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31）
巴金老人逝世，“说真话”成了最热门的话题。其实当年他的这三个字刚蹦出口，就有人在报纸上叫唤：“要说真话还是要说真理”。这些文章的作者言下之意就是谎言里可以有真理，真话里也有邪恶。推而论之，就可以为真理撒谎，再推而论之，“谎言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那么，孟德斯鸠说：“中国人的生活以礼为指南，他们是世界上最会撒谎的民族。”黑格尔说中国人：“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看来都没说错，并非“诬蔑不实之词”。
其实，说真话乃人之天性。李贽《焚书.童心说》有言：“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小孩子是不会撒谎的，谓之“童真”。一个被誉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之大师，竟然以儿童之标准为业绩或纲领，岂不是很可悲？其实未必。人开始有理智的标识大约就是会撒谎，李玉和对鸠山撒谎，当了英雄；王连举对鸠山说真话，成了叛徒。这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利益决定，当利益搅和进来之后，事情就会复杂起来，恰如《红楼梦》里“太虚幻境”的那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王蒙说：“巴金是中国作家一面旗帜，提倡说真話。”余秋雨说：“‘说真話’是巴金的世紀留言。”还有人综合网上报纸上各种议论后总结道：“巴金最大的貢献，是说了真話。”本来童心无忌的本能，却成为“大师”级文豪的伟业，不知是这个国家民族的荣耀还是悲哀。反过来推理，中国的文人骚客大抵都在说假话，巴老“出淤泥而不染”，于是成为“旗帜”，成为“世纪留言”。而这些恭维恰又是“淤泥”们冠与的，我们只好更加悲哀。
其实，我知道把“说真话”拿来当一回事的，原是耀邦部长，及至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五项，标题就是“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巴老是否奉旨而行，只有他自己知道，但至少，那些恭维巴老“说真话”如何如何的人们，显然是忘记这个中央文件了。否则就不会那么得意地夸耀巴金还在八十年代初就提倡“讲真话”了。那么，奉旨撒谎，奉旨“说真话”，秉性应该是不变的，当初能描绘北朝鲜的苍蝇如何在零下十七度的冰天雪地里飞舞，这类“真话”足以使全世界的昆虫学家跌碎眼镜，却可以为“细菌战”的谎言添一点作料；后来的“说真话”，其实还是跟着形势说话的意思，只可惜理解上发生偏差，拿了“文革博物馆”来说事，一经点拨，立即收了回来；而那次风波前后，又各说了相悖的“真话”。
直至巴金彻底不能说话不能写字了，这才有人彻底放心，赐予他“人民作家”的雅号。都说“盖棺定论”，这个“论”一定，说明巴金已经死了。这是他的悲哀，“活着是个累赘”，又何以能不悲哀？实话说，那个时代最后一位作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死了，诸多议论就不只是在说巴金，而是在说那一代作家之主流。而主流们给巴金的各种赞誉，无非就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如果作为作家群体的人们，竟然只是以“说真话”为荣耀，那么这金便不能算真金，或许只是“巴金”，汉字里的“巴”字，既有“靠近”之意，也有“粘贴”之意的。
既往矣，无论是非功过如何，那个时代是已经结束了的。牛顿曾经说他是站在巨人肩上，但愿中国的文人骚客也学会站在巨人肩上。如果那个时代的作家们是以“说真话”为最高荣耀的话，我倒是期盼着后来的人们能够长进一些，最好把它踩在脚下。（2005.10.31华知；12.28跟猫眼范学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