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6 ）
网上读到郭罗基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郭先生言明：“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还介绍说这位“史明先生”是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兼顾德国人做的《毛泽东》传记片的“顾问兼编导”。
（郭文网址：https://bbs.bjzmw.cn/thread-2621-1-1.html）
我猜想取中文“史明”为名，大约寄托着明史之意义。郭文亦应是史明先生观点的表达。长话短说，文章曰：“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这话有些霸蛮，因为毛泽东已经出来过了，说“必然”纯属废话。但“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却是可行的，因为那绝非无足轻重之因素。勒庞在其扛鼎之著《乌合之众》里说过：“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所谓“乱世出英雄”，盖因我们这个乌合之众的民族文化历来崇拜最狡猾、最狠毒、最无赖的大人物；造反的团伙，倘若不能推举这等角色当领袖，必败！国民党之所以能胜过北洋，是因为他们的领袖比北洋军阀缺德；却败给中共，盖因姓蒋的痞不过姓毛的，老蒋成天念叨“礼义廉耻”，你何时听老毛说过这四个字？
文章对老毛专制之抨击无疑有理，但若认定：“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的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就不知其逻辑何来了。
我不知道作者会不会以同样的判读标准，也即“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希特勒，以显示其“客观”。至少中国有句话叫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故想不通作者何以能随心所欲地把老毛一刀切成两半，前一半是天使，后一半是魔王。姑且以史实为据说事。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时，汤芗铭在湖南大开杀戒，仅有姓名可查者便达两万余人之多，湖南人民赠外号“汤屠夫”，可算是“专制魔王”了。举湘一片谴责声中，却有毛泽东对汤氏的赞扬，道：“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治，一洗以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张树勋为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布政之饰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这能算“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
1926年冬，北伐军攻占湖南以后，9月，毛亲自培训的广州农讲所第六届学员毕业，湘籍学员三十人返湘煽起农民运动。时中共湘区领导人李维汉按照中央指示在各地搞农民协会，尚能掌控局面。１２月１７日毛返抵长沙，２０日工、农两会联合举行大会欢迎毛钦差，毛随后连续在各种不同场合多次演说，宣讲他的暴力革命理论。次年元月４日至２月５日，考察五县农运，一路煽起抓杀狂潮。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在口头报告时，还讲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话，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
毛“考察”期间各地农会擅设“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毛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列举了一连串杀掉的“土豪劣绅”姓名，并结论说：“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几乎同时，李维汉代表湖南省委向中央写报告检讨：“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这是当时对左倾幼稚的简称），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有乡村之封建政治。”
但毛之《考察报告》在中共中央亦引起非议，张国焘《我的回忆》里有介绍，此处不赘。恰逢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传到，强调“在现有条件之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指挥之下，消灭封建余孽的运动，必须变为领导农村革命。”实际上要求中共夺取革命领导权搞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中央只能服从，决议把“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对毛的《考察报告》，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大加赞赏，随后印出精装单行本，是为中共首脑人物享此殊荣之首例。而暴力潮也就愈演愈烈，直至４月１１日在长沙枪毙大儒叶德辉，震惊全国。毛掀起的杀戮潮，是否也属于“反对专制魔王”之举？
到了江西苏区，毛氏“专制魔王”禀性有了发挥的平台。以“苏区列宁”自居，尽管有为尊者讳在遮挡，专横跋扈仍可从那些老革命的回忆录里读到。他的小弟毛泽覃也忍不住指责他“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的。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李文林为首的江西省行委与毛发生分歧，毛即于１４日向中央打报告，凭空捏造说：“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绝不能挽救这一危机”。接下去，毛从一方面军开始下手，严刑逼供，恣意株连，大开杀戒，数千忠勇红军将士惨遭屠杀，比蒋介石杀共产党人更多更惨烈！只为维持其“苏区皇帝”之独裁地位。被项英、周恩来制止后，又获得共产国际夸赞并推而广之。各根据地接踵开展杀戮运动，真正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数万红军指战员以及中共党员冤死毛氏屠刀之下。历史证明，没有一个“AB团”或其它名目的“反革命分子”属实，难道这也证明“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
指挥西路军彻底覆亡堪称老毛一生中最为“用兵如神”的狠招。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朱德、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４万余人马与任弼时、贺龙的二方面军之万余人马，抵达甘肃会宁。彼时毛印象中张国焘手下人枪更多，老张有实力至少难得斗垮他。９月１４日即电告朱、张等部署宁夏战役，谓：“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然后布置“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接着制定《十月份作战纲领》，详细部署攻占宁夏之步骤。
然后以成立军委六人团名义，将张国焘支到打拉池，与四方面军主力分开；再下令陈昌浩、徐向前将两个军渡河西进，剩下三个军留在河东。接下来的渡河，毛朝令夕改，两次将奉命已到渡口的九军、三十一军支开，复又令其回渡口过河，白白延宕时日，待国军攻来，西渡中断，四方面军已成功地被一分为二。唯一失算即红五军被阻未能开往打拉池，被迫西渡成为西路军之一部。１１月８日毛下令成立西路军，彻底归他指挥。几乎同时，毛在红军大学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须知，那时西路军根本未吃败仗！直至西安事变前一日，毛还致电陈、徐、董振堂、黄超，祝贺宁都暴动五周年，并望西路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还在１０月２６日，毛命令渡过河的红九军跨越腾格里沙漠奔袭直线距离３５０千米外的定远营，却下令本该夺取宁夏北部的红一方面军从离定远营不足１００千米的灵武一带南下：“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接下去，毛下令成立西路军当日，就认定“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废弃《十月份作战纲领》另定《作战新计划》，这个《新计划》电告了所有部队，唯独不告知徐、陈，使之蒙在鼓里继续执行《作战纲领》。直至几十年后徐向前写回忆录，这才发现有这个《新计划》，目瞪口呆！以后毛一连串电令，亲自指挥西路军同马家军打硬仗，时而西进，时而东返，直至西路军全军覆灭。“又何其毒也！”
１９３７年３月中旬，西路军彻底失败，１７日毛电令李先念等残部：“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终于撒手不管，这三四百残兵没有毛电令指挥却平安抵达新疆了。23日，毛立即迫不及待召开“延安会议”，亲自发起批判张国焘及其路线的斗争。统观之，难道还不够心黑手狠的么？
１９３９年６月２５日，毛批准叶挺、戴季英等枪毙了诱捕的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高敬亭。该支队乃张国焘鄂豫皖旧部红二十八军，时为新四军最强大的一支部队，也是首开对日作战并获胜利的部队。仅因高服从项英不愿意东进，认为不打日军专打“顽军”是不对的。杀高后从四支队分出五、六两个支队来，更重要的是，此后直至皖南事变为止，新四军掀起以黄桥战役为标识的一系列作战，歼灭一批国军敌后部队，扩展了苏皖根据地。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７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平反通知：“遵照毛主席指示，中央军委对高敬亭同志予以平反，并恢复名誉。”老毛何以临终前忽然想起要给早已不为人知的高敬亭平反了？莫不是孔子那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显灵发威吧。
毛之一生，一以贯之“从来就是专制魔王”，根本不存在什么“前后扮演了两个的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那才“不符合事实”。至少，中共党内首开杀戒的正是毛泽东，为保住专制地位固然不惜任何手段，但还需讲究与地位相称的冠冕堂皇，多少得装点斯文大度；在谋取专制权力时更疯狂，比魔王更甚！
文章第二段就更荒唐了，算是我读过的以最玄的玄学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如同分析老毛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一分为二”成“两种马克思主义了。看来作者运用“毛式辩证法”颇为娴熟。
作者称：“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没错，马克思的理论包含了最终的人文关怀，例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那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实现“这样一个联合体”。而要实现它，不但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还必须“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作者鬼扯的“马克思的贡献”就连马克思自己也不承认的。老马说：“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段话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里念过的，是老毛搞文革的招魂幡，“无产阶级专政”摄取了多少生命和血泪，哪来的“人道精神”？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以及众多演说里人文关怀比老马的要多得多，甚至连“让每个德国女郎都有丈夫”也想到了，是否也可以称其纳粹“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须知纳粹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
只有程序正义才是“看得见的正义”，没有程序正义就不存在正义。作者喋喋不休唠叨了半天，只不过为马克思主义披上云遮雾绕的遮羞布。从垃圾里可以寻出无数再生原料，不等于垃圾就不算废弃物；从历史的垃圾里无论找得出多少“终极正义”，程序的非正义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一堆历史垃圾！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给人类带来的人道灾难空前绝后，除了证明没有程序正义而空谈“终极正义”之祸害之外，其本身也已经失去了“人道精神”的光环。再说，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说什么“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纯属诡辩，这类玩文字把戏的饶舌根本不值一驳，跟那些离开马克思就找不着北的人们争辩，你还不如到精神病院唱红歌，据说那还有点疗效。
如今，街上流行的最无耻的说道便是把欧盟繁荣归功于马克思主义，作者不幸也陷入其中：“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还有：“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
如果不是故意健忘的话，《共产党宣言》用了大量篇幅批判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以强调马克思主义跟它们的本质区别，马克思甚至不愿意使用“社会主义”这个单词来描述他的理论。恩格斯弄了个“科学社会主义”以炫耀本理论的与众不同，马克思也只是为之捧场时才罕见地表示了一回认同。必须甄别的是，无论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早在１６世纪就形成思潮了。即使成熟的理论，也早于马克思主义。它的内核只是参与社会，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宰全社会。
１８８０年，当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进程面前日益捉襟见肘之时，恩格斯写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终于愿意放低身板屈就社会主义了，只是还须加上“科学”之嚼口。马克思也只能捧一回场，只是他更愿意将其说成“共产主义的低阶”，也即现在时髦的“初级阶段”。１８９１年再版时恩格斯又做了很多修改，以迎合飞速发展的历史进程。把托拉斯说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虽然他不再提“暴力”而是默许了“和平长入”，仍坚持“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不具有这项准则，亦不存在“消灭私有制”那面旗帜，更不必说它的宪政民主体制。妄说什么“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靠谱吗？值得敬重的恩格斯倒还坦诚，１８９５年临终前几个月，认同议会道路时明确宣布：“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至于欧盟，跟老马有什么关系呢？它只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合理发展。不去扯古代那些见解，近世之１６世纪，法王亨利四世的助手絮利就发表了《宏伟规划》，描述了欧洲国家联盟之初始构想。１７世纪的格劳秀斯、克吕塞进一步提出了欧洲议会、国际仲裁机构的设想。１７１３年，法国人圣皮埃尔便写出《永恒的和平方案》，对于欧洲国家联盟在历史、人文、经济、地理、宗教诸方面的可能性做了详细的论述，明确提出“欧洲邦联”的主张，还拟定了“五项通则”，首次系统地设计了欧洲的国际联盟组织。接下去，卢梭、康德更进一步从自然人性、人民主权、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乃至哲学、法律等方面深化了圣皮埃尔的设计。可以说，马克思还没出世，欧盟的构想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了。去扯什么“马克思的预言”，倘若不属于“无知者无畏也”，那就一定是别有用心的蛊惑。
文章的第三部分基本上属于把官方教科书复述了一通，了无新意。鄙人已有多篇文字批驳过这些腔调，简而言之：中共的胜利归根结底决定于四个主要因素：首先是日本的侵略，这点老毛自己就有多次表态，无须赘述；其次是苏俄的大力援助；第三是国民党无能所作铺垫；第四才是老毛善于运用上述基本条件的能力。至于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之类，不过是粉饰执政合法性的宣传而已，并非决定因素。
很显然，作者的写作思路基本沿袭了教科书所授谎言，例如：“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
此说亦为教科书描述，纯属颠倒黑白。且不论老毛在湖南农运掀起的杀戮风，彭湃观摩后在海陆丰作报告称：“他们对待地主，用了一种极痛快的手段，叫做‘戴高帽’，我们海陆丰还没有做到。即捉来地主，就糊一顶高高的纸帽，写上地主的姓名，戴在他头上，游行示众。跟着走的还有村中儿童，手里都执青竹枝乱嘶乱打，有的还鸣锣高呼口号，然后在稠人广众之中，执行枪决。如此杀却的地主，总计有万余人之多，为我亲眼所见……”；刘少奇在武汉枪毙倾向国民党的工运领导人卢士英等；朱德在南昌先以“人民审判委员会”名义擅杀已投诚国民军的原北洋将领唐福山等九人，又发起“４．２暴动”抓捕国民党程天放等“右派”，并判死刑（后为朱培德阻止）；以及李富春等在南京劫掠领事馆、学校，杀害外籍男女六人，酿成“３．２４南京事件”。所有北伐军已占领地区向非武装平民的杀戮皆中共所为，“第一滴血”是中共捅出来的，倒反是国民党还在那里“温良恭俭让”。
更典型案例的是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日，杨闇公、吴玉章、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在四川泸州所策动的“兵暴”。已编入国民革命军准备参加北伐的川军混成二旅李章甫被诱杀，该旅被全歼，并清洗“右派”大开杀戒，制造了北伐以后第一次流血兵变，并打出“红军第一路”旗号。战事一直持续到次年５月。（以上史实鄙人写有《究竟是蒋介石背叛革命还是革命背叛蒋介石》一文，可参阅。）
文章的第四部分，基于前面三点屁股基本坐歪了，本条便不得不扭着腰身说话。就连既得利益的官僚阶级也没法抹掉４９后老毛那些危害人类罪行，只能竭尽全力化罪为错，避重就轻，以维护继承之合法性。无可否认，作者对于毛氏倒行逆施的现象陈述至少还是批判性的。只是作者意识不到从马克思的理论到毛泽东的实践，都是中世纪陈腐专制改头换面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扑，这种批判也就既别扭又浅薄了。
所谓无产阶级不过只是马克思吹胀起来的气球，所赋予的“先进性”之类也不过是画在气球上的獠牙，吓唬人或许有点用，经不得半点推敲的。那些主宰欲旺盛的文化人，包着的无产阶级的虎皮，确实吓倒了无数人，识字的不识字的都有。恩格斯也说过：“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这些人号称“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行之“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中世纪专制暴政的现代版本。
从历史的大趋势看，当人类文明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在科学以及工业革新运动掺扶下走向宪政民主的自由之路时，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反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谓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统治，本质上依然属于改朝换代，僭主名义更新，统治程序依旧，毫无进步意义可言。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说道之所以百分之百地成为暴君手中利器，绝不是什么“歪曲”的结果，完全是其本性的合理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经历过思想启蒙的工业文明之地无所作为，却能在东方暴政的田野上开花结果，科学的解释是它的本质决定，或者叫“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用这个反科学的说道去诡辩只是徒劳。
至于作者所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同样是诡辩。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选择的“修正主义”道路，正如列宁及其弟子们所说，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什么“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当恩格斯晚年创立第二国际之后，接着用《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不管是认识程度所限还是需要有个台阶，恩格斯还保留了作为宗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权利，但全文贯穿着深刻的反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１８４８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恩格斯以及第二国际彻底扬弃了前述马克思那些“新内容”，废弃暴力，废弃无产阶级专政，选择议会道路，“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就已经是彻底纳入“资产阶级法制”轨道，与其它社会政治势力融合了。至于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之类，前面已经说过，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冠以“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之类，纯属诡辩。
作者费了极大力气去替马克思主义开脱，我们只需稍微动一下脑子便不难提出一个傻问题：“既然‘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那么要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还会有这种‘歪曲’吗？”接着再问一句：“马克思主义除了被‘歪曲’，它还有过不被‘歪曲’的范例吗？”二十世纪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折腾人类社会的世纪，不但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萨达姆、卡扎菲这些混世魔王皆乐此不疲，最兴盛时，非洲５０国里竟然有３０国打着社会主义大旗，几乎无一处不是人权灾难的爆发地。倒是没有马克思幽灵折腾的地方国泰民安。“副作用”如此之大，所谓“济世良药”早就该废弃了。
应该承认，作者对于“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的抨击是不遗余力的。我只是想不明白，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如此钟情于马克思所创立的暴力革命理论呢？那个盆里全都是污水，不但没有“孩子”，就连“受精卵”也摸不出一颗的。即使退一万步说，扬弃马克思主义人类会完蛋还是会遭难？要是都不会，费那么些力气为它张目干啥？
文章最后提倡“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进行全民的反思”，应该是不错的。“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更是切中时弊的好主张。但是，如果还指望靠“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去反思、去“彻底改造”，那只是白日梦。须知，当今中国权力阶级正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由，掩饰既得利益，致使中国不但“出了个毛泽东”，还将他继续供奉于神台，以“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香烛继续燃点，反思个啥？
德国人之所以能将纳粹“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基于纽伦堡审判。纳粹所滥施的危及人类罪行因审判而被彻底揭露并批判，法律伸张了正义，也排除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干扰，这才会导致“全民族抵制和反对”。若不能判断罪与错之界限，若仍视几千万冤魂为“探索一条新路”的小白鼠，一句话，若不以人权作为最高准则，我们只能说胡话。
（２０１１．４．１３初稿，１５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