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15）
《改造与建设》有署名王霄的文章：《毛泽东晚年唯一说对的一句话》，作者认为毛泽东晚年就说对了的这一句话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问题在于，自从人类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开始，阶级的概念就是一塌糊涂，从来也没有弄明白过。所谓“资产阶级”当然是指那些有资产的人群，于是也有“资本家阶级”的说法。假设这个概念仅仅用于社会的宏观描述，它也许还是有用的，然而把它用于具体界定每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则肯定荒谬不堪。且不说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之中，“资本家”这个队伍每天都在“推陈出新”，成功者从九教三流里跻身资本家的行列；失败者则从这个行列里出局。其实所谓资本家无非不过是操作资本的行家，就像革命家不过是玩弄革命的行家一样，有持续终身的主，也有半途而废的主，还有半路出家的主。你不能把无论操作过多少资本、操作了多久的人都称为“资本家”，就像不能把无论玩弄过多久、多大规模革命的人都称为“革命家”一样。
然后就是概念的外延：资产阶级政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文化等等。阶级实际上成为任由权力搓揉的面团或胡作非为的借口。例如毛泽东这句话，其结果就是除了他自己和“四人帮”，共产党内都是资产阶级，尽管他们并无资产。然后“落实政策”，另一拨人起来掌权，毛泽东曾经打倒的资产阶级又都成为无产阶级而且是革命家了。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阶级的概念至少运作起来是荒唐的。
作者又说：“首先就是商品交换意识和规则带进了党内和政府内。中国现在大面积的严重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的商品交换意识和规则进入了党内生活和政府管理。”这个沿袭习惯思维得出的结论无疑又是悖论，所谓“大面积的严重腐败”，其根源并非什么“商品意识和规则进入了党内生活和政府管理”，而是高度集权必然导致腐败的结果，集权本身就是腐败，它把社会公权收入私囊怎么能不算腐败呢？作者所说的腐败仅仅只是狭义概念，即以掌控的公权谋个人私利而非团伙利益，而广义的层面上以掌控的公权谋取团伙的利益同样是腐败的。假设警察打败劫匪却把赃物收归警察局，而不是返还给被劫掠者，难道可以说警察没有自己独吞而是给所有警察享用就不算腐败吗？就像革命者打败独裁者，夺取政权不是还给人民，而是供革命者把玩一样。
从反面的例证说，在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意识和规则”充斥，但那里并没有“大面积的严重腐败”现象，原因在于那里的公权掌控于社会，而非掌控于某一个党。全社会的监督与制约杜绝了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而这种社会公权分别掌控于社会的各个不同机构的理念，例如“三权分立”，恰恰是“商品交换意识和规则”演进到政治领域的结果，它谋求的正是各种利益的平衡，以及为维持这个平衡所必须的制约。“中国现在大面积的严重腐败的根源”不但不是什么“商品交换意识和规则带进了党内和政府内”的结果，正好相反，是这种意识和规则没有“带进党内和政府内”的结果，它沿袭的还是资本主义以前的意识和规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与商品本身结合的结果，有商品交换行为却无它的“意识和规则”，只能乱套！
关于“社会不公”，显然作者对于“公正”的理解还停留在“均贫富”的水平上，至于“公正从来不是资本家的诉求，而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政府的责任。”就更是随心所欲或另有所求的武断。“公正”仅仅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追求，“无产阶级法权”追求的是不公正。所谓“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恰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它剿灭的正好就是“公正”二字，当财富的创造者失去财富的支配权之后，也就失去了最有效地扩大财富的可能性，也就失去了“公正”二字。历史已经证明，所有“公有制”都是发展迟滞的社会，缘由就在于它弘扬的是一种伪公正。剥削原本是一个道德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把道德问题混淆成经济问题只是革命家笼络人心的手段，可惜它非常容易满足那些只关注眼前利益的普罗大众的贪欲，从而酿成整个社会的灾难。
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社会公正毫无关系，它是社会道德的体现。社会公正只保障财富的迅速增值，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救助贫弱是社会道德的事情。倘若没有财富作为保障，救助贫弱只是一句空话，彻底的无产阶级连自己都救助不了，更遑论去救助别人。例如洛克菲勒，当他还是每周领取3.5美元的工薪阶层时，是不可能跑来中国救助贫弱的；只有在社会公正的庇护下获得足够的财富实力之后，他才有可能发扬社会道德之思虑，捐助给中国一个“协和”医学体系。两千年起美国社会捐赠超过两千亿美金，它只体现那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与它的社会公正无关；但正是那个社会的公正保障了经济的发展，他们才具有捐赠的能力，一个健康的社会，无论公正还是道德，都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把它们混为一谈却有利于弘扬愚昧。例如政府建设社会公益，那是人民赋予它的责任，它只能做得更好不能马马虎虎。人民交纳税收以供全社会改善生存的环境，这与救助贫弱并非等同的事情。城市花园不可能只许弱势群体进入而拒绝强势群体，马路上也不能只准富人开车不许穷人走路。问题在于，如果宣传上把这种责任转化成恩赐，它就是奴役的表现。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见“感谢党和政府”的说道，它其实只是散发着愚昧的气息。人民没理由感谢任何人，只有监督责任是否履行的权利，就像美国百姓不会为买辆新车就感谢布什一样。
至于“共 产党有可能变成被资产阶级操控的党”，只是一句习惯思维引发的陈腐论调。共 产党从问世之日起，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党，用列宁的话说，它只是“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向人民灌输领袖的意志，实现领袖抱负的组织。在它的创始人的纲领《共产党宣言》里，也从未定义这个党是所谓无产阶级的党，它只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打家劫舍的罗宾汉而已。它的领袖人物也没有一个来自无产阶级，来自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都是修正主义者，例如伯恩斯坦，例如赫鲁晓夫。既然如此，它被谁操控并无所谓，倘若真被无产阶级操控，反倒有堕入修正主义泥坑的危险。
作者坦言共 产党内大有“搞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危险存在，也许有其根据。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有资产其实就是问题资产，如果这个资产根本不存在，或者仅存在于公益事业上，别人又怎么能“侵吞”它呢？设置一块蛋糕，再物色一只看似不敢偷吃的狗来看守它，本身就显得荒唐；倘若一群挑选出来的狗看守许多蛋糕，偷吃的狗就难得防范了，例如农发行连续两任副行长前赴后继地贪污一样。政治上的集权经营延伸到经济上的集权经营，这就是“计划经济”或“公有制”的实质，问题也就接踵而来。这些问题的根子在于：自己和泥塑造一座神佛，然后顶礼膜拜。既要保留这尊泥像，又想杜绝香烛污染，总是不太现实的。
作者担忧：“中国的官僚与资产阶级的结合是有传统的。如果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危害与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结合，再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结果，有可能使中国发展成世界历史上最坏的资本主义、最坏的社会主义、最坏的专制主义的混合体。我们要避免重蹈当年德国的覆辙。”读起来给人以不知所云的感觉。中国的官僚与资产阶级历来格格不入，所谓资产阶级的一切自由理念都是官僚的死敌，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与封建主一道踢资产阶级屁股的现象，在中国上演得最淋漓尽致。毛泽东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他主张的“痞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恭维这个部分其实也就是恭维“痞子文化”。它塑造一个妖魔，叫做“资产阶级”；再塑造一个美女，叫做“无产阶级”；然后把最脏最臭的污水尽情地泼到“妖魔”头上，再把纸糊的鲜花插到“美女”头上，接着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意淫了。作者的倾向性是极其明显的，然而只要这个“痞子文化”仍在作祟中国，作者所说的三个“最坏”就是可能的，但说“重蹈当年德国的覆辙”，则根本没有可能性。
附：“毛泽东晚年唯一说对的一句话”
作者：王霄
毛泽东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委员长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二个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他自己也承认这“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但他的担心还是太不够：等他死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被“彻底否定”了。连同被否定的还有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一九八○年夏，我还是个大学生，赴烟台参加文革后全国学联组织的一个夏令营。那时，全国高校里正兴起“民主化”的学运。虽然参加夏令营的都是各省学联或各校学生会的头头，也就是被学生们称之为“维持会”的家伙，但是，“民主化”的思潮也在这几十个“学生领袖”中涌动。在从烟台到威海的军用卡车的车厢里（驻军运送我们），我所在的小组进行了一次有关中国前途的讨论。在诸多慷慨激昂的演讲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营友痛切地说：毛泽东晚年就说对了一句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今年离文革结束已经二十九年，离那位仁兄的痛切陈辞也有二十五年了。蓦然回首，再环顾四周，不由慨叹：那老兄说得一点也不差！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口头上还要“四个坚持”，实际上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毛泽东当年深恶痛绝、必欲赶尽杀绝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在党内有了合法的存在，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后，资本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加入中共了，真正实现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无论是“走资派”在党内，还是“资本家”在党内，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起码是时代的现实。如果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从来在实质上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承认这一点，对某些人尽管很痛苦，却还不意外。今天，我们不能再煽动阶级斗争了，也不能再搞意识形态至上。中国共 产党做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它就应当是中国人民中先进分子的组织，应当是把一切有志于中国伟大振兴事业、同时承认共同富裕目标的公民，发展到自己党内。应当说，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尽管带有种种缺点，但是，它在中国目前却还是先进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因此，作为执政党，不应歧视他们，而应吸引他们。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给共产党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并采取办法克服之。首先就是商品交换意识和规则带进了党内和政府内。中国现在大面积的严重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随着市场经济而兴起的商品交换意识和规则进入了党内生活和政府管理。行贿的主体大多是资本家。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加上官员的堕落，使得权钱交易成了普遍的潜规则。资本家从来不花冤枉钱，他的行贿成本肯定要低于他的收益，而且也许行贿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促进了个案的成功。但是这种行为的更大的危害性在于党和政府的变质及整个社会管理的无序和混乱，会带来全社会的强烈不滿，并且使国家陷于动乱和崩溃。
二是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公正从来不是资本家的诉求，而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政府的责任。在还很不富裕的中国，作为社会公益事业提供者的政府，正把这种宝贵的资源向富人阶层倾斜。我们都已看到，在医疗、教育、体育、文艺、住宅、交通等关系到全体国民基本生活质量的事业上，已经出现了多么大的不公。穷者恒穷、赢家通吃，就连“劳动模范”这样给普通劳动者最后的一道荣誉，也被不少大老板攫取。为什么有钱人可以横行天下呢？因为政府的决策者已被收买，他们或者本身就是“走资派”，或者成了资本家的代表。
三是共产党有可能变成被资产阶级操控的党。在取得经济地位后，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他们或者自己积极入党，并争取走上共产党的高层，或者培养自己在党内的代表。考虑到现有的资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从原来的共产党员摇身一变而成的，再加上党内的走资派，那么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现实力量已不可小觑。
以上三种情况，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可能会演变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里我特别要对第三种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看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这里我并不想妖魔化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是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拼搏进取精神、商业能力和他们全体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都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正处在发展的初期，或者说是原始积累阶段。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但带有更多的反人道、反社会的特点，其“原罪”色彩更浓。特别是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大多是暴发户，他们缺少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的人文素养、知识准备和政治理想，在整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理性上，都有着极大的欠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有无数的“血汗工厂”、矿难和不断的“宝马车撞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多地占用庐山等风景区修别墅这种侵占公用资源的大胆而无耻的行经，又为什么中国富人中的慈善家又很少。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负面作用，我们不可低估。
其次，中国的社会的伦理环境，加大了资产阶级的危害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国人的信仰，改革开放又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谁发家谁光荣”取代了过去的安贫乐道。由于新的价值重建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现在面临着整体性的道德危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先富起来的那一部份人，引领了时代的风骚。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成了全社会的标杆，成了“成功人士”，《富爸爸，穷爸爸》成了畅销书，与“财富”有关的一切吸引了全社会的眼球，媒体、小说、电视剧充满了对富豪的吹捧和追逐，“金钱至上”弥漫着全社会。大款成了我们社会的特权人物，可以在一切领域畅通无阻。在这种思潮的引领下，就连人文精神的最后的堡垒——大学和学术界，也充满了铜臭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资产阶级的负面作用，被放大了，起到了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
再次，中国的官僚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了肮脏的勾结。中国共产党内有走资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了资本家的代表。这二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是一种路径的选择，是一种发展阶段的策略，其终极目标仍然是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许多当权派，把自己变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大官热衷于与大款称兄道弟，不但搞权钱交易，搞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而且在党和政府的决策上，向大资本家利益倾斜。比如近两年来我们在中国房地产方面，看到了如此多的精彩的表演：中央政府迅速否定了中央银行出于安全考虑而出台的控制房地产贷款的文件，建设部的官员亲自上阵为房地产价格虚高摇旗呐喊，在国务院终于出台抑制房价的政策后，不但地方政府明里暗里和中央政府博弈，而且建设部的官员继续鼓吹中央政策是“稳定房价”而不是“降低房价”。了解了这一点，我也就不再奇怪我的许多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包括中国与外国）朋友，为什么都是中国共 产党最坚定的拥护者。如果真正到了中国共产党成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那一天，中国广大人民遭受的，就不仅是上面提到的“不公”而已，恐怕就会堕入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过着悲惨的生活。
更可怕的，是共产党内的这些人，和资产阶级联合，阻止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在惧怕民主这一点上，党内的资产阶级与党外的资产阶级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都看到了中国的专制有利于他们的既得利益最大化和长久化，而民主的进程必然会导致党内腐败集团的下台，也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利益的缩小。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想到18和19世纪的德国。1871年普鲁士创立的德意志帝国中，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德国没有像英法那样经过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德国思想文化领域某些历史文化传统如强权思想、军国主义等严重阻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政治上仍由容克地主占主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玛共和国建立起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德国资产阶级以统治者的身份初次登上德国政治舞台。然而，魏玛共和国并没有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旧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封建势力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依然存在。这种状况再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希特勒法西斯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造成了德国历史在政治上的严重倒退。
中国的官僚与资产阶级的结合是有传统的。如果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危害与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结合，再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结果，有可能使中国发展成世界历史上最坏的资本主义、最坏的社会主义、最坏的专制主义的混合体。我们要避免重蹈当年德国的覆辙。
由于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单独组成自己的政党。而且我想资本家也不愿意组成自己的单一成份的政党，因为大资本家从来就缺少政治上的号召力，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看到的，也是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的、泛阶级的政党。虽然中国共产党向资产阶级打开了大门，走资派也在党内有了合法的地位，但是我以为这绝不是说共产党要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当然共产党自己从来不曾承认它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言行不一和表里不一，我还是有这种担心。为了防止这种担心变为现实，我建议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要研究控制资产阶级影响的举措，并上升到制度层面。资产阶级自己也要有所收敛，自我约束。我至今不能忘记1980年车厢讨论中那位营友在说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表情和语言：他恨不得对新生的资产阶级食其肉，寢其皮。我也在恐惧地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普通大众的造反行为。（2005.6.15发百灵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