。考完居然认为“考得不算坏”，是判断力下降的明证。我向妈妈汇报时，为了让她对最坏结果有心理准备，曾作如此描述：在考场，2+3等于几，我要想一下才能得出答案。然后再检查一下，不要写成6了。老太太说：“真是给‘四人帮’破坏的，你们高考还考2+3！”
1978/7/28日记：【等北大消息而不得。李荣章曾说，若北大不取，将转南大，且信告我。而不录取的决定，7.18即可作出。我不相信会有录取的转机，但很埋怨办事效率之低。】
1978/7/30日记：【发一信给北大李荣章，询问情况。无聊。】
1978/8/14日记：【高考分数仍不得知。南京普遍知道了。……。我仅得过一张电报，说外语成绩好，征求意见是否报外语专业。我不想报。年龄已大。朽木难雕。】我属淮阴考区，进度在南京考区之后。和省招办联系，告我：英语成绩是全省第二，但超龄，南大外文系不会取，可以进南京师院、徐州师院。我谢绝。
1978/8/23日记：【8.21回厂，昨天知高考分：
总 政 语 数 史 地 外
375.5 74 73.5 73 78.5 76.5 82.5
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出我意外，使我惊奇，并令我难堪了。
我怀疑有误，故申请复核一下。
发信李乾亨，请代向南大招办反映。
南大是没指望的了，但主要是难堪。】
当时我已经知道一些南京朋友的考分，我的分数低于他们。对老三届高龄考生进南大，此分嫌低。但我似乎更以面子为重，颇可笑。不曾意识到自己如此小心眼。
1978/9/9日记：【昨天去县体检，今下午归。得知复查的分数如下：
总 政 语 数 史 地 外
406 85.5 81.5 74 85.5 79.5 82.5
两次相差达30分！这样，虽然不是什么好成绩，也说得过去了。据说，淮阴地区阅卷教师的生活安排很差，住芦蓆地铺，两块砖头当枕头，其间有一教师中暑死亡。而盱眙县的卷子适在此后改的。教师怨气冲斗牛，考生也跟着倒霉。幸好今年公布分数且复查。
现在我是真正在等通知了。不管是那一家的。】
我对数学得74分耿耿于怀。后来想，还是怪蚊子咬，写了2+3=7之类的答案。
1078/9/18日记：【今天是十八号了，消息全无。】
日记中后来一直没有关于北大最后决定的纪录。也许是因为10月7号知道未能录取南大本科的消息，需要紧迫处理，把北大的事挤掉了。北大研究生不取，并无意外。南大本科不取，不合情理。我全力争取扭转局面。
1978/10/7日记：【又发生一个意外的转折，我简直都不知道如何说才好了。我的材料南大没看到，没法取。……
李（乾亨）、车（济炎）在努力，我亦在前天写信给省招办。自国庆回来，奔波至今。
我觉得我的耐心和韧性正在一点点消失，而愤慨和不平的强烈感情正在升起。
……
车济炎介绍的南大经济系情况，却很有意思。他是我迄今见到的最解放思想的人了。要办“经济管理”专业，要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现代成果，学数学、统计、运筹学，etc. 呜呼，吾不得而入其学！
路漫漫其修远，吾今上下而求其求索之所。壑深深其横亘，吾将果不得越之而登求索之途乎！
渊之深，下之黑沉沉。希望之光仍在，吾将攀岩而上。】
1978/10/11日记：【给车济炎写一长信，谈胡乔木文章。我说，这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纲领。不期然见“参考”上也作如是评。信上讲了些对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理解。胡乔木的文章确是意义重大的。】
1978/10/14日记：【今天是星期六。我有一个星期没去找车济炎了。老去找，为私事求人，又不是熟人，是难堪的。虽然和他谈，是有内容的，有点相见恨晚。】
1978/10/16日记：【还没有一点儿消息。想去找车老师了。——又怕干这种事。】
车老师查询没有进展，我苦等消息逾月不得，于是想到去找南大匡亚明校长。他是文革开始，继北大陆平之后，第二个在全国宣布打倒的大学校长，当时刚刚恢复工作。他的儿子匡琦是附中高二甲班同学，插队在淮安县黄码公社，那一批同学多是干部子弟老红卫兵组织的。插队后，过去因“自来红”血统论造成两边同学的对立情绪有所消解。我家下放到淮阴县后，我回家探亲时，骑车到黄码看我们班（高二乙班）同学，与匡琦曾相遇聊天。这时，我找到匡琦，说明想见匡校长的缘由。匡琦说，他父亲每周有固定时间接见群众，他可以帮助安排见面陈情。我很感谢他的好意帮助。
匡校长一家当时还住在南大南园学生宿舍楼内，居所、办公室、接待室等等都用原有寝室，沿楼道排开。我按时前往，向匡校长出示了北大研究生复试通知书、报考南大本科的成绩单等，说明南大招生中未见我材料，请求南大查明情况录取我。匡校长等我说完，提笔就写了批示，让我拿条子去见张家道老师。
1978/11/8日记：【匡亚明为我批示曰：“招生办张家道同志：请设法查明。如情况属实，力争（不能怕麻烦）张人则同志录取到南大经济系学习。匡5/11。”】（注：匡老按英文方式写日期，那天是11月5日。）
我去北园校部机关见张家道老师，他说，会转经济系车济炎老师处理。我说，我已经和车老师联系过，车老师帮忙查了好几个星期了。张老师一笑：“有匡老的条子，南大可以直接要人。”我再赶到大钟亭南大宿舍车老师家，车老师也说：“这下可以解决了。”匡校长与文革前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级，资格老威望高。车老师说，由于社会要求强烈，省里已经决定78级扩招，下星期开始。我的问题可以顺势解决。
1978/11/8日记又记：【王洁来信告曰：地区招办纪主任说，我的材料送北大，北大不取退出，南大名额已满。】
当时有许多朋友帮我打听消息。王洁提供的，是唯一的明确说法。它归因于无过失的程序。我非常感谢王洁等朋友的帮助。但自从我提出质询，李乾亨、车济炎老师帮助南大招办查询，试图纠正，几个星期毫无进展，似乎另有故事。其间和其后，我曾数次问车老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曾告诉我另一个考生的情况：南京一中老三届高三的一个同学，因为参与76年春始自南京的纪念周总理、抗议《文汇报》的活动，档案中留下“尾巴”，政审被卡（“四五运动”是1978年11月才平反）。车老师参与调查处理，把他录取到南大77级数学系。对我的问题，车老师从未明确回答，总是说“我们搞不清楚”。在缺乏正规说法的情况下，私下说法就流行起来。我后来在南大听到几种说法，关于北大考研和南大考本科的情况，都联系到家庭出身、政审。无从核实，不说也罢。
后来扩招政策又发生变化。本来77级就曾有扩招，78级其他省市也有扩招，扩招的学生依然是本科。但江苏78级扩招，改成三年大专。这对江苏这一大批考生很不公平，因为和外地比，江苏考分本来就高，和江苏此前此后比，只有78级扩招成大专生。车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轻描淡写地说：“省里乱搞。你先进来。将来转本科。”我无语。一步一步退下来，到如此，我又能说什么呢？能上学，就好。其余的，再说。
1978/12/3日记：【晚上得车济炎消息，已为南大经济系录取。】
余波：大学生涯
不少朋友问过我：“你进南大后，读了三年大专，直到毕业。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改变身份，提早考研什么的？”那段时间，没上过大学的人而直接考上研究生的情况，一直都有。我的答案分两个部分。一是主观上要求不强烈。二是客观上政策不允许。
主观上要求不强烈：主要是进了南大，有课可上，有书可读，所以并不很在意外在身份。一进校，1978/12/24日记：【我的打算是：English（英语），已得进入高级班（听说读写四会班），第一年练听说，第二年练读写，希望能使English过关。eco（经济学），已从王老头处借得《Capital（资本论）》英文版，上课时读之。math（数学），将扎扎实实按理科要求学完高等数学。】那个英语班，是按高考分在全校选出一个班学生，每晚上课，进度快，要求高。数学，车老师定了经济系学数学系开的“二类数学”，我们和化学系同学共同上大课，用樊映川《高等数学》作教材，那是当年标准的工科教科书。经济系学理工科数学，是车济炎老师高瞻远瞩，可敬可佩。记得当年南大课程设置是，物理、天文系学“一类数学”，但天文系同学最牛，说“我们学的是数学系的数学，物理系的物理，加上天文系的天文！”其他理科系学“二类数学”。“三类数学”则是为只需要懂微积分初步的系科开的。另外，在经济系，数学系唐述钊先生来开“线性规划”。1975年美、苏学者因“线性规划”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唐先生开此课当属全国首创，是非常扎实的一门课。我后来还到数学系旁听概率、数理统计，坐最后一排，听原理都能懂，习题坐不出来也不在乎，自以为收获很大。经济学，我上政治经济学课读王伯伯英文版《资本论》，还是他在北平上清华时买的，袖珍本，便于上课时掩盖。课后读萨缪尔森《经济学》英文版，并翻译。两本书都用一年时间读完。同时，主动在老师同学中发起问题讨论。例如，1978/12/27日记：【作一短文“What are the objective laws of economy（什么是客观经济规律）？”想送经济学老师马淑鸾，她教了二十多年《资本论》了。讲课很清楚。我希望能建立更密切一点的师生关系，能多多请教问题。文章的内容是，强调价值规律，怀疑“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规律”等的客观性】（着重号系原文所有）。按日记，我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写一篇这样的短文给老师同学，目的是求教、质疑（源自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条）及提高（理论分析能力）。如此学习，我觉得充实。当时政经研究生的课业，对我则没有吸引力。
改变身份会有待遇上的好处。我是只有一年学徒工工龄的老知青，上大学无工资。但早分配到工厂或当兵的同学，上学带工资，还算工龄。考上研究生则可以有收入。我想，我既已上学，比起翘首等待“落实政策”的文革受难大众，已属处境优越，经济靠家里支持，得过且过，委实不想为待遇分心。但确有一难处：扩招的大专生只限走读，学校不提供宿舍。我家那时在燕子矶。九中在文革中搬到长江中间的八卦洲岛上，我家从那里下放到淮阴。回城时，只能回八卦洲所在的栖霞区，分配到长江边的燕子矶中学。这里离南大所在地鼓楼约14公里。冬天早晨骑车上学，到半路已满头冒汗，进到冰冷教室，背部汗湿的衣服，一堂课下来焐不干。晚上英语课后回家，城外路窄灯暗，常有汽车挤兑人。1979/1/5日记：【我每天都觉得很疲倦。……每天得花两小时骑车不说，终日都有一种到处流浪、无处安身的感觉。】王伯伯知道后，让我住到他们家去。他们在南大南园小粉桥的教授宿舍，原是楼上楼下一套房子，文革中多间房子被别人占住，但有阁楼，堆满王伯伯书籍资料。他们家两个老三届，王咸上南大78级物理系，已成家在外住；王平住二楼一5平米小间，他从附中初一到界集插队，后来考上南师79级。我搬进阁楼，在那里住了半年，直到我家搬进一中校内。我一直万分感谢王伯伯、伯母。我因此不为宿舍有求南大，又少了改换身份的一个动力。
客观上政策不允许：那些政策似乎是量体裁衣，专门为了对付我设计的，有点令人哭笑不得。第一年暑假，主持全系工作的副主任车济炎老师、总支副书记潘忠哲老师的安排是让我提前考研。1979/7/26日记：【放暑假数天了。数学100，经济学97。考完与车、潘两位老师一谈。很高兴得到支持。明年我系将收10名研究生，political eco.，managerial eco.，world eco.，答应嘱老师“指点”我，可以提前考。】文中英文所指三个专业是政治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世界经济学。
但是，1980年、1981年，两次政策变动，都把我卡住，不得考研。
1980/2/21日记：【今年不让在校生考研究生（！），所以还得再泡一年。】
1981/5/29日记：【听说教育部有文，专科生不准考研究生。】
最后系里告诉我，考虑让我留校任教。我抱希望而存疑。毕业前夕，系主任、总支书记、副主任、副书记四位领导一起出面，落实此事。1981/6/25日记：【昨天杜、葛、车、潘四人找我谈话，“征求”我对留校的意见。我说，那是很合我的愿望的。】
回家告诉妈妈我留校了。她欣喜之余，盯着我的脸端详半天，说：“你小时候抱你去算过命，没有说你一辈子会有这么多磨难呀。”我哈哈大笑：“你肯定把我生辰八字讲错了。”老太太不认账。然后抹眼泪：“你小时候，我天天为你担心。一搞运动，我就怕：我要是出了问题，你们几个怎么办？”妈妈说的“小时候”，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我33岁半。此前我一直不能自立，经济要靠家里。唉，妈妈呀妈妈！
我说：“好了，我去买烧鹅”。妈妈去拿了一个长方形铝饭盒递给我，那还是我高中时代旧物，上面写有我的名字。家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下放时带下乡，回城时带回来。那时家在內桥湾，一中宿舍，出门不远就是最繁华的三山街、夫子庙一带，沿街有许多临街一个铺面的个体户卖烧鹅、盐水鸭和其他卤菜。据说老店铺烧鹅的“老卤子”（汤汁），是传家宝，日本鬼子来了，“跑反”时还装进罐子抱在怀里往外跑。但我怀疑会有“老卤子”能经历“十年浩劫”保存下来。我切了半只烧鹅回来。妈妈爱吃烧鹅，我也爱吃，美味胜过盐水鸭。
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是生错了时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绝无仅有的知青上山下乡，都给我们碰上了。物质的贫乏，精神的扭曲，权利的缺失，伴随着我们的成长。
但我恐怕还算得上是幸运的吧。同是知青，有一部分人没有能回城。同是老三届，上大学的是少数人，而就业的老知青，许多人不久就被下岗，特别是女知青。我在界集大王11队当副队长时，队长叫谢培志，比我大几岁，是太平中学毕业的。那是周围几个公社的重点中学，他是聪明上进的好学生。像他那样的农村知青，就没有上大学或招工进城的机会。后来成千上万的农村人进城打工，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农民工”，二等公民。留在农村务农的人，没有能与城里人同步分享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许多人还在贫困之中。我进城上了大学，留校教书做学问，从事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夫复何求！
我写下我进工厂、上大学的曲折过程时，看到了更大的画面。我的曲折带有个人特色，但所涉及的事件——老三届知青招工回城，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则是这个国家，在那一段时期，牵动全社会人心的大事。总体而言，这个过程是：“拨乱反正”，冲破阻力，向前向上。那是有希望的年代，对我来说，也是实现了重要希望的年代。关于全景画面，我在1977年曾设想：二三十年中【我们应该看到发展生产力与避免官僚化这两个中心任务究竟应该如何解决】。“避免官僚化”一词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将近四十年过去了，那个希望尚未实现。但我心底信条依旧：守持理想，不弃追求。
任赜
2015/1/2动笔
世纪π日3.14/15初稿毕
2023/7/4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