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8-09）
差旅在外，百无聊赖。手头带着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原本是应付可能的闲暇的，这本书早几年便读过，知道大革命失败后那个阶段李就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之一，既然网上现时有许多文章讨论，大抵是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八十周年罢，再读也就很必要。更多方面了解一些关于当年的说法，对于更全面了解史实有益。
然而，酒店客房里开着的电视机里正播放革命历史剧《井冈山》，已经播到第十六七集了。我一贯没雅兴看这些御用文人的编造，他们对于历史的描述总是以领导意图为原则，至于历史事实，则是依据上述原则作增删剪裁的。更何况，CCTV-1在这个阶段以如此黄金时段播此剧，醉翁之意大有据“八一起义”之功为毛有之嫌疑。此等拙劣的手法实在太多，理会不过来。依据之一便是，早已有“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信条，如今左派们对于“四人帮”只剩下“迫害老干部”这一条没翻案，其余的都已经翻得差不多了。倘若那时没有对老干部之大不敬，文革大抵会彻底逆转，不是什么“浩劫”而是伟大的历史进步的。
没想到，这回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却有不同，于是转过身去观看，它已经不是编造而是胡编乱造了！无论怎样评论毛泽东，他身上那种王者之气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弄些奴性十足的人来写，来演，老毛可真还冤枉透了！你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出那种气质，倒像一个学雷锋的模范，或者装腔作势的街头混混：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夹棵烟卷，说一些思想汇报会上的空话套话。我寻思，若是老毛醒来，看见他竟然被作践到如此地步，非气晕不可。
例如那个“开除党籍”吧，在《井冈山》里，无论特派员、毛泽东本人乃至红军干部，包括贺子珍在内，都口口声声说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事实上，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做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其核心在于追究各地负责人对于执行中央“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武装暴动”不力，并且对于“八七”会议“决定于秋收时间于湘鄂赣粤四省领导农民进行暴动，去进行土地革命”犹豫、仿徨违背中央决议之政治责任。包括南昌起义、广东暴动、湖南农暴、鄂北暴动乃至上海、武汉的投降主义、临阵脱逃行为。首当其冲的是力主南昌起义“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其次是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央执委资格；然后是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予以警告；徐光英留党查看一年；南方局广东省委全体予以警告；撤销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湖南省委委员，彭、毛二人撤销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湖北省委陆沉被开除中央委员；上海王若飞予以警告；武汉杨匏安被开除中央监委委员。
这个“法不责众”的《决议案》并没有完全传达到位，毛的井冈山就根本没有收到。据《毛泽东年谱》介绍，“这个决定一九二八年3月才传到井冈山。”然而此前，也即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九大通过的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便否定了“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到1928年4月即从组织上彻底解决了“瞿秋白路线”，那些处分也就无效了。而且，在瞿秋白被废黜之前的2月17日，正是瞿亲自建议江西省委向湖南发展，并咨询：“赣西南是否以毛泽东为书记？”至于《年谱》介绍，说周鲁特派员“误传为开除党籍”也是无稽之谈，刚传达完这个《议决案》，毛泽东就“决定将特别区委改组为县委，以刘寅生为书记”。如果毛被“开除党籍”，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么？至于电视剧《井冈山》里那种绘声绘色的描述，“民主人士”毛泽东竟然有权“决定将特别区委改组为县委，以刘寅生为书记”？ 4月17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设立湘东特委，委任毛泽东为特委委员、常委；4月24日，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是湘南特委委任而不是朱德推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党代表；25日，江西省委即向中央报告：“湘赣边特委建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万安、永新、宁冈、遂川等地的工作由他指挥。”上至中央，下达地方，都委毛以党的特委书记要职，有这样“开除党籍”的？这个问题被提起，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说自己也弄不明白当初究竟给过他何种处分，开头听说是开除党籍，“当了个民主人士，只能当师长了”，后来又说不是。毛问周，周恩来说不记得有这回事，再去问李维汉，李维汉也不记得了。全靠查档案才寻得原委，这才知道那个《议决案》免除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这个几十年后毛用来为自己博取支持的说道，竟然被《井冈山》编导们拣根鸡毛当令箭，发挥成当年井冈山上几乎家喻户晓的“冤案”，毛自己说从没弄清楚的事情，到剧中成了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胡编乱造可见一斑。
又接着，编导们依据自己的小肚鸡肠精心设计了一个情节，说是何挺颖派人去寻杨开慧母子，杨氏居所已经被烧掉并夷为平地，只找到一把烧毁了的铜锁。而且将此锁描述成毛氏兄弟熟悉的物件，于是毛泽覃悲呼：“嫂子！”悲痛万分地扑向老何，贺子珍则在旁饮泣，他们还约定这个消息暂不告诉毛泽东，直至次年四月，无意中泄露老毛竟然昏过去了。这等俗套也编造得出来，令人不禁想起九斤老太揣度皇帝老子端金碗吃番薯芋头的故事。前面已经说过老毛具有的王者之气，哪里会像市井小民那等儿女情长？没瞧汉高祖刘邦，逃命路上不惜将老婆孩子一起踢下车，道是“兄弟情同手足，老婆如同衣服”，兄弟乃事业根基，事业有成何患没有新衣可换？以编导那等豆腐西施情结去描述伟大领袖胸怀，实在也是蜀犬吠日自以为得意罢了。
看来编导们在细节上也忘记了建于清末的杨氏故居解放后即作为杨开慧纪念馆不断修缮的事情，杨开慧领着孩子自武汉归来就一直居住于此地，1982年和1990年修缮时还发现了杨开慧藏在卧室墙缝里和火房外梁的手书数件。试问，早就被焚烧并“夷为平地”砖木结构房屋，有这可能性么？这些文字里有杨开慧1929年3月“给一弟（杨开明）的信”：“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他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弟，跟毛上了井冈山的。1928年任湖南省委委员，往来于长沙与井冈山之间，当然知道毛与贺子珍的婚事，显然也告知了杨开慧，否则，杨氏托何以不干脆托给毛，而是托与更有生命危险的堂弟呢？
编导们显然为了填补“我失骄杨还是骄杨失我”这个质疑，制造一个毛以为杨氏母子已经罹难这才与贺子珍喜结秦晋的新故事，用以歪曲历史事实。这手法堪舆文革时期编造毛泽东与林彪会师井冈山相媲美，江青九泉之下有知当击掌欢庆，如今这些文人奉行她的“三突出”丝毫不亚于她做“样板戏”。然而吹捧总是会露马脚，不但大量介绍杨开慧被铺的介绍里从未提及杨宅被烧毁的事情，不必说那占地680平方米的庄园，历经多次修缮至今还在接待八方来客，倒是左邻右舍不时遭遇拆迁之苦。1930年冬，据说毛得悉杨就义消息之后，立即致信岳母：“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又从井冈山寄去30大洋，给杨开慧立碑。阿门！活着时杳无音信，刚死了就立即知情，那信和大洋寄往何处？烧掉并夷为平地的板仓杨宅？
不去争论这类滑稽剧也罢，如今那些编导们正比赛看谁更浅薄，跟他们争非但争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自己还有掉价的嫌疑。既然央视编造一部电视剧来淡化“八一建军节”的意义，那么我们顺势得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是秋收起义的“始作俑者”吗？
这个问题似乎得说得略远一点。1927年“412事变”，蒋介石等发起“清共”，现在的结论依然是：陈独秀实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软弱对待不敢反抗。那么，毛那时又做了什么？写过什么文章呢？《毛选》里没有，略过了这个关键的转折时段；再查《毛泽东年谱》，他老人家正在武汉热心地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谋划土地改革事宜。毛那时有《菩萨蛮.黄鹤楼》一词，毛后来自己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诸位看官，依此语所表达，南昌起义时，毛尚不知出路何在应属实情。我们找到关于那年“521”长沙马日事变许克祥“清共”的一段文字：“汪精卫六月十三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报告说：‘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同程潜、唐生智、谭延闿、毛泽东同志的讨论，来综合报告一下。这次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得很详细。……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法，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P151）于是我们得知，为什么《毛选》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下子就跳到1928年10月5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去了。李维汉还介绍说：“中央决定毛泽东去任湖南临时省委书记。但他直到六月中旬才去长沙。”李还问过早于毛到湖南接掌被破坏的中共湖南省委的易礼容、罗章龙二人，“都说毛泽东同志没有要他们组织武装暴动，又都说‘八七’会议以前，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及过组织武装暴动或反攻的事。”（同上页）也就是说，在那个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段，毛泽东至少跟陈独秀一样，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或投降主义者，不像现在所吹嘘的那样高瞻远瞩。
接下去说“秋收起义”。现在的宣传把“秋收起义”狭义化了，它似乎仅仅为毛泽东参加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历史事实也并非如此。
苏俄在中国制造战乱的行径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晰，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只说1927年5月31日，共产国际紧急电报也即“五月指示”传到中国，要求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发地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易却于6月5日将此密电译成中文交给汪精卫，这无异于告诉汪：苏俄命令中共准备武装叛乱。随即，国民党武汉中央开始谋划对于中共的策略，并开始在重要岗位上排斥中共党员。至7月4-12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召集中共政治局会议，废黜了陈独秀，另组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成立政治局常委会，代行政治局职权。这个常委会第一个决议就是4月13日《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严词谴责国民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下有重点号）15日汪记国民党正式宣布“分共”，宣布各级党军政皆“礼送”中共党员离开。也就是近代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汪精卫背叛革命”。严格地说，中共“分国”在前，汪氏“分共”于后，谁背叛谁尚不好说。16日，汪氏政权发表公报，宣布各级“分共”须保障共产党员人身安全。对此事件，我们仍不去探讨苏俄的作用及细节，总之国共彻底分道扬镳，中国人杀中国人换了个场景。
然后，中共五人常委会在7月下旬以前就制定了发动秋收起义的各项决议案，最明确的是《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P240-243）。《大纲》明确规定了秋收起义的决策，同年8月3日下发各省委。鉴此，我们知道“秋收起义”是一个涉及四省的全盘暴动计划，毛泽东并未参与决策，且参与领导的仅仅是湖南省的湘南一路，此外湖南还有两路：湘东（中）、湘西。至于湖北，则计划有七处暴动。据统计，当时全国各地发动了大小100多次武装起义，遍及14省140余县（市）。规模和影响较大的还有湖北鄂中、鄂西特委于1927年9月领导的沔阳、监利、公安等县的起义；1927年10月有冯平领导的海南岛起义、马尚德(杨靖宇) 领导的河南确山起义、唐澍等领导的陕西清涧起义；1927年11月有吴光浩领导的湖北黄麻起义、曾天宇领导的江西东固等地的起义；1927年12月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延伸到1928年还有方志敏等领导的江西弋横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湖南桑植起义；朱积垒等领导的闽西起义，刘志丹、唐澍等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彭德怀等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尤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广东海陆丰起义，中共农民运动鼻祖彭湃早在北伐时期就发动了海陆丰农民运动，“412”之后，4月30日即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8月底就攻克海丰、陆丰两县城，建立了中共首个革命根据地（如果不算1926年即由中共党员韦拔群创建的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话）。9月7日，按照中央关于秋收起义的布置，彭湃发动第二次起义；10月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1927年10月《最近政治状况报告》称：“广东农民是中国农民最早起来奋斗的”，这里是“八七会议”之后首个根据地、第一个召开县级工农兵代表大会、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第一个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详情此处不赘。
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的实际作为。1927年8月9日，《中央致湖南省委信》已经确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并明确规定：“湘南特别〔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能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文件选集》第三册，P308）此时毛尚在武汉。12日毛返抵长沙，经一系列商议之后，毛19日执笔给中央写报告，20日又写信。《文件选集》里只摘录了毛20日信中关于放弃国民党旗子打共产党旗帜和土地问题的部分内容，其余皆隐去。转看《年谱》上卷P211：“中共湖南省委就湖南秋收暴动办法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改变中央原决定的湘南暴动计划，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定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因湘南与长沙已经隔绝，省委另组织了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目的在夺取湘南。”然而《中央复湖南省函》（1927.8.23）有：“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你们在此计划中有两个错误”；原文太长，以下引用《年谱》P212缩约的文字：“一、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二、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收暴动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并没有积极地有组织地去准备长沙、湘潭、浏阳、醴陵、湘乡、宁乡等处暴动）。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今邵阳市）一带如有可能亦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鼓励。”以下与湖南暴动计划无关处暂略。
收到上面函件后，毛召集湖南省委讨论，“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今岳阳）等县的湘中暴动，改变中央关于三个中心同时发动的全省暴动计划。”（《年谱》上卷，P213）如此，我们知道，毛主张长沙为暴动中心，反对中央三点暴动计划是分歧的中心所在。
1927年8月29日中央常委会通过《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严厉指责道：“二、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要丧失革命。三、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之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暴动，暴动无疑义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冒险，或者军事投机。四、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五、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一为湘南各县，郴州、宜章、汝城、永兴及衡阳、耒阳、衡山两路，准备须于九月六号开始暴动，夺取衡阳，暴动成功后，会合潭澧之师合取长沙。第二区为湘中、湘东各县，为安源、醴陵、湘潭、湘乡一路，浏阳、平江一路，宁乡、益阳、安化一路，湘东（阴）、岳阳、长沙与其近郊一路，各路以长沙为中心作准备，于九月十日开始总的暴动。各区暴动成功之后，除留一部分力量维持本区之秩序外，即应迅速调遣大部分力量攻长沙。长沙于九月十二、三号，应有一暴动，实行取得政权，推翻湖南省政府。湘西分临澧、安乡一路及常桃汉一路，常德为中心，准备于九月十号开始爆发，夺取常德为为长沙声援。此外湘中之宝庆一带，及湘西之澧县一带，亦须有准备于九月十日左右发动，以为各路主力之声援。〕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文件选集》，第三册，P364。以下关于湖北秋收暴动等命令略）
此令等同于最后通牒，九月十号以前再不暴动就没戏了。倘若考虑到中央指示送达路途耗时，那么，毛泽东8月31日离家赴安源，随即于9月初在安源成立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任书记，主持湘赣边的秋收起义，有赶鸭子上架之嫌。毛5日致信湖南省委，预定11日安源暴动，18日进攻长沙。省委接毛信后商定，9日即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一起暴动。同日中共中央命令湖南省委：“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年谱》，上卷，P216）毛6日得知省委关于秋收起义暴动日期的决定后，立即以前委名义下达暴动计划与部署。现在说的9月9日秋收起义，系指开始破坏铁路以及江西修水县城驻军宣布起义，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毛本人10日抵达江西铜鼓第三团，在该团中秋聚餐会上宣布立即武装起义。
此后，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攻取长沙等地失利，毛一直坚持的长沙暴动也没有搞成，湘赣边秋收起义失败。毛当机立断放弃攻城作战，并转向井冈山地区与当地土匪武装王佐、袁文才部合作，并积极寻找南昌起义后奔袭广东失败的部队，应属明智之举。只是若把遍及国中百余处秋收起义暴动皆抹去，只算湘赣边一处并统归功于毛，这马屁也拍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