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
——却顾所来径，曲行纡馀。陟彼高冈，若与白云期。
忆旧集之二（初中篇）
在课业考试与政治考验中
（一）
1961年我从底层小学太平桥小学考进重点中学九中的初中，是一大提升。这一点，我在开学第一天就领会到了。
第一堂语文课，老师开口就说“我们做一个小测验”。那就是所谓“摸底测验”吧。我一看题目就傻了眼。很多题目涉及汉语拼音，要根据汉语拼音写汉字，或者为汉字标注拼音字母和音调。我在小学没有学过汉语拼音。
幸好当时很多作业本的封底页上印有汉语拼音字母表与“玻坡摸佛ㄅㄆㄇㄈ”那一套注音符号的对照表。我刚上小学时就学过玻坡摸佛，碰到生字一直用它确定读音。幸好那时也开始学英语，认26个英语字母和国际音标。于是我一边记英语字母和音标，一边把它们通过注音符号映射到汉语拼音系统。幸好二者发音多有相似性（特别是辅音），等学完26个字母，我也无师自通，掌握了汉语拼音的基本要领。过两个星期，下一次测验，就过关了。
其实，身为“南京大萝卜”，使用汉语拼音有很多麻烦。我一般分不清n和l，en和eng，in和ing，常常不知道该用z/c/s还是卷舌的zh/ch/sh，还会碰到其他发音混淆。比如，要用汉语拼音正确拼写“曾经”（céng jīng）、“沉浸”（chén jìn）、“沉静”（chén jìng）和“澄净”（chéng jìng），对我是难题。现在，用汉语拼音输入法写文章（我眼下正在做此事），输入一些字时，我经常要用“试错法”倒腾好几次。
班上同学中很多来自九中附近的好小学，长江路小学，大行宫小学，逸仙桥小学，等等。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很快了解到，他们小学教的东西比我的小学所教的多得多。这并非意外，但构成压力。那时候大概是智力、个性发展的开窍阶段，我很不愿意落后，一心想尽快补上。
全国形势改变了。1961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力图挽救大跃进失败的严重局面。学校的气氛也跟着变了。学校认真抓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教学、家庭作业、测验、考试等每一个环节。家庭则一如既往，尽最大努力为我们好好学习提供条件。妈妈安排，姐姐她们在小房间共用一个大桌，我在卧室有自己的小书桌；又把书桌上面暗淡的白织灯换成明亮的日光灯。
进入中学，我的一大长进是意识到学习方法的重要性，很快把自己调理成像是安装了有效程序的学习机。程序的要点，是按老师的要求做，看课本，做作业，预习，依次运行。虽然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但我大体上把课业学习交付给学习机程序。真正的自我，心思所在，是看“课外书”，从中外小说开拓到各类文史及科普作品。
课业的学习在频繁的测验、小考、中考中前进。第一学期的期终考试，六门课程，语文、代数、英语、历史、地理、政治，我考了五门100，一门98（地理）。在注重考分的环境下，那是轰动全校的成就。第二学期开学典礼，安排我，一个初一学生，做大会发言。当我站在后台，看见下面黑压压的人群，觉得唇干舌燥，心跳激烈，胃部疼痛。总算按讲稿念完，面红耳赤地下台。当然，是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
（二）
初一时最爱好的课程还是语文，喜欢写作文。语文老师徐昭学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刚从师专毕业，高个子，年轻帅气，教学认真，待同学热忱。初一下快结束时，读了郭沫若一本文集中一篇纪念闻一多的文章，书名、篇名都记不得了。我读后生感触，导致思想发生变化。郭沫若赞扬了闻一多在研究《诗经》、《楚辞》等古典文献方面的重大成就，大发感叹：闻一多那种创造性的才能，如果用在科学、工程方面，会对人类做出何等重大的贡献！我读了这篇文章，联想到，我自己是否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数理化上，以求为社会做出具体的贡献呢？那个年龄的孩子，恐怕很多人都接触到人生目标的问题。当时我们要写周记，给班主任看。我把这些感想写进周记。
徐老师看了那篇周记，约我到校园里坐在石凳上，谈了很长时间。徐老师说，他高中时候是想学物理的，因为家庭问题，没有能上大学物理系，上了师专中文系。他仍然热爱物理，现在也爱好中文。他鼓励我继续喜爱文学，又赞同我把重点转向数理化。这是第一次有“大人”、师长这样对我推心置腹地谈心、鼓励。我非常感动。
徐老师自己的生活很快就发生了重大转折。有文件下来，徐老师的师专学历不适合再在九中任教，要把他下放到江宁县禄口镇去教小学。当时那是遥远的乡下。学校召开了欢送大会。另一位和徐老师同时从师专分来九中的老师选择了退职，回浙江老家去。校长在欢送会上对两位老师的工作都给予赞扬，对他们去小学任教和回家乡两种选择都给予肯定。我们班的同学则连续欢送徐老师好几次。在教室开欢送会，到玄武湖划船，到中山陵游园。下一学年中，碰到周末，徐老师从江宁回南京，班上还会有七八个、十来个同学，相约去徐老师家看他。他家在四牌楼街，南工大门斜对面的居民楼。从二楼他家窗口看出去，隔街就是南工的教室楼。那边常常传来音乐，窗口闪过人影，是大学生开周末舞会。我们这边欢聚，聊天之外，嬉闹唱歌，热闹不亚于那边舞会。徐老师时常得提醒我们不要太吵，干扰邻居。
初二开学，我们的班主任又是一位新老师，王才富老师。那一年九中从师院分来两位数学老师，王老师和毛老师。妈妈说，他们那一届高考时，上级有精神，要招一些最好的学生进师范，充实教师队伍。因此师范学院“截留”了一些高分考生。王、毛老师都是这种情况。王老师当我们班主任，教几何。
我很幸运，就在我想要多学点数理化的时候，初二的课程，数学是欧几里德几何，物理是牛顿力学初步。这就打开了大门，让我同时进入人类创建的最伟大的逻辑体系中的两个古典大厦。很多大科学家、数学家都提到他们最初接触到欧几里德几何时感受到的心灵震撼。那确实是迷人的。王老师是锐意进取的数学老师，不仅在课堂上清楚而生动地讲述了必修内容，而且布置难易程度不同的课外题，对有兴趣的同学另作辅导。初二一整年，我跟着王老师，以做几何题为最高乐趣。
王老师也是一个热心的班主任，和同学交往很多。我们一些同学周末也会到他家聚会。记得那是传统的一进一进的老房子。王老师接待我们的房间里，挂着一幅中堂，样子挺古老，行书体五个大字，“诗成天改宵”——当时认为是这五个字。刚刚去网上查，得陆游《航海》诗中两句“歌罢海动色，诗成天改容”，小时候认错了。虽然还远在文革“破四旧”之前，那年头已经很少看到有人家挂古董条幅。当时联想，王老师可能有国粹家传。开班会时，他会熟练引用一些励志的诗词格言，比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若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等等。边说边写，写满一黑板，擦掉再写。
对物理的兴趣要到初三才达到高潮。我们家订有《人民日报》，妈妈特地为我们订的，希望促进我们思想进步，也开阔眼界。记得初三时看到上面刊登的胡宁的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这是我通过《人民日报》打开眼界的一个实例。为写此文，去网上查了，那是1964年1月21日，题为“狭义相对论里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的文章。胡宁是北京大学教授，理论物理学家。那篇文章为我开辟了新天地，或者说，让我一下子被吸进相对论的“黑洞”。我遍寻图书馆、新书店、旧书店，搜集关于相对论的当时可能见到的科普性书籍。到高中时我有十来本深浅程度不同的相对论书籍，插队时还曾带下乡。那是自己一个人的探索，罗伦兹变换，空间－时间四维连续体，……，我一点一点理解那些概念、公式。有所得，会掩卷叹息，觉得是在感悟宇宙的奥秘，领会人类理性思维的美丽。也就从那时起，建立了对爱因斯坦的持之一贯的尊崇。
当时各门课程都抓得很紧。几乎每堂课一开始，老师都会说：“拿出一张纸，做小测验。”测验的内容多半就是前一堂课的重点，如果认真复习、预习，不难对付。问题是，每门功课，天天如此，外加五天一小考、十天一中考，还有期中考试。初二结束前，我写周记总结，说“我们每天在测验和考试中度过。”王老师在班会上引用此话，以为是大实话。到初三，成了毕业班，课业负担更重。
在这个过程中，我扩展了身上的“掌握知识”学习机，增进其“答考题拿高分”的功能。学生不得不适应学校体制环境。回想起来，一方面，那个“学习+考试”多功能机器的效能挺高，一些学习考试技巧我后来一直沿用，另一方面，我内心抗拒降格成为机器人。我喜欢解数学、物理题（那是挑战与享受），也充分了解以题海战术对付考试的有效性。但是我讨厌僵死、机械的应试教育，反感束缚人、桎梏人的灌输、背诵式教学。我相信好奇、兴趣、主动探求是学习知识的基础要素，更是提升心智的本源动力。
（三）
我每隔几天就到学校图书馆一次。图书馆老师（我还是叫她阿姨），仍然给我特殊待遇，我可以捧一摞书回家。图书馆的书并不都开放，能看的书，是在党划定的范围内，从初一到高中，一步一步缩小。最初多看小说文史类的书，从鲁迅、高尔基起步。那时候，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普希金）和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受高度赞扬，也有一些欧美巨著（狄更斯、雨果、莫泊桑、马克·吐温、惠特曼）被肯定是“有进步意义”，还在流行的中国“老作家”的作品有老舍、巴金的小说、曹禺的剧本等等。我被潮流引导读这些书。又受兴趣驱使，读福尔摩斯和苏联反特惊险小说，记得很喜欢一本苏联反特小说《短剑》。自己的文学鉴赏水平还在初级阶段：欣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觉得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平淡，被狄更斯《雾都孤儿》感动，但奧斯汀《傲慢與偏見》那种世俗风情的故事则一直读不下去。
在泛读中，也开始作“延伸阅读”，就是追踪一个作者的作品，一篇一篇读下去。读鲁迅，从《呐喊》到《彷徨》到《朝花夕拾》，但是看不懂他的杂文。要到后来了解更多社会背景，才能理解鲁迅的犀利深刻。读郭沫若诗集《女神》，喜欢那磅礴气势。妈妈尊崇鲁迅，很高兴我读鲁迅。她了解一些文坛掌故，告诉我，鲁、郭曾有激烈笔战，鲁骂郭“才子加流氓”，郭曾批鲁“封建余孽”。这更加强了我读鲁、郭的兴趣。读了郭沫若的不少历史剧，从《屈原》到《蔡文姬》，再后来把他的其他著作，包括在历史、甲骨文研究领域的著名文论，也囫囵吞枣，翻阅一过。上文提到我思想发展受郭沫若一篇文章的影响。我读那篇需要更多文史知识才能理解的文章，就是因为延伸阅读郭沫若著作所致。读茅盾，是先看了《林家铺子》电影，再看小说集《春蚕》，再读《子夜》，和更早的《蚀》。
周末按老习惯去家对面的南京图书馆，那里书比九中图书馆多。阅览室门口有展示新书的橱窗，我看到好书，就抢先去借阅。
初二开始逛旧书店，那时旧书店有很多图书馆里见不到的书，例如民国时代出版物。买过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繁体字竖排本，长期放在枕边。热心数理以后，买过一些老教材，例如《范氏大代数》，抗战时中央大学附中在重庆就用的美国教科书，程度远超我当时课本。买过一本严济慈早年写的《几何证题法》。一次在夫子庙旧书店看到一套两本的《初等代数专门教程》，苏联教科书，供师范学院学生准备将来教学而精研初等数学用的。二手好书卖原价，我从口袋掏出多日积攒起来的一大把硬币，小店老板数了半天，收齐1.20元。这些书我一直用到高中。我相信，我自己研读这些书而领会的数学，非题海作业可达。
原主1957年买此书。R.T.是按威妥玛拼音法我的名字Ren-Tse的缩写。
也在家里翻找，意外发现了《圣经》，中英文本都有。我外公是基督教牧师，妈妈兄弟姐妹六人一直在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从小学起就有美国老师（基督教徒）教课。妈妈见我读《圣经》，告诉我，《旧约》就是犹太人的历史，《新约》是基督的历史，你就当历史看好了。妈妈好像是为我读《圣经》提供正当理由，撇清与“宗教迷信”的关系。我也真把它当文史著作读，印象深刻的是，犹太先民历史展现的原初质朴人性，大为惊讶的是，爱情诗集《雅歌》坦率表露的热烈情感。《雅歌》语言直白，超过我读过的浪漫诗人的抒情诗歌。
在家中还找到妈妈的学士论文印本。抗战时福州沦陷，福建协和大学搬到闽北山区邵武，妈妈在那里读了英文系。论文题目是《Dragon in Chinese Literature（龙在中国文学中）》，英文中插入不少中文引文。记得第一页上就有引文：“初九，潜龙勿用”，用毛笔手写，插入英文打字文稿中。妈妈告诉我那是《易经》的第一卦。那里面的英文我看不懂，中文古诗词我也多半陌生。但我喜欢那个论题。我把那本论文收在我的珍贵藏书中，心想总有一天我能看懂。文革中，红卫兵到我们家抄家。尽管妈妈一再告诉他们，“那是我儿子的书架”，他们照旧抄遍我的书。《圣经》、那本论文和一些其他书籍从此遗失。
（四）
我思想的发展还有一条线索，和全国政治形势连在一起。回想起来，有三件标志性的大事：
——1961年10月，苏共22大，中共、苏共公开分裂，中共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式展开。
——1962年1月，中共七千人大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依此吹响阶级斗争号角：“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1963年3月1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反修斗争既是意识形态斗争，又涉及民族主义。我的思想在这两方面都“被激动”。中央台播放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比如《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九评”），都是凌晨开始。我按时在半夜爬起来，听国际歌播放之后，播音员夏青、葛兰以激越的语调朗读那些“雄文”。我以为从中学到真理，学到昂扬斗志，还学到文采。卷入这种狂热的，并非只有我一人。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年长的人，程度不一地，多“被革命化”。保持清醒者只有少数人，而且这少数人还被严厉镇压。这直接联系到后来的文革大灾难。
我也热情投入“学雷锋”运动。“为人民服务”，舍己为人，助人为乐，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种种美德准则，全都尽力遵循。当时的社会风尚确实有理想主义的一面。记得前几年回南京，我都过了60岁了，上公交车，还是习惯性见人就让座。让座过后一看，那人显然比我年轻（当然他可能看我显然比他年轻）。但我在一个方面一直有保留。那就是雷锋所说，做党的“螺丝钉”，或者刘少奇所说，做党的“驯服工具”。不过我把这种异见深埋在心底。记得有一次妈妈曾发过议论：“‘驯服’两字是用在动物身上的，怎么能用来说人呢？”妈妈对我们说话从来很“正统”，这是少有的例外。显然，在她心底，人格至高至尊不可弃。多年之后，我们在泗洪插队，回南京时，很喜欢到王咸家去，和他爸爸，南京大学历史系王栻教授王伯伯聊天。王伯伯是一二九时代清华的学生，后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文革中被闲居，和我们交谈，既关心当下政治，又饱含史家睿智。我们在乡下干活读书，回南京东奔西跑听得满耳小道消息，向老人汇报，发率直议论。有一天谈到兴头，王伯伯手持烟斗，笑指我和于含英说，“你们心底，都有叛逆性。”那是第一次一位尊敬的长辈以赞扬的口吻点出我们的“叛逆性”。回想起来，这点“叛逆性”也是从小就有的。
“阶级斗争”对中学生的影响，是逐步发展的。初中时理解的阶级斗争，多半来自“杀人放火偷稻种”的故事。那种阶级斗争指向外部敌人。到了高中时代，重点转向意识形态，转入思想领域，阶级斗争似乎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心里进行。到文革时期，则不仅涉及“老”的阶级敌人，还升格为斗“走资派”、“路线斗争”，中学生冲上斗争第一线。强调阶级斗争也导致“家庭出身”、“阶级路线”愈益成为生活中的突出事项。
回想起来，我们初一、初二时，家庭出身因素还处于“潜伏”状态。班上各种家庭出身的同学一般融洽相处。我装矿石收音机是跟张旺胜学的，他是部队干部子弟。他到我们家来，我们一起爬房顶，树杆子，拉天线，调线圈，一直到耳机响了，握手相庆。他再进一步装半导体收音机。我动手能力差，就此止步。汪渤海转到我们班，和我同桌。他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汪渤海上课不喜欢听讲，喜欢埋头干自己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写讣告。“某某某同志，上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军杰出指挥员……”，今天写一个上将，明天写一个中将，虚拟的名字，编造的生平。他对讣告的格式、措辞，有充分的知识；我根据我看《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之所得，对将军们的生平经历，也能提供修改意见。比如，一个出自红二方面军的将领，出生地放在湘鄂西洪湖一带为好。他乐于采纳。我们渐渐无话不谈。他是第一个告诉我“许世友在延安打过老毛耳光子”的人。那时候，“老毛”这个称呼，平民子弟是不会说的，干部子弟，如果父辈不是红四方面军的，恐怕也不会说。
初二开学不久，新班主任王老师带新班委开会，我是学习班委。他向班干部们一般性了解班上同学的情况。记得谈话中间，他好像我不在场一样，发了几句评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班有几个‘小大人’，都不多说话，眼睛里有很多这个年龄的孩子没有的东西。”我是其中一个。这是间接接触到家庭问题了，隐含的意思是，这些同学有家庭包袱，心理负担。我并没有感到他有批评我的意思，但还是赶紧说了几句“多和同学谈话，加强群众关系”之类的套话。王老师也参加了班上同学在徐老师家的聚会。两位老师之间可能有交流。不久王老师和我谈话，讲了几句惯常话以后，就谈起他的一位同学：因为家庭问题，没能上大学，安排在街道煤基厂。南京人把蜂窝煤球叫煤基。“他每天为了社会，为了自己生活，坐在小板凳上打煤基。但他晚上还看书、学习……”王老师说的“坐在小板凳上打煤基”的景象使我脊椎发凉，但我体会，他的本意是鼓励我在逆境中坚持不懈。
初二时班上开始有人加入共青团，都是满15岁、没有家庭问题的好学生。几个新团员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满15岁之前，团员同学和班主任老师都让我写入团申请书。当时大家都要求进步争取入团，我也不例外。但我碰到大难题，因为要求我详细写“对家庭的认识”。和妈妈商量，妈妈说，她提供爸爸履历，让我抄录，我自己再加上对反动军官的认识。
这样我就第一次知道爸爸的生平。父亲高毅1930年代曾在南京、上海参加左翼话剧戏剧活动，和赵丹、吕复等人熟识共事，且是亲密朋友。抗日战争爆发，他参军，长期是黄维将军部下的文职军人，在昆明，在武汉，有军衔，最后是少将。“镇反”运动中，他被判劳改七年。
抄写资料时看到（小时候妈妈聊天时也零星对我们说过），爸爸与赵丹等十人是“结拜弟兄”。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爸爸去世后，孃孃去处理后事，取回遗物等等。那地点在安徽，58年大跃进中劳改农场建的钢铁厂。孃孃回来后，我旁听到她说，她看到还有大字报批判高毅言行，有高毅说过“我当年认识蓝萍”的内容。劳教干部也对孃孃提及此事。抄资料时，我已经在书中读到过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界赵丹、蓝萍等人的一些事情。但我完全不晓得此事的严重意义，文革后才理解，说“我当年认识蓝萍”，足够死罪。
妈妈提供的文本有十几页，恐怕是历次运动积累而来。我摘要抄录了爸爸的履历，也有好几页纸。另外加了更长的批判和“认识”。写的时候我是既认真，又惶惑：爸爸的履历，组织都知道，我只是把妈妈提供的记录再抄一篇；对一个我两岁起就没见过、没有任何直接印象的人，我能如何“认识”，如何“肃清影响”？把申请书写好交上去，我如释重担，大松了一口气。我并没有抱希望。我姐姐已在高中，尚未入团。我只是走过当时该走、“被”走的一步。
回想初一、初二时期，虽然阶级斗争在最高层的推动下一波一波展开，我们初中学生还未被波及。两位班主任徐老师、王老师，都是关心同学，注意观察同学，善意提供帮助。他们没有在班上推行阶级斗争，或者以家庭出身为难学生。这真让我怀念感谢。
（五）
升到初三，形势变了。9月初开学，10月1号就是国庆。那时国庆游行的检阅台在新街口。九中少先队领到的任务是坐在新街口广场一圈，到游行结束时，起立欢呼雀跃，放气球，放鸽子。前两年参加过国庆活动。还记得市长彭冲带领少先队员呼号：“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把“奋斗”发成“hundou”。我妈妈是福州人，我立即听出那熟悉的福建腔，f音发成h音。回家一问，彭冲果然是福建人。对参加1963年的国庆活动，我以为会依旧循惯例。
那天开班会，新班主任、化学老师盛老师，一位中年女教师，先说明了国庆活动的任务，然后说，“现在宣读参加国庆活动的同学名单”。她读了长长的名单，但是，没有读到我的名字。我的学号是13，等读过了我的学号而没有报我的名字，我开始犯疑；等到读完名单，仍然没有我，我就认为老师一定读漏了。我举手想发问，老师眼睛躲着我。我想，我是班长，国庆全班活动怎么可能没有我？我本来按标准肢势举手，胳膊肘放在桌面上，小臂竖直。这时我就把全臂伸直，举过头顶，希望引起老师注意。老师仍旧不理我。我突然明白了：确实没有我！我的手垂下来，我的头低下来。四周同学转头看我。我听到议论声蜂起。但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会后刚好是我所在的小组值日打扫卫生：把椅子放到课桌上，洒水、扫地、擦黑板、抹窗框，等等。全班48人，分6天值日，每组8人。我们这组同学中，还有另外两人也是不上名单的人。这一看就清楚了：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打扫完卫生，我们三人在教室前，靠着黑板，交谈几句。在场同学谁都一目了然：我们垂头丧气，如同霜打过的秧苗。
我当时并不清楚，把出身不好的同学排除在国庆活动之外，究竟是按上级指示办事，还是本班独创。但我想不通，即便不让我们去，老师也可以用温和一点的方式处理，何至于要如此公开处置几个并无过错的年幼学生。而我在其中是更难堪的，因为我刚刚当选为班长，还准备要为国庆活动出力。
当天吃晚饭时，家里在九中的三个孩子，姐姐高二，我初三，妹妹初一，都灰溜溜的。妈妈问情况，原来国庆活动我们都没份。妈妈很生气：“岂有此理！难道我的孩子会在游行队伍里搞破坏吗？”大家在沉闷中吃饭。食而不知味。
显然九中各班有统一部署。不过我老是倒霉，总会落到最坏的处境，这次又是如此。她们两人都只是班干部个别通知一声，别的同学并不知晓，自己难过一阵，就过去了。但我还遇上后续事件。过了国庆不久，两个团员同学到我家来，和我谈话，他们一直是我最接近的朋友（以后也是朋友）。他们显然事先商量过，话说得委婉，意思很明确。大体上是两点：其一，不让我参加国庆活动是对我的政治考验，班主任和团支部共同决定的；其二，我的表现辜负了团支部的期望：打扫卫生以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表示对团支部不满，是不对的，要提高认识。
我很惊讶：没有想到他们团支部参与了此事决策。我很困惑：如果是有意设置的“政治考验”，究竟要我如何表现才能被认可、通过？记得我心底委屈、态度低沉地回答他们，大意是：其一，不让我参加国庆活动我想不通；其二，我和同学那场谈话是自然形成的事件，不是与团支部对立，我们半点没有谈到团支部。
我的回答显然出乎他们预料：我没有接受他们从代表组织的高一等地位提出的意见，我的想法与他们要我“提高认识”的要求完全不相容。谈话是在我家里进行，家人就在隔壁房间。局面很尴尬：我们既不能提高嗓门争辩，也没法再谈下去。多年的朋友关系是双方都爱惜的。我沉默地送他们出门。按以前的交往方式，我们还可以在院子里再站着谈，但我冷冷地把他们送到成贤街口。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觉得“政治考验”比“惩罚性处置”更坏——不仅要接受打击，还要表示心悦诚服，自己该打该罚。半夜爬起来，在本子上记下两句话：我怎么能通过政治考验呢？无解。和他们的友谊就此结束吗？非吾愿也。
此事从此再无人提起。我的入团申请，从此也再无人提起。
这次意外的打击，来自班主任老师和同学好朋友，让我心里沉甸甸的。经过好几个星期的思考，我渐渐平静，写了一篇小结，要点是；
（1）要通过政治考验，就像解一元5次以上的高次方程，没有一般求根公式。
（2）有些5次以上的高次方程是可以求解的，因此通过政治考验是可能的。
（3）我要想通过政治考验，希望在于：政治考验是可解的高次方程，比如说，可以因式分解的6次方程，如
(x-1)(x-2)(x-3)(x-4)(x-5)(x-6)=0
这些想法以后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支柱。一年一年，我对前途的希望，始终寄托在那种按逻辑是可能发生的事件：所遇到的政治难关，即“高次方程”，碰巧是“可解的高次方程”，特别地，是那种容易的“可以因式分解的6次方程”。记得我在最悲观的时候，还是期盼碰到那个方程！
（六）
初中那几年是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缺吃少穿。与“吃”有关，记得有两个色彩完全相反的事例——胡萝卜和烧饼油条。胡萝卜：有一天晚上，我在做作业，妈妈从外面骑车回来，说，手都冻僵了。她到新街口旁边黑巷子里，“跟做贼一样”，从乡下来的农民手里买了一小袋胡萝卜，十来斤吧。后来好几天，胡萝卜用清水煮了，每人分一小碗，妈妈还老说，“胡萝卜有营养。”烧饼油条：逢到考试的日子，父母会提早到街头买烧饼油条。油条好像是1961年才重新出现，以前好久没的买的。我们一人一根油条，两个圆烧饼，寓意考试得100分。现在想来，真不知道那时他们如何能抠出钱和——特别是——粮票来的。
我中午在学校吃饭，但不吃食堂饭菜。记得那时中学生每月粮食定量32斤，是居民中最高等级，那是为了照顾青少年长身体。教师好像只有28斤，没有工作的居民只有25斤。我妈妈一直说，我是因为长身体时没吃饱，个子长矮了。要是长够了，应该和她的兄弟差不多，我四个舅舅，每个都不低于1米75，我只将就着长到1米7。那时候，如果我们家里几个中学生都把自己的粮票、油票交给食堂，午餐包伙，家里就难于安排全家全月每日三餐。九中有少量住宿生（包括侨生），他们油粮计划都在学校，所以吃食堂。我们走读生多选择更机动的安排，给食堂交一点加工费，吃蒸饭。在家里准备好一大一小两个铝饭盒，小的装菜，大的装米，都是妈妈准备。早晨到学校食堂，按妈妈交待的量往大饭盒放水，然后把小饭盒放在大饭盒内，再放到食堂大蒸笼中。一层蒸笼放满了，食堂工人就再加一层，摞起来。中午开饭时，工人把蒸笼一层一层抬出来放在大桌子上。我挤在一大群饥吼吼的同学中，要眼尖手快找出自己的饭盒，还要避免烫了手。蒸饭很香，小盒里的菜很适合80岁没牙老太太嚼。那时候觉得，也很香。
午饭后一般先回教室午睡。不过是趴在桌上迷上半小时。然后去操场锻炼。单杠引体向上，双杠双臂曲撑，草地上俯卧撑，等等。每天有定额，定期长定额。到初中毕业时，双臂肌肉，胸肌腹肌，都有点当今“健美男士”的样子了。可惜没有留下照片。记得体育老师仇老师也是新从体院分来的，原来是十项全能运动员。他带我们做体能训练、田径、体操，中规中矩。我对各项运动都很热心。上课时，仇老师常常先做示范动作，然后叫我出列，在同学中首先试做。我也乐于当众表现。
仍然踢足球。但那是庄则栋、李富荣登峰造极的时代，乒乓球是第一运动。所有的孩子都打乒乓球。课前课后，抓紧时间抢台子打。现在印象最深的一场乒乓球赛，不幸却是我的一场败仗。那天在大礼堂门口两张球台打球，男生一边，女生一边。“打擂台”式的打法，我大概已经打败了两三个同学，“霸台”一小会了。那边女生吕婉珠，假小子一般，到男生这边来，向我挑战。她是在九中旁边的中山东路体育场青少年体校练球的。为了照顾女生，把打“6颗豆”改成打“11颗豆”。哪想到那对我不利，我一开始领先的，但不抵她的刁钻发球和凌厉抽球，最终在全场哄笑中败下阵来。
还有不少其他课外活动。每年有一二九歌咏大会。那一年，我们班唱“太行山上”。练唱时，唱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后一句时，听不到女生的声音，而男生正在变声，音调高低不一，这时听来愈发分明。几次下来，大家终于憋不住了，男生女生一起傻乎乎哄堂大笑。我现在还有一些一寸的黑白小照片，纪录了同学们游玄武湖、中山陵、灵谷寺的快乐时光。在班上经常一起活动的同学，高谦民、许嘉惠、宋曼琍、黄静子、王小鸣、徐秋水等，我们成了接近的朋友。相互家访，课余谈天，少年友情弥足珍贵。
前面提到王老师说我“眼睛里有很多这个年龄的孩子没有的东西”，显得老成持重，这里补充另一个故事，作为平衡。大概是初一时，九中一位副校长，许校长，是参加过冀中平原抗日的老八路，一天到我们家。进门来，室内只有我一人坐在沙发上看书。许校长问：“你妈妈呢？”我抬头回答：“妈妈在厨房。”然后埋头看书。全神贯注，旁若无人。许校长只好转身，花了一点功夫到厨房找到妈妈。妈妈带他进屋，把我好一顿说，“太不懂事，没有礼貌！”妈妈把这个故事藏在她的记忆里，一旦需要证明我头脑简单、不会待人处事，就问：“还记得那次许校长到我们家来？”调出内存，瞬时即得。有时还在故事里再加一些生动细节，比如，“许校长把头歪过来、歪过去地看你”，“许校长咳嗽一声”。终于，几年前，回南京时，在她住的老人院里，我发动反击。我说：“科学家已经发现，那种行为是遗传决定的。那个基因和决定色盲、色弱的基因靠在一起。”我眼睛色弱。小时候，可能是第一次看色盲表，测出我色弱时，妈妈就告诉我，男孩的色盲色弱，是妈妈传下来的。抗战时期，妈妈在闽北山区读大学时，按政府要求，女生都参加过一年战地救护训练课程。她的医学知识多半由此而来。我惊讶的是，居然学到色盲色弱遗传学知识。但我的反击没有成功。妈妈一句“瞎说八道！”泰山压顶，把我盖住。
（七）
初三下，要准备报考高中了。那一年的规定是，每个考生可以报五所高中。先在五所重点中学（一中、九中、十中、宁海中学、南师附中）中选两个，再在普通中学中选三个。我因为“国庆事件”对九中失望，把南师附中列为自己第一目标。
浏览了中学名单，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我就决定：重点中学报南师附中、一中，普通中学报离家近的十一中（鼓楼）、十三中（鸡鸣寺）、加上城南的六中还是七中（记不得了）。我知道，这真正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如果附中不取，一中不会捡附中挑剩的，我就不可能上重点学校了。如果报附中、九中两校，则附中不取还有九中，总多一点指望。但我决心离开九中，甘愿为此承担一切代价。
我向妈妈说明我的报考志愿和我的理由。我说，我不想再和父母待在同一个学校了。她显然很担心，也试图劝我要“保险”一点。但她很快看出我心意已定，就不再多说，放我单飞。我真感激妈妈。
到附中参加考试，是姐姐陪送的。考数学和作文两门。中间休息时，她还买了一瓶汽水来。可能是买了以后匆匆赶来，打开汽水瓶时，响声很大，汽水喷出老高。她说，这是好兆头，一定考得好。作文考试监考老师是后来知道的英语老师吴耀卿老师。上课铃响，他在黑板上写下四个一尺见方的大字，“劳动之后”。我迄今不明白这个题目的意旨。我根据到江宁县农村劳动的经历，写了劳动后听老贫农忆苦思甜的故事。那个时代的典型题材，我想总不能说不符合“劳动之后”的题意。数学考题中，有一几何题，要证明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一个性质。我迅速做完其他题目之后，在这个题目上花了一些功夫，加了一个合适的辅助线，做出来了。后来听说，那个题目难倒了很多考生。
我继父在九中教导处工作，所以在公开发榜前，我就已经知道我被南师附中录取了。发榜那一天，我到学校去听正式消息，拿录取通知书。路过办公楼，迎面碰到王老师正走下那十几层高高的台阶。他看见我，快步流星走到我面前，笑着说：“取了，取了。”我当然做出第一次听到的样子，表示高兴。但王老师接着告诉我真正的新闻。他说，“你数学考了99.75分。有一题，题目给了两位有效数字，你的答案只给了一位有效数字，扣了0.25分。因为分数扣得奇怪，我们查的。”这一下轮到我真正高兴了。
后来才知道，我得以度过考高中的难关，确实是碰上了“可以因式分解的6次方程”。文革中，附中有一些大字报，批判校领导不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招降纳叛”，招了多少“黑后代”进校。那些大字报分别点了一些同学的名，和他们的“黑”长辈。其中有一份提到我这个“反革命后代”。据说，当时请示沙尧校长是否录取，沙尧校长说（大意），“有这样的成绩，要取。”
当年我就很纳闷：是谁，能写出这样的揭发大字报呢？现在当然更无从查证。但总有人决定把我取进附中。我感谢他们，沙尧校长或是其他老师。
那一个暑假我过得充实而愉快。因为学习相对论，我的阅读范围扩展到哲学（时空观，“自然辩证法”），以及微积分初步（运动方程：速度、距离、时间）。我硬着头皮看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饶有兴味地做求导数的习题。我保留至今的早期笔记本中，还有这些内容。
临近开学，我满心期盼，到附中后，有好老师，好同学，还有，碰到“可以因式分解的6次方程”。
附录
初一快结束时，欢送徐老师的照片。前排右一是徐昭学老师，右二是少先队辅导员（高中同学）。其余是初一5班同学。我在后排右二。
初中毕业照。前起三排右二是我，二排右七是初二班主任王才富老师，右六是初三班主任盛老师。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排位，两位班主任坐中间，校长、教导主任三人在旁边（二排右三至右五）。
任赜
2014/9/30 初稿
2023/2/18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