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
——却顾所来径，曲行纡馀。陟彼高冈，若与白云期。
忆旧集之三(高中篇)
裹挟在革命化潮流中的青春
（一）入学之初
1964年我从九中初中考进南京师范学院附中高中。开学第一周，我们没有到学校上课，而是到市郊十月人民公社劳动。这既反映了当时全国革命化的形势，也反映了南师附中紧跟形势的传统。
我分到高一乙班。班上48人，只有4个是从外校考进来的。据说附中分班有惯例，俄语是甲班和丙班两个班，英语是乙班和丁班两个班，外校新生多分到甲班和丁班。一个星期不上课，大家一起劳动，休息时一起嬉闹，我结识新同学，相处很愉快。那次下乡，是收割水稻的农忙季节，我们干的活主要是在稻场上“掼稻”，就是人工脱粒：抓住一捆稻子，往木制稻桶壁上使劲摔掼，使稻粒落入大稻桶中。“掼稻”这活很对我的路子，我一捆一捆掼稻，大汗淋漓，十分痛快。
有一天半夜突然下雷暴雨。我和几个同学住在队长家门外空地上，每人以一块木板当床，支一个帐子。队长从家里跑出来，大喊：“抢场啦！”我们也一掀帐子，赤着脚就跟着他跑。庄上社员、其他同学也陆续赶到。“抢场”就是把散放的稻捆堆成大垛子，让稻捆少淋些雨。雷鸣电闪中，我们奋力干了好一会儿，场面紧张刺激。全身湿透了，心中很兴奋。
回校后第一堂语文课，布置写作文。我写了半夜抢场的故事。其中写到：“头顶暴雨，脚踏泥泞，我们跟着队长赶到社场……”。我是为了句子的对仗结构而在里面放了“泥泞”一词，明知它一般不做名词用。想不出有其他两个合适的字可用，就这样交上去了。
语文老师张和生老师是刚刚结束“援外”任务回来的，“援外”是到外蒙古教学一年。她在我作文本“泥泞”两字下面用红笔划了两道横杠，但没有改动，对全篇作文给予好评。我体会，她看出我用“泥泞”是别有用心，但觉得情有可原。或者用大词说，老师没有用语法卡学生的“创意”。我很高兴遇到这样的老师。
对张老师的语文课，还记得一件事。学毛泽东的《送瘟神》诗，有“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一句，其中“遗矢”通解为“遗屎”，指血吸虫病后期病人发生水泻。陈光华举手发言，说：“‘矢’者，‘箭’也。‘人遗矢’就是人民起来反抗，用弓箭与反动统治者斗争。”他还引用“红旗卷起农奴戟”为佐证，说“戟”、“矢（箭）”都用来指农民起义。班上同学乐呵呵的，看来并不以为是，张老师却不以为忤，说：“聊备一说。”
英语课对我形成挑战。当时有两套英语课本，一套常规六年制的，一套实验性五年制的。九中和多数“外校”是初二开始用五年制课本第一册，初三用第二册，等等。附中则是初一就开始用五年制第一册，因此高一用第四册。我少学了第三册那一年的课本。其他从外校考进附中高中的同学也都面临这一挑战。
教我们英语的吴耀卿老师是我在附中最敬佩的老师。他是抗战时清华大学毕业。教学经验丰富，口语流畅，发音纯正，分析语法句型老练精当。他教学有一个著名诀窍“每日三句”，是每天必做的练习题。其中两题是中英翻译的句子，第三句其实不是句子，是若干词汇，要求中英互翻。那些例句、例词，多是老师多年积累的精华，也有少数是适应形势新添的反帝反修的内容。我们通过“每日三句”，日积月累，掌握了大量翻译技能和词汇。老师还鼓励我们写英文日记，读英文课外读物。凡是吴老师指示的，我全部照办。既是为了补一年课本的缺，也因为很享受这样学英语。
开学不久，我妈妈到附中听英语课。妈妈是学英文出身，教英语是本行。但50年代扩俄语压英语，她改教语文多年。60年代反修斗争中，俄语、英语地位逆转，她转回本行。为熟悉业务，和两个年轻教师一起到附中听吴教师的课。
那天上课，妈妈和其他听课老师坐在最后一排。吴老师上课总是先做“每日三句”，惯例是同学自己举手上去做。但那天吴老师劈头就提问，张口就点名叫我回答，英国绅士一般，面露调侃笑容。晚上回到家中，妈妈对吴老师的英语口语教学大加称赞。
（二）高一班委选举及其影响
我进附中后新鲜而愉快的日子很快就嘎然而止。那是开班会选班委，汝小丁提名我当候选人。然后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时候，班上的同学我恐怕还没有认全，汝小丁是已经熟悉而且谈得来的少数几个同学之一。附中同学住校居多。我们俩都是骑车上学的走读生，放学回家走同一条路。从附中所在的三牌楼出发，经过虹桥、山西路、大方巷、鼓楼到鸡鸣寺，一路可以谈很多话。记得有一次，骑到鼓楼，谈话尚未尽兴。觉得从北京东路下坡冲下去太快了，就下车推着走，一路交谈，直到成贤街街口才分手。后来知道汝小丁的父亲是市委干部，到高一下学期他随父亲调北京而转学。我们迅速建立的友情，直接而单纯。
班主任是年轻的化学老师姚老师。他把大家的提名一一写在黑板上，再退后几步，看一看名单，略作沉吟，转身宣布：“每个候选人，自己报出身。”
汝小丁的提名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自认在班上是“外校”新人，缺乏“群众基础”。本来我对到附中以后可能遇到“政治考验”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附中是干部子女集中、红色政治色彩强烈的地方。但姚老师的“报出身”，仍然使我难以置信。我楞住了。没有退路：我既不能说我不参选，也无法躲避报“黑出身”。轮到我了，我站起来说：“我继父、母亲都是中学教师。生父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我为“避秦”而换学校，哪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俱在“马克思加秦始皇”治下。我对新学校的天真希望顷刻间冰消瓦解。
实际上姚老师的“报出身”并非针对我一人。轮到王咸了，他站起来说：“我父亲是南大教授，母亲是家庭妇女。”说完坐下。姚老师追问：“还有呢？”王咸只好再站起来说：“我大哥57年在北航当学生时划了右派，已脱帽。”显然姚老师已经研究了全班同学的档案，掌握各家情况的细节。
后来投票，我还得了六、七票。我本未指望当选，这时更奇怪怎么还有人投我的票。我对自己的定位完全改变了。记得当时麦纪玲和我同桌，徐捷坐在前一排，我们还经常一起开小组会，因此接触比较多。多年后，她们回忆，对我“高一到班上不久的时候”的印象，用的是同样的三个字：“不说话”。我九中的老同学，有几个和我通信，一个同学在信中写到：“听说你到附中变成另一个人了，整天不说话。”我不说话是因为，“报出身”使我觉得我像是纳粹时期身上总要戴着黄色六角星的犹太人。在新的环境、多半还陌生的同学中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我能敏感地体会到别人的好意，也会用自己的全部好意回报。但是在人群中我先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我真感谢向我表示好意的同学们。我真怀念和同学朋友一起的种种经历。例如：我们讨论课业，做题目（陈劲、蔣为民、王咸、张豫苏、周光浩……）。我们早起跑步、冷水浴、雪浴（陈光华、王咸）。我们夜登紫金山在山顶露宿（陈劲）。我们在山西路、杨公井、夫子庙的旧书店流连（蔣为民）。我们骑车远行访皖南新四军军部而败归（陈光华）。我们暑假自发去江宁陆郎公社住农民家同吃同劳动（周光浩），等等，等等。如果再加上高一高二两年其他活动中的交往，加上我们老三届的“同学”关系一直延长到文革和插队期间，我和附中一些同班或不同班的同学，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终身朋友。那是从附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甚至在我与亲近朋友的交往方面，那次班委选举也留下阴影，长期不散。举一个例子，是高二下学期发生的事。1966年4月15日到5月19日，我们高二和高三两届同学步行220里到盱眙县马坝公社，进行教改中的新实验，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在5月初举行。此前在2月的校运会上，我跑800米得第二名。按规则，各项比赛前两名进校队，参加市中学生运动会。学校让我们校队队员从马坝回南京参赛。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在五台山体育场参加比赛。在马坝没有正常训练，又出力干农活，伙食向贫下中农水平靠拢，因此比赛没能跑出好成绩。
在南京期间，张豫苏的父亲去世了。记得报上讣告说，张豫苏父亲解放战争期间任军分区司令，进城以后长期病休。我想去参加追悼会，但因为家庭出身而自卑。我不知道那是否会是军礼仪式，担心我去不合适。当时班上同学除了我们几个校队运动员，都在盱眙农村。我因不能从众而愈加情怯。犹豫再三，终于没有去。张豫苏是极其忠厚友善的人。据蒋为民说，张豫苏初中就拥有一部高步赢的《唐宋诗举要》，令老蒋“五体投地”。我们都属于那个一起做数学题的小圈子，我们也是课前课后老在一起谈笑风生的一伙。亲密朋友中，他有时被伶牙俐齿的同学调侃，而总是憨厚一笑。啊，我多么怀念那少年友情！
进校不久，我交过一份入团申请书。遵从惯例而已。我已经把团组织看作是异化机构。不过倒过来说恐怕更恰当：我觉得团组织把我看作是异化疏离对象。不记得我有过团员联系人，因而我无需做我厌恶的定期汇报思想。这也正好让我把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学习、读书、锻炼身体上面。多年以后听说，有几位女生团员曾经打算“帮助”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入团，但没有实施。今天我想，感谢她们关心，幸亏没有实施。在强调阶级路线的环境下，那必定徒劳无功，还会增添我的尴尬：不晓得如何应对女生好意，又没有本事敷衍“汇报思想、提高认识”。
（三）高一教改：教学改革
我进附中，正好附中开始进行教改。教改的动力，来自毛泽东1964年春节讲话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批示、讲话，涉及到：（1）教学考试方法：“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2）走出校门：“学生要下乡下厂，还要到军队当兵，不能死读书，要联系实际。”（3）革命化：“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学习马列主义，最重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
省教育厅朱之闻副厅长来校蹲点、试验、树样板，主持了附中教改。65年1月教育部定附中作教改试点。高一时，教改的主要内容还在课业教学和考试，到高二，思想革命化成为热点。主线是落实上述“最高指示”，培养革命接班人。
我们高一上学期的期中考试还是正规闭卷考试。记得高一上的期中考试后不久，我们开小组会。大家在五四草坪围成一圈坐定。还没有开始谈正题，陈晞光笑嘻嘻地对我说：“祝贺你英语考的好成绩。”我当时在班上还处于不说话状态，又是走读生，下午课后一去图书馆，二去北操场，然后骑车回家。因此对班上情况很隔膜，班上动态往往到最后才知晓，此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分数。但听她一说，我如释重担：我少学一年课本的那一道坎，看来是跨过去了。那大概是我在班委选举之后，第一个提升心境的好消息。后来才晓得，我只错了一个词，没得满分。而我不认识的那个词，是我没学过的那一册书上出现的生词。回家晚上告诉妈妈：“英语期中考试，你帮我补的语法，都考对了，我自己该背的单词，没全对。”“错多少？”“错一个。”“太好了！”妈妈由衷欣喜的神情让我感动。
以后的考试就多半采用开卷考试、写文章报告等创造性的方式了。高一下的化学期末考试，老师宣布不做闭卷考试，同学可以自己选择灵活机动的创造性方式，显示自己的学习成果。我一直不大喜欢化学，在教改的自由化环境下，一学期也没有认真下功夫，临考就动心思找捷径。我和蔣为民常常一起逛旧书店，也都对一些哲学问题感兴趣。记得曾看到一本贺麟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按照欧几里德几何的逻辑体系，把伦理学展现成公理体系。我们都为这样的理论建构所折服。考虑化学考试的课题时，我们想到刚刚学过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印象中，曾见到讨论其哲学意义的文章，和辩证法挂上勾的。不是有“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吗？我们俩决定共同做这个题目。我们查看了一些书刊。现在想来，当年不会太困难就可以在诸如“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唯物辩证法或自然辩证法的书中找到有关内容。我起草了文章，我在课堂上报告：“从辩证法‘量变到质变’规律看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蔣为民课后向我们小圈子同学如此描述他自己：“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手托腮，面带欣慰的微笑，就像老教授看着得力助手上台读报告一样。”等我做完报告，姚老师当堂打分，“老教授”及其助手两人都得了“优”。
高一下的物理期末考试，也不是闭卷考试。记得我做的是关于老式木杆秤的公开题，题目是老师指定的还是自选的，则没有印象了。题目大意是：给定一个木杆秤，有给定长度的均匀细棍秤杆，给定重量的秤盘和秤砣，要求在秤杆上标记显示重量（比如说1两、2两……）的秤花。这不能说是难题，但要花点功夫算。那时候代数刚好学了等差、等比级数。记得我用级数公式得出一个比较简洁的表达式，来确定秤花之间的距离。具体情况记不清了。这被认为是灵活运用交叉学科的知识，符合教改方向。这门考试我也顺利过关。
这里叙述这两次考试的情况，是想反映出那个教改的重要特点。这样的考试，否定了传统考试中出偏题怪题、以题海应试等偏向，不能不说有正面意义。但这种考试不一定能全面反应同学掌握知识的程度，或提供适当压力，促进同学努力学习。如果考虑到当时教学方式改革中的偏误，则缺陷就更加明显。
教学方式改革从反对“满堂灌”、教师“一言堂”出发，提倡启发式、学生提问、课堂讨论。然后逐步发展到以学生自学、“小小组”讨论为主，进而取代了以老师课堂讲授为主的正规教学方式。所谓“小小组”，由同学三、五个自愿组合而成，保持相对稳定，是自学、讨论的基本单位。记得高二下学期时，我和陈劲、陈光华、朱念慈组成四人“小小组”。学习的程序变成：个人自学，上课时“小小组”讨论（批评教改的人说：课堂像茶馆），同学提问，老师解疑、讲授。
我们高二数学是陶强老师教的。她是南京市著名数学教师，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的夫人。她在64年春曾请华罗庚先生来附中做报告，上课时也会不经意地提到她的朋友“华先生”，鼓励同学上进。我还记得推行“小小组”教学法时上课的情景。同学们以“小小组”为单位，或看书或演算或讨论，陶老师在课桌间走道巡回，不时停下来答问解疑。我看得出来，她一定是希望有同学问出对路子的问题，她好顺势向全班讲解。但同学一般哪有本事问出那样的好问题。陶老师就一圈一圈地绕着，态度殷切而无奈。一堂课下来，她实在没有机会作系统讲解——尽管她精通教材，熟知重点、难点，也满心希望全面讲授。陶老师以及像她那样的老教师，在教改中失去用武之地，无法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真是可惜。
因为减轻了课业负担，我确实有了更多时间泡图书馆。每天下午，去报刊阅览室浏览一下报刊，去书库的开放书架翻阅有兴趣的书，一直是愉快的享受。记得曾经发生过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年建国院南头那一排平房图书馆，最东头的书库是49年前旧书，封存多年。教改后，有一天，居然开放了。我至今不明白这件事怎么会发生。但我在那里自由翻阅那些盖着中央大学附中图书馆印章的旧书时内心的喜悦，现在依旧印象深刻。
不妨回顾一下文革结束不久，关于读书的一件大事。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出版。第一篇是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李洪林那时由胡耀邦调入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第二期发表了《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作者是曾彦修（署名范玉名，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那是党内改革派打破文化专制主义、推动思想解放的重大努力。
教改中图书馆开放书库，尽管只是短期的，仍然值得留下记录。
（四）高二当体育班委
进入高二，我有两大变化。其一，从走读改成住校。那是为了适应革命化的形势。记得高一下学期快放暑假了，蒋为民对我说：“班上有议论，走读生在家种自留地，天天晚上做题目到老晚。”我们不能落后于形势，在家走“白专道路”。于是我们几个同学都决定住校了。好在学校有足够宿舍，一申请也就批准了。
其二，我当选班委。班会上，从我的名字写入黑板上候选人名单那一刻起，我就低头屏息，尽力稳定自己——我没有料到又会被提名，只好提防再次遭遇难堪。老师没有要“报出身”。计票后，宣布选举结果，我心头一热，松弛下来。选举结果似乎和革命化的形势不合拍。班上团支部刚刚改选，贯彻红色阶级路线，由陈光华取代一位教授家庭出身的同学担任团支部书记。教授当时是被定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讲起来，我前半辈子经历中，恐怕仅有选班委是大体符合民主程序的：自由提名、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我相信没有人记录谁举手投谁的票）。新班委会中多数人都不是“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当选新班委分工，记得是陈劲当学习班委，关永琍当生活班委，我自报当体育班委。
我一直热爱体育运动。住校以后，每天早起跑步，很快就从北操场跑出去，到丁山（现在丁山宾馆一带，那时是小荒山），上山下山跑一圈。后来还发现，途中有一处十几米高的峭壁，要手脚并用，手抓树根或长长的野草，才能爬上去。我和陈光华、王咸等人每天跑完，再冲冷水浴。那年冬天，下了一场早雪。我和王咸用脸盆各装了一盆雪，到浴室把全身擦得通红，再用冷水冲。不过一辈子也只做过那一次雪浴。
王咸看了此文初稿后，回信说：“早晨跑步，洗冷水澡，雪浴都印象深刻，这些经历，受益终生。我记的是否受毛的‘体育之研究’的影响，如果是，此书值得一提。那时，阅过此书的人不多”。确如王咸所言，我们细读过毛泽东以笔名“二十八划生”发表在1917年《新青年》杂志上的《体育之研究》一文，而且身体力行。那是薄薄一本单印本，“内部资料”。我还记起一个细节：文中提倡冷水浴的一句话，“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那个版本断句成“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而不是把“足以”两字相连。于是，在那段时间，“冷水浴足”成了我们这伙人的口头禅黑话，要说谁犯傻出错，那就是“冷水浴足”。
我们热心践行此文提倡的游泳、登山。游泳不仅在游泳池，还到江（长江）河（金川河－护城河）湖（玄武湖）去，只差下海。登山还在山顶露宿。我和陈劲想体验露营滋味，按陈劲说法，“那时年少，头脑简单，心血来潮就行动。”星期六晚上不回家，各带一条毯子到太平门外夜登紫金山。我们熟悉山道，虽是第一次摸黑上山，倒也无惊无险爬高四百多米到主峰，在山顶碉堡中摸到平坦水泥地，倒头睡下。我们以为山上就我们两人，哪想到半夜里被宁海中学一帮连夜“打游击” 的同学打扰。他们用手电筒从碉堡枪眼照进来发现我们，满心希望我们是特务，再三盘问还不死心，直到其“追兵”呼叫迫近，才匆匆离去。山上蚊子多，我们夜里没睡好，一早就下山了。合王咸口气，两人独自夜爬紫金山，此事值得一提，那时，有此笃劲者不多。
高二寒假，我、陈光华、张豫苏三人商定骑车去皖南泾县访新四军军部。打算瞒着家里出发，留一纸条告知。但张豫苏临行前被他妈妈发现拦下。我和陈光华一天骑行二百多里，到繁昌进入山区，天黑下来。找路边亮灯的一个铺子歇下，那是一个豆腐店。我们在灶间铺草打地铺。那家人起早磨豆腐。我们到天亮起来，才发现只带了江苏粮票，在安徽买不到烧饼油条、任何食品。那时候各省有只限本省使用的粮票，出省应该换带全国通用粮票的，我们没有经验。只好打道回府。买豆腐也要票，但那家人让我们吃了一点豆腐豆浆再上路，我们很感激，多付了一点钱。
当选班委促使我改变在班上“不说话”的状态。为了不辜负“选民”信任，我也努力履行体育班委职责。甚至有过分之处。我和班长杨少阳配合，组织过几次晨跑活动，大家一起跑丁山。到那段峭壁前，我先爬上去，扣一绳索在树上，另一头扔下去，让同学抓住绳索攀援而上。多年以后才意外地听到一位同学说，那时经常被推动参加跑步锻炼，强度“令人痛苦（suffer）”。由此认识到，组织自认是“公益”的活动时，一定要强调自愿参加和自主掌握，不要让人有压力或超负荷。
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浪潮中，不少军体活动流行起来。下午在北操场，跑步、篮足球之外，多有扔手榴弹、练木枪刺杀和匍匐前进的。操场北边足球门后有一道砖墙，挡射门的球的。中央部分有两米多高，原地起跳，手够不到顶。两翼则大约一人多高。那天我和陈光华在足球门附近做体能训练，我一时兴起，想试试空手攀爬、翻越足球墙。试了几次，成功了。方法是：对着足球墙快跑，到墙跟前单脚起跳，以另一脚蹬墙上窜，两手搭墙顶，双臂引体向上，一腿侧举、以脚尖勾住墙顶，发力纵身上墙。我坐在墙上，满心欢喜，招呼陈光华上来。陈光华弹跳极好，是校运会跳高冠军。他试了几次，也成功了。我们坐在墙上，马上引起很多同学注意，争相模仿。几天之后，每天下午，都有许多同学练爬墙。男生爬高墙，女生爬矮墙，热火朝天一片。
常规运动项目中，我们班既有全校体育尖子，也有普及的每日早晨下午健身运动。那一年校运会，我们全力以赴，大面积丰收。陈光华、汪锦的男、女跳高，张传绵、朱琼瑶的女子中长跑，麦纪玲的女子100米，王咸的三级跳和跳远，我自己的800米，等等，都取得好成绩。其中好几个是校运会冠军，甚至打破校纪录。有的成绩是靠运筹取得的，如王咸的三级跳。王咸的百米跑和跳远成绩都很好，但没有把握能拿到名次；校运会有三级跳项目，是冷门，没有几个人练过。王咸机敏善学，大家商量，委以重任，他报了三级跳。我们几个陪他练习。蒋为民因为父亲是省游泳队教练，从小在体院见多识广，自然就当教练。按陈光华的说法，“老蒋当各项教练，样子都很像。”王咸只练了一两个星期，就掌握了要领，赢得第二名。跳远比赛中因为对手三次踏板犯规，王咸又幸运获得第二名。
回想附中年代，令我非常怀念的一幅场景是，那年头，那么多年轻人在操场上龙腾虎跃。
（五）高二教改：思想革命化
高二的班主任也是一位年轻教师，教物理的谭老师。开学不久，让大家写周记，反映暑假中思想革命化进展。那年暑假我们家最大的事是姐姐高考。她的考分够清华录取线，但一个学校都没取。高考招生办设在南师，托熟人打听，说是姐姐的档案放在四类，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大学调看她的档案。当年阶级路线的具体情况在网上已经多有披露，要点是：对考生“进行政审，分为四类：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第四类“不宜录取”实际上就是“不录取”。姐姐落榜，震撼我心。组织安排的出路是去新疆“支边”。她去了新疆。
我在周记中写了我对此的想法，大意是：解放前，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解放十几年了，劳动人民子弟在大学仍然比例不高，因此，多招收劳动人民子弟，少招收像我们这样出身不好的，是社会进步。
这是我在暑假中经过沉痛思索而达到的认识。我用“社会进步”作为对姐姐不公正的理由。在我，这是尽最大努力委曲求全，对事情作正面理解。到美国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和美国60年代民权运动中的一些思想、特别是“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又称平权行动）”的原则，有相通之处——因为历史上黑人被歧视，负面后果依旧存在，就在就业、招生等方面给予照顾，以期更快消除不平等。这叫历史性补偿。当然，上述阶级路线是政治歧视，与历史性补偿有本质区别。
班主任对我的周记的批语是：“还要提高认识。大学不录取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就是说，我姐姐不被录取，或者我将来不被录取（我深感难逃此命运），原因在于我们本来就不配被录取。我以后再也没有写周记交给班主任看。好在教改中许多正常程序被搁置，我的“叛逆性”悄悄得逞。
附中教改的特色是“思想革命化”，而革命化的核心是“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那是出自《人民教育》一篇短评的报道：65年7月20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他对侄子说：“毕业后你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就让你上高中，否则就不让你上高中。”朱之闻厅长、沙尧校长，一再要求同学们反复学习这篇短评，“树立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的思想”，说这就是“解决世界观问题”。
1964年附中高中毕业生方玉，南京大学教授的女儿，弃考务农，到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落户，被树为典型。从那时起，附中教改中的“革命化”就和“上山下乡”紧密联结在一起。每学期下乡劳动，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从市郊的十月人民公社，到江宁县陆郎公社（步行80多里），到盱眙县马坝公社（步行220里）。在农村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一两个星期，到四、五十天。在乡下，引导大家想：克服怕苦怕累怕脏怕跳蚤咬的私心杂念，立足农村干革命。回城里，发动大家又破又立：破“唯有读书高”、“白专道路”、“成名成家”，立“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每周花大量时间在政治学习上，在劳动上（既在校内，也走出校门——我们曾经定期到工厂、火车站、饭店等处干活）。这个人为制造的“愿意”二字难题把许多同学推入思想斗争漩涡，纠结苦恼。那是一个调子越唱越高、内容越来越贫乏的思想革命化运动。
其实另有动人心弦的电影书籍等，推动我们走革命道路。电影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甲午风云》，书籍如王咸提到的“影响我让我听毛的话的另一本书是‘Red Star over China’，49年前老爸买的，现在已丢失了。”我也反复看过王伯伯那本《西行漫记》。印象中，那应该是斯诺1936年访问陕北苏区后写成的英文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中文初版书（1938年复社版），想来是王伯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买的。那本书是中国革命理想主义史诗，当年曾引导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后来又激发我们立志献身革命。年青的心，天然向往崇高的理想。
还有一本书对我影响巨大，那是李锐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57年出版）。李锐在1959年庐山会议被整，此书后来只能半公开流传。认识于含英后听她说，她们一个小圈子的同学也曾经传阅并非常喜欢这本书。王瑾看了此文初稿后，回信说，此书对她同样“影响较大。我是到杨公井旧书店买到的。（曾照书中描述）到公园看书，训练专心，跑步，游泳等。”由这个小样本推断，此书曾经在附中被许多同学倾心阅读。我们不少同学是看了差不多的书，沿着差不多的路径走过来的。李锐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楷模。我特别醉心书中介绍的博览群书的情节：“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各种读书笔记……曾积有一大网篮”，“热烈地探求人生和宇宙的究竟”，等等。我在书上多处圈点划杠，写下“高山仰之（止），景行行之（止）”、“实行之”等批语。还有跑步、冷水浴、游泳、登山，我都曾躬行实践。
树立“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的革命世界观，始终没有引起我的共鸣。我渴望继续学习，不愿意弃考务农。我甚至已经选定理想的学校专业。因为我有色弱，按规定不能报理工农医等需要做实验、辨颜色的专业，只能报数学和文史哲等专业。我喜欢数学，但更想学相对论。那时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色盲色弱不限考。那是我知道我可以报考的唯一的数学物理类系科。因此北大数力系成了我的梦想之地。
我对“上山下乡当社员”的现实可能性有充分准备。我体力好，能吃苦。生活艰难并非压在我心头的负担。按照我的逻辑思维，如果给定充足理由，一个事业值得奋斗，那就无需犹豫，承担艰苦就是了。但是，按我读书所得和在农村所见，我并不信服“上山下乡当社员”满足“充足理由”的要求。
我对“愿意”二字难题引发的思想斗争，淡然处之。我已经不再写周记给班主任看，我和团支部“老死不相往来”。团支部书记陈光华和我在一个小小组，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锻炼身体，但我不记得任何时候谈过这个话题。在展示思想革命化成果的场合（例如班会），按惯例，我只需当听众而无需发言。因此，我有点像文革中所说的置身运动之外的“逍遥派”。
这样说，并不是说我超脱了那一场思想革命化运动。相反，从总体上说，我的思想被更广泛的、笼罩全国的革命化运动所蒙蔽。我相信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我严密注视1965年下半年以来，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等事态发展，已经“被发动”起来，要主动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
（六）文革初期活动及简略反思
清楚表明我当时思想发展状态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我是附中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央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大字报。轰轰烈烈的文革群众运动由此爆发，很短时间内，大批学校机关都掀起群众写大字报揭发本单位问题的高潮。
我们5月下旬从到盱眙马坝回校后，全国文革浪潮逼人，校领导一面维持上课，一面组织大量政治学习，但没有把运动引向校内。周边一些中学已经进入校内运动，附中一些同学觉得应该跟上形势。6月8日，由我起草，我们小小组（陈光华、陈劲、朱念慈和我）贴出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向资产阶级保皇派开火！”，内容是批判高二教我们化学的周兴发老师，指他是坚持老式教学方式、抵制教改的“保皇派”。大字报是午饭前贴出的。被那张大字报触发，一两个小时内，校园就贴满大字报。初期大字报，多是针对历次运动挨整的人，以及被认为落伍的老教师。
本来我是太清楚这么多年来我妈妈是怎样教书育人的了，我也很理解老教师在附中那样的教改中的尴尬处境。那时所谓“老教师”，很多只有四、五十岁。但我写出了那张大字报。我认为老教师已经不能适应形势，是要被革命淘汰的旧人。我因为家庭出身饱受打击。我写的大字报，对周老师，是同样的打击。不过，这次我是站在革命和党的路线一边，攻击被认为是运动对象的老师。我在文革运动中还写过其他老师的大字报，参加斗争当权派会议、发言批判沙尧校长、朱之闻厅长。这些事我都做错了。以前我曾在若干场合，对这些作为认错道歉。现在忆旧，仍然内疚。所以我在这里再作反思，提升认识。
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红卫兵很快把运动推向极端。他们揪走资派、批斗老师，殴打凌辱，也把斗争锋芒指向同学。8月初，贴出从北京传来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是“自来红”，出身不好的同学成了“狗崽子”。本来出身不好是指“黑五类”，而附中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多半来自知识分子（教授、工程师、医生、教师等）家庭，现在也一概定为“出身不好”。从此文革变成我们挨整被践踏的运动。
红卫兵勒令我们回家造反，写批判父母的大字报贴在家外墙上，让邻居都能看到。他们到一些同学家，抄家打人焚书烧画。高二乙、丁两班红卫兵召开批斗会，用皮带抽打多个同学。9月17号，把出身不好的同学数百人带到曾经去劳动过的陆郎公社，到社员家住下，每天围坐在社场上“挖烙印”（源自毛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出身不好”的同学每人挨个挖来自家庭的坏思想烙印，痛批自己“混蛋”。红卫兵和“二黄”（指出身不好而追随红卫兵作恶的同学）再加倍上纲、粗暴辱骂。有的同学被整得几乎精神崩溃。挖了十天，9月28号才返校。
我有一本66年下半年的笔记本，记录了我文革初期活动。8.3班上两个红卫兵“贴出题为《彻底埋葬修正主义的阶级路线》的大字报”，联系附中情况，批判“中国青年报的《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我认为其观点片面，“重要的是（他们）只谈一面”。红卫兵要所有出身不好的同学公开承认自己是“混蛋”，作为准许参加革命的条件。本子里有我8.12写的一段话，前后都用钢笔、只有这段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语气强烈，应该是受刺激而写。文中有一些拼音缩写，全文是：“坚决彻底地相信群众，信任群众。‘老子反动儿混蛋’。我有很多混蛋之处，但不全认为是混蛋。要干革命，现在是主要面。不管怎么样，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为共产主义贡献出一切。很多实质性的问题都还没有开始辩论，要准备这一场战斗。”
我拒绝承认自己的“混蛋”，还准备战斗。但笔记显示，后来我并没有在校内战斗，而是退避到校外。或许是出于谨慎明智，自我保护？我关注文革动态，天天到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看大字报，跑一些中学看运动局势。8.31记录：“北京来学生与南大等同学辩论，从七点到9.1晨五点”。又记：“和Kao约定搞各校运动简报”。Kao是我初中同学高谦民。我们一起到几个中学了解运动开展历程，采访被压同学。有一次找一中一个被校领导发动全校批判的宋同学，他说在校内被校长爪牙监视，约我们到白鹭洲公园谈话，像地下党接头一般。
笔记本中间夹有一纸条，内容是：“R.T.速去我家。谈谈今天下午学校里的情况。陈劲9.8晚”。所指“情况”是红卫兵批斗殴打同学。
那天我在校外活动，回家看到书桌上陈劲留条，去他家，听他讲事件经过。我们愤慨痛心，判断整人局势还会恶化。
过几天我接到通知，要下乡“挖烙印”，出身不好的同学必须参加。我知道此关难过。我无计可施。于是去找陈光华，他是那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我说：我和几个外校同学天天到各校看运动，一中、十中等等，想继续这样参加运动，编中学文革简报，能不能不下乡？他同意。我躲过这一劫。
躲过初一，还有十五。“挖烙印”的同学回校后，红卫兵贴出通令，点名若干“黑五类”子弟包括我，定时去北操场集合。我按时前往，我的同班同学Y在树荫下站定，让我们在似火骄阳下站成一排，听他训话。他宣布为我们专设“红外围特别班”，勒令我们天天去报到，“补‘挖烙印’的课”。喋喋不休一小时训话，挨个痛骂每一个同学，主线是：“你们这些‘狗崽子’，首先要承认自己是‘混蛋’，通过狠挖‘阶级烙印’，争取不当‘混蛋’。你们要甘当‘混蛋’，我们也不允许！红卫兵会帮你们‘触及灵魂’！”我们当然很清楚“触及灵魂”与“触及皮肉”的辩证关系。此事几年前我曾写入一篇反思文章，其中有陈光华为整同学道歉的内容，请陈光华转发给Y，意思是，我们一起翻过历史那一页吧。Y回应说，不记得我说的情况了，“当时认为他思想太复杂，看那么多哲学书”。这句大实话让我具体了解当年现实面对的指控。在“挖烙印”中被定为“思想复杂”，绝无可能轻易过关，一上纲，“封资修徒子徒孙”之类的帽子现成，我若依秉性去分辨理论，“死路一条”。
到10月1日，形势陡变。《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公开批判“资反路线”，接着有一些“中央首长”（特别是陈伯达）讲话，把“血统论”对联列入“资反路线”。我没有去“红外围”“补课”，不几天它就宣布解散了。大串联在全国热火朝天，但校内还存在红卫兵不许非“红五类”同学串联的禁令。我想突破，和蒋为民商量，一起去找以前关系挺好的高二丙班吴芸生，红卫兵“八一战斗队”的头。吴芸生依旧友善，为我们开了串联证明。后来他的战斗队（还有其他一些干部子女）加入了批判血统论阵营。我们回家要了钱，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班上同学闻讯立马找我们，说是要有福同享，路条共用。到晚上，聚集了班上男生女生十来个，从下关乘轮渡到浦口火车站。大家已经在站台等车了，还有人担心会有红卫兵来查出身，把我们卡住。到北京一看，简直天翻地覆，中学生到哪里都畅行无阻，乘车不要买车票，接待站不要证明。我们不再低人一等。10月18日，在长安街，人人都是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但在我们心里，界限分明：我们把鼓吹对联掀起八月“红色恐怖”红卫兵称作“老兵”，或者是“阶级斗争红卫兵”，而受“自来红”压迫、在批判“资反路线”中挺身站立起来的，则是“路线斗争红卫兵”。这两个概念有普遍意义：文革史中通常统称为“红卫兵”的中学生组织中，多半存在如此对立的两派，至少在有高干子女云集的重点中学的大城市是这样。
我和蒋为民、王咸、陈劲、周光浩从北京到武汉、长沙、杭州、上海串联一圈，回来成立“换新天”战斗队。十来个高二乙同学加入，天天一起学习讨论、写大字报。后来因为支持江苏省“1·26夺权”，我们和观点相同的同学、特别是高三丙同学的造反队，联合组成“井冈山”战斗队。
我们批“资反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批判血统论。论战中，老兵的代表作是高三乙刘迎胜的“试看明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自来红”霸气凌人；我们这边的代表作是高二丙高惠敏的“高干子弟与资本主义复辟”，批判特权制度弊病鞭辟入里。现实是严酷的：后来，老兵纷纷参军，我们几乎全下乡插队。再后来，在招工、招生中，干部子女（只要父母不是文革批斗对象）都占先机。党的阶级路线、领导人的私心，保障了干部子女的特权。制度性的干部特权在文革中、文革后一直延续下来。
差不多两年期间，在我们三四十人的小组织“井冈山”战斗队，意气相投的同学一起“关心国家大事”，学习、读书、交流，打篮球、游长江、登紫金山，甚至扒船扒车游庐山、黄山。我们追求纯粹彻底的革命目标。我负责“井冈山”战斗队的教改批判组，和王咸、徐捷几个同学多方收集资料，包括“向上挖根源”找朱之闻厅长和支持他的省委刘顺元书记面谈调查，编写了“附中教改大事记”，硬把教改定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我们参与了社会上两派斗争（“井冈山”属于江苏省更激进的造反派组织“红总”），“追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投入“揪军内一小撮”，参加多种集会、写文章、拎浆糊桶上街刷大标语。我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最初的思考探索，广泛收集造反派报刊资料了解历次政治运动内幕，关注清华“井冈山”“团派“与“四一四”两派论战，阅读马列著作，追问社会弊病根源。我们短暂地挣脱“阶级路线”枷锁，打破“自来红”血统论压迫，在那一特殊的权利真空状态中，得以按自己的意向和判断，自立自主行事。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井冈山”战斗队在队部小楼（东二楼）前合影，我在后排左三。
当时没有认识到，我们是被裹挟而走在毛泽东的革命道路上。是的，我们反抗“自来红”血统论压迫，是正义的。我们批判官僚腐败和（当时以为是）“封、资、修”导致的社会弊病，其中有正确的成分。但是，我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主动追随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从根本上错了。
“根本”的错误，是把谬误认作真理。文革指导思想——阶级斗争，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全面占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当时我以为是真理。这些文革理论观念与我现在认同的普适价值——人权、自由、法治、民主、平等、社会正义等等，完全悖离。
经过长期而艰苦的跋涉，我才走上正路。这里只能最简略地描述其要素：
——插队的底层实践。农民终年辛苦，缺吃少穿。耕作场景与两千年前睢宁汉墓画像石上所绘图像，简直一模一样（见下图）：有人使牛拖犁耕地，有人随后撒种，有人荷箪食。我们看到基础层面的真相，进而探求“革命”的本质含义。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有了根基。我们认识到，在如此落后的穷乡僻壤推行反资反修的革命，不能为民众消除贫困、增进福祉。
——林彪事件。它使神坛圣主形象轰然坍塌，我们从迷信中觉醒。
——油灯下读书思考。我们在农村一直尽力找书读书。附中同学乐于传书，也长于弄书。林彪事件后解禁了一批书，我曾经从重新开业不久的杨公井旧书店一次背了二三十本书回乡下。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到法国启蒙思想到德国古典哲学到英国古典经济学，中国通史、世界简史，我们一点一点啃。从中我们领略人类的思想精华。
睢宁双沟出土汉墓画像石，下部有牛耕图。睢宁离我们插队处不远。
写作此文时，翻阅旧日记笔记本，察看思想发展历程。看到1972年5月间写的几篇札记，或可作醒悟的标志。文中写到：“真、善、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仁，礼，人权，……历来人们提倡、崇尚、追求的目标”，是“人类思想财富的宝库”中的“思想结晶”。进一步，把历史演进路径概括成：“社会进化，人也发展，普遍性观念得到越来越大程度上的实现。”这就是说，那些源远流长的“普遍性观念”，是我们要继往开来、渐进逼近的理想。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引领文革大潮。六年后，我在农村，对那篇社论所揭橥的文革教义，做叛逆性转向。可以判断，至此我已经与当时正统意识形态分道扬镳，服膺人类普适价值观念。
结语
我在高中待了四年。前两年，从1964年秋入学到1966年6月，完成了高一、高二的学业。后两年，文革中，在校停课闹革命，直到1968年10月去苏北泗洪县插队。至今还保留有入学初、离校前的两张照片，片中人神态迥异。入学时十六岁的少年，稚气已脱，专注沉郁地凝视前方。下乡插队前，告别南京时，二十岁的青年在长江边上显得自信乐观。——我想，那点底气，委实要归功于在“井冈山”同伴中度过的两年。
那段经历，一方面，不堪回首，我希望任何人都再不会遭受那个时代的磨难，另一方面，不虚此行，在这四年中，有追求，有友情，有欢乐，还有文革中的迷信盲从犯错。那四年酝酿了后来的觉醒，其后几十年中，我的思想发展脱不开对那段经历的感悟。晚年回顾，最珍惜的是：在看似无望的处境中没有消沉而放弃向上的努力，当年相伴而行的朋友们。
任赜
2014/11/20初稿成
2023/2/16增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