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18）
在《共识网》读到董彦斌先生文章《孙中山为什么捍卫“临时约法”？》
(https://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
文章从孙氏自《临时约法》设定时即不认同，到1917年高调“护法”，掀起名为“护法运动”实为内战予以剖析，结论“它既无法做到真正捍卫了约法，又在事实上阻挡了宪法的制定进程，也违反了和平制衡的宪政原则”，应该说是定性准确。
只是读罢仍有余兴，顺此话题接着说。
先商榷文章里一段论述：“正如被解散国会的负责人吴景濂回忆时指出的那样，在张勋复辟时，他与唐绍仪曾代表孙中山与段祺瑞谈判，希望双方能够联手抗击张勋。段祺瑞开始同意，后接受梁启超和汤化龙的建议，拒绝了孙中山。”故认为“护法运动的一方孙中山、唐继尧和另一方段祺瑞，本来存在着合作的机会。”仅凭此孤证便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
吴景濂这个回忆经不起推敲。5月23日黎元洪罢免段祺瑞总理职务；31日吴景濂接替辞职的汤化龙出任众议院议长；6月7日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辞职；实际上国会两院已经瘫痪，13日黎元洪发布国会解散令，议员纷纷南下上海。吴景濂是否赴沪我没有更多查证，唯孙氏卫士副官马湘回忆录称其与林森一起，4月已被孙氏委任管理财政事务了。马湘所记时间当有误，但可知的是，7月3日孙氏获知张勋复辟后即与唐绍仪等连续不断磋商对策，唐必在上海无疑。而张氏复辟后山东督军为阻止张部调兵入京，已将津浦线断绝，唐氏亦无可能北上，去与吴氏一起跟段祺瑞谈什么“联手抗击张勋”的。
再者，段祺瑞2日凌晨两点多，在天津家里的牌桌上被赶过来的梁启超告知张勋复辟之事，段氏表示已心灰意冷不再问政，没打算理会。经梁氏劝告，次日二人赴马厂军营，各军将领纷纷表态要段氏率军讨张，扑灭复辟，再造共和，这才激励老段重振雄风的。然后忙于军务，并无记录显示其在军旅繁忙中拨冗面洽不知怎样“空降”之吴、唐二君的。再说到12日下午三点半，段氏指挥的讨逆军完全克复北京全城，张勋彻底败北，并无多少时间供“吴氏”谈判的。他的一家之言无非意欲粉饰老孙，只怕是老孙未必会买账。
自五月起，孙氏倒段已成定势，哪来闲情逸致跟段氏“联手”？倒是段氏一厢情愿派王宠惠持函赴沪，去找老孙谈“联手”，述及对德宣战于中国国家利益之裨益，并邀请孙氏赴京商谈的。12日孙氏复函拒绝，要段氏“悬崖勒马”，除非“采纳愚见”放弃对德宣战才有得谈，否则免议。到6月10日，孙氏已发多电致唐继尧、陆荣廷及西南各省，宣布“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拥护民国与调和不可兼得。”“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指嗾叛乱之段祺瑞、冯国璋、张勋，身为谋主之梁启超、汤化龙、熊希龄等，有一不诛，并不能罢。”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决绝之说道皆刊载在那三天的《民国日报》上，可知老孙已经视“调和”为大逆不道，怎么可能去跟首恶之段氏“合作”？
之后，孙氏竭尽全力促使西南发兵，磨刀霍霍，必欲灭段祺瑞而后快。其实老孙彼时真意不在“护法”或“讨逆”，而在于乘机自立。《章太炎自定年谱》记述：“复辟祸起，国命已断，黎公避居日本使馆，孙公欲复称临时大总统，余亦谓可行也。七月三日，集议孙公邸中，玉堂（即程璧光）起言奉大总统命，国家危急，属孙先生维持国事。孙公答曰：‘当复设临时政府。’唐绍仪起持驳议。”张勋在北京复辟，老孙在谋划乘机自己也复辟，岂有“联手”段氏之旁骛？
4日，孙氏即致电西南六省各界，数落黎元洪授权之代理总统冯国璋，“实属通同谋叛，觊觎非望，叛迹既彰，即为内乱罪犯，代理之法已属无效。”“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张耀曾当时称：“此之谓双复辟也。”唐绍仪也认为北方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况且，6日老孙即与章太炎、朱执信等乘军舰南下广州建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去了，怎可能再派吴、唐去跟段祺瑞谈判“联手抗击张勋”？既公开宣告“代理之法已属无效”，也即《临时约法》无效，又“护”何法呢？
9日深夜孙氏到汕头，北方情势已巨变，段、冯通电接受黎元洪总统就职令后气势如虹，两三日即已兵临北京城下，张勋仅剩千余兵丁显然被歼在即。孙氏狐疑驻穗之桂系是否因势变卦，与章太炎联名致电陆荣廷探口风，并复电陈炳焜说“行期未定”，先派章太炎、陈炯明、朱执信赴穗探虚实，自己留汕观望。又电催程璧光速率舰队南下，无此军力老孙不敢贸然进入桂系掌控的广州。何况，随孙抵汕二舰，孙所乘之应瑞号奉“僞代总统”冯国璋之令离孙赴宁，孙势顿弱。
就在段祺瑞拿下北京的12号，孙氏在汕头演说：“今日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耳淆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官僚知国民爱共和，又不能不口说共和。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P1037）不难看出所谓孙氏联络段祺瑞根本没有可能性。
何以如此呢？除了孙氏骨子里的主宰欲注定之外，之前收了德国人支付的二百万贿赂，要求他打倒段祺瑞有直接关系。
段祺瑞促成与德断交之后，3月25日德国驻华大使辛慈巻旗闭馆归国，“过上海时命令德驻上海总领事柯南平竭力联络先生，‘拟以金钱—最多至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柯南平奉命后，立即电召作为先生朋友，时为德方工作之Aber Tssao（当为曹亚伯）自北京返沪。而在Tssao未返沪前，柯南平已全力进行与此相关之活动，如鼓动报纸倒段与反对参战。Tssao抵沪后，柯南平即派雪麦（译员）与Tssao密谒先生，商谈倒段。据柯南平报告，先生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唯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仅据柯南平报告，日后唐绍仪与海军南下，以及先生组织护法军政府均与德人活动有关。柯南平还称先生当时邀德人同往广州，而柯与雪麦均认为，如此将对双方均为不利，故未前往。（李国祁《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4辑）”（载《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P1021-P1022）
孙之卫士马湘则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收款之事：“这种情况被哈同（犹太人，上海大富翁）得悉，他遂向其好友曾亚伯说：‘中国已经大乱，非孙中山先生莫能为力，若中国衰亡，我在上海亦不能立足。现孙中山先生财政有困难，我极愿助一臂之力。’曹亚伯将哈同的话转告先生（曹亚伯为归国华侨，原籍湖北，亦为老革命党员）。翌日，哈同宴请先生，先生偕同夫人前往，我随行护卫。同席者还有曹亚伯。席间哈同表示极愿帮助先生南下护法经费，先生极为嘉许，但表示拟作为借款。哈同表示捐助此款，出于他的诚意，不必作为借款。中山先生以哈同如此诚恳，便应允了。翌日曹亚伯来访，并带来五大麻袋钞票。先生命曹亚伯用电话向哈同致谢，并告知明日即离开上海。”（载《细说孙中山》，P84）马湘记述此时间为4月11日前一天，时间上倒是丝丝入扣。但我们知道曹亚伯就是柯南平召来专门办理向孙氏提供资金倒段的，且当初孙氏急欲就任“临时大总统”向哈同紧急求助，哈同只给了３万银元，其他资助也仅限于小恩小惠，从无大笔资助，可知“五大麻袋钞票”只可能是德国人的钱。马湘仅卫士而已，知其一不知其二之外，不能排除替孙氏粉饰之可能。
“是年7月先生抵达广州之后，广东督军陈炳焜告诉美国驻广州总领事P.S.海因策尔曼，‘他得到了确凿的消息，在上海的德国人补给了孙中山一百五十万马克，其中以五十万元送给海军，三十万元送给国会议员，剩余部分通过荷兰银行和台湾银行汇来了广州’，陈督军要求了解这些钱放在什么地方。1917年7月14日，英国外交部收到的一份报告亦称：‘一个‘特别可靠’的资料说明，孙中山已于五月初从德国方面获得二百万两的借款”。（同上书，P1022）孙氏1918年4月28日致海因策尔曼的信否认接受德援之事，但我们确凿知道“孙中山送给程璧光军费三十万元，作为护法讨逆之需。”（《中华近世通鉴》主卷，下册，P168）刚因“财尽援绝，而海外华侨又逼还债，正在困途”而解散中华革命党，并表示“决意不问国事”的孙某，哪来钱付给程璧光应付舰队南下开销？五十余名从不吃素的国会议员何来盘缠南下？与孙氏并肩“护法”的陈督军，大概只把收两笔钱的对象弄颠倒了。
两党史家描述的老孙轰轰烈烈搞出来的“南下护法”，原来只是收了德国人贿赂款二百万要完成德国人交办的“倒段运动”，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倒段亦属阻止中国参战以利德国之举。倘若孙竟敢去与段祺瑞“联手”，德国人一怒而披露真相，孙氏必然狼狈不堪。革命面具后面藏污纳垢还有多少？
还在2月28日，段祺瑞就派陆徵祥代表他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段内阁所提出的权利：（一）、逐步提高关税，中方关税由原有的值百抽5增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后，再增为值百抽12．5；（二）、缓付庚子赔款，除德国赔款永远撤销外，协约国赔款缓付十年，在此时间内不加利息；（三）、废止《辛丑条约》关于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中国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国得在使馆区域及京奉路马家堡至山海关之段驻兵等条款。至于义务，同意日本主张，中国不派兵到欧洲，只向协约国提供原料及劳工。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商谈后，公推法、比两国公使答复陆徵祥，对以上各条原则上赞成，另行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并催中国政府先行采取对德宣战的步骤。可知段内阁力主参战是谋求打破不平等条约锁链，考虑的是中国国家利益。
事实上，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之后被指控不恢复“旧国会”而张罗“临时参议院”，为的是中国国家利益，避免对德宣战横遭阻滞。直至8月14日国会解散南迁，冯国璋才得以北京政府名义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名正言顺地在不平等条约壁垒上砸开一个缺口，此乃历史功勋，绝不是两党史家涂污得了的。
参战，使中国国家利益大得补偿。以庚子赔款为例，除美国是1909年主动将赔款系数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之外，其余皆北洋政府所废弃。1914年一战开始，北洋政府宣布扣算三年；至1917年12月1日因参战宣布停付5年。而参战使德国1.076亿、奥匈帝国0.49亿美元赔款余额亦被废止。若连同美国放弃的0.389亿，合计3.54亿美元赔款终结，占余额总数的65%。若计入北洋政府1920年迫使沙俄政府驻华人员全部撤退，1.585亿美元的赔款余额彻底废止；所借沙俄华俄道胜银行2.131亿美元贷款一并废止，以及接受该行在华资产约500万卢布，北洋政府实际上已经成功收回超过庚款的现金利益！若不是孙氏等极力反对参战延误时日，致使奥国三笔借款债权被意大利接管，中国获益会更大。（以上数据采纳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P586、P742、P75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P380）
战后，1924年6月6日，《解决中德战事赔偿及债务办法换文》签字，9日换文生效，中国除收回德国在天津、汉口租界并废止庚款之利外，尚获得德国在华投资及津浦、湖广借款之一半作为战败赔款！此乃近世以来中国获得唯一战胜国赔款。唐启华先生算得“约8400万元之巨额赔偿”；若以上引许涤新、吴承明书P586,表4-21所列数据，1914年德国在华资产及贷款2.647亿美元，这笔赔款取其半约1.3235亿美元。又因协议内有战俘收容费条款，竟然引起法国眼红，居然提出抗议。（《复旦史学专刊》第三辑，P61；另可参阅曾友豪著《中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P122-P125；钱亦石著《中国外交史》，生活书店1947年版，P163-P166）而且，这些经济获益亦事关中国主权完整，孙氏涉嫌收取德国贿赂即滥损中国国家利益，可见一斑。我们只被两党史家喋喋不休地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破坏共和”，倘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原则，这种鸟“共和”破坏得越彻底越好！
（201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