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30）
清理硬盘中收集的网上资料时，偶然看见2003年温总理当选时的答中外记者问：“在我当选以后，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以前收下这则消息，不知出于何种心态。然而如今再读到它，却有一些感触。
林则徐这首诗，题名曰《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是他1842年8月被充军新疆途中所作。诗的全文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林还作自注：“宋真宗闻隐者杨朴能诗，召对，问：‘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对曰：‘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东坡赴诏狱，妻子送出门，皆哭，坡顾谓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首诗送我乎？’妻子失笑，坡乃出。”
林则徐是禁鸦片的英雄，虎门销烟之伟业早已家喻户晓。不过也有议论称，倘若不是道光皇帝贬谪使之回避了后来的鸦片战争，毫无胜算的结果至少会影响他的形象。这就正应了“谪居正是君恩厚”一句，算是歪打正着吧，皇帝的昏聩成全了一位英雄。不过这不是我现在感触的话题。
温总理堪称“数朝元老”，自1985年就任中办副主任开始，到1993年入政治局，先后为邓、胡、赵、李、江、朱等处理党务，在那时人事更迭频繁，老温泰然处之，殊不易。上总理任时已属众望所归，当总理后被外记称之为“亲民总理”。就任开篇即用林则徐的两句诗表露心迹，颇有胡yao邦“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之余韵。不同之处在于，那时已不似胡“下油锅”那般处境险恶，至少不至上下受压了。
中国的事情，历来都是右派只会“放屁”，左派则善于“打棍子”；或曰，右派做事，左派整人。又或曰，右派破坏祖制，左派捍卫传统。这个规矩自商鞅那时就开始了，历朝历代，凡主张改革者皆无好下场。林则徐被范文澜誉为“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虽有过奖之嫌，至少徐光启早就开眼看世界了，但结果还算不错，不仅“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在大清官僚队伍里，林则徐堪称名声最好的一个。
所谓“功夫在诗外”，林诗之“功夫”还在注解中。杨妻诗云：“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道出那时“武器的批判”何等恐怖。孟德斯鸠评论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杨妻认定其夫“猖狂爱咏诗”，皇上把夫君召去必“断送老头皮”。却不料“上大笑，放还山”了，今日则可作为皇上极民主之证据，不管算作“大民主”抑或“小民主”。我怀疑，这诗其实是杨朴编出来的，逗得皇上大笑了，才保得住吃饭的家伙；倘若皇上不觉得好笑，“这回断送老头皮”就会弄假成真。
皇上的民主，借巩俐的话说，叫做“心随我动，大阳摩托”。据说“引蛇出洞”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保证国家不变色，党不变质。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并充军新疆，后又重新启用；咸丰登基即为之彻底平反昭雪并诏奖之，也都是为了国家不变色，朝廷不变质，理应等同理解。只是所有这类言及江山社稷的说道，都是藐视人之存在的，主要是平民百姓之存在。有人拿出“为人民服务”作辩解，其实，即便不去旁征博引，它与“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也彼此彼此。如果说有何进步，“卖红薯”论尚不敢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前提或条件的。
老温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就职宣言，显示了他不顾个人安危要做一番事业的决心。窃以为疑似老套。在中国，几千年来，江山社稷的地位太高，芸芸众生的地位又太低，形成一种惯性思维模式：视小民之生命如草芥。仿佛牺牲自我去“苟利国家”就一定崇高，这几十年来所树立的各种楷模，几乎无一不是“舍己为国”的，这是一种误导。英国哲学家穆勒在《论自由》里说：“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决于组成这个国家的人的价值。”这话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远见卓识，百余年来中国人耿耿于怀的国家地位问题，根本不在于“落后挨打”，只在于人的价值低下，即便到老毛所谓“站起来”以后，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却搂着个虚拟的“当家做主人”自娱自乐。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老温上任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大改善，至少人们可以揭露各种弱势群体的贫弱状况了。另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无论如何，免除了一切农业税的农民至少要比“交公粮”、“卖余粮”时代强得多；尽管“农民工”属于歧视性称谓，但两亿多“农民工”进城打工，无论何方面带给农村的实质变化都不是毛时代“农业学大寨”、把农民禁锢在生产队可以比拟的。
问题在于，没良心的中国人实在太多，吃饱了就骂娘是他们的禀性。我常常在网上读到些文字，拿着现在存在的某些问题去讴歌毛时代。例如前两天读过一个帖子，诉说现在大学学费高昂然后怀念毛时代低学费的各种恩泽。我想，最好像老毛一样把大学全都关掉，所有高中生统统赶下乡挣工分，那样就连一分钱学费都不必忧虑了。胡yao邦当组织部长时做过一个报告，我清楚地记得报告中说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有两百万。如今仅2006年大学毕业生就两倍于此数，2007年将超过500万。学费贵了，毕业生却几十倍增长，今不如昔？尤其是那些当过知青的知识分子，若不是改革开放他们狗屁都不是，能招工就算最大的幸福。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那些参考的同学无论考分多高都落了榜，理由就是老过趟了。当时一位高招官员明白无误地说：“你们属于被淘汰的一代。”若非邓公干涉，以扩招、走读名义重新录取，怕不知多少人现在只配坐在昏灯下抠脚丫子作乐。谁知道他们中某些人是怎么想的，居然向后代大唱怀念往昔之歪调。
今日中国的问题多多，够老温挠头的。可旧体制、旧观念不改，实在是这些问题的根源。邓公1984年10月曾经说过：“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不足半年又说：“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革谁的命？没说。老毛躺在水晶棺里，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等着瞧热闹。一群又一群大跃进时没被饿死，文革时没被斗死的人们不时前来凑热闹。既然毛规邓随，体制改革只打雷不下雨，大家都拿着老邓派给的钱买老毛囤积的货，热闹总是难免的。如此局面下当总理确也不易，人大一开会，台下坐着的每十个代表就有七个是官员，个个笑容可掬高深莫测。不开会我们向你报告，开起会来你向我们报告，扯平。无怪乎朱总理上台就说刀山火海地雷阵，温总理斯文些，遂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鲁迅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两地书之四》）再想什么法子呢？老毛还没有当婆婆时，曾经有锦囊妙计：“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载1944年6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及至抢得天下当上婆婆，民主就改嫁给集中制了，若不改嫁，就会变成资产阶级民主，人人都将陷进地狱深渊里。中国的祥林嫂们于是都虔诚地节衣缩食，给社会主义大庙捐门槛，以免地狱里的洪水猛兽进来搞复辟。
话说至此，似乎也足矣。再说下去就惹人烦了，不如再借鲁迅的话做个结尾：“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忽然想到（十一）》〕
（2007.1.30发华知、天益、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