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清理多年阅读思考中积累的想法。主题是理性，主线是康德学说，主要内容是概述自初中以来对哲理问题的疑惑、索解、领悟。探求无止境，此文反映现在的理解。
理性：求真
在初二时最初领悟到人类理性的伟大。数学课学欧几里得几何，物理课学牛顿力学，让我同时进入人类理性创建的最伟大的逻辑体系中的两个古典大厦。它们是人类认识理解世界的代表性成果。
欧几里得几何是公理化的演绎系统，结论依赖逻辑推理是否有效，“真”或“伪”。理性的核心要素是逻辑。逻辑思考是人生来具有的能力，但要成功掌握逻辑推理，殊非易事。
举一小例，出自平克《理性》一书（Pinker, Rationality, 2021）。有一个国家的硬币一面是王室人物，另一面是本国著名动物。试考虑一个“如果……那么”的逻辑规则：“如果硬币一面是国王，那么另外一面是鸭子”。下面是该国的四个硬币，分别显示国王、王后、麋鹿、鸭子。问题：需要翻哪几个硬币，来确定这个规则被违反了？
多数人回答“国王与鸭子”。显然需要翻国王硬币，看反面是否是鸭子。显然不需要翻王后硬币，因为“若国王，则鸭子”的规则完全没有提到王后。不那么显然的是鸭子，它实际上与规则无关，规则是“若国王，则鸭子”，不是“若鸭子，则国王”。更不显然的是麋鹿：需要查看另一面是否是国王，如果是，规则就被违反。所以正确答案是“国王与麋鹿”。平克说，只有10%的人给出正确答案。他是在哈佛教“理性”这门课。
由此感叹希腊人理性的出类拔萃。《几何原本》是欧几里得和毕达哥拉斯学派许多人的成果，书中不仅有几何，还包括代数、数论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写了逻辑学著作，研究了三段论、因果关系。这些都是公元前三百多年的作品。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包括中国，其后两千年，没有产生类似的成果。而且，没有理由相信，在那些地方会出于“铁的必然性”而产生这样的成果。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如各种测试分数显示，在人群中服从正态分布，呈钟形曲线。当然，人可以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理性能力。康德谈理性，都是就人类整体而言。
牛顿物理学是基于实验的科学。牛顿继承伽利略开创的实验方法，运用他自己和莱布尼茨发明的微积分，概括出世界运行的规律。这种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认识世界的真相，运行的规律。其结论依赖实验。实验可以表明理论之“真”或“误”。
要理解牛顿的伟大，不能不提及经验的局限性。从经验可以归纳出某种广义的命题，例如“天下乌鸦一般黑”。但如果看到一只白乌鸦，那个推广就失败了。经验归纳法不能产生普遍有效的原理。牛顿建构了以三定律为基础的理论体系，那是如此完美，以至于这个体系只需要“第一推动力”触发，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运行了。它超越经验归纳，成就了可与欧几里得几何比美的公理化逻辑体系。后来的发展表明牛顿物理学并非那么完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扩展了物理学。人的理性的力量，在于能够依据经验感知而建构理论，又能依据实验检验开创新理论。
欧几里得几何与牛顿物理学代表了两种理性体系。理性求真相应地有两层含义：在逻辑上，命题的“真或伪”，在实验检验中，理论预言的“真或误”。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求“真”的理性。
理性：求善
理性并非只运用于科学研究。人生活在社会中，要回答种种社会实践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归结到“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处理社会问题，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辨别对错，辨别对错要依据道德伦理，道德伦理的目标是求“善”。求“善”的理性，康德称作“实践理性”。
古代世界各文明中心都有一些伟大哲人，写了关于社会规范的理论。例如，在希腊，柏拉图写了《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写了《政治学》、《伦理学》。在中国，孔子倡“仁”，墨子主“兼爱”。古老宗教也都包含道德伦理教义，例如，犹太人的《圣经·旧约》记述了“摩西十戒”。在印度，释迦牟尼创佛教，以慈悲为怀。
许多古代文明的社会规范有共性，例如都有所谓“道德金律”，言辞有异而意义相同，孔子的表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民族的道德伦理规范中，都包括一些受推崇的观念如仁爱、公正、诚信，以及被批判的行为如苛政、欺骗、偷盗。
历史上，道德伦理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宗教教义。宗教求善的教义对维系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正面作用。但是宗教基于信仰，信仰与理性不相容。这种冲突的著名例子是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对理性求真、主张“日心说”的布鲁若、伽利略的迫害。
道德伦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世俗观念。许多世俗法规经不起理性的审视。例如，英国传统法曾经规定妻子是丈夫的财产，不具有独立地位。美国南方的许多种族歧视法规，是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中经过激烈抗争才废除。
现在世界上有广为接受的普世价值观。按照普世价值可以判断：所有人平等享有自由权，是对的。开坦克上街，对平民开枪，是错的。政府得到人民授权而依照法律行事，是好的。医院把急诊病人挡在门外拒收，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这种价值观还没有实现。那里的政体、掌权者不由实践理性指引，而且专制者总是压制理性思维。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阐述他的理性道德学说。
理性：求美
人类进化到脱离动物界，人之成为人，重大的一步是艺术创作。动物从来不曾劳神作画，鸟虽会唱歌，但一种鸟就唱一种歌，它们不会创作音乐。人类早期艺术创作的一个范本，是在法国西南部拉斯科的岩洞彩画，作于一万七千到两万年前。拉斯科岩洞图画显示人类理性的飞跃。
拉斯科岩洞弯弯曲曲二百多米，先人描绘了数千个牛、马、鹿等动物。如下图显示，有线条勾画，有色彩涂块，有写意，有工笔，构图宏伟，气韵生动，令人叹为观止。
创作这样的图，要用脑、手和其他器官协同作业，要用画具、梯子等工具，要制作画图材料如彩粉、涂料。而要产生这样高水平的作品，必须要有精致的审美意识。
什么是美？美何以成为美？如何会有众人普遍接受的审美判断？依稀记得1950-60年代曾经有过美学争论，对“美”有多种说法：美是主观，美是客观，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物的客观社会属性。
康德认为审美是人的主观判断。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分析求“美”的理性，把审美基础归结为人的一种“反思判断力”。
理性：一些疑问
理性求真、求善、求美。自古以来，哲人一直在认识论、道德伦理学、美学、本体论及其他一些学科中探讨有关问题。我自青年时代起，在阅读思考中，产生了一些疑问。清理一下，可列出重要的疑问如下。
1.人所感知的，是否是世界的真相？
以星空为例：古人以及一些现代狩猎采集部落中的人，认为那是天幕上镶嵌着晶亮的宝石。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并没有天幕，星星可以是岩石或火球。因此，世界不是单纯由感知得出的样子。
没有感官，就无法感知，没有感知就没有人所认识的世界。是否有独立于我们感官而存在的“物自体”，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所谓本体论问题，理性不能回答。需要确定的问题是：认识世界，是否不仅需要感官感受，还需要理性建构？
2.进一步，人的认识、人的理性建构的理论，是否确实符合世界的“真相”，甚至可以成为客观的真理？
托勒密观察星空，深入思考，运用数学，提出了“地心说”理论。那是一个空前的理性成就。后来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哥白尼“日心说”取代了托勒密“地心说”。显然，人类依靠理性作深度加工后得出的认识，如托勒密理论，也未必符合世界的真相。
有无数实例显示牛顿物理学的的有效性，很长时间它被认为是客观真理。但它仍然可以被所谓“判决性实验”来证伪。1890年代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显示了光速恒定和各向同性，无法用牛顿理论解释。爱因斯坦1905年以“光速不变原理”和“狭义相对性原理”为基础，建构了新的更完善的物理理论。
关于科学理论的性质，现在有一个广泛接受的看法：科学理论的本质是“假说”，必须是可以证伪的（否则是玄说），但科学理论不能被“证实”。尚未被证伪的理论，作为“保留的假说”而存身于科学研究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科学理论并非“客观的”真理？
3.观念可以先于实在吗？
“造第一张桌子的人，头脑中有没有‘桌子’的概念？”这个问题是哲学家王若水1963年在《桌子的哲学》一文中提出的，曾经引起“观念在先还是存在在先”的热烈讨论。我是初中生，在政治课上学唯物论的反映论，听“概念反映实在”的教导。在课外看那场讨论，大开眼界。记得那时想当然地认为，人创造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时，当然是先有那个东西的概念。
计算机的概念是哪里来的？1936年英国数学家图灵提出计算机工作原理，建构了后来称作“图灵机”的第一个原型机。冯·诺伊曼和其他人进一步的工作完善了计算机的概念和工程设计。到1948年，第一台计算机才真正制造出来。现代科技发展中，人类依靠理性创作了无数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创意产品设计中总是概念在先，成品产生于后。
显然，概念不单是依靠“反映论”产生的。由此是否可以延伸推出：人类认识的概念世界，是人的理性建构出来的？
4.理性观念、理论体系，来源都是自然吗？
举“因果关系”为例。由“公鸡叫，太阳升”可以导出一个理论：“太阳是鸡叫唤出来的”。它是否正确姑且不论，只看“因果关系”这个要素。它不是自然显现给人类的，只有被思维的时候才存在。又如“因为地球的引力作用，苹果掉到地上”这个因果关系，在一个苹果从树上掉到牛顿头上引发牛顿提出引力理论之前，没有人从自然中感知到。牛顿引力理论提出的因果关系，是人类为理解自然现象而提出的解释。由此，是否可以说，因果关系是理性加于自然的观念性要素？
人类可以由经验感知到两个事件相关，人类可以用理性认定二者有因果关系。更进一步，人类要依靠理性对相关的事件提出因果关系的理论（假说），加以验证。在科学研究中，区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是困难的任务。相信牛顿理论的人不认可鸡鸣与日升的因果关系，是出于理性判断：牛顿的因果关系解释更好。
5.延伸上一个疑问，科学理论（例如数学体系、物理模式）是人的理性创作，还是模拟自然固有之物？
欧几里得几何曾经广泛被认为是“客观”世界空间数量关系的写照，它也确实有无数现实应用，从大地测量、建筑设计到油画中人物完美体型的比例（“黄金分割”）和空间透视关系。但是，如果把它的第五公设（两条平行线不相交）用相反的公设取代，可以创造出所谓“非欧几何”，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作了这样的事情。罗氏几何与欧氏几何，逻辑上，是并列的公理体系。这是否恰恰表明欧氏几何也是理性创作的产物？
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时，曾经困于缺乏适当的数学工具，经朋友介绍，了解了黎曼几何，用来描述宇宙空间，获得成功。黎曼发展他的几何理论时，完全不知道那个理论会有这样的现实应用。这是否意味：人的理性可以自主创作，不依赖自然物体、自然现象？
6. 关于实践理性的一个问题：神意与理性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把道德伦理的根源归于神意，神的戒律、指令。关于神意与理性的关系，平克《理性》书中引述了柏拉图的分析。试看两个依据神意判断道德问题的陈述。（1）“做某一件事是合乎道德的，因为神下了指令”，（2）“神下指令做某一件事，因为那是合乎道德的”。按前者，神意无需理由，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认真执行？如果神下指令“杀死那个孩子”，怎么办？如果说：“不会发生这种事！”那就等于引证后者——神一定有理由才下指令。如果神确实有好的理由，那么，人为什么不直接诉诸那些理由，从而略过中介？
英文中“理由（reason）”也指“理性”。人为什么不能依据理由、理性，判定一个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人是否应该依据理性判断是非对错？
7. 延伸上一疑问，举一个同性恋的实例，质疑世俗道德伦理是否具有普遍的正当性。
上文提到的英国数学家图灵，在纯粹理性领域是天才，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之父。他在二战中致力解破德军通讯密码，在实践领域也做出重大贡献。在道德伦理领域，他是基于传统观念的世俗法规的牺牲品。他家发生了一次破门盗窃，警察办案中发现他是同性恋。这违反当时英国法律，法律依据的是社会道德伦理。在著名的公审后，他被判有罪，处置是：或者入狱，或者接受雌性荷尔蒙注射（化学阉割），他选择了后者。他是当时世界级马拉松运动员，最好成绩2小時46分3秒，雄姿英发。后来发现自己乳房增生，他自杀了。这是发生在1954年，在理性昌明时代、自由政体发源地的英国。
年轻时，我被这个事例震惊。延伸的大问题是：对图灵以及其他许多普通人在私人领域依自己方式生活，为什么要惩罚？如何依据实践理性，判断社会问题就道德伦理而言的是非对错？英国政府2009年正式向图灵公开道歉。但与同性恋、性取向有关的问题迄今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仍然是社会争议的热点。
理性：康德学说概观
有了以上铺垫，下面来考察康德（1724-1804）的学说。
康德是典型的书斋学者，一辈子住在柯尼斯堡。生活极有规律，每天下午定时散步，邻居以此对表。一个轶闻说，有一天他没有按时出现，因为他读卢梭的《爱弥儿》入迷了。卢梭使康德的理论思考从关注自然（他在1755年最早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转向关注人。
康德学说抽象玄奥，其出发点和归宿却具体质朴。他要回答的问题是：“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归根到底，“人是什么”？
康德认为，人类心灵有知、情、意三种基本能力。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词，是人所特有的“理性”。康德一生的学术工作聚焦于“理性批判”。所谓“批判”，就是“分析”。“理性批判”就是分析理性何以可能、如何发挥作用、存在何种局限性，等等。他写了三大批判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确定了“知”（认识、理论）的原则，《实践理性批判》确定了“意”（意志、欲求）的原则，《判断力批判》确定“情”（愉快和不愉快）的原则即审美原则。
康德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是他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人类求真的理论活动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性。看见、摸到一块石头而得出“那是一块石头”的结论，是感知。感知的基础要素，是空间和时间，康德把它们称作“先天直观形式”。康德说，人类认识的一切外部现象，都处于空间和时间，被空间和时间关系所规定。因此，人的一切认识起于经验，由感官结合天生的内感官的空间和时间框架产生。
求真的理论活动的第二层次是人的高级认识能力，知性。知性的德文是Verstand，也译成“悟性”或“理智”，有学者认为译作“理解”更好。感性提供了对象和质料，知性产生了研究那块石头得出的认识：“那是一块花岗岩，火成岩，是岩漿不噴出地面而在地下缓慢冷卻形成，主要成分是长石、石英、黑云母”。知性如何能产生这样的认识？或者更一般地说，产生科学理论？康德说，依赖“范畴”。“范畴”又是什么？
写作此文中，翻出书架上一本老书，蓝公武1935年以半文言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林彪倒台后，解冻了一批封存的文革前出版的文史哲著作，我在插队中回城时，设法在书店内部发行处买到二三十本书，背回乡下，在茅屋油灯下读。那本书是其中一本。书中列出的范畴表如下：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对范畴的现代译文，“量”、“质”、“形相”三组与蓝译基本相同，只把“形相”改作“模态”，第三组“关系”范畴的改动较大，译文如下：依存性与自存性（实体与偶然），原因性与从属性（原因和结果），协同性（主动与受动之间的交互作用）。
康德认为，这些范畴（量、质、因果性、必然性等等）是知性“先天包含于自身”的概念，“知性只有通过这些概念才能在直观杂多上理解某物，也就是才能思维直观的客体”。
依照康德，知性运用先天范畴，凭借逻辑，加工感知材料，建构科学理论。康德断言，“人为自然立法”。对上文提到的关于理性求真的疑问，这是一个答案。
在蓝译本老书的那一页上，有我用铅笔作的勾划。在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中及其后多年，我们的书和作业本的纸，与黄草纸同类，上面不能用钢笔写字，墨水会化开来。页边还写有一个问题：“如何得之？”是针对康德所说，这些范畴分类“实非冥搜盲索纯粹概念之结果，支离减列所成”（就是说，不是靠归纳法得出的），追问：那些 “先验”（先于经验感知）的范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我仍然对此感到神奇。我不知道人类理性是如何获得这种“先天”范畴的。我知道的，是康德的理性，建构了这样的关于人类理性的深邃学说。
康德强调，不要把这种理性运用到经验以外。意思是，理性不能用于说明、解释超验（超越经验感知）的“物自体”或神的存在。康德自己承认“物自体”存在，但认为它处于不可到达的“彼岸”。
康德的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分析人的另一种高级认识能力，实践理性，如何以普遍性道德伦理原则，指导人的意志能力行事，追求人自身的“善”，达到“意志自由”。
上文提到一种看法，把道德的根源归于神意、宗教教义。另一种重要看法是，道德本源在人心、人性。儒家的“性善论”、“良知论”属于这种学说。与康德同时代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1723-1790），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了他的道德学说。它有两个要素：人都具有“共情心”，能够体察别人的快乐痛苦；人还有理性能力，可以在自己头脑中设想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判断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这是以共有的人性能力立论，来解释普遍性道德的基础。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书中对康德的道德理论作了以下概括：
“理性向人心的高级欲望能力（意志）颁发先天的法则、规律或无条件的命令：应该这样地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主观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是一个普遍立法的客观原理。意志所应当做的就是以道德律为依据自立规律（即‘自律’），敬重和遵从自立的规律，从而实现由道德律所体现或提交的最后目的——成为一个自由的、因而道德的意志。”
康德认为经验是科学理论的基础，却不是道德的基础。从感性经验出发，不能得出普遍性的道德律。古希腊伊壁鸠鲁提出“幸福主义”的道德学说，认为享乐（趋利避害）是道德的基础，影响深远。康德认为“幸福”感受依靠个人经验，有主观任意性，不足以作为普遍性道德原理。神学道德论通常包含追求神的恩宠报答、避免下地狱的惩罚等内容，也不脱离经验感受。康德强调，只有诉诸超经验的理性，才能建立普遍必然的道德律。那就是，从实践理性的道德律（以及由它产生的自律），推出道德概念（善恶），再导致感性（道德感情等等）。人以理性控制意志，依照道德律，不计利害、后果，不屈从自身欲求、愿望，甚至牺牲血肉之躯，只求“做对的事”。道德是执行“绝对命令”的“义务”。康德所说的，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原则。
康德由实践理性产生道德律的学说很抽象。亚当·斯密提出的“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同样是不依赖于经验感知而说明普遍性道德的来源的理论概念，而易于理解。或可用它直观比附“先天的绝对的道德律”。
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分析人的第三种高级认识能力，“判断力”。这个分析从审美判断展开。
康德认为，审美是人的主观判断，产生“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看到苹果说“苹果真美”，是审美判断；说“苹果好吃”则不是审美判断。美学研究“鉴赏里的愉快”，是无关利益、愿望、需要、欲求心、意志活动而且不涉及概念思考的。审美是形式的，对一幅画，玩味的是其形象、颜色、线条等等。审美判断产生的“愉快”具有“普遍传递性”，人类有审美的“共通感”。
关于这种主观判断的普遍有效性，《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译者宗白华在书中附录所著《康德美学原理评述》一文中做了这样的解说：
“它（指我的鉴赏判断）要求着别人的同意，认为别人也会有同样的愉快（美的领略）。如果他（指别人）目前尚不能，在美学教育之后会启发他的审美的共通感，而承认他以前是审美修养不够，并不是像‘快适’那样各人私自的感觉，不强人同，不与人争辩。所以人类是具有审美的‘共通感’（Gemeinsein）的。这共通感表示：每个人应该对我的审美判断同意，假使它正确的话（尽管事实上并不一定如此）。因而我的审美判断具有‘代表性’（样本性）的有效性。”
也用一个比附来帮助理解审美共通感。在科学研究领域，一个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说），会认为别人应该同意自己的理论，如果自己是正确的话。大家遵循理性原则，会得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的共识，形成主流认同的理论。会有人由于科学训练不足、逻辑思维能力缺欠、以非理性态度对待科学问题或其他原因，持有异议，但那不妨碍科学研究产生人类共同的知识。在审美领域，同样依据理性原则，人类也有普遍性审美判断。区别在于，审美判断产生的是情感。见花而喜，登山观景而赞叹，是审美产生的普遍性情感。
审美判断力在康德理论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审美判断力有一个重要的性质，“反思性”。那是一种奇异的能力，在感到对象的形式的美时，联系到事物的“合目的性”。不是事物的具体目的，例如“苹果好吃”，而是万物在形式的美中所表现的“合目的”的和谐。康德说那是“合目的性而无目的”，宗白华的解释是“无所为而为”。美国自然保护的先驱人物穆尔有一句名言：“造物主通过自然显现自身”。那个“自身”蕴含“合目的性”。我在登山观赏山峰的险峻秀美时，会有这样的感悟。
按康德学说，反思判断力为给定的特殊，寻找贯穿其中的普遍性。它沟通求真的理论理性和求善的实践理性，从而导致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从低级趋向高级的自然目的系统，其顶点即最后目的是遵守道德律的自由的人。人是自然的“最终目的”。
理性：康德之后的一些话题
下面来考察康德之后，与他的学说有关联的一些科学、社会话题。
先说空间、时间。康德认为它们是人认识世界所依赖的“感性直观形式”。可以相信，康德的空间、时间观念以牛顿物理学的空间时间为直观背景——空间是欧几里得几何中平直的三维空间，时间是均匀的，与空间独立。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提出新的空间时间概念：在相当于我们作匀速直线运动的体系中，长度沿运动方向缩短，时间变慢，时间和空间的测度由洛伦兹变换而联系起来。爱因斯坦曾引用他的老师数学家闵可夫斯基的名言“从今以后，空间本身和时间本身都已成为阴影，只有两者结合才保持独立的存在”，补充说，“这种结合叫做‘空间-时间’”。在广义相对论中，空间不再平直，大质量的物体造成空间扭曲，光线途径其引力场时路径会发生弯曲。当代物理学提出一些更复杂玄妙的空间概念。
康德关于时空是“感性直观形式”的学说，自有其理。没有时空框架，知性无法产生理论认识。确实，理论认识中总要包含“因果关系”，它就依赖时间概念，只有先发生的事件才可能是后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当然，康德所说的时空是先天概念，与物理学所说的时空不在一个层次，需要分辨开来。对后一层次时空概念的认识，我们追随物理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发展。
再看物理学领域爱因斯坦与波尔关于量子力学本质的争论。
量子力学把不确定性引入物理学理论。海森堡1927年提出的“测不准原理”：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同时被确定，位置的不确定性越小，则动量的不确定性越大，反之亦然。薛定谔1935年提出思想实验，其中由于先前发生事件的随机性质，猫会处于生存与死亡的叠加态，就是说，人无法判断猫的生死状态。
爱因斯坦不认为这种理论是完备的，与量子力学的领军人物波尔进行长期激烈论战。爱因斯坦的名言是：“上帝不掷骰子”，波尔则反驳爱因斯坦：“不要告诉上帝怎么做”。作为科学家，爱因斯坦当然不是单纯作哲理的争辩，而是设计物理学思想实验，提出挑战，波尔则费尽心思化解。这种争论促进科学发展。
在哲学领域，爱因斯坦相信“自然神论”。他宣称：“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7）自然神论承认上帝存在，主张世界按规律运行，否认人格上帝的干预，确信世界有“先定的和谐”。量子力学包含概率性的理论所描述的世界，不符合爱因斯坦的信仰。
爱因斯坦的信仰是一位理性天才的开明的信仰。康德学说看来也蕴含这种信仰。他的学说中有超验“物自体”的存在，又有世界的“合目的性”。二者结合，相当于“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那是一种美好的信仰。
康德学说也可以支持波尔。科学理论基于经验感知，在量子力学研究中必须通过实验来观察粒子运动的状态及其结果，但是，如果要“看”粒子运动，而“光子”会干扰所要观察的粒子运动，就产生“测不准”。物理学家能知道而表述的，是包含偶然性、概率性的知识，量子力学正是如此。科学在发展，是否会出现符合爱因斯坦期望的理论，是对人类理性的测试考验。
再来看多元价值观与理性的关联。
文化多元主义的旗手伯林，特别重视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特别重视多元化的现实。他举例说，“希腊人不同于路德时代的德国人，中国人与二者都不同；他们所追求、惧怕或崇拜之物，几乎从不相似”。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制约人的认识、行为。理性并不是唯一或者有至高制约力的因素。
理论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伯林强调的价值观的不可通约性。例如，“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等价值观冲突，大家耳熟能详。这些价值观有不相容之处，不能依照理性判别高下优劣。因此，理性不能提供完美社会“应该如何”的完善的、一致的解。现代社会中的左右翼分歧，多可归结到秉持的价值观不同。在美国，大力砍压社会福利制度（如一些极右翼人士所主张），尽力完善福利制度（如北欧国家所成就），孰为“善”？
多重价值观具有不可通约性，显然与康德所说实践理性原理的普遍性不相容。但是，伯林有自己的理论，提供普遍性道德的依据。人们依据经验感知，可以确认多元化的现实。人们依据理性分析，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中道德伦理观念有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普世价值的成分。多元化价值中的“重叠共识”，是普遍性价值的基础。普世价值在实践中的渐进实现，依赖于理性的公共讨论和定期的民主选举。
普世价值的形成依赖理性，这与康德基于实践理性的道德学说相容。康德没有考虑多元化价值观的不相容性，他的理念接近法国启蒙思想家那种“万能的”理性主义。伯林的学说揭示那种理性主义的破绽，又阐发理性的重要作用，是康德之后道德理论的重要发展。伯林也是提倡普世价值观的旗手。
最后考察经济学领域关于理性的话题。
哈耶克以“理性的自负”批判计划体制理论实践的谬误。可以把那种谬误归结到两点：“自负”，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完全把握真理，甚至认识“终极真理”；“僭越”，声称自己就掌握“宇宙的真理”。谬误的极端表现是：个人成为真理的化身，颟顸，霸道，强制。
令人困惑的是，经济学主流理论一方面否定计划体制可以依据理性有效运行，另一方面又对市场中的人，赋予完善的理性。在宏观层次，芝加哥学派提出“市场结清”、“有效市场”、 “理性预期”等一系列假说理论，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总是导致最优结果。按那种理论描述，市场就像在完善理性指引下，平稳有效地运作。
有理由说，2008大危机证伪了那种理论。美国自1980年代一直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有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创新增长的正面后果。而那场危机的重要根源是，在更加自由的市场中，广泛存在非理性行为。举几个例子。（1）房地产商、银行联手大力推销“次贷计划”，向低收入人提供超出其支付能力的贷款买房，许多人居然接受这种计划。房市崩溃前，主流的“理性预期”一直是房市并无泡沫。（2）金融业把有风险的资产层层包裹成“金融衍生产品”，依据概率原理充满信心地预期这会分散风险，实际上却在制造风险的多米诺骨牌式爆发。危机爆发后，一些最大的金融、保险公司受严重打击甚至破产。（3）解除条规管制后，投资银行与商业储蓄银行得以合并起来，利用降低的“准备金比率”，采用高杠杆，用“别人的钱”从事高风险金融投资。危机中，被投资部门失败吓倒的商业银行停止贷款，使企业、消费者一时借贷无门。
市场机制并非完美，本来在经济学中早已有明确论证：现实的市场结构不符合完全竞争模式，有寡头和其他垄断性组织，有外部性，有非对称信息，有非理性行为，等等。那场危机突显现实市场机制的缺陷。它也验证了凯恩斯一些著名概念的有效性，例如“动物精神”——投资者的决策经常由“血气冲动”导致；例如“流动性陷阱”——市场恐慌中，即使中央银行把利率降到零，也不能够促使银行贷款，让商业投资、消费恢复正常运作。凯恩斯早就把“流动性陷阱”作为需要政府救市的重要理由，断言财政政策能够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地解救危机。在2008大危机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依赖大规模财政支出避免经济坠崖。
在微观层次，经济理论有“理性人”的基础假定，市场机制下，人按自利动机行事，寻求利益最大化。近几十年来，悖离这个“完全理性”假定，关注人类决策中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阿克洛夫、卡尼曼、希勒从多方面提出理论和实据。西蒙提出“有限理性”模型，要义是，人在做决策时，知识有限、计算能力有限、想像力和设计能力有限，等等，只能尽力依据在他的能力范围内的有限理性做决策，而不是依据完全理性去追求最优化。卡尼曼展示人在思考中有快与慢两个系统，经常按无意识的“系统1”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判断，而不按有意识的“系统2”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阿克洛夫与希勒合著《动物精神》，发挥凯恩斯思想，论述人们决策中众多的非理性因素。希勒以预测到2008金融危机著名，在《非理性繁荣》书中指出，投机性心理因素驱使下的波动性是所有资产市场的固有特性。
实践中人的理性有局限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亦然。当然，有限理性在两种体制下的业绩不同，私有制自由市场体制优于政府管控体制。
结语
我对康德学说没有任何独立研究，没有资格解说康德。此文只是一篇读书笔记，对多年的阅读思考，做概括的记述。阅读思考是一个自得的过程，不求甚解，时有会意感悟，而享受思维的乐趣。
以康德的三段至美的文字，为此文作结。
一段出自《实用人类学》，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因为他有能力根据他自己所采取的目的来使自己完善化，因此可以作为天赋有理性能力的动物而自己把自己造成为一个理性的动物。”
第二段出自《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康德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第三段出自《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16）。这段文字铭刻在康德墓碑上：
“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理性求真于星空，理性求善在内心道德律，理性求美的反思判断力把它们联结起来。令人“赞叹和敬畏”，理性是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