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东磐兄9月2日在腾讯文化上发表新论：《不要再给史迪威泼脏水了》，不几日就有网友转来请予以评介。读罢大概知道东磐曾经“极为痛恨史迪威将军”，以后接到约稿重新阅读很多文史资料，认识上有了很大转折：“我通过这三年的研究，慢慢寻找资料，觉得史迪威是一个军事专业素质非常优秀的军人，是一个敢于认错、有着宽广胸怀的军人，是一个充满着善良的、人文情怀的将军。他是一个高贵的人，不应该再往他的身上泼脏水。”碰巧了，近年来以滇缅战场为题材的各种创作、活动颇多，几乎一面倒都在讴歌。对此，我既无助兴之欲，也无泼水之念。

我对史迪威将军曾经有过的钦佩感淡去已有些时日了，但也从未“痛恨”过他。人家是美国将军，责无旁贷地要为美国的利益打拼，中国的利益只是兼顾。至于他是否尽职尽责功过如何，这才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范畴，那也扯不到爱恨情仇上去的。民国在大陆的败亡无疑是一种文明沦陷历史倒退，若追责的话蒋公理当是第一罪魁。然而中国人历来有眼无珠不识好歹也合该承受惨烈牺牲忍受无端痛苦，似乎轮不到史迪威在此担多少罪责的。

东磐兄说是还有大作加以详述，我只能静待，因为无法想像“泼清水”又能洗刷史迪威成啥模样。然而东磐兄在滇缅抗战史的研究上是下了工夫的，为填补此项研究之缺失贡献良多。我也曾应南周之约为其大作《父亲的战场》、《国家记忆》作文推荐。想必他现在发此谈话必然事出有因，于是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既有认识，再次回过头去核查旧作以及相关的资料，但重审那些诸说不一的资料，颇费了些功夫梳理后，觉得他现在这个说法很难被接受，正相反，我却陷入他已扬弃的认识上去了。

中国的抗战，乏胜可陈，除了薛岳的“长沙大捷”之外，也就只有中国驻印军的胜利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贡献。除此之外，伏击了非战斗大车队数百人的“平型关大捷”乃至正宗硬仗的“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等，“惨胜”的只是中日两国对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尚未成形，谈贡献便很牵强。倘若美国没扔原子弹中国的抗战还可以赢得扎扎实实的胜利与尊严，因为日军崩溃局面已显现，国军已开始胜利反攻；斯大林未必有机会摘那么大的桃子。那样的话，我们自己也能昂首挺胸说“战胜”之外，就连后来的日本的右翼势力也没底气蔑视中国的。

两颗原子弹既炸垮了日本也震得民国骨酥肉散，更给予苏俄千载难逢之良机，甚至涂鸦了二十世纪的历史。杜鲁门一伙心急火燎地扔原子弹显然是一种短视行为，它至少缺失最起码的计划安排，扔完原子弹会怎样？方方面面该如何应对？我遍查史料居然没发现任何这方面的文字，更谈不上瞧见任何哪怕粗线条的预案，显然杜鲁门只是把它当一颗普通炸弹扔出去了，导致后患无穷。实话说，我没有那么足的底气去讴歌滇缅抗战，尽管驻印军征战、牺牲与成就都无愧彪炳青史，然而权衡中国的国家利益人民福祉，怎么看都得不偿失！

中国近百年来唯一可称战神的孙立人将军曾向蒋介石建议：中国军队撤离缅甸之前把中缅未定界定下来！史迪威公路基本沿“未定界”中国一侧修筑，定下来就意味着它是中国的沿边公路。他的建议被蒋否决了，理由是那会引起国际纠纷。可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之前之后的种种刁蛮举措，可曾顾忌过“国际纠纷”？孙立人将军统率下的新三十八师乃至新一军，是中国对日作战中唯一每战必胜且毙敌必数倍于自身阵亡人数的队伍，即使列入二战盟军战绩点评也是佼佼者！而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乃至筑路、支前民工的牺牲与成就，却因为老蒋的怯懦无能，化作仅为换取百余万吨美援物资所付出的代价，何其可悲！

我真的不明白如今诸多专业的、业余的史家可劲讴歌滇缅抗战是否苦中寻乐？中国官兵无数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战斗与牺牲，其胜果最终都被老蒋化为乌有。倘若蒋不是否决而是采纳了孙立人建议，收复这片被殖民者劫掠的幅员，无论怎么说这场血战的价值与意义都还有可圈可点之处。须知，当时罗斯福就是因为不允许为英国收复殖民地作战才不肯派美国大兵赴缅作战的，美国佬不可能帮助英国反华，即使“国际纠纷”发生老美至少不愿替大英帝国抢占殖民地助威，否则罗斯福无异于自掌耳光！就算它装傻，跟英国佬打一仗又咋的？老蒋自己窝囊废在开罗就使罗斯福大失所望，更使中国在世界留下贫弱可欺之印象，无怪乎他会失去整个大陆。

民国额外的给付还有：四十余万国军精锐聚集滇西，缅北还有近十万，导致日军在中原长驱直入，直接打断了民国的脊梁！就连罗斯福也在导致史迪威去职的那封电报里说：“此次湘桂之败，使昆明空军基地陷入受攻击的危险境地，不仅会减少飞越驼峰的空运吨位，中印之间的空中航线还可能中断，除非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中国人民长期英勇抗战和美国全力支援所获的成果，可能付诸东流。”驻印军缴获的日军文件也有清晰的训令，要他们在缅北顽强抵抗牵制华军有助于日军在“桂林方面”的作战。史迪威为其个人荣耀，不断地向华盛顿打小报告阻止蒋欲从滇西抽调兵力回援之企图，还要求向蒋施压增派滇缅兵力。愚钝的老蒋竟然舍近求远从中原抽调13军等部长途驰援黔南，让出大片区域给共军占领。日、美、共三家殊途同归，在不同的角力场上合力搞垮民国政府的效果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下面专谈史迪威。

以我对史迪威的阅读而论，他是个才华横溢尤其是语言天赋超群的佼佼者，坚持记日记表明他对自我生命价值的珍视程度非常高。他的许多认识确实是对的，例如还在北伐时期就判断冯玉祥：“他可以背叛任何人――他完全是为自己的。”可谓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的精准结论，值得赞赏。对于蒋介石的尖刻指责大部分也都成立，虽有不合时宜之嫌。更不必说史迪威那些关心士兵生活、质朴肯吃苦、亲临前线之类模范干部的事迹。

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来华美国人群体之主流就带有理想主义以及新教徒式救世主情结，借鲁迅的话说就是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史迪威当属其中情绪最偏激者，这显示了他不具备高层领导人应有的政治素质。上梁不正下梁歪，以他为符号，二战时一群美国政府的代表似乎来中国不是为了帮助抗日作战，而是为了干涉中国内政推翻独裁专制、建立美国式宪政民主制度，是来干革命的！比如说史迪威的得力部下谢伟思，1944年8月23日唆使老毛向老蒋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把毛都吓了一跳。盘算一通然后电令在重庆的林伯渠去试探各方面，回电说大受欢迎，于是林奉命在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上正式叫板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同一天美国大使高斯呼吁建立“中国所有各党联合参议会”。此举迅即获得那些不得志的墨客骚人跟风，中共顿时成为耀眼明星，“统一战线政策”大显神通，周恩来也公开号召“结束一党专政”。22日毛自己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做检讨，说谢伟思教他向老蒋主张建立联合政府，而“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总以为天下是蒋介石的，美国人反倒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于是老毛亲自率领中共各报高调抨击“一党专政”吹捧“美国式民主”，笑蜀先生扒拉了一堆旧报纸就凑成《历史的先声》了！其实那只是蛊惑人心的噱头，不但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无误，连这本书都被中共强令下架了。

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史迪威及其麾下头顶着美国官员的光环，对于民国政府的声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无可估量的，说他吹响了推翻“蒋家王朝“的号角一点也不过分。有以史迪威为符号的这批美国官员助力，中共在政治上的主动性疾速提升；而老美迫使老蒋集中国军精锐于滇缅战场，仿佛抗日只能到滇缅，别处再怎么打都不算！日军则不失时机集聚有史以来最大兵力开打“一号作战”；共军抓住机遇跟在日军身后抢占中原地盘，还美其名曰“敌后战场”。三管齐下的结果是：毛泽东终于有底气在1944年12月20日批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国军将士在抗日战场上流血牺牲所挣来的人心甚至很难说是否敌得过史迪威们所造成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一直延续至今，官方以及许多青年人现在仍不承认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努力与成就便是例子。

蒋介石或许是独裁者，他比斯大林更独裁么？显然不！丘吉尔有名言：“如果明天希特勒进攻地狱，我们宁愿与魔鬼结盟！”借以诠释他力主与苏联结盟的理由。即算民国是“地狱”，日本已经进攻多年了，美国政府也已经与中国“魔鬼”结盟，以史迪威为首，奉派执行盟约的一批美国军政人员何以对美国政府训令阳奉阴违，不致力于助华抗日，反倒热衷于搞垮“地狱”里的“魔鬼”呢？史迪威的忠实助手多恩将军后来披露，史迪威甚至曾让他准备详细计划暗杀蒋介石。

须知，梦寐以求打垮蒋政权的日本皇军，似乎还没玩这等刺客游戏！有人质疑多恩讲述的真实性，还有议论说是罗斯福在开罗授意史迪威“除掉”蒋介石，可所有相关史料均无支持此说的直接或间接证据之外，反倒有诸多与之忤逆的记载，例如罗斯福与儿子的谈话。史迪威受命赴华之时就明言：“在中国除非除掉蒋介石，否则毫无办法。”难道对其极端赞赏的史汀生部长也会误记吗？那可是谈话当天的记录。1943年他更是在美联社采访团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言：“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处决一百名高层领导人。”这也算史迪威人格高尚的标志么？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还没有哪一位帝国主义高层人物发出过如此叫嚣的，无论是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还是日本皇军司令东条英机，都不曾发表过如此张狂的帝国主义言论！

而罗斯福1943年3月8日亲笔写信指示马歇尔：“史迪威与蒋委员长打交道的办法恰恰是错误的，我们毕竟不能指望一位中国人使用和我们一样的方法。当史迪威谈到蒋委员长脾气暴躁、难以驾驭、得寸进尺等等时，无疑他是正确的；但是当他谈到要以更加严厉的语调同他说话时，他恰恰是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在描述了蒋“历尽艰辛才成为四万万人民公认的领袖”以及“极为艰难的工作”之后罗斯福接着明确指出：“蒋委员长认为有必要维护他的最高统治地位。如果你和我身临其境也会这么做的。他既是总裁又是总司令，对这样的人，我们不能用严厉的语调说话，也不能以对待摩洛哥苏丹的办法，强迫他做出承诺。”其实还在1942年10月，罗斯福就写信给马歇尔：“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况究竟怎样？很显然，他和委员长的关系非常紧张，引起了很大麻烦。因此，我认为史迪威到其他战区去或许更能发挥他的作用。”这应该是最高司令的命令了，马歇尔、史迪威都置若罔闻，老史一如既往地出言不逊。直至11月开罗会议时，马歇尔获悉各方反映情况多了，再次警告史迪威不得对委员长出言不逊，他却矢口否认。马歇尔不得不正色直陈：“我知道你一贯不撒谎，但我希望这不是新的开始。”与史迪威宣称的“独裁者‘花生米’”有出入的是：蒋政权一方面根本统治不到中国的大部分幅员，就连体制内他也没法完全驾驭；史迪威就任之时便宣称蒋介石只能指挥得动政府的十个军。二方面他还有“独裁无胆”之软肋，民主只是“多与少”的问题，远谈不上“有与无”。

蒋记民国政府的腐败现象，正如塔奇曼正确指出的：不是权力高度集中导致的腐败，而是权力式微导致的腐败。以史迪威为符号的这些美国官员，恰恰违背了罗斯福的旨意，以搞垮“蒋家王朝”为己任，下错了药！美国人强势介入中国政治推进倒蒋，加剧了权力式微，九教三流都来投美国人之所好，企图获得承认从美援中分一杯羹，甚至想得到军援以增强实力对抗中央政府。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共，周恩来还在史蒋矛盾初露端倪时便宣称红军愿意受史迪威指挥。老史便信以为真一次又一次提议武装红军两个师，由他来指挥他们抗日作战。实际上他派往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发现：中共对史迪威毫无雅兴，根本没打算听他的，只不过想利用他来给老蒋添乱而已。美国人干涉的结果非但未能阻滞腐败势力，反而使腐败愈演愈烈，成为民国腐败现象的助燃剂！他们中某些人后来受到麦卡锡主义追究责任也是咎由自取，尽管已经于事无补。

史迪威的肉眼甚至不如冈村宁次，冈村在1939年11月14日的报告中就指出：“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的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细察日军战史，可知其整个抗战期间始终追着“中央直系军队”作战。对于以中共军为主的“200万抗日敌军”充其量只进行“治安战”。而史迪威却利用其掌控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权之便利，努力挤压“中央直系军队”，不断鼓噪要接济并振奋“200万抗日敌军”。

史迪威那份“唯我独尊”之豪气，即便在宪政民主根深蒂固的欧美也难觅其匹。我没发现他对古往今来任何人有过崇敬之情，即使在西点时被认为刻意效仿格兰特将军，而且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效仿终其一生，也没能寻到他崇敬格兰特的任何言谈或文字。这很少见，即使狂傲的巴顿将军，近者崇拜南北战争名将杰克逊，远者崇拜迦太基首领汉尼拔，史迪威似乎谁也没崇拜过，除了他自己。反过来他蔑视的人却多了去，几乎没有一位同事或上司能入其法眼，更别说盟军同仁。即便是号称与之关系良好的英军斯里姆将军、华军孙立人将军，也只不过挨他骂得较少罢了，吵架更是家常便饭。与之共事的英国人，甚至美国人，多数人无法容忍，英印军统帅蒙巴顿要求美国政府撤回史迪威的次数一点儿也不比蒋介石少，英军总参谋长布鲁克甚至当面请马歇尔撤回史迪威，因为他跟英国三军将领都无法相处。史迪威自己也在被调回时的日记里承认：“英国人反对我，中国人反对我……”甚至一连点了五位美国总统特使的大名，说他们都在跟他作对。就连他的忠实助手多恩将军也称之“一向目中无人的史迪威”，这就只能算是史迪威自己的问题了。

一战时初出茅庐的史迪威，以情报参谋官身份供职赴欧美军总指挥部，便将美军情报部同僚统称为“花生米俱乐部”，唯不知是否包括当时美军情报部首长马歇尔中校。而史迪威对这个“花生米”说道的初始定义是：“得到少校以及更高职位并派给各种舒适工作的富豪、政客和各种社交明星。”也即他所蔑视的花架子。后来他用这个绰号来称蒋介石，当然表示出极强的蔑视心理。至于塔奇曼在其名著《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里说：“花生米原来是蒋介石在秘密电文中的代码，后来经常用做委员长的名字”，纯属想当然。

不用说同僚，就连一战时的威尔逊总统在史迪威眼里也不过是“晕头晕脑的傻总统”；而后来的总统罗斯福则被其称为“我们的傻子”、“轻浮的傻瓜”甚至讥笑其残疾称之“橡胶腿”。尽管他对工作的热情与勤勉确实非同寻常，这使他深得当时情报主官的马歇尔、炮兵主官的史汀生赏识，他俩二战时升任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委史迪威以重任乃情理之中事。马歇尔一上任陆军总参谋长，第一个就将怀才不遇、准备退役的史迪威升为准将，紧接着委以要职提升少将，再举荐其出任美军赴北非远征军总司令可升中将。只是因为英国人当时坚决不愿意被美国人指挥，坏了这个差事。然后才有派赴中国战区出任参谋长兼空头的驻华美军司令，亦可捆绑中将军衔，两年半连升三级。

在印缅战场唯一能与史迪威和平相处的英军名将斯里姆，后来评价史迪威：“我应该说，直至军级水平（Corps level）上，一名优秀的战术家，但不是一位好的行政管理人员。在更高的层面上，他既不具备那种气质，也没有战略背景或行之有效的判断。甚至在战术领域里，我认为他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为有意只任用平庸的美国下级指挥官，而在他的班子里裙带之风盛行。”窃以为史迪威在印缅整个任期都与之共事的斯里姆，这个评价还是挺客气的，即认定史迪威只有军长以下带缺憾的战术能耐。这比陈纳德将军评价“他作为指挥官具有指挥一个师的司令官的气质，但缺乏作为一个战区司令所需要的才识”高了一级。其实也过奖了，美军参与缅北作战的官兵客气的跟着英国人称史迪威为“最优秀的三星级连长”、不客气的称其为“一坨屎”，“梅里尔掠夺者”指挥官之一奥格本上校则称其“冷酷无情，毫无人性”；其最激愤的队员甚至后悔没打黑枪崩掉史迪威！

那么史迪威是否如东磐兄所认为的“是一个军事专业素质非常优秀的军人”呢？这太笼统，除了训练大兵或可称道而外，史迪威从未带兵打过仗，哪来的“军事专业素质非常优秀”呢？作为连、营、团长，事必躬亲的史迪威可能还符合这个评语；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直至他被召回，两年半时间里居然连这个参谋机构都没有正常运转，除史迪威外还有这样的参谋长吗？对于接替其中国战区总参谋长职务的魏德迈，史迪威居然可以不与交接便扬长而去，他留驻重庆的参谋长赫恩将军告知魏德迈，参谋部所有资料都在史迪威裤兜里，这与“皮包公司”有何区别？魏德迈索要史迪威在任时制定的中国战区作战计划，竟被告知史迪威从未要求制定过这样的计划！如此渎职行为在任何国家的军队里都是要被军法审判的，然而偏偏在法制严谨的美国，马歇尔等高层庇护他到极致，所有批评他的美军将校都被调离，就连驻华海军武官也未能幸免。魏德迈只能苦笑称接下一个“烂摊子”，然后赶紧在一个月内将参谋机构完善并运作起来，迅即组织制定了之后中国战场的反攻作战计划，并使之付诸实施。

这里无仿多说几句：魏德迈应该算是史迪威在西点的学弟，几乎步史迪威后尘在菲律宾、驻中国步兵15团服役，后又奉派在美国、德国的参谋学院深造。1941年在马歇尔的战争计划办任职时，几乎所有美国新战争计划他都是主要制定者，他所制定的《胜利计划》被采纳，成为美国整个欧洲战场的对德作战主脉。也因此深得马歇尔赏识，常作为马歇尔的代表出席联席作战会议。只因其为德裔，又曾被国会某些议员责难有“亲德倾向”而遭调查，失去赴欧洲战场效力的机会。若不是珍珠港事件使这个调查不了了之，兼之马歇尔惜才心切，魏德迈或许军旅生涯也到此结束。1943年9月升少将并派往东南亚战区任美方参谋长，显然是马歇尔为扶持史迪威而派遣。但小肚鸡肠的史迪威将其置于东南亚战区的英国人中，不让他染指X部队缅北作战，这使蒙巴顿占了便宜，才华出众的魏德迈无疑为英帕尔及后续战事制定作战计划贡献不小。

而史迪威全力以赴的缅北作战，斯里姆称其搞裙带关系并非空穴来风，除副手多恩原是地图绘制师，在史迪威手下做过助理武官；参谋长柏特纳战前是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商贩；美军特遣队司令梅里尔乃美军语言培训班的日语教师。均系其旧部或老相识，都靠着史迪威当上了罗斯福称为“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他调儿子来任情报主官，两个女婿皆做主要联络官。他所重用的美军官员基本上都是盲人瞎马，没有一个算得上称职，更不要说出类拔萃。若不是国军最优秀将领孙立人、廖耀湘等在那里鼎力支撑，缅北作战必定也是一塌糊涂。

缅北作战初篇

东磐兄举例说史迪威指挥错误还要撤掉立下大功的新22师65团团长傅宗良，然后大加赞赏说史迪威如何认错。其实还不止，他不但撤销了惩罚傅团之前电，还电请老蒋提拔傅宗良上校为少将副师长，并在新22师师部亲自向傅宗良道歉，说：“你的战术修养比我好！你的战术修养比我好！”这个故事充其量可算作亡羊补牢，挽回的是他自己的声誉，而不是对傅宗良的恩德！

其实这个案例是一连串大故事里的一个小故事：1943年10月10日，在列多主持总指挥部工作的史迪威的参谋长柏特纳准将，按照史迪威既有之计划发布了第6号作战命令：“大龙河以北及大洛地区，仅有土民和缅军组成的搜索部队，间有一两个日本军官配属。着新三十八师112团于11月1日前，自现住地前进，占领大洛至大龙河及大奈河之交汇点与下老寨一线，以掩护新平洋前进基地建筑新机场，以便于盟军后续兵团进出野人山区。”接到命令后，孙立人认为日军不可能防守薄弱，所用兵力太少太分散，三个目标点相距70英里且隔着大山，112团三个营根本无法相互照应。但柏特纳笃信小史迪威审定的情报认定目标点“只是一些土人缅军组成的搜索大队，哪有什么正规日军？”似乎只需开过去接防而不需攻坚。本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魁北克商定次年2月进攻北缅，为了实现史迪威要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上大出风头的愿望，柏特纳以军令强派112团兵分3路提前行动：第一营是左路，目标是大龙河西岸的临滨和于邦；中路是团直属部队和第二营，作为左右路之预备队；右路是第三营，目标是拉家苏。实际上三个营都将面对日军第十八师团3个联队的强敌，而且一年多来，第十八师团已在唯一可供大部队推进的胡康、孟拱河谷地域构筑了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只等进攻部队来送死。

即使在实战时进攻受阻数星期无进展、三营营长陈耐寒牺牲的现实面前，从不上前线的柏特纳仍固执己见，连攻击部队报告说日军配备山炮等重武器也认为是谎言，自吹是炮兵专家断言山炮根本不可能运到那种地方，不顾我军伤亡命令继续强攻。孙立人得悉112团遭日军重兵围困，立即由重庆飞回，欲亲率新38师其余两团赶赴增援，柏特纳坚决不准。还不断以电报报告在开罗的史迪威，楞说国军畏战不肯进攻。拿不到捷报显摆的史迪威则据此向罗斯福告状，使得老蒋在美国佬面前不断遭受质疑，这些电报以及史本人对中国军队的贬损对打击罗斯福有意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努力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不但英国人借题发挥力主取消缅甸作战的计划，连罗斯福本人也开始怀疑中国是否扶不起来的阿斗。

开罗会议第一阶段结束，罗斯福、丘吉尔一行赶赴德黑兰与斯大林会谈，灰溜溜归国的老蒋经印度时责怪孙立人，听孙陈述后亦无话可说。留在开罗等待总统的史迪威闲来无事便去金字塔、耶路撒冷等处旅游观光。孙立人一再与柏特纳激辩均无果，只得通过无线电随时指挥112团各营构筑阵地坚守待援。柏特纳据此再次发报状告中国军队无能且坚决不肯发动攻势，史迪威不在，这个电报则被在开罗的东南亚战区英国军官们知悉并趁机炒作。待罗斯福、丘吉尔返回开罗，英方在会谈时拿柏特纳的电报大做文章，丘吉尔再次强烈要求取消“海盗计划”。即，老蒋一直坚持的要英方从海上发动攻势，中方从陆地发动攻势合力夺回缅甸的计划。美方一直硬着头皮支持这个计划，“三叉戟”会议上已算是通过了，丘吉尔也答应增兵两万给蒙巴顿执行这个计划。老蒋曾带着“大国地位”和“海盗计划”两个气球回重庆吹嘘，可如今既有斯大林在德黑兰承诺欧战结束后三个月内对日宣战垫底，又有此电报作证，罗斯福只好两边妥协，同意取消“海盗计划”的同时对蒋同意推迟夺取北缅的攻势到下年，以为安抚。其实将缅甸战役拖到欧战胜势确立后正是丘吉尔的如意算盘。

而老蒋带着老婆去参加开罗会议，简直不可思议。内里却含隐衷：此前老蒋令宋子文赴美活动，一定要把史迪威调离。宋氏不辱使命，在美经过多方努力已见端倪，他发电报给老蒋告知几点意见，只需老蒋坚持己见罗斯福就会下令另外安排史迪威的任所，因为罗斯福已经认定史迪威不能履行他赋予的在华职责。这个消息很快被老史知悉，也明白形势严峻，于是去走夫人门道，跟孔、蒋夫人说了许多好话。用他自己在日记里的记述仅有“订了攻守同盟”字样。宋氏姐妹便一起上阵纠缠老蒋，这个昏君居然转向食言不再坚持要求调走史迪威了！宋子文闻讯大发雷霆，却无法令老蒋回到原议，一怒之下甩手而去，这才给了他妹妹这次机会，反倒更糟糕！史迪威到了开罗也就变了脸，丝毫没给蒋宋美龄留面子。

罗斯福与老蒋接触后颇感失望，视中国为大国的气球也开始瘪了，很快回到欧洲中心之轨道，此后他从“四大国”的天平上减少中国的砝码，增加苏联的砝码，史迪威的心腹柏特纳这份电报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开罗会议是中国国际地位从上升转入跌落之拐点，此乃宋氏姐妹之前受了老史忽悠游说蒋介石否决宋子文坚决赶走史迪威计划的结果，古今中外举凡夫人参政必遭恶报的一个案例。那几块国土其实势在必得，老蒋连签署一份公报的机会也没捞着，霍普金斯起草的新闻公告尽管被唤作《开罗宣言》，却是连外交文件也算不上的。马歇尔明白中国和远东战场从此不那么重要，想顺从罗斯福意见把史迪威调出这个泥坑，但被史拒绝，他不想灰溜溜地离开，坚持要兑现当初宣布必夺回缅甸、直捣东京的誓言。

老史提前展开的作战原计划就一厢情愿：用所谓“Y部队”即远征军南下进攻；用英军第四集团军横渡钦敦江拦腰截击，加上“海盗计划”认可的登陆仰光作战；他指挥“X部队”即驻印军由中路直插缅北掩护修路。在8月魁北克“四分仪”会议认可“执行上缅甸作战”，英印总督韦维尔上将据此划定区域，不许驻印军从中缅进攻，只准从利多经胡康河谷向密支那、腊戍一线以北区域进攻，不得南下。这区域除密支那地区外都在“中缅未定界”中国这边，只是全盘配合作战之一部分。但史迪威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中美英开罗会议上出风头不惜孤注一掷，不顾其他方向尚无任何开打计划就抢先命令驻印军“通过老鼠洞钻过去，并且一边走一边打洞”。

现在开罗会议最终决定，中南两路的英军攻势全部告吹；鉴于老蒋原本承诺远征军南下是以英军的海上攻势夺取仰光为前提的，如今“海盗计划”泡汤，罗斯福又建议搁置远征军南下至下年，只剩下驻印军这两个师3万余人孤军深入野人山密林玩命，此乃兵家大忌。史迪威抢先开打事实上只是一场豪赌，即使赢了其意义不过是打通一条险峻的低等级公路而已，若出师不利驻印军官兵性命就成了他输掉的筹码。

此时驻缅日军处于最强盛阶段，当面之敌有第十八师团（加强）、第二师团、第五十三师团、第五十六师团以及第三十四独立旅团，朝鲜调来的第四十九师团已在途中。除第五十六师团部分主力布防滇西外，其余不少于14.6万人均在驻印军受敌范围。而彼时尚未开打英帕尔战役，缅南尚有第十五、二十八两军之五个师团加两个旅团约13.7万人可随时增援北上。史迪威尽管盲人瞎马，也知道强敌不好对付。他搬不动英国人却能欺负蒋介石，手握“租赁法案”物资监管权逼蒋出兵是增大赢率的唯一希望。

还在1943年9月至10月，史迪威在重庆与德里间奔忙，与英国人扯皮保护美援物资不被截留、游说蒋介石参与进攻，挺进北缅的驻印军指挥权则交给他的参谋长柏特纳准将。孙立人对这位根本外行的总指挥极不信任，认为他严重低估了胡康河谷日军实力，这会使驻印军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他强烈要求撤换柏特纳，代之以一位中国将领。实际上是要求一直被史迪威旁落的驻印军副总司令、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将军行使应有权力。这个要求获得老蒋支持，史迪威不干，站得住脚的理由只有一条：经罗斯福批准招募的2850名美军5307特遣队将参与进攻，必须由美国将领才能指挥。

现状也是出师不利，112团已在全军覆灭的危险中挣扎。非但无增援且无补给的各营仍在坚守阵地，其中112团第一营在进攻于邦时遭遇强敌。11月4日，营长李克己身先士卒，率一个加强连攻于邦，敌据工事死守不退，步炮火力之强出乎意料。派人一侦察，据守之敌是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联队和第五十六联队之主力，兵力超过一个联队！尚有敌第十八炮兵联队从山口不断炮击相助，且敌军迅速增兵，未几便达到3个联队的规模。112团出发时仅被允许携带60毫米迫击炮，史迪威曾规定每炮兵连每日发射不得超过150发，柏特纳照此拨发弹药。李营长所部反被包围。李按孙立人指示择易守难攻处构筑阵地，柏特纳居然连派飞机投放给养弹药也不准，李部只得靠吃芭蕉根饮植物茎中出水居然还坚守阵地30余日！

至史迪威从开罗返回，他隐瞒了会上灾难性变故，不商讨如何应变仍坚持孤军独进，还相信柏特纳一面之词指责孙立人。孙与之争辨多时仍无果，无奈，只得请他次日一同飞赴前线视察再作结论。视察之后史迪威也看出错在柏特纳，孙立人再次要求撤换无能且贪生怕死的柏特纳仍被拒，鉴于柏氏那个电报也导致史迪威在英国人面前颜面扫地，自知理亏的他只好解除了柏特纳的指挥权，同意交还孙立人、廖耀湘师级指挥权。或者可以算是史迪威尚识时务，至少不属于冥顽不化之徒；或许也是逃避罪责的良方，一旦失败就有替罪羊担责。但却奠定了日后在孙、廖指挥下驻印军创造辉煌的基础。可以判定，若史迪威继续把持两师指挥权，缅北之战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战果的！

缅北作战续篇

孙立人获得本师指挥权后即率其余两团迅速穿越雨林赶赴于邦，12月22日在前沿干萨坎设立师前进指挥所，孙并未立即开打，而是了解敌情部署我军攻击路径及作战要领。26日上午发起攻击，此战很快大获全胜，歼敌十八师团五十五联队联队长藤井小五郎大佐以下2500余人，生俘13人，新38师伤亡230余人，获得首战于邦大捷。史迪威27日即已下达新命令，令新38师与派来接防112团原有防务的新22师65团“设法驱逐自大洛至太柏家一线之敌”。孙氏一方面需对于邦战场予以清理，二方面认为于邦之战必须总结，与新38师官佐讨论确立了今后作战之方略。老史不耐烦了，他在1月2日的日记中指责“孙立人不肯动。在空中支援、弹药和炮火方面提出荒谬的要求”，不愿意“让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等等。

3日史迪威下令第65团归孙师指挥，同时又下令傅上校之65团“沿大洛河右岸直捣拉加苏，以解112团第3营之围后，渡过大洛河，夺取大洛”，这才有了东磐兄所引述的史迪威谦虚故事。老史的脑瓜只有一根筋，除了知道解救被困拉加苏112团3营之主题外，并不懂别的战术，更不懂大洛为日军补给基地，日军大部已开赴拉加苏围歼第3营，防守大洛兵力必薄弱的道理。傅团长据战场实情违令先攻补给基地大洛，并在百贼河设伏围歼从拉加苏赶来援救大洛的日军五十五联队三大队。此次“围点打援”毙其大队长冈田公中佐以下700余人，生俘20余人，创大洛大捷外也解了拉加苏之围。仗还没开打史迪威就致电老蒋并获准罢免傅宗良团长职务，25日夜获捷报后并不相信，26日去点验敌尸时是带着4名宪兵准备带走傅团长的，碰了一鼻子灰且面临中国官兵强烈抵制，他毕竟识时务明白不私下道歉只能会给自己公开抹黑，私了之后可算其敢于认错，不可能归结到他指挥有方上去。

先有孙立人指挥114团获“于邦大捷”，又有65团的“大洛大捷”，进而肃清系列日军据点，导致日军首次军心动摇。日酋牟田口廉也哀叹“中国军队的战力已达到不可与昔日相比的精强程度”，并指令田中新一“停止目前攻势，于福昆（胡康）沼地行持久作战”，并告诫田中：“十八师团在攻占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作战中，因其卓越的表现而享有‘森林之狐’的盛誉。而你现在的对手孙立人和他统率的新三十八师，却是一头勇猛善斗的‘森林之虎’。你得处处小心谨慎。”日军第十八师团曾有过的嚣张气焰从此不复存在，而且再也没能打出哪怕像样点的作战，直至彻底被歼灭。

在缅北之战中这类案例多了去，越是仔细研读缅北战史越能感到史迪威之虚名其实是孙立人、廖耀湘给创下的！比傅团更典型的战例还有：1944年2月史迪威命令廖耀湘率新22师开进缅北参战，正面攻打孟关，然后拿下瓦鲁班；命孙立人新38师迂回敌后夺取沙杜渣。有了此前系列战败以及牟田口廉也的告诫，敌十八师团长田中新一采取强固阵地收缩防守的战术，使原已构筑两年多的工事群更完善更坚固，他亲自坐镇孟关战场指挥防御，廖师按照史迪威命令作战遭遇顽强抵抗进展受阻，伤亡颇重。行进中孙立人发现史迪威命令他攻打的沙杜渣离孟关远在75公里外，中间还隔着一座大山，根本不能形成与廖师呼应的效果，即使侥幸取胜也必伤亡惨重。遂自主决断命令113团中途回师改打距孟关25公里的军需供应地瓦鲁班，这就越界作战彻底违背了史迪威的命令。

奇袭瓦鲁班不但断绝了孟关守敌粮弹供应还切断其退路，造成敌军心动摇直接配合了廖师作战。此役迅速大获全胜，田中新一仅靠其工兵联队长深山忠南在西南方向密林中开辟的小路才得以逃脱，师团关防、座驾皆被我军缴获，日军十八师团已被打残，其残部尔后虽经补充兵员达12次之多，但战斗力也就今非昔比了。此战使得英军统帅蒙巴顿也大吃一惊，该师团曾在马来半岛横扫英军如卷席，导致丘吉尔称为“英国史上最沉痛的浩劫，规模最大的投降”。居然被两个中国师给打垮了？他马上飞赴孟关验证，亲眼看到华军战果对其日后作战决策有了新的感受，提振了英军也能打败日军的信心。而史迪威对于孙立人违抗其军令另搞一套也无话可说，此后反倒沿孙立人思路制定作战计划，而美国新闻界则大肆吹嘘史迪威如何用兵如神。

密支那消耗战充分证明史迪威不会打仗

例如密支那作战，尽管史迪威借鉴了孙立人以及英军温盖特将军的迂回作战经验，让孙、廖两师沿孟拱河谷攻击日军各要隘，从正面向密支那推进，吸引日军兵力及注意力。然后让美军“梅里尔劫掠者”特战部队单独完成长途奔袭密支那任务，但这支美军部队按罗斯福特批招募时就约定在缅北山林中作战90天即结束任务回国。这也是温盖特从非洲和中东长途迂回奔袭作战中总结出来的时限，超过这个时限部队的作战能力将急剧衰落甚至崩溃。若从1944年2月7日他们被派往北缅前线开始算，到受命奔袭密支那的4月28日，已经苦战两个多月精疲力竭，且因伤、病、亡减员严重，勉强可战者不足两千人。眼看还剩十天就可以回家时史迪威却强令他们奔袭密城，且亨特上校为之申请橡树叶勋章还被史迪威嗤之以鼻，谓之美军官兵当以为国效命为最高荣誉，不应计较功利。官兵沸反盈天老史只能以军令强迫执行。不得已老史将英国人拒绝其参与英帕尔作战的新30师88团、50师150团加新22师山炮连与美军混合组成两个纵队，由梅里尔任总指挥秘密攀岩钻林偷袭密支那，刻意瞒着孙、廖打算自创辉煌。这一招本不失为好棋，可他跟孙立人学得其标却未得其本，不懂打仗的根本缺陷导致此战成为整个缅北作战中打得最臭、伤亡最惨重、消耗最大的一仗，足以证明史迪威及其左右的军事素质差得一塌糊涂！

首先他那个宝贝儿子主管情报，浑然不知密支那日军的真实部署，甚至连城区地图都未加以研究，更谈不上合理的作战计划。美国战略情报局101特遣队在克钦邦组建的游击队一直遭老史蔑视，尽管整个缅北作战的有效情报85%是他们提供的。克钦情报告知密支那城中包括机场兵力充其量不足700人，主力部队在密城外据点及伊洛瓦底江东岸据守，以防中国远征军来袭。当中美联合部队秘密潜抵密支那河西从三面剑指密城，史迪威仅要求所部占领密西机场，待空运援军抵达后再攻密支那城区。第50师150团5月17日突袭占领密西机场之后，史迪威得意忘形，当晚在日记里好好奚落了认定他六月以前拿不下密支那的英国人：“但愿这会让英国佬七窍生烟”。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愿，“七窍生烟”的不是英国佬而是史迪威自己。

在指挥部的梅里尔没得到史迪威进一步指令不知该做什么，密西机场指挥亨特上校两天内也未得任何指令，他手下的美国大兵则认为总算超额完成任务该回家了。实际上该部已经伤病满营，后经史迪威的军医主任诊断剩下的1400余人不但体力消耗已达极限，80%的人还患上螨伤寒症，根本不适合继续作战了。老史可不管这些，他的战争思维模式认定当兵就是要卖命的，给梅里尔特遣队补充新兵还得继续作战。但主要作战任务只能靠150团继续下去，他们下午3时许便已扫清机场，然后不知所措，黄春城团长遂命郭文轩营长率第3营入城。因5月11日远征军已渡过怒江开始滇西作战，留守密支那的第十八师团一一四联队两个大队分别驻守北面的瓦扎和支援西南面孟拱，其余大部布防江东，警戒腾冲方向。留守城内少量日军自知不是对手，都隐藏起来。郭营既不知地形地貌又不知敌情，转了一圈未遇敌便以为日军已逃离，在火车站捡了些洋落然后奉命返回机场宿营。

这事很费解，黄是一位身经百战很有军事才干的团长，照理应该兵贵神速地全团进城搜索布防才是正着，何况17日下午新30师89团一部已空运密西机场，足以在机场及可能来袭方向设防。但考虑到史迪威的命令是占领机场迎接空运后续部队再夺密城，无论现场指挥亨特上校还是远在后方的总指挥梅里尔，显然都局限在这个命令的禁锢之内。后来梅里尔则要把黄春城团长革职来做替罪羊，导致该团官兵群情激奋始作罢。但我们可知至少史迪威是没有下达攻占西机场以后迅即攻占密城命令的，否则无论梅里尔还是亨特、黄团都必然挥师直入决不敢停滞。此外，孙立人所有迂回包抄均有正、奇两军紧密配合旨在夹击乃至围歼敌寇。而史迪威的迂回却变成长途攻坚，密城除西面受敌之外，并未成夹击之势更不用说包围，而且西机场后续空运来的援兵仍成一路攻势，整个战场形成两军对垒局面，完全失去了迂回包抄的意义。如果不能形成包围或夹击，就该一气呵成趁敌不备且兵力薄弱时速战速决拿下密城固守，后续兵力布防城外歼敌于来援途中。可见史迪威根本没概念，拿下西机场就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开祝捷会了。

18日一早梅里尔先飞到，以战地指挥官迎接统帅的姿态迎接率领12名记者飞来的史迪威大帝。得意忘形的史迪威只顾显摆其出奇兵攻占密支那的“辉煌战绩”，然后任命梅里尔为攻密城总指挥，自己则返回印度继续向英国佬炫耀。他兴奋过头甚至忘了密城北边丁克路高还有中美联军特遣队第一路留在此堵截日军的500余名官兵，连续阻敌17天后8天没空投补给，使得这些官兵拾野果挖野菜充饥。而按照史迪威命令首批空运来的居然不是亨特要求补充的粮弹医药，也非地面战斗部队，而是派不上用场的防空高炮部队！他显然以为密支那已在囊中只需要防空守卫了，18日一天运来各种工程维修及机场管理设备及人员赶修机场，作战部队仅运抵2500余人。

从17日下午至19日清晨史迪威无作为，日军则在联军指挥混乱的两夜一天里分秒必争调来援兵、粮弹，使守城兵力增至3000余人，由丸山房安大佐指挥进入原有工事之外还构筑新工事甚至连大炮都架设好，只等中美联军上门送死。而日语教师出身的梅里尔既不知敌情、地形又不懂战术，只会分兵出击喊打喊杀，对于国军军官要求迅即切断八莫、孟拱两边通道的建议也置之不理，荒唐到密城居然还能开出一列火车运送物资到孟拱！真有军事才干与经验的中国军官被史迪威和他的业余将领管辖着，这仗注定没法打。

19日一早，梅里尔下令从六个方向进入密城，作为中路先导的150团3营，郭营长骑着高头大马率全营分四路纵队开进城区准备占领火车站。岂知日军已在火车站等地既有防御阵地配备强大火力，进入埋伏圈的郭营长首先中弹殉国，一个营被围歼大部阵亡，仅得少数几人逃遁。情急之下150团奉命全员上阵，因对城区及周边道路毫无了解，攻下火车站即面临日军反扑，又因补给跟不上居然打到弹尽粮绝不得不拼刺刀突围之地步！虽然史迪威陆续空运来的新30师89团、14师42团以及炮兵都加入进攻，结果因不了解地形导致自己人两次狭路相逢自相残杀，伤亡达671人之多！但梅里尔仍旧遵循每炮连日发射150发配给弹药又导致火力不敌日军，通讯、补给、空中支援皆混乱不堪，打了十几天反被日军逐回机场。而日军则援兵不断，5月30日水上源藏少将率两个大队加一个工兵中队约2000援军，携6门火炮及军需平安进入密城并接管指挥权，不计算作战损失的话守军已达5000余众。若梅里尔或其后任柏特纳、或史迪威本人稍有基本军事常识按中国军官建议出兵截断密八公路，至少水上的援军是没那么容易开进密城的。

水上源藏奉了缅甸方面军死守到底的军令，抵抗更坚决、有方。尽管史迪威陆续增兵达11500多人、孙立人部113、114团7月中旬自主拦截歼灭了援密的日军五十三师团一二八联队、炮兵五十三联队各一部约2000余人、美国空军7月13日对城中狂轰烂炸投弹达754吨，比其余弹药消耗总量还多20%，密城仍久攻不下。心急火燎的史迪威不但将美国派来顶替“劫掠者”遗缺的新兵派上阵，他们未经训练许多人连枪都不会放；还将美军工兵乃至卡车司机、洗衣工、食堂服务员都空运来进攻密城，但就是不准孙、廖及其两师精兵介入，甚至不跟孙、廖谈密城战事，他顽固坚持独领风骚，想证明自己不靠孙、廖也能打胜仗。只得像开头那样将指挥权交给战场指挥郑洞国和50师师长潘裕昆、新30师师长胡素，仍然进展不大又拿跟柏特纳顶牛的胡素做替罪羊，将其撤掉赶回国。最终靠拼耗以及潘裕昆组织敢死队穿插挺进才在8月5日彻底占领密支那。

从占领密西机场起算，此战总耗时80天，国军损失6670人、美军损失2207人，歼敌约2300人，俘敌69人；而7月中旬孙师两团夹击仅半天就击毙援密日军1600余人，溃逃之敌约400人也在其后两天内彻底肃清。若这支援军未被歼而加入作战更不知会打到何时。7月中旬以后，无增援的密城日军拼耗不过盟军面临弹尽粮绝境地，水上源藏于是在7月底下令边打边逃，最后一批日军从8月1日夜里开始从水路逃走，至4日夜晚逃尽，他自己也在渡江后自杀。

密城之战正胶着时，5月底6月初日军万余携重炮、坦克意欲夺回西通。新38师112团与敌激战六天六夜，粮弹基本耗尽史迪威拒绝空投补给，理由是密支那战事紧张飞机忙不过来。孙立人紧急变阵调遣113、114两团奔袭卡盟等日军据点，最终以伤亡比1：15歼敌4500余人。史迪威自己事后也承认，若当时有空中补给，攻克孟拱至少还会提早许多日。实战至6月25日，新38师、新22师、50师149团等部已经攻克孟拱，接着扫清孟拱河谷残余日军控制了孟密间铁路、公路进抵密支那西南郊。7月11日113团离密城甚至不到3英里，彻底切断了密支那到八莫的公路。密城仍在苦战中。这就意味着史迪威的得意之作：派中美联军“暗渡陈仓”长途奔袭密支那纯属白搭！正面部队已推进到密城，可那里还在艰难苦战，偷袭的意义为零！7月25日史迪威仍坚持不让孙、廖部染指密城战事，宁可舍近求远空运新30师90团来加入攻密战。孙立人、廖耀湘所部也都只能赋闲观战，好处是给了部队一个休整机会。

对比孙立人新38师2000余人攻打西通万余日军，我军阵亡180余人，毙敌2700余人；同样兵力打孟拱守敌约6000人，毙敌2000余人，还分兵解救英军第77旅，我军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算新38师，从进攻缅甸开始到此时为止，阵亡官兵约900人，歼灭日寇约17000人，损失比为1：18！而驻印军缅北全部战事阵亡歼敌比约为1：7，还包括密支那的“负数据”在内！密城之战不仅证明史迪威军事素质既低，其心胸狭窄也够可以的，而且丝毫不在乎下属的生命价值。5月5日他竟因孙立人部伤亡太少而训斥其“作战不力”！孙次日即书面据战绩实情批驳此谬论，史迪威只能装傻不予回复。他在力争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时曾经放言：“离开了美国人指挥，中国人就不会打仗。”新30师组建未几，系由军政部第25补训处募集四川、广西壮丁组成，运抵印度训练数月首次作战即缅北战役，三个团先后加入攻密之战，在史迪威和他那几个助手指挥下伤亡惨重进展迟缓；转入孙立人新一军编制后，尽管还有新部队难免的失误之处，但总归一路高歌奏凯。尤其是攻1.4万重兵据守的南坎及老龙山，在112团配合下，十天拿下毙敌3000余人。正反两面的事实证明，离开了中国人的指挥，史迪威根本不会打仗！

关于三个问题

东磐兄谈到他认识转折的几个要点：“这个问题关键是这么几点：第一，到底1942年中国远征军征战缅甸失败的责任归谁？当时几万中国军人死在那片战场上，这个责任到底归谁？第二，史迪威和蒋介石关于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之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史迪威是不是基于个人私利想要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而蒋介石先生是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主权，才坚决地守住了自己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第三，史迪威在人格和专业素质上，到底值不值得肯定？”

这几点言简意赅。第一点，1942年远征军缅甸战败责任最大的是英国人，丘吉尔认定日本人占领缅甸英国还能夺回，而中国军队助其守住缅甸反倒会有无穷无尽的后患，可谓“宁赠日本勿与中国”是也！糟糕的是它明明不想打却装出要拼死一战的样子，使得国军处处被动。直到3月25日，从史迪威处得知老蒋已识破英国人只想撤不愿打，亚历山大还亲自飞赴重庆向蒋承诺：“决心坚守在现在的阵线。”“阵线稳定后，准备反攻，以克服仰光为目标。”哄得老蒋激动万分，当天下令第五军组织东吁会战。孟德斯鸠早就夸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老蒋却被英国佬哄得团团转，真是有辱祖宗门庭！

其实背地里英国人已经做好全部撤退到印度的计划了，亚历山大上将就是靠敦刻尔克拿法军当炮灰掩护英军逃跑而出名的，调他来无非故伎重演罢了。当廖耀湘、戴安澜按照史迪威、杜聿明的“平满纳会战”计划，节节撤退引日军第五十五师团进入预定地点时，英军忽然弃守普罗美，国军侧翼洞开，面临腹背受敌状态所谓会战也就泡汤。而国军南下缅甸固然有保住唯一外援进口之迫切需求，但握有缅甸主权的英国军队无心恋战只想利用华军掩护其撤退，这一仗注定打不赢。

其次罪责应在老蒋，他一开始就不应该轻易将远征军指挥权授予从未打过仗的史迪威。老蒋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皆属平庸之辈，就连阴谋也玩得十分拙劣。正因此，他唯恐失去枪杆子的支撑，到处插手指挥。白崇禧曾告诉史迪威：“只有切断了连到重庆的电话线，我们才可能在战场上有真正的指挥权。”蒋虽然授予史迪威远征军指挥全权，看看靠不住又指示杜聿明等另搞一套。开始只有杜聿明一个司令；接着来了史迪威这个光杆司令；出问题了再设置罗卓英于杜之上、史之下；此外还有个林蔚的参谋团。远征军指挥系统成了四匹马拉车各奔一途，还统统置于英军指挥之下，不打败仗那才是怪事！

老史瞎指挥应负添乱之责。比如他获悉东部有日军装甲部队突进，在其4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有传言说日本人的坦克师在垒固，目标是腊戌吗？天哪，这一举措会把我们压垮。”这证明他明知问题的严重性，却没去关心东部防御甚至连一次视察都没有，一门心思在中部与国军和英军争指挥权，结果恰是东部不守造成中部溃败，此日正是转折点。入缅作战计划是参谋团参谋长萧毅肃主持制定的，本身就是个大乌龙。它居然靠3万余人的第6军防守500余公里的东部，脑子里就没把宽阔的东部当敌境！实战正是这段漏洞很多的防线被轻易突破，导致滇缅公路重镇蜡戍失守，远征军后路被断军需遭劫军心动乱形成溃败。若论职责，担任远征军总指挥的史迪威该负全责，考虑到他本来就不懂打仗这个总指挥也名不副实姑且不去追究也罢。

而中国军队在溃退途中的损失惨重，老蒋、罗卓英与杜聿明都要负责，蒋不明缅北气象及地理条件就下令撤回国不去印度；罗擅自出逃还导致火车相撞，铁路因此瘫痪两日严重影响军事调动；杜聿明不顾孙立人告诫说野人山去不得，与其被雨林折磨死还不如硬打走大路，固执己见酿成惨剧，数万忠勇不能战死疆场却陈尸雨林。这三位是罪魁，特别是愚忠之杜聿明，史迪威则不应该为此承担什么。相反，他要求中国军队退往印度无疑还是明智的，孙立人服从该项命令证明了这一点，何况孙部被中英两军当炮灰殿后时已获得完成掩护任务后有自主决定去向之权，说孙违令不讲道理。无论英国人、史迪威、蒋介石还是杜聿明，没有一个人弄得清日军的实际兵力与作战方略，谈何应对之策？反倒是日军作战计划几乎像是把着中英军队之脉搏而作，天衣无缝，溃败也就不奇怪了。

东磐兄盛赞史迪威3月21日要派另两个师南下攻打日军显然只是纸上谈兵。史迪威甚至连一个基本的作战安排都没有，更谈不上后勤准备，孙子兵法云：“兵无辎重则亡”，史迪威不过只是下车伊始瞎哇啦而已，中国军人的死活他是不管的。且他明知英军只想逃跑不想打仗，强令国军两个师南下配合正在同古苦战的200师向日军反攻则是绝对不负责任的扯淡。当时正面即有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和第五十五师团，这两个师团共42500余人士气正旺、后勤充沛且供应线路短，还有制空权。而入缅国军4个满员师每师不过9000人，其余5个师平均每师只有6000余人。不但没有制空权、重武器，就连粮饷弹药也不足。多余说一句：200师乃是国军装备最强的重装甲师，英国人不肯运其装备，于是轻装南下拿来当步兵师守东吁，老蒋也真能糟践！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28900人于3月26日、第十八师团一部于4月8日先后登陆仰光，盟军方面竟无一人知晓。就像后来的进展一样，日第十五军饭田祥二郎的作战计划是东西两路突进，迂回截断中、英两军后路；东路第十八师团主力则一直蛰伏于泰国境内，日军在泰军工兵配合下赶修泰缅公路直通缅甸东部高原。此路于2月动工，4月上旬即完工。等到20日第五十六师团兵至垒固时，第十八师团主力沿此路从泰国清迈地区开进缅北,两个师团并驾齐驱，神不知鬼不觉斜插西堡，29日即取蜡戍。而远征军首脑层包括蒋介石、史迪威在内，非但没人察觉第十八师团在泰国境内动向，就连它的存在都一无所知，泰国境内修路亦未察觉。这支全员31400人的加强师团不但彼时形同幻影，就连打完仗几十年能说清楚它的来路者都不多，讨论什么第一次入缅怎样才能取胜不是很滑稽么？仔细斟酌一下，第一次入缅作战，由于英军不配合无论怎样打都赢不了。倒不如照老蒋开头的一个设想，即在缅甸中部偏北地带择地设防，即使胶着也可拒敌于国门之外，便属幸甚！

史迪威在颁布攻击令当天给老婆写信称：“日本人对马圭的空袭（摧毁了英驻缅甸皇家空军主力）几乎断绝了我们本已匮乏的给养，我们不得不完全接受现实，目前这段时间不会有反击发生，不过，中国人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相信他们能忍受比这更艰难的条件而不会崩溃。”这说明老史心中明知无胜算而硬为之，多开下去两个连给养都难乎为继的师，别说取仰光，纯属拿中国军队将士们的生命当儿戏！事实上200师在同古就已遭第五十六师团加入进攻，若不是杜聿明紧急调派新22师长途奔袭搭救、并在3月29日夜不理史迪威禁令自主下令突围，次日一早敌军即展开全面攻势打同古，这个师那时就完了！

至于说什么日军立足未稳必可大胜之类，根本就是想当然。实际上日军立足奇稳，到处都有缅甸独立军接应，老百姓箪食壶浆还帮带路搞破坏，立足不稳的恰是国军。日军按预订计划第三十三师团从西边溯伊洛瓦底江向北疾进；第五十六师团从东边溯萨尔温江狂扫而上；第五十五师团沿中路攻势推进，是有充足准备的预设作战。4月3日修改计划动用第十八师团主力由泰国斜插入缅，与五十六师团并驾齐驱快速推进直取蜡戍。作战目的清晰地定为包围歼灭华军主力。若依了史迪威从中部南下增援同古收复仰光的命令，国军第5军三个师正好送进日军口袋阵里，必被截断退路全军覆灭！下场绝对比钻进野人山更惨！

第二，史迪威争指挥权是他欲达成在印缅战场打败日寇大业的基础，他想比肩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尼米兹成美军四大统帅之一，此宏愿无可厚非，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则是其悲剧的根子。实际上争指挥权首先是与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开始的，英国人对于老美只派了史迪威做“光杆司令”耿耿于怀故不买账，至于争权细节如何暂不去讨论。但中缅印战区处于各自为阵的状况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人一心想放弃缅甸撤退到印度；史迪威争不过英国佬就来欺负中国人，因为他手握租赁法案中援华物资支配权，此乃要挟老蒋之利器。老蒋心知肚明国军战斗力有限，编制也有限，满员师甚少，多数师不满员甚至半员。一个日本师团人数多于两个中国满员师，第十八师团甚至三倍出头，兼之武器装备与训练的差异，所以告诫史迪威须得五个中国师才能对付日军一个师团。史迪威以其在中国驻军直至做武官的阅历，自认为中国兵强官弱，只要换掉军官改善伙食与装备，再加以美式训练，中国军队就是一支不得了队伍。这个认识并非完全没道理，国军高层包括老蒋在内不是旧军阀就是北伐投机商，靠着苏联红军手把手拽起来的“名将”，那个“黄埔军校”早期不过是个短期培训班，少数能打仗的也是天资聪颖靠战场磨砺出来的，并非那个“军校”有多神奇。抗战本来是一次机会，做到论战绩升职降级择龙弃鱼整编国军亦非多难的事。只是老蒋同史迪威其实是一路货，他俩军事素质都只是一堆泡沫，皆热衷裙带关系只不过各有各的裙带罢了。

孙立人回忆说因为指挥混乱，国军各部乱兵在英军缅民逃空了的曼德勒城里搜劫民宅商铺，足足耽搁了十天之久却未能组织任何防御！他担任曼德勒卫戍司令时，部下曾拦截了第5军的汽车，装满了搜刮来的非军用物资说是要驶往密支那运回国。鉴于杜军长乃撤退总指挥，孙也只好摇头准予放行，料定其根本别想回到国内，果不其然。而第66军军长张轸系老蒋所谓“北伐老人”、黄埔教官，辖新28、新29、新38师，有眼无珠直斥孙立人师是“杂牌中的杂牌”。可他的嫡系新28、新29师，在缅甸作战未触即溃，劫掠民财却毫不含糊。宋希濂直白地称其根本不是兵，就是一群土匪！逃回国后张被撤职，所部遭裁撤。9月7日蒋却任命他为24集团军副总司令，不降反升。后来蒋任命黄埔教官刘峙做淮海战役总指挥，就连国军将领都叹息：派不出老虎就派只狗，怎么派了头猪来？老蒋如此治军，可想而知它的战斗力能有多强。

自1928年以来，老蒋一直指挥不动国民党系列各支杂牌军，唯有依赖中央军才能实现他的统治，这是国军中始终抹不去的“嫡系”印记。史迪威依据其过去在华阅历以及缅北作战的新见识初到重庆不久便向蒋提交了一份整军报告，可见其争权至少还有改造这支军队使其提升战斗力的良好愿望。转交这份报告的宋美龄直言不讳称：“噢，那些德国顾问就是这样向他建议的！”她指的是1934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提交过的整军计划。或暗示史迪威有前车之鉴这份新计划仍会成为废纸一叠，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应该说老史训练部队还是内行，如果国军能采纳他的训练方式编训国军，怎么说都是好事情，驻滇远征军的编训成果足以证明。只可惜狂傲的老史要置换所有上校以上军官，全部由美国军官接替，这个异想天开的帝国主义者碰上老蒋顽固的民族主义，除了撞出火花啥事都办不成。只能用“一个巴掌拍不响”来形容，一门心思要指挥权的史迪威，正好硬撞老蒋的敏感之处，动不动就挥舞“租借物资”大棒相要挟，终归好事没成几件，坏事倒成一堆。

在孙、廖两师驻印练兵时期，史迪威竟然要以美国军官换下全部营级以上军官！这等最愚劣的帝国主义主张企图把中国军队变成殖民地军队，如英印、英缅军之类，理所当然会遭孙、廖坚决抵制，继被老蒋否决这才未能得逞。而派来训练大兵的美国教官只是照搬美军校那些基础训练科目，除了器械操作、通讯卫生等可算是新东西而外，其余跟中国军队训练科目差不多。孙立人认为不够，自行按照他入缅后构想的热带雨林作战模式安排额外训练，专攻雨林作战所需要的攀爬、泅渡、穿插等实战本领。美国总教官曾为此大发雷霆，所幸孙立人毕竟有仁安羌之战打出来的威名，史迪威也算明智未予制止。

事实上，孙立人的新38师从1932年就开始按照孙氏编排的科目严格训练，其后又经海州、都匀两处训练营苦练，其成效早在淞沪抗战时就经过实战检验，战绩乃是参战各部最优秀的。入缅后仁安羌一战能以千余兵力攻坚大胜日军7000余众；被当作炮灰掩护中英各部逃跑，继续成功完成了任务，战毕居然还是中英各部建制最完整、军容风纪最严明的一支队伍，其代表队还在印度盟军各路比武竞技赛中力拔头筹，绝非偶然！孙氏这些自编的训练科目也是根据入缅后的实战情况精心设计的，事实证明它奠定了新38师辉煌战绩的基础。史迪威只能说命好，若没遇上孙子后人统率的这支队伍他头上的虚荣根本不可能存在。

不去探究老蒋内心如何盘算，窃以为东磐兄论说军队指挥权无涉国家主权是不成立的。军队指挥权若无涉国家主权，那么还有什么能算是国家主权？1918年初史迪威在法国就曾亲历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拒绝英法要求美军交出指挥权之事，唯一理由即是涉及美国国家主权。后来战场形势不利，只有协同作战而无统一指挥的联军被鲁登道夫将军指挥的德军突破防线损失惨重，这才迫使联军成立法国福熙元帅为总司令的统一司令部，美国亦同意其军队“暂时归联军司令部调遣”，尽管美军建制依旧仍属主权让渡。

二战时盟军统一归艾森豪威尔主持的司令部调遣，蒙哥马利尽管喋喋不休、戴高乐尽管趾高气扬，但因政府让渡了这份主权，他们也只能服从艾克调遣进行战斗。以上均属于主权的让渡，绝非无涉主权的行为。主权是可以让渡的，但需合情、合理、合法、自主决定，否则就属于受到侵犯。东磐兄若说老蒋把持的国民政府让渡主权之是是非非可能更合适，去论说军队指挥权无涉国家主权就有失偏颇。哈佛史学大家费正清后来评述说：“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竟然提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中国对日作战部队，这无疑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可见，军队指挥权无涉国家主权乃是东磐兄独家见解。而这个主意正是史迪威出的，他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的始作俑者！

第三，说“史迪威在人格和专业素质上，到底值不值得肯定”过于笼统。任何人在人格和专业素质上都是鱼龙混杂的，不能一概而论。即便如希特勒、斯大林、东条英机那类人，都有其人格优点和专业素质的特长，只能以其行为效果为依据判断善与恶、罪与非罪。具体到史迪威，若以“雷锋精神”作标尺去衡量，确实可圈可点。身先士卒、体恤下情、带病坚持工作之类，足以戴朵大红花拍照挂在光荣榜里。但若以三星乃至四星将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驻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去衡量，至少是不称职的！而他在本宁堡军校获得的“醋酸乔”雅号，则彰显了他的人格缺陷，偏偏他还引以为荣，这缺陷就奠定了他必然失败。就连他的政治盟友、美国驻华大使高斯都认定他不适合留驻现职，这就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问题了。即便一个公司的高管，如果里里外外都处不好关系，还怎么开展工作？讨论“值不值得肯定”有意义吗？

能为其“人格和专业素质”作肯定背书的，似乎仅有率领百余人经过三个星期的长途跋涉，“一个都没少”地到达印度，风头早已出尽颂歌也唱得够多了。然而，这是一位身负中国战区总参谋长、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所应该做的事情吗？英国军官们就此送给他“美国陆军最优秀的三星级连长”雅号，陈纳德将军则坦率地评价说：“如果他是一名连长或营长，他只需对其直接指挥的部队负责，这种行为确实值得称道；可是作为身负重任的亚洲美军指挥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擅自离开部队并三个星期音信皆无的行为，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无知和不负责任。”这个评价基本客观。作为中国战区的总参谋长、缅甸盟军总指挥，放弃职责率领百余人玩蒸发游戏，自始至终居然没给他的总司令哪怕拍一个电报！直至6月4日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马格鲁日将军转告老蒋说史已经抵达印度半个月了，老蒋暴怒也属正常，若按军法弃部潜逃本该枪毙！

仅说一条：孙立人率新38师比史迪威一行晚几天抵达印度。但因史迪威未予安排，英国东方警备军团军团长艾尔文将军竟要将其缴械作难民处理！孙师官兵激愤不已，双方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孙立人一边理性周旋，一边选择有水源、易守难攻的山坡扎营严阵以待。所幸斯里姆将军正在英帕尔养病，闻讯立即出面告诫艾尔文孙师于英军有恩，不可无礼：“对于新38师必须给以协助，绝不能乘人之危无礼相待。何况新38师战斗力极强，阁下的部队根本不是新38师的对手，非但不能缴械，还将引出不幸后果。”艾尔文于是缓和态度，发电向总督韦维尔请示。韦维尔始终是极力反对中国军队驻扎印度的，又逢亚历山大将军恰在德里，闻讯立即赶赴韦维尔上将处，细数新38师仁安羌救援英军壮举，以及在色格、卡萨、温早等地血战掩护英军撤退等功绩，力劝韦维尔阻止艾尔文的愚蠢举动，下令其优待该师，从而化解了一场可能的悲剧。

值得一提的是：史迪威在要求华军各部撤退印度时曾与亚历山大将军和英缅总督商量，这两位曾正式向史迪威表态：华军撤退印度时必须解除武装，按难民身份给予收容。他是事先就知道英国佬这个无理但合法的举措的，本该提前同英印当局乃至更高层协商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不说他弃职责奔走的三个星期，既然先于孙部到达印度数日，却没做任何事情化解这个必然会发生的矛盾，只顾跑去德里对新闻界作秀，显然不务正业严重失职！又所幸这支部队是新38师，倘若换成另一支无此对英功德的部队，如新22师，结果会如何？要么屈辱地被缴械，要么发生流血冲突。

史迪威对于中国抗战危害大于帮助

史迪威对中国抗战所给予的帮助，即使有，也不如他所造成的危害大。我们无妨探讨一下史迪威对中国抗战所起的作用，似乎比探讨他的“人格和专业素质”更有意义。

史迪威持共和党立场，对于民主党总统罗斯福是不买账的。受命赴华时就认为罗斯福“被迫跟一个在很多方面跟我们的敌人德国相像的政府结盟；这是一党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一群法西斯”。既然如此，他完全可以跟原拟派任此职的休.德拉姆将军一样，拒绝受命就是了，何况马歇尔还有澳洲的指挥职位为他准备着。但他似乎违心地表示：“派我去哪，我就去哪”，不远万里跑来就任“一党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一群法西斯”的总参谋长。马歇尔交待的任务目标只是“武装和训练在中国的中国部队”，监管美援物资，使中国能够对日作战以拖住大批兵力减轻太平洋战场的压力。这也是罗斯福的旨意。可史迪威初来乍到就没把中国战场放在心上，全部精力都用在整一支队伍自己玩，先想拿下缅甸建立功业，紧接着提出“打到东京去”的口号，这不但大大超出美国政府的授权，也无端提升了一系列支撑它的人员、技术与物资的需求标准，成了亚历山大将军说的“一系列麻烦的制造者”。

史迪威的自以为是膨胀得令人不敢思议，为满足个人情绪宣泄他可以冥顽不化地置任何全局于不顾。当密支那终于拿下之后，中国远征军也即“Y部队”的进攻却受阻。当初他使尽各种招数逼老蒋开打滇西，为的是配合驻印军进攻，减轻甚至阻止日军分兵增援。英国人的骨头他啃不动，就抡着“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权”的大棒来敲诈蒋介石，银样蜡枪头的老蒋其实已经被他成功制服了，对于史迪威3月27日所提要求完全满足，我们下面就会说到。

到8月5日密城拿下，驻印军反攻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就连一直在等着看笑话的英军也忍不住派遣第36英非师前来助阵以便分一杯羹，此外还担负着阻止中国军队乘胜南下逾越他们给定界线的使命。照理，驻印军应该趁胜挥师八莫、南坎，一方面修通史迪威确定的中印公路南线就差这一段；另一方面拿下滇缅公路重镇南坎就切断了滇西日军补给线与退路动摇其军心。日军的兵力与军需主要聚集在八莫到腊戌一带，攻打八莫地区形成与远征军的夹击之势，令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腹背受敌。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军事常识的凡人也能理解的事情。

然而史迪威忽然改变态度按兵不动了！国军五个装备最强劲的师加上各类直属重装、工兵等部队皆休整待命，若算到10月14日实际出动，驻印军休整3个月出头！

我们无妨回顾1944年春季开始的印缅战事。3月15日日军第十五军三个师团8.5万兵力，连同后勤辎重运输人员共计12人渡过钦敦江，21日翻越缅印边界山脉进入印度。一时间风声鹤唳，日军大有攻陷英帕尔等地的气势。史迪威开始担心驻印军后路被抄，于3月27日紧急飞赴重庆，面谈之外还书面向蒋提出两项要求：

“马上组织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地区，并沿滇缅公路南下北缅，与中国驻印军协同，造成东西夹击之势，逼日军撤出英法尔（即英帕尔）地区。/加派五十师和十四师空运到印度的雷多，这两个师主要担负警戒胡康河谷后方，协助英印当局保卫英法尔，防止入侵英法尔之敌，从清德温江由大洛盆地偷袭胡康河谷。”

由此可知，日军入侵印度英帕尔地区，着实吓着了史迪威，要求国军立即开始滇西作战及增派两个师的最终目的，都是“逼日军撤出英法尔地区”；直接目标即“与中国驻印军协同，造成东西夹击之势”。且不说这个判断完全外行：第一，日军在南缅尚有第二十八军所辖第五十四、五十五两个师团另两个旅团约5万人作为总预备队，远征军无论怎么打都影响不了英帕尔战事，远征军发动攻势充其量只能配合驻印军；此外史迪威担心日军从英帕尔断了后路，若滇西未取，驻印军必腹背受敌，甚至有被歼灭之危险。滇西得手才有出路，至少可以挺进回国。第二，两个师空运印度，确实可以保护驻印军后路，但日军旨在彻底端掉盟军在印度的后勤基地是其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自然断了驻印军后路，无需为断掉驻印军两个师后路分散兵力。如果高看老史的智商，充其量他在借题发挥吓唬老蒋。

此前他派驻远征军的助手多恩已告知他中国远征军兵员缺额甚大，尽管经驼峰航线提供的物资用了一些装备、训练这支部队，许多将领也迫不及待想投入战场。但对于老蒋而言，动用如此巨大的兵力都用于替英国佬解围并不情愿，但也存在英帕尔战役失败必断绝印中运输线的危险，犯踌躇并不奇怪。日军在中原也即史迪威说的“东部”正开展强大攻势，可滇西缅北几乎集中了国军大部分精锐。据远征军第53军130师师长王理寰回忆，当年仅集结在滇西的中国军队就多达40万人。老蒋调如此大量的部队入滇西，本身即蠢着，有人说不到滇西史迪威不给美援物资。暂不说实际上调去也没得啥美援，老蒋稍微聪明点不如投史迪威所好，调二三十万大兵去桂林逼他开训“Z部队”，助其向史汀生施压，绝对是两全之策。退一万步说，中国的抗战是全局，滇西缅北的征战无论怎样夸大其意义都只是局部，舍全局而顾局部、弃中心而就边远，必然是愚蠢的决策。

而史迪威却巴不得东部失败得惨些，如此既可以证明他预言准确，还可以打击老蒋和陈纳德，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他是不管不顾的。史迪威接连向马歇尔告状说老蒋不想打仗，马歇尔再操纵罗斯福发来威胁性极强的电报，大棒只有一个：远征军不开始滇西作战就断绝美援！这是老蒋的软肋，他终于饮鸩止渴，为了不失去美援，基本上也不顾东部–中国的基业所在。

可飞越驼峰运到的美援物资大部分被用于驻华美军空军及其他机构，装备远征军的也只是剩下部分的多数，能给老蒋装备国军的更是极少部分。除去陈纳德第14航空队还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之外，美援对于中国内地军队而言如同鱼饵！若再将国军精锐大部花在维系美援通道之上，对于抗战大业绝对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迫使中国远征军投入印缅战事，盖因史迪威的误判及私心，并非那里真有危及全局的险恶形势存在。罗斯福、马歇尔等美国高层，以不为殖民主义抢地盘为由，坚决不肯派正规陆军涉足滇缅战场，却顺从史迪威的叫嚷逼中国军队为英国殖民主义打仗，可谓伪善到了极点！

今日阅读滇缅抗战的辉煌战绩，我不得不说，那其实是民国走向败亡的转折点，美国佬包括史迪威在内，对于打倒“蒋家王朝”贡献实在太大！毛说“要给一吨重的勋章”，以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阿诺德、史迪威以及后来的杜鲁门为符号的美国佬应该领取八百公斤，剩下的才能分给其他人。而这八百公斤里史迪威当领取一半以上！

见过老蒋之后的4月3日，史迪威约蒙巴顿和斯里姆在印度乔哈特空军基地会面。史迪威对日军入侵英帕尔地区忧心忡忡。他并不知道日军能打进英帕尔平原是蒙巴顿批准、斯里姆将军采纳第四军军长斯克恩兹将军建议所做的决策：放日军第十五军三个师团渡过钦敦江进入英帕尔平原才好全歼，他们的胃口根本不在于“击退”！英军从1月中旬获得确认情报就开始谋划，此时已有充分准备：还在3月5日日军尚未开始出动时，英军温盖特将军就已指挥其“亲迪部队”近万人连同大炮汽车等装备空降缅甸中部日本第十五军后方杰沙地区，原准备用于乘日军渡江时东西夹击。现在确定放日军进入英帕尔平原再歼灭，斯里姆将英17师、第20英印师从缅印边界易守难攻的大山撤回，温盖特的“亲迪部队”就因距离太远使不上劲了。

史迪威被蒙在鼓里，主动提出抽调新38师主力协助斯里姆保卫英帕尔。傲慢的蒙巴顿当即予以拒绝，明确表示如果让中国人参与保卫英帕尔，那还不如让日军占领它！斯里姆还算客气，告知史迪威英军完全有能力保卫英帕尔，日军充其量不过能短暂地切断部分铁路、公路，至多不会超过十天就能恢复。他继续隐瞒英军在日军渡江前及渡江时按兵不动，目的就是要全歼日军而不是击退它。斯里姆感谢史迪威的好意，但新38师是史迪威在缅北建立功业的实力保证，还是继续留在缅北战场为好。国内外不少著作甚至连老兵回忆皆因史迪威误导，又因史迪威确实自作多情下达过要新30师防卫印度境内铁路的命令，述及此事都说英军蒙巴顿等将领惊慌失措，以及驻印军新增部队应英军之邀参与保卫英帕尔之类说道，其实根本就没影的事。英军非但谢绝了史迪威的援助意见，鉴于3月24日温盖特将军因飞机失事身亡，斯里姆盘算着既然“亲迪部队”对英帕尔作战已帮不上忙，为避免分心干脆将其交由史迪威指挥，算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也可算英军为缅北作战出兵近万。

这回，史迪威得了斯里姆的保证并意外获得“亲迪部队”指挥权顿时意得志满，迅速决定将新30师调入缅北，149团跟随廖师进攻孟拱河谷，另两个团配合梅里尔指挥的美军特遣队作战直至奔袭密支那。现在史迪威兜里有美英军13000余人加华军三个师，有足够的本钱撇开新一军独自创业。他下令偷袭密支那对孙、廖以及英国人都绝对保密，甚至除梅里尔、柏特纳等几个核心人物之外，突击队官兵都不知所以，老史要显露一把自己的军事才华！跟个孩子似的，挺搞笑，只是对于作战官兵而言只能是苦笑。

英国人从缅甸撤回印度后并未闲着，他们在人事、军需、兵员、运输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有效调整，尤其是中东的战事胜利结束，皇家空军大批东调，仅飞机一项就已达600多架。兼之美第十航空队也已拥有600多架飞机，新建改建机场120余处；陆军也增配了精兵良将，后勤准备充足，与1942年时已经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日本人主动入侵英帕尔地区简直是天赐良机，三个师团送上门来其实分散了兵力，远比留在缅甸静待英军未来的进攻要愚蠢得多！但事出有因容后再述。斯里姆将军在充分掌握敌我情况的前提下，制定了极有把握的作战方略，并将最合适的将领安排在最合适的岗位。根本不像史迪威那样滥用亲信，连一个完整像样的作战方案都没有，始终就是即兴作战。整个英帕尔战役基本掌控在斯里姆的计划内，是一次极其漂亮的“防守反击”战例，到7月10日，一败涂地的日军终于获准踏上“白骨之路”撤退、斯里姆穷追猛打歼敌之时，史迪威仍在密支那城外一筹莫展！

史迪威倒打一耙

也就在史迪威约谈蒙巴顿、斯里姆的同一天，也即老蒋在接到史迪威要求的第六天，便按照史迪威第二项要求派出增援驻印军的第14、50两师登机赴印。因为是史迪威急需，所以空运顺利，几天之内就全部飞抵印度，进行换装和短暂训练编入驻印军作战序列。加上上年冬组建、已经空运印度的新30师，连同1943年12月志愿入伍的以知识青年为主的近万名新兵补充新一军两个师，史迪威掌控的中国驻印军已有近十万人马。老蒋还顾不得雨季即将来临，命令脓包将军卫立煌率领两个集团军十余万人于5月11日渡过怒江开始攻势作战。

老蒋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100%满足史迪威3月27日的要求做得够可以的，尽管相当愚蠢。可换来的却是老史仍不断地向华盛顿诬告！

鉴于卫立煌满脑子只有旧军阀混战时期陈腐的战术思维，其指挥大兵团作战也仅有中条山溃败之记录，只因他属于蒋所谓“北伐时期的老人”便被委与远征军司令要职，注定要打拼耗战。他所谓“香肠战术”说起来好听，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却是大兵团攻坚作战，逐次增兵并无协调。龙陵是中心战场，说是龙陵、松山、腾冲三地扎成一节一节分别围歼，实战与孙立人之围点打援相反，致力于啃防守坚固的三地，而不是把围歼长途奔袭的援兵作为重点。回望历史，国军中一大批军师级“中青年干部”确属当之无愧的精英才俊，被老蒋麾下那些涂抹着北伐金漆的朽腐打压着，无怪乎民国越玩越没戏！

以87师打龙陵为例，打到第三天腾冲日军还可以增援6000余人来救助，堵截的却只有一个营！结果是占领龙陵老城的87师接连遭遇腹背受敌，反被逐东撤，直至离怒江只有3华里日军止步才停下来，张绍勋师长引咎自裁，未中要害才免一死。休整一周后三个师再上，敌仍可由几处调兵3500余人反攻。7月13日，第71军又集结五个师约30000兵力，从东、北、南三面向龙陵县城一带的日军据点发起第二次围攻。远征军整个滇西作战就是一场有勇无谋的拼耗，胶着而又惨不忍睹。

打到8月初驻印军已经攻占了密支那，而史迪威却不准驻印军向八莫、南坎进军了！这使日军得以喘息。他彻底背弃了自己于3月27日所提出的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协同，造成东西夹击之势”的主张，任由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对付远征军！

8月19日，察觉无后顾之忧的日第三十三军据此改变作战计划，对驻印军取守势、向远征军发动攻势的《断作战》计划确立：“军要将主力集结于芒市周围，在龙陵方面击灭远征军主力之后，前出到怒江一线，在援救腊勐、腾冲守备队的同时，切断印中联络路线。”随即调第二、四十九两师团主力由南坎移师北上芒市，指挥机构亦从缅甸新维迁到芒市。在必要的后勤准备完成后，9月3日开始向北进攻。

来势汹汹的日军主力15000人沿滇缅公路奔袭龙陵，卫立煌本应设置大批机动部队担负伏击、围歼来援日军之责，而仅用少量部队蚕食各据点。反倒是大批部队陷在攻城阵地上，少量部队阻截援兵，使日军增援轻易地与龙陵守敌合力作战，更加剧了攻城难度。兼之史迪威留在远征军担任“总监军”同时还掌管军需大权的助手多恩，居然把远征军的食品、弹药贮存在离前线三百多公里处，开战后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及时将其运抵前线，因缺粮少弹也严重影响了远征军的作战。能推诿的借口只好说松山未拿下卡住了滇缅公路，其实根本在于物资放错了地方。十余万大军都能顺利渡江上阵，就连多恩本人也能坐吉普车绕过松山去前面的指挥部，一个日军阵地就阻止了粮弹输送？为弥补此项严重失误，史迪威的司令部下令第14航空队除配合远征军地面作战展开空袭、护卫并无敌情的成都机场之外，还得承担转运军需任务。390架战机被老史下令调用，陈纳德只有90架战机可用于东部！进一步削弱了对两湖一带推进“一号作战”日军的打击。

老蒋急于解救龙陵颓势，请史迪威发兵攻八莫、南坎，如此日军将首尾难顾，对驻印军而言此刻也是最佳战机，正符合老史3月27日书面要求中“造成东西夹击之势”条款。然而此刻史迪威满脸得意，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说他的部队需要休息。老蒋气得七窍生烟，却毫无办法，当初将驻印军指挥权“无限制条款”授予史迪威，老史告急时老蒋很快就满足了史迪威的全部要求，如今驻印军闲得无聊却被史迪威扣住不准打仗！许多史论都在唠叨史迪威喊打喊杀，老蒋畏战，整个儿黑白颠倒！恰是史迪威在最关键时刻扣住驻印军不准配合作战，看着远征军同日寇厮杀伤亡惨重战势紧急而无动于衷。

情急之下，老蒋9月初增派劲旅第200师上阵参战，又从各地征得新兵万余人补充远征军，就连稚气未脱的“少年兵”都大批调来冲锋陷阵。而日军倾抗战以来最大兵力展开的“一号作战”正威逼桂、黔，其作战计划明确了作战目的：“将美国在桂林和成都的B29轰炸机基地，在轰炸日本本土之前，对其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打碎中国军队的脊梁骨，迫使其政府丧失斗志”；“打通中国北方到印度支那的交通走廊”。

日军最为担心的是：“缅甸远征军的大约一半，即6个军，16个师左右，可能在衡阳失守前后调往湘桂方面，虽然这与缅甸北部地区的战局演变也有关系，但还必需估计到这个情况。”由于史迪威的作用，日军这个担心落空，云南方面连一兵一卒都没能东调，日军苦战克衡阳后得以在桂、黔势如破竹。当然这也与老蒋的愚蠢有直接关系，他没有魄力挣脱史迪威乃至美国官僚的压力，一直被牵着鼻子走。他若下令远征军稳扎稳打不急于求胜，如日军计划所担心的调几个军到东部，湘桂至少不会失守如此之快！此乃另一话题，这里点到为止。

史迪威倒打一耙

史迪威以拿下密支那为其丰功伟绩显摆了一个月后，于9月6日飞到重庆，8日老蒋继续向他提出要求发动驻印军对八莫的攻势，以助滇西扭转颓势，史迪威仍幸灾乐祸坚持不肯发兵。史迪威还扣住租赁物资不给国军以补充，他下达的命令是未经他本人审查一枪一弹也不准拨给任何中国部队，宁可放在仓库里生锈。衡阳作战极其艰难时陈纳德将军曾请求将归属第14航空队的军需拨1000吨给薛岳，史迪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对他留在重庆的参谋长赫恩将军说：“让他们自作自受吧”。

中国军队40万精锐被胶着于滇西战场，东部面对日军抗战以来最大攻势一败涂地。这使赫恩将军对史迪威如此冷漠地对待日寇的攻势也觉得太过分，告诫道：“对东部局势一再采取拖延的态度，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但史迪威就是不为所动，赫恩只得奉命发电报答复陈纳德：“已充分考虑了你提出的为衡阳守军提供一千吨物资的建议。但史迪威把他对事态发展的见解通知了我们，他正想让东部出丑，因而不想采取任何行动。”眼看着据守衡阳的第十军缺粮少弹，陈纳德退一步请求批准给五百吨，史迪威仍然不准，直至8月8日衡阳陷落。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其主要职责本该协助蒋总司令协调中国抗战全局，但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缅北作战去了，为了这个局部不惜牺牲全局，算是帮助中国抗战还是与日寇里应外合破坏中国抗战？

通过驼峰航线运到中国的物资，从1942年至1944年9月，交给中国远征军的武器为：冲锋枪2724支，步枪20000支，机关枪663支，迫击炮284门，火箭筒524具，山炮302门。何应钦说：“多数空运到中国的军火，都是提供给驻华美国航空兵的，交给国内400万国军的只有1706支冲锋枪，1000支步枪，96门山炮和351挺机关枪。”除了驻印军确实全副美械之外，可怜几十万远征军除了200师发过胶鞋之外仍是“草鞋兵”，大量十几岁的娃娃兵在滇西拼命，当时都有军歌《少年兵》了：“我们少年兵，我们少年兵，精忠报国肯牺牲，明天上战场，明天上战场，杀尽鬼子强盗兵，看国旗飘扬多美丽……”原日本兵早见正则回忆7月25日松山滚龙坡之战：“炮声一停，敌人已经攻到眼前，冲过来的敌人，有很多是连嗓音都还没有变化的少年，他们呼喊着稚嫩的声音冲了上来。”诸多文字和影视对于远征军的“美械”描述大抵只是凭想象，参战的远征军18个师全部美械即使集中使用也不过能部分装备两个师而已，抗战老兵回忆衣衫褴褛的远征军与装备整齐的驻印军会师场景介绍并不止一两篇。而英军截留的租赁法案对华援助物资却装备了21个师！

直至9月13日，休整补充完成的日军眼看就要进攻桂林，史迪威坐不住了，他先飞到昆明陈纳德处，然后与陈纳德一道飞桂林，在他管辖下的仓库里终于同意拨付500吨物资给国军，而他在重庆的指挥部已下令开始破坏桂林的机场与仓库了！因时间紧迫，囤积已久的物资除了几吨运往昆明之外，剩下的物资史迪威下令销毁，主要是难运走的汽油，以免落入日军手中。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物资都是经驼峰航线运到昆明，再以各种方式运到桂林的。因为史迪威要在此设立另一处训练基地，搞一支“Z部队”出来归自己指挥。但美国陆军部否决了再为中国培训装备30个师的计划，遂闲置。如今又要返回头运回昆明，只是飞机不足只能运走少量。而陈纳德因缺乏汽油经常停摆或削减出击次数与规模，6月4日蒋曾出面请史迪威拨给14航空队汽油用量，以利空袭打击一号作战的日军，被拒。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里说：“想要为第14航空队骗到汽油，他想要的是整个世界，却从来不知回报”。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怀特1944年6月的报道称：“鸟儿在印度境内的B17飞机排气口里做窝，可中国在哭喊着渴望空军力量。”可知老史滥用职权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到此时数万加仑的汽油及其他物资全都付之一炬，这是一个驻华美军总司令应有的作为吗？

在处理完桂林的事情后，史迪威飞回重庆去继续跟老蒋争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国军方面则将此刻才获得的500吨物资赶紧车拉船载抢运到贵州独山。老蒋的小算盘也足够恶劣，他本可以按照陈纳德的意见就近拨给薛岳的第九战区，只因薛岳不那么听话驯服，老蒋宁可舍近求远运走，继续不给薛岳部以合理的补充，尽管薛岳的第九战区正处于对日作战的中心。直至日军11月打到独山，这批物资以及征用汽车从重庆运来的物资仍在独山的仓库里，抢在日军到达前美国情报局特遣队销毁了这两千余吨美援物资，美国新闻界于是满世界报道说蒋介石囤积五万吨物资不给军队拿去抗日，留待以后打内战！补充一句：之所以聚在独山，是因为黔桂铁路那时只通车到此。

史迪威以老蒋心急火燎要他进攻八莫地区为筹码，在与马歇尔充分协调后正式向老蒋提出要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他甚至替老蒋起草了给自己的指令：任命其为民国陆空战斗司令；授权他组织对日军的反攻；改编和调遣中国军队，包括任免军官的决定权。所有这些权力“均不受指挥官或者省以及战区界限的限制”，似乎势在必得。他还下令部下起草了做总指挥的几个命令与文件。其实早在7月上旬，史迪威同马歇尔就商讨过这件事，马歇尔可谓“为朋友两肋插刀”，提议升迁史迪威为上将，居然把当时尚未攻下的密支那作为其“在历史上留下辉煌一页”记入功勋簿，并促使罗斯福总统发来内容近似的电报，同时告知蒋升迁史迪威之事。大概史迪威大叔认为现在已经水到渠成了吧？

几乎被史迪威逼疯的老蒋则反过来给史迪威下了最后通牒：若不下令驻印军停止休整并在一周内发动对八莫一线的攻势以牵制日军，减轻龙陵战场的压力，他将立即下令撤回远征军用以防卫昆明。而且，驻印军已经无需如此大的兵力，需要将新六军调回内地抵御日军攻势。老蒋自以为捏住史迪威的七寸了：这招可使史迪威千辛万苦整出来的“利多公路”成废物，他的光辉也就不复存在。两个傻逼继续斗智斗勇！也就在史迪威与老蒋顶牛之时，继8号攻克松山之后前线又报告于14号拿下腾冲，何应钦亦告知继续向Y部队补充一万兵员。史迪威据此认定老蒋撤军之言已无可能，故意留着龙陵围而不攻却是可能的，于是在收到老蒋通牒的日记里写下“这个疯狂的杂种。”“他想放弃这个地方并让这整个工程都报废。不可思议。”他扣住驻印军不准作战就可思议吗？

未能如愿的史迪威9月15日发电报向正在魁北克与罗斯福、丘吉尔一起开会的马歇尔告状，他隐瞒了老蒋已调遣其精锐200师加入远征军作战以及向远征军补充兵员一万人之事，愣说老蒋不肯增兵。不知是否也算人格高尚？更荒谬的是，还隐瞒了他拒绝老蒋要求驻印军停止休整立即向八莫方向展开攻势这个前提，告状说老蒋要从萨尔温江流域撤军，不愿继续进攻。对于东部形势则完全编造谎言称：“我现在确信华东的灾难在他（蒋介石）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认为日本人在那个地方不会再骚扰他，并且设想他会躲在萨尔温江战线后面安安稳稳地等着美国来结束战斗”，似乎老蒋欲迁都密支那。当然主旋律还是请马歇尔动员罗斯福强迫老蒋授予他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马歇尔收到此电立即让部下依据史迪威的意思起草了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电报，以命令的口吻训斥了老蒋并晓以利害之后说：“你目前能够阻止日军达到其在中国的侵略目标的唯一办法是立即增援萨尔温江部队，继续使他们发动进攻，同时立即使史迪威将军能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马歇尔把这份电报塞给忙得不亦乐乎的罗斯福签字，然后于18日发出。事后罗斯福诡辩说他正被丘吉尔纠缠不休，没细看就在电报底稿上签了字，颇有抱怨马歇尔之意，天知道究竟是咋回事!

真正不可思议的是，四个多月以来远征军一直在滇西拼命进攻，老蒋更是下达过“限9月上旬收复松山”、“腾冲必须在9月18日国耻纪念日之前夺回”，否则就拿军指挥官“军法从事”的强硬军令！而且现在松山、腾冲都已拿下，龙陵也正在激战，拿下它指日可待之时，史迪威还如此报告，是否属于卑鄙下作之勾当？

此时无战事的只有驻印军，扣住驻印军不准进攻的恰是史迪威本人。真是恶人先告状了！

更微妙的是，马歇尔也不可能不知道远征军几个月来持续不断的攻势作战及不断取得的战绩，阿诺德就曾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远征军渡过怒江开战是远东战场的最大行动。却仍按照史迪威的谎报起草电报稿；罗斯福也不去查实就胡乱签字；马歇尔竟然将电报不是直接发给老蒋或中国有关机构，而是发给史迪威让他转交蒋介石。此乃马歇尔的损招，要给他的老朋友老部下出一口鸟气？这不啻捅老蒋一刀再在伤口上抹盐！马歇尔为袒护老朋友史迪威一步一步扭转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号称宪政民主的美国这个阶段乌龙事很多，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本文暂且按下不表。塔奇曼评述说二战时期军人左右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战争又使美国人忽略了这个错误。确实是相当准确的评述。

接下来的进展那些历史著作各种书刊杂志记述详尽，我们也就不在此唠叨。小人得志的史迪威不顾赫尔利等要员的劝阻，趾高气扬地拿这个电报在老蒋面前耍了一通威风，还在给老婆的信里、日记里好好宣泄了一通，得意忘形之态彰显无余，什么人格、尊严、体面都忘到爪哇国里了。只是这回史迪威得意过头了，他做梦也想不到换来的是老蒋发威，无论马歇尔等如何挽救，他铁了心这回一定要赶走史迪威。

在史迪威终于明白形势已经不妙之后，10月10日，赶在民国国庆这天终于下达了指挥部第18号命令：驻印军与英非军第36师向八莫方向攻击前进。请注意，此时经腾冲、松山等地激战日军万余精锐及储备均消耗得差不多了，不得不于9月14日下令停止进攻，23日残敌数千余退守芒市，拿下龙陵已无悬念，驻印军此刻才开始的攻势对远征军作战已经没有配合意义了。反过来，日军退守无疑又增加了驻印军克敌难度，只有最愚蠢的指挥官才会如此作战，可它正是史迪威的杰作！我们不去揣度史迪威下攻击令有没有挽回他的政治颓势的主观因素，似乎这个“第18号令”也不那么吉利，罗斯福18号这天“直接肯定地”下令调回史迪威。而马歇尔们也不动声色报复蒋介石，最终倒霉的还是中国。

回顾史迪威中国抗战的某些作为

*薛岳的第九战区因使用国产无线电通讯设备经常出故障甚至坏掉，所带来的通讯中断已经对作战造成极大损害。为了保障作战通讯顺畅薛岳自己出钱请陈纳德为其在美国购买50台美制V-100电台，陈很热心地为之联系采购，甚至筹办无线电培训班拟培训这些设备的操作人员。史迪威连这种顺水人情也不肯做，因为这种电台属于军用物资，他的司令部一纸公文就禁止这些电台运来中国。

*不光薛岳，就连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急需建立一批情报网站，以利为空中打击日军获得更精准的情报。美国战略情报处主任多诺万将军认为非常必要，批准提供这批无线电装置，史迪威竟然也禁止将其运进中国，免得给陈纳德再造辉煌。至于对中国抗战的利弊，史迪威不予考虑。

*1944年10月下旬，魏德迈接任史迪威就职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审查租赁法案物资清单时，发现有5000辆计划中的道奇卡车没有提供，而中国战场因卡车严重缺乏已经导致运输困难一直无法满足作战需要。（这年1月，为美国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计划修建成都新津机场，国府下令征用所有民间汽车，就连路过成都的汽车都扣下为之服务，最高达1236辆；4月，急征汽车800辆，紧急运送美驻华空军作战物资；6月，国府下令10日内急征汽车400辆，由重庆运输1200吨物资增援湘桂前线；7月，在川黔两省急征汽车800辆供三项军事运输；9月，再急征汽车600辆，从重庆运输作战物资赴湘。这种急征民用汽车无疑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魏德迈迅速向美国外经处提出要货申请，可外经处主任H.威劳尔却告知魏德迈：早在一年前外经处就提供过这5000辆卡车，是史迪威断然拒绝接受，所以才没能实际拨给。

*而魏德迈审查空军飞机情况时，惊讶地发现本该交付中国的75架运输机居然一直被英军截留使用！斯里姆将军当时正在筹备英军反攻缅甸战役，不愿交出这批史迪威已经默认其使用的飞机。怒不可遏的魏德迈根本不理会斯里姆的抗议，下令美军飞行员将已经装上飞机的英国物资全部就地卸下，立即将飞机飞往昆明。

*成都机场完工后，美军B29远程重型轰炸机进驻该机场。为了以后轰炸日本本土稳当可靠，需进行实验性轰炸。陈纳德认准此为难得良机，建议去轰炸日军在汉口的补给基地，如此可以有效地阻滞乃至破坏日军在华攻势。然而史迪威予以拒绝，机群宁可飞往曼谷轰炸没啥意义的铁路工厂，也不准协助中国抵抗日军攻势。魏德迈接任以后，陈纳德试着再次提出请求，魏听取汇报后认为非常合理，马上批准可动用一百架B29，按陈纳德提供的汉口等地日军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仅12月18日一次出动77架B29轰炸汉口，日军的基地、军营、码头、仓库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损失惨重。陈纳德的B24、B25则不失时机轰炸长江舰船及陆路交通设施，有效地打击了驻华日军。战后日军驻华中司令高桥中将承认，因美国空军轰炸导致驻华日军作战物资损失了一半，华南日军顿时陷入严重缺粮少弹状态，口粮降至每人每日150克大米之地步，不得不决定从黔桂粤开始撤军。而这类轰炸本可以提前六个月进行，那样的话日军能否一直打到黔南，各人自己去想。

以上几个案例只是史迪威对中国抗战玩的部分阴功，他滥用职权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兼之他满脑子一战时期地面战理念，与陈纳德主张的空中打击理念格格不入。这本来不应成为大问题，经过商讨各择其优无疑可得出最佳配合方案，对于打击日军这个共同目标只有利而无害。身为驻华美军最高指挥官的史迪威理当姿态更高，顾全大局。关键在于史迪威那种乖戾的性格左右了他的狭隘的心胸，兼之又有马歇尔、史汀生、阿诺德这样的高层官员一直在出格地偏袒史迪威，让他在中国胡作非为不光给中国，同时也给美国造成重大损失与牺牲。

关于驼峰航线

我们先检讨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条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抗战叙事中经典华章的航线，既是抗战时期中国获得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又是中美军人可歌可泣的拼搏故事之典型。但其中包含的疑问与猫腻，却鲜少被人们提及。

驼峰飞行有南北两条主航线，南线无超高山岭飞行安全基本不成问题，更兼降低飞行高度每机载货量可增加许多。1942年2月罗斯福料定仰光很快就要失陷，批准阿诺德将军的建议开辟印中航线，并在国会发表公开讲话称：“日本人可以切断滇缅公路，但是我要对英勇的中国人民说，无论日本军队的侵略多么严峻，用飞机空运物资给中国军队的路线将会很快被发现，在本次大战中，我们将永远记住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站出来和侵略者作斗争的。”随即，布里尔顿率美军第10航空队从澳洲调往印度，其参谋长奈登将军所提方案：飞机飞行200空里运送物资到密支那，然后装船运到八莫；再由汽车经南坎上滇缅路运抵昆明。由于那时飞机严重缺乏这无疑是最高效、经济且易行的方案，并非种种说道认为的从密支那上空飞过，直飞昆明。日军占领密支那就掐断了这个尚未开始使用的降落点，并没掐断空中航线，是盟军自己吓着自己改道飞北线的。

飞北线，飞机必须飞越最高7000米的高山峡谷，复杂的气流状况更使当年的飞机很难招架。于是就有很多悲壮的故事，主要是飞机失事导致的损失与牺牲，各说不一，取战后美国官方的数据：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驼峰空运中，共运输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损失飞机468架，最高一夜坠毁19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中华航空公司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这条航线的损失率甚至超过欧洲战场上对德国轰炸的损失率,而笃信杜黑、米切尔“轰炸决定论”的美英战略空军，直至1943年冬都是无战斗机护航“裸炸”德国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日机袭击与驼峰失事哪个危害更大？

压倒一切的历史叙事都是如此介绍的：之所以要舍弃安全的南线去飞如此危险的北线，盖因日机利用密支那机场起飞袭击所以“铤而走险”。但若仔细推敲就不难看出：日军进攻领缅甸时有飞机近500架，被飞虎队和英国空军击落击毁300多架，之后补充战机使其总数达277架。以最普遍的零式战斗机为例，其升限6000米，不带副油箱航程2220公里，带副油箱3300公里。那么，即使驼峰飞机飞北线也只退让了200空里，并没能逃出零式飞机的攻击范围。实战中直至1943年10月，日机都在不时空袭印度的运输航空队基地，并袭击零散的驼峰运输机，最后一次袭击在1944年1月，日机8天内击落15架运输机，可知实际上飞北线并不能避免日机侵袭。或者日机不愿意到如此危险的空域去冒险袭击美机，故遭日机击落的飞机尚不到失事美机468架的零头，这就像杜聿明率领第五军躲进野人山葬身林莽的官兵十倍于战死者一样！

实际上日军战机基本上从未使用密支那机场，它刚失陷布里尔顿就下令对其进行系列轰炸，基本将其摧毁，日军不得不另修简易跑道以供轰炸保山等地的飞机临时起降；10月比塞尔又命令陈纳德23大队对密支那、腊戍的空机场进行轰炸，那些弹坑直至盟军收复时仍未填完。日军的空军基地在泰国的清迈和缅甸的东吁，因为密支那离中印都近，日军也惧怕来自两边的空袭同样在回避危险，没打算使之复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组建101特遣队曾以摧毁密西机场为目标，结果并无针对机场的任何袭击记录，此处无物可摧，他们只得到处摧毁日军的交通运输系统；当中美联军偷袭密西机场时，一个日本空军人员都没有，荒废的机场仅有一架早已报废的运输机躯壳，而我军也是在抢修过损毁的跑道才得以起降飞机的；八莫的机场也只有两架因缺少零部件而搁置许久的零式战机，此外缅北各机场均无固定的日本空军驻扎，仅在执行任务时作为前进机场临时起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袭击过中印间航线和相关机场的日军战机是从密支那机场起飞的。

1942年10月上旬，陈纳德曾电告史迪威及其空军助理比塞尔准将：日机即将轰炸昆明和印度汀江空运基地。但一贯蔑视陈纳德的史迪威和比塞尔并没当回事。随后，空袭昆明的日机遭到陈纳德第23战斗机大队迎头痛击一颗炸弹也未能扔到昆明；相反空袭印度汀江却大获成功，比塞尔麾下第十航空队驻扎此地的40架P40仅有两架起飞迎战，在地面被炸毁12架P40和10架运输机。暴跳如雷的比塞尔当天半夜电令陈纳德次日轰炸密支那与腊戍机场作为报复，尽管陈纳德指出那里并无敌机，但比塞尔不予理会。他是史迪威授权的中印缅空军总指挥并兼第10航空队司令，正在进行轰炸香港和广州的陈纳德只能服从命令，中断对华南的任务派机用经驼峰航线运来的汽油和炸弹，返回数百英里去轰炸两个空荡荡的机场。这里本不是陈纳德负责的地盘，第十航空队就近飞来轰炸既是职责也更划算，但比塞尔偏偏不这么干。

比塞尔早在1931年就是陈纳德空战理论的论敌，宿怨颇深。1942年3月奉派安排杜立德机群轰炸东京后降落衢州机场事宜抵重庆，与史迪威一拍即合竟然不向中方以及陈纳德透露任何讯息，却热衷于协助史迪威收编飞虎队。直至4月18日杜立特机群因行动被迫提前故于雨夜飞抵华东上空，预定降落的衢州机场负责人陈诚的侄儿说，因未得指令当晚并未开放机场导航信号。比塞尔在原定机群快要到达之前的半夜12点才通知中方，那时机群都坠毁几个小时了！原拟交给中国的16架B25轰炸机中，除8号机迫降于苏联远东地区，5名飞行员被苏联当局羁押外，其余15架坠毁于浙江10架、安徽2架、福建3架。他们本来可以被导航降落在我方控制的各机场，仅仅因为史迪威、比塞尔的“保密”而导致灾祸！

75名美国飞行员有5人迫降时丧生、8人被日军抓获，其余62人被中国军民救助脱险。有一架飞机竟然飞越我方数座机场才坠毁于鄱阳湖日占区，被俘的飞行员3人遭枪杀。日军对救助美军飞行员地域的平民疯狂报复，屠杀数万之众毁财无数！比塞尔是本该上军事法庭的罪犯，只因其与史迪威沆瀣一气故被留用充当其空军助理，推诿说是杜立特机群提前抵达酿成悲剧，居然还升职且比功勋卓著的陈纳德早一天晋级为准将并被史迪威任命为战区空军司令！

他和史迪威一样认为驼峰航线不值得发展，当陈纳德的参谋长库帕上校批评史-比在印度实施消极防御的空军政策时，比塞尔竟以健康理由将其调回美国，陈纳德的抗议非但不被史迪威接受，反而通过陆军部一直打压库帕。而库帕很快被驻澳洲的第5航空队司令乔治.肯尼调去任参谋长，他所作陈纳德式进攻性作战计划深受肯尼赏识，并迅即产生奇效，日军舰船在马六甲海峡及其周围损失惨重，基本断绝了日本通过南洋输送作战物资及援兵的通道，日本海军1942-1943期间曾嚣张地对东印度海岸进行轰炸，导致盟国舰船只得退缩西印度海港，至此也无法继续。

举凡看过电影《桂河大桥》的都应该记得，日本人因抢修泰缅铁路并限于1943年12月必须通车，除日军工兵1.2万人外，还押送美英荷战俘6万余人，以及东南亚民夫十余万人抢建铁路的惨烈故事。这是一个怪象：盟军为躲日军飞机飞驼峰航线，而日军为躲盟军飞机抢建泰缅铁路。另一方面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日军在缅甸并无多大的空中实力：总共277架飞机，包括侦察机、轰炸机与运输机；盟军挺进缅北全靠空运提供武器弹药粮饷医药，运走伤病员，仅“亲迪部队”9000余人连同各种装备、车辆空运到缅甸中部敌后，大规模机群包括滑翔机均无遭日机袭击之记录；日军飞机仅在第一次若开战役时有过规模轰炸，其余都属偷袭。即使增援英帕尔作战，也仅成功空投过500发迫击炮弹；以上史实充分证明日军飞机并未能对中印间航线造成多大威胁，只是史迪威为其地面制胜理论制造的借口。

统而言之，作为驻中印缅美军总司令的史迪威，我们不去探究其居心，至少他称职的话早就该下令第10、第14航空队集中力量彻底摧毁日本空军在越南、泰国、缅甸的基地，干掉那两百多架飞机，中印间航线哪里还需要折腾到驼峰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在史迪威未到任之前，“飞虎队”靠仅有十几架P40在泰国、缅甸上空作战31次，击落日机217架，可能摧毁43架；英国驻缅空军战机数倍于飞虎队，击落日机74架，可能摧毁33架。丘吉尔给缅甸总督的电报称：“这些美国人在缅甸的水稻田上空所取得的胜利（如果不考虑规模上的差异），完全可以和英国战场上的皇家空军在肯特的蛇麻草地上空所取得的胜利相媲美。”英王也特地授与陈纳德等帝国勋章。

英军驻缅空军司令史蒂文森在其缅战第一阶段报告中认为：“缅甸战场上，在作战中首当其冲的是飞虎队的那几个P40型飞机中队，他们的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总是首先到达战场，并有良好的作战设施。在缅甸战场上，被击落的绝大多数敌机，是由他们击中的。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得非常勇敢，赢得了两军的尊重。”他还叙述了丘吉尔所说“英国战场上的皇家空军”辉煌空战损失率为1：4，而飞虎队则为1：14！

这些看似无关的史实告诉我们：日军在进攻缅甸初期以近500架飞机的优势取得制空权，但损失巨大，仅剩飞机167架。1942年缅甸失陷迫使飞虎队从缅甸及边界基地垒允仓皇撤退到昆明，接着史迪威通过陆军部强制解散这支战功显赫的队伍，7月4日，220名队员愤愤离去，剩下的5个飞行员、5个参谋和19个地勤人员被收编，另组成第10航空队管辖下的第23战斗机大队。日军剩下的167架飞机却夺取了缅甸至滇西上空的制空权。

1942年7月，中东英军失守托布鲁克，美军驻印第10航空队全部飞机与人员都调往中东，库存的本属中国的“租赁法案”也被运往中东和苏联，以救援那边的战场危机，就连本来交给陈纳德组建23大队的一个轰炸机中队都连人带机一并转飞中东去了。8月，史迪威用比塞尔代替布里尔顿出任第10航空队司令官，尽管美国又运来飞机派来飞行员与地勤人员装备第10航空队及驼峰航线，使之仅P40就有40架之多；10月又组建美国空军驻印特遣队，但在史迪威、比塞尔掌控下主动出击打击日本空军的行动也就消失了，驼峰航线也极为惨淡。就在陈纳德23大队不但击败日军飞机对昆明的空袭，还主动出击成功地轰炸了日军在越南的基地同时，日机对加尔各答的空袭迫使美军机构向阿萨姆转移。而日机跟着轰炸阿萨姆，美机连还手之力皆无，几十架飞机被摧毁，印度基地一片狼藉。

这使得一直支持史迪威的阿诺德都极为恼火，迫使史迪威督促比塞尔改进驼峰航线现状；而航空技术顾问弗兰克.塞克莱尔年底向美国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为中印航线的糟糕状况并不是技术原因，而是因为史迪威、比塞尔都是空运计划的“失败主义者”。陈纳德也通过威尔基给罗斯福提供他的计划，罗为此作出总统指示，阿诺德也施加压力，史迪威这才令比塞尔去抓，将驼峰运输吨位提升了些，到年底总算达到千吨，但距罗斯福的要求相去甚远。反之，同飞一条航线的中华航空公司却干得不错，乃至有人建议将美军驼峰运输队交给华航运作，阿诺德也赞同此议。史迪威立即否定这项建议，理由是军人不能被平民指挥。他甚至反复警告华盛顿不要使中国人对空运产生期望，“租赁法案”物资充其量只有5-10%可以通过空运送达中国，其余的还得修公路予以解决。

因太平洋战场的失利，日本已无力增派大批飞机赴缅甸战场。1943年补充到277架飞机，却维持了一年多的制空权！而这时段恰是史迪威掌控中印缅美国空军时段，几乎找不到第10航空队打击日本空军及其基地的案例。我们有理由产生疑问：如果集中空军力量打击在泰缅的日机及其基地，还用得着飞越损失惨重的“驼峰航线”北线吗？即使不去探讨他那阴暗的心理因素，凡是陈纳德主张的老史必反对，难道不可以认作中印缅美军总司令的失职吗？

实际上，1942年8月13日陈纳德就向史迪威建言，以攻势夺取缅甸制空权，从而保卫中印航线的安全。但史迪威不予理会，比塞尔则有恃无恐。10月8日陈纳德只得经总统特使威尔基带信给罗斯福，详尽地陈述了发动空中攻势夺取中印缅战区制空权，从而保卫中印航线直至摧毁日军地面战斗力的计划。尽管或有夸张之言，但实乃应行之策。罗斯福将此信发给史汀生的陆军部，招来一片嘘声，也即被否决。

1943年3月8日，罗斯福总统在决定将陈纳德晋升为少将以脱离比塞尔，并建立归他领导的第14航空队时，就指示将驼峰运输的控制权从史迪威心腹比塞尔手上移交给陈纳德。为给马歇尔等留点面子，罗斯福决定不下行政命令，由阿诺德将军保证执行这个调动。阿诺德于是写信由派给陈纳德第14航空队作参谋长的格伦准将带给史迪威，让他将驼峰航线指挥权交给陈纳德。可史迪威接到此信不予理会，继续把持驼峰航线指挥权，竟然不了了之！

1943年5月12-25日“三叉戟”会议期间，陈纳德与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展开争论，史迪威拿着比塞尔拟定的报告坚决反对加强空中打击和扩大驼峰航线运输量，注重打通陆地通道。此意见被罗斯福否决，罗斯福下令7月驼峰航线必须保证7000吨运输量，9月必须达到10000吨；这些物资必须保证每月4700吨为陈纳德14航空队所需物资，2000吨为史迪威打通地面通道所需，余额由史迪威分配给其他陆空作战所需。取消“安纳吉姆”计划也即英军海上登陆仰光作战，陆地攻势仅对缅北进行，计划在11月开展。史迪威公开表示反对扩大驼峰运输能力，他认为执行下属陈纳德的计划乃是耻辱。按照正常程序，罗斯福本该免去史迪威在中印缅战区的职位，另派他人。但马歇尔、史汀生劝阻了罗斯福，并阻止了罗斯福欲授予陈纳德负责指挥中印缅地区空军的任命。

整条航线已经给这两个家伙阻滞了一年多，被总统责令本该大力改善的行动仍拖泥带水。驼峰运量1943年6月1887吨，7月3451吨，9月4624吨。远达不到罗斯福的要求，导致其对此烦不胜烦，告诉马歇尔说：“已经非常厌恶印中事务。每一件事看起来都很糟。而最糟的是我们每一次都不能履行我们的诺言。”令人不解的是，尽管阿诺德也认定史迪威一心关注陆地作战，没有精力把驼峰航线管好；罗斯福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发出替换史迪威之言。仅从称职与否来衡量，他也早该下台了，居然都能被马歇尔给化解掉。之后马歇尔、史汀生为了使罗斯福欲让陈纳德掌控驼峰航线指挥权的打算泡汤，就精心安排了一个局：将驼峰航线收归美国空运总队直管，既不给陈纳德也不给比塞尔，派戴维森准将取代比塞尔的第10航空队司令、海恩斯将军指挥驻印空军特遣队，另派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任空运司令，但整个美军指挥权仍在史迪威手里，他的空军助理比塞尔仍可以驻中缅印美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

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接管改组后的驻印美国空运指挥部，阿诺德再调来韦勒将军整顿印度基地的混乱状态，以及空运指挥部后勤工作；霍格将军担任印中联队司令官，这个美中联合组建的空运机队本是陈纳德出任司令官的。阿诺德本人是坚决支持空运的，碍于马歇尔对史迪威死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法阻止史迪威胡来，只能采取绕开他的办法派来一群将军解决问题，导致驻印美空军指挥机构错综复杂，可怜的驼峰航线飞行员还得继续玩命。

1943年年底美英空军司令部改组后，总算是排除了史迪威-比塞尔的干扰，开始进攻日本空军。接着利用日军进攻英帕尔的机遇，斯特拉特迈耶联合英国空军组织力量向日军空军开展攻势，迅速摧毁了大部分日机，彻底夺得制空权。中国驻印军在战后的经验总结中也写道：“我军任至何处，弹药不虞缺乏，即令深入敌后被敌包围，亦可利用空军投掷补充，亦不致发生断绝之危险。总之，物资多，运输便，后方之补给圆滑，前方之战力自可发挥。此足证明补给运输实为战胜之最要条件。”直至5月，驼峰航线又慢几拍于才开始飞南线。

请注意，这个南线并非原本计划的以密支那为飞行终点的南线，而是经过密支那上空直飞云南各机场的航线，彼时密支那连同机场都还在日军手中。当月运抵云南的援华物资就达13686吨。碰巧密西机场是5月17日被攻占的，6月份密城仍在激战中，空运量已提高到18235吨，7月份更急速上升为25454吨。把驼峰航线改南线飞行归功于史迪威夺取密支那是一种误解，根本要素是排除史迪威、比塞尔压制后美英空军彻底夺取了缅甸上空的制空权。可怜500多架飞机坠毁一千多飞行员丧生，与其说他们死于恶劣的驼峰航线，不如说死于美军高层的昏聩，史迪威首当其冲！

史迪威公路

1942年1月30日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宣布“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一条陆上运输线”，这就有了“驼峰航线”与“史迪威公路”这两项闪光于中国抗战史之主题。史迪威当时就认定空运只是应急措施，充其量只能运输援华物资的5-10%；他只看重“修筑一条公路”作为援华物资的主输送途径。撤退到印度以后，他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反攻加筑路”之上，甚至对于跟进筑路建设一条输油管道他都极力反对，无奈罗斯福坚持要建，他也只能作罢，任由建设输油管的队伍尾随进行，他懒得过问就是。

缅甸作战之前1941年4月中国交通部专家组就开始进行中印公路选线踏勘，撇开最早路径不论，确实选定的最佳路径是从印度英帕尔沿既有大路经缅甸的霍马林到密支那；再经腾越古道修筑公路直抵腾冲；跨越怒江抵保山大官市接既有之滇缅公路为离港口最近、最省钱、施工最易之路径。号称第一路径，但英国人不准利用英帕尔入缅路线。1942年2月15日中英在新德里商讨中印公路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取第二路径，即从印度东北利多至国界甘绍关越过边境那加山脉抵葡萄，再沿迈立开江河谷旧公路南下到密支那就与第一路径重合了。这是除第一路径之外最省且施工难度较小的路径。

会上还预设了辅助路径，也即3月1日中方杜镇远赴印与英方确定的路径。史迪威实际修筑的就是这条穿越野人山、胡康河谷经孟关到密支那的路径。不过那时日军尚未占领仰光，未考虑作战因素这条路确实短些，但野人山及胡康湿地实情尚未踏勘。英国人指定这条路径还有一个要素：直至孟关，它都在“中缅未定界”北边，显然有预防中国借筑路向南扩展领土之戒备。史迪威知道这一带修路颇为艰难，曾试图走第一路径，但韦维尔不准，老史也就不再争了。他命令美军后勤司令惠勒中将选定路线，惠勒与英国技术军官实地探访那加山脉之后，都认为在此筑路太过艰难，即便修通也不可能支撑多大运量。只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得不按照史迪威命令找出一条似乎可行的路线交差。

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军人流血牺牲打下这片地域，“卖国求荣”的清政府并未放弃，光绪十九（1893）年驻英公使薛福成与英国勘定的滇缅边界止于腾冲西北尖高山，由此向西包括胡康河谷皆为滇西六宣慰司辖地。英国人尽管觊觎此地良久，但亦未能侵占，仍归孟养土司宣慰司领地，其南界被称为“中缅未定界”，1943年7月中国出版的地图将其清晰标明。蒋介石以避免国际纠纷为由拒绝孙立人留兵驻守占领地域的建议，而这片筑路地域（除孟关以南至密支那北沿迈立开江末段直至尖高山以外）都是中国领土，战后却撤了个一干二净！及至共和国，周恩来大笔一挥，整个江心坡地域约七万平方公里全都慷慨地签约割给缅甸了！

到日军重兵据守时仍循此路径开战并筑路，显然不如走第二路径，也即经甘绍关、葡萄（42年96师溃逃至此，当地大土司闻知余韶师长驾到，连忙从箱子里翻出大清国所赐官服穿戴整齐跪迎中央钦差），沿旧土路南下密支那，日军在这一带布防薄弱，基本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据点。大概是因为史迪威的情报错误，以为只有少量缅军驻守胡康河谷故未取这段的缘故。若从密支那沿着腾密故道修路到腾冲，再从腾冲直插保山大官市接滇缅公路，就连龙陵、松山都可以避开，日军即使想阻断也必须离开坚固工事出来野战，这仗必好打得多！为何史迪威要撇开密腾故道舍近求远一直绕到八莫多走几百公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段路中英双方皆未勘探过，只有驮马路，而且八莫到南坎路段极其险峻，上百道拐远甚于著名的“24拐”，施工难度也大得多。

实际上中方一直在运作腾密线，甚至在日军占领腾冲时也派出过勘测队勘探该线路中国境内路段，始终在准备着。8月5日驻印军拿下密城，腾冲彼时尚未收复。孙立人曾令孙蔚民连长率加强连及美军一个排，于8日启程沿腾密故道越猴桥抵达中缅边界口岸处，9月4日与远征军卫立煌派出的胡振国副团长所部，以及美军工兵、医官、记者等举行小规模会师仪式，象征着远征军与驻印军胜利会师。然而此次会师仪式被否定，孙连返回后孙立人却不予理会。

重庆军委会在7月初即已下令边战边修筑保山-密支那公路，10日成立第一工程处，开始勘定路径。9月14日腾冲光复，尽管龙陵之战尚在进行，保密公路国内段已全线开工，重庆下令抽调广西、四川公路部门组成第二工程处开始对国境外至密支那路段的勘探并负责施工，美军在中国境内的工兵团也配合施工。蹊跷的是，1945年1月4日毛石路面的腾密线即可通车，却无车行；至19日继续扩宽达双向通行标准完工，仍无车行。120辆满载物资的GMC卡车及8辆附属车辆、6辆指挥车组成的“皮克车队”12日才从利多出发；14日起在密支那停留一个星期，等待八莫-南坎路段畅通。24日抵达南坎后又停留三天，等待新一军拿下芒友。28日在畹町举行通车盛大庆典，宣布老蒋建议命名此路为史迪威公路，该建议获得美国陆军部认可。该车队2月4日抵达昆明。

中国政府下令赶修的腾密路捷径，若以能通车时起算，足足闲置了20余日，似乎刻意为离去的史迪威出一口鸟气。1月17日，一个美军中尉等不及了，他驾驶一辆吉普车率领三辆卡车驶上腾密公路，22日夜抵达昆明，这才知道两天前就有一辆美国海军的吉普车已经驶过同一路段捷足先登了。还在密支那的皮克将军闻讯大怒，下令不准算作通车纪录，只有自己率领的车队走八莫才是正式的美军车队。

按照《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云南公路史第一册》所给数据，中印公路从印度利多至密支那434.4公里；由密支那过腾冲221.3公里；直插保山大官市接滇缅路145.6公里；由利多至昆明总里程1491.3公里。若腾冲转向龙陵接滇缅路到昆明，总里程则为1568.3公里。现状是从密支那转八莫，到畹町接滇缅路到昆明。总里程为1731.7公里。比密-保线多240.4公里；比龙陵线多163.4公里。输油管在中国境内昆明-畹町截弯取直为690公里，较公路少269.4公里；若按照中方意见走保-密路径，还将少敷设300公里以上。然而美方施工仍按史迪威原定路径，直下畹町不走腾冲，国内段不得不敷设至畹町与之衔接。1945年6月1日通油，此时英军已收复仰光近月，本属多余工程。但印度境内尚有大量存油，利用输油管输送至次年1月4日停止，7个月时间输油10余万吨，比“史迪威公路”总货运量多1倍以上！

史迪威及其支持者事前评估，当公路完成后当月运输量即可达36000吨，并很快可增长到65000吨/月。1945年1月史迪威公路开通时尚属旱季，首月运输量6000吨，仅为预计的1/6。而1944年12月美军空运量即达35000吨，次年1月46000吨，至7月空运量跃增到71000吨，仅这一个月运输量就是史迪威公路全部运量的1.42倍！而且，这条公路通车不过三个月零几天，英军收复仰光滇缅公路重新开通，实际上史迪威公路面临报废，只是为了清空已经堆积在印度的物资，空运与公路运输才继续维持几个月。到11月15日印度积压物资清空，美军空运与公路运输任务均告结束，同一个时段空运物资555000吨，史迪威公路全部运量约50000吨，还不及空运的零头！历史证明史迪威的主张是劳民伤财的愚见，他头上顶着的只是一堆闪光的泡沫！

史迪威公路从利多到畹町全长772.3公里，自1942年末开始兴建，到1945年1月通车，总共耗用“租赁法案”物资45000吨，几乎接近它完成的总运输量；其直接成本1.48亿美金，接近所运物资总价值的4倍！工程施工人员在北缅地区人迹罕至的野人山、胡康河谷筑路，共搬运土方1350万立方米；从河床中挖掘用于铺设路面的砾石138.3万立方米；用于筑路的木材达25万立方米，乃至于英缅林务官向史迪威索要伐木税费；仅一条穿过沼泽的堤道就使用了2.8万立米的木材加上2400根木桩；公路跨越10条大河和155条小溪，修建桥梁约700座，其中包括战争中所建360米最长浮桥；公路不仅经过世界上最崎岖的地形，还得同野兽毒虫以及热带雨林气候、疾病抗争。施工中有1133名美国人员死亡，每公里死亡约1.5人，数量更多的中方军人与当地劳工的死亡都算上，每公里死亡10人以上！

无论这条“史迪威公路”经过反复热炒达到何种程度，它的实际数据就是如此。为了它，中美两国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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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还有讨论“一号作战”的章节，因为前面已经涉及到史迪威在其中许多表现，与本章节部分内容形成重叠。再者，引发这次作战的最根本原因是阿诺德将军之远程轰炸论，他的用B29“超级空中堡垒”以成都为前进基地轰炸日本本土之“马特洪峰”计划，与“史迪威公路”同样华而不实，却引发了日军对中国的绝望攻势。需要指出的是，史迪威从一开始就预料到这个计划必将引起日军对中国东部的打击，中国不具备抵御这次进攻的能力。史迪威唯一值得夸赞的见地，也是与蒋介石难得的意见一致，偏偏没能扭转阿诺德将军的荒谬，官大一级压死人？

1944年11月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战役胜利结束，塞班岛及其周边诸岛就成了新的轰炸东京基地，从这里起飞要比成都近了上千公里。次年1月魏德迈取消了“马特洪峰”任务。事实上，从成都起飞的B29只维持了不到7个月，执行了20次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美国官方组织的评审认定它“对促使日本投降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花费如此巨大又空耗了本来就很紧缺的战争物资”。倒霉的是中国，美国将军们的短视所造成的祸害，都落在中国头上；而他们的洞见可能带来的好处，全都化为乌有，中国基本没有受惠。

本文到此打住，算是一个纲要文字吧！详论另外写作。

（2014.9.25–12.23）

我之所以知道“转基因”这个词汇，是2002年看到新闻报道说非洲南部诸国因大旱而引发饥荒。赞比亚即是饥荒严重之地，美国援助它50万吨玉米以赈济灾民。首批玉米运抵后其政府拒收，宁可让人民饿死也不准吃美国的转基因玉米，理由就是转基因玉米会祸害其民族健康。尽管美国大使费尽口舌说美国人已经吃转基因玉米多年，并无毒副作用，而且愿意率美国使馆人员吃给赞比亚人看，但无效，美国人只得把这批玉米运走他国。果真如毛表扬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愚昧的赞比亚政府确实立场坚定斗志昂扬，宁可任国民饿死，也不准吃老美白给的转基因玉米救命，恰如同当年老毛任由中国人饿死，也不准接受苏联援助的小麦一样。革命性略差些的是，老毛倒打一耙宣称大饥荒因“苏修逼债”而导致，赞比亚政府不够狡猾，没想到说饥荒因美国搞转基因而造成，这项任务还得由中国的“阴谋论”者现在来完成。

同在2002年，非洲南部一些闹饥荒国家的政府曾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向联合国咨询，以便它们就接受美国援助与否寻求决定依据。联合国在8月27日发表声明说：“根据来自各国的信息来源和现有的科学知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组织的观点是，食用那些在非洲南部做为食品援助提供的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有风险。因此这些食物可以吃。这些组织确认，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科学文献表明食用这些食物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作用。”在有关转基因食品的问答中，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当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了风险评估，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会有风险。而且，在它们被批准的国家的普通人群中，还没有发现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人体健康。”

没过多久我们公司与中国热带农科院、农学院（儋州两院）谈合作，他们是袁隆平在海南试验杂交水稻的合作者，拟将所研发的百十种杂交、组培农作物推广普及。借此机会我将上述新闻拿来请教两院搞杂交、组培实验的专家：转基因是什么？你们与袁隆平合作的水稻及其它农作物的杂交和组培技术是否也属于转基因技术？专家们讲述的原理太过深奥、复杂，我基本听不明白。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消化，我的理解是：遗传与变异是一切生命现象无可回避的宿命，地球之所以能有今日之丰富多彩，全在于生命现象中遗传与变异的交叉作用。1865年孟德尔拿豌豆杂交做实验，发表《植物杂交试验》论文，所发现的遗传因子（基因），则是这宿命的根本；基因只是DNA链条上所携带的遗传密码，物种性状的延续或改变，取决于基因改变之状况。遗传源自基因的恪守，变异源自基因的转化。DNA之主体依旧，所以无论怎样转，玉米还是玉米、大豆还是大豆；其基本属性不变，该榨油还榨油，该磨豆腐照磨豆腐。而且榨出来的油、磨出来的豆腐亦未改变其属性，遗传仍是其本体。

孟德尔开启的杂交技术大致可算是转基因技术的初始阶段，它靠大批、反复且具有一定盲目性的重复试验，逐步优选培育出所希望得到的品种。海南两院的专家们介绍说他们为了搞杂交水稻，到处寻找野生稻，最后在缅甸的“长脖子村”斩获颇丰。把不同的稻作分别交叉授粉，再从杂交而得的水稻里选有希望的下一代，重复进行此类田间作业，颇有些“普遍撒网重点抓鱼”之韵味。通过杂交育种只能让各种基因“批量”转移，无法实现有用基因的定向转移，杂交育种要多次杂交再杂交，因此，育种过程相当漫长，搞出一个新品种得连续辛勤许多年。

而组培技术则进了一步，它也有百余年研发史了。20世纪初欧洲学者在杂交研究中提出细胞学理论，1902年德国植物学家赫伯尔兰特发表了植物离体细胞培养实验的报告，认为高等植物的器官和组织由多细胞组成，每个植物细胞里都含有一整套遗传物质，在适当条件下能不断分裂和繁殖，具有发育成完整植株的潜在能力。组培技术即从一个植物细胞克隆出一株植物，在无菌、适温、光照条件下人工培养，诱导其成丛生芽，无须等待种子漫长的繁育过程，从规模效益上看无疑很可观。它还意味着人们可以培育出转基因植物。分子生物学家1980年首次把外源DNA结合进了植物细胞中，1983年一种携带了抵抗抗生素基因的烟草被培育出来，成为第一种转基因植物；两年后能抗虫害、病害的转基因作物开始了田间试验。转基因是一项技术，它有针对性地改变DNA链条上的某个或某几个基因，使该物种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异，无所谓好坏，至于这种变异对利用该物种的人类有利还是有弊，只取决于人为地改变了哪些基因，那才是问题所在。各国政府对转基因作物商品化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为的就是确保这项技术对人类有益无害。中国科学家在杂交技术上遥遥领先，转基因技术也跻身世界前列，1992年便种植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转基因烟草，比美国还早实现转基因作物商品化。1994年美国市场上首次出现了转基因食品：一种软化缓慢耐运输和保存的西红柿。

这些陈年老故事说明转基因技术是经过一个半世纪广泛的科学实验获得的成就，不是哪一个公司闭门造车倒腾出来的阴谋。而且，从杂交到转基因，都是欧洲人闯出来的路子，他们在实验室阶段玩得十分带劲，就连试管婴儿、克隆羊什么的，也都在英国首创。但欧洲的保守主义文化气氛浓郁，反转基因运动早就如火如荼，阻止了政府批准商品化进程。这给了美国人以后来居上的机遇，执着于推陈出新的美国文化氛围显然理性得多，其政府批准转基因商品化进程也就顺利得多，这导致转基因技术有了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以及支撑其发展的经济条件，而美国的家庭农场经济则是其迅速发展的温床。美国因此成为转基因技术的领军大国。至于中国反转人士所说的“美国转基因”及其诠释，只能用“无知者无畏也”来形容。

杂交技术的目标也是基因变异，大致可以看作“保守疗法”，如同煎中药，选择一堆草根树皮一锅熬，一碗药汤有用没用有毒无毒的成份都灌下肚，去其病者就算“验方”；组培技术则进一步做到只提取药用植物的有效成份，目标清晰地进行优质种苗的快速无性繁殖，工厂化批量生产相应植株，基本不涉及基因转变与否。及至深入实验加入杂交内容，发现可用外源性DNA对原生质体进行遗传转化，由此发展成转基因技术；而转基因则可视作“手术疗法”，动刀切掉病变组织植入所需要的健康组织。杂交技术属于诱导DNA自身逐渐发生基因转变，而转基因技术先将具有抗虫、抗旱、抗逆境、控制产量、控制生长期等功能的优良基因“剪切”下来，再“粘贴”到要改良的作物的DNA双螺旋链条上。而且，杂交、组培奔高产而努力，别的一时还顾不上；转基因技术则有目的地改变作物的某项或某几项性状，使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和除草剂的能力。海南的专家们对其杂交品种增产成就颇为得意，似乎这是它胜于转基因技术的长处。但也承认导致增产的转基因作物迟早会研发出来，一旦成功其幅度还会很大。转基因技术其实在规模效应上已经把杂交技术给废了，只留下科学实验场还有点应用余地。给DNA“动过手术”之后的玉米或大豆，在某些性状上已经有所改变，耕种与护理的消耗大减，产量增加主要来自抵御病虫害之后减少的损失，这使农业规模化效益迅速实现，对于粮食严重短缺的地球人而言，无疑属于利好消息。

又据《遗传改造作物与食品》杂志报道，美国抗玉米螟转基因玉米增产7%，抗玉米根虫转基因玉米增产7%；抗虫转基因棉花增产9.8%；南非抗虫玉米增产11.8%，抗虫棉增产24.0%；西班牙抗虫玉米增产9.9%；菲律宾抗虫玉米增产18.6%，抗除草剂玉米增产5～15%；阿根廷抗虫玉米增产6.4%，抗除草剂玉米增产超过10%，抗虫棉增产30.0%；巴西抗虫玉米增产12%，抗除草剂玉米增产1～4%。中国、墨西哥抗虫棉均增产10%。说转基因作物完全不增产似乎并不确实，只是增产幅度不那么吸引眼球罢了。

我们无妨按照小崔在其政协提案中提及的“美国农业部报告”为线索，这份美国农业部2014年2月发布的报告《美国遗传工程作物》（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in the United States）归纳总结了40项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产量、杀虫剂使用和净收益的研究结果，其中23项增产，1项小增产，11项产量不变，1项小减产，4项无相关数据。它显示的种植转基因作物也是增产的，其结论为：“采用Bt作物通过减轻虫害损失增加了产量。不过，关于抗除草剂作物对产量的影响的观察证据有好有坏。一般来说，复合种子（具有超过一种遗传工程性状的种子）会比常规种子或只有一种遗传工程性状的种子的产量更高。”根本不像崔某人言之凿凿谓转基因导致减产的。

这份报告还有个案介绍：2010年，转Bt基因玉米由于对玉米螟的抗性，使得平均产量达到每英亩（约合6市亩）159.2蒲式耳（每蒲式耳约25.4千克）；而非转基因玉米平均产量则为132.7蒲式耳，两者间相差26.5蒲式耳（约673.1千克）。抗除草剂型转基因作物除了个别调查案例产量略有下降外，大部分产量仍有提高。综合起来，每增加10%的抗除草剂玉米种植，可以带来0.3%的产量增加；而同比例种植抗除草剂大豆产量增加可达1.7%。同一个报告还介绍，同时具有多个转基因（如带有多个抗虫基因或抗除草剂基因）的作物，其增产效应更高。例如带有2个除草剂抗性和3个抗虫基因的转基因玉米，其产量可达每英亩171蒲式耳，比单转Bt基因玉米还高11.8蒲式耳。我不知道小崔如何将其解读成“转基因作物没有提高产量甚至还有可能下降”，还是在政协提案里陈述的，可见他罔顾事实到了何种地步！就说国内，已批准的转基因棉花大面积种植，在刚开始时，我国棉花平均亩产只有约1.02吨，2012年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超过70%，平均亩产增长到1.44吨！

除小崔以外，国内竟有专家“用数据说话”：16年中，美国大豆单产从年增长2.18%降到0.82%；玉米则是从3.94%降到1.58%，出现了“负增长”，从而证明“转基因导致作物增产是谎言”。这里实际上犯了一个简单的数学错误，要不就是故意混淆视听，将“增长率趋缓”扭曲成“产量降低”。事实上，不管转基因作物还是非转基因作物，其单位产量-时间曲线都是一个斜率逐渐减小的曲线，这是由于作物的单位产量不可能无限增加。否则“水稻亩产13万斤”这颗“大卫星”早就实现了！因此，在通过技术提升挖掘作物产量潜力时，其单产的增幅必然逐渐降低，在最优化的种植条件下，单位产量必然会达到临界值，而其后，除非更换作物品种或技术革命，其增长率都必然趋近于零。因此用单产增长率的降低说事，实际上是一种无理取闹。

用传统育种方法将两种亲本进行杂交时，人们对其基因性状大抵茫然无知，无法预知其可能的后果，只能“骑驴子找马”，走一步看一步；而转基因技术转入的必定是经过多方面观察与分析，有了透彻了解的特定基因，从而，对食品的安全性更有把握，转基因育种方式肯定比传统育种更安全可靠！即使技术实施过程如此慎重，仍需要对转基因产品的实际性状进行检验，只有当它被确认找不出毒付作用的案例以后，才可能获得批准商品化。故所有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妖魔化宣传，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反转噱头经得起科学验证。正因此，那些非情绪化的正派人士即使曾经很绝对地反对转基因，在事实面前都爽快地承认失败。

这里无妨介绍有“反转基因之父”称谓的英国著名科普作家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的一段新闻报导，他开创反对转基因阵线十余年后，终于在2013年为自己的行为道歉，而且是在举世最重要的牛津农业学术年会上：

网易探索1月16日报道 近日，英国作家、环保活动积极人士Mark Lynas为自己在过去几年妖魔化转基因作物的行为进行公开道歉，并称其认识到转基因作物不仅安全可食，同时可以帮助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

“我为我一直以来批评转基因的做法深感歉意”Mark Lynas在最近的一次牛津农业会议上说，“对于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起的反转基因活动，我也感到懊悔。这么多年来我竟然一直在妖魔化这项可以帮助改善环境问题的重要技术手段”。

Lynas是国家地理出版《上帝的物种：在人类纪拯救地球》一书的作者，他曾经出版过其他几本有关环境挑战的畅销书。Lynas曾与一些反对生物技术的环保组织联系密切，例如：绿色和平组织等。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他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掌握了科学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认识到有关转基因作物的争论大多是无稽之谈。

“我曾经认为转基因作物是危险的，事实上它比常规育种更安全、更精确，”Lynas说，“在转基因问题上全球已有确凿的科学共识，这一共识背后就是美国促进科学学会，英国皇家学会等世界众多的国家级权威科学院和研究机构。”

Lynas认为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论已经结束。“我们不需要再讨论它是否安全——在过去十五年里，全球食用的大约3万亿顿餐中均含有转基因成分，但迄今为止没有被证实过任何一例由转基因引起的食用安全事件的问题。好比你被一颗小行星击中的机率可能都比被转基因伤害的机率要高。”

与此同时，Lynas也讨论了关于反转基因激进分子和法规壁垒如何对创新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以黄金大米为例，他认为黄金大米本可以每年帮助数千儿童免于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甚至死亡，但是，“由于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监管，以及像绿色和平这样的环保组织的不懈努力，这个本来应在十年前就商业化的产品，可能永远不能到维生素缺乏的穷人手中了。”另外，愈加复杂的法规监管也使研发和推广成本高昂，小公司难以进入这一领域，造成了目前只有大公司占据生物技术产业的局面。

“反转基因组织游说的对象包括从英国贵族、上流名厨、美国美食家到印度农民组织等各个阶层，我想对这些反转人士说的是，你有权坚持你的看法，但你必须知道，科学并不站在你这边。我们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为了人类和这个星球的延续，现在是时候让开道路，让其他人找到更好更可持续的办法养活世界。”Lynas这样认为。（来源：生物探索）

不光“反转之父”莱纳斯，反转基因的主力军“绿色和平组织”，其创始人之一、前主席帕特里克·摩尔也在试图改变该组织的反转态度失败后，决定与该组织决裂。他反思说：“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已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由于对一项能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如此多的益处的技术采取丝毫不能容忍的政策，他们实现了斯瓦泽的预言（即环保运动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由于多位有识之士的退出，绿色和平组织如今已被视作“极端环保组织”；更由于其成员知识层面下降，它日益激进，导致它的前主席批评它“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而该组织回敬以“可耻的叛徒”。这也说明，反转基因势力确实不以科学与真实为准则，说轻点是情绪化，说重点是意识形态化了。

美国一家反对生物技术、提倡有机食品的民间组织“有机食品中心”（Organic Food Center）在2009年11月发布的报告，要领是指责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增加了除草剂的用量。即使是这份由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发布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从1996年到2008年，由于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美国减少杀虫剂使用量达6400万磅！撇开除草剂草甘膦与杀虫剂谁的毒性更强不谈，少用如此巨量杀虫剂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也不谈，对那些高调指责转基因作物为孟三都等公司牟取暴利的人们，是否也考虑一下杀虫剂亦为这些公司的重头产品，如此巨量的减产是否也属于牟取暴利的举措？

反转势力的最“重磅炸弹”是法国分子生物学家塞拉利尼2012年9月19日发表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的研究文章，该文介绍了他们用200只大鼠经90天用抗除草剂的NK603转基因玉米喂养，致癌率大幅度上升。文中所附长满肿瘤的大鼠图片迅即引起轰动：全球多位电视明星、新闻记者和反转基因组织纷纷高调力挺，这毕竟是反转十余年来第一份可称为证据的重要资料。无涉转基因争论的普罗大众也引发恐慌。几乎同时它也遭到稍具科学常识的读者质疑，该杂志收到的抗议信明白指责它跟本不能算是科学报告；业内权威学者更是质疑纷起，他们从专业角度分析了这个实验及其报告显失科学性与公正性的各项理由，对其“低劣的数据质量感到震惊”，认定这份报告跟本谈不上科学，只能算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新闻事件”。就连一贯对转基因技术极为审慎的欧洲食品安全局、法国生物技术最高委员会和国家卫生安全署也对这项试验及其结论表示怀疑，在对塞氏实验室和实验过程进行考察后，10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最高委员会和国家卫生安全署先后否定了塞氏实验的科学性，判定其关于转基因玉米致癌的研究结论不能成立。但他们仍允许塞氏在遵守严肃的科学规程的前提下，可对转基因作物的长期影响继续进行研究。

本来仅凭常识即可判断：数以亿计的人食用了十几年转基因食品都未能发现任何一例致病案例，一个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小实验室，仅用90天就能从200只大鼠身上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肿瘤。更多科研部门包括孟三都公司的研究部门，早就在做而且一直未间断地做同类实验，都未能获得塞氏所获“成果”，这也太离谱了！其实，中国农业部权威机构为审批转基因水稻安全性也做了这个实验：同样的大鼠，同样是90天，用转基因稻米和非转稻米喂养的对照组结论是：“未发现转基因稻米对大鼠的体重、食物利用率、血液学和血生化指标、脏器系数、病理学变化等指标产生不利影响。”《食品和化学毒物学》接着又发表10多篇“读者来信”，质疑塞氏实验各种有违科学原则的细节，甚至披露塞氏实验是在“绿色和平”关联机构资助下进行的，具有相当可疑的指向性。言下之意即质疑其“栽赃”而不是科研。

到11月28日，杂志出版方荷兰爱思唯尔集团（Elsevier）在美国宣布，由于研究方法和结论皆存在严重问题，决定撤除塞氏论文。撤稿声明指出，该论文现有数据不足以得出现在的结论，因此并未达到发表的标准。声明还说：“对原始数据的深入调查表明，用如此小规模的样本数据无法得出明确结论”、“考虑到（实验中所用的）斯普拉格－道利大鼠的已知肿瘤高发生率，喂食转基因玉米组所观察到的更高的死亡率及肿瘤发生率的原因不能排除是正常自然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塞氏至今不承认他的实验及报告有任何问题，但那以后一年半多的时间，尽管法国官方允许他继续进行反转实验，迄今为止他仍没拿出任何可以佐证他那90天的实验及报告成立的新的、符合科学规范的实验及报告。塞氏已经在国际生物科学界声名扫地，就连《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之权威性也因发表这份不负责任的报告而受到重创，人们指责编辑们对这个一望即知其荒诞的实验居然能通过审核予以发表感到不可思议，尽管杂志事后大力补救，信誉的损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恢复的。

正因为全世界的反转势力所能打出来的牌没有一张像样的，乃至于他们不得不借助撒谎、造谣以吸引眼球。例如小崔视频刚开始十分钟就记述了他们在超市“偶然遇到”一位无名女士，这位女士的故事实在太经典了：吃转基因食品得了癌症，直至晚期才发现；拒绝了医生建议的放疗、化疗救治方案，不吃转基因食品，只吃有机食品，一个月就彻底痊愈，做了“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和扫描核磁共振”，发现体内的肿瘤都不见了，“医生都不敢相信。”小崔视频正是由此切入对有机食品的宣传的。看到此俺顿时坚信小崔视频一定是在玩误导游戏，以其智商他必定揣着明白装糊涂：超市“偶遇”如此巨大的馅饼，显然是小崔反转宣传的“金鞭材料”，崔理当了解对象姓甚名谁。一是用于视频资料广为宣传他有责任进一步查证情况是否属实，以免以讹传讹；二是即便他来不及查证那女士所言之真伪，他也该留给有兴趣的观众自己查证的线索，并予以说明。睿智的小崔竟然将如此重要的证据资料一笔带过，显然这里存在猫腻。

俺心存疑窦便开始网络查询，岂料得来全不费工夫。方舟子已经查证过并将其结论公布上网，称这位女士叫斯科特，方还将崔视频中的影像截屏与斯科特网页照片亮出来对比，相似度极高，显然是同一个人。斯科特在自己的网页上介绍的癌症晚期、吃一个月有机食品痊愈等资讯也与崔视频所言完全相同。而且她还在网页上说12月11日与另两位女士被“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选中而接受采访，她称之为“中国的拉利.金”（拉利.金是美国最著名的王牌电视主持人），谓：“我们被选中，是因为我们的活动和努力，让人们关注转基因食品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这样就不打自招还供出另外两位女士也是被精心挑选而非“超市偶遇”的，小崔视频玩猫腻尽管有央视调教训练出来的技巧，却经不住老美那边言论自由带来的拆台，谎言迟早会露馅的。

不依不饶的方舟子并未到此为止，他循斯科特网页上提供的线索继续查了美国癌症学会网站，证明“2010年12月，斯科特被确诊得了直肠癌晚期，癌细胞已扩散到肝脏。她选择了最猛的治疗方案。首先是切除了肝脏的癌变部分，然后做了两轮化疗和30次放疗。”又是一个假案例！反转无可厚非，但总是弄虚作假来反，不以为耻么？尽管佩服方舟子的科普工作积极性、持久性，但因其与人格缺失的司马南之流搅合在一起，早就有一种厌恶感；兼之还闻知其挥舞“打假”三节棍，到处横扫，事无巨细皆插手插嘴，总觉得有些过。不过这篇文章还真的击中小崔的软肋了，于是饶有兴趣地等看小崔的回应。直接的回应至今没看到，倒是见到崔说斯科特要起诉方舟子诬蔑她收了崔永元的钱。可惜姓方的也不是傻瓜，他只是说：“她的网站上明码标价，通过网络电话（Skype）做指导的话，建议每小时‘捐赠’她50美元。不知‘中国的拉利·金’为了采访她，‘捐赠’给她多少钱？”仅凭这段话那官司是打不赢的，打起来只会令真相更清晰，绝不会给小崔视频添彩。妙就妙在，伶牙俐齿的小崔始终对于视频中女士是否斯科特不置可否，倒是见到他的智囊矢口否认，说出了另一个姓名。由他们吵去，吵得越激烈真相越容易浮出水面，我们到此打住。

其实小崔视频里接着还有一段扭曲，他介绍并展示了“2011年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张辰宇教授课题组在国际刊物《细胞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外源性的植物微小核糖核酸可以在多种动物的血清和组织内检测到，并且主要是通过进食的方式摄入体内的，也就是说，这份报告表明我们吃转基因食品的时候，可以摄入食物的遗传信息片段。”小崔在这里又玩花招了！张辰宇课题组的论文提出的是植物核苷酸被人体摄入之后能够调控人体基因表达，在老鼠及人体血清和血浆中发现了植物（水稻）特有的 microRNA，且这些microRNA 能调控重要的人体靶基因表达。这个结论若成立，表明核苷酸可以轻易地被肠道摄取，此乃令人震惊的情况，它意味着转基因的Bt毒素不是只在害虫体内发生作用，而且在人体内也可以发生作用，也即Bt转基因食品对人有毒，它将彻底颠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说！但小崔没告诉观众故事的后半段，即依据张课题组原论文提供的路径，国际上没有任何专家或机构重复得出那个可怕的结果，这在科学界意味着那篇论文跟本不成立！且同一个张教授课题组在2012年分析了大量检测哺乳动物体内的小分子核糖核酸（small RNAs）数据，也未发现任何植物microRNA 的迹象。自己推翻了原来的结论，争取了主动，故未遭塞拉利尼似的尴尬。这意味着小崔介绍的案例其实在一年前就已经被国际科学界包括作者自己否定了！小崔是孤陋寡闻还是刻意扭曲，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认定“小崔视频”只是一个宣传噱头，不具备任何科学性、公正性。

转基因是人类在生物学领域的革命性成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老先生想必比我们更清楚，转基因技术的巨大成功以及它开辟的新平台势必取代杂交技术成为人类农业科技的主流。于是他的讲话也逐渐向先进得多的转基因技术倾斜，尽管他措辞谨慎仍招来许多唾骂，称其“晚节不保”甚至“汉奸”、“卖国贼”。这也不奇怪。我们不必去细说火车、电报等传入中国时所遭遇的抵制与诬蔑，就说现在说成“西医”的近现代医学，被外国传教士引入中国时所遭遇的从蔑视到抵制再到义和团式扼杀，理当明白点什么。当多次叩门而不得入的西方传教士借医疗当敲门砖时，身有体验的国人称之为“新医”，而称固有的传统医术为“旧医”。但我们聪明的先人们（大抵是张之洞领衔）很快就化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为地域差别，不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变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医”也变成“西医”、“旧医”变作“中医”，抹去表示先进与落后的新旧差异，只剩下平起平坐的地域区别。于是关于西医与中医的争吵到现在仍在继续。

期间，各种谣言纷起，无法从疗效上打败西医，就诬其用人体器官制药，教堂救助弃婴、流浪儿等皆被说成“拿去做药”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清末教案》资料集，自1857年2月广西西林知府张鸣凤处死法国传教士马赖到清末，各种教案近三百起，绝大部分因“制药”谣言导致。例如1870年6月21日爆发的“天津教案”，暴民冲进教堂杀害一名修女，城里暴民四出攻打教堂、医院等，仅至24日包括法国领事、一对俄国新婚夫妇在内共收外人尸体八具，均受到极残忍的肢解。缘由就是有人说在教堂内看见两个瓶子，里面装满了泡在酒里的婴儿眼珠。更传言洋医以迷药麻醉中国人，弄进教堂即剖心挖肝制作西药，等等。官府推波助澜借以达到排外目的，进一步助长暴民气焰。例如天津知府所出告示：“张拴、郭拐用药术迷拐儿童。询明迷拐幼童是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此等情形，凶残已极。”

及至各国政府向清廷施压，朝廷派当时最具公信力的官员曾国藩全权处置。曾氏亲临教堂打开暴民传言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内装却是腌制的洋葱。其它种种不实亦逐件核查，跟本不存在如天津知府告示中所说情况。但无论曾氏及其下属怎样解释，暴民根本不予理会，反斥曾氏为“卖国贼”，号称知书达理的士人更是激愤不已，他们编造各种谎言蛊惑人心之外，甚至砸掉了湖湘会馆中曾氏题写的匾额。暴行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出动兵员军舰施压，清廷只得出动官军弹压，处死了一批暴民首领，并付出昂贵赔偿才得以平息这场血腥风波。规模略逊的教案还有扬州、烟台、湖南、陕西等处。这场以教会洋医用国人身体器官制药为主要理由的抗议浪潮发展到最后演绎成大规模的义和团暴动，其根由乃是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企图放纵暴民达到排外目的，最终失控。以山西为例，山西巡抚毓贤本已在山东玩过一次唆使义和拳杀洋人及中国教民的把戏，受处罚调到山西任职，这回得西太后纵容，更是变本加厉。他把持下的山西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毓贤甚至亲自动手杀死山西北境教区主教艾士杰。他在奏折中表功道：“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我设一巧计将山西的洋人尽数擒捉，以链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惟有一女洋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下，及查得，已死。”最终结果我们无须再述，八国联军的故事早就耳熟能详了。

毛泽东有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百多年前对“西医、西药”的攻击，与当今反转基因有无相似之处？中国的暴民历来奴气与戾气并重，一旦得官府默许乃至放纵，他们就能打砸抢烧杀无恶不作。义和团如此，五四运动如此，文革亦如此，早些时的“抵制日货”同样如此。关键在于官府的把控，倘若现在的官府略表认同，恐怕反转斗士们还会如两年前那样“抵制转基因”，上街打砸抢烧。现在的舆论似乎转基因只是美国孟三都公司搞的赚钱伎俩。实际上转基因工程是人类生命科学领域内的一次重大突破，它起源于欧洲，成长于美国，世界诸多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南非、印度以及中国科学家都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也是世界的，例如中国的转基因棉90%是自主研发的品种，盖因唯有它是已成商品化的转基因作物。市场化程度反过来会促进科研的发展，这已经毫无疑问。问题仅在于谁能从中获益多少，会不会在每一波科技新潮面前中国人都做守旧派、顽固派？

据报，8月17日中国仅有的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皆到期，这份安全证书经11年审核于2009年批准，在五年有效期内农业部始终不作为，对其商品化许可申请，既未批准也未否决，直至到期。华中农大教授张启发院士曾于快要到期的2013年7月联名60位两院院士实名上书国家领导人：“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转基因产业化发展不起来，对科研的影响非常大。”对此农业部的反转官员回复道：“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的论证是严肃的科学问题，若采用兴师动众群体上书方式造声势玩噱头达到此目的，这就成为一种群体性要挟的‘政治行为’了”。此中有两处猫腻：一是“安全性论证”早就进行了11年，并已于2009年通过并颁发了证书的，难道还没“论证”完毕？既然还未“论证”完毕，你凭什么颁发“安全证书”？二是，眼看“安全证书”就要过期，给国家领导人上书请求批准商业化许可，这跟“造声势玩噱头”有何关系？想定“寻衅滋事罪”？那么反转人士如此巨量的“造声势玩噱头”又该当何罪？

然而这国家是官府的，误与不误均系官僚的事，由不得院士们饶舌。现在证书到期，按规定须提前一年申请延续，若不能批准延续就意味着中国将没有一种转基因主粮有安全证书，更不要提商品化许可了！此案尽显中国式“有罪推定”思维模式，转基因技术若不能提交官府认为足够的“无罪证据”，你就是“有罪”的。而老美的思维模式是“无罪推定”，反转势力若不能提交“有罪证据”，转基因技术就是“无罪”的。迄今为止我国只有棉花、番木瓜两种转基因作物获准市场化。糟糕的是中国官僚如鲁迅所言“他们的脑子是阴沉木做的”，审了十六年仍不置可否，既不否决也不批准，而奈我何？反观之，美国水稻市场并不大，也没谁有雅兴如此艰辛地去搞水稻杂交实验，干脆买中国的杂交稻种子和专利，那时中国的杂交稻技术绝对世界第一！但很快，2000年美国就批准了两个转基因水稻的种植，2006年又批准一个，都是抗除草剂的，这样可以降低除草成本。美国生产的稻米仅为中国稻米产量的2%，却有一半非转的用于出口，转基因的留给美国人自己吃，因为世界稻米出口四大国均系非转稻米。即便如此，它出口的稻米仍占世界稻米市场的10%左右。中国仅靠袁隆平为符号的杂交稻看来还能混些日子，自己的国，误不误是官家私事，旁人无权置喙。

有句常被引用的话：“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实际上，从2004年起，这句话就已经华而不实了！因为这年开始中国已成世界粮食最大净进口国，且进口逐年递增已成固态。仅按海关公布2013年上半年的数据，我国进口小麦139.7万吨；大麦103.2万吨；玉米152.2万吨；大米131.7万吨；大豆2749万吨；豆油42.5万吨；棕榈油27.4万吨。其余如油菜籽与菜籽油、食糖、乳品类、肉类等暂不去说，粮食自给率已低于90%，且还在继续下降。据《参考消息》刊载的预测，我国的玉米和大豆进口量将出现激增，2022年将分别达到现在的约6.5倍和约1.7倍！尤其是大豆，目前自产仅能满足国内市场的16%。国产非转大豆成本偏高，2012年我曾参与本地一家大型养殖集团公司进口巴西大豆的业务，惊讶地发现：国际市场大豆价不到国内市场价的65%，加上运杂费和保护性关税之后到岸价仍低200元/吨左右。尽管给予某些补贴，国内大豆种植依旧难止住下滑势头。还有隐形差价：进口转基因大豆平均出油率为19%，而国产大豆平均出油率仅为15%。政府又因“维稳”限制基本生活资料价格，豆价可以涨油价不能涨。当时国内尤其是东北大批榨油厂干脆停工，因加工环节处于微利甚至赔本的状态。撇开其它因素不谈，仅为了“非转”噱头，国民就需要额外支付如关税之类开支，无端提升了可观的生活成本，可吃下去的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大豆油，因为进口大豆已占84%，它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大豆。我们跟巴西佬谈了几个月的非转大豆，到最后人家说还是转基因的，于是告吹。榨油厂笑了：要非转大豆去东北买，但别指望油能赚钱，豆粕价钱好可能拉扯平本，稍差一点你们就准备赔吧！这两年我们榨的都是进口豆，价钱低出油率高，厂子才能活到现在。于是喂养禽畜的饲料基本上是转基因豆粕制成。我国几百万公顷转基因棉所得棉籽，榨出来的棉籽油早就用于烹调盘中餐了。专家们奉命出来说话：转基因大豆榨出来的油不含转基因！既然如此为何不发放转基因大豆商品化证书呢？如今颇显尴尬的现状是：已经吃了多年转基因食品的国人还在反转的漩涡里转，搁置自己的转基因作物商品化进程去大量采购外国的涉转基因产品。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2013年春的专稿《2012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网址：https://www.doc88.com/p-1945950171320.html）介绍，全球转基因作物栽种面积1996－2012年增长了100倍！达到1.7亿公顷。对比该组织2008年报告的1.25亿公顷，这四年增加了4500万公顷。而播种国家增加到28个，较2008年多了3个。其中20个发展中国家，8个发达国家，总人口约占全人类的40%，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业从业人员超过一亿。美国仍是老大，其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6950万公顷；巴西跃居次席，播种面积3660万公顷，连续四年增长率全球第一。随后是阿根廷，2390万公顷；加拿大1160万公顷；印度1080万公顷；中国400万公顷。整个发展势头有兴趣者可以自己上网查看，总之其扩张势头是极其强劲的，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已经无可阻挡。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否在这次生物技术革命潮中蹒跚漫步？各人应有自己的认识，强求不得。

目前，转基因作物已得到最广泛的推广、栽培和使用的是转入抗除草剂基因，这样的转基因作物可以抵抗普通的、较温和的除草剂，因此农民用这类除草剂就可以除去野草，而不必采用那些毒性较强、较有针对性的除草剂。其次是转入抗虫害基因，用得最多的是从苏云金芽孢杆菌克隆出来的一种基因，有了这种基因的作物会制造一种毒性蛋白，对其他生物无毒，但能杀死某些特定的害虫，这样农民就可以减少喷洒杀虫剂。转基因技术也可用于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例如减少土豆的水分，这样炸出来的土豆片更脆；降低植物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延长储存期限；消除虾、花生、大豆中能导致过敏的蛋白质，这样原来对虾、花生、大豆过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吃它们了。通过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变成“黄金大米”，在人体内转变成维生素A，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还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贫血症，也可提高稻米的蛋白质含量。在研究、开发中的其他项目还包括用转基因技术让作物具有抗旱、固氮、抗病能力等。

说转基因技术开辟了一个平台，除了1,转基因食品仍存在广阔的开发空间；2,转基因技术在环保领域还刚刚起步，例如转基因烟草就能有效地化解土地中TNT以及多种有害物质残留；DNA探针已实现极灵敏探测病毒、细菌对环境的污染而外，还有3,在医药方面，转基因技术大显神通的前景已经展示，它可分成两块：一是临床医疗方面如DNA探针检测病毒感染及遗传缺陷，无论准确率还是快速都无可比拟；二是制药方面用生物合成使药用成份的基因导入微生物细胞，进而产生相应的药品，产量大幅提升成本大幅降低已经是明摆着的现实。最新的消息说，中国科学家利用转基因技术，成功地培育出抵御H7N9禽流感的疫苗，甚至已达工厂生产阶段。而2011年英国就宣布，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出转基因鸡，不会传染禽流感。倘若上述消息均确凿无疑，我们是否可以一并将其列入抵制转基因行列。一律予以废弃？

显然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尚待开发。目前，已知遗传病就有6500多种，其中单基因缺陷引起的约3000多种，稍有常识就能判断：基因治疗必在此领域大有作为。已有成功的案例：1990年美国两个4岁和9岁的小女孩因体内腺苷脱氨酶缺乏而患了严重的联合免疫缺陷症，对她们进行了基因治疗获得成功，这标志着基因治疗可行，且已从实验研究过渡到临床实验。还有报道称，1991年我国也首次用基因治疗临床实验治疗B型血友病并获得成功。我相信医学界肯定还有更多的成功案例，它展示了转基因技术是人类在生物科学领域的革命性成果，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科学史上最辉煌的成就，没有哪一项科学技术成就能如此广泛地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性状。南美洲目前已经成为转基因农作物的新兴生产基地，巴西农民如此积极地投身转基因大豆种植，乃至于国际环保组织不得不大声呼吁要保护热带雨林；曾经坚决抵制转基因玉米的非洲大陆，现在也多点开花有多国开放了转基因作物商品化进程；印度曾经是反转激烈之地，现已转化成转基因作物增长势头强劲之地。发展中国家迅速地运用转基因技术改变自身缺衣少食状况，对于全人类的进步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延伸地看待“第三世界”衣食足之后的发展，人们有理由相信更光明的前景指日可待！

当世界范围内转基因技术已经打破坚冰开启航道之时，中国的好汉们才“慢半拍”掀起反转浪潮，除了阻遏我们自己的进步与发展之外，世界潮流他们是挡不住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信就走着瞧！（2014-8-20修改完成）

话说转基因及“小崔视频”（上）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微信和邮箱里接连收到基本同样的文字，网络上就更多，都是控诉转基因乃老美灭绝中国人的阴谋的。这类文字以前就看到过，属于中国特色“阴谋论”里的杂碎，一般懒得去理会。例如多篇文字里第一条便信誓旦旦称：“美国人自己不吃转基因食品，却让中国人吃。”似乎美国人正在捏着中国人的鼻子,往嘴里硬塞转基因食品。像这等张口就来、从来不在乎它会被戳穿的谎言，在官媒乃至毛粉早已习以为常，如，央视和戴旭造谣造到俄罗斯、新加坡政府身上，惹出外交麻烦来，远甚于秦火火之流那些小儿科虚言。他们却可以若无其事，连诡辩都懒得做。无论谁想跟在后面澄清真相，怕是忙一辈子都别指望如愿。

外国的也有，最耸人听闻的是2005年印度一位反转女士，居然披露说印度因种植转基因棉而自杀的农民达27万之多！此一石激起千重浪，或许觉得27万太离谱，一个“20万”的数据就扯出来了：2010年6月中国的央视带头诸多传媒跟进，“20万印度农民因种植转基因棉而自杀”，它至今仍在大陆盛传。其实这谣言在中国纷纷扬扬以前，印度政府以及多家国际机构的调查已经结束，其中包括长达十年守在印度农村做研究的德国学者，都证明那位女士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就连反转基因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成员精心统计的印度7年棉农自杀人数，也非央视所言“20万”：“2002年104起，2003年148起，2004年447起，2005年445起，2006年1448起，2007年1246起，2008年1267起。”

尽管他们刻意避开是否因种植转基因棉而自杀的话题，绝口不谈印度农民所受高利贷等困扰，也只有央视等播报的“20万”的2.55%，相去甚远。2008年10月出版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院(IFPRI)关于印度转基因棉和农民自杀的研究报告，则详细分析了印度全民、农民以及4个特殊地区农民的自杀情况；农民自杀和转基因棉花种植的相关性，均否定了“种转基因棉而自杀”的谎言。介入调查印度农民自杀现象的德国乔治-奥古斯塔大学的专家在世界发展杂志上发表了以印度转基因棉为例探讨农业转基因在村落一级的影响的文章；印度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院特别对农民自杀率最高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民自杀原因进行实地调查，其研究报告（Mishra 2006）详细分析了该地区农民所面临的困境。这些调查与研究结论得出的共识是：农民自杀的最主要原因是贫穷和高利贷。它们用翔实的统计数据表明，印度自杀率最高的中部和南部4个地区的农民所借高利贷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农民陷入经济困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可以明确判断的是：农民自杀与抗虫转基因棉的种植没有相关性！相反，抗虫转基因棉的引进非但不是导致农民走上绝路的原因，反倒是挽救农民走出经济困境的捷径。 (Ganhdi and Namboodiri 2006，James 2010)。

自1997年印度引入抗虫转基因棉以来，印度就有多家研究机构与学者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跟踪调查与研究。结果显示：从1997年到2009年，在印度所有地区，转基因棉都比非转基因棉每年产量高16-60%不等；同时，这些年来杀虫剂的使用减少了40%，既降低了成本又减少了污染，棉花总体产量却翻了一番。2009年乃是印度转基因棉大幅度扩种之年，有报导称该年农民自杀率较当初下降了34%，盖因转基因棉的种植使农民收入也翻了一番，对广大农民脱贫贡献巨大！尘埃落定之后央视等才翻出已被戳穿的谣言说事，这种新闻操守实在令人不齿！

从宏观上看，有几千年植棉史的印度，到2000年竟需要进口棉花！盖因棉铃虫致使棉花大幅减产甚至绝收，农民只得放弃这项主要的收入来源。美国孟山都公司不失时机将转基因抗虫棉引入印度，且进行了成功试种，印度农业部引进转基因棉的拟议遭到极端环保主义和非政府组织激烈反对，不明就里的媒体跟进拆台，计划受阻。印度政府为解决农民生计困难，转由环境部批准种植抗虫转基因棉。至2002年，所种植的5万公顷抗虫转基因棉大获成功，被虫害及农药成本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看见了希望，转基因棉播种面积迅速扩张，到2009年，印度抗虫转基因棉种植面积已达950万公顷，扩种速度明显加快，到2012年，印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种植国，从棉花进口国成为棉花出口大国。而比印度更早推广转基因抗虫棉的中国，棉花种植面积还不到印度的一半。

接着又收到一则视频，是崔永元2013年12月去美国调查转基因食品的，据说自费花了20万，又说花了100万。甭管花钱多少，小崔是俺颇尊重的人物，一贯以实话实说著称。例如不久前看见网上介绍他采访一位副部长，说一位农妇患眼疾却没钱治，长期忍受煎熬，是组织上的关怀帮她治好了，所以她应当感谢组织。小崔追问：她干了一辈子活，却没钱治眼疾，是否应该记恨谁？真的很睿智，也很直率，可谓一针见血。我尊敬一切敢于正视真实的人，无论他是谁。

然而看了这个一个多小时的视频，却发现小崔这回似乎中邪了！在1月14日《南方周末》对他的采访中称：“这像一场赌博，我押对了。”我不知道“赌博”是否可算一种尊重科学的态度，却知道他认为“押对了”的是：“现在两个谎言被戳穿了，一个是科学界没争议，二是美国人放心地吃了二十年。然后我就想问问中国科学家，为什么要撒谎？”新华网此前也曾公布崔正式辟谣说“美国人放心吃了十几二十年转基因食品”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凯迪网上更有未经查实的小崔言论：“转基因科学家要么是奸商，要么是猴子智商。”连带他在今年两会上的慷慨激昂，姑且不去涉及他与方舟子的对骂式PK，窃以为都不是一种正常的讨论态度，这种态度注定小崔押宝会血本无归。

对于小崔所言第一条，我不知道谁说“科学界没争议”，却知道转基因尤其是其食品争议早就有，而且激烈得很！仅我所知，2008年化学工业出版社就出版了《转基因之争》；2011年知识产权出版社更出版了《转基因战争》。这两本书用简化汉字详尽地讲述了转基因的各种争议，都用到“战争”一词了，孤陋寡闻的小崔或许没看过，却在2013年12月还能打探到“科学界没争议”这类谎言，并扛起来如获至宝。质疑是一切科学成就的成人礼，没争议就算不上科学界。尤其是在言论自由的美国，几乎任何一个话题都会有争议，只有对美国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以为那里也会有“舆论一律”，这不是崔永元应该视而不见的。更何况，他在视频开头也介绍了美国大使馆为之介绍的一位美国生物技术专家马廷娜教授，那位女士直白地告诉他在美国科学界也有争议，有很少的学者对转基因持异议，美国科学界的主流认识是一致的。

这段视频介绍说它拍摄于小崔赴美之前，那么小崔没去美国之前就知道有争议了，你再看他精心计划的采访对象，美国举凡有点名气的反转基因人士他都寻到了，即使住在冷僻的乡间小镇都采访到了，证明他早已知道美国存在争议，有备而去。既然如此，还去“揭露”一言以蔽之的“科学界没争议”谎言，再者，小崔并未告诉我们他的“没争议”说道从何而来，是否涉嫌故弄玄虚？先假设一个“谣言”，然后煞有介事地“辟谣”；还不如去辟“地球是方的”之谣言，会更铿锵有力。

必须强调的是，对转基因的质疑无可厚非。早在1980年，老美那里就为一种非食用转基因技术专利打起官司了，那时中国人连这词汇都没听说过。美国人并非全都乐于食用转基因食品，恰恰相反，那里最早有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声音，甚至有人上街游行乃至到白宫前示威，抗议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管控不力。但老美政府就是对强制标注转基因食品不作为，推给各州自行全民公决。只能证明一点：美国的主流认识不以转基因食品为害人之物。否则，无论白宫还是国会，没人敢冒犯众怒之风险。其实自打转基因食物引发争议以后，就有多国权威研究机构跟踪转基因食品对人类有毒副作用的指控，跟踪十年间共出了1740多份调查报告，无一例证据证明那些指控属实，也未发现它对人有害的任何一例证据。

可以说中国所有攻击转基因的说道，都不过是拾人牙慧，从欧美反对者的质疑中抄回来的，没有一个口实属于自主创造。有报道称，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规模化推广了转基因棉的种植，幸亏那时外国的反转舆论尚未传入中国，于是进展顺利，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三大转基因棉种植国。若国际上反转基因势力早些侵入中国，有如此之多挟洋自重者帮着吆喝，转基因棉肯定不会获得如此顺利的推广。而且，善于学习的中国学者也从中获益，现在中国转基因棉90%以上系自己培育的种子，需要购入的种子极少。

至于小崔所说的第二个谎言，他制作的视频里有一段采访，也即小崔格外重视并另有介绍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雅图的一个科学家南希·斯万森（Nancy L.Swauson）。她是佛罗里达州大学物理学博士，退休前在西华盛顿大学教物理。她以前在美国海军工作。她做了个数据统计分析，比较了二十多种病的发病率与除草剂的使用量、转基因占大豆和玉米种植总面积的变化，发现近十年来它们都一致呈上升趋势，彼此之间的吻合度都达到百分之九十多。”这里小崔玩弄了一个逻辑上列为谬误的把戏：那女士的图表说的是草甘膦应用量增加与某些疾病增加的曲线叠加，即使认定草甘膦用量随转基因作物增加而增加，它也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的。假设，那位女士把中国1992年以后GDP增长曲线粘上去，一定也能吻合她那些发病率曲线，是否可以说证明了中国GDP增长导致美国人各种疾病上升了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那位女士关于转基因玉米、大豆等作物播种的增量是真实的，那就证明美国人欢迎至少是没抵制此类作物，否则市场需求不会增长，播种量飙升也就没有了；再者，如果她的发病率曲线是真实的，而崔关于“美国人放心地吃转基因食品是谎言”也成立，此案例恰恰就做了反证：那图表里飙升的“发病率”岂不是“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所导致？如此自相矛盾的论说小崔竟然察觉不到，反而自鸣得意振振有词为之张目，不是中邪是什么？

颇值得玩味的是，小崔的视频和文字介绍刻意淡化了一个事实：“新华网旧金山11月6日电（记者马丹）在6日深夜揭晓的一项公投中，美国华盛顿州居民否决了要求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的‘522法案’。”小崔所到西雅图正是华盛顿州府所在地，且崔到之时离州民公投揭晓不过月余，而且此前一年，美国加州全民公投也否决了相同的法案。崔说：“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每个人的投票可能出于他的习惯、认知、甚至宗教信仰，不一定有科学道理，但是这种尊重国民感情的做法非常触动人。”既然“特别感兴趣”而且“非常触动人”，何以在视频最后才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说美国至今仅有三个州通过了强制性标注转基因食品的法案，尚有某些附加条件，其余各州公投均以多数否决为结果。紧接着借几个“反转”的美国人说大公司花大钱宣传游说影响了民众，甚至还使用了某些迫害手段。即使我们不去探讨大公司得花多少钱才能贿赂美国几十个州的大部分公民，在美国的法治下有没有可能性？至少全民公投否决了强制标示转基因食品的法案，可证“美国人放心吃转基因食品”并非什么“谎言”。

暂且不去讨论视频里斯万森女士那些发病数据的真伪，就当它是真的，十几二十年来美国人确因吃了转基因食品导致各种疾病飙升！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照此逻辑推理：1992年美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夺金37枚，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金46枚，增加了9枚。是因为吃了转基因食品而长进，还是得了肥胖症、“三高”、糖尿病乃至中风病人具有更强的奥运夺金能力？换一个话题。美国人1990－2013年获取诺贝尔三项科学奖者计98人，若算上经济学奖则达137人！2006年老美再次囊括全部诺贝尔科学奖、捎带着还独占经济学奖时，《人民日报》、《人民网》、《中青报》等多家中国官媒都忍不住要发专文议论一通，内中不乏酸溜溜地解嘲中国没人拿过一次诺贝尔科学奖之叹息或狡辩。不是说举国体制易于成大事么？连印度、巴基斯坦都有人跻身其中了，用任何借口为中国人无缘诺贝尔科学奖诡辩都很无聊。小崔该如何解释食用转基因食品、飙升的疾病发病率与几乎垄断诺贝尔科学奖之间的联系？

不光诺贝尔奖，近二十年来，美国佬在电脑、互联网、遥感遥控、激光、电讯及手机、电动汽车、能源技术、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创造发明，整个儿颠覆了世界人民的生活性状。无论怎样反美，你还不得不沿着他们引领的路亦步亦趋。最起码的，如果离开美国人发明的电脑、手机、互联网，至少一半以上人不知该怎样生活！所有这些科技成就，是否可以拿来证明老美全靠吃转基因食品才获得？

转基因技术是美国人数不清的重大贡献之一。90年代这项技术在美国首先被广泛应用，乃至于21世纪头十年，它已经占全球转基因产品消费的近70%，而中国还不到1%，且主要是棉花。权威数据显示：到2012年，“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国内生产和销售的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番茄和番木瓜等植物来源的转基因食品超过3000个种类和品牌，加上凝乳酶等转基因微生物来源的食品，美国市场销售的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则超过5000种。‘许多品牌的色拉油、面包、饼干、薯片、蛋糕、巧克力、番茄酱、鲜食番木瓜、酸奶、奶酪等或多或少都含有转基因成分’。”（https://tech.ifeng.com/discovery/special/gene...）

还在小崔访美之前，《人民日报》“求证”栏目记者专程为转基因之事赴美调查，他引用美国专业权威人士的话：“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网站2011年10月发布图文并茂的报道，介绍说美国包含转基因成分的加工类食品类，包括食用油、大豆类制品、阿斯巴甜味素、麦芽糊精、维生素C、调味品和大量的甜味剂。”而美国农业部2006年4月颁布的转基因技术十年总结报告称：“转基因作物已经渗透了美国80%包装食品，不过，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一事实”，“转基因品种涵盖了玉米，小麦，水稻，大豆，油菜，土豆，西红柿和棉花等美国主要农作物，甚至还有虾，肉牛和奶牛等动物品种。”说美国人自己不吃转基因食品，睁眼瞎掰可谓无耻到了极致。包括美国农业部在内的各种权威机构都不想否认的事实，小崔跑来“辟谣”，如果不是吃饱了撑得慌，那只能是思维逻辑发生了错乱。

美国人吃转基因食品近20年，非但没有断子绝孙，反倒是越活越兴旺。2011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增长率约为0.58%；同期美国人口增长率约为0.88%，刨掉移民因素，仍有0.689%的自然增长率。中国有举世唯一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姑且不拿来比较。据说是基本不吃转基因食品的欧盟，人口增长率却始终在0位上下，2013年的数据，欧盟人口增长率最高的英国仅为0.0066％，所增长的人口中尚有38.6%为移民。法国为0.0049%，德国为0.002%，包括移民。说吃了转基因食品会断子绝孙的中国愤愤们，罔顾事实呢还是彻底无知？

在小崔访美之前，2013年鄙人两次到美国，5-6月那次纯属自由行，主要在旧金山、拉斯维加斯、洛杉矶等地谈业务,捎带着也探访一些朋友。9-10月那次参加了两个美国国内的华人旅行团，合计20日行程经过西北部九个州、东北部六个州。因是大巴团，主要餐食皆需由超市自购上车吃，光顾途经地的食品超市少说也有二三十家。团游结束后我又自己游了纽约、费城、达拉斯、俄克拉荷马、洛杉矶几处地方，可以说东南西北中都涉足了，为解决吃饭问题又光顾了十余家食品超市和门店。更因为美国人吃不吃转基因食品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只是满足好奇心的求证，并没想如小崔那样拿它来做文章，也就比较随意粗放。开始阶段每到一家食品店都会刻意咨询所售食品是否含转基因原料，没有一家食品店愿意保证它所售食品含或不含转基因，因为他们基本上搞不懂转基因是何方神圣，就连以美、澳华人为主体的团友们，也没人说得清转基因究竟是啥玩艺。这种“不知道”恰好说明他们的放心程度，不信你去问问中国人，看有谁不知道地沟油、三聚氰胺？小崔说那些些超市信誓旦旦告诉他，本超市没有转基因食品。这就有点扯。一位美籍华人团友劝我不要问商家含不含转基因之类傻问题，美国的商家除了卫生、合法之外，绝不肯轻易承诺什么的，因为在美国商家承诺担责极大，弄不好就会惹来巨额索赔，他们不可能对顾客承诺商品说明书之外的任何事情。接受他的劝导，那以后就不是逢店就问了。是因为小崔是中国的大名人，人家肯跟他胡乱下保证？

我在美国遇到唯一愿意谈、并且谈出些转基因这回事的，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一家中等规模食品市场的店面经理。用他的话说：“想要不吃转基因食品，你最好不要来美国。”他说，所有超市里出售的牛奶都出自用转基因玉米、豆粕做成的饲料喂养的奶牛，绝大部分肉食也同样出自同类饲料喂养的禽畜。他甚至赌咒说全美的麦当劳、肯德基、披萨用油没有一滴不是转基因的，然后顺手一指各类海鲜以及那些还在蠕动着的冷水龙虾说：“这里应该没有转基因，因为它们是从北大西洋深海里捕捞的。这种龙虾长到这么大要六七年时间。”那龙虾每只都在一斤上下，经理说成年虾都这么大,要是捕到小的都得丢回海里，否则罚款很重。售价每磅5.85美元，我估算了一下大约合40元人民币/斤，太便宜了！为了不使该经理的热心介绍白搭，我忽然想起只有这次所住的华人开的酒店不是美式煮咖啡壶而是中国产的电水壶，遂买了三只不到20美元，拿回酒店用电水壶一只一只煮，不知是否因为不含转基因的缘故，味道确实好极了，远胜于澳龙。

“反转”是一种态度，无可厚非。倘若主题先行伪造证据制造噱头就不可取。小崔视频说专访美国最大的全食食品超市（Whole Foods Market）所属门店，得到不含转基因的保证；并称该视频所提到的有机食品，一律是非转基因的。本某同样表示怀疑。这家号称全美最大的“有机食品”（Organic Foods)连锁超市，所标榜的“有机食品”其实并没有明文宣布其所售不含转基因成份。

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所在诺曼市，友人带我逛了那里的全食食品超市，对比附近两家沃尔玛超市，这里的食品普遍得贵上一倍甚至两倍以上。友人特地为我翻译了它印制的公示：所销售的“有机食品”分档次，档次高的贴有标签，还记得有100%与75%之不同标识；档次低的不贴标签。公示保证所有食品均未使用化肥、农药等培育，以及肉、蛋、奶类食品均出自未使用激素、抗菌素添加喂养的畜禽，偏偏没有提及转基因。例如它特别介绍的一种鸡，详细的饲养流程里说到喂养饲料里绝无激素、抗菌素类添加剂，却没说是否也不使用转基因玉米、大豆等制作的饲料。请友人问及其店面经理，那位老妇人非但不肯作鸡饲料含或不含转基因原料的回复，反倒对我们的来意有所警惕,收敛了笑容告诫我们不得在店内拍照。然后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看我们搞什么名堂没有，直至我们离开。

然后上网搜索到美国对于“有机食品”的管控条例，根本没有明确禁止转基因的任何文字。其第“2109 条 禁止使用的作物生产方式和原料/(a)种子、育种和种植方式：经审核的有机食品场不允許使用任何与可行的有机食品证书相悖、不一致的原料、种子、育种方式。（b）土壤改良方向：……”这就给实施细则留下诠释空间了，可以作多种解释。而对禽畜的限定为第“2110条 畜牧生产技术和原料/(a)总述：任何作为有机食品屠宰、销售、或贴有有机食品标签的牲畜，都应按本法规有关规定饲养。/(b)种畜：种畜可以从任何渠道购买，只要该种畜是在前后第三次妊娠期以內。/(c)技术：将被审核作为有机食品的农场，其生产者在牲畜生产方面，必須：(l)用符合本法规要求的有机饲料喂养牲畜。/(2)不得使用下列饲料：用塑料小球作粗纤维质的饲料；再次使用的有机肥；含有尿素的饲料配方。/(3)不得对牲畜使用生长促进剂、荷尔蒙。不得為刺激牲畜生长或增加产量而接种，饲喂或注射诸如抗生素，合成微量物质。……”较之农作物，禽畜更宽泛，也无禁止转基因原料制成的饲料条款。人家有机食品专卖店都不肯保证不含转基因原料，小崔却越俎代庖，除了故意误导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动机。

友人明白无误地确信有机食品根本无法逃遁在美国无所不在的转基因原料，还告知我，说有报道抨击说这家连锁超市的标榜只是牟取高价的手段。但她仍旧会在这里买给孩子们吃的食品，认为有机食品毕竟好过非有机食品，至少不用化肥、农药、激素类添加剂是好事情。按照中国大使馆颁布的数据，尽管有机食品作了许多广告，它也仅占美国食品市场4%的份额，因为太贵。崔永元的视频有多大可信度？

（2014.2.5初稿，2014.8.6修订）

附录：美国对有机食品的规定

       在北京被抓起来关了两个月出头，我们这些“422坏头头”终于押送回南宁，算是叶落归根了吧！不知道加挂了几节软卧车厢，总之每节包厢关二至四人，戴着手铐，门口守着一个持枪大兵。没想到他们怎么就把我安排和廖胡子在一起，照理说该配一个南宁422或桂林造反大军的坏头头才是，以免串供。见到老廖，跟他打了个招呼，顺便说句风凉话：“嘿，不愧是坏头头，还得享受处级以上干部待遇。”没等老廖搭腔，门口的大兵一拉枪栓，吼道：“不许说话！再说老子毙了你！”看他那一副小人初次得志的张狂样，我丝毫不怀疑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闭嘴为妙。开车前来了两三个军官，告诉说不准睡下，只准坐着。等等。好几条戒律，记不清了。我问能不能打开手铐？其中一个皮笑肉不笑地反诘道：“想逃跑？！”走了。

        火车在路上走了两天，一路秋高气爽风光依旧，只是想到曾经不断做梦要为这块神奇美丽的大地做贡献，黄粱一枕尚未闻鼾声却已先破灭了，无限惆怅不断涌上心头。跟廖胡子轻声聊过几次，得趁那大兵坐出包厢之时。盛夏时节在北京的监狱里蹲了两个多月，只洗过一次澡，身上的汗臭味连我们自己都闻得到，他们肯定更无法忍受。列车上“南铁金刚钻”的列车员来送饭，他们原本就跟我们对立，这会儿敲盘子打碗学猫叫，给“老鼠（“广西422”被称作“鼠派”）头头”们的饭盒里，糊锅巴夹生饭混杂，几根萝卜干烂菜帮摆在上面，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竹篾充当筷条。

        忽然想到，没准那饭里吐了痰撒了尿都有可能。自己别去想便罢！在北京的号子里，某日，等到晌午时分还没得饭吃，1号囚徒大约饿得发慌，就念叨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曰：“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念完就要我和一首。本某傻乎乎凑了个热闹：“饥如虎，窝头并不苦。残汤加水尽入肚，糠粃石砾皆不吐。据说都有补。”岂料被举报给狱卒了，提溜出去狠狠训了一通，说俺篡改诬蔑革命诗篇，罚站起码两个多小时，那一餐的两个窝窝头也没得吃：“你不是说‘都有补’吗？给你吃饱了还怎么改造反动思想？”

        双脚踏上站台，好歹都算落地家门口了，未来的命运不敢细想，只有听天由命一条路。谁知刚要进入车站大楼的门，围观的人群中突然冲出个人来，对着我剃光的脑袋就是一掌：“哈哈，钱大头，你也有今天！”扭头一看是初中同学姜某某。反正双手被手铐箍着，也没法回敬一掌的。给自己一个安慰：人被狗咬了，千万别咬回狗一口。瞪他一眼算是比阿Q更优雅的反击姿态！

        穿过火车站大楼，紧接着上了解放牌军车，篷布遮蔽得严严实实，只准蹲在车厢里啥也看不见，不知会运到哪里去，但知道绝对不会运到明园宾馆的。车停下之后，我们被吆喝下车，全都跪在炽烈的阳光下，沐浴红太阳火辣辣的光辉。一个穿着军用翻毛大皮鞋的兵哥挎着略显陈旧的AK47在我们前面走来走去，俺寻思：这鸟破枪，真不如老子的队伍当初挎的伞兵枪。

        他走着走着忽然停在我面前，用“夹壮”的普通话问我：“你穿的军装是从哪里抢来的？”我从鼻孔里哼了声：“不是抢的。”本来如此，它是俺老妈在303医院买的回收处理的正规军服，只是旧得略显白了而已。他又带着嘲笑说：“是你们那个左派军长孙凤章给的吧？啊？他现在去哪里啦？”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回答与否，猝不防他飞起一脚猛踢在我左胸上，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连喊一声“共产党万岁”的机会都没有。或许幸好没喊，还能回魂醒来，却不知道我怎会趴倒在地上。白老眯在我旁边跪着，低声说：“你昏倒了。”那个大兵不知走到哪里去了，远端站着的是另一个大兵，直勾勾地盯着我。我老老实实爬起来，继续跪着，左胸隐隐灼痛，好在还不算很厉害。

        又晒了一阵，我们被叫了起来，排着队，提着自己的小包袱，一个接着一个走过去取掉手铐换成脚镣。然后又一个接着一个被吆喝着押解进了牢房。这辈子第一次被戴上脚镣，当时乃是享受死囚待遇了，忽然想起李玉和那个唱段：“狱警唤，似狼嚎。我迈步出监……”。可惜我没有阿Q那种胆色，兼之胸口还痛，那么高的调门，唱不出口。

        我和王反修被关在同一栋监舍里，他在后面那间小号，只关四五个人；我在前面这间大号，关着十几个。牢房是红砖红瓦砌的平房，两栋之间距大约六七米，平着屋山头还砌了红砖墙，起码有四五米高吧，围成一个院落。囚室的门是用粗钢筋和角钢焊成的，足够结实但通风透气。那位公安人员把我带进号子时，里面爆发出一片抗议声，于是知道这间房已经关了17个犯人，我再进去就是第18个了。那公安既不理会也不出声，等我进门他就锁上门走了。进了号子才知道这间房很长，比北京的牢房睡地铺好些的是，用杉木板做成一溜长长的通铺，从屋子这头到那头，前面留着一米多宽的路。

        号子里的十几个囚犯都靠着墙坐在铺上，对着门口这位满脸络腮胡子的壮汉，约摸三十来岁吧，一脸横肉。他冲着我用白话说：“你悃（睡）最里头！”我看过去那正是一个马桶所在，跟床铺一样高，标准水桶一样粗，有盖。于是想起小说里描写的“牢头”，不敢造次只能按照他的吩咐朝那马桶走去，只是有脚镣牵扯着，相当于碎步走。

        岂料他喝住我，问道：“你系由宾低（哪里）捉入来喀？”我能听懂白话，但不会说，只能答以普通话：“从北京押送回来的。”他又问：“为乜嘢（什么）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冷场不到一分钟，他似乎想起什么，接着问：“系422昵帮头头？”我道：“是的。”谁知他呼腾一下挪过床边来，像是电影里那些找到组织的地下党员，只差没说：“我可找到你们啦！”接着让我坐在他旁边，告知：“我嘀（我们）都系支持你嘀喀！”我以为这些都是“南宁422”的人马，反问道：“你们为什么被抓进来？”他嘿嘿一笑：“我嘀，偷嘢又有，屌嘿（性犯罪）又有，撞死人又有，打跤又有。样样都有！”哦！原来都是“南宁422”的基本群众，堡垒户，还不在组织的。

        他很兴奋，跟着就喊：“阿三！过来帮他除开介脚镣。”我吓了一跳，太胆大包天了吧？等会大兵过来，岂不是拿我撒气？赶紧拒绝。他笑了，告诉我说没事的，然后叫一个唤作阿欢的到门口去望风，那小伙子大约十六七岁，精瘦，应了一声就到门口去了。这个叫做阿三的，也不过十六七岁，这小伙子胖墩墩的，一副憨厚模样。只见他拿了根竹筷子，把方的那头折断，分出竹青那一片，极其麻利地在我脚下一插一抽，那脚镣就打开了。解下的脚镣跟手铐一样，只是连接两个锁环的铁链长些（后来知道这是轻铐，重铐是锻打加铆的，休想打开）。仔细一琢磨原来阿三是把那竹片顺着铐齿推进去，就把两边卡齿隔开了，铐子也就随之打开。阿三叫我收好那片竹青皮，以后自己开锁。再以后我也很老练，不需要竹青，只需火柴盒的木皮分一片出来就能开手铐。

        我问牢头“贵姓？”他自我介绍说：“喊我胡须佬就得啦！”又叫阿三端来一个小木盆的水，这时我才注意到门外边有一口缸，可以从钢筋门空隙伸手出去舀水，这个木盆是囚犯公用的，洗脸洗澡都是它。然后阿三乖乖地按照胡须佬的吩咐帮我洗脚，也没谁表示不满。胡须佬解释说那缸里是囚犯们洗脸刷牙用的水，是自来水，干净的。唠叨了一通废话，他改变决定了，命令离他三四位一个六十来岁老者往那头挪，以下全都挪一位，腾出一个人的位置告诉我：“你就悃昵度（睡这儿）。”然后解释说如果我挨着他，正对门口，万一军管大兵过来我会来不及扣上脚镣。想得真周到。

        接下去就要我讲北京的牢房是怎样的，吃的咋样，等等。我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比这里差，小小一间闷房，挤着四五个囚犯，屋子里尽是汗馊味，刚进去差点被熏昏倒。阿欢笑道：“你一落来我嘀都差嘀昏倒。”那老者便趁机叫我洗澡，说我身上太臭馊了，大概睡在他身边会熏死他。阿三不用胡须佬吩咐，伸手出去舀了一木盆水，我也顾不得啥，脱衣服就在门口边洗，阿欢把自己的香皂拿来给我用。这时我才发现左边胸口疼痛处，似乎肿了。那肋骨也许骨折了，只是我没往那方面想，只认为是那个翻毛皮鞋踢的瘀伤。多年以后直至现在，那两根肋骨长得更突出了些，顶得左边胸口丰满得简直会令许多“太平公主”嫉妒。

        近黄昏时，在囚犯们嗷嗷叫唤声中，下午那餐饭送来了，送饭的女工把一罐一罐蒸饭摆在门口水泥地板上，饭上头盖着没一星点油色的豆芽菜。囚犯们戏称她们为“拜山”，那两位女工啥也不理，摆完拉着板车走了。囚犯们按顺序一个接一个从栏杆间拿饭，先拿的有选择权，秩序井然，似乎比现在挤公交车、开轿车的还要文明许多！就连拿饭的顺序也每餐自觉轮换，这餐第一个，下餐就变末尾，余类推。不过胡须佬永远排在第一个前面，享受牢头待遇。确实，这里的菜饭要比北京监狱强得多，那里每餐两个窝窝头，一碗咸得发苦的黄瓜片儿汤，同样是一颗油花也看不到，而且从8月18日进去直到离开，始终不变都是那种黄瓜片儿汤。而在这里不过月余就换过好几种青菜。

        牢房外不远处不时就有火车隆隆驶过，我问胡须佬，这里是啥地方？他道：“建政三。”我弄不懂，阿欢告诉我说是南宁市建政路三号，市公安局看守所的简称，那时还属于荒郊，如今已成闹市。94年我曾到南宁市财政局去办事，见到那里的门牌恰是建政路3号。打探得知看守所早已拆迁，只有后围墙还是原来的遗留，特地寻至大院最后面，看见那幅高高的围墙上还清晰地留着当年牢房屋山头的痕迹。

        住下几天后，就逐渐知道各位的业绩：胡须佬是沙井农民，趁武斗乱时偷着卖掉了生产队里的两头牛；阿三是因为私藏两颗手榴弹想留着以后炸鱼；阿欢是投机倒把，在青岛买火石到乌鲁木齐去卖。两分钱一粒买进，到那能卖一角一，一个行军壶能装两万粒；我旁边老者乃重机厂附近的菜农，儿子是南宁市联指的中层头目。生产队里几个小孩玩泥巴堆坟墓，他那个四五岁的孙子不知从哪里捡来一块木牌牌当墓碑，然后几个小屁孩烧纸磕头。岂料那漆成红色的木牌牌上还有黄字，上书“毛主席万岁”的，于是被抓了。经查老者乃富农成分，办案人员一唬：“是不是你爷爷教的？”吓傻了的孙子说是，于是他就被关进来了。幸亏还有儿子护着，没怎么吃苦。里边还有一个强奸犯；两个斗殴伤人的；一个抢得汽车开车撞死人的；一个卖了支手枪的。数偷东西的最多，好几个。还有几个闷声不吭的就不知道为啥被关进来了，不肯说。其中有个30多岁的河北人，一口唐山话，只说是临时关押在这的。

         这帮“阶级弟兄”跟我说了许多解放军帮着联指打展览馆、解放路的惨烈故事，更讲述了那些屠杀场面，老实说我是没想到的，心头一阵一阵紧缩。柳州的情况会怎样？当初我使劲鼓吹拿下柳南，在火车上跟廖胡子交流时他说他也是这个想法，即不打出一片地盘来一定被屠杀。但结果会如何？会不会也是部队参战？都不得而知。

        “建政三”比北京的监狱管得松，军管了以后公安成了打杂的，乐得清闲。大兵们耀武扬威像是天已降大任于他们了，头两天还有些兵豆子来看坏头头长成啥样，大概没发现青面獠牙也就没啥兴趣了。接下去就没人进过这院子，只在院外巡视。阿欢很活泼开朗，跟我特别近乎。他告诉我他姓何，老爸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成解放军后担任某航校教官，老妈是某医院的医生。58年老爹当了右派遣送劳改了，老妈划清界线离婚改嫁。他被送回南宁，跟着爷爷住在西关路一带。武斗时那里成了战场，爷爷带着家人逃到老家乡下，他自己跑回来跟两位街坊大哥搞投机倒把。据他说北方许多地方他都去过，每赚得钱就吃香喝辣。没想到几个月前在新疆被抓获，押送回来还不到一个月。

        他那两位同伙被关在后面，哪栋哪间他都知道。某日忽然后面的牢房里有人喊阿欢，他上床抓住后窗的铁栏杆，引体向上把头伸到对方看得见的所在，问：“宾个（谁）喊我？”后面那牢房里有人告诉他，再后面一排的某某叫告诉他，那个什么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要再瞒了。阿欢答应之后那人又向后传话过去了，他下来后有些郁闷，自言自语说他们怎么会知道了呢？啥事他不说，也没人追问。似这样的传话串供在建政三好像常有，我在里面见识过两三次。

        阿欢带进来一本《外国民歌200首》，是64开的小本。我问他怎么带进来的？他笑笑说塞进内裤里就带进来了，然后告诉我说这些人没人能欣赏外国歌，其实好听过我们中国歌。这小子的音乐知识很丰富，教我如何熟识简谱，然后我们选取其中的歌来唱。现在还记得《鸽子》、《西波涅》、、《西班牙女郎》、《小鸟》、《河里青蛙》什么的，少说也有三四十首吧，都是在号子里跟阿欢学的。那首《含苞欲放的花》，我们俩还能用两个声部合唱。又如美国歌曲G.马塞伊的《囚徒之歌》：“啊，但愿会有人真心爱我，有人亲切地呼唤我。但愿有人和我一同生活，只因为我已厌倦寂寞。/明天我将搬去新的牢房，留下我亲爱的人多凄凉。四周里围着冰冷的铁栅，我的头枕在硬石头上。/梦幻之我乘上一艘大船，航行在辽阔的海洋上。我要飞到我爱人的身旁，奥，这船儿给我带来希望。”至今没忘。如此放肆地唱，居然从来没有人来管过。后来下乡时，郑州插友焦宙问我咋会那么多外国歌，我跟他说多数是在牢房里学的。他打趣说看来没坐牢是一种遗憾。

        每天早上都会有放风时间，我到这时就自己铐上脚镣，出去走动，到点回来自己再解开它。有两个人要抬马桶到粪坑去倒，他们都抢着去。我有些奇怪，阿三告诉我出去得看风景，弄不好还能捡到烟屁股，不抽烟的话能换饭吃。没几天就亲眼瞧见了。那个卖枪佬捡了两个烟屁股回来，还挺长，跟另一个讨价还价许久，换得一盅饭。这里的规矩是：三个一公分以上的“红灯”烟头换一盅饭，要是“漓江”烟头就要四个。“红灯”烟卖0.24元，“漓江”烟0.21元，其他牌子比照价钱换算。这回卖枪佬捡的是“黄金叶”，比一公分长一点，所以要两个换一盅。至于是上午那盅还是下午那盅，协商解决。

       那个得了烟屁股的打架佬乐呵极了，不知从哪儿弄的报纸，把那两个烟屁股掰开卷成一个喇叭筒，用白话哼哼：“人穷志不穷，卷烟大大筒。”怎么点燃它呢？号子里几个人都忙活起来，主持的竟然是阿三。不知他们是从破棉衣还是被子里扯了点棉花，然后摊薄它，拉扯成十来公分长、两三公分宽的薄棉条；再抽了根草席上的草，把它分剥成很细的丝丝，对折成大约三四公分长一束，垂直交叉放在棉条正中间；再用拖板鞋从墙上刮石灰粉，小心地均匀撒到草席丝束中部。这时阿三把棉条对折包裹住草席束，再使劲卷成一个“春卷”，然后用一双平拖板鞋压在床板上，阿三出力地来回狠搓，没几下就汗流浹背了。另一个家伙头贴着床板凑近闻那来回搓的棉草卷，十几分钟后只听他喊：“得啦！”阿三把拖板鞋一丢，赶紧拿起棉草卷，那中间已经焦黑，折断就吹气，火苗就从中窜起来了。打架佬接过去点着喇叭筒，大口吸着，一副陶醉的模样，旁边几个围着的流着哈喇子看。抽到最后，参与搓火的两个各获赏吸一口。而卖枪佬换得的饭，得分四分之一给不抽烟的胡须佬，这是牢头的权利。而得烟抽的那位就坐在床里闭目养神，以免看见别人吃饭辘辘饥肠受刺激。

         “建政三”的牢饭算是货币，可以交换的东西很多。我旁边这位老富农，坐牢居然坐成“富豪”了。几乎每天的两盅饭他只吃下午那一盅，上午那盅我们吃饭他打坐，只是不面壁罢了。有位从外地抓回来的年轻人，用一条质地很好的全新毛哔叽裤子，跟他换了八盅饭，算是最高价；另一位用一件同样很好的宽纹灯芯绒夹克衫，换得他五盅饭；一套天津产“红梅牌”长袖运动衫，只能换两盅饭。还有别人的小件换的，衣裤之类差火一点他都不肯要的。胡须佬说他身后那个包袱里全是换来的衣裤之类。只是他从不会换烟抽。

        我们前面哪栋是女监，据说主要关的是性犯罪的女犯，政治犯经济犯很少，夜里不时能听见她们中有人哼哼凄婉调子，听得人都要神经。一天这个河北佬脱光了在铁门里冲凉，没想到对面高窗里竟然露了女人面孔。胡须佬最先发现，喊：“河北佬！对面嘀女人看你冲凉呢。”河北佬无动于衷，只抬头瞧瞧便继续冲他的凉，似乎越来越暴露得起劲。阿三他们一起涌过去看，那边窗口里轮换了几张年轻女人的面孔，还有一个在嗤嗤笑。阿欢说都是做鸡挨抓的，脸皮厚。但很快就不见了。那幅后窗很高，手能抓到窗栅，但要把脸提升到窗口还是很吃力的，坚持不了多久。河北佬仍旧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冲凉。其实每个人都是那样冲凉，多数人套一个裤衩，少数就这样光屁股冲，也没见过前面会有人围观。

         牢房里的伙食据说每天八两粮食，实际上恐怕吃不到，菜里根本无油，饥肠辘辘是每天的常态。于是乎尽管牢里关的几乎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却没人还有性欲，也从未听说谁会谈女人。最具共识的话题就是吃。一旦讨论起这话题，大家都来了精神。尤其是河北佬，他吹起他们河北的吃喝简直旁若无人出神入化，但说来说去也就是饺子面条烙饼，肉食也不过酱驴肉和扒鸡。真有料的还数阿欢，他走南闯北搞投机倒把，一定没轻饶他的肠胃。从新疆的烤羊肉串、卤羊蹄，内蒙的烤全羊、炖羊杂、酱骨头，济南的翡翠面条，武汉的豆皮，一直说到广东五花八门的粤式大菜。某日讨论猪身上哪一部分最好吃，众人各执一词争论得不可开交。谁知他忽然冒出一句：“猪大肠要是洗得太干净，没一点猪屎味就没有生炒大肠的好味道！”大伙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然后哈哈大笑。我后来又听到南宁市宋福民市长同样的说法，知道阿欢不是瞎掰。

        那个强奸犯也是郊区农民，生的颇有些猥琐，黄里透黑的脸色眼圈还有一层淡淡的乌黛色，总感觉像个病人，生理和心理都有病。谁都可以欺负他，尤其是阿三。胡须佬吩咐啥事他一准行动最快，欺负强奸佬也最出格。有一天阿三跟这小子打赌，说他那个牛甘果叶子的枕头，强奸佬若是能绑在“麻雕”（生殖器）上在号子里走五个来回，他愿意输掉两盅饭。强奸佬顿时兴奋起来，他从未有任何可以换得饭吃的物件，这是个好机会。他们在马桶边折腾了一会儿，那家伙光着屁股前面吊着个大枕头开始走，谁知走了一半那枕头掉地了。吵了一阵说不算，再次绑的时候他们连蛋蛋后面的根一起绑上了。这货走到三圈半，突然倒地面色铁青，口吐白沫浑身直抽抽。胡须佬赶紧下床掐他的人中，气是喘过来了但神志仍然不清。

        胡须佬赶紧冲着外面大声喊：“报告政府！出人命啦！”大概被外面巡视的大兵听见了，没多大会儿就冲过来几个大兵和公安，打开牢门责令胡须佬把他背了出去，仍旧光着屁股。过了一阵胡须佬被公安带着回来了。阿三脸色也极难看，这货惹出来的事情，可能会有大麻烦。好几个人问胡须佬，他只是简单说“死不了”就再不肯多说。果然，没多大会儿，一个军官领着几个大兵过来，打开牢门把阿欢、阿三带了出去，刚出院子大门我们就听见抽打声，还有阿欢与阿三的惨叫。再过一会儿他俩都被押送回来了，看样子阿欢挨得更厉害，脸上还留着血印子。那个公安跟进门来搜阿欢的东西，歌书被搜走了。

        这事儿就这样不再有声响。第二天放风时阿欢告诉我，说胡须佬包庇阿三，硬说他是主谋，害得他挨打得很惨。还有歌书也是胡须佬告密才被搜走的。阿三似乎也觉得有点对不起阿欢，讨好似的总跟阿欢说好话。谁知事情还没完，当天下午来了个被唤作“班长”的兵哥，点了阿欢的大名叫他到门口，问了几句歌书的事就要他把双手伸出铁栏栅门，阿欢照做了。他双手抓住阿欢的双手，一只脚蹬住铁门使劲往外拽，阿欢的胳膊被铁栏栅挤压着，只听见他惨叫不已我们却看不出有何大动作。直到阿欢哭着求饶，那大兵才肯松手。然后教训他，说他是这个号子里最调皮的，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狗崽子，骨子里的坏水最多，等等。

        本以为他该走了，岂知他用食指指着我，说你这个坏头头，在这里面还不老实，还唱黄歌。我们不会整治你，但会把你的表现写进档案，等你回到柳州你就知道厉害了，被你蒙蔽的群众现在都觉悟了，到时候看他们会怎样收拾你！然后才走了。我明白胡须佬把我同阿欢唱歌的事揭发了，不过想想那也算不得啥，只是阿欢的胳膊外侧有些青瘀，也磨破了些少，看不出有多大伤害。但两天多他那双手都绵软无力，连饭盅都端不动。这种阴狠的整治真厉害！

        牢房里安静了两三天，大家都闷声无语。那个强奸佬被公安押解着回来收拾东西，然后就带走了，胡须佬说是换到另一个号子去了。这时大家似乎明白，胡须佬的牢头地位也是军管认可了的，但号子里的囚犯对他却不那么尊重了。等阿欢的手完全恢复正常，这小子的活泼禀性又逐日显现。其实也不过闷了两三天而已。号子里又进出两三个，每一个新进来的人都会被打探外面的消息，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出奇的动向。

        好像是每个星期三吧，记不准了。外面可以给里边的人送东西，大抵是牙膏肥皂衣衫药品之类。牢里也可以写信给家里要东西，但只能由监狱方审视批准才寄得出去。每到“拜山”那天，公安会来到牢门口，点一两个名字，丢下几件东西在门口，被点到姓名的就会欢天喜地奔过去拿自己的物件。胡须佬说食品是不能送的，说我还没进来之前老富农曾经有一次被儿子送过康乐饼干，惹得其他人吵吵着也要家里送吃的。以后就告知不准送食品，也不见再有送吃的了。但胡须佬说老富农曾经被叫出去吃东西，而且还把牢里换得的衣衫送走过一次，说他儿子现在官挺大，能耐也大，不知是真是假。只是我在时没见过他被叫出去过。

       某日突然来了个军官，跟着的公安打开门，叫我出去。我问公安是否要收拾东西，他说不用。出门后那军官核实过我的姓名，叫公安把脚镣卸了。那公安拿钥匙打开了，然后问军官脚镣是否留在这回来再铐上。那军官笑笑说：“拿走吧，他每天进去就自己打开了，铐着还不是哄我们自己！”我跟着这位军官，出了院门，走着走着知道我们这栋在第二排。到了看守所的办公室，里边有好几个人，军人平民都有，后来关在党校旧址时认识了其中的何福然，那个戴眼镜的女的叫陈薇，其余不认识。唠叨了些啥全然记不得了，只知道我给他们的印象是态度不好。然后他们到隔壁房间去商量什么，我瞧见桌面上放着一包开过的“大前门”香烟，好像是某个军官的。环顾四下房间里确实没人，赶紧上前从里边掏了三支，再多恐怕会被发现。他们商量回来，唠叨几句，就说我可以回去了。

        公安押送我回到监舍，我则乐不可支，问阿欢，一整支“大前门”可以换几盅饭？一伙人讨论了一会儿，结论是，如果完整的一支可以换三盅饭。我从兜里掏出那三支烟，拿两支换六盅饭，剩下一支自己享用。至于他们几个人分，怎么分，都不关我的事。点火方法依旧。当天下午餐，吃了两盅饭，好久没有这种吃饱了的感觉了，真爽。次日早上餐又是两盅。想着还有四次吃饱饭的感觉，不由得哼起《沙家浜》里的唱段：“一日三餐有鱼虾……”岂料还没等到下午开饭，那公安来开门，叫我收拾行李出监。NND，我还有四盅饭没得到哩！早知道不换饭自己抽烟多好！忽然想起来，大声说：“阿欢，剩下的那四盅饭归你！”出监后直接被押送回柳州了。

        光阴似箭。1998年夏末，一天下午四点多，区信托老胡来电话拉我当晚参加一个宴会。我不假思索就说不想去，这类宴会浪费时间太多。但经不住老胡的劝说，大抵是还有好几个熟人都会去，大家好久没聊聊了，借此机会叙叙。只好答应去了。到六点多，我们一起到了明园饭店一号楼旁边的餐厅。是一次自助餐晚宴，看请柬得知，主办公司是澳洲来推销葡萄酒的，看样子像是产品推介会。但得知他们还要投资建厂，在南宁市搞分装。

        百多位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果然有许多熟人朋友，见面总得聊几句。未几，澳洲方面和南宁市政府相关机构的主宾进入餐厅，一通例行废话之后，主持人请澳洲公司亚洲区总裁何先生致辞。听见那名字我就吃了一惊，再看清楚了，就是阿欢！似乎长高了一些，西装革履仪表堂堂，但音容笑貌显示就是他。根本没听清他那夹白的普通话说些什么，然后开餐，主宾到各处向来宾敬酒，我躲开了，不愿意在忙乱中跟他相认。今晚全是这牌子的葡萄酒，可惜我认不到英文，也就记不住。等到一轮应酬过去，我看见他得了些空，遂迎上前去，到他面前时他似乎有一迅间惊愕，又迅即返回常态。我说：“阿欢，不认识我了？”他定了定神，接着说白话：“大佬，真系你？”握手的感觉还有点颤抖，我也用白话回答他：“我走阵时，肿留低几盅饭俾你介。”他立即会心地哈哈大笑，说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我。

        紧接着他拉着我走出餐厅，到门前的花园旁边，给了一个熊抱。然后告诉我他所在乃是马来西亚的公司，这是他们公司与澳洲公司的合作项目，想开拓中国红酒市场，不过他认为可能不太乐观，因为中国尚无红酒文化。他很惊奇我能说白话了，接着告诉我，今晚最好不要说“建政三”的事。之所以不要说这事，是因为今晚有区市两级政府的官员在场，他不想引起他们的尴尬，或者要做不必要的解释，不如不提。何况他也没被判刑，不说也不算隐瞒什么。我答应了。

        说着话，那个澳洲洋人出来找他，他们用英语交谈了几句，然后阿欢介绍我与那个洋人认识，握握手。我们回到宴会厅，晚宴很快就进入尾声，阿欢又登台说话，说着话他忽然说今晚很惊喜地遇到30年前的老朋友、大哥，算是跟南宁的一种缘分。接着就招呼我上台，我摆摆手表示不必了。谁知他硬是过来拉我，只得上去应酬几句。宴会散席以后，他们外资方一伙人被政府机构接走，临行前他特地告诉我：明早八点以前，一定要来，在新都酒店一楼西餐厅我们聊聊。我和老胡走去停车场。老胡问：“你他妈的，30年前你不是在坐牢吗？是牢里的患难兄弟？”我记得阿欢的嘱托，撒谎说：“坐牢之前的朋友。”回家的路上，一路思绪难平。都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真的很奇妙。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新都酒店西餐厅边吃边聊，这里很安静，食客不多。说起“建政三”那些往事，也说了些各自后来的经历。他告诉我，我走后没几天他也走了，因为未满18岁，释放了，但没逃过上山下乡，他爷爷全家连人带户口都被驱赶去了百色地区。改革开放以后才搬回来，他老爸也平反回到南宁，然后他全家都去了马来西亚，他们家族在那里有很多亲戚。他出去后才真的得机会读了些书，混到大学毕业，等等。忽然，他低声跟我说：“唱《含苞欲放》，你还是唱低音部，我唱高音部。还记得吧？”我说：“你神经啊？在这里唱？”他说：“没关系，小声点。看，一个客人也没有了。”拗不过他，于是无伴奏小声合唱开始，我们仍像当年在“建政三”那样默契，只是惹得餐厅那些工作人员都不知所措地望着我们，这两个疯子！

         回味“建政三”的那段日子，不过个把月吧，我更愿意认为那是我的第一次大学生活，还是值得回味的。（2013.12.27）

某君曰：作为史家，钱把学运算到中国文化头上令人齿冷，古代学生与五四后学生根本不是一个社会阶层。

古代中国的学生，属于士大夫阶层，已经考取些许功名的学生阶层，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候选干部。学生们所学的专业本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必然是要从政的。准政治官员热心国家政治参与国家政治，有什么错？这就如同一个学化学的学生做化学实验，一个物理专业的学生做物理实验，一个学商学的学生去搞商业社会实践，所以说，古代中国学生参与国家政治不但天然合理，而且是天经地义，他们不参与政治那叫不务正业。

钱文军批曰：账，固然不能全都算到中国文化头上，老祖宗当然不应该对后世不屑子孙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常识。鄙人也从未作过如此结论。但《三字经》开篇就道：“养不教父之过”的，社会上常说成“子不教父之过”。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中国惯性极大，彻底撇清近现代学运受其影响与作用，也说不过去的。

之所以拙文要提起，实在是中国人早已“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了，刨祖坟掘几根骨头煲汤，借以滋阴壮阳已成无限风光之举，就连那些敢打人敢烧房子的学运好汉也不例外，更别说毛朝将历代学运统称“爱国学生运动”了。首位拉古人来壮形色的，乃是“3.18惨案”中扛大旗冲击国务院的清华学生之一吴其昌，学生们所扛大旗旗杆却是削尖头的粗木棍，作武器用的。那次学运实为苏俄驻冯玉祥部顾问策划，经由李大钊、徐谦等布置煽动而导致。其实外国公使团（包括苏俄公使）3月16日所发“最后通牒”已于当晚即为段祺瑞政府所拒绝而无效，17日李大钊仍纠集无知学生携凶器去冲击国务院，理由却是要求段政府拒绝这个“最后通牒”。因外围有冯玉祥所派监视段政府的部队，而苏俄顾问原已下令不得冲击冯军的，学生们很乖，只得散去。不料李大钊令学生们次日继续，并亲自动员要大家别怕，“他们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去到现场才发现外围冯军已奉命撤离了，这使得发狂的学生能手持凶器直接杀入执政府院内，打杀警员三人。被激起恨意的军警开枪，结果如苏俄顾问所愿，酿成47名学生丧命的流血事件，却终于搞垮了竭力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段政府，实现了苏俄在华利益。其实质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卖国学生运动！为粉饰并确立其合理性，吴其昌翻故纸堆查找，然后发表《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生拉硬拽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策动的暴力学运以资佐证他们冲击段政府符合传统。以后更有黄现璠、吴景贤、沈忱农、翁伯赞、郭沫若等跟进，摇唇鼓舌把古代那些沾边不沾边的学运都鼓噪了一通，称近代学运乃古代学运之传承，以奉迎毛皇上圣意。鉴此，拙文不得不捎带着涉及古代学运。

某君曰：而且,在中国古代，有秀才功名的学生已经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声望，举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秀才举人很多出自当地名门望族，也不是社会寄生阶层,恰恰相反，是有产阶层。古代中国各地的名门望族，往往又代表了当地最大的宗族。古代城乡二元社会的乡村基层，以宗族自发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古代中国的学生阶层，实际代表了城乡二元社会中的一元，套用今天的话讲，他们就是县议员州议员，县州议员这样的有产阶层参政议政难道还有错？

其实，就算真的是寄生社会的穷秀才，他们参政议政的理由也比不读书的人充分。如果社会需要管理，你是要一个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十年的读书人还是要一个从事田间劳动十年的农民？在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没有错。这说明古代中国崇尚知识，对此有非议的，岂不就是反智主义者？

这里顺便驳斥一个常见的歪论，此论说什么中国古代读书人读书都为了考功名。文化阶层如此，可见中国文化就是官本位文化。我一直奇怪，如此残缺的逻辑怎么还能迷惑那么多成年人跟着附和？

钱文军批曰：至于古代的学生是否属于士大夫阶层，不是我的文章要探讨的问题，但也绝非此文所描述。孔夫子“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有几个得以跻身士大夫阶层？遑论算得上“县议员州议员”了。汉朝的班超，五代儒生只配在乡里教书混饭吃，轮到他这辈得了皇家认可，亦不过是同寡母移居京城，得为朝廷抄录些文书档案混得温饱，如同今日那些“定点”文印店罢了。生活拮据自不待言，哪有资格让他“参政议政”？直到某日抄写得腰酸背痛，于是咬牙“投笔从戎”，当兵戍边去玩命，拼搏几十年才混得功名跻身官僚行列。

“秀才”在汉代举荐制度时确实出人头地，那也不等于可以“参政议政”，汉武帝将秦始皇的“诽谤罪”进化成“腹诽罪”，类似于毛朝“心怀不满”罪，人头落地者数不胜数。就连做到史官高位的司马迁，还没“参政议政”，只是中了武帝“阳谋”，替李陵说了两句话，不就被阉掉了么？

隋炀帝颁科举制时，更是佼佼者的头衔，整个隋朝得中“秀才”者不过十名而已。然后大唐的功名骤增，秀才便沦落成最基本的入围乡试资格了。即使是号称“重文轻武”的宋朝，范仲淹号召“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只是调教那些没资格议政的儒生少发牢骚多尽忠的。朝廷办太学曾有意取代科举，也绝非太学生就有资格“参政议政”的，以神宗时为例，太学分外舍、内舍、上舍，外舍生员七百，能选拔入内舍只有二百，再得晋升上舍者不过百人，大多数遭淘汰者绝无任何入仕之可能。

古语云“学而优则仕”，随心所欲将“而优”拿掉，以为“学则仕”，纯属想当然。宋徽宗时在籍各级太学生有十余万之众，得入仕者寥寥无几。至明清两朝，秀才彻底成为乡试资格，考功名的“准考证”罢了，堪比今日之高中毕业生，若不能中举则什么都不是。类似未中举前的范进、鲁镇那个孔乙己之类秀才多了去，一部《儒林外史》讲了许多“穷秀才”的故事，贫贱得连乡民村妇都可以任意欺辱，何曾如作者想象那般“中国学生参与国家政治不但天然合理,而且是天经地义”？难道连“诛连十族”、“文字狱”都没听说过？超级大秀才金圣叹，从不“参政议政”，仅附和了一群秀才“哭庙”，指望新科皇上能开恩换一位县太爷，就跟其余18位秀才一起被砍了脑袋！这是否作者所谓“古代中国学生参与国家政治不但天然合理,而且是天经地义”？只有获得“上折子”资格的大臣才能“参与国家政治”，仍需冒杀头风险。倘无“上折子”资格者胡言乱语，那是要治“僭越”之罪的，不过此话题非本人文章所要探讨的，不赘述。

某君曰：在古代农耕社会，社会分工不像工业社会这样细化，农耕所需要的知识十分有限，在家庭内部口传即可，根本不需要到专门教育机构去学习。在当时，唯一需要大量专业知识的行业就是行政管理，也就是为官。这个专业要学习相关历史知识并进行行业道德教育(像现在的美国品格教育一样)，好为当时的社会服务，所以当然读书人都去考官，这有什么可指摘的呢？

我发现，这种割裂时代背景的偏狭逻辑在共产党员身上特别常见，比如共党就标榜自己治下取消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好笑的是,现在税收的重头是工业税种和商业税种，当然可以免去已经成为零头都农业税。而在古代,不收农业税那叫政府收什么税?您总不能叫皇帝给互联网收税吧？当然，54以后，那是近现代的事情。进入现代,因为社会分工细化，一个人要立足社会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此时教育也逐渐普及，学生不是纳税人，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寄生阶层。但和古代中国的学生根本是两回事，这点必须要说清。

钱文军批曰：“五四运动”纯属文化人自吹自擂编造出来的神话，尤其是毛共份子窃国之后吹得更起劲，把以前四五年就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也收编进去了。盖因那次千余人集会数百人肇事实在没什么可供吹嘘的资本。若论“爱国”，我早就申诉过：五四前半个月，即4月20日，济南市民十万三千余人隆重集会抗议巴黎和会侵害中国利益，并发通电鼓励中国代表团奋力抗争，也宣言要“把中国从卖国贼卖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只因其遵纪守法，没有殴打谁成重伤更没有放火烧房子，不够雄壮，也就没谁去“供养”，乃至于直至今日也没几个人知悉。                                                

何谓“五四精神”？一曰践踏法治；二曰唯我独尊；三曰厚颜无耻。做不到这三条就没有资格说继承。后世的所有学运无一例外皆系五四余孽之杰作，此圈之外还有社会正式成员的猥琐心态：先授意学生中的野心勃勃者肇事自己观望，瞧见当局仁慈或无能，然后趁机跟进造大声势浑水摸鱼。五四时筐互生等几个纵火犯敢做不敢当藏匿起来看别人代受抓捕；蔡元培等心怀恻隐出力营救。看看没什么大风险，成年人纷纷跑来玩“市民运动”，就连嫖娼出丑颜面扫地而藏匿许久的陈独秀，也“唾面自干”自印自撒传单充一回好汉，果然得了老毛无厘头地冠以“五四运动总司令”头衔。反观“318惨案”，真刀真枪真死人了，成年人也就无影无踪啥声援运动也不敢搞了，充其量只有鲁迅等含沙射影写几行“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之类文字，连“纪念”也要写成“记念”的。惶恐之至可见一斑。

某君曰：题回到本次服贸风波。参看韩国就知台湾经济根本不是开放不够，而是台湾产业转型缓慢，连硬件巨头HP都没落了，台湾搞电子起家产业不转型当然经济出问题。而钱文军却以学生不知道服务贸易协定条款为由称此为“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竟然毫不知情！却不妨碍他们跟着瞎起哄”这也是完全说不通的，比如有人要推我入火坑，还要我签字画押，我坚决不签就是，难道我还要指责我不知道是何时何地在何处推我下去，到底是多大的坑?

服贸竞争一说也根本不成立，试问二流汽车厂商把做农用机动三轮的放进来竞争，这样的竞争能给产业带来什么提升呢?

文化方面，台湾把共产党几十年专业做文宣的放进岛内竞争，怎么可能竞争的过？一般人是拿说瞎话当急智，而共产党是拿说瞎话当饭碗，在这个领域,很少有人能比共产党更有专业精神和专业技巧。国共上次竞争，国民党就输掉了，现在共产党又把这项技能磨练了六十年，谁要说他在文宣方面能胜过共产党，我表示严重怀疑。

钱文军批曰：这段文字讲述了台湾岛上之惶恐心态，这似乎才是“太阳花运动”的根本，那啥“服贸协议”只是一个噱头。故俺根本没打算去扯它，既没看过更没去研究。我需要说明的是：甭管你有千条道理万个借口，学运就算是“有理取闹”也绝非民主。最简单的根据就是：你们破坏了台湾的法治社会环境，对民主的伤害远比“服贸”要严重得多！你们强占立法院，那是台湾选民投票选出的委员们研讨民意的殿堂，谁投票授权给你们了？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赞成你们就不行，这就叫民主？你们若窃得权力，我丝毫不怀疑会比共党更专制。整个“太阳花学运”，谎言一个接着一个，被戳穿后就耍无赖，例如伪造照片诬陷警察踩踏学生，被戳穿以后就装傻，连认错道歉的胆识都没有。其厚颜无耻，比起海峡对岸的权力者来毫不逊色！

若说帮助大陆征服台湾，没有比搅乱台湾的社会秩序更有效的！查百余年共运史，举凡共党得逞之地，必是宪政民主脆弱之所，尤其是大陆，此伏彼起的学生运动，其唯一绩效就是捣乱，只有把社会的井然有序彻底破坏，才有乱中夺权之可行性。例如那个著名的“1.29学运”，几十年后才知道它是中共河北省委指令，薄熙来的岳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黄敬、郭明秋、黄华、姚依林等“北平临工委”具体策划，先假借黄河水患名义广泛募捐，不但完善了组织准备，还得以克扣1/4善款作经费发动起来的。可谓一箭三雕：一是刺激日军提前全面入侵；二是破坏了国民政府有序的抗战准备；三是为中共输送了大批学生干部。

反之，一个社会宪政民主实行得越是彻底，就越是不可能坠入专制独裁的泥沼。想当初，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鼻祖在英国协力策动暴乱，恩格斯甚至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断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结果呢？大英帝国并没有治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甚至连他们造谣惑众的权利也一如既往，英国的革命却没有发生。相反，一切法治遭到破坏之处，暴政建立只是时间问题，除非这个社会有能力修复法治。各类案例太多，不去一一详述。

我丝毫不怀疑台湾那个民进党确实在忧虑台岛的前途，只是这帮弱智的领导人连同他们的拥趸，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年，靠着朱镕基一通恐吓言论与行动，帮助民进党赢得民意上了台，结果是玩出阿扁家族贪腐案。如今，差强民意的民进党不思提高党派之民主素质，却竭尽全力冲击台湾的法治，无论他们怎么想，客观效果就是制造社会分裂，破坏宪政民主的制度环境，要回报当年提携之恩？我相信，无论这伙捣乱分子还能折腾多久，股市暴跌楼市惨淡生意难捱，沉默的大多数必不肯“在沉默中灭亡”，黑暗终将过去，到那时，民进党盘点结果时必会发现：嗨，亏大了！

 （2014.3.31发《独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