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
——却顾所来径，曲行纡馀。陟彼高冈，若与白云期。
忆旧集之七
树正气上正道同舟共划
——界集知青农场建场历程
读了几篇界集知青农场老人写的忆旧文章，想起我1973-1976年间在农场的经历。翻找日记，摘出一些记录，补充一些内容，成此文。是从非常个人的角度，反映农场建场历程。我尽量利用日记原文的照片，如果原文字迹太潦草或段落不易照相时，就照原样输入日记文字，未作改动。需要时，加一些注释，放在方括号【】内。
日记所录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想。因此，涉及两个故事：农场的故事，我个人的故事。一开始我很犹豫把个人故事放进文章。后来发现，一方面，二者难以分割，另一方面，我经过反思，否定了当初的顾虑（其理由到文末再叙）。于是把二者并行纳入。
从我的角度看，农场最初那一年多期间，主题是树正气、上正道。农场的正道，日记中以“同舟共划”一语概括，是大家全力以赴发展生产，在读书学习讨论中增长知识、提升认识，依照公平原则处理招工招生等各项事务，等等。农场能走正道，靠的是艰难树立起来的正气。
谈知青农场的历史，离不开胡广生书记，农场是他推动建立的。他是安徽萧县人，1949年在萧县师范读书，和一些倾心革命的同学一起随大军南下到泗洪，然后留下来当教师或基层干部。文革开始，他们不少人是最早的造反派，其原因，包括青年时代的革命理想，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敏感性，以及多年身为“外来人”受排挤而积累的反感。他们曾经挨整，后来落实政策，胡广生调到界集公社当副书记。
按日记，胡书记73.3.2到界集上任。一开始我就听到社员讲他坏话。
【肖书记是公社正书记肖明远。胡书记名字误作“胡广春”。我们那一片许多社员属于泗洪两派中与胡书记对立一派，所以说他是“死捣派主子”，即热衷派性斗争的人。如果1949年19岁，73年应该43岁。胡书记很快以业绩建立了良好声誉。】
胡书记分管知青工作。那时我们已经插队四年半，大王大队12队原来一家的知青剩下三人，李元建和我在11队，他会计，我副队长，于含英在5队当妇女队长。我和胡书记最初的接触，是7.18他到大王11队找我和队长王康华谈话，谈搞好生产队的事。
【“晚上”应是“晚晌”，“傍晚”之意。】胡书记开门见山，谈的是抓生产、出成果，立即让我感到，他的眼界和聚焦点与惯见的那些照例奢谈知青“扎根”“改造”的干部大相径庭。他“为我们做参谋”的亲切态度，令我感动。日记还特地提到“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具体事务是很在行的”，格外难得。以后他还来过大王几次，关心我们三人的工作和生活。
11.28日记：第一次听胡书记谈他对农场的设想。
【附中同学在校时有“井冈山”（“老井”）和“红联”两个组织，分属江苏“红总”、“八二七”两派。dLaz是外号“大辣子”的周正龙，“红联”的，初三，杨岗大队。Xj是“学究”李元建。大王三人是“井冈山”的，我高二，那两个高三。界集公社的知青以附中同学占多数，还有八中等“外校”的。附中同学多数是“红联”的。】
我现在读胡书记的农场设想，仍然感念胡书记！1973年6月10日中央发一文件到公社一级，内容是李庆霖为知青缺吃少穿“告御状”，毛泽东回信寄三百元钱“聊补无米之炊”，文件要求各地政府按毛的指示“统筹解决”。知青农场应运而生：把知青集中起来，政府出些钱，办个“安置单位”。按胡书记所说，中央批的钱是每个知青100元。公社办这个知青农场，能拿出来的钱，一共才6500元（后来县知青办提供了很多支持）。如果农场自己不能搞好生产，仅仅当“安置单位”，改善知青处境，断无指望。胡书记的设想有两点不同寻常之处：一是农场实际上将由知青主导工作（遭到肖书记反对），二是把农场办成新型农业试点推广站。这样，前景就不同了。
几个月前，我在73.6.30日记中，根据在生产队的几年实践，对大寨革命道路，作了如下总结：
我认识到那条路走不通：“没有工业的发展，没有机械、化肥、良种，农村自己的苦干不可能达到农业革命的目的，即与小农经济根本不同的现代农业”。知青农场可能提供机会，用不同于生产队的方式搞现代农业。“诱人”处在此。
我担心胡、肖矛盾，有前因，11.18日记记载：“早上去公社开知青会，到街上听说不开了。肖、胡意见不一致。”
我在生产队“耕读”，生活相对简单平静。对农场犹豫重重，主要原因是担心同学中残余派性和招工招生中的纠纷。日记中有记录，听说招生中发生的情况后，我用英语发感慨：“the relation between those schoolmates is like between wolf【同学之间关系就像狼之间关系。“wolf”当作“wolves”】”。Xj则是早早就“死了心要去的”，在农村几年他一直钻研农业科技，到农场更有用武之地。
胡书记有意要大王人去农场承担负责工作。曾几次和我谈话。我迟迟不能下决心。12.13日记：“我现在很矛盾，究竟去不去农场。晌去李塘，胡书记召开十来个知青开会，要求决心去的人尽早迁去，最好明天就去。学究是这批先遣队之一了。”12.14日记：“我很少象这样不能决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听说胡书记发火。
12.17日记：
【肖孟衡是附中同学，其父肖焜焘，黑格尔哲学专家，文革前发表论文说“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核心，文革中被批判是对抗毛“对立统一”是辩证法首要规律之说，下放到泗洪。我当时醉心“否定之否定”，后来几次拜访请教。也曾请他到农场讲课。文革后他任省社科院研究员、南工教授。】
据与会知青描绘，在那天动员知青去农场的会议上，胡书记敲桌子：“有的知青，公社几次谈话，动员到农场，还在犹豫不决……”。第二天我就赶紧去表态了。12.19日记：“昨天早上到公社找胡书记，最后决定了去农场。这基本上是服从组织意见。”12.22日记：“dfq【“大番茄”，于含英】说她去的可能性大，而我也早就觉得该是这样的了。”
1974.2.13日记：
【附注：此处对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是故意说反话。我很欣赏其说。】
2.21日记：“胡书记来带我们开了会，成立一个临时的班子，我们都分别负了点责任。”“我们”指大王三人，我负责农业生产。随后即上马工作，为水稻、玉米、棉花良种四处奔波。自己还想维持耕读生活，避免做“思想工作”。刚开始那段时间，心情颇好。
【JrJu是小朱，朱琼琪，随家下放的知青，我同班同学的妹妹。】
但是大王三人对我们同时在农场任职，都认为不妥。3.14日记反映这种想法。
【赵、陈福芝是本地干部，后来均未在农场任职。裴是裴昌友，原农场会计，在临时班子主持工作，后任知青农场场长。张志义是八中初中同学，吕岗大队。第二点是胡书记自己早先提过的。我强烈要求第三点。】
刚到农场我还干了一件事。此事显示胡书记对知青的爱护，工作的细致。4.5日记：
外号“大使”的孙永明是附中初三同学，插队初期我们曾在一家。他在维修手扶拖拉机时出事故去世。公社为大使立碑是胡书记的德政。我说“大使总是使我前进的力量”，是想到他的遗作《冬夜》，文中倾诉的热烈追求“美的人”、“美的品德”的青春情怀。
我担心的纠纷很快就来了。4.14日记：
【这里英文是《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涅克拉索夫的长诗，楚图南按英文版转译的。最近看到，后来按俄文翻译的版本，书名改作《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和于含英议论，我们都喜欢《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一句，意思好、读起来节奏感强。把俄罗斯换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名字，这个问题仍然适用。】
4.15日记：
【SP是Small Pig，外号“小肥猪”的车文奎，我同班同学，“红联”的，吕岗大队。我在班上、在界集和他都很少交往，实在不理解他何以在农场兴风作浪、与我为敌。我认为那是农场歪风邪气之开端。】
日记中没有记录、我现在也一点都不记得当时SP攻击的具体内容，应该不外是私心谋利、大王一家人独占农场大权之类。胡书记对我的谈话，很象中学班主任对中意学生的教导。他本是教师出身。大概从小学以来，凡有老师向我提缺点，“骄傲”、“联系群众”等内容，总是列在首位。我很理解。刚到农场提醒自己“联系群众是我们要注意到大问题”，但事与愿违。显然在“群众”那一面，别有症结。至于出身，我心定如井水，知道无可冀求。
我当时理解，胡书记“出以公心”的说法，隐含他和肖明远书记的矛盾。肖文革前是公社食堂炊事员。我们曾经领教过其粗暴。缘由是大王12队的手扶拖拉机，那是李元建、王咸从家里（都是大学教师）分别要了两千块钱，借给队里买的。后来大王大队岗上、湖地分家成立两个大队，手扶分到湖地，我们留在岗上，湖地生产队拖着不承诺还钱。我们到公社寻求帮助。在公社门口碰到肖，向他陈情，未等我们说完，他就迈步往外走，说：“公社不管，你们回去找大队……”我们跟上去还想再说，他转身背对我们，挥手说：“我们不管，不管！”（那件事我们后来以非常手段解决。我们打听到那机子天天到泗洪运货。我和李元建到泗洪找到他们，友好谈话间，跳上机子开了就跑，回来停在我们家门口。岗上、湖地两处社员都站在我们一边，说欠账就该还钱。后来由湖地大队领导出面调解，定约还了钱。）
记得最初的场委会构成如下。场长裴昌友，在农场大体上“无为而治”。农业组长裴昌金，裴昌友本家弟兄，二十岁出头的“老场员”，很本分，但只能照管老场员喂牛、拉车等事务，不被知青看作领导。车文奎多半时间住在泗洪，为农场买东西，拉关系，像是农场驻外代表。张志义是政工组长的料子，已经学会完全用两报一刊语言说话，不懂实务，很快就抽调到公社参加批林整风宣传队。周正龙5月才来当副场长，8月份就确定去上大学。此外就是大王三人，李元建当会计兼管科学种田，于含英管全面工作兼管副业，我是享受参加场委会会议特殊待遇的非场委会委员，当农业副组长，负责安排大田作业。我体会，选择此前从未进入候选人名单的小伙子裴昌金和我搭配，又确定我参加场委会会议，胡书记用心良苦。
最初农场除了农业几乎没有其他业务。李元建负责良种选择、化肥农药施用等，于含英关注种棉花、养猪，创办养兔子、养鸡等新事业。我要落实八百亩农田的作物配置，根据农时、气候安排作业——哪块地种大黍（玉米）、哪块地种棉花，地干了锄大黍、下过雨后点黄豆，等等，天天一早喊人上工，带人干活。我和Xj住一间宿舍，就在食堂前面，dfq打了饭，也来这里，我们一起吃饭，还像在大王时一家人一样。我们常常在吃饭时商量农活安排等事务，每晚和场长开个碰头会，就落实。讲起来，农场的日常运作，还是靠大王人维持。那时候，这些具体事务，在农场也没有别人可商量。场委会工作中从来没有靠表决作决策，所以，如果我有意推进某个主张、事项，我的二等地位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我发表意见的效力。
我们面对困难的局面。刚从不同生产队汇集到农场的知青中，由于历史因素，加上人为作用，很快出现裂痕和对峙：外校对附中，“红联”对“井冈山”，其他大队来的很多知青对大王大队，大王三人中我被选为目标。那时候，农场完全可能陷入“派性斗争”的泥潭：知青沉湎内斗，不务正业，农场生产、生活、学习全都陷入困境。
纠纷还在继续。4.17日记：
我知道知青聚集容易发生纠纷，但没想到自己这样被卷入而成为靶子。老社员常说，哪个庄上都有“捣蛋主子”，我并不曾把SP几个人抬高看作是了不起的坏人。如果只涉及个人矛盾，依我本性，不予理睬就是了。然而，如果要办好农场，或者说我要在农场办事，就不能被他们颠倒黑白地压下一头。农场要有正气。我还没有看到足够的正气。不过，我是种田人，看到地里的庄稼，又不忍放弃。尽管地位尴尬，处境困难，但知道他们绝无意愿也无能力照管这个摊子，所以我还撑着，甚至感到“非抓不可”。
局面的转折发生在麦口。6.8日记：
三十来个知青，十来个老场员，原来没有人相信，就凭这些人，能拿下四百亩麦子的麦口大忙。过去这里是公社直属农场，惯例有社直机关（供销社、粮管所、食品站等）来人帮助抢收，今年没有外援。知青中只有我和曹忠（附中初三，原来就在农场）会用湖地特有的农具“cuo（音锉，入声）子”。那和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用的长柄镰刀一样，是站立挥舞的。不同点是，五尺长木柄是弧形的，顶端有竖直短柄，下端装二尺长刀片，还固定一段绳索，绳索终端也有一把柄。用它“po（音泼，意割）麦”时，右手持刀柄上端短柄，向下方推，左手拉绳索把柄，牵引刀向左方横向运动，一刀下去可以割下四、五尺宽一溜麦子，再向左上方扬起，随即反手甩到身后一人拖的“弓网子”里面。高效，费力，通常是一等强劳力干的活。我们两人配上六个老场员，冲锋在前。女生拖“弓网子”在后，亦步亦趋。赶车、场上堆麦垛、打场脱粒，每道线子都只有仅仅够用的人力，连续奋战。不少知青在生产队不大参加一线劳作，这五天是拼下来了。一仗大胜，周围几个大队农民对知青刮目相看，从公社到县里，界集知青农场从此名声响亮。
关于6.9下雨“场上没有受损失”，于含英看了初稿，说记得这事：中午时分，她一人顺农场中央大道往南察看庄稼，差不多走到农场南沿（有一两里路），回头一看北边起雨（那时我们都很会看雨云——灰色的云，下挂雨脚，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从天边涌起，顶过来），拔腿就往回跑。快到社场，听到我在喊“抢场啦”。正在歇晌午睡的知青们赶来七手八脚把摊在场上的麦子收起来，免遭雨淋。我说“有准备”，因为我和喂牛的老许（老农民，负责指挥场上打麦作业）一直就坐在场边，抽烟聊天，观云察雨。
转折的一个小例子：夏日，干活休息时，几个人闲聊，朱达苏（“红联”的，高一，杨岗大队）对我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给你起外号叫‘狼’吗？那时候，说是非要给你起个凶恶的外号不可。”“那一次，我们跟胡书记说，坚决不能让你进场委会，但是，要你干个苦差事，带人干活……”他笑着说，我笑着听，心里还是泛起一丝苦涩。到农场之前我和朱达苏素无交往，更无过节。现在老朱能和我笑谈了，但是那个“我们”中的SP等人，继续与我作对。“狼”的外号我倒沿用至今。现在我的书房墙上，就挂着好几幅狼图。
那种工作环境使我心烦脑怒。6.22日记中，记录了我写给dfq的一封长信，强烈抱怨我的处境，抗议未得我指望的理解支持，措辞激烈。关键话：“我跟你讲过，在考虑农场前景时，同志的信任在我心中所占的地位。如果没有大家齐心协力的奋斗，或者至少是骨干、群众中代表人物的齐心与信任，我是绝不会在农场久干下去的。”
7.6日记：
“昨天来了五十七个新知青，大部分是双沟镇的。这给我们带来了新问题。”绝大多数新知青是初中毕业，十五、六岁，文革中没读过什么书。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年幼无知”的孩子要照料，负担委实很重。
7.6-7.18日记还记了一件事。7.6：“去淮阴一星期，买六米木材，并从地区上山下乡办公室争取到一台手扶拖拉机，县上办出三千元。”7.18：“昨晚争得一台手扶拖拉机开回，照例是经过一场恶战。”地区批的拖拉机指标，到县里被人劫走，我吵遍县革委会有关部门，夺回机子。回来在社场开机子一圈一圈绕，新知青欢呼雀跃。晚上场委会开会，我提出我带两个小知青开机子，dLaz赞成，dfq不同意，要我仍然抓农业。我很沮丧。当时已知道胡书记要调走，到重岗公社任正书记。日记中说，虽然处在“大多数同志和我的互相了解和合作关系正在深入的时候”，我“考虑后事”，还是想摆脱在场里管事，单开机子。于是就有再找胡书记谈话一事。
胡书记的话促使我重新考虑农场问题。第一，“从年龄、出身、需要来看，你要一辈子在农村”——这是公社领导，我尊敬的领导，对我交底。从来不曾有人对我这样说透。我别无去处。倒不是说除了农场别无去处，胡书记后来曾谈到我去当教师。但我心里明白，不管干什么，都有“政审合格”那个坎，我迈不过去。别的老知青处境倒不是都像我这么糟糕，但也都是插队多年没有机会进工厂、上学校或走其他门路离开农村的。许世友在江苏主政，老三届绝大部分下去插队，新三届全部留城分配工作，所以还有大量老知青在乡下，全国罕见。既然我们被放在农村，那么，在农场“同舟共划”，对大家都好。这成了我干事的基本点。第二，“同舟共划”涉及一个群体。我极其看重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很怀念在学校“井冈山”我们一帮人在一起的氛围。因此，缺乏同志的信任，就成为我愿意继续留在农场干的最大障碍。这成了我不干事的基本点。第三，我要是退下来，相当于向SP等人服输。我不认输。这成了我拒绝退却的理由。
新的挑战接踵而至。7.28日记：
“新知青为搬进新屋闹了一场，表明他们的思想很复杂，受旧意识的影响很深。”农场的新瓦房宿舍建成，两个小知青抢先擅自把行李搬进他们看中的房间。如果不制止，其他人跟进，农场就乱了套。我收工回来，就去现场，要他们等待场部统一分房，先搬回去。他们抗拒。我把他们的行李拿到门外，“放”在地上。门口聚集了一些小知青，有的明显站在他们一边。这是“打码头”的局面。“打码头”是我们那里农民常说的词，意思是，相争双方初次相遇，一方被打掉了势头，例如说，“新来的书记没几天就被老地钉子打下码头”。想来此语源自青帮、洪帮的江湖帮派之争。现在发生的不是帮派之争，涉及农场能否走正道。几个场委会干部来，平息了火爆场面。场里分配方案本来就是尽小知青住瓦房。但他们还是到县里告状，说我“铁板着脸，咚咚走过来，把行李‘扔’到门外地上”。场委会立场鲜明，毫不妥协。据于含英回忆文章说：“后来县知青办告诉我们，小知青跑到县里去告状。知青办问他们：结果新房子是谁住的呢？答：新知青。问：老知青呢？答：都还住在旧草房里。问：那你们告什么呢？……”
接着又出了周正龙上学的事。8.5日记：
周正龙当过“红联”头头，我和他交往很多。我本来希望他来农场当头，会有助于改善“红联”、“井冈山”同学的关系。但他以农场为跳板，一转眼就弄了公社给的“额外名额”上大学。我看到隐患。如果碰到招工、招生，知青都去走公社门路，农场免不了出现知青之间勾心斗角的局面。
在一些老知青和更多新知青中，我还是“狼”。在“同舟共划”与“撂倒不干”之间，我仍然犹豫不决。也试图自我解脱，如8.14-16日记所反映：
【阮籍诗中“谋知不饶”句当作“知谋苦不饶”。王安石诗中“闻道”当作“闻说”。
这三首诗全文如下：
阮籍《咏怀》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陆游《夜读兵书》
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陂泽号饥鸿，岁月欺贫儒。叹息镜中面，安得长肤腴。
王安石《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日记里用词委婉，说我8.14到8.16三天“在家修身养性”，读古诗。其实应该是称病不干活不管事。
在这后面一页，同一天，又记：“今天中午dfq给我一张条子，阅毕收回。我真心感谢”。那“条子”是一长信，应该是对我前些时候“抱怨”信的回应。她对我作了超乎寻常的正反两面的真挚恺切的分析，劝我坚持不退。日记中我凭记忆复制的内容中，有这样的话：“看到你经历常人不易经受的考验”，“现在我仍然挽留你，这也是为你自己，说到底，这和你自己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在生活的道路上不能坚持下去，在思想上也会崩溃下去。”“所幸的是你可以相信我完全无求于你。讲这种不合时宜的话没有别的用心。我挽留你，希望把胡书记希望于我们的工作做下去。有时，那绿色的、美好的、果实累累的图景还在浮现眼前。现在生活莫名其妙地可能给我们安排了不同的道路，有时使我感到不安。对你的工作，应该有信心，不要觉得生活的困难是有意伤你。我、同志们会正确地评价你的努力、忘我、忠诚。对我自己，则没有信心。”
我很感动，又纠结。两个问题：一个是形而上的，“不要觉得生活的困难是有意伤你”，一个是形而下的，“同志们会正确地评价你”。我感到“极其巨大的激励”，决定把它们作为“假定”接受下来。接受美好假定，可以推演出符合这个假定的后果前景。我想，比起否定美好假定，当更可取。当然，这是审美判断，不是由理性分析导出的结论。最后决定：“我要出去散散心，再反思一下。”
8.19日记：
【“老疙瘩”是原来的门旁邻居，五保户老两口，近邻如亲。庄上人充满好意，提升我心境。】
回来后，我恢复常态工作。10.6日记：“周正龙和林双秀走了，华东交大和徐州师院。”不知道上海铁道学院是否曾用华东交大之名。此前日记也记载他为“打听高考事”离场外出，实际上已经卸职。于含英承担了农场全面工作的责任。
10.14日记：“农活忙，今天收完稻子，种麦子。”
10.28日记：“农场成立了理论学习领导小组。新知青已报名成立学习小组。这是一件大事。我想，我们农场除了抓好生产以外，在学习上，要认真搞。新知青的基础知识太少，很多没学中国史、世界史的，学马列原著殊为困难。但现在有学习的热情。我现在很愿意帮助他们真正学一点东西。”
11.14日记：“天天晚上忙于学习（马列小组、新知青的两个小组），白天生产倒不紧。新知青的两个小组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知青过去学的东西简直是一笔糊涂账，似是而非，极不明确，极不系统。”
对我们一些老知青，学马列理论是继续在“913”林彪事件后觉醒反叛的思想探索。我们也尽力读各种禁书。对小知青，更直接的内容是补习文化。例如，在没有其他书籍可用的条件下，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近代史教材（其基础部分是特定史观的教材，有说是范文澜作），目的是让小知青学点历史、地理、文化知识。
就农场全局来说，这种学习是“树正气”努力的一部分。小知青对下放不满（我们对此充分理解），导致对农场也无好感，相当普遍地对劳动、制度管理有抵触情绪。他们后来渐渐体会到老知青的善意，也看到农场其实一直尽量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在农场形成学习风气后，小知青在学习中增长了知识，多懂了道理，一些上进小孩变得很信服我们这帮老知青。
树正气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关系知青命运的招工、招生事务。于含英主导，概括出、推行了几条原则：身体不好的先走，一家有兄弟姐妹都在插队的先走一个（这一条也适用于大家都知道的有恋爱关系的两个人），年龄大的先走。大家都认为这些原则合理公平，它们成为农场正道的重要成分。李元建走后，于含英是农场唯一的高三同学。高二同学中，陈劲是一号老头（一月生日），我是二号老头（三月生日）。其他一些更年轻的知青先后走了，这三老到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1月才走。倒不是有意如此安排，但客观上这有助于维持这些原则的公信力。
正气的树立还靠“思想工作”。11.30日记中有一则简短记录：
【Keynesism是自己生造的词，Keynes+ism，当作Keynesianism，凯恩斯主义。】
和小毛（以及其他知青）谈话，是dfq日常工作（“思想工作”）的一部分。毛卫国是我们四十来人的小组织“井冈山”中仅有的几个“初中小孩”之一，我喜欢和孩子玩，偶尔一起干点坏事，例如井冈山人的外号，番茄、黄瓜、洋葱头，多半是我们几个人创意推出。小毛在小孩中最老成持重，自己连个外号都没有，一直就叫小毛。他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不外是揶揄革命高调。他能谈“混”的哲学，但绝无“混”的实践，在农场是开丰收-35拖拉机的骨干。记得那年扩种水稻一百亩，是公社压下来的任务，据说许世友指示，“要让苏修坦克陷在稻田里爬不出来”。小毛把国营农场废弃的一台水稻插秧机弄来修复了。插秧季节，骄阳似火，我们把稻秧运到地头，装进机子，大家提心吊胆，不知道那玩意儿管不管用。小毛把机子开动向前，后面居然插出一排一排秧苗，大家欢呼。一会儿机子熄火。小毛捣鼓捣鼓，机子又吐吐叫起来，大家再欢呼。机子不断出病，小毛不断捣鼓，终于完成插秧任务。实在是不容易。我“发笑”，看起来在暗助小兄弟顶嘴、较真人生哲学，实质上是赞赏他们的思想交流。无数次的谈话，推动这些老知青更加融洽齐心。
到年底，我写了一篇高高兴兴的总结。12.22日记：
我与梁东黎（“红联”，高二，杨岗）、杜乐（“红联”，初三，界集大队）都是到农场后才交往，所谓“不了解、也不曾预料”云云，没有贬义，是由衷赞扬。下面还有一句话：“胡书记为我买了一套《红楼梦》，这使我心中感到温暖。”那时候《红楼梦》还不大容易买到，胡书记已在重岗当书记。奇特的礼物，深切的好意。
我其实不了解农场早在73.12.22就已成立，我们是次年2月才进场的。此前那段时间好像是SP在管事，或许这是他激烈反对大王人的一个历史原因。在庆祝农场一年成绩的时候，我还对他们保持警觉。
Ju是车文奎（把“车”念ju），TO是童光荣（八中初中，吕岗大队）。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是农场“不正之风”的代表。
到了我们进场一周年的时候，我自己又写了一篇总结。1975.2.15日记：“最主要的是作好老知青的思想工作，这些人是农场的周正支柱。这方面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矛盾就表明，像光和阴影不可分离一样，在热情、苦干、同舟共划的努力之外，知青思想中还具有狭隘复杂的那一种必然属性。我们也算渡过来了。上半年是我，下半年是于，处于被攻击、非难、甚至心怀叵测的猜疑算计的中心的倒霉位置。我是咬紧牙关受下来了，甚至不得不以退出战斗的清高姿态来使自己竦然一摆，喘几口气…农场的现实决定了我只能这样干。dfq则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掌握了主动权。他【她】以特有的方式无休无止地和人磨嘴皮（“思想工作”），团结、影响了不少关键人物，为农场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相当好的基础。”
1975.3.20日记
于含英74.7.20就通过农场“新党员群众评议会”上报，后来以准党员身份主持农场全面工作，这么长时间才批下来，正式就任农场党支部书记。先前有传说，我会进新农场班子，证明不实。我一直到1977年1月离开农场，始终是非场委会成员，农业副组长。新场委会中最奇怪的安排是，SP当农业组长，又新添一个农业副组长职务，由委员赵民乐（“红联”，高二，杨岗）担任。陈劲（“井冈山”，高二，吕岗）接会计。对于领导农业生产突然变得如此热门，我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建场一年来，农场最可见可说的成绩在农业，现在基础已经打好，下一年笃定大增产（除非遭大灾），因此，就要有更名正言顺的人物，场委会委员们，来承担这个成绩、功劳。我把这种安排联系到公社肖书记。
SP一上任管农业就出丑。3.27日记引用Pg（“排骨”，赵民乐）讽刺SP指挥生产的话：“今天叫种田菁，明天能种绿豆。”在我们那里，3月种田菁嫌早，绿豆更要到麦口前后才能种。
3.27日记
SP管农业只持续了很短时间。4.28日记：“我和排骨立军令状今年拿二十万，他现在干劲大得嚇人，在认真考虑规划。”显然，这两个副组长已经撇开SP，自行挑头干事了。二十万产量的军令状后来没有实现（我们也没有受罚）。75年收十八万斤粮食，比74年的九万，翻了一番。那是良种、化肥、农药、机械化和知青们出力流汗辛勤耕耘的结果。
后来发生的是，SP又在农场公开挑起争端。5.18日记：
接着还有一场争端。7.14日记：
Tgr是童光荣。徐伟（“红联”，初三，界集大队）“三言两语”戳穿SP的“冠冕堂皇”。Shy是沈恒渝（“红联”，高二，吕岗），他是老好人，惯于对是非问题骑墙，这次在“推荐报考大学”的会议上也站出来对童光荣提出“有些内容”的批评了。SP、Tgr那股势力在农场已处边缘。这是一年多树正气的成果。
农场有过多次这种公开会议，会上的思想交锋，往往关系到农场全局。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我们力求以理服人。举两个小小的例子。SP、Tgr等人发表这样的意见：一个人，把猪喂得跟狗一样瘦，但是“思想境界高”，可作农场知青的样板；另一个人，虽然为农场做了很多事，但处理新知青房子问题“简单粗暴”，“引起反感，到县里告状”，“要引以为戒”。我们则说这样的道理：如果想把农场办好，每个人的本分，是好好干活，把猪养得圆滚滚的，让庄稼长得绿油油的；农场的规范，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规章制度，要分清是非对错。我们在晚上学习和各种会议上，反复讲这样的常识道理。对好多小知青，这还是一种启蒙教育。在他们中间，广为流行的是“小市民意识”（当时的用语）。我曾在学习中公开批评过，用老社员的话说，“像鸡一样，抓一把，捞一把”。渐渐地，我们说的道理占据农场主流。
不同意见还涉及当年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出身和阶级路线。张志义、童光荣清楚在这方面可以压很多同学一头，在诸如招工、招生、表彰先进等各种会议上，会用两报一刊语言，大谈首先要以政治标准、思想表现来评价。童光荣一发言就赞扬张志义，总不忘提他铁路工人家庭出身。我深知当时实行的阶级路线之恶，敏感警觉这种“舆论导向”之害。幸好农场以讲道理为准则，在公共讨论中他们会谈马列或其他时兴理论，但我们总能点明其理亏之处；讲实务，他们更乏善可陈。幸好农场有正气，拒绝以他们的标准处理事务，否则，一些老知青又会被那种“政治正确”卡住。农场建立的原则，是让所有知青，附中的、外校的、各种家庭背景的，在招工、招生和其他事务中，都享受到公正、公平。在实践中也尽可能这样作了。
就我个人处境而言，这一天的日记有一段评论，颇自得：“我现在的地位颇主动，工作上的事能抓，谁也不许拆台，而这方面（人事、思想方面）的事，人们又不对我作苛求，有dfq作挡箭牌了。我是干实际事务的，同时我又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我宁愿作一个咄咄逼人的角色，在所有可能的场合揭露矛盾，作推动力。”
至此，农场“树正气、上正道”大局已定。
7.14日记还特地记录了公社农业技术员罗克佐。那是胡书记之外，我交往最深的农村干部。
【知青农场给公社食堂送米、面，是依照原来公社直属农场的惯例。为生存，我们必须要“进贡”。农场曾把小麦和豌豆（“菀豆”）混种。我们后来用科学方法把小麦和豌豆分离了，农场自己机房加工的小麦面胜过最白的“富强粉”。】
在食堂听了老罗几句话后，我跟他到宿舍长谈，请他多帮助。他后来把农场当作他的试验点、推广站。比如，指导我们施用稻田除草剂，一个星期后，把周围生产队干部群众引来参观，看黑死的草，绿色的苗。从环保角度看，现在对除草剂有更全面的认识。当年它是全新科技，我们农场人力不足，没有除草剂，不可能完成稻地薅草任务。知青农场在科学种田、养兔养鸡和其他多种经营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农场在正道上，景色更显得动人。9.5日记：
“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出自谢朓《和徐都曹出新亭渚诗》，写建康（南京）南郊新亭渚春景的。在农场的秋天，在“满头大汗地打（挖）干渠”时，想到这两句诗，体验到那种美。
10.25日记中有一段记录，挺别致：
那是我们下乡第八个年头的第一天。被徐伟发火的“我们”，应该是当干部的于含英、陈劲和我。我认为那导致“最有生气的一次谈话”，因为大家共同关心“农场的人和事”，坦率地交流意见。我后来在一篇忆旧文章中写到：“文革前当学生时，文革中参加‘井冈山’组织，下乡插队，我一直在我极其珍视的朋友中间。在农场，又多了一些同甘共苦的朋友。多年来如果不是和这一帮朋友在一起，我非我。”
此文开头提到，从我个人角度看农场发展，涉及两个故事。一个是大家同舟共划（那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另一个是我在农场的个人境遇（那是一个疙疙瘩瘩的故事）。一开始，对于讲自己的故事，“披露隐私”，我有点犯怵。自己和自己辩论：日记中为个人处境抱屈，是否有点“土鳖”？多次提到个人职务问题，即使不涉谋私图利，是否也有心胸狭隘之嫌？但是，从我的角度讲农场历程，我的故事是其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农场最初的冲突，就是关于我的故事，而涉及农场全局。所以有必要把个人材料放进来。我还打算，在文末加一句话，比如说，“日记中一些内容，反映我内心软弱、不够豁达的一面”。——此语确实是我多年来自我解剖的看法，并非诳言。但是，一边写，一边反思，我改变了看法。
我那点不平、抱屈甚至愤慨的思想感情，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化中，自屈原以降，源远流长。类似我咏诵的阮籍、陆游那样的诗，俯拾皆是。我只是不幸沾染了一点文人情调。更近一步，最近读关于身份政治的几本书，感悟良多，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坚实依据。
身份认同的概念源自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他提出人的灵魂包含三部分：欲望（desire）、理性（reason），以及一个与它们独立的第三部分，希腊文作thymos，英文勉强译作精神（spirit），其涵义可以解读为现在所说的“身份认同”（identity）。它定义自我（“我是谁？”），区分内在之我与外界，确定内在之我的“尊严（dignity）”，要求他人、社会的“承认（recognition）”。身份认同有两个要素：内我之尊严，外界之承认。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到自由主义兴盛，身份认同这个概念逐渐深化、普及。各种身份的人们，如新教徒、妇女、黑人、其他族裔、各种边缘群体，等等，纷纷起来争取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享受法律的同等权利。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在日记中看到我的灵魂的第三部分的活动。那无关欲望（我不是在追求美食或权力），无关理性（理性被认为是为实现欲望而算计谋划的工具），我要的是公平、尊重、平等待遇。我在意的从来不是一个农场职位，我关切的始终是“社会”即农场群体和组织的承认。按“身份认同”的概念，这种发自灵魂的“个人的”要求，本质是承认尊严。我现在的认识是：对此，并无贬低的理由，相反，这种“耿耿于怀”有其正当性。我毫无埋怨胡书记或任何人的意思。我理解当时社会政治现实。我这段历史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现实。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得以放下包袱，坦率讲述与农场的历史相联的心路历程。真正使我震撼的是，四人帮倒台后，我首次参加招工，1977年1月，依旧被工厂以“政审不合格”为由拒收。我找县知青办史龙海主任，得他力保过关。当时想到的是鲁迅的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是的，我没有料到社会不公不义竟至如此。这种事情，前半辈子，不曾摆脱。后半辈子，再未遇到。
身份认同概念导致身份政治，可以产生负面后果。人们按种族、性别、族裔、政治倾向、宗教等等各种因素组成身份群体，陷入部落式争斗，撕裂社会。农场初创时就出现过部落式争斗。一些智者提出，要克服部落式身份政治，在自由民主多元化社会中，需要以更高层次的“公民”身份，培育忠于宪法、服膺开放包容的价值规范，来促成重叠共识。我们那时候当然没有这种认识。但我们以同舟共划为目标，努力在农场树正气、走正道，以“思想工作”、“公共讨论”，克服部落式争斗。
回顾起来，我们知青农场的存在发展，在当时社会状况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点像个奇迹。起源于胡书记，他让知青主导农场，为农场设立比“安置单位”更高的目标。主力是老知青骨干，在下乡五年之后，在逆境中，坚持对正道的追求，也在相当大程度、一段时间内实现正气主导的自治。客观的业绩，是全力发展了生产，在农业、副业、机械化、科学种田等方面都有颇得外界称道的成果，以正派公平原则处理老知青招工招生，带动小知青增长了知识、多懂了道理。新老知青二三十年后聚会，还一起怀念农场硕大的白面馒头（男生都能吃饱，女生常吃不了），以及晶莹的白中带碧绿色的米饭。新知青来农场半年后第一次年终分配，每人净得100元现金。过年时，农场用大拖拉机送小知青回家，大家喜笑颜开，很多人、特别是女生带了用攒下的饭票换的馒头。
我们和千万知青一起，被上山下乡运动剥夺了学习、就业的机会。在那黑暗的年代，我们没有消沉。今天怀念农场，是因为我们一帮老知青作了抗争命运的努力，有那一段同舟共划的实践。
附录
农场老知青与胡书记（后排右三）在南京灵谷寺九层塔前。我在前排右二。
2018年回界集，与农科站长罗克佐老罗在知青农场旧地合影。
2018年我们回泗洪，十来个小知青赶来一起到农场旧地。这是在界集合影，大王三人在左起第五、六、八位，其余是“小知青”（不少人已经有孙辈了）。
任赜
初稿写成于2022/1/31—2/1
牛年除夕—虎年春节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