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13）
早晨起床，只看见一张照片，网络上看到的：一对老夫妇分坐在两边，据说是挪威国王伉俪。中间是一张空着的椅子，上面放着一本绛红色的证书，装帧华丽，制作精美。
人们在等待，等待本该坐在这张椅子上、手捧这本证书的人。他没来，还坐在本不该坐的地方。
看着这张照片，忽然想起早几年闻知北京上演一出荒诞剧：《等待戈多》。介绍说是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1952年用法文发表，1953年首演。又介绍说，贝克特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本证书不知道是否跟这个空椅子上的一样。
传媒曾经哗然，评说这部两幕短剧，各说各的。当时曾经找来剧本，细细品味，试图找到作者作者意欲表达的，也就是传媒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戈多是谁？”结果得知戈多谁也不是，却又什么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主。
口惠，才值得等待；实不至，总是白等。有点像前苏联那个笑话：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无论你朝它走多久，它总是在地平线上。
现在忽然联想起《等待戈多》。人们知道这位戈多是谁，知道他来不了，就连他的奖项代领者也来不了，于是没有期盼，没有等待，只是完成了颁奖仪式，那本证书静静地靠着椅背望着所有参加仪式的人，以及看到仪式影像资料的人。
人们似乎也在等待，等待证书投入主人的怀抱，那位主人是一个人，却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人类最大群体的生存状态。
姜大嫂在发布会上说：中国不高兴。她说这话是代表权力，应该是权力不高兴。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你们白等，戈多是不会来的。老等，我们不高兴了。
戈多会不会来，没人知道。戈多不是上帝，人们却知道。戈多是希望，所以值得等待。（2010.12.11）
接着说下去：
还是在网络上，又阅读了诺和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的演讲词。他说到诺贝尔遗嘱中对于和平奖的先决条件：“各国间友爱”。似乎这也是不断引发争论之所在，抨击诺和奖政治化的呼声无论东西方都很激烈。亚格兰演说中并未避讳，列举了诸多颁奖遭遇所在国诟病的范例，其中包括美国的马丁.路德.金获此奖时的“美国不高兴”。
难道和平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吗？绝对是。战争与和平历来就是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压倒一切！诺和奖的宗旨，正如亚格兰所列举的那些事例所显示，无以逃遁地证明它的政治属性，抨击诺和奖政治化其实很可笑。无论谁，无论其是否具有政界身份，如果他致力于战争或者致力于和平，都属于政治范畴之活动。诺和奖倘若游离出政治范畴，那才滑天下之大稽，它的生命力也早就该终结了。
关键在于评委们的选择，倘若他们评选出来的获奖者背离和平，以现在的观念而言即背离人权，那才应该指责。例如1938年诺和奖，瑞典的一位具有推荐资格的议员推荐了希特勒，为的是同英国首相张伯伦获得提名较劲；也因为希特勒上年下令禁止任何德国人接受任何诺贝尔奖，故想给他一点难堪。但此举显然不明智，至少不是诺和奖宗旨所提倡的，尽管此次提名显属闹剧。
亚格兰演说中提到卡尔•冯•奥西茨基，这位德国和平主义作家兼记者被授予1935年诺和奖。这使得希特勒暴怒，也遭致当时挪威包括国王在内的舆论界抨击，因为奥氏乃纳粹囚徒。奥西茨基的“透露军事情报罪”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前魏玛法官判决的，奥氏不但积极反纳粹，还在其主持的《世界舞台》周刊披露了一系列魏玛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秘密重整军备的内幕，包括潜往苏联训练空军之类高度机密。
诺和奖评委该次评选堪称世纪经典，已经在史册中闪烁永恒的光辉，亚格兰以此为荣并不奇怪。奥氏获刑18个月，接着又在“国会纵火案”之后的恐怖潮中落入纳粹集中营。还在魏玛德国法官判决奥氏有罪时，就遭到国内外和平民主人士的反对，包括流亡美国的爱因斯坦也募捐营救。陷入纳粹集中营后，国际上声援潮中，要求给奥氏诺和奖便是营救手段之一。而纳粹政府则积极打压，尤其是以军事威胁作为恐吓手段。可以这么说，奥氏最后被补授1935年诺和奖，成为首位囹圄中获奖人选，是国际著名人士和组织的积极推荐与纳粹政权的打压共同作用的结果。
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不但某政府如同纳粹政府一样频频给挪威朝野施压，“敌对行为”，“干涉内政”之类外交用语都一样。就连那个“孔子和平奖”，其创意大约也来自希特勒，希氏当年就奥氏获诺和奖而设立了“德意志科学文化奖”以对抗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的老祖宗有些时候还是颇有预见性的。
1992年德国联邦法院终审裁定奥氏原判罪名成立，也即魏玛德国法官所判罪成立，并不得翻案。大概德国联邦法院判决奥氏罪名成立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披露国家军事机密违犯了魏玛德国的法律，无论其正义性如何都不能改变违法行为之性质，因为任何国家均不可能将保守本国军事机密作为恶法加以废弃。此项终审或可争论，而奥氏获得诺和奖似乎跟那次判决关系不大。奥氏的反纳粹谋和平的不懈努力才是获得诺和奖的真谛，评委会对奥西茨基的评价是：表彰他通过新闻出版而对和平事业的杰出贡献，表彰他勇于反抗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似乎给人以启示：一种对于人类文明大势的积极张扬，很可能触犯某一国的某些法律。对这类张扬的表彰，例如诺和奖的授予，无须理会此类法律的限制，即使这类法律仍然成立。那么，类比之，就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只要它不是煽动暴力行为，而是张扬和平进步，诺和奖的授予也是天经地义的。人类社会，总会有一种精神境界存在着，它超越国家、民族、政权之上。以现代文明的发展水平视之，这个精神境界应该是人权观念。倘若凭借国家政权的威慑力去恐吓、限制对人类精神境界的努力追求，也即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注定要遗臭万年。希特勒就是榜样。
作为一种比较现实的考虑，尤其是担当比较重大责任的人物，明智无疑是一种美德。当年挪威国王没有出席1936年奥氏获诺和奖的颁奖礼，理应属于这类明智的表现。纳粹德国组建波罗的海舰队直接以军事威胁恐吓小国挪威，而世界尚未看见能够阻止纳粹军事力量之力量何在，可以理解挪威国王的苦衷。而今世界已经形成人权之共识，扮演当年纳粹所扮演的角色毫无光彩可言，用陈腐的冷战思维模式－即姓社还是姓资－是搪塞不过去的。至少，挪威国王伉俪坐在空椅子两边而不是选择回避，证明了今非昔比这个浅显的道理。
亚格兰的颁奖致辞不露锋芒地谴责了某些现实：“因此，在当今社会不少人忙于数点钞票，很多国家只顾及眼前的本国民族利益或对lxb的倡议和努力置若罔闻时，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再一次决定，通过和平奖的颁发，来支持为全人类利益而奋斗的人们。”当年纳粹凭借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迫使某些国家屈服，今日中国凭借挟持13亿人口这个超级大市场同样迫使某些国家屈服，异曲同工罢了。但世界潮流无可抗拒，一个前景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必将改变中国，绝不可能中国去改变世界！（2010.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