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8月1日凌晨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91岁。
听到消息后，即翻找书架上所有余先生著作。家中藏书以单个作者计，余先生的书最多，当然远未收尽。虽然他的领域并非我的专业，我从中获得“思维的乐趣”，读了一本又一本。从1950初期的《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到晚年的《中国文化史通释》，领略了先生以自由主义者始、以阐发中国文化精粹为一生志业而终于“道通为一”。最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与《朱熹的历史世界》。前二书彰显其风骨所本所缘，后者最能体现其学术之博大深邃。
2006年回国，在南京先锋书店搜得数本余先生著作。回美后，陪朋友到普林斯顿拜访余先生时携书呈示，告诉余先生：“您的书，南京书店还在卖。”余先生笑嘻嘻在六本书上题签。
已经看到许多悼念余先生的文字。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教授的一段回忆感人至深。他写道：余英时先生1995年回香港中文大学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议，我作为新亚书院学生帮忙接待。还记得当天清晨在校园路上，余先生对我说，你对自由主义有兴趣，就要好好研究罗尔斯。他告诉我，罗尔斯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1993），和早期理论有很大不同，你一定要找来读。
余先生是钱穆先生高足，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泰斗。从二十岁出头时写《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迄今仍然可作民主自由理论初步读本），到晚年不懈地高度关注政治哲学领域动态，引领后学读自由主义大师新著。他不仅对中国典籍探赜索隐发新意，也始终以自由主义启迪后学。
有一次在余先生家中，我曾亲耳听到余先生对一位当过多年插队知青的学者的教诲。按记忆，原话是：五四以来一直有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偏向。责任不在你们，在老一辈人，包括我这一辈人。如果你愿意继续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我可以提供帮助。
余先生退休后写的《《中国文化史通释》（2011三联版），简要概括了余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
余先生在书中第一章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按我领会，见书页眉批，是：（1）以心学代神学——“道”代“神”，“心”代“巫”，（2）个体自由——魏晋南北朝，（3）“得君行道”——宋，朱熹，（4）“觉民行道”——明，王阳明。书中对“得君行道”有如此阐发：“宋代‘士’以政治主体自居，他们虽然都寄希望于‘得君行道’，但却并不承认自己只是皇帝的‘工具’，而要求与皇帝‘同治天下’。……他们理想中的‘君’是‘无为’的虚君，实际政权则应由懂得‘道’的士来运用。在这一心态下，所谓‘道学’（或‘理学’），第一重点是放在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
我理解，这四点，是余先生在世界文明思想史框架中梳理出中国思想中的正面因素。余先生推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当在这样的哲理道德。
余先生自己的文章道德，就是“士”的楷模。
202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