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8-29）
张学良、杨虎城被誉为“民族英雄”，至少是“爱国将领”，已经成为大陆官方版之定论。无论存在多少质疑，“以不变应万变”是一切官方宣传的基调。反之，林彪元帅则是“反革命集团”之首犯，这也是官方宣传的基调。最近允许林彪长女公开露面，并对记者谈到在官方主办的历史、军事博物馆内恢复了林彪战绩的简单介绍，“十大元帅”照片恢复了林彪的尊容，显示官方态度的微妙变化。她本人则“代表林彪”向受过迫害及所株连的人道歉，估计是以此隐喻：林彪“叛党叛国”之罪名是铁定无疑的。虽然还有“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之说道，但随着“红色经典”的大力经营，这个罪名已经物是人非，淡化得差不多了。今日那些“主旋律”文艺，完全秉承“四人帮”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比当年那些“样板戏”有过之而无不及。惟一区别在于，今日尚允许“超女”之类歌舞秀、赵本山之类低俗小品存在，不仅限“红色经典”独霸文艺场。“四人帮”之可恶，不在于倾全力精心打造“样板戏”，而在于整了几乎全体老干部。
话题似乎扯员远了一点，还是说张、杨与林彪。
众所周知的“西安事变”，张、杨按照其与中共的约定，扣押了蒋介石。说约定，是因为张学良早就跟中共密谋合力打造“三位一体的西北政权”，然后谋全中国。中共表示推举张学良当头，并承诺一定能获得苏俄经济与军事援助，甚至外交承认。现在还看得见的历史资料表明，张、周至少还在六月就密谋“发动”了，为此，张学良与王以哲还秘密加入中共，陈仓暗度地给“牢狱状态”的中共以武器、弹药、冬衣直至现金，作为他“当头”的投资。尽管张的入党已经在六月底七月初被苏俄否定，但毛、周并没有告知张学良，这使“小六子”傻乎乎地积极筹备他当头的“西北政权”，一直准备抓老蒋。之所以延宕下来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对张是否真干尚有怀疑；之二则是老蒋已经兵分几路寻中共和谈，这些秘密谈判几乎都经过张学良联络过境。至12月10日夜，毛致电张学良，告知因条件不合，已经决定不再谈下去了。张接此电后立即开始安排“捉蒋”动员及部署，12日事变得逞，说偶然绝对是屁话。而杨虎城则是另一回事，他的老婆、秘书等亲密左右都是中共派去的干部，若说他对此一无所知绝非实话。例如王炳南，杨明知其中共高干的身份才礼若上宾的。“西安事变”捉蒋决定就是王炳南最先向杨虎城提议的，比张、杨之间交换意见还早。
纵观一系列历史资料，可知“西安事变”所高举的抗日大旗不过是个幌子，要害在于反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跟绣花枕头一样，经不起拆开细看。那个事件刚发生，全世界只有保安和东京欢呼雀跃，其他地方都震惊，包括莫斯科在内。然而教科书却说是抗日的源头。张学良之所以醒过来放了蒋，是因为毛、周的苏联承诺一定支持泡了汤，张企图亡羊补牢。如果杨虎城势力大于张，恐怕“和平解决”是没戏了。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到，“西安事变”促使日本加快了侵华进程，日军在卢沟桥开打，张、杨“功不可没”。老蒋之所以区别对待张、杨，跟他们的态度差异显然有关。到后来，毛拥趸们津津乐道的“国军降日”，其实就是西北军降日。当年被《解放日报》列为降敌将领最前列的姓名：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郝鹏举、王劲哉、吴化文等全都是冯玉祥、杨虎城的西北军干将，后来都成汪伪军干将，还不包括韩复榘、石友三这样被处死的败类。汪伪军之“中流砥柱”恰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力之一西北军，后来攻下南京总统府，首先升起红旗的也是降将吴化文的部队，可算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出滑稽戏吧。
张国焘回忆录说：毛泽东还在“西安事变”刚发生时就讥笑张、杨，说他们“乱了纲纪”，大抵只是可受利用不可重用的货色。用一句民间俚语表达，张、杨属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主，卖他们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所以，既然毛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般的境地解救出来”，那么当然“是革命的”，给些荣誉也很正常。尤其是周恩来念念不忘“老朋友”，毛也就认了。现在吹嘘说毛怎么地以国家大局为重，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不过奴才替主子抹粉而已。中共公开发表的声明还在，“公审蒋介石”就是其主张。看过许多历史文献之后，我们知道，若不是斯大林严厉命令，以断绝关系公开宣布中共为土匪相威胁，老毛等早就借张、杨之手杀蒋了。
那么，对于老蒋而言，张、杨纯属“克星”；对于老毛而言，张、杨则是“救星”。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最终，张学良遭软禁，颐养天年活到101岁；杨虎城则遭“硬禁”，与毛同庚却在毛登基之年死于非命。倘若说到“命”，你不能不承认老毛命好。当初穷愁潦倒三餐不济之时，杨老先生过世之前修书给章士钊委托募捐，老毛人不知鬼不觉地收了两万大洋。这笔钱本是专款专用支持留法学生的，毛连半个钢崩也没给，全部留作自己的“革命经费”。如今中共为贪墨层出不穷而烦恼，原来水有源树有根，这个党还没立就已经开始了；及至井冈山纳妾，何健又蠢得出奇地杀了杨开慧，倘若他有老毛手段之万一，就像毛送张国焘老婆离开延安去西安一样，礼送杨氏母子上井冈山，还不知会惹出多大动静；长征时为避免被张国焘吞并，先下手为强拉走嫡系部队，正不知路在何方却捡了张废报纸，这才知道“陕北出了个刘志丹”，总算找到个栖身之地。不过后来改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了，反正那歌词是随便改的；接着从苏联及时回来林彪大佬林育英（张浩），假传共产国际圣旨降服了兵多将广的张国焘；再假戏真唱搞出个“宁夏作战”的宏伟蓝图，张的四方面军主力西征，毛“用兵如神”地指挥其全军覆灭，张国焘也就只剩逃亡一条路；及至山西用兵失败，三军缺衣少食“每天都有人饿死冻死”之时，张、杨整出个西安事变来，毛顺势扩展收编22个县。就不说抗日战争那些事儿了，毛后来不断感谢日本人，总不会是脑子有病或者吃饱了撑的。
话头转回林彪。林彪跟张、杨一样，脑后的反骨长出刺来，搞出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声讨老毛各项罪行之外，还要另立山头。不过老毛绝非老蒋那么愚蠢，林彪即使统帅全军也不曾有自己的地盘，更不可能“送货上门”让你擒拿。“武汉事件”就是例子。陈再道八字还没一撇，毛先溜之乎也，接着空军、海军就已经兵临城下出公告了。说林立果派刺客谋掉老毛也并非没有可能。应该说，中国人之所以还能醒悟一点人事，“林彪事件”可以算打醒他们的棍子。倘若没有“913”这一波折，林彪若能搪塞到“接班”，“粉碎‘四人帮’”必定比华国锋还快，那样，中国人民同样会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一定比“拥护英明领袖”还要热闹。
再说一件事情，林彪在东北作战时，老婆留在哈尔滨当翻译。天马行空，林彪堪称用兵如神。及至后来，老婆成了“叶主任”，实际就是林彪的内当家，他就变成庸人一个。手下那些大将，黄、吴、李、邱，个个老婆都是办公室主任，影子内阁一划事，好事也要玩成坏事。大抵做大事业的，都不能开夫妻老婆店，那类店子只能谋稻粱，混个温饱也就结了。你就说刘项之争，刘邦可以把老婆孩子一起踢下车自己逃命，于是得了天下；项羽则温情脉脉，只能“霸王别姬”。老毛在延安时政治局不准江青介入，于是顺风顺水；老蒋不但“夫人外交”，宋家一伙姻亲都在执掌党国大政，结果败退到台湾去了。可毛登基以后不甘寂寞的江青开始帮老毛搞“文化革命”，于是毛落到“没干一件好事”的境地。刘少奇带着夫人满世界乱跑还在其次，令夫人去搞“四清运动”，还树起个“桃园经验”来，那就死定了。周恩来老婆就是老革命，不准过问周这边任何事情，即使艰难也还善终，尽管老毛其实恨之入骨。江青爬得越高，老毛就越浑，直至弄出“一场浩劫”来。其实那“浩劫”在人民公社时期更严重，只不过那时死的基本上全是农民，所以不算；只有老干部和御用文人们遭罪，这才算浩劫。
那么，如今怎样评价林彪呢？无疑的，对于建立新中国，林、周二位不言而喻是顶梁柱。倘若没有周安排一批内奸在老蒋那里，如果没有林彪打赢了东北战场，毛休想得天下。就连张、杨，其实也是周恩来争取过来的。中共无论文臣还是武将，周的忠实部下远不是老毛可以较劲的，即使林彪，对老周也是无话可说。换一种说法，老周挺谁谁兴，老周一旦撤回支持，无论谁都非垮不可。老周忠实于毛一辈子，可死后还是他所挺的邓公划事了，据说老毛有话：将来谁也压不住邓小平。此君果然没负老周一片苦心孤诣，中国毕竟还是周恩来主义占了上风，毛泽东主义只能算个摆设，只是不知还需要摆多久。
对林彪的历史作为的认同，是有限的，它可以视作既有历史观摆脱扭曲的一部分。还有更多未摆脱扭曲的部分有待“拨乱反正”。而林彪拍老毛马屁的历史显然不能“反正”，我们甚至可以视其为“韬略”。但这等下作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逻辑无疑是对民族文化和社会道德观念的污染，试想，如果国家最高层竟然如此污浊，社会诚信怎样建立起来？假如我们至今不肯反思乃至谴责这等“违心地说”，我们岂不是还在继续堕落？同样，与林彪的被全盘否定相反，张、杨造反至今也还在被全盘肯定，这两件看似极端的事例其实本质相同，都属于歪曲历史。
林彪至少算是中国杰出的军事家，这是不容否定的；然而，他绝对不是一个政治家，连蹩脚的政治家也算不上。退一步说还很可怜，被皇上看中，绝非幸事。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中，把“枪杆子里出政权”视作真理的所有人都只能靠玩阴谋攫取权力，也必然会发生这类事情，没有林彪还会出张彪、李彪。邓公介绍说毛评论斯大林“杀错人”时说：在英美那样的体制下，这类事情不可能发生。同样，换一种体制，张、杨那类事情也不可能发生。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原则迫使人说假话，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自然。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克林顿在北大演说时，7名以慷慨激昂语调责难克林顿的学生，时候接受采访时大抵都说会场上提出的不是他们想提的问题，且都表示挺喜欢美国，其中5人明确说只要有机会一定奔美国而去。果然，因那次反美义举而蜚声海内外的马小姐，干脆嫁到她说过人权状态还不如中国的美国去了，替美国佬生了个儿子。更有人统计过，反美激情高涨的北大，竟然有20%的毕业生跑到美国去了，倘若不是签证难，这个比例会高得吓人，乃至有人戏说北大已经成“留美预科”。这说明，人格分裂在我国何等普遍！如果我们知道那些为官者几乎都靠“说应该说的话”而升迁，这个民族还有多大指望？我们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这个主义写进《宪法》。我不想引用伯克之类“资产阶级权威”的话语，马克思说：“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我们也许要钻到床底下偷偷想：“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是否也属于“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之列呢？（2007.8.29发华知、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