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05）
首先得感谢大鸟兄转过来张博树先生的《“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这篇精彩文章，它令我“爱不释手”，翻来覆去读了几遍。文章娓娓道来丝丝入扣，以一位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功力阐述“关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几乎无懈可击，却又总有些不是滋味。反复思量便有些察觉，作者似乎遵循了黑格尔“根据观念而非事件来理解历史”的观点来诠释“毛泽东年代”。不去恭维作者那些可取的论述，怎么说呢？犹如一锅香喷喷的丝苗米饭，内中却夹杂着些许石英沙砾，磕牙但很难剔除。
先说“客观性”。世上果真有什么客观性么？窃以为没有，无论马克思的客观性抑或张先生所说的客观性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人，皆有其价值观，而且越是学富五车，那价值观也就越根深蒂固。所谓“客观”，说白了就像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种虚妄的理念；即便迁就它说事，那也该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价值观，它本身也就具有浓厚的倾向性，实质上还是不客观的。真能做到彻底客观者，非脑萎缩患者莫属，出门便找不着回家的路了。我倒是愿意听老毛的这句话：“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后面两句不想引用了，那是王婆卖瓜之吆喝，本来就不打算兑现的。
我宁愿说我的所有论说都是主观的，而且特别忌讳踏入客观的泥沼，因为客观的东西必然失去自我，与其说些废话还不如不说。张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张扬客观性，然而其文章并没能、也没想实现这个客观性。他承认持有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并详尽地论述了它。有点类似于黑格尔的客观性。同克劳塞维茨一样，黑格尔认为“战争不能被看作绝对的恶，或者仅仅是一种外部事故”，它不仅表达了民族的主权愿望，还具有建设性、进步性，甚至防腐功能：“国家的腐败是长期和平的产物”，战争可以使之振作因而健康起来。张先生眼里“毛泽东年代”的“意义”，类似于黑格尔眼里战争的“意义”，或者我眼里垃圾的“意义”。
不去纠缠过于学术的“客观”讨论，继续跟进关于“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的问题。张先生很鲜明地亮出他的观点，其一，“他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大独裁者”；其二，“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很真诚的共产党人。”第一点不需啰嗦，如今网上此论汗牛充栋，张先生文中亦不乏举证；与众不同也即主观认定的是第二点，无论“真诚”，也无论“有追求”，两个词都很中性，我们只能从下文中领会张先生赋予它们的内涵。
我理解的是，张先生所诠释的标的应该是共产党一贯标榜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或者如样板戏里一段唱词：“愿天下的劳苦人民得解放”。恕我直言，倘若张先生真的如此认定，那么显然错了。窃以为，老毛真正的标的应该是李锐先生在述及毛早年时所言：“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才是毛终其一生绝对“真诚”、绝对“有追求”的奋斗目标。要说“意义”恐怕也只能从这方面去找。例如他答复赫鲁晓夫：“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此语言简意赅地体现了他为实现政治目的而漠视民命的心态，唯不知张先生是否暗喻共产党人皆应如此。
先绕开主题说几句。我们稍微细心一点便不难发现，从马克思开始直至现在，共产党的所有理论都离不开一根红线：主宰社会。甭管“先进论”、“解放论”、“武装斗争论”、“阶级专政论”等等，全都离不开主宰全社会乃至全人类命运的使命感。毛早年那个“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就已经向我们昭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超强悟性。倘若我们进一步拨开历史之浮尘，还不难看到，酋长、奴隶主、帝王、教皇等全都是主宰欲极强人物。所不同的是他们没那么宏伟的志向，还不敢像马克思那样把主宰范围扩大到全人类。这根红线甚至可以联系到动物世界里去，狮王、猴王、蜂王、蚁后亦皆主宰者。唯有那个被唤作资产阶级的人群，他们胸无大志只晓得参与社会，秉承着古代人性脉络，嚷嚷自由、平等、博爱乃至“三权分立”这类没什么大出息的腔调，满足于从社会这口大锅里分一杯羹便罢。细说尚需另论，此处不赘。
言归正传，也跟着张先生说1949-1976这一段。张说“毛泽东为什么在1952年以后转变初衷，不再搞‘新民主主义’，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我的理解不同，毛写《新民主主义论》是在1940年，那时迫切需要的是招兵买马，还得打着抗日旗号笼络人心，可算作噱头。如果我们阅读《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次次会议记录明确地记载了中共领袖们那时已经决定两步并作一步走，直接干社会主义革命了，结果导致“412”事变；还在江西苏区便已搞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区没有一条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方面将原来“两步走”的第一步变成一步半；另一方面是写给民众看的，甚至还拉扯“新三民主义”借以鱼目混珠，目的是逼蒋搞新民主主义而非老毛自己想搞这个主义。在中共辖区内，除了“减租减息”取代“打土豪分田地”之外，也没有哪条政策实行这个主义。即便如此，毛很快就用“延安整风”把这个主义彻底扔到爪哇国去了。
到1948年斯大林下令其附庸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老毛在江山大势已定、刘少奇从莫斯科传回斯大林旨意后，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以示效忠。所谓新民主主义彻底被扬弃，“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人民民主独裁”等都公开宣示了，哪里还需等到1952年才“不搞新民主主义”？说到底，也即“可理解的逻辑”是，老毛完全视主宰权到手的程度决定其政策，所谈论的任何主义都只是为其主宰欲服务的。
张先生诠释的“反蜕变”，也是浮在水面上的油花，并非问题实质。例如“糖衣炮弹”，纯属“猪八戒上城墙――倒打一耙”之说道。我们无妨翻出阿克顿勋爵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打造绝对权力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不是什么“共产党就有一个被腐蚀的问题”，而是共产党在腐蚀全社会。精神上把持一切平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潜移默化地腐蚀全民心智，扼杀全民族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以及传统道德观；物质上垄断所有自然与社会资源，迫使那些谋生存求发展的人们不得不吐血割肉以换取些许空间，反倒诬人施放什么“糖衣炮弹”。这等高论唯有毛痞子才能构思出来，拾其牙慧恐怕难副“客观”、“逻辑”盛名的。
即使贪污、浪费吧，也是绝对权力敛集社会财富所造成的恶果，为监守者自盗、挥霍浪费创造了方便而且优厚的条件。无数案例表明，那些贪腐官员不管落马者还是漏网者，本来都是好人，是极权体制逼良为娼使之堕落。反倒是洁身自好者需要极大的定力，甚至还不够，你还得具备圆滑技巧，否则妨碍大家伙的生意成害群之马就得被挤出局。重庆那个文强在临刑前遗言中说：“谁不明白，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论语》有记载：“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文强所言，至少反映了某种程度之实情。
主宰者当然不能容忍体制内人员挖墙脚，历朝历代皇上都不允许的。历朝靠苛法严刑并不能阻止贪腐，毛即使采用“三反”、“五反”之类运动方式也止不住。即便毛式超紧缩政策，举国赤贫，亦不能免腐，只不过随行就市价格低些。毛说：“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四清如此折腾，文革如此激烈，“走后门”却如燎原之势遍及国中，更不知有多少女知青成为“性贿赂”之祭品。到现在，越反越腐已成共识，全世界的贪官污吏加起来也抵不上中国的多，如果不说几分之一的话。
张文列举了更多一些此类事实，但很可惜，他虽认为“尽管有个形式上的多党合作，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一党执政，没有什么人、什么力量能监督它。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里面，这样一个政治生态里面，它日益变腐、走向衰退是一个必然过程”，却归咎于“这个危险就是权力自身的异化、变质。”张文还摘录了吴冷西介绍的毛抨击苏联特权阶层的一段讲话，似乎老毛49以后那些倒行逆施都是为了抵御“权力自身的异化、变质”，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例如宪政之类。
这应该是本文最大的误导之处，它与今日毛左们喋喋不休的论调殊途同归，把毛氏犯下的反人类罪淡化为因忧患和抵御“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可能发生蜕变的问题”而举措不当。
但张先生前面的论述可以说是准确的，而后面的结论却悖谬，所谓“危险”并非来自“权力自身的异化、变质”，恰恰相反，它来自权力自身没有“异化、变质”！事实也证明，斯大林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至今赫然列在今日中国宪法中，表明毛氏“基本路线”是成功的、延续的。正因为坚持了毛式极权政治，此项政治腐败酿成社会各层面上的腐败。
49以前，毛以其超凡的举措，打败蒋介石实现了“帝王一代帝王”理想，49以后则致力于实现“圣贤百代帝王”之梦。这是需要作为才可能达成的，当务之急就是从中国革命领袖升格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毛那首《占领南京》的诗，所言之志何止浅薄注家剖析的那等低矮，“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自注便已经扯到“自然界、人类社会”层面上去了，所咏只能是“圣贤百代帝王”之壮志。在同斯诺议论“四个伟大讨嫌”时，领袖、统帅、舵手都要去掉，却愿意留下一个“导师”，亦可印证一斑。
如果他无此野心，而满足于“一代帝王”，于国家、民族、人民乃至共产党本身，都是福音。还在毛刚死那会儿，民间就有评说：“早死十年是斯大林，早死二十年是列宁。”那样的话张先生这篇“意义”评说就很有意义了，只可惜老毛一天也没有“早死”，害得张文之“意义”大打折扣。当国家、民族、人民以及共产党本身，都成为“圣贤百代帝王”的筹码，任由老毛支付，灾难是无可避免的。
刘少奇、江青从斯大林那里获得“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等等。这些话无疑说到老毛心坎里去了，完全符合他的第二阶段壮志，于是立即张罗开始行动。
典型事例是斯大林安排在中国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1949年11月16日，刘少奇致开幕词点名道姓鼓励南洋各国搞武装夺取政权：“武装斗争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在国内所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斯大林曾训令苏联代表团不得发表任何言论冒犯印尼等已获独立的国家，尤其不得表态支持那里的暴力事业。于是其团长对刘之言以退席方式表示抗议。但却受到斯大林批评，他们只得一头雾水回来捧场。
刘因此得意不已，在23日北京庆祝此会闭幕的大会上，刘更进一步说道：“中国工人阶级除开在国内要担负恢复经济、提高生产的繁重的领导责任之外，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胜利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样一种国际责任，是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推脱的，我们应该給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各种援助。”斯大林分派的任务开始落实，毛首先便是倾力协助胡志明的武装斗争，不但帮助他组建并训练军队，还派遣军事顾问协同指挥作战。为了军事物资得以迅速运抵越南，紧急铺设来镇段铁路时不惜拆除黔桂线钢轨以实现尽快通车。
毛本人立国之初便急切赶往苏联晋谒斯大林，苏方负责安排毛访苏事宜的科瓦廖夫报告说毛计划“同斯大林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根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会谈（毛泽东为谈话作了特别精心的准备）。”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也说，毛谈起去苏联的目的时说：“太阳出来了。我要与斯大林同志谈谈东方日出的问题。”叶说，毛“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至于中苏条约之类琐事，毛始终坚持由周恩来等处置，他不想管，仅因刘、周等喋喋不休，这才捎带提及。
但斯大林并无兴趣跟毛谈“根本理论和实践”或者“东方日出的问题”，就连莫洛托夫，斯哲写道：“毛主席向莫洛托夫海阔天空地谈中国革命的历史，党内斗争等，谈的时间很长。但莫洛托夫却表现出沉默，不感兴趣的样子，只是点头听着，既不表态，也不提出任何问题。”这使毛泽东大失所望，乃至于耍了些小脾气。后来签订中苏条约，只是毛下台的台阶，将预定三个月的访问期减少一个月，皆因原计划跟斯大林进行高端探讨落了空，怅然而归。
另一边，毛积极参与金日成攻打韩国的策划，最终力排众议出兵朝鲜；在国内大开杀戒以巩固新生的政权并震慑国民；从大专院校开始全员洗脑，操纵学生斗老师掀起毛式马列主义灌输运动；暴力土改重燃当初痞子运动之火，根本在于把千百年来统治达不到的乡村管辖起来。分田地导致的土地流转甚至未及20%便可知醉翁之意绝非“耕者有其田”那么简单，甚至有些地方所分田地还没长两茬庄稼就开始组织互助组，进而又是合作社，可知历朝历代统治皆不达的县以下，此时都纳入政府掌控之中。至于城市里不准对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下手，只不过是毛精湛的统治术，等农村根据地打造结实，打着公私合营旗号的剥夺也就接踵而至了。新形势下的“农村包围城市”。
再往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这是毛氏专利。仔细瞧瞧，毛氏主宰社会的步调可以算有条不紊，并非被动式的防止“权力自身的异化、变质”，而是主动出击积极进取。“引蛇出洞”该算最精彩的算计。精通中国式统治术的毛，自己也承认胜过秦始皇百倍的。在全方位出击且大获全胜之后，毛更踌躇满志。1957年冬亲率庞大团队奔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与上次访苏那等谦卑判若两人。在气指颐使高谈阔论一通不怕打仗、不怕扔原子弹、不在乎全世界死一半人之后，会场哗然，米高扬甚至起身欲以退席作为抗议。
而此时的苏联已经开始“异化、变质”，批判了“斯大林模式”不到两年，苏联经济就获得飞速发展，赫鲁晓夫高调鼓吹“三和一少”，信心满满要以“和平竞赛”方式15年超过美国。并且，苏联以首发两颗人造卫星显示了领先美国的空间技术，社会主义声望如日中天。不必说那些附庸国，就连亚非拉亦不乏跟风者。这对于老毛的“圣贤”梦是一个打击，同时更是一次强刺激，造成人间惨祸的大跃进，盖由这个刺激引发。
说到底，赫氏与毛氏之分歧在变与不变，赫氏在一定层面上废弃了斯大林模式，毛氏则坚持不懈。赫氏春风得意，灰头土脸的老毛慨叹道：“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大讲“继续革命”、“武装斗争”之类“马列真经”无疑可算是“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但不足以“为首”。毛也意识到“我们树矮，苏联树高”；“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回来后便谋划经济翻身，接着开杭州会议、南宁会议，狠批周恩来、陈云等“反冒进”，不但与“右派似乎相近”，还“完全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棍跑。”毛需要手中有“一把米”，为的是“叫鸡”，叫不来一群鸡是当不成世界革命导师的。发展经济当然可使国家富强，可这个富强只是为“叫鸡”服务的。赫氏要“赶美”，毛氏则要“超英”，如长跑之“紧盯”战术，随时准备要把苏联比下去。在成都会议上下令：“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根本驱动只是那个“圣贤”梦。事实也证明，大跃进的锣鼓响过几轮，报纸上放过一通“卫星”，老毛劲头更足：“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接下去，“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到九月的北戴河会议又跃进一步：“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如果联系到赫氏赶美要15年，老毛的醉翁之意其实还在击败苏联，就连“人民公社”，其实也是为了超越苏联的集体农庄，“一大二公”，直通“共产主义天堂”。只要把苏联比下去，那样就能“叫鸡”来跟着毛跑。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结果，彭德怀有诗为证：“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恼羞成怒的毛一巴掌把彭大将军拍入“反党”冤狱，扬起“反右倾”风帆继续变本加厉地“持续跃进”，几千万饿殍成为“代价”。这绝不是“真诚”、“有追求”所能解释得过去的，无论共产党的理论也无论“真诚的共产党人”，怎么解释都不可能有这等“冻死苍蝇未足奇”之豪气。假如毛属于“真诚的共产党人”，那么彭德怀该算虚情假意了？事实恐怕得颠倒过来，老彭才是真诚的，所以比较傻；老毛不过以其为工具实现“百代帝王”梦，所以聪明透顶。
至于文革，辛子陵先生之“掩盖论”并非没有道理，毛一手制造的大跃进惨祸，我们不去讨论当时是否动摇了毛之权威，若载入史册无疑是极大污迹。古时皇帝亦知道时时提防不留昏君骂名，何况老毛这等烂熟古史之人？刘少奇提醒他“历史要写上你我的”，等于戳了毛的痛处。他跟老彭说“真理在你那边”，当然心知肚明大跃进是一团污迹，何况这污迹还直接威胁到“百代帝王”之伟业。如果毛确如张文所说的那么“真诚”，那么他就会按照“真实的认知逻辑”给老彭他们平反，自己认错就是了。可惜历史并未按张文揭示的逻辑演绎，老毛仅仅皇恩浩荡地打发彭到三线，文革时照样揪回来整死。
为了掩饰一个罪错往往会犯下更大的罪错，此乃早有先鉴的常律。毛自己告诉斯诺，萌生搞垮刘意是在1965年，理应不是胡说。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刘邓不但因毛有病而没通知他与会，要命的是刘还顶牛说四清只应整经济方面的问题，不依不饶认为不应该搅合到阶级斗争上。这就敲打到老毛的“七寸”上了。毛靠着阶级斗争四个字打造“百代帝王”宏基伟业，同时也掩饰掉“人相食”污迹的。兼之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非但不包揽全部责任洗白老毛，还“事不关己”般大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接威胁“百代帝王”美梦成真。迫使老毛不得不以革命压经济，高举“阶级斗争”大旗，借以冲刷掉大跃进带来的血污。废黜这个接班人势在必行。我相信此后老毛必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唯倒刘之目标是明白无误的，在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二百多字中就有“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占十分之一说那两件事，可见其惦记程度。
在七千人大会上效忠了一把的林彪被当作接替者而扶持起来，林善解毛意大造毛思想创造巅峰，更是符合“百代帝王”这个脉络。之所以重用“四人帮”这伙笔杆子，他们的理论造神比林彪那一套更坚实。从65年开始，中国大地上理论风批判风越刮越猛，皆系为“百代帝王”造势之举。尤其可笑的是1967年5月16日，老毛等到半夜也没发现这帮笔杆子有什么动静。不得不屈尊打电话令陈伯达急就宏文为“516通知”定高调，几个理论权威手忙脚乱，总算赶出来《伟大的历史文件》，经毛亲自捉刀修改定稿，马列主义“第三个里程碑”打造完成。文革被夸耀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要做“百代帝王”的梦想有了成真的坚实基础。
所谓天不遂人意，当老毛满心欢喜南下巡幸之首站，武汉“720事件”就迫使他不得不又坐了一次飞机。此事件激起的“极左”狂潮，“揪军内一小撮”、外交部造反派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周恩来不失时机充分利用了一把，逼着毛搞掉王关戚。毛也明白，光靠枪杆子、笔杆子是不够的，任何极权体制的中坚还是官僚阶级，没有他们任何杆子都得饿饭。于是“里程碑”继续勾缝抹灰，“走资派”从《通知》里的“你死我活”，变成“大多数是好的”；工人阶级也不该分裂成两大派；“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也改变为联合、安定。
中国的事情，只能“一派大好”，毛的阶级斗争逻辑从来都是这样演绎的；一旦“两派都是革命组织”，就乱了纲常；加上“老干部”陆续开始出山，无疑也添了许多乱。“好人打好人”的误会出手丝毫不比打坏人来得软。好不容易借着“工宣队”、“军宣队”的魔力，局势得以大致稳定，“九大”可以使文革奏凯鸣金，把林彪接班破天荒写进党章填补刘少奇留下的空缺。
张春桥写的那个“九大”政治报告堪称是为老毛“第三个里程碑”下板上钉钉之结论的，“百代帝王”的牌位也就此确立无疑。谁知林彪无此眼水，既登其位便欲谋其政，自己搞了个治国安邦的政治报告。毛把它给否定了，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治国安邦比“百代帝王”低了远不止一个层次，岂合朕意？林彪气不打一处来，不敢惹老毛于是新仇旧怨全都记在张春桥名下。
或许是为了给九大冲喜，抑或欲借外祸以平内乱，老毛还在珍宝岛设了个战局，毫无防备的昔日“老大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也可以算是小兄弟“而今迈步从头越”扔过去的嘲弄。没曾想这“老大哥”屋里已经分成鹰、鸽两派，那鹰派耿耿于怀设计起“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来了，被老美阻止就在新疆报复，铁列克提越境全歼中国一支巡逻队，一命抵一命出了珍宝岛那口鸟气。
此举却把老毛吓得不轻，高瞻远瞩地算死原子弹一定会扔过来，林彪习惯性地跟着和，“要准备打仗”就成了举国上下之急务。等到柯西金同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晤，敲定10月20日派外交代表团来谈判，圣贤不这么看，他算定此日来的不是代表团而是原子弹，一声令下让所有高干全都撤出北京城，连日子都限定在此日之前。然后身先士卒不是上阵而是辞庙，惶惶然奔武汉去也！跟着跑到苏州的林彪帮着添乱，凑热闹电话指示要留守在京的黄永胜“加强战备”，值班的副总长阎仲川手多，在电话记录上平添“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做标题。
这一传达也就扩散了，汪东兴说毛得知后震怒不已。我倒是想问题恐怕不出在“第一个号令”上，借题发挥罢了。19号苏联那边飞过来的不是原子弹而是代表团，当上圣贤后的第一道圣旨就判断失误，几百上千“老同志”本来就憋了好几年的气，这回又被老毛折腾了个鸡犬不宁，出了个大洋相。震怒不过是李代桃僵的老计谋罢了，林彪若识相本该替主子担纲的，何况他本来就鞍前马后凑了许多热闹，承担全部责任亦不算太冤枉。
谁知这回林彪不干了，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也需要有面子的，更何况还有“四人帮”那伙人在一旁虎视眈眈。毛开始敲打林彪，滑稽的是居然玩起“清君侧”的把戏来了，从陈伯达开始，延及林身边各大将。最终导致913事件，差点把他气死。人们这才发现，似乎老毛还没想搞垮林彪，只打算教训他。推论一下似乎也合理，一直到死，老毛始终没找到满意的接班人，最终钦定华国锋也属没办法的办法。读这段史料我常感纳闷：交班人跟接班人之间竟然如此忌讳沟通，像初恋的中学生一般递几个条子，正常吗？张先生要从老毛一系列不合逻辑的举措里“建构解释历史的更合理的逻辑链条”，是否有自作多情之嫌？
1964年底那次中央工作会议，老毛手持“党章”、“宪法”臭贬刘邓不让他与会是剥夺了他的合法权利。可从那以后他自己却开始修炼“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功夫，做起太上皇来了。研究工作的会议哪怕政治局开会，他基本不参加，会议结论送呈，一锤定音。为四届人大人选问题，周恩来、王洪文轮番飞长沙请示可算典型案例，他老人家似睡似醒不时哼几句近乎不着边际的话，我们尚不得知见到的是否已被掐头去尾。彻底的“圣贤”做派。我们如果从事件入手而不是从观念入手解读历史，“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被他老人家这等随心所欲玩弄于股掌，形同玩具。该咋算？
张文说：“如果我们把它归结为罪恶的话，那么显然它的罪恶不仅仅是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当然，制度的罪恶或罪错与个人的罪恶或罪错不能完全划等号。毛有他必须承担的个人责任。但是我仍然认为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来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这个认知逻辑就不知路向何方了，我不知道张先生是否还有雅兴据此逻辑去分析一下希特勒、斯大林，至少这两位在整死人方面远不如老毛厉害！
撇开斯大林不谈，如果我们阅读相关文书资料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之类便不难发现：纳粹德国与毛记新中国竟然如此相似，几乎到了惊人之地步。所不同者，希特勒的打击对象是犹太民族，它有固定的边界限制，所导致的恐怖是有限的；毛打击的对象是阶级敌人，它的边界限制是弹性的，所导致的恐怕也就无限。但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毛难望希特勒项背。且不说令中国人发狂的奥运、亚运火炬传递是老希的发明，高速公路、喷气飞行、火箭导弹、核技术等亦皆开创者，就连我们现在得意不已的“高铁”，也是纳粹首创，1934年就创下时速超230公里之纪录，竟然保持了24年！经济上1932年至1937年德国GDP平均增长率约16%，比我们的“保8”高一倍。民生方面，1932年德国失业率45%，约600万人没有工作；1937年失业不足百万；国民收入增长一倍，与GDP增长持平。如今中国人熟知的“大众汽车”更是老希亲自命名创建的品牌，寓意每个德国成年人都有一辆汽车，而且单价不得高于396美元。老希甚至放言“让每个德国女郎都有丈夫”，比“毛主席关心咱社里人”还要无微不至。
若按张式“建构解释历史的更合理的逻辑链条”来评述，希特勒是否也该“一分为二”？所以，人权才是根本，罪与非罪只能依据人权状况评判。老毛的反人类罪古今中外无人能匹，仅仅是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就足够定罪了！倘若书生气十足地狗扯羊肠，故弄玄虚绕开人权标准“来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那才“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捎带一句：今日中国之所以还有如此多为毛叫屈者，除了证明此地人权意识淡漠、奴才意识浓郁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2010.12.5）
“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关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第1讲）
张博树
昨天上午我接了一个老同学的电话，这个老同学也在大学里带研究生、教书。他跟我讲，他带的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本来开了一门叫《资本论与当代世界》的选修课，让教务部门统计学生人数。结果怎么样？一个人选的都没有！这让我这个老同学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如果说学别的专业的学生不选这门课还可以，他自己带的研究生，自己的专业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都不选！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的一级学科啊! 他在电话里跟我抱怨了半天。我说那还不简单，你把它搞成必修课就完了，选也得选，不选也得选（笑声）。我这位老同学接着讲，现在的很多学生缺乏公共关怀，在治学上也很少深入钻研的精神，更不用说对什么马克思主义了，那不过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的话让我也有很多的感慨。60年过来，今天中国经济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却极不乐观。有种令人扼腕的感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有这么个读书班，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特别是大部分人还都很年轻，有这样的积极性，愿意坐在一块讨论一些学问、学理和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很难得。我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块来切磋这些问题。
我想这个读书班的目的首先是大家在学理层面的交流和沟通。W老师已经讲过一次，我今天是第一次讲。我和W也经常沟通这方面的想法。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从中国的学术建构和发展来看，有很多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探讨的学理性的问题，但我们探讨的空气、氛围远远不够。不管是像我和W这个年龄层的人，还是像在座的30岁左右年龄层的人，这个问题都存在。这显然不是好现象，我们应该通过努力改变这种现象，让学理的研究更深入。另外，我和W都感觉要研究的问题很多，靠一人之力干不过来。W的身体不太好，所以他的这种感觉更强烈。觉得要研究的东西很多，做不完。所以很希望有更多的同道，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能够继续这个事情。把这个研究工作方方面面地深入下去。
我自己这些年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它的发生和演变，演变的机理和背后的逻辑。这个课题本身就很大，不要说把和它有关的方方面面都谈透，就便谈出一个基本的东西出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这个问题会连带很多的相关问题，把它们全部整明白绝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希望学术的研究，学理的探讨能够成为一种集体的事情，大家能够从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研究角度上彼此沟通，有共同的话题能在一起切磋。如果有这么一个集体，那不但是难能可贵的，而且的确是很需要的，所以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读书班。
治学方法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主题总的来说和政治哲学相关，或说是政治哲学如何应用于中国现代转型研究，如何应用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研究。我特别想强调治学方法的重要，欲要攻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治学方法上面做一些讨论。在座的各位专业不尽相同，有学文史哲的，有学政法的、财经的、新闻的等等，每个人专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虽然大家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的关切，特别是公共问题，但是在治学上毕竟有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们在治学和学理探讨的方法论的层面更多地做一些研讨，是不是更有意义一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话题，在方法论层面做较深入的引申，来体会如何健全我们的思考。这样，我们在读书班上聊的话题，可能会对大家自己的专业研究有所启发和帮助。我个人过去的治学经历告诉我，在治学过程中你所掌握的知识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不是有个对你而言是合理的、合适的方法可能更重要。你所掌握的知识实际是要靠你所认为正确的方法来加以统摄的，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将决定你如何处理这些知识。这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方法问题实在是治学、研究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和方法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所谓出发点，或者叫立场。方法和立场这两者有关，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大家看问题肯定要有一个基本点，或者叫出发点、立场，这个立场对不对，对你最后的结论如何是很重要的。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面临各种实际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有各种不同的立场，比如说自由主义是一种立场，新左派也是一种立场；民族主义是一种立场，世界主义也是一种立场，等等。这都是不同的立场。立场不同当然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立场和方法之间还有一层关系。假设你有了一个自认为是正确的立场，你观察问题的方法也不一定是对的。有一个好的立场，不一定意味着有一个好的方法。我这个“好”字用的不是很严格。比如说，自由主义立场我们认为是一个“好”的立场，或正确的立场，但同样持有自由主义信念的人，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有时甚至会有很大的冲突。这就和方法有关。如果有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更为科学也更为适宜的方法，它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论证所认为正确的立场，并得出更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所以方法问题在这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到此为止，我们还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这样抽象地来谈。
历史的“意义”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下面我想结合几个具体的话题来展开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是第一讲，题目是：“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这是主标题。后面有个副标题叫做“关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我用这个做标题是有讲究的：是否有“意义”，这个“意义”怎么理解？事实上，对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今天是存在很大争议的。这个争议在我看来，恰好可以把它归结到刚才我所说的治学所涉及的基本方法问题。所以“毛泽东年代是否有意义”正好可以作为我们切入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刚才谈到，关于如何评价毛、如何看1949年到1976年的这段历史，目前争议是很大的。近年来有个新派别，既不同于官方正统派、也不同于新左派的新派别，人们把他们叫“毛派”。毛派目前非常活跃，不知道你们平时是不是光顾《旗帜网》或《乌有之乡》这类的网站？有时候我上去看看，乌有之乡书店我也去过，搞得很红火。书店里边卖有关毛时代的各类书籍，有些是他们自己印的内部读物，另外每周有一次讲座，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参加，能量蛮大的。那么，毛派主张些什么呢？简而言之，毛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一切是对毛主席所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背叛，用毛主席的话叫修正主义的复辟，邓小平就开始复辟了，江泽民复辟得更厉害，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胡温。毛主席那时候讲反修防修，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你看现在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的特权阶级有多厉害？据说全国最富有的群体80%以上是高干子弟，大概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太好去做一个详细的统计，网上经常有这类的消息。现在特权阶级的发展、权贵资本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当年毛泽东反修防修、防止共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是对的。所以要解决今天的问题，毛派人士的观点也很简单，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要用毛的继续革命理论来解决今天社会面临的问题。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时代是全盘肯定的。有些朋友质疑这些人的真诚性，认为他们有投机成分。我倒宁愿假设毛派主张是真诚的，尽管他们的论证逻辑常常充满了混乱。前不久毛派人士联名提出处级以上的党政干部要实行财产公开和公示，他们还专门搞了一个公开信，附了一个自己拟定的法律法案，意思是他们在这个方面是在很认真地在谈这个事情。这是一端。
另外一端，自由主义，它基本上对毛泽东那个年代是否定的，认为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极权主义者，最大的独裁者，在毛统治的历史时期里曾经发生过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比如，过去讲60年代初发生过三年自然灾害。现在自由派不这么讲，哪有什么自然灾害？什么天灾？纯粹就是人祸。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虚报产量、欺上瞒下，等等，因为这些“人祸”，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至少在3000万人以上！毛泽东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当家人，自然要对此承担责任。这是现在的自由派人士基本的共识。还有更极端的，海外的一些比较极端的团体，包括法轮功组织，一天到晚要“天灭中共”，认为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好东西，是一种邪恶的力量。这当然是一种更极端的观点。
总之，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全然不同。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对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掌权的时代，以至于对毛泽东本人，到底怎么看才更合理？更科学？当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把它当成学问研究的对象时，就必然面临这样的询问。显然，要科学地看待历史、研究历史，既需要立场，也需要方法。立场我们说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部分还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但是即便是自由派，大家同一个立场，由于方法不同，最后的结论也可能不一样的。我先坦白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立场，换句话说，我承认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独裁者。但是不是这样一句话就把事情全部概括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毛是一个独裁者不假，但评价毛还有其他的尺度，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也还有其他各种复杂的因素需要考量。
有些自由派学者倾向于把这段历史说成是毛个人的一种胡闹，在我看来这种见解是肤浅的。从学理上来讲，如果我们说某一段历史基本上是胡闹，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瞎折腾的结果，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自己会陷入一种很浅薄的状态，因为历史在这个时候（对观察者而言）变成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可有可无的、没有道理可寻的东西。当我们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历史的时候，就很危险了，因为研究者本人陷入了一种主观性，他丢掉了历史研究当中应该有的客观性。这个“客观性”我要解释一下，它指的不是我们现在公共政治课里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性”的界定，我所说的客观性更多的是指历史哲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客观性。解释学有所谓“视界融合”一说，指人的理解活动总是要不断突破原来认知的相对狭窄，而达到一个更宽广的境界。这里边已经包含了理解过程中主观和客观在不断的融合当中的统一。
那么，在历史哲学视野内，什么叫做“意义”？什么叫做“客观性”？就像对毛泽东那个年代，我们怎么来判断那段历史是不是有“意义”？又在什么含义上来定义它？我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首先，当我们说历史是有意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假设了这样一段历史，它在整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是构成性的东西，它是历史演进当中的一个现实性的环节。什么叫做现实性？大家如果熟悉黑格尔的话就会知道，现实性是指在发展当中表现为某种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那些东西。这是一层意思，它构成历史演进当中的一个构成性的环节，或者叫一个现实的环节，因此它具有“客观性”。第二，这个环节对于研究者而言应该是可理解的。所谓可理解的意思是研究对象在自己的演变和展开的过程当中有它自己的逻辑。对于研究者来讲，他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个逻辑是什么。如果你认为这个过程是一种胡闹，就谈不上什么逻辑了，或者至多是一种肤浅的、被歪曲的逻辑。对毛泽东这段历史，1949年到1976年，如果我们试图去发现这段历史背后所体现的真实的逻辑，试图去挖掘这当中作为整个历史演进进程中的那些构成性的要素，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掌权年代所包含的历史韵律确实是“多声部”的，隐含着很复杂的东西。
从共产党的奋斗史中理解它的演变史、衰败史
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正面去讲对这段历史应该怎么看。我们谈的还是一般的逻辑和方法论的东西。下面我来谈些更具体的。就毛泽东这段历史来讲，我们在把握这个话题的时候，有几层意思可以体现我所说的历史的可理解性，历史的有意义性。换言之，在把握历史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不同的侧面来深入我们所研究的对象。
首先，应该从整体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的某一个片段，从整体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片段。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讲，“毛泽东年代”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以后一直到现在整个演变当中的一个历史时段。我们在分析1949年到1976年这段共和国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本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在对这段历史做出某种评价的时候，首先要把它放到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的整个历史演进过程当中。甚至，这个时间尺度还可以放得更大一点，可以从近代中国的整个演变、转型的角度来看，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把它放到这样的一个转型当中来看，毛泽东掌权这段历史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在这样一个大时间概念里边，我们会发现，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的革命政党，它本来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革命理念的，那就是要完成对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改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1840年以后又横遭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共产党就是一方面要带领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后来又加了一个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设想来实现一种社会改造，同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乃至于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理念，从共产党建立的那天就有，后边有一个不断深化和调整的过程，但核心始终没有变。从它的历史演进的延续性来讲，逻辑上是有这个东西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实际上标志着共产党已经可以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来推动它的社会改造理念的实施。大家知道，后来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发生了很多灾难，这些灾难有的和理念本身有关，有的则是背离理念的产物。但你不能说，共产党开始就没有这个理念，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农民造反，或者是几个野心家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胡乱折腾而已。因此，重要的是，需要在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在理念自身的演变过程中，在理念和权力结合后发生的变异中，在理念和实践不断发生的冲突中去理解共产党的历史。说得更精确一点，是在理解共产党的整个奋斗史的过程当中，去理解它的演变史、衰败史。共产党的整个演变过程的确有一个重要现象，一个最基本的矛盾，那就是它建党之初、建政之初的理念的真诚性和它在后来的演变中越来越充分暴露的体制的荒谬性、悖理性、反文明性，这两个之间构成了矛盾。共产党开始的革命理念有很真诚的一面，但是经过几十年演变到今天，不管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如何讲，事实上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客观上为权贵资本提供保护的体制，一个新的“官僚资本主义”的体制，这个体制和它原来的理念，1921年建党的理念之间发生了很大的、翻转性的变化。这样一种悖谬的存在是当代中国史上非常深刻的现象，是一种历史性的悖谬。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学理上来研究这样一种悖谬如何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既坚持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同时也满足了中国建设一个民主社会的价值需求。
其次，具体到毛泽东本人，我们在研究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要把他这个人物的个人行动放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当中。我们要寻找毛泽东作为行动者行动背后的逻辑，尽可能地去寻找这种行动和它的历史场景之间可能的关系和可理解的因素。毛泽东执政期间发生了很多现在看来是极其荒唐的事情，比如大跃进的土法炼钢、放卫星、亩产万斤粮等等，这些今天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怎么会发生？但这些事情的确是发生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访问学者的时候，在那里看50年代的《人民日报》，特别是1958年前后的《人民日报》。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馆藏资料很全，我特意把那时的报纸找出来，专门用了一天的时间去翻阅。白纸黑字，套红印刷，非常醒目。举个例子：1958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出“湖北孝感长风社乘长风破万里浪，早稻亩产一万五千斤”。8月8日又刊出“全民办钢铁，处处报丰收，全国新建一万一千多座土洋小高炉”。8月9日报道“高产榜上三颗新星：马铃薯亩产39220斤，玉米亩产4128斤，花生亩产4207斤”。8月11日则报道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安国县，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总之，我们现在觉得是笑话的事，当时可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这些事的确在历史上发生过，尽管我们今天看起来十分的荒唐。不能说那一代的人全是神经病、疯子，这里肯定有它背后的需要深入挖掘的原因。越是荒唐的事情，假如你能够从中发现它背后可理解的因素，你的历史研究就做的越深，你就越能够去把握历史的真实的脉动。
总之，立场问题、方法问题都很重要。第三层面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这也是作为具体的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没有基本材料作支持，你的立场、方法都是虚的；当然，反过来讲也同样成立：没有正确的立场、方法，你对材料的取舍、解读也会发生问题，有时甚至是很大的问题。下面我想结合毛泽东的这段历史，来讲一下这三个东西如何结合，如何才能达到我们所追求的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
我对毛泽东的两条基本判断
我个人对毛泽东的基本判断，第一条，他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大独裁者，我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特别是延安时代以来，毛泽东坐上党内的第一把交椅，党内斗争的残酷，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血腥，都能够证明毛泽东身上的确有很多中国古代帝王所具有的东西，讲究统治术，讲究法家那套驾驭臣子的手段和方法。同时他又融合了很多现代极权主义的东西，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里边学了不少驾驭一个现代革命党、现代革命政权的道道儿。这两个东西揉在一起可不得了。毛在治理党和国家的过程当中，他的独裁的东西的确是很明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转瞬间把他多年的同事、战友毫不留情地置于脚下，这大概是我们常人做不出来的。这的确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很真诚的共产党人。这是我的第二个判断。这个判断最容易引起争议。毛派的人士估计很赞成：有个自由主义者居然也承认毛主席是真诚的共