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6/4。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想起了“抗议”这个话题。我对抗议的基本看法，曾经概述在1999年5月发表的一篇小文里。那篇文章题为《由女儿参加的一次学生抗议活动所想到的》，附在此文末。
我已经老了，又在疫期，不会去参加任何公共集会抗议。但我在不老（也不年轻）的时候，多次参加在美国抗议活动。突出的是1989年春夏。起初是四月份，到芝加哥中国领事馆前，游行抗议。警方告知：批准的“游行”活动，要求参加人不停走动，不能站立不动。我们一共十几个人，在领事馆门前的街上，来回走动，绕圈子走动，还向行人发传单。以后，举行过越来越多人参加的抗议游行。5/19，美国中西部十几所大学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举行大游行。中西部学校众多，特别是有“十大”州立大学，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密西根等等，都是著名高校，中国学生也多，各有数百人。大家在芝加哥市中心街道举旗呼口号，沿街行人鼓掌，过十字路口时，美国民众停车按喇叭鼓励。那一天，美国新闻报道说，中国学生把芝加哥变成了北京天安门。
最难忘的是6月5号的盛大抗议集会。前一天一早，我开车到印地安纳大学去，参加美国中西部十几所大学中国留学生自治组织代表的集会。这些自治组织都是新近从领馆控制的“留学生联谊会”中独立出来的。会期是一个星期前就确定的，没料到这一天会突发事件。出发前，芝加哥时间的早晨，已经知道北京事态。一路上听收音机报道北京实况。几次热泪涌流，眼前茫然不见路，只好停车在路肩，待情绪稳定下来。中午到达，各校代表在午餐会上简短讨论后，决定第二天在芝加哥举行抗议集会。芝加哥三校（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同学随即回去准备。下午，其他学校同学继续开会，成立美国中西部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学自联）。后来，八月份，在芝加哥，成立了全美学自联。
回到芝加哥，三校代表商定次日集会的领导小组，由我作协调人（coordinator）。时间紧迫，事项繁复，但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分工，逐项实施。首先报警察局申请，地点、时间、人数。警察局和我们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工作关系，也预期我们会申请，所以立即批准。集会地点在格兰特公园（Grant Park），那是在市中心密西根湖畔的巨大公园，地位如同纽约市的中央公园。然后通知中西部所有各校中国学生组织，告知时间地点联系人。多数学校同学要连夜开车来，数小时甚至超过十小时。通知美国电视、电台、报纸媒体，中文媒体。通知台湾人、香港人的同乡会、商界、学界等各种组织，美国人权、民权、教会、各种社会组织，等等。这些组织一直对我们提供支持帮助。芝加哥三校同学为主成立纠察队、对外联络、文件起草等各种职能小组。我们许多同学一夜没睡。
第二天6/5，各校同学陆续到达，芝加哥各界民众，包括华人和美国白人、黑人和其他种族，也大批入场，坐在格兰特公园广阔的草坪上。从主席台看去，人群延展到远方，有几乎看不到头的感觉。大会在贝多芬交响乐声中开始，气氛悲痛愤激。中国学生学者、华人、美国民众同仇敌忾。各校、各界代表致辞慷慨激昂。这是我参加过的最盛大的抗议活动。
按我的经验，在美国举行抗议活动，确实是受保障而不被质疑的权利。我们最初向警察局申请集会许可时，心中忐忑，我们是外国留学生，很多人持政府公派护照，我们能有资格得到批准吗？但是在警察局看来，居民要集会，没有特定理由就不能否定，他们的任务，如警车上常见的标语所说，就是“服务与保护（Services and Protections）”。需要我们提供的，是一些基本信息：事由、地点、起止时间、估计人数，等等，他们查询系统记录，只要没有别人预先占用，我们的申请就得到批准。我们的集会，每次都有警察到场，保护我们的活动正常进行，保护法律与秩序不被破坏。后来了解到，当时他们防范的重点，不在我们集会者（他们对中国学生已经建立信任），而在中国领馆或美国极端组织可能的出轨行动，或不同派别民众对我们进行干扰。除了警察，还有FBI对内，CIA对外，都有专人各司其职。6/5集会，芝加哥警察局派了大量警察在四周维持秩序，散会后他们负责人来主席台对我们说：集会顺利完成，我们要撤离了，格兰特公园大草坪上几乎没有垃圾留下，谢谢你们。这个细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根据我的经验，我也深切体会到抗议者是多元化的集体。因此顺利完成抗议活动，对参加者特别是组织者是很困难的任务。举一个实例。6/5集会，我在主席台应对各种需要协调的问题。会议中途，一个学校代表在主席台边上对我说，要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而且，如果大会主持人不领喊，他用自己的手提扩音器喊。我知道，自四月、五月到现在，大家的情绪是越来越激烈。但是，按照我对本校同学的了解，大家来参加抗议集会，是出于对天安门发生的事件的共同的愤概，但大家对这样的口号不一定有一致的认识。这是在天安门广场也没有喊的口号。在中西部学校代表会议上，也明显有比较激烈与相对温和的不同意见。我和一些同学的坚持的原则，一是我们全力支持天安门广场同学，我们不做任何会使他们被动的事（在军队开枪以后，这个原则已经失去意义），二是我们要代表自己学校多数同学的意见（但这一点实际上在那种场合极其不容易确定）。现在，我理解这个同学的意见、情绪，但也担心发生与会同学因为对这个口号有异见而影响大会顺利进行的情况，那是必须全力避免的。见过太多的例证，因口号分歧而导致运动分裂。我不可能和他多讲，只能当机立断采用恰当的程序来处理。我对他说，你等一下，我必须征求各校代表意见。
开会前，已经用喇叭广播，通知各校代表到主席台来。此时他们围坐在主席台两侧和后面的地上。在大会发言进行中，我在台上弓腰挨个向他们问一个问题：“我是大会协调人，你们学校是否同意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场面其实是混乱的，代表中只有少数是我认识或面熟的，而我身上没有任何标记表明身份，但我们无法书呆子式地强调资格验证、程序有效性。但混乱的表象之下，有同志式的信任。有的学校有多个代表，他们商量决定，有的学校就一个人，那就是他说了算（记得没有女生）。一圈问下来，多数学校代表同意喊这个口号。我把记录的一张纸条递给司仪。他一待台上正在发言者讲完，立即上前在大喇叭大声说：“根据各校代表讨论决定，现在呼口号：打倒共产党！”下面回声如雷。但我也看到，会场中有一些人没有举手。我理解他们，特别赞赏他们坚持坐在草地上，和大家团结一致继续我们抗议集会。在那一个特定时刻，人们心中有压倒一切的一个共同点。
近来，对明尼阿波利斯5/25警察“膝盖封喉”致死事件的抗议，波及美国全国。这个抗议活动，和我们留学生当年的抗议活动，当然有许多不同之处。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和对美国历史及现实的了解，我有以下看法。
抗议的正面意义，我在上述小文中写到：“碰到不公正、不公平，便要表示不满或反抗，应是人的天性之一部分。能集体地、公开地表达这种不满或反抗，会使各个个人得到鼓舞。而集体行动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满足。其意义在於，个人看到了群体对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同，个人在共同行动中体验到对群体的认同。”美国历史上，许多重大进步是经过抗议活动的推动而实现的。这需要抗议者一方，政府及社会建制一方，寻求妥协解、合作解。在抗议者内部，特别是在众多人参加、运动持续一段时间而胜利不在望到情况下，保持冷静头脑、坚持渐进改革原则，很不容易。常见的情况是运动一步一步激进化，不去寻求、接受阶段性、局部性的成果，不满足“见好就收”。历史表明，在自由民主社会，通过逐步改革进步，可以导致抗议活动最终取得实质性成果。
美国历史上，许多抗议活动，有正义理由的抗议活动，经常有骚乱、打砸抢行为随行。我对打砸抢行为深恶痛绝。一开始看到有抢劫商店发生，我就想：糟糕了，这种人又出来坏事了。但我理解，这是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弊病的反映，是一些人对弊病的破坏性反应，痉挛性发作。在美国这个基本健全的社会，以往发生过的打砸抢行为，即使一时一地闹得乌烟瘴气，只要执法机构人员沉着应付，那股邪火能量不久就会发泄耗尽。面对打砸抢骚乱，社会要维护法律与秩序，但这和处理和平抗议者的诉求是不同的议题，不可混淆。甘地倡导的对英国殖民地当局“非暴力抵抗”的原则，在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中发展成“公民不服从”策略。抗议者不与警察对抗，但也不服从。“公民不服从”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表达民意的方式。抗议者以 “公民不服从”方式作出的“违法”行为，与对抗性的违法行为，性质不同，执法时也应当严格区分。
美国建国国本，有一条基石性原则，军队不能用来对付民众。我在1999年文章中写道：女儿长大参加真的街头抗议，“有一点我是放心的：她不会碰上专政机器。” 现在，像她那样的年轻人，白人、黑人、华裔、西语裔，等等，会在抗议集会中。美国的军队，从来不是“专政机器”，其职责是抵御外敌、捍卫国土人民。国内法律与秩序的维持，依靠执法机构，本地警察和州长指挥的国民警卫队。在中国， 1989/5/21，有七上将（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上书反对军队进城。还有王平上将，未签名而持相同立场。即使在那个体制中，有良知的军人也坚持这样的底线。
美国历史上有许多例证表明，自由民主社会的政府领袖应对抗议的最好方式是：倾听抗议者的声音，认同他们的正义诉求，检讨社会存在的弊病，允诺与抗议者合作推进改革。我期盼这一次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能按照这种好的方式处理。现任、前任国防部长都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动用军队。希望这足以防止这次抗议活动以最坏的方式处理。
回到文章起点：我们没有忘记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坚持那些抗议者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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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由女儿参加的一次学生抗议活动所想到的
女儿番妮十三岁，在纽泽西中部一个小镇上的中学读七年级。那天晚上告诉我们，她和班上同学在“社会知识”(social studies) 课上闹了一场抗议活动。说的时候神采飞扬，简直压抑不住心中的兴奋。
中学生闹事， 起因居然是糖果。老师让他们做游戏，抢答问题，说好优胜者可得糖果。到游戏结束 ，大约有一半同学是优胜者，答对过至少一题。也许是优胜者太多，超过老师的预期，老师宣布不发糖了，但没有说明原因 。这些优胜者答完了题目都是站着的，这时就拒绝坐回座位。完全自发，甚至没有语言的交流，大家就静静地倔在那儿。老师连连说“坐下！坐下！” 有几个同学坐下了。原来坐着的，倒又有几个站起来。这是出於审美意识，而非功利动机，咸与抗议的。全班二十四个人，坐着的有七八个，抗议者是大多数。老师又叫坐着的同学去领糖，并对抗议者说，坐下来就可以来领糖。抗议者不为所动。於是老师开始讲课。这邦抗议者岸然挺立，有时得捧起如砖之沉的书来读，有时得拿起本子很不方便地写笔记。但是，女儿说，他们站了四十分钟，直到下课。“我们站了四十分钟呀！”女儿强调，而且得意。
女儿的性格中，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成分。不管什么时候出了大小意外，有点热闹可言，她都会象过年(准确地说，过圣诞节)一样高兴。厨房里她爹打了一个碗，餐厅里立即会蹦出一个欢呼雀跃的女儿。个子已经差不多有一米七了，依旧毫无心计。但对事有主见，是非分明，非白即黑。因此在风波兴起时她是站着的，而不是坐着的，自有思想基础。不过，当爹妈的知道她在学校里通常老实得象绵羊，绝不会带头闹事。因此我们也就陪着她哈哈一乐，并无担忧。倒是她眉飞色舞之余，最后说了句“老师明天可要整我们了(She will kill us tomorrow)”。也只是说一句就丢开，听她的“Backstreet Boys”CD去了。按她的标准，要是老师给他们额外的作业，比如说到图书馆查十本书写一篇关于纽泽西州印地安人部落史的报告，她也只好去做。那是老师的职权所在。她们抗议的是老师言而无信，那是理直气壮，她们的权利所在。
第二天下班回家，马上问番妮抗议活动结果如何。回答是，经过谈判(negotiation)，达成协议，了结了。
番妮是第一个到社会知识课教室的，一进去就琢磨今天是坐还是站。跟着进来的四五个同学都是第一天的抗议者，鼓噪着要继续抗议。大部分同学响应。上课铃响，这邦抗议者都站在座位旁。老师进来一看这架势，就说：“你们还要抗议呀？”转身去把管纪律的副校长找来了。副校长进了教室就说，双方来谈判，学生方面要有一个发言人。四五个同学举手，一个叫安娜的女孩，凡事都好出头，高举手臂连连挥动，急切不可耐。於是她当代表。副校长听完两造陈述，提出建议：以后再玩游戏，要进行到只剩下一两个优胜者为止；这一两个优胜者一定得糖果，由副校长担保。安娜同意。大家坐下。一切回归正常。
当爹妈的听到这样的结果实在忍俊不禁。“你们闹了两天，没得到糖，以后得到糖的机会也小得多了。你们怎么就同意了呢？”番妮一挥手：“安娜是傻瓜。但她是我们的代表，她同意了，我们只好坐下。”──“但是至少应该把你们该得的糖给你们呀。你们的目的不是要糖吗？” 番妮皱眉，那表情是说这种问题是安娜之辈才会问的。但还是耐下性子，开导爹妈：“我们本来是要糖的。后来要做的就是不服从(disobey)。这抗议活动真是有意思(The protest was really fun)。”── 这就是说，“不服从”本身就是宗旨所在。我们抗议了，故而我们满足了。谁稀罕几块糖呀？
这真是这些刚进入青春期、充满反叛性的孩子的心理。他们对不平之事非常敏感。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此表示不满和抗议。每个人的个别行动合起来构成了集体的“不服从”或“反抗权威”。他们挺身而出，就是要挑战：老师、校长(还有当爹当妈的)，可别小看我们。你们做错了，我们不买帐。你们不听，我们就闹事。番妮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过程。这使她兴奋。尽管副校长略施小计就平息了这场风波，番妮可没有任何失败感。她满心欢喜地回味“不服从”(disobey)产生的心灵震撼。她反复说“抗议活动真是有意思！”
番妮有幸生活在一个讲民主、有程序的社会。这些孩子对於他们拥有的表示不满的权利，一定认为是与生俱来，不言而喻的。 对此他们甚至无需做任何思考，更不会有任何疑虑。那位老师在风波乍起时的处理，显得有点小料，何至於因为糖果引发孩子们如此严重的抗议呢？但是当抗议活动持续下去时，她就采用了恰当的、理性的方式。那位副校长的解决办法，不能说没有以成人智谋摆平稚嫩少年之嫌。但她遵循的程序，则是无懈可击的。同样可赞许的是，孩子们对按程序取得的结果的尊重。既然当初大家对安娜当代表无异议，那么协议达成，大家也就认了。没有人试图罢免安娜或者夺她的权，重开谈判。
碰到不公正、不公平，便要表示不满或反抗，应是人的天性之一部分。能集体地、公开地表达这种不满或反抗，会使各个个人得到鼓舞。而集体行动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满足。其意义在於，个人看到了群体对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同，个人在共同行动中体验到对群体的认同。
人类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得益于对知识的追求而导致的科学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离不开对自由、公正、平等这些价值观念的追求而引发的制度变迁。近二三百年中形成的民主、法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价值观念之上，而又使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个人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实现。无论是在专制制度下的老百姓，还是在民主制度下刚刚成长起来的孩子，如番妮和她的同学，在初次行使他们的“天赋人权” ，以表达他们基於“普适价值标准”的意见时，一定体验到这些观念的质朴有力，这种实践的振奋人心。
三十多年前，1966年6月，“文化革命”席卷中国。其时我是个中学生，受到“自来红”的高压，被当作“狗崽子”践踏，达数月之久。到了10月，我们公开反抗了，自己去串联，自己组织战斗队，去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候，就体验到挣脱枷锁，争得自由、公正的欢乐。这么多年来，历经九年在穷乡僻壤的插队直到在美国落脚，这样的追求，一以贯之。如果要数文化革命中的正面体验，我愿意列此为一项。
整整十年前，1989年4月，另一群孩子开始了他们的抗议运动。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他们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反腐败、以及其他比糖果大得多的目标。他们搅动了整个社会。回想当年电视所示，多少成年人乃至白发苍苍者，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市民，几十万人，成百万人，热火朝天上大街游行。那些孩子们，带着孩子固有的全部优点和不足之处，投身到这场抗议运动中。他们的心理，和番妮班上的同学，不会有多大区别。
但是他们碰到了叫作“专政机器” 的东西。如果遵循适当的、理性的程序，如果对孩子的权利有一点尊重，如果对孩子的心理有一点理解和宽容，如果对孩子的生命有一点珍视，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呢？
十年了，那些孩子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以及那些成年人。他们的追求被碾碎了，甚至他们身上的恶名尚未被洗刷。晚上，番妮带着抗议活动产生的满足睡着了。她实在还太小，不会理解我的这么多想法。而且，由於她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番妮”，以后她能否读懂我写的中文文章，我没有太高的期望。她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并非十全十美。就在他们闹风潮的那一天，丹佛郊区一个小镇上发生了校园枪击事件，震惊天下父母心。确实是还有许多事物需要改进。正因此，在番妮成长过程中，还会有不满、抗议。或者正面地说，他们这一代人会有他们的追求，去建设一个应该是更美好的社会。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未必总能达到满意的成果，但有一点我是放心的：她不会碰上专政机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社会已经深深扎根。她的这次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我对此实在很珍视，其程度超出了番妮的想象：“你真的写了五页纸的故事，关于我的抗议？”她洋腔洋调地问。是的，我手写了五页纸，而且还在把它输入电脑。因为你的抗议事件让我想起另外那群孩子，以及成年人。只要人还在，只要这个世界不是完美无缺，抗议活动是不会停止的。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自由地、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意见，并通过理性的、法治的程序，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十年了，我们没有忘记这样的理想。
任赜
1999年4月22日初稿，4月28日改定
发表于北美“世界日报”周末版“世界周刊”1999年5月19日
网上杂志“华夏文摘”增刊2000年6月3日https://www.ciaos.org/HXWZ/ZK00/zk215.hz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