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5号我在公司干满20年。因此，给加了5天的年度假期。本来今年剩下的假期早已确定，10月到台湾两星期，12月圣诞节—新年期间用一星期。这一下就得在11月另外安排5天休假。另一半还要上班。我只好在感恩节之后的一周实施“做家务式”休假：分别给两辆车做了换机油和保养，请技工来做了家中保暖设施的保养，扫了前后院的树叶，拣了树枝（幸好桑迪飓风危害很小）。没事可干了，就一个人跑到山里去野了一天。
山是坦姆尼山（Mt Tammny）。它紧靠着横贯美国的80号州际公路，在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交界，隔着界河德拉瓦河与宾州那边的敏西山（Mt Minsi）对峙，是本地一景。我们一年到头到那里爬山。如下图，我站在坦姆尼山顶（左图），河对面是敏西山（中图）。两山分别有四百多米，比紫金山矮一点，河谷两侧山崖陡峭。这一天不是周末，前两天又下了两、三寸的雪，我上山下山走了一个环路，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山脚停车场上一共停了5辆车，所以还是有同类的人，美国人所说的“nuts”，南京话叫做“呆子”，也在山里转，不过没有碰到。满山遍野一人漫游，完全融于自然之中，算的上是一次独特的经历，也真是难得的享受。
登山杂志登过一些报道，说登山不仅对心肺肌肉关节有好处，也促进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在山林走一段时间后，大脑反应加快，答对的智力测验题增多。也许确实有这种效应。中午，我在山顶坐在一块岩石上吃饭，半盒子毛豆干子辣椒肉丝，三个芋仔包。还有热茶，台湾堂弟送的高山茶。阳光温暖，山林寂静，只有微风吹残叶发出飒飒声（上右图）。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脑子转得很快，一顿饭工夫，把2012年发生的事滤了一遍：登艾伯特峰，游台湾，美国大选，中共十八大，等等。
当时清理出来的要点是：
——台湾领先大陆数十年
——美国选民否定了茶党的极端主张
——大陆避免了“唱红打黑”式的文革复辟
很不幸，囿于多年积习，这里涉及的都是“政治性”大事。所谈的观点，肯定会有争议。但是，还是想尽量平实地记下当时理出头绪的看法，留待和朋友们交流，求得指正。
台湾领先大陆数十年
10月份我们到台湾两星期，回来后纪录了如下的感想：
“我们以前也相信，因为台湾人能做到，我们也能。现在，觉得不能那么简单化了。被海峡隔离60多年以后，两岸虽然使用共同的语言文字，却经历了非常不相同的历史发展，好像已经是不同的人群。如果我们现在就能起步，不知需要多少年，才能在民主政治上做到与台湾比肩。民主体制的良序运行依赖公民素质，包括文化伦理、社会风尚方面的许多因素 。台湾没有经历大陆‘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那样对传统的暴烈破除，‘温良恭俭让’风范犹存；台湾接纳、推行当代开明价值观念，成绩斐然。我们特别注意到，台湾的环保意识，胜过美国。我们回大陆旅行，亲友反复叮咛，吃饭住店买东西，步步小心，提防上当受骗。这次在台湾，亲友十分关心我们行程安排，叔叔天天询问，很多细节都考虑到了，但没有一人想到需要做这样的提醒。两岸差距，在经济某些方面是在缩小，在社会诚信等方面，应是在扩大。”
过了几天，听到两位去大陆探亲刚刚返回美国的朋友谈回国观感，对大陆现状痛心疾首：骗子横行，盗匪猖獗。要升官，出钱买。人在上海，要回美国了，打算自己一人叫出租车到机场，家里人不让，“你一个人，谁知道把你拉到哪里去？”硬是由一个亲戚陪同，打的到机场。我们去年回国，到了南京、北京、泗洪、张家界，当然了解到很多黑暗面，但负面感受还没有这些朋友今年这样强烈。
反之，对台湾，看“经济学人”杂志，倒又有若干正面的消息。该杂志11月17号登了一篇简短报道，标题是“马英九这个笨蛋（Ma the bumbler）”，内容讲马英九治国无方。这件事在台湾引起一点风波，中文网路上有议论。台湾外交官对该杂志提起书面交涉，“经济学人”则来函照登。信中说：“台湾人民有权用严词苛责其总统，但当一家外国媒体组织重复他们的骂人话的时候，至少应该加引号。” 引号云云，是争面子，令人莞尔一笑。但这封信还引用事实资料，为马英九（和台湾）评功摆好，其中提到的有：“据你们‘经济学人’情报部的数据，台湾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1年是$41,385，远高于英国($35,725)、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
附带说明：$41,385是很高的估算，维基网站有IMF、CIA的数值，台湾是$38,000左右。 就按$38,000算，台湾仍然高于英国。这是很高的成就。世界平均数是$11,650。中国的数值，世界银行、IMF、CIA提供的估算值非常接近，分别是$8,466、$8,387、$8,500。 由此可以推算，台湾人均GDP是大陆的4.5倍；如果大陆人均GDP保持每年10％增长率，再过16年可以达到台湾2011年的水平。
根据IMF的历史数据， 台湾、大陆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分别是：1980年$3,571和$251，1990年$9,853和$797，2000年$20,290和$2,379，2010年$35,604和$7,544，2011年$37,781和$8,373。可以看出，尽管大陆的增长速度高于台湾，但因为1980年的基数悬殊太大，这些年来，两岸差距的绝对数还在扩大。台湾高于大陆的数额是：1980年$3,319，1990年$9,062，2000年$17,910，2010年$28,060，而2011年达到$29,394。只有在相对意义上，可以说两岸收入差距缩小了：大陆人均GDP是台湾的百分比逐年升高，从1980年的7％升到1990年的8％，2000年的12％，2010年的21％，2011年的22％。
还有比人均GDP更好的指标，比较全面地反应人民生活状况。“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2013年的世界”有一篇文章，评价2013年婴儿在哪儿出生最好。按生活质量指数评价，前5名是瑞士、澳大利亚、挪威、瑞典、丹麦。德国、美国并列16。台湾排14。
附带说明：一共列出80个国家地区，新加坡第6，香港第10，中国第49。
我们在台湾确实看到了一个远比大陆健全的社会。实际上，当年台湾发展到大陆今天的收入水平（$8,500)的时候，也是更健全的：贫富差距小，腐败不严重。所谓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四小龙，台湾和韩国以经济增长快、贫富差距缩小而自豪，新加坡和香港则以廉政著名。
台湾人对大陆的经济起飞有重大贡献。特别是，六四以后几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台湾香港资本则大举进入大陆。我们80年代到美国，大量的衣服、玩具、小电器、日用品，都是台湾制造。当时感叹：“大陆何时能赶上台湾一省？”90年代到现在，这些都换成中国制造了。大陆发展成“世界工厂”，台商的资本、技术、市场渠道、经营方式等等，功不可没。当然，台资充分利用大陆当局提供的低人权、低环保经营环境和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是大陆制造业“血汗工厂”格局形成的重要参与者。在商言商，或许不能苛求台资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但台湾本岛的社会进步，与此恰成鲜明对照。
换一个角度看，大陆的经济，走的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谓“出口导向”的路线，日本、台湾、韩国是先行者。大陆从1978年起，否定被文革破坏到几近崩溃的计划体制，开放国门，招商引资，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到今天成为全球制造业和贸易大国，是这条路线的胜利。但是， 与日、台、韩全面相比，中国大陆有重大区别：
——日、台、韩都有自己的优秀品牌产品，中国迄今乏善可陈
——中国政府保持对经济的强力控制，近年来更大搞“国进民退”，变成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另类
——日、台、韩都实现了民主法治的政治转型，日本是经济起飞之前就由麦克阿瑟强制实行的，台、韩则在经济起飞后进行了民主化
第一点是经济业绩问题，假以时日，如果经济不出大波折，中国应该能够赶上。
后两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核心是一党专制。在专制体系下搞资本主义，既是老路，又是邪路。说它是老路，是因为很多国家在发展早期都走过这条路，台湾、韩国、巴西、阿根廷、智利等等，无不如此。它们后来都实现了民主转型。南美的例子最典型，在军政府统治下搞经济现代化，多半被动乱打断。动乱或者起于国内腐败导致的民变，或由国际经济突发事件引爆。民主化以后，这些国家才实现了政局稳定、社会平和。说它是邪路，是因为它不可能导致符合全球共识的现代社会。这样的社会必定包含的要素是：法治人权自由，多党制民主，竞争性市场机制，社会正义。
台湾确实领先大陆数十年。问题是，大陆什么时候走上正道呢？如果殊途，有可能同归吗？
美国选民否定了茶党的极端主张
2012年美国大选，因为景气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奥巴马连任的机会本来很小。选后分析，奥巴马在西语系、妇女、年轻选民中大幅度领先，奠定胜局。罗姆尼按其本来面目（比如说当麻州州长时）是共和党温和派，就此而言他和奥巴马差别并不大。但是他在竞选中背弃多年的政见，采纳茶党的一些极端主张。这使他一再出尔反尔，显出人品有亏。比如说，他在麻州实行的医保，是奥巴马医保的原型，但是他反过来要推翻奥巴马医保。他在麻州支持妇女坠胎权利，在竞选中变成“pro-live”（支持“生命权”，反对坠胎权）。另一方面，茶党的一些极端性政策主张，或者经不起理性分析，或者其社会基础太狭隘，不能得到多数选民的认同。这使罗姆尼从一个有希望改进政局的人变成一个不被采信接纳的人。
这次大选的结果，与其说是多数选民选出了一个中意的人选（如同奥巴马上次当选的情况），不如说是否定了一个希望避免的局面。这种局面包括：
——给富人减税，给穷人减福利
——永不加税（包括不给最富的人加税）
——撤换联储会主席伯南基
——推翻奥巴马医保
——（因为下届总统任期可能有4位最高法官退休）任命多名保守派最高法官，从而推翻Roe v Wade（使坠胎合法化的案例），或者使同性恋婚姻不合法，或者使非法移民失去归化的机会
这些议题涉及许多复杂因素，无法细说。下面选择两个重要而我略通其理的议题，即奥巴马医保，税收与财政支出，做简短说明。
奥巴马医保
奥巴马医保的核心因素来自保守阵营的思想库。首先是强制性要求每个人必须买医保。这个思想是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医保”当作一个商品看，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性，年轻的、健康的人民经常不买医保，年老有病的人必定买医保。因此，在自由市场机制下，这就导致医保业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费，以及它们最为人痛恨的行为：筛选投保者，拒绝有pre-conditions（已有病患）的申请人。因此，强制性买医保，有经济学的理由。不仅如此，它符合“个人责任”（personal responsibility）道德原则，这是保守派思想的基石之一。
其次是现在很多州正在建立的医保交易所（Health Insurance Exchange)，消费者（包括享受政府资助的消费者）可以在此选择不同的医保业者和医保计划。这是保守派经济学家，特别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倡导多年的市场机制，用于医保业。与此对比的是，很多国家，如西欧、加拿大，是由政府独家提供医保的。
这些主张曾经得到共和党重要人物（小布什，金格里奇，众多州长，众多议员）的支持。但是当奥巴马根据这些主张提出联邦医保提案时，保守派翻案，坚决反对。奥巴马医保案通过以后，以茶党为首，立志把它推翻。闹到最高法院，说罗姆尼在麻州搞的医保可以，奥巴马在联邦搞的不行，违宪。后来被最高法院以技术性理由驳倒了。
谈医保，还有一个前提问题，即，社会是否要提供全民医保？我赞成美国实现全面医保。原因很简单。必要性：想想我们在国内的亲友，没有医保或者只有低水平医保的人，生活在多大的压力下，心情是多么紧张。充分性：美国是这么富裕的国家。当然，这是一个判断问题。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判断。历史上，不仅民主党人一直支持全民医保的主张，里根、小布什总统都曾经具体考虑过实施全民医保。小布什的方案，是在“希拉瑞医保“失败之后提出的保守派方案，与奥巴马医保很近似，后来因反恐而搁置。
大体说来，如果赞成实行全面医保，那么奥巴马医保方案应该是不难得到两党朝野支持的。奥巴马很可能当初对形势估计过分乐观，没有想到茶党如此激烈而极端的反对。甚至奥巴马这次大选的胜利，也不一定确保奥巴马医保就能完全渡过难关了。民主党人现在嘲讽，使他们稍微安心的是，因为奥巴马医保就是保守派提出的最好方案，共和党现在实在找不出替代物。
实际上，奥巴马医保绝非完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包括有效降低医保成本的改革措施。这个方案在议会辩论中经过多次妥协交易，改来改去，成了一个“骆驼”。谚语说，“骆驼是委员会设计出来的马。”世界上广受称道的医保体系，一是英国，一是台湾。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有一长段歌舞，显示了护士、病床上的孩子，等等，向全世界歌颂英国人引以自豪的全民医保。看起来其重要性和工业革命相当。据统计，2009年美国保健支出占GDP的17.6%，台湾只占5.8%，而台湾人民的健康指标优于美国。奥巴马医保大有改善的余地，但茶党否定它的理由不能成立。
税收与财政支出
共和党多年来在大选中不变的主张是减税和减（福利）支出，其根基是其“小政府”的主张。这是有道理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确实过大。目前的福利支出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女儿两岁时到美国，那时刚会说一点中文。送去上托儿所，班上只有她一个中国孩子。第一天接回家后，妈妈陪她玩。她对妈妈说一句话，妈妈没听清。她又说一遍，妈妈没有意识到她在说英语，还是没听懂。叫我去听，却原来，她说的是英语“Leave me alone!（别管我，让我自个儿待着！）”好吧，让你自个儿待着。过一会儿，她又来了一句，这回是找上来说的了：“Give me a hand!（伸伸手，来帮帮我呀！）”我们大笑，托儿所老师真是把最重要的两句英语教给她了。
在美国普通公民看来，人民对政府的要求，也就是这两句话。首先是“自由”，你别干预我干自己的事。然后是“帮助”，你得维护法治，提供安全保障。左派右派，对此原则上无异议。但是，究竟哪些事要由政府管起来，则有很大的余地，可以而且应该权衡利弊，酌情处理。
最彻底的保守派理论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所谓“守夜人政府”，有警察、法官、国防军就够了。最激进的左派理论要求政府“从摇篮到坟墓”统统管起来。这中间则有许许多多偏左的、偏右的主张。在美国，这些各自言之成理、但又相互竞争的学理，尽可凭借其理性（讲道理）和感性（利益诉求）的力量吸引听众和信奉者。社会的稳定和谐，建立在“重叠的共识”的基础上。国家的治理，则要遵行民主程序，在多党制议会中，通过由议员代表的各种学理主张、各种利益群体，相互辩驳、协商、妥协，达成良序运行。美国的两党多年来在这样的架构下，一左一右， 相互纠偏，大体上照顾到社会各方面利益和偏好，保持均衡发展。
新泽西的州长克利斯蒂是共和党的上升之星，本来有人推测今年他会出来参选总统的。但他在共和党州长中第一个出面支持罗姆尼，为罗姆尼到全国筹款，募得1820万元，而且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主旨演说。他当然是坚决主张“小政府”的。大选前夕，桑迪飓风刮来，他领导救灾，很得好评。奥巴马也关心灾区，飞来灾区视察。克里斯蒂全程陪同，在电视上高度赞扬奥巴马提供的联邦政府支援，从物资到军队。而罗姆尼以前在竞选中曾经提出撤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这时很尴尬，辩解说，他主张撤销FEMA是要各州发挥主动性承担救灾的责任。灾后一个月，克利斯蒂和纽约市长（独立党派）、纽约州长（民主党）联合行动，轮番到华府上访，“Give me a hand”呀！他们要求，桑迪飓风造成的巨额损失，由FEMA提供百分之百的补偿。掌控拨款权限的众议院的多数派共和党议员们则表示，削减预算支出事关重大，碍难满足此等要求。
这次大选（如同每次大选）中最大问题之一是财政。本来克林顿总统任期结束时财政是有盈余的。小布什任内，打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给富人大减税，还给老人加福利（处方药品），留下大笔赤字。奥巴马上台后为刺激经济而增加支出，扩大了赤字。
竞选中关于减税、减支出、减赤字的两种方案之争，在奥巴马任期已经持续了几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市场失败”。联邦政府要优先处理的事务是：促进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对市场失败的后果进行纠偏式补救（监管金融产业/缩小贫富差距）。两党的财政政策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
奥巴马上任初期成功救市，以后在经济事务上则成效甚少。以茶党为首的保守派的阻挠使他寸步难行。在财政领域，他们提出两个硬杠子，不增加支出，不增税。这使议会运作几乎瘫痪，奥巴马当局无技可施。他们不许增加支出，包括不许为刺激经济而增加财政支出，说是反对凯恩斯主义。但是在这里他们反对的不仅是凯恩斯主义，还包括保守派经济学大家弗里德曼。联储会主席伯南基曾说，感谢弗里德曼对30年代大萧条的研究，我们不会重犯当时的错误了。当时的错误，就是在应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候，实行了紧缩政策。伯南基自己对30年代大萧条素有研究，是多年的共和党人。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他把联储利率压到几乎为零（扩张性金融政策），但惊魂未定的商业银行仍然不向外贷款。这是典型的所谓凯恩斯“流动性陷阱”。伯南基和财政部长盖特纳（另一位共和党人）一起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联邦政府支出），盖特纳戏剧性地向众议院议长佩罗西单膝下跪，恳请她带领议会通过增支方案。那一次他们成功了。奥巴马当局解救了大银行，解救了通用汽车公司等大公司，使美国经济避免了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但随后几年，“不许增加支出”的硬杠子封死了奥巴马当局刺激经济的举措。茶党推动撤换伯南基，是竞选中最不明事理的主张之一。
茶党“不增税”的主张包括两层含义：不增税率，不增税收（tax revenue）。消除布什富人减税，涉及税率提高。改革税制堵漏洞，则仅仅涉及税收增加。茶党说，由堵漏洞导致税收增加也是不允许的，必须由削减其他税收和增加（军费）支出来平衡。茶党的一个活跃人物诺奎斯特（Grove Norquist）把“不增税”变成一个信条和承诺（pledge)，推动议员签字，以赢得茶党选民支持。现任议会中，238名众议员和41名参议员（除3人外，全部是共和党人）签字信守此承诺。这些议员构成了众议院的多数派，在参议院则足以用程序手段（filibuster）阻挠任何议案的通过。
需要说明，这两个硬杠子，“不增税”是更硬的杠子。据报道，自1990年以来，没有一个共和党人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提高所得税。但共和党议员在小布什当政期间，曾经多次投票赞成增加支出：打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战费，给老人加福利（处方药品），还通过了给富人大减税。小布什继承的是克林顿的财政盈余，留给奥巴马的是巨额财政赤字，就是不增税（还减税）同时增加支出的恶果。
奥巴马当政后不久，在茶党的推动下，共和党把这两条杠子都变成铁硬的杠子。民主政治中的协商、让步、妥协、求共识的常规被抛弃了。实际上，民主党曾提出以10比1的比率（10份削减福利支出，1份增加税收）做交易，换取共和党同意增加税收（取消布什富人减税，即增加税收），被共和党拒绝。一直等到奥巴马当选后，共和党领袖、众议院议长贝纳才表示，将同意考虑增加税收。 这样，两党才有可能通过协商增多少税、砍多少福利、增加哪些方面的支出，达成实施方案。
美国财政的长期隐患是目前的福利支出难以为续。某些福利项目花费太多，浪费太大，目前就不应该维持。加上人口老化，婴儿潮一代人人多寿命长，将来的工作人群无法按现在的福利水平支持这么多老人。在大选中，没有人愿意得罪选民，严肃讨论削减福利的问题。在奥巴马第二任期，这个问题可能还不能排上日程。
共和党被茶党激进派挟持，是很不幸的事。茶党的主张并非都错，他们批评“大政府”的无效，批评福利被滥用的弊病，都有正面意义。问题在于，茶党的一些极端主张实在是不开明、不宽容。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解释成多数选民拒绝了那样的主张。
大陆避免了“唱红打黑”式的文革复辟
过去几年常常听到国内国外都有这样的说法，中国已经找到一条权力平稳交接的道路，比“西方式”选举更好。2012年围绕中共十八大发生的事件，却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等到十八大闭幕，才终于松一口气：这一次，中国避免了“唱红打黑”式的文革复辟。
想当年，“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敲锣打鼓，上大街游行。那时大家欢欣鼓舞，确实发自内心。这次十八大的过程、结果，却加重了我们对中国政局的忧虑。
首先是官场腐败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实在是司空见惯。但这次重庆事件暴露出来官场等同黑社会的图景，还是令人震惊。人们不禁要再追问一句：倒台的，是如此不堪的罪犯，台上的，都是好同志吗？
其次是事发的偶然性。王立军单闯美国领事馆，导致薄熙来垮台。令计划的儿子开法拉利跑车出车祸，重挫胡锦涛和团派。如果党国要员都是如此“命系一线”，能指望这个党、这个国家有稳定吗？反过来说，如果不靠这种偶发事件，有什么正常方式揭开官场黑幕？
再次是程序的合法性。“双规”是违宪的，政法委对司法部门的控制是违宪的。迄今对重庆所涉及几个人的处置，在党内、党外，均不符合法治程序。如果说重庆“打黑”是“黑打”，那么北京以违宪手段反腐，区别何在？
这样想来，中国能避免“唱红打黑”式的文革复辟，固然值得庆幸，但其正面意义仅在避灾，无关政局进步。在整个过程中，权力斗争你死我活，政见分歧则被刻意隐藏。重庆模式的内容、意义、对错，完全没有认真讨论、分析。最后总结说，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要继续走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道路。但是，从粉碎“四人帮”到“拿下”薄熙来，就宪政法治人权而言，有实质性的进步可言吗？那条不搞政治改革的道路，走到今天，政局人心，每下愈况，还没走到头吗？
民主法治是正道。目前没有迹象表示十八大产生的新班子要启动政治改革。
从台湾回来后，经常想起在中研院胡适纪念馆看到的，胡适晚年多次书写赠人、自励的顾炎武的两句诗：“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在山林雪地中，又想起这两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